逆城市化（共7篇）
逆城市化 篇1
1对“逆城市化”的理解
“逆城市化” 这一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 它是指在城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密度过大、 就业形势严峻、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犯罪增长、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引起的人口向郊区或卫星城迁移;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由于交通、通信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原因,出现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趋势,也就是专家所称的“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这一概念是相对城市化而言的,一般来说城市化分为4个阶段:起步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 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我们不难看出,逆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中后期, 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
有些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的倒退,是一种消极的过程,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这种现象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正在丧失其经济基础,城市衰退和城市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的确如此吗?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逆城市化对于城市化的作用是积极的, 它的出现标志着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从人口转移的角度分析。 逆城市化过程中,迁入郊区或农村的人口并非重操旧业务农, 而仅仅是改变了其居住的环境,他们在就业、生活方式、价值标准等方面仍然是城市型的。 根据美国的经验,逆城市化的初始阶段最先走出城市的是富人,他们有经济实力逃离“城市病”笼罩的大都市。 他们搬出城市后,城市附近的基础设施相应的也就建立起来了。 然后,中产阶级也开始走出城市,使得更多的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到最后形成了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 这个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 我们通过这个过程不难看出,对于大城市来说,这是城市的“流失”,而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则是一次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集中。 这种集中无论对于城市化的发展,还是全域城市化的实现,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对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推进作用。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将城市、农村、小城镇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统一的一元化城市整体结构。 农业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基础上、 统一协调的一元化社会整体。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种农业社会的整体性受到了破坏。 在相当长的是一段时间内表现为先进的工业化与落后的农业化并存的局面,表现出二元经济特征。 当城市化发展到逆城市化阶段的时候,城市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大量进入农村,促使城乡实现共同繁荣。 在逆城市化的过程中,小城镇和农村的规划、建设、发展注重与中心城市的 “对接”。 同时,提高小城镇的消费能力和吸引消费的能力,其本质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为二三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可见,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推进城镇和乡村实现跨越式发展, 逐步实现统一的一元化城市结构是切实可行的。
2我国的“逆城市化”现状
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非常迅猛。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短短的30年间,国内出现了许多大都市、城市群、城市带,整体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最近几年,部分学者提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初级阶段已经完成,进入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逆城市化阶段,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得不承认现阶段少部分城市的城市化程度已经达到了“逆城市化”的要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城市,但国内整体表现出的“逆城市化”现象是一种表面的、病态的。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化发展方向上的偏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我们的城市化简单等同于工业化, 现阶段部分地区的城市化甚至还沿用这种理念。 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一种旧的思维模式。 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这种模式是非常有效率的、必要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劳动力、资源、生产要素的集中,但并非长久之计。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模式所关注是简单的城市建设、城市规模,以致许多城市的城市化出现了“同一性”现象,千篇一律的高楼林立、CBD成群似乎成了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据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80%来源于“钢筋水泥”,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这种“城市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一、城市技术进步脚步迟缓。
第二,“中国风”的逆城市化现象。城市人口向郊区移动是逆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由于城市的发展使得工业布局过分集中,导致环境恶化、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犯罪增长等。 城市中心区人口开始向郊区移动,在城市周围建“新城”和“卫星城”,将城市的文化、产业一并带到郊区,在缓解“城市病”的同时,缩小了城郊之间的差别。 这种逆城市化的潮流近年来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部分一、二线城市尤为明显,但其本质与逆城市化现象相去甚远。 随着城市的扩张,农村、郊区的土地资源巨幅增值,人们放弃了原有的城市户口,积极地投入到争抢农村户口的队伍中。 户口在农村,可以享受到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 这种“中国风”的逆城市化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 它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催生出来的,这种单纯的户籍变动, 而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并没有同时进行的“逆城市化”应称之为 “伪逆城市化”。
第三,城市人口的“流失”并非主动。目前放弃城市生活的群体大多表现为由一线超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并不是向大城市周边郊区、农村转移。 其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过高,生活压力过大,而且并未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转移。 而在真正的“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农村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离开大城市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被迫离开”,由于生活几乎入不敷出,户籍门槛难以跨越,“逃离”成为其一种理性的选择。
3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启示
第一,城市化的观念转变。 经过几百年的城市化历程,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的认识已经从最初工业城市化误区中走出来。 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 其生产职能逐步弱化,而流通、决策、管理、服务、科研和信息处理等职能日益强大,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与工业生产活动相比,第三产业活动占地面积小、工作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对环境影响小等特点,使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城市主导的产业部门。 美国借助逆城市化阶段,用了几十年时间,慢慢把工业从城市中转移出去,转而大力发展服务业,现阶段美国服务业的产值是工业产值的3倍。 短期内建立起如美国一样的庞大的服务业体系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没有服务业来支撑城市的发展,在工业城市化停止的那一刻, 城市发展也就停止了。 因此,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发达国家是按照人口的自然流动规律来发展城市的, 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生产要素自然选择的过程。 德国汉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平方千米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德国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是两个地区的福利是一样的,整体配套设施是一样的。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妨碍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政治因素。 从经济上看,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无非是公共资源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配置不平衡。 但由于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机械地按行政区划平均配置公共资源也是不科学的。 公共资源配置,必须充分考虑到2.11亿流动人口这个巨大而充满变数的群体, 应该是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公共资源,可以参考西方国家,引入教育券、 医疗券等形式,让老百姓特别是流动人口有选择的权利。
