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地区

城市化地区（共12篇）

城市化地区 篇1

摘要：将从地区和城乡“二重结构”方面切入, 针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研究如何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其所起到作用以及原因结果。

关键词：新兴产业,城市化,二重结构

城市化是伴随着区域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必然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 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完成落后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跨越的必由之路, 也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提升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我国来说, 由于指导思想和管理理念滞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歧视、具体国情的制约、地区和城乡“二重结构”的羁绊, 我国的城市化推进发展滞后且缓慢。

1 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 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 属于一个新兴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 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 它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 包括物流、研发、信息、中介、金融保险以及贸易相关服务等, 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 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 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尚处于进一步探讨和加快发展阶段。

新兴服务业, 尤其是与制造业紧密相联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浙江“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发展的引擎。只有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 才能实现浙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走出一条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内部的服务项目不断的分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专业生产性服务业, 同时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外部化。实际上, 就是制造业企业将一系列以前由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垂直分解, 实施外部化, 将研发、设计、内部运输、采购等活动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企业将其内部的非核心的服务性经济活动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商来做, 不仅使制造企业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也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工业化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客观要求, 对于我们更好地抓住未来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也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于具有广泛的关联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市场资源强大的“调配器”, 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 并提高整体经济绩效。

2 二重结构及其形成原因

地区和城乡“二重结构”就是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 现代化的领域同未现代化的领域同时并存, 且在这两个领域之间, 存在着相当大的断层。现代化领域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差不大, 而尚未现代化的领域却处于落后的原始状态。

二重结构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 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没有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 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2) 产业革命或工业化过程的特殊性。

(3) 两极化促进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4) 发展战略不当, 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我国来说2, 3, 4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它造成了地方经济不能与中央企业有机协作, 区域的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薄弱, 地方财政受中央企业“上划”、“下放”的迎新特别明显, 就地消化中央企业留下的原材料的能力差, 以至于整个地区综合技术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它正严重阻碍着我国城市化推进的脚步。

3 二重结构的改造

我国在改造落后地区的二重结构, 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而这套方法可以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得以顺利实施。

一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消除二重结构最主要的手段, 而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提升其现代化水平, 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推动服务业供给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二是有利于推动需求结构的改善, 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效率的提高将有利于减少经济增长对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的依赖, 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从而有益于改变投资率畸高、消费率偏低的局面,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需求为主导方向转变。

二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意识, 增强中小企业的内部活力, 而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尤其具有关键意义。

三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同时, 加速农业的现代化, 并坚持可持续发展,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二重结构社会的基础。而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 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并将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的依赖,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从而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来说, 从地区实际情况出发, 打造与地区工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特色, 加快发展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全力培植生产性服务业龙头企业, 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各种类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创业发展, 健全完善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体制, 最后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发展氛围。这样, 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生产性服务业, 就能从地区和城乡“二重结构”的方面加快地区城市化推进的脚步, 为我国的全貌城市化进程作出贡献。

城市化地区 篇2

城市化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以苏锡常为代表的快速城市化苏南板块正在导致原有的.城乡景观发生快速的变化(优化与恶化并存).基于城市景观生态调控方法,通过城市景观生态规划(整体共生的理念)、城市景观生态工程(循环再生的理念)和城市景观生态管理(竞争自生的理念),提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景观生态优化调控的构想.以苏南地区的常州市武进区为例,从其地理环境背景及景观演化出发,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景观生态优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将城镇整合成以中心城区斑块为核心的向外辐射的4个城镇景观生态发展斑块,即5大斑块平衡组团的景观格局,协调各行政区域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典型景观生态片区建设以淹城保护区斑块为核心,以韬-太湖斑块和绿色空间基底景观生态建设为主体,依托“二纵三横”的生态廊道网络,形成整个武进富有韵律的生态网架,从区域整体上改善、优化城乡景观生态,有效避免景观破碎与退化和生态环境恶化.