第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是经历了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在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城市问题以后,又出现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人口向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迁移,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必要走先发展大城市、然后再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弯路”,而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开始就优先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控制大城市的发展。 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只看到了西方国家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 而忽略了发展大城市的作用。 大城市工业基础坚实、部门齐全、结构合理、配套服务设施完善, 容易形成有主导力量的专业化生产, 便于发挥集聚效应。 大中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对周围地区的小城市有辐射作用。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基本特征, 也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承认这一规律,要想超越大城市发展阶段,按照主观意志强行遏制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阻碍城市化的正常运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资金短缺、规模小、布局分散、效益差、大量占用耕地、破坏资源、环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单一低下、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缺乏、投资环境差等问题,不仅成为这些城市和城镇发展的极大障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虽然,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道路解决了城市环境恶化、人口拥挤等“城市病”问题,并且使整个社会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但逆城市化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 一些新兴的工业、 产业经济活动中心以及资本和劳动力随着人口的逆向流动也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使得大城市经济活动水平下降,导致了大城市的衰退;其次,随着城市中大量中高收入者的迁出,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低收入者的聚集地,有的甚至沦为贫民窟;最后, 大量集中的 “钟摆式” 人口流动模式对城市交通造成了巨大压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城市道路的承载能力。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是城市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导致的,不能因为逆城市化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否定它的积极作用,总体上看,逆城市化的正面作用是大于其负面影响的。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正是这种逆城市化问题的出现为城市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再城市化”埋下了伏笔。
4小结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高级阶段, 是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比率稳步提高,近年来许多地区还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化已进入了逆城市化阶段, 西方国家出现逆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流动是自主选择向小城镇靠拢,而我们所谓的“逆城市化”则并非是人们的自由选择,而是由户籍制度、 土地的高额利益诱惑、大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等因素引起的,是一种“伪逆城市化”现象。 就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程度来看,其仍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初级或中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出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我国在探索城市化道路的同时,要认清现状,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 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不能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模式, 必须立足本国实际,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走多元化道路,协调发展大城市与中小城市。
逆城市化 篇2
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环节。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这显然与城市化初衷相悖而驰。
户籍“含金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居住地的选择。城市户口的“含金量”通常高于农村。城市户口意味着城里人能够比农民得到更多更优的公共服务。过去，只要有城市户口，个人的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就有保障。相比之下，在农村，农民收入主要来自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业，农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也远低于城市。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体现的是城乡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农民进城，自然希望得到城市户口。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也接收了大量农民。但是，在各种门槛面前，进城农民得到城市户口的机会是有限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工季节性迁徙。特别是，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更是人类迁移史上最壮观的现象。
当然，只要有机会，农民工也会设法获得城市户口。成长在城市，只是偶然间回过农村老家或甚至从未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开始大量出现。他们对城市户口的期盼就是他们人生梦想的最大组成部分。
梦想归梦想，梦想最终还是要照进现实的。户籍制度取消是大势所趋，短期内，要消除城乡户口“含金量”差异，除了缩小城乡差距和城乡自由迁移之外，别无其他。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早已列为公共政策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近年来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进，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一系列下乡政策的推行，农村户口所代表的公共服务也在改善。国家“三农”投入持续较快增长。相对而言，城市户口的公共服务“含金量”变得不是那么突出。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城市户口不再意味着城市就业机会，就业更多地与个人能力有关。
现实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不同人群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也不同。城市内部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医疗保险制度不统一，教育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个人纵然有机会获得城市户口，也不见得就能得到较好的公共服务。相比之下，在广大农村，至少还有土地可以依靠。而且，农村集体土地在城镇化进程中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农村户籍人口带来远多于农业的收入，农村户籍的“含金量”悄然升值。对于城郊以及土地可能被征用的农村来说，农村户口的“含金量”更是一般的城市户口所不可比拟的。这样，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其实也就是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正常现象，关键的是最终要取消户籍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
逆城市化：三个人的还乡故事 篇3
从写字楼到玉米地：
都市新农夫周玉堂的乡土实验
放弃IT白领生涯回乡创业的周玉堂著有《从写字楼到玉米地》，副标很长：十年IT，五年农场，史上最强白领的田园回归运动。他在城里的生活过得不错，但“一眼就把这辈子的日子看到了头”。最后他决定务农，租300亩地种玉米。
2007年，周玉堂所在的公司成功上市，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兑现了所持有的原始股份，并且重新签署了就业协议，变成给公司打工。然而这件事对他而言，意味着拿到了一笔10年IT职业的买断款。
虽然周玉堂一家在城市里的生活还算比较好，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买车买房，把儿子养大，慢慢还清贷款，然后准备退休养老。城市的生活精彩纷呈，但是也充满了陷阱，充满了压力。”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他的担忧越发沉重。“不如归去”的声音开始在周玉堂耳边回荡，他决定回到农村。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忧虑，对于惯居于城市多年的家庭来说，农村生活太不方便了。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周玉堂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之策——横跨两个世界。他把家安在桂林、柳州，然后在农村做实业。“并不是因为热爱农业，我才做农业，做农业是盘算千条路后的选择。实际上，经营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开始真正地热爱这个事业。”他后来坦承。
于是，2008年周玉堂在老家——柳州下面的农村租了300亩土地，开始了他的新农夫之路。虽然在IT领域干得很不错，但是初闯农业，一切对于周玉堂来讲完全陌生。他开始研究种植哪些作物，到种植环境、经营管理、投资机械建设……一系列的事情慢慢从头摸索。
周玉堂说，他是第一个在当地大规模种植玉米的人。经过潜心研究，精心护养，加上土地非常合适，他种植的美国“金狮王”品种玉米长势很生猛。下一步，他正谋划着更多的出路，甚至打算出口到收入更高的国家。
“归隐”山水间的城市中产：寻找乡村，也寻找自我
有钱有闲的中产阶层，正纷纷走在成为中国版彼得·梅尔的路上。有些人算半隐居，在乡下找块地盖好房子，一到度假就直奔乡下，燕子衔泥般整治自己的窝，打算退休后回来长住；有些人则彻底抛掉了城市里的一切，过起归隐生活。
彼得·梅尔分享在乡村隐居的经验：首先得学会和自己相处，能够娱乐自己，而不是靠城市里那些便利的娱乐设施。在乡间，他有太多的事要忙，根本没有时间无聊。所以，要是又想要田园的宁静又希望有高速Wi-Fi和iPad，那还是算了吧。
一样是“逃离北上广”，于然没有像他的那些中产阶级朋友一样移民海外， 吸引于然的，是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双廊的村子。就在于然决定迁到此地前，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靠海的闲置土地几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这些土地的，无一例外都是像于然一样的外地人。
在过去的十年间，于然顺风顺水，房地产做了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后转做金融，公司正筹备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外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圈子。
然而，光鲜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于然和妻子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手机不敢关，应酬不能拒。两人忙到连交流的时间都没有。由于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经常绞在一起。裂痕终于在2009年出现，两人闹到不可开交。
“生活中出现了反推力，要么反抗，要么妥协。”在过去的日子，于然通常采取的是妥协，因为这样“省时间”，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妥协？
直到他看到了大理那片海。
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 找地、签合同，一个星期内，于然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角色转换：从上海的一位高级白领变身为洱海边的一位新居民。
现在的于然也和双廊村民一样，不必穿着考究的服饰去上班，更不用在拥挤的地铁里用尽全力争取一个可以容纳双脚的位置。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如今，他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于然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廖晓义的乡村改造运动：
在世界角落做观念传播者
她看起来和农妇别无二致，无人看得出这个一身布衣的中年女子曾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人士。
廖晓义曾经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者。在四川大学教哲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研究期间，她最大的兴趣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思考中国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欧美。直到有一天，她在一篇哲学研究论文中看到“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理念，“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人定胜天。什么时候我们对自然俯首低头，就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
廖晓义发现，欧美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中国老百姓艳羡和追随：开私家车，冬天享受夏天的温度，吃山珍野味，无节制的消费……“那时我就想，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回国，我要向中国五千年的智慧靠拢。”
廖晓义认为城市已积重难返，但太少人走进乡村，于是她回乡了。
2008年7月8日，廖晓义第一次来到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当她看到一户人家墙上的“祀祖先如在其上，佑后人焕乎维新”祖先牌位后，她知道，这就是她将要实践自己梦想的地方。
在到达大坪村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帮助村民筹办“大坪村生态协会”并成功注册为社团组织；邀请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团队对大坪山进行专项地质评估；发起“绿手绢行动”，为村中妇女提供绣女培训，打下生计项目的基础；和村民们在震后废墟中琢磨出可行的重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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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到钱，她真是没底，一个学者，能有什么钱去盖房子呢？好在她很快申请到了红十字基金会的项目资金，接着，她请来著名生态民居设计师、四川大学教授刘加平，为村民们设计样板屋。
废墟上，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民居拔地而起，村民们听她的建议：洗衣服不用洗衣粉；垃圾分类回收；种菜不用农药，放鸡鸭去田里吃虫子；村里不开矿，不建厂，用保护环境来发展农业、旅游产业、教育产业、养殖业和创意手工业，这就是“乐和生计”。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这16个被大坪村村民绣在手绢上和挂在村头的汉字，是大坪村失传已久、又被乐和家园重新拾起的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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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与乡村的N种关系
记录
学者熊培云谈他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的动机：“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记录一个村庄的命运，由此省思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波折。”学者梁鸿也数度回到河南老家进行田野调查，写下了《中国在梁庄》。类似还有画家谢宏军的《我的乡土我的国》。
疗养
米朵是个90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突然失明，医院检查报告却始终是“未见异常”。她的大舅舅米山人请她到位于北京北部山区的“普米森林”一起生活。大舅舅不是医生，但他说，只要活法对了，人就不会生病。
农家乐
农家乐据说最早出现在成都郊区的龙泉驿，时为1987年。对于那些向往田园生活，但又没有勇气真的搬回乡下住的人来说，农家乐再合适不过了。
公益
一是传媒人，著名的有邓飞的“免费午餐”、王克勤的“大爱清尘”、崔永元的乡村教师培训项目等。二是NGO和志愿者，像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在四川省彭州县通济镇大坪村和重庆市巫溪县的三个村进行“乐和家园”建设。
支教
台湾《中国时报》原资深记者张平宜在四川凉山一个叫大营盘的所谓“麻风村”支教12年，其艰难可想而知。她解释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种“最朴素的母性”，“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我无法掉头离去”。
大学生村官
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值得提倡的——大学生村官也因此被称为“新知青”。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以来，截至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已有29万人。
“非转农”逆城市化现象探析 篇4
一、“非转农”逆城市化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
1.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 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农村优势凸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近几年成绩显著, 从2005年开始, 根据国家政策, 不仅全免农业税, 农民还有粮食直补、农民子弟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等。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 还提出2008年, 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总之,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城乡改革,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持续不断地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切实改善农村人口的收入功能分配, 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民生活设施的改善,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的落实, 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交, 农村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都朝着较好的方向发展, 农村居民在医疗、教育、交通、娱乐等许多方面所享受到的便利与质量已与城市无异, 这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人们趋向于过农村生活。
2.城市就业困难, 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由于这几年国家改变了大中专学生的就业分配方式, 凡行政事业录用人员必须经过考试, 而且这方面所提供的职数有限, 其他的国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等部门进人也都实行聘用合同制, 取消了以前的一统包终身制的“铁饭碗”模式, 这势必造成在城市工作不会较在乡镇有何优越。另外, 近几年, 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过快, 造成城市资源供应紧张, 住房、交通、医疗、水电及副食品价格等上涨速度迅猛, 城市居民的生存成本逐渐提高, 生活压力逐渐加大, 促使一部分居民把目光投向城外周边的乡镇, 那里环境污染小, 空气质量好, 活动空间广阔, 生活费用低, 是吸引城市居民生活的好地方。
3.受到各方面利益因素的驱使。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巨大的资源, 在《物权法》颁布实施以后, 许多权益都将逐步得到规范与保护。这些权益, 主要表现在“土地、森林、水利、矿产、草场等内容方面, 农村户口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土地一旦升值将带来可观的收益。”①典例的例子就是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给农民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其它的如矿产、旅游、水利资源的开发都将使人受益。而城市居民就较缺乏获得这些利益的途径或渠道。人首先是利益的动物, 在物质生态显性或隐利的利益圈中, 每个人都会以“经济人”的眼光, 对个人的生存成本、生存利益作理性的考量并抉择, 在乡村拥有这样巨大且未开发的资源库中, “一些过去转为城市户口而失去土地的人, 在目前依靠城市户口生存困难的情况下, 就希望通过户口变迁, 重新获得在农村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 他们纷纷把户口转到农村, 以期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②
二、“非转农”逆城市化可能带来的隐患
1.有关土地, 矿产、森林、水利、草场等资源权益的分配与使用问题的纠纷, 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尽管说上述资源所有权均为国家所有,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其使用权、开发权等相关权利与个体息息相关。《物权法》关于规范乡村上述权益的条文表述不很详尽, 以往国家或集体“大一统”的管理方式也淡化了人们对相关权利的保护意识。然而, 在公民法制意识逐渐成熟的今天, 在国家向法制化迈进的征途中, 有关上述资源权益的分配和使用, 保护的问题就摆在桌案上来了, 什么身份的人可以享受权益并负保护义务?怎样享受权益?可以继承吗?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作规范回答。
2.可能造成乡村阶层分化问题, 形成乡村政治生态格局中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以及居住区域的富人区与贫民区之分割, 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可否认, 有“非转农”意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 绝大多数是受到过较高的教育并具有较好的社会背景的, 他们一旦重返乡村, 就会利用各式各样的关系, 与乡村中原有的有势力的人群结成利益共同体来千万百计地实行其蓄谋已久的谋利计划, 他们一旦获取乡村治理的话语霸权和资源分配的控制权, 则极易对广大农民造成“羊吃人”般“圈地运动”式的掠夺, 如此必将分化乡村政治生态格局, 激化乡村矛盾, 对新农村建设造成危害。
3.基于个人户籍身份、职业身份等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的权利与权益的问题, 势必对新农村建设带来伤害。我国曾经设计的城乡二元利益格局所形成的有关权益的不平等问题至今影响尤甚, 这是历史的产物。试以现今各方面争论最为激烈的户籍制度为例, 即便在今天统筹城乡一体化情势下的户籍制度改革多数地方在具体实施时只改名称, 而对附加在户口之上的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赔偿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未作改动。就西部某省会城市来说, 目前根据户口划分保障标准,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规定的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 采取补差办法予以救助, 全省平均每人每月补差67.5元, 而“三无”人员和农村五保户的救济、医疗救助、优抚以及政府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 仍然存在较大差别与歧视。
三、“非转农”逆城市化现象的解决途径
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 我国目前发生的这种“非转农”逆城市化现象是不正常的。城市化有利于资源向城中集中转移, 进而最有效地使用, 而逆城市化则分散了有限的资源。我们国家政策是鼓励农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 靠知识技能参与城市的发展建设, 而在农村主要搞集体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那么, 面对已出现的“非转农”逆城市化现象, 我们该采取哪些办法进行疏导呢?