作 者：李杨帆 朱晓东 潘涛 LI Yangfan ZHU Xiaodong PAN Tao 作者单位：李杨帆,朱晓东,LI Yangfan,ZHU Xiaodong(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93)

潘涛,PAN Tao(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93;德国技术合作生态城市项目,常州,213003)

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化困境 篇3

近几十年，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基本上是行政行为的产物。城镇化原本是产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产业发展的原因。而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动力是以让牧民定牧、进城为目标，以接纳外来人口为目标，以城镇化为目标的城镇化，有产无业、有城无市的城镇化，有城市无产业的城市化，有产值无收入的城市化。如此的“城镇化”“城市化”以及近年的“矿业兴旗”战略，创造了外来人口与城镇人口对草原生态环境毁灭性破坏的“产业”（包括强势人群抢占或租赁牧民草场超载过牧、滥采乱挖、搂草挖药、捕鸟猎物等）经营机制。其结果导致：草原生态恶化、牧民贫困加剧、国家补贴增加、官商获利。

海山教授作为出身于蒙古族的学者，对内蒙当地文化及其社会发展有着天然的情感。基于人文地理研究，对内蒙古开发过程中的人地关系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在他的讨论中，呈现了内蒙古城镇化过程中遭遇的客观事实，同时也表达出本研究中深为疑惑的问题：其一，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看法的不同争议折射出一个有关立场的问题，即“谁的城市化”？为什么当地人不那么认同这种城市化？其二，海山教授指出“行政行为”在整个发展过程具有关键作用。后文讨论中使用的“政策行为”意思与此大致相同，特指在制定与实施政策过程中具体的行为方式，如针对中央政策的“实施细则”，其中也包括一些政策实施中的负面现象，“政策行为”在营造具体的政策环境上有良莠之分。下文将以内蒙古城镇化过程中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为例，讨论不适宜当地文化、自然生态的“政策行为”如何引致城市化发展的困境。

“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

关于什么是城市化，不同的学科定义各有其侧重点。在学者、政策制定者的眼里，城市化可以用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城市化”“基础设施城市化”“地域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六个子系统在内的“城市化指标体系”来表示，这六个子系统分别代表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结构各个方面的不同变化：

经济城市化，包括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指标，如人均GDP、市区GDP（亿元）、工业总产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非农业产值密度（元/M2）、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等。人口城市化，指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即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产业结构城市化主要衡量非农产业的发展状况，包括区域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重，以及非农业产值比重。基础设施城市化和地域城市化的指标主要与城市建设相关，如城市人均实有道路长度（m/人），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t/人），城镇人均住宅面积（m2），城市公路运输线路长度，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hm2）等。而社会城市化主要涉及城镇居民的社会生活，包括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社会保障、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万人拥有高校在校人数，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等。

可以看出，不论是人均绿地面积、医院床位还是学校多少等等的计算，这里的城市化程度是以GDP的产出和付出为标准计算的。在这样的城市化指标体系下，以内蒙古为例，2013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6832.38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2%、67.6%、 27.7% 。[1]从定量研究的结果来看，根据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与贡献率，及其对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方面的付出的多少，即GDP的产出和付出来计算，内蒙古整体城市化率在2013年已经超过50%。

根据这种计算方式，学者可以进一步将内蒙全区划分出如图1所示的5类发展序列，并且据此构成制定下一轮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该指标体系统一于全国关于“发展”的思维方式，以大数据为标准，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质量，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表现在两个领域：在国内，以GDP的产出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以GDP的付出来计算社会发展质量;在海外，中国的海外国资企业有多少经济合作，解决了当地的多少需求，提高了多少就业等这些关于资本的分析模式成为衡量国际关系质量的指标。

在这个意义上，内蒙古的城市化并非个案。与中国其他省市出现的情况相同，GDP的产出与付出的背后其实是关于资本的计算。可以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中，资本量的大小是换算城市化发展能力和质量的唯一途径，资本即是GDP的核心。但问题是，看到内蒙古如此高的城市化率，人们应该高兴才对，可是我们在当地调研得知，学者、农牧民对内蒙古的发展状况有不同的看法，甚而出现了对城市化的批评和抗拒行为，严重时会发展成集体行动。