1.进行详尽的“非转农”的制度设计。
城乡二元系统结构中, 城市居民户口享受到各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广大农民的权益。当时城市居民户口的准入门槛极高,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制定了详尽的“农转非”文件, 并有条不紊地持续实施了几十年之久。令人惊诧的是, 当今现实发生了倒转, 对于各地出现的“非转农”现象, 许多地方都未订立相关的系统性文件, 即便有些地方订立了, 但可操作性亦不强。制度从一方面提供了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激励, 使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制度也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约束, 使得相互竞争的个人可以在一个有序的框架内进行。在这样一个农村领域广大, 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家, 缺乏“非转农”可操作的系统性文件, 极容易造成“暗箱操作”, 导致腐败现象发生。因此, 有关“非转农”的制度设计已迫在眉睫。
2.订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
中国农民人口众多, 分布又广, 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 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其相互交往, 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③某种程度上说农民是当今社会生活中最弱势的群体。有“非转农”意愿的人, 首先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梦寐以求要获取农村的资源。当然, 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有些人本身就是农村户口, 仅是因为求学而改变了户籍, 现在毕业了, 在城市又无法立足, 或者乡村本身理适合他生存, 他要回到乡村有何理由可以拒绝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 公平与正义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今天, 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与《物权法》相配套实施的能有效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否则, 一些危害广大农民利益的行为就不可避免。
3.要加快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步伐,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统筹城乡的体制机制, 基本上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体制。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进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如创新土地管理方式, 探索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和土地利益统筹分配的新办法;也要在社会体制改革领域进行有益探索, 即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 完善城乡一体的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体系, 逐步建立城乡全面覆盖的社会综合保障体系,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来缓和城乡之间固有的矛盾, 实现和谐社会。
摘要：“非转农”逆城市化现象的泛起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值得大家深入思考, 它要求我们在“非转农”的制度设计、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等方面做出行之有效的努力。
关键词：“非转农”,户籍制度,物权法,农民利益
注释
1 李海伟.农地转非中的利益格局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4 (3)
2 林江枰.“非转农”是挤出效应的延续[N].上海证券报, 2006.12.11
“逆城市化”是新土改的最大障碍 篇5
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有条件入市交易, 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针对“三农”问题的对症施药, 亦是“新农改”能否真正深入推进的核心突破口, 具体操作如何进行令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操作环节稍有不慎, 很可能诱发一轮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疯狂圈地的“资本盛宴”, 令此项改革不但背离决策初衷, 而且还将直接损害农民利益, 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失稳埋下不可逆转的重大隐患。
有鉴于此, 去年末中央发布此项改革试点指导意见, 决定先在2017年末之前, 将“农地入市”试点范围控制在全国33个县 (市、区) 有序推进, 确保试点一旦“失控”尚能使纠错成本较低, 足见中央对推进此项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性改革采取了既积极又审慎的务实态度。
“农地入市”改革的核心要旨有七:第一, 允许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第二, 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下放至乡镇政府审批, 农村增量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下放至县级政府审批;第三, 合理确定农地征收补偿标准, 补偿款中必须包含被征地农民住房、社会保障的足额资金;第四, 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养老、医疗等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第五, 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留地、留物业等多种方式,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第六, 农民宅基地退出实行自愿有偿原则, 防止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大规模圈地;第七, 农民宅基地自愿转让只允许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 防止城里人借机到农村买地建房, 不得以农民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变市民”的先决条件。
以上七条核心要旨, 既是“新农改”能否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正能量的关键所在, 亦是确保“新农改”不被基层念“歪经”, 致使农民利益再次遭受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害所必须设定的、不可侵犯的“底线”与“红线”。
以上七条改革要旨, 最易被基层念歪经的是试点地区利用农民信息获取渠道之不畅, 强行压低征地补偿转让标准, 压缩具体补偿科目;最容易失控的具体操作是把农民宅基地自愿有偿转让演变为用行政手段“强行转让”, 也即人们所说的“被城镇化”;最有可能形成操作滥觞的是城里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购买农民转让的宅基地, 出现旧的“小产权房”未及消化, 新的“小产权房”以更大规模“疯涨”蔓延, 使城镇化走向“逆城市化”之反面;最容易“短斤缺两”的是“失地农民”购买城镇养老、医疗保险的资金, 被基层政府层层克扣乃至截留挪用, 造成“失地农民”成批沦落为全社会胆战心惊的“失地流民”。鉴于历史教训之痛, 罗列上述现实风险绝非杞人忧天。
除此之外, 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与农村基本农田本系两个不同概念。前者已允许有条件入市流转, 后者因涉及国家粮食安全, 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入市流转。但在实际试点层面, 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 极易被基层政府故意混淆甚至偷梁换柱, 与城市工商资本内外勾结, 打着“新农改”旗号, 以推进城镇化名头, 行大肆卖地、圈地之实。
确保“农地入市”有序推进, 主要不在于改革勇气及决心大小, 而难在对试点的监控与追责。眼下, 监控与追责的配套规矩尚未出台, 有关方面当尽快补上这块短板。尽管中央正风严纪已使行政滥权得到一定限制, 但仍须把丑话说在前头, 把预防措施做扎实, 一旦出现失控苗头立即果断亮剑。
逆城市化 篇6
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目前, 上海郊区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 江苏达到55.6%, 浙江达到57.9%, 长三角整体城市化率达到了6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十二个百分点;并且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 南京和杭州为次一级中心的城市群网络体系。但是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内部差异比较大, 如上海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现象明显, 中心城区城市化率在95%以上, 但外围地区, 特别是远郊地区, 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 成为上海和浙江、江苏交界地区的低谷, 落差比较明显。
2 长三角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与逆城市化的出现
2.1 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2.1.1 现有水平已经很高, 发展潜力有限
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非常高, 达到了66%,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接近了世界发达水平, 城市化发展快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出现了脱节现象。而国外的历史经验也表明, 城市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而是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因此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 发展速度难以提高。
2.1.2 随着城市的发展, 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
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快速发展, 此地的生活成本迅速上升, 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已经在长三角发展的年轻人, 由于压力大, 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地方发展,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而影响长三角城市化的发展, 进一步使得长三角的城市化质量下降。
2.1.3 城市现有的规划不够合理, 资源的承载力有限
长三角地区大大小小的城市上百个, 相互攀比, 城市的同构现象严重, 城市的定位不明确, 各地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缺乏统一的规划, 往往只看重本辖区的利益, 功利性比较强, 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资源的承载力下降, 不利于一个统一的分工明确的城市体系的形成, 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2.1.4 环境污染严重
长三角地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 最严重的是水污染, 虽然长三角地区全年降水充沛, 河流湖泊众多, 但是大量的污染物的排放, 使得清洁的水源减少, 水质性缺水严重, 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二是大气污染严重, 大量的工厂的建立和人口的增多, 使得工业烟尘和生活烟尘的排放量都增多, 大气中有毒的物质含量增加;另外本地区的电子厂,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使得其地区的辐射污染也比较严重。
2.2 逆城市化的出现
由于污染、生活成本上升等种种前面提到的原因,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逆”城市化, 其表现如下:
2.2.1 大城市人才向中小城市转移
随着大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张, 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普遍压力增大, 加之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交通拥挤等问题, 使得大城市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下降;相比之下, 近几年的小城市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环境优美, 收入与生活的成本之比比较高, 竞争压力也比较小, 一部分大城市的人们选择回到小城市生活,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 于是选择“逃离”大城市。
2.2.2 农民工回乡
每年春节过后, 一些企业就会出现人员短缺, 开工难的问题, 大量的民工因为工资待遇低, 受歧视等种种原因不再回到长三角地区打工, 而是选择在离家比较近的小城市工作, 这使得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2.3 城乡之间涌起了“双向流动”
在农民进城的同时, 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城里人纷纷来到农村, 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充分利用先进的管理技术, 和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料, 在农村扎根, 发展起来, 这种流动解决了当地一部分就业,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缓解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3 协调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之间关系, 发展新型城乡关系
3.1 鼓励发展中小城镇, 依托现有的中小城市和重点中心镇, 建设网络化的城镇体系
长三角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全国百强县中相当大一部分位于长三角地区, 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城镇网络。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优势, 结合各小城镇特色, 优化其产业结构, 着重培养一批经济实力强, 产业结构优, 竞争力强的小城镇, 形成错落有致, 紧密合作的长三角小城镇网。
3.2 着重解决农民工, 失地农民的问题, 注重城市化的质量
农民工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收入水平低, 劳动强度大, 老人照顾难, 孩子上学难, 夫妻相聚难等问题成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普遍问题。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着力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 消除歧视。而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另一个问题, 失地农民问题, 我们也必须正视, 大力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 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3.3 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 发展特色农业, 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别,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统筹城乡社会发展, 增加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 促进城市文明的扩散, 保护农村的环境, 建设宜居农村, 形成大城市, 中小城市, 农村三位一体, 优势互补, 分工协作的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
3.4 注意保护环境,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我们要注意保护环境, 制定科学合理的地区发展规划, 鼓励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注意发展过程的节能、节水、节地, 形成良好的发展模式, 严格保护耕地, 保障用水安全, 推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加强固体废弃物环境管理, 走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的道路,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摘要：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本文首先介绍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基本情况, 然后阐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进一步城市化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 最后指出协调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发展新型城乡关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城市化,逆城市化
参考文献
[1]沈玉芳, 刘曙华.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态势与城镇组织模式的特征和趋势[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 (6) .
[2]姚士谋, 张雷.城市化过程中水资源保护问题探索[J].地理科学, 2008, 28 (1) :22～28.
逆城市化 篇7
何健翔，“源计划”工作室(O-office Architects)主持建筑师，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学硕士、工学硕士历任中信华南(集团)建筑设计院首席建筑师，比利时V K建筑设计事务所方案建筑师;2003年广州创立自己的设计工作室，2007年获得由英国“设想英伦”(Design UK)国际青年设计创意英才(IYDEY)竞赛中国赛区第二名，2008年8月再次受到英国文化协会邀请前往香港参加“和合设计”竞赛并获得最佳设计奖。
蒋滢，“源计划”工作室(O-office Architects)主持建筑师，获法国凡尔赛建筑学院建筑设计硕士学位2000年入选中法交流项目“百名建筑师赴法”，获得法国希拉克总统设立的2001年建筑师奖学金;2004年获得法国国家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并先后在法国铁路设计公司(AREP)和比利时Buro II建筑事务所任职;于2007年加入源计划工作室。
■访谈主持
张为平，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硕士，荷兰注册建筑师，曾供职于MVRDV、VBP、RMJM等事务所，2007年～2009年在香港从事高密度都市状况研究，目前为都市可能概念工厂(IFUP)主持建筑师。
“城市”在当今中国的建设中是一个被引用最多的词汇，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标签。它带给我们城市无所不在的错觉，浮华的背后却是城市无迹可寻的现实。在这种“泛城市”状态下，大规模城市建设项目每天正在大量疯狂上马，而建筑师鲜有机会对建筑作一些真正的思考。于是，中国建筑师的批判性实践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建筑师、反常规、逆尺度进行的方式：往往起始于“大”项目，在自我沉淀的过程中，逐渐向“小尺度”演进。
我们以下的访谈以独立开展建筑实践的“源计划”工作室为对象，审视一下在“泛城市”状态下建筑师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所获得的启发。似乎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与失落永远都是并存的两种常态。
第一部分/对话
■张：“源计划”工作室的建筑实践，围绕着“泛城市”的讨论和应对策略而展开。在我们对话开始，能否解释一下“泛城市”的具体所指?