城市化与文化、自然生态的恶化

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发展的批评意见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这两方面，比较典型的意见有：定牧导致超载过牧，此种密集、深度放牧破坏了自然生态.[2]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改变了内蒙古人原有的那一套生产和生活方式，[3]亦即破坏了其本土的“文化生态”。这些意见直指资本、政策和文化的关系。它向我们昭示：经济不等于社会！因而我们不禁要问：看似如此理性的大数据究竟丢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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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改变用定量研究观察社会的方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来考察内蒙的城市化过程，根据人们的行为方式，将内蒙古城市化类型划分为四类：“集市型城市”“企业型城市”“政策型城市”和“移民型城市”。其中集市型城市发展自传统集贸市场。譬如包头发展自传统互市，它既是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信息的交汇之处;呼和浩特发展自驿站，因为密集的交通网络聚集了人气，蒙古人将这样的地方称为“浩特”。企业型城市，譬如突然发现了煤矿，就挖煤，发现气田就开采煤气，周围就业、服务业也接踵而至，企业带动了当地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和企业的命运拴得比较紧，企业一旦垮了，城市也就废了。政策型和移民型城市有些重叠，但实际上移民型城市主要是以生态移民为主（如鄂伦春、达斡尔等），这是一步到位的发展思路。当地政府将当地农牧民从山上搬下来，给他们盖好房子，让他们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政策型城市因为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战略需要，搬迁整个城市，形成“新城”和“老城”格局。如鄂尔多斯整体搬迁，白天职工上政府大楼办公，晚上下班返回老城居住，形成了昼夜两重天的景象。另外一种是，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城市，比如说二连浩特、满洲里，为了与外蒙古、俄罗斯搞边境贸易，促进开展边贸活动，干脆就地打造一个城镇。笔者把移民型城市和政策型城市的微妙区别加以区分，为的是进一步看清楚政策在行为层面如何被划分的现象。

传统上蒙族牧民以3?5户为一个基本单位，逐水草而居，取材于地、取法于天，这使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链条，笔者将其称为“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在这个“第一链条”中，牧民的财富来自于五畜，即马、骆驼、牛、绵羊、山羊。与农业生产中的财富不同，逐水草移动是五畜的基本特征。人在链条中最重要是维护五畜的正常生存，而其生存依靠的是自然环境，因此在天（自然）面前，环境、五畜和人类是平等的，各有各的品格，并没有被资本化。人尊崇天的方式通过人们创造的仪式来实现，它规范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4]祖先和天是蒙人信仰的依托，而居住的敖包同时也是祭天、祭祖的空间，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全蒙全都是依循着这样的文化机制进行生产生活的。

如图2中“逐水草而居，取材于地、取法于天”的基本结构所示，在第一层链条里面，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作为内蒙古人生产与生活中的基本关系发挥着作用。其中各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还可以细化为“第二层链条”“第三层链条”……不同层级的链条之间呈现为一种观念上的派生关系，如：家可以进一步细化分为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及其通过婚姻或生产联合形成的组织形式;天可被细分为九十九个腾格里（长生天）;敖包是人们祭天、祭祖的神圣场所，也具有区域、大小层级之分;五畜可按其活动半径分出大小不同的草场范围，甚至还可以细分出各种牲畜所吃草的种类和具体部位……

可见，传统蒙族牧民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结构紧密、互为影响的有机构成，那么如何基于此来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介入与“过度放牧”等一系列政策行为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正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创造了文化，因而新元素的进入一定也会导致关联性变化的发生，在这个“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中，有些地方的链条断了，有的环节新生长了出来。比方说工业产品的进入改变了人们放牧的方式，尤其年轻人完全可以骑摩托放牧，而无需骑马了。再如打机井的使用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传统关系。如图3、4所示：

从“第二层链条”到“第三层链条”的演化我们可以看到，地下水的使用不再是“取材于地”那么简单，通过机井、水泵和柴油的使用，水进入市场成为一种商品，这意味着牧民无法自我控制市场价格，而必须花钱买水。水的商品化势必将转嫁到他的具体生产环节中，资本逐渐渗透进牧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可见，城市化过程创造了生产生活链条中的一部分新元素，另外有一些传统的部分则被切断了。比如对于家庭生活来说，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进城为孩子陪读，越来越多的牧民家庭游弋于城乡两地，成为“一户两居家庭”。城市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标准之一，但教育资源向城市的倾斜、乡村学校的撤并，导致一家人中妈妈在城里陪读，爸爸在外地打工，本来一家，现在变成一户两家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形成了新型的候鸟式家庭：

桥二的老家在恩戈贝。作为拥有4口之家的父亲，两个孩子的教育是他家的最大开支。为此他必须搬到他认为比家乡好的教育环境（达拉旗）求学，并在学校附近租房。他在老家承包了60亩地，主要用于种植玉米，秋收后作为饲料卖给过冬的牧民。除此之外他还在达拉旗打零工（工地小工或开出租等），以便维持日常开支。住房、交通、饮食等这部分开支属于新增链条，并且不由他所控制。他能够自我控制的也只有通过努力赚钱才能维持。他和他的夫人必须进入资本市场打拼[5]。

基于这样的跟踪调研，我们的研究一直可以追踪到内蒙古农牧民生活的教育、医疗、养老、贷款等诸多领域。事实上不只在内蒙地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劳动者在劳动和消费环节中被异化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极为普遍。

“一刀切”政策行为与城市化困境

在前文提到的对内蒙城镇化的批评中，定牧导致的生态破坏是招致当地学者、农牧民不满当前城市化路径的主要原因，那么定牧的生产形式为何会出现？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理解为什么要“以管理农业的方式管理牧业”。这种管理方式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实施“承包草地”的政策行为，这就导致两个现象凸显了出来。一个是定牧，另一个是个体主义的出现。承包草地的政策源于内陆农业承包农田的思路。[6]因为人民公社解体，集体农业生产转变成个体农业生产的方式，而这一模式被直接转嫁到了内蒙当地的牧业管理中。然而实际上，传统牧民本有一套完整的牧业管理体系，原来牧民们实行互助放牧和转场，在一系列生计活动的安排中有个“能人”，这个能人天文地理、宗教、规范都懂，所谓的“取法于天”一定是按天时地利人和看哪个日子合适，转到哪放牧，不同群体间不会撞车，也不会因转场发生人际关系的矛盾。但是分草地以后就变了，定牧彻底打乱了原有的生计体系，原来的草地被承包后变成“你的地”“我的草”之类的区分，所谓“我”“私人拥有”这些概念凸显了出来，亲兄弟也有为草场反目为仇的情况时有发生。承包草地的政策出台后，原有的人际链条被切断，同时又生长出一些新的链条，导致当地牧民的人际关系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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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定牧导致的过度放牧和个体主义进一步强化了牧民对资本的依赖。外在的政策行为和市场是农牧民根本无法控制的，其唯一自保的办法就是拼命劳动、过度生产，在有限的承包草地里年复一年地放牧，其目的是为了孩子念书、为自己养老、为家人看病。为了一步到位地实现城镇化建设，搬迁人口是一种快捷的做法，结果牧民到了城镇，不像汉人那么功利、会算计，商业那一套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与他们传统文化中奉行的仗义、英雄主义思维格格不入，政府补贴的钱往往不足以维持牧民在城镇形成新的生计方式，到第二年甚至就需要开始贷款，第三年买卖经常就开始亏本，于是许多牧民干脆开始赌博、酗酒。据统计，牧民的酗酒行为和离婚率都相当高，这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才有批判认为：政策行为和资本是导致当地生态和文化破坏的真正推手，农牧民只是这种政策行为的“马前卒”。牲畜在一块草地上吃了又吃，最后吃成了荒地。在当地做过多年环保活动的组织也发现，水、电、气等象征城市化生活的基本元素都是当地人无法控制的，为了购买这些商品，牧民不得不竭泽而渔，因而只基于表象而指责农牧民是极其不严肃、不负责任的。

事实告诉我们，内蒙古的城市化建设离不开农牧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理顺。我们应当对发展理念的客观性进行反思，笔者认为，不能采用社会进化论那套思维，认为社会发展必然是依照“采集→游牧→农业”的规律，然后恨不得将牧场都改造成工业基地。相反，内蒙古还是应该重视发展牧业，全国的奶制品主要来自内蒙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护内蒙古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在农牧区这样的地方应该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管理，寻找适合当地的生产模式。所谓差异化的生产模式是指不应该用农业的管理模式套用于牧业管理，也不能仅仅为了城市化搞发展，人为地开发、改造、搬迁。如为了鄂伦村人住上跟城市人一样的房子，即使存在文化生活方式上的极大差异还要强行搬迁，类似这样的错误在我们的政策型城镇化和生态移民型城镇化中频频出现。然而这些政策行为导致的错误在大数据计算中却都被呈现为GDP增长，每年统计出来又有多少牧民搬进城市，GDP又增长了几个百分点等等指标政绩，从而掩盖了城镇化背后严重的文化适应问题，这样的政策行为属于“一刀切”。“一刀切”的诡异之处在于将政策与政策行为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把因当地政府的政策行为导致的失误转嫁给中央，造成大量的犯罪和对中央的抗争行为。以GDP考量城市化能力和社会发展质量的研究方法，虽然理性，但它以资本代替全部，因为GDP让我们看到的只是资本的量，政策行为的良莠问题却被遮蔽在大数据之中，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