■“源计划”工作室(以下简称“源”)：我们确实在探讨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的实践也是围绕着这些论题来进行。“泛城市”也可以叫反城市，它源于城市，但也会源于城市之外，源于虚无。“泛城市”吞噬一切，包括地理、传统、街道、乡村、市井、邻里。“泛城市”概念的提出，在于指出“城市”在当代中国是一个被过度滥用的概念，它存在于官方规划文件的宏伟目标中，存在于房产公司精美楼书极尽煽情的渲染中，存在于建筑师大手笔的“城市整体更新”中。
一方面，每天充耳的信息不停昭示：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美好的环境中，城市似乎已经无所不在，它的关照无微不至;而另一方面，现实中民众却越发感觉到城市的遥远，一切似乎都光怪陆离而易逝，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大量的生存个体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中。字面上的“城市”和现实中的“无归属感”形成的巨大落差，是“泛城市”的一种突出显现—中国的城市目前处于一个悖论的怪圈中。
■张：“泛城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源：中国式的造城几乎颠覆了所有城市发展理论。史无前例的扩张速度和尺度已经远不限于物态增长的层面，对未到达之境的想象和渴望已经成为城市不可分离的部分。城市只作为进程而存在，没有始，没有终。“泛城市”由“显城市”和“隐城市”组成。快速道路是“泛城市”无限扩展的利器。“显城市”是属于汽车的城市，一旦你未能支付汽车，你便只能生活于“隐城市”里，并且别无选择。
这里我想引用我为一个构想中的影像装置所写的文字：“……无数建筑工地上舞动的塔吊炫耀着乌托邦的激情;巨大蛛网般编织的高速路网酝酿着噬取的阴谋;如同MVRDV描述的数字城市般生长的摩天楼无不是全球化经济的庆典。前现代与后现代的精神错乱让城市生长在剧痛与狂喜之间，最终变得麻木。于是，我们虚构了城市……”
■张：建筑师需要一个基本立场，“源计划”对于“泛城市”的立场是什么?
■源：在土地价值被释放的一刻，城市被注入无穷的政治和经济能量，导致物质井喷，冲击一切旧有的存在物和价值。当难以驾驭的物态运动使城市出现巨大裂痕时，传统的建筑学便难以发挥作用，或者干脆加剧这种分裂;同时存在的另外一种策略是掩藏和虚饰，对问题视而不见。与此同时，建筑师的身份岌岌可危。失去计划制度的保护之后，建筑师在新价值体系的剧烈冲击之下，迅速失去了以自身的知识和价值结构建构城市和生活的职能，反而被新的动态结构激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从而加速城市的裂变。
我们最近策划的一个建筑展览以堆砌的灰砖虚拟了我们的城市，并在其中展示了建筑模型和城市影像，在“泛城市”中营造虚空。“空城”是一种谋略，暂时的虚空产生了新的建筑可能性。无人的城市暂时剥离人们对城市的臆想，以至可以相对冷静的审视—虚构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被还原成真实。虚构的空间与我们本身的虚构城市形成两个不同而相互对照的语境。建筑在此构筑了一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经验。当你没法与城市裂变所迸发的巨大能量抗衡，可以尝试在“泛城市”的海洋里创造虚空的岛屿，一种乌托邦式的浮岛。
■张：你们认为“地域性”在当代应该如何解读?它是否可以成为应对“泛城市”的某种策略?“源计划”对于“地域性”有何看法?
■源：“地域性”作为抵抗全球化的重要文化策略在当代被很多建筑师重提，无疑是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学得以成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尤其在价值混乱的当代中国，地域价值的提出对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体价值、抵御以西方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全球性话语，以至建立我们自身空间话语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对于“泛城市”与“地域性”的关系，我们需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泛城市”状态的形成与全球性话语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主因之一。但两者并非共谋，而是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地域传统本身也是“泛城市”状态的成因之一!
建筑学上讨论的“地域性”分为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技术层面的传统是脆弱的，当其遭遇强大的城市化话语，技术层面的“地域性”被迅速摧毁，具体的表现是传统地方材料和工艺及其产业链条在伪现代的建造产业和价值的冲击下消失殆尽。一两幢单体建筑尽管可以以某种艺术化的方式展示“地域性”，却难以改变整体悲观的现状。
观念则具有更顽强的附着力，尤其在带着强烈的农业社会烙印的中国社会。泛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域传统表现出一种激烈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在虚幻的城市远景召唤下，传统的价值结构往往被轻易摆脱和割舍，从而让我们更加贴近所追寻的幻象。与此同时，传统的价值结构又紧紧地把我们维系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中，尽管这个结构所对应的空间结构已经产生裂变。观念层面的“地域性”正是在矛盾纠缠的境地中被异化并最终溶解，地域性也彻底融进“泛城市”，“泛城市”则成为将来的地域性!这是我所能预见到的结果，但不是我所希望的结果。
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地域性”，是否会有不同的策略?迥异于西方建筑的方法体系，中国传统建筑是一种“范式”加“园林”的体系。比如大家常讲的园林，园林中的建筑只是为人们观景提供必要的庇护，建造并非造园的目的。造园需要达到一种“心景合一”的高度，最初并无固定的法则，也不会付诸图纸进行规划。其过程更像用水墨作画，构思与建造同时进行。与之相反，西方建筑或园林在建造之前通常运用几何法则把构思与计划用图纸表达，建造过程将严格按照图纸进行。
中国园林是非结构性的。“心景相印”是古人造园，甚至居住的最高境界。“心”指的是居者或者游园者的心，是“文心”。
■张：“源计划”提出“插接”概念对于城市有何意义?
■源：“插接”表示一种临时建立的关系，在发生关系的同时达到信息的交换，而这种关系又可以随时被抽离。从信息社会开始，“插接”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概念。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旅行者”，我们的生活中所处的都是临时的场所。现代旅行者在旅途中会配备多种可充电电器，如手提电话、手提电脑、电子记事本、数码相机、电动剃须刀等，在旅途中的每个晚上，都需要给这些用电器充电。于是，房间里的插座便被通通插满。旅行者在旅馆客房休息、恢复体力的同时，随身携带的工具—通过插接—也被补充能量。此外，旅行者还可以把手提电脑或者其他信息设备接入到客房里的网络端口—还是插接—与外界交换信息。设想数十年后，全世界的原油被消耗殆尽，机动车或者会转而利用电能，旅行者将需要把车开进旅馆的停车库进行充电!
建筑实践中我们也碰到类似“插接”状态的事件。在“泛城市”中，城市空间处于裂变过程(速率和尺度远高于“代谢”过程)，城市和空间表现出极大的临时性。建筑甚至城市片区可以被“插入”到城市进程中，“插入”的建筑或城市片区可以与周边状态发生信息交换，影响周边空间的演化，同时又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可以随时被抽离。
■张：“源计划”的主要成员都有长时间的欧洲工作背景，在你们看来，欧洲的城市与当下中国有何不同?他们是否存在“泛城市”的现象?欧洲城市如何营造“场所”、塑造“永恒”?