如何构建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然而当今中国的社会学越来越倾向于定量研究，鸟瞰式的大数据成为科学话语的一种象征。在学术评审或研讨会议上笔者常常听到一些社会学家批评人类学没有问题意识，个案、方法上存在个人主义等等。如果按定量研究来看，这四类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给GDP作出了贡献——资本提高了，政绩上去了，乍一看，它给中央的宏观数据报告中，城市化率很高、城镇人口增加。但是，当地学者和百姓尤其对政策型城镇化和移民型城镇化的意见颇多，甚至有学者说内蒙古的移民型城镇建设没有一例是成功的！[7]还有些学者认为，城市化本身不是问题，市场和政策则是导致内蒙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的真正凶手。这些问题在GDP计算方式里是看不见的。本研究发现：资本市场、政策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当地人的生活与生产关系。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外在于自我的并且不可自控的这三个因素，唯一能够自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过度赚钱和攒钱。这些只有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才能呈现出来。它不一定能“看”到，也不能计算出来，却能通过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发现它，这就是人类学所说的客观。

所以，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经常会提出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对谁有意义？当初乌兰夫提出了“三不两利”政策：不斗牧主、不划分草地、不划分阶级，有利于牧民，有利于牧主。这个政策是考虑到牧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维护生产能手，由他引领游牧生产和生活组织，这符合因地制宜的传统。导致发展理念上冲突的原因，笔者分析如下：传统的社会进化论里有一个基本思想是采集、游牧是落后的，把草场看成荒地，只有进入农耕，必须产粮以后才能够表示进步，最后进入工业化社会才是真正进步。通过定性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进化论里的这种发展思路在内蒙古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农业的方式干预牧业。人民公社时期是将草地改造成农田，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将承包土地换成承包草地，政策行为始终用管理农业的一套办法来管理牧业，这显然只注重了经济理性，忽视人的发展，是推广汉人生产及生活方式的一种粗暴干预。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行为实际上与不作为没什么本质区别。

我们还要问，研究者的欲望和生活者的欲望是不是就能画等号？地方政府也会搞一些文化项目，但都很像一种舞台艺术，脱离了生活世界。再有，我们所倡导的经营模式是不是就能够代表当地人的需求？同理，以GDP为唯一标准的指标体系无法解释为何不少国企资本在海外打水漂，制造着社会不平等、破坏当地环境，为何中国的企业不能真正落地？在海外，尚且有大量的社会力量（如NGO、企业自身的工会组织）帮助企业更加人性化地解决当地的环境问题，跟进处理社会不平等问题，让企业资本和社会责任相对平行，但在国内，企业工会多关注企业内部职工的福利，对外则没有形成一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力量，在制度层面没有充分的保障。这些也从更大层面证明了经济不等于社会。所以城乡一体化，容易犯同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加富裕，可往往欲速则不达，因为我们（研究者）和他们（被研究者）之间没有形成平等的对话，因此不能产生公共性，因而也缺乏代表性，甚至会出现被马克思批判的那种将“逻辑的事实”误认为“事实的逻辑”的现象。

围绕发展问题，中国的话语权在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手里，文化的实际拥有者却往往处于失语或者被“豢养”（如非遗保护）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多年来精英模式的社会治理导向并未改变，它集中地表现为以GDP和政策行为为主的话语系统，导致文化实际拥有者处于被动状态;另一方面，精英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依据来自于理性（如大数据），而文化拥有者的依据来自于习俗——被历史验证了的传统规则，两者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往往出现两种客观，缺乏良性对话的共同基础。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内蒙古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问题，指出在贯彻由城市精英给予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需要跟进，那就是实事求是地检验大数据成果在当地的可靠性，探讨因地制宜的生产模式和与当地生活方式有亲和力的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注释：

[1]胡敏谦，《2014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2015年面临形势分析》，载刘万华主编：《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远方出版社2015年版。

[2]海山：《内蒙古牧区人地关系演变及调控问题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3]《朝戈金教授访谈录》，国情调研组，《话说内蒙古城镇化》（内部专题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

[4]《朝戈金教授访谈录》，国情调研组，《话说内蒙古城镇化》（内部专题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

[5] 国情调研组：《内蒙古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调试与文化重建》（调研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

[6] 盖志毅：《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7] 《恩和教授访谈录》，国情调研组：《话说内蒙古城镇化》（内部专题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

城市化地区 篇4

鉴于城乡结合部的二元性以及存在问题的复杂性，在规划中，若单纯按照传统的农村规划或城市规划的思路都不全面。本文依据笔者参与的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对其规划思想，规划结构以及发展策略进行解析，对控规进行了审慎的重新思考，力求探索一条从城乡结合部向城市转变的可持续发展新思路。

1. 规划范围

规划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北部，广汕公路与华南快速干线交汇的交通要道上。东至萝岗区黄陂公司和天麓湖旅游度假区，北接白云区帽峰山，南连长兴街、新塘街，西达龙洞街，规划区面积20.64平方公里。

2. 项目背景

2.1“首善之区”下地区农村发展出路的需要

随着广州城市拓展，天河东部地区逐渐从城乡结合地带演变为城市地区，成为广州市“东进”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足“村改居”后原村民基本利益和保证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近期突破，构建远期发展的稳定框架”为原则，探索一条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可持续发展新思路。

2.2 原规划已不能满足规划区的发展

原道路规划不能够满足的发展需求，本次规划将整合周边路网，解决交通需求，引导街区土地的开发及产业升级。

2.3 天河东北部休闲度假区建设的需要

凤凰街地区拥有筲箕窝水库(龙洞水库)、凤凰山公园和火炉山公园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周边地区有华南植物园、天麓湖森林公园、帽峰山森林公园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大型旅游观光景点。天河区提出以建设“第二白云山”为目标整合周边旅游设施，建设天河区东北部休闲度假区。

2.4 凤凰街地区开发建设的法律依据

凤凰街地区为广州市规划的职业教育基地，高等院校选址较多，必须通过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形成规划管理单元详细图则，为建设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3. 规划原则与指导思想

3.1 区域统筹、资源共享

规划区的开发建设必须在上一层次规划的指导下，从区域的角度出发，对规划区功能定位与主导产业进行全局的统筹安排，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满足广州市总体布局的要求，实现与广州市其他各个组团在高校资源整合、农村城市化、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全方位整合。

3.2 综合发展、资源整合

规划区开发时间较晚，原规划缺乏对规划区规划的控制协调和可实施性，因此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城市建设与村各自发展和国有高校用地与村出租学校用地各自开发的情况。因此，本次规划有必要贯彻资源整合的理念，结合地区的情况，对现有的资源，如高校基础设施资源、土地资源等进行全面的整合，以实现地区综合发展的目标。

3.3 生态优先、以人为本

注意对天河区东北部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并充分利用以周边山体、水系以及道路绿化带组织区内的绿地系统，做好环境保护规划与控制;在功能分区上以生态优先为原则，合理布局。在注重产业开发与建设的同时，注意从人们生产和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结合土地利用调整情况，合理配套区级、组团级和居住区级与村级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不同阶层的生活需要。

3.4 城乡协调、和谐发展

缓解规划区过去开发过程中各开发主体与村民的矛盾，调整未落实的集体经济发展用地，结合地区发展方向、开发模式与农村改造，确定规划区内村庄未来的出路，改造的主体、改造方式、改造时序、改造策略等问题，理顺好村与职业教育基地和村与软件园的关系，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4. 规划结构——“一带四区”

为满足上层次的规划对本次规划提出的要求，规划区形成一带四区的功能布局：

(1) 广汕路沿线产业发展带;利用广汕路与高塘石软件园现有的良好条件，发展汽车4S店、机械交易与高科技产业，建立产业发展带; (2) 凤凰山休闲旅游区;以筲箕窝水库、石狮顶两大景观核心区打造凤凰山休闲旅游区; (3) 渔沙坦综合发展区;规划在广河高速北部地区，以渔沙坦新村建设为核心，高校园区、高校服务业、居住区、休闲接待设施共同发展的和谐城区; (4) 柯木塱综合发展区;规划在广河高速南部地区，以天河区东北部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为核心，高校园区、新村建设共同发展的新城区; (5) 火炉山休闲景观区;开发以登山游览、植物观赏、森林沐浴为主的休闲景观区。

5. 开发时序

针对规划区域内现状土地利用的特点以及政府关于区域发展的要求，采取近期与远期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地进行土地开发。

5.1 近期的开发重点与建设策略

(1) 完善规划区的高校园区建设，根据高校园区的发展现状，落实《高校园区选址规划》内地用地，满足高校规模拓展的要求;同时落实已有高校选址的意向用地; (2) 推动主要干道的建设，特别是华美路、渔北路和柯木塱南路的建设; (3) 推动村一级的建设，主要是城中村改造首期建设的实施。推动柯木塱村与渔沙坦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建设，通过村一级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建设高校师生居住配套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通过经营这些设施，积累资金，然后进行旧村改造; (4) 落实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主要是地铁车辆段、华南快速路的建设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5) 改造广汕路沿线景观，重点控制规划区山体林地等生态绿地的建设活动。