■源：两者存在巨大的区别，无论在阶段性、尺度、密度、土地制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欧洲城市可能曾经在短时间内，在有限的尺度上与“泛城市”有相似性，但仍然跟我们现处的状态截然不同。欧洲城市现在基本上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城市空间上都保持良好的连续性，高速的裂变现象很难在这种状况下发生。
欧洲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组成、流动人口很少的小城镇;另外一类是以产业关系为基础、流动人口较多的大中城市。小城镇的居民大多世代稳定居住在此地，场所感的产生源于物业产权的连续性和空间记忆的沿传，加上居民对地方文化的热爱和主动保护。而大城市的场所感则是城市经营的结果，或者说是欧洲人对传统的尊重加上制度的保障使城市场所得以“永恒”。以巴黎为例，现在的巴黎城市(中心)基本保持了150年前奥斯曼改造后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形态。所有城市规划和建设必须严格遵循城市一贯既定的原则进行。城里任何一幢老建筑都被严格保护，甚至一砖一瓦都不允许有丝毫损坏和变更。
■张：“场所感”的缺失与当代信息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增长有没有联系?它是否是一种必然?
随着虚拟空间的兴起和媒体的多样，是否“感知”也被虚拟化了?而建筑实体应当如何应对这样一种状况?
■源：这个问题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答案。信息技术和虚拟技术增长的事实在中国和欧洲都是同时和同步的，没有时间差的问题。在欧洲，“实体场所”是富有历史积淀和承载记忆的城市空间，早已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虚拟场所”则是有益的补充，与“实体场所”平行发生。“虚拟空间”的增长难以削弱“实体空间“的意义，两者反倒有可能形成互补。
发生在中国城市的状况完全不同，由于原有的城市场所在“泛城市”化过程中不断被消解，新的城市空间难以营造“场所”的感知。借助铺天盖地的媒体和网络，“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交集并虚拟了我们的感知。我们生活的场所被虚构于各种平面媒体和大大小小的商业展示屏幕，一旦种种虚拟现实被剥离，城市和生活便失去完整性。就连建筑也被虚拟，在我们很多人的认知里面，二维的建筑渲染图俨然已经替代了建筑实体本身—渲染图的完成等同于建造的完成。这也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泛城市”的一个特征。为应对这种状况，我觉得建筑师应该回归本源、剥离假象，思考建筑和空间本身，以求建筑的自明性。
第二部分/“泛城市”的应对策略—实践
与西方建筑师普遍从小尺度和个人化的实践起始逐渐转向大尺度的业务进军相比，在中国，实践的过程完全不同甚至与之逆转—在大院体制下，设计师往往很早就有机会接触所谓的“大项目”，然而在现实中浸得越深，最初的热情也衰退得越发明显。一些能真正表达原初意愿的项目往往是建筑师于主流之外另辟蹊径的结果。这种由易获得的大尺度向自我遴选的小尺度转化的过程，也许也正是从“中国主流现实”向“具批判性的、沉静的微观叙事”的自我沉淀过程。
源计划身处中国建筑现场，在建筑实践过程中也具有相同的困境和突围经历—一种由喧嚣现实向更接近建筑本质的实践的趋近过程。然而，与某些新锐建筑师把中国现实“虚幻化”的做法不同，“源计划”工作室认为在当下中国必然与政治密切相关，这是普遍现象。建筑师与现实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一旦参与实践，建筑师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源计划”采取的立场是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的真实命题，以批判性思考寻求解决方案。下面我们就顺着这个“逆尺度”的思路，来探寻一下源计划的实践历程。
X L—超大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
时间:2005年～2008年
项目阶段:已建成
建筑面积:约31万m2
特别说明:项目的建筑师为比利时Buro II建筑事务所和中信华南(集团)建筑设计院的设计联合体,何健翔和蒋滢任设计团队的主创建筑师
这里所选取的项目，是典型的“中国式大项目”。也许并不是“源计划”所满意的项目。放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对于国内普遍的建筑价值标准进行一次质疑，尽管设计初始建筑师的理想和政府业主的目标似乎出奇一致。
广州国际白云会议中心和白云新城位于白云山和原白云机场西侧的萧岗村等密集的城市带之间，新城的设计应着眼于如何填补城市大型基础设施造成的裂痕，创造新型的城市化理念，寻求与自然共生的可持续的都市状态。
设计的原初目标是要将新建会议功能结合到一个位于未来城市中心和白云山公园之间的、具有开放的视觉和实际联系的整体系统之中，将自然景观与城市编织交融。设计面对拟建和现有城市干道给基地造成的割裂和孤立性，提出两点设想：把通过基地西侧拟建的机场东路的快速交通改为地下隧道，街面上只保留基地本身和周边的慢速交通，增强新城中央绿地与会议中心西侧公共广场的联系;建议把现有云溪生态公园继续向北扩展，从会议中心西侧公共广场引出四道生态廊道，使生态公园与现有和未来的城市带相接，形成完整的步行景观系统，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
会议中心的主体量朝向西侧未来白云新城的中心区，展览商业功能安排在靠近白云大道的东侧，直接与建筑群的装卸区相连。会议中心的三个主体量靠北侧的是2 500座的大会堂和250座的主席团专用会议厅，南侧是1 000座会议厅和500座放映厅，中间则是中型会议厅。这种模块式的内部结构使会议中心的各部分均可相对独立地行使功能，互不干扰(图1～图5)。这是中方与比利时的建筑事务所组成的设计联合体所进行的项目。“源计划”核心成员全程参与该项目的设计，从概念生成、设计深化直至施工设计和现场控制等各个环节。
随着项目逐渐深入至最终完成，我们发现很多最初的、核心的城市和景观概念已经被消解，项目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和城市缝合的作用在各种现实因素作用下被逐渐淡化，建筑只剩下虚弱的躯壳。
在这里我们还想提及的一点就是：XL不仅体现在建筑的尺度，它更深层次的作用力体现于这类大型项目的运作过程中行政力量对于各方面因素的调动与协调作用——项目的实现往往牵动了整个地区，甚至更广泛的跨城市合作。这点在项目所使用的红砂岩跨省份生产和组织调度上可见一斑。
L——大贵港市文化中心
地点:广西贵港市
时间:2007年
项目性质:邀请设计竞赛第三名
建筑面积:21 440m2