5.2 远期的开发重点与建设策略

(1) 继续推进天河区东北部绿地系统建设及生态休闲度假设施配套; (2) 继续推进城中村改造与实施; (3) 落实广汕路沿线景观节点建设。

6. 发展策略

6.1 教育产业策略

根据《天河分区规划》和高校园区选址规划，凤凰街为龙洞高教科研功能区的一部分，规划成为以教育科研和商贸功能为主的综合功能区。未来十年中凤凰街及其周边地区将努力打造天河教育板块，随着教育产业的兴起，凤凰街高教后勤服务产业发展前景乐观。

6.2 休闲度假策略

明确开发建设量，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丰富和完善旅游产品，根据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实施错位发展战略。牢牢把握发展定位，紧密结合生态与休闲这两方面核心内容，提高火炉山、凤凰山景区的品位与档次。同时，从土地管理入手进行体制建设和完善，以解决火炉山、凤凰山森林公园目前存在以土地使用权属复杂为代表的管理体制问题。

6.3 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策略

近年随着天河区东北部地区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但当前却缺乏一个系统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地铁6号线柯木塱换乘站处于整个天河区东北部的中心位置，周边土地尚未开发，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规划建设成一个集医疗、休闲接待设施、高唐石配套服务业、高校后勤产业于一体的公共服务中心，满足周边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6.4 商贸业发展策略

对外——一方面以广汕公路为依托，借助高塘石软件园的地缘优势发展中高档次公寓和相关服务性产业;另一方面，把握地铁6号线建设机遇发展购物休闲商业;第三方面，盘活广汕公路沿线土地，把矿山机械交易市场和汽车4S店做大做强，打造以专业市场为主的商业发展带。

对内——以新建渔沙坦文化广场为中心，引入综合型市场升级，逐渐把文化广场打造成为凤凰街的社区综合中心。近期为居民以及附近学校学生提供商业购物和娱乐休闲的场所;远期作为旅游休闲过渡中心，打造筲箕窝水库——凤凰山森林公园——火炉山森林公园的旅游消费中心。

6.5 土地与房屋增值策略

调整土地模式，采用大胆的土地集约、科学利用的方法，整合凤凰街现有用地，重新调整土地使用性质和强度，增强本地区使用价值。进行全面的住宅和厂房产权登记，明晰产权关系，对不合法用地以及手续不全且需改造的建筑，与主管部门协调，完善手续。条件成熟时，建议将部分村域土地一次性转移为国有，划归村经济发展公司经营。

对街区内发展潜力较大的集体经济发展用地，进行适量固化，使土地资产保持一定存量，不再被征用，利用固化土地的收益给农民长期生活保障;同时能够初步设定产业和空间的发展框架。

6.6 居住发展策略

可通过“转移腾挪”的方式逐步推进城中村改建。并适当安排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以解决天河区拆迁安置、工人及服务业人员、中低收入市民的住房要求。

7. 结语

城市化地区 篇5

1、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更快的建设发展,就必须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发挥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2.93%,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对区域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1]。

许多学者指出,我国城市化的驱动力应由第二产业变成第三产业[2][3],其中服务企业的创新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4]。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5][6]。由此看出,目前关于我国城市化驱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等因素,对其他方面的因素研究较少,且这些因素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大小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其经济发展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国家发改委及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指上海市、浙江省及江苏省的所有城市所构成经济圈,城市化毫无疑问将成为其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与增长点。因此,明确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部城市化的驱动因素对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各市的部署规划有着重大意义。

2、计量经济分析

2.1模型设定

本文假设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认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小。根据文献研究,选取城市化率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7],并假设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及房地产建设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分别采用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投资额[8]作为相应衡量指标。

2.2初步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25个地市的指标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以城市化率(Y)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X1)、第三产业比重(X2)、外商直接投资额(X3)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X4)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定量地测算各因素对该地区城市化的影响。整个回归过程及计量模型建立均依托EXCEL软件进行。

其中,分别为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及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系数,各自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 GDP 增加 1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1 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增加 1 亿美元、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加1亿元,城市化率将增加的百分点数,μ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下(5%的显着性水平),第一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标准误,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此外,对回归的整体显着性进行F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为62.6167。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这4个变量的变动能较好的解释城市化率的变动,且回归的整体显着性较高。然而,变量X3、X4,即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在解释城市化水平时效果并不好,二者并未通过t-检验(自由度为20,临界值为2.086),在5%的显着性水平上都不显着。此外,结合R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由此推断,这可能是由多重共线性引起的,有必要对模型本身做出修改。