贵港俗称广西的“荷城”，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都，以秀美的山川和水网闻名。然而经历了纯经济学意义的第一波造城运动后，“荷”在贵港仅存符号学上的含义。政治的强势加入导致了第二波造城运动，目标是把原城郊大片农业状态的土地城市化，打造一批脱离原有城市尺度的标志物。文化中心也是这一轮造城计划中的事件之一，为此当地政府组织了建筑设计竞赛。
目前中国城市扩张常见的模式是：城市吞噬郊区和村庄，新的大型城市建设大多直接以城市景观置换原有的自然景观，盲目建造尺度失实的标志性建筑。结果毫无特色、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突兀地存在于大片的乡村绿野之中。因此，“我们希望以不同的策略，从关注地方历史文脉和场地固有价值入手，使文化中心与体育中心能够真正为市民提供开放和交往的城市空间，并且在发展与继承之间取得某种联系”。
“源计划”的规划设计始于对“城”的概念的追寻。中国传统城市具有鲜明的界面—城外为农业土地，城内为商业、政治和居住的综合体，并且有水网贯穿其间，形成城中的自然生活。建筑师在这个项目中试图探寻与之相似的策略。
项目基地位于新城西区，现状为玉米和水稻田地。文化中心项目包含艺术馆、科技馆和博物馆三项建筑功能。设计尝试把现存的生态景观纳入“造城”运动中去，企求城市扩张与农业传统的和谐并存。大片现有的水稻农田被保留，建造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进行;与此同时，在建造范围内形成的城市公园被植入农田之中。现存的水网贯穿全“城”。建筑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充分交融互动的立体构成式景观。
群众艺术馆位于城的西北角，与体育中心遥相对应，位于东南角的科技馆紧邻幽静的农田。两馆之间是有具有折线空间的博物馆以及有秩序的城市景观。城市空间构筑以水平方式进行。同时不排除当代艺术中的观念异化和转译，但两者都被溶解在立体园林中。人们无论使用这里三馆的文化设施，还是仅仅在这里游玩休闲，都可以领略到连续的游园经历(图6～图10)。但这对于这次竞赛的组织者而言，无疑是个乌托邦的想法。如同大多数政府项目一样，表面的“标志性”成为了首要的评价标准。因此，“源计划”的提案并未受到充分重视。
M—中斯德哥尔摩市立图书馆
项目性质:建筑竞赛
在当今信息社会,图书馆早已不是原来仅作藏阅图书用的空间。众多不同类别的媒体和电脑网络的广泛应用,加上图书馆社会功能越来越多元化,使当今图书馆的内部组织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已发生极大变化。在为斯德哥尔摩市立图书馆作的设计提案中,“源计划”构想了一个凌驾于基地现存的老建筑之上,与纪念性的老馆互为参照的“都市方舟”。
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老馆以砖石时代的纪念性体现建筑本体的永恒,“方舟”则以反重力的方式把信息时代的虚拟空间推至极致。传统媒体依然分门别类地存藏与几幢老建筑中,新媒体信息则被置于或者被传送至漂浮于城市半空的“方舟”之中(图11～图15)。
S—小半园宅
地点:东莞长安
时间:2006至今
项目性质:委托
建筑面积:619m2
项目阶段:接近完工
业主:蔡氏
古语“半亩营园”,意在表述通过文人的思巧,极小的空间也可以成为园。蔡氏宅取名“半园宅”借其意境,同时也真实反映设计的空间状态。梯形的基地位于镇新区中心的住宅区西北角,紧邻公园的山丘。
宅院讲述了一个散漫的空间线索。这个线索始于靠近宅院主入口的餐厅:园林式的空间叙述带在首层串联着主人家日常起居的活动,如起居、接待、饮食、阅读,并半围合了首层的园子;叙述带由水平转而往上延伸出其他较私密的功能和非功能空间,包括卧室和附属设施,半环绕着两层通高的起居室;叙述带最终结束于设在三层的另外一个起居空间。
室内空间没有明确的功能定义，相互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这种不定性反而强调了建筑的自明性，使空间成为自身的叙述。居住行为成为对空间叙述的探索和理解，宅子也成为对生活的解读，而非居住的机器。
宅院的围墙则体现与主体建筑的非线性关系，并与周边的山景以及邻家的宅院建立一种独特的对话。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加局部钢结构。钢筋混凝土部分为板柱(剪力墙)结构，无梁楼板均为300mm厚。外墙饰面材料只有三种：玻璃、自然面灰麻石和切割成条状的灰绿色片岩。超大尺度的磨砂夹胶玻璃大板与条形天然片岩的巨大反差凸显了半园宅自身的矛盾性(图16～图22)。
X S—超小鞋-匣
项目性质：Klomp!展品概念设计
Klomp!是荷兰驻香港总领事馆主办的慈善艺术展示活动，共邀请约50位香港和内地的艺术家参与。作品先后在香港湾仔虹彩画廊和第一太平洋中心展出，然后通过公开拍卖，拍卖收益将作为慈善用途。
“源计划”的作品尝试在拿到的木屐的尺度上传达一些矛盾的信息。于是我们从关注支持鞋子外观的“里”空间开始，探索能否通过某种程序把木屐的内在空间形态进行表达，并从中创建一种新的使用机制。
程序的第一步是精确地沿木屐的中轴对剖,展示出鞋子分割里外空间的物质部分的形态,把人们通常对外在的关注转向内在空间。程序的第二步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一个偶然的机会“设计者”发现,剖开后的木屐与广东传统的首饰匣产生了某种关联—都可开可合，于是便试图模拟生物学的做法把两者进行杂交，不同时空的生活物件最终居然交合而成为新的物种!
通过这种杂交,设计者发现了原本只传达单一信息的荷兰木鞋突然变得多义和暧昧起来:它是荷兰还是广东的?它是开或是合?它关注里或者外?全球亦或本土?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对以香港为代表的粤文化现状的一种隐喻式诠释(图23,图24)?
第三部分/作为结语的展览
Made in 2-19—灰砖砌筑建筑乌托邦
2-19是原广州东区一个纺织厂的冷冻机房,2007年9月源计划工作室正式进驻,开始了在广州制造业土地上的建筑之旅。2009年3月1日～5月18日,源计划在2-19用灰砖虚拟了中国的城市化图景,并且展示了工作室在过去几年时间中的建筑实践和思考(图25～图28)。
“展览的构想源于我们当下的城市状态—快速建造和演化,城市就如常年的建筑工地;城市和建筑充满临时性。”
展览的场地为18米见方的(几乎)封闭空间，场景搭建选用300mm×200mm×180mm尺寸的灰砂轻质砖。灰砖被堆砌成展览的场景，建筑模型和映像则放置于灰砖堆砌的平台之上。灰砖和漂浮于场景之中建筑作品和思考构成了两个互为参照的文本：看似稳定、厚重的灰砖构筑实质蕴含了真实的临时性，轻浮的建筑文本却尝试在虚拟的场景中固定某种价值。
展览的标题《Made in 2-19》意在引发对“Made in China”现象的批判性思考，以此为视角引导观者读取展览传递的信息。展览从空间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灰砖被堆砌成6个形态各异又相互关联的岛式展台，展示源计划工作室的11个设计作品;第二部分是一个沿墙布置线性展台，展示一系列的建筑事件和思考，延伸了建筑实践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