2.3常弹性模型分析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这两个因 素,研究其相对变化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比其绝对值变化更加有意义,而且,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不仅可以解决多重共线问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性,也更接近CLM假定。因此,现在拟对全部指标Y、X1、X2 、X3、X4取自然对数,建立常弹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由于两个模型中因变量及自变量均发生变化,为非嵌套模型,因此应采用进行比较。本模型中=0.9443,也高于上一模型的0.9113,说明自然对数形式的变量模型拟合程度更高。此外,修正后的模型解决了多重共线问题,变量lnX3,即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在5%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但是lnX4,即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对数在解释因变量lnY时效果仍不显着,未通过t-检验。因此,鉴于在两次回归中房地产开发投资额都不是统计显着的,应考虑剔除该指标。

2.4四变量多元回归分析

在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指标后,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率(Y)对人均GDP(X1)、第三产业比重(X2)和外商直接投资额(X3)进行回归。同时,通过上述分析中两个模型的对比可知,常弹性模型能够消除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且拟合优度更高。回归结果如下:

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都通过了5%显着性水平的t-检验(自由度21,临界值2.080),F统计量为140.514,回归的整体显着性高很高。此外,由于比原模型变量个数减少,所以用进行比较,以消除变量个数的影响。该模型的达到0.9458,比原来的0.9443更为改善,能够多解释0.15%的lnY变动,证明拟合效果更好,样本的估计值与预测值如图1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显着因素,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合显着性。具体而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 增长1%将使城市化率将增加 0.239%;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现有的1%,城市化率将增加0.714%;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1%将为城市化率将带来0.024%的增长。由此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依次是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

2.5结论分析

城市化地区 篇6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部地区与全国和东部地区在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主要是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中部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崛起。目前，中部地区城市化率达到了30%以上，进入了国际通常的30%-70%快速增长区间，正处在加速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农村人口多、城市化率低、城市规模小、产业支撑力不强、生态环境脆弱等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关系。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随着工业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会出现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和人口地域分布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测算，发达国家在1820-1950年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7的高度，这说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十分强大的。另一方面，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而形成的人口及人类经济活动在特定区域大量聚集发展的过程，城市经济活动的聚集和人口的增加，推动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以及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更重要的是，城市是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集聚地，能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和文化支撑。可见，城市化的发展可以大大促进工业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基础、思想观念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和非农化水平。2005年中部地区城市化平均水平比全国低6.46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0.93，远低于1.4-2.5这个国际公认合理范围；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的比值高达2.34，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这些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因此，中部地区推进城市化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切实增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紧迫性和危机感，树立加快城市化就是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具有地方优势并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产业，提升工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夯实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二）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根据工业化的发展规律，经济结构的演进是遵循着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这一发展轨迹的。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得城市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尤其是收入的差异吸引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向轻工业转移，这样就形成了城市化的第一次浪潮。在重工业发展阶段，重工业的资金密集型特征决定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不太强，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有限。但伴随着重工业发展而来的是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一方面，重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大大增加了对外部环境以及社会性服务的需求，现代物流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现代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因此而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富有效率的重工业化使得更多的人进入中高档的消费阶层，这些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社会服务的高档化与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加，这样，生活性服务业也会成为最富活力的产业之一。显然，当重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并将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的服务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因而当第二产业由于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减少劳动力需求时，第三产业的发展却能提供大规模的就业机会，接替第二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那么，伴随着重工业发展而来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就掀起了城市化的第二次浪潮。从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工业结构长期以来以重化工业为主，轻工业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因此城市化的第一次浪潮没有完成，这也是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目前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已与全国水平基本相当，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3个百分点，入围2007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企业数和营业收入只占全国的11.2%和4.1%。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必然会延缓城市化第二次浪潮的到来。因此，中部地区推进城市化要处理好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要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来加速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两种偏误:一是把“三农”问题归罪于城市化，认为是城市占用了农村的发展资金和农民的廉价土地，剥夺了农村和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主张放慢城市化步伐。这显然是不对的。我国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是无法也不应该阻挡的。二是认为城市化才是现代化，搞新农村建设违背了现代化的规律，主张只要把城市建设好，把农民转移到城市就行了，不一定要搞新农村建设。这种观点也脱离了我国国情，有片面性。因为我国有13亿多人口，而且每年还要增长上千万人，要把他们都转移到城市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率达到70%或更高，农村人口依然数以亿计。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在我国现代化布局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温家宝总理指出：“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条件，才能为反哺农业、带动农村提供经济基础，才能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同时，建设新农村是促进城市化的强大动力，是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城市化就失去了支撑。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但只有城市化，没有新农村，就不是全面的现代化。中部6省大多数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全国有1/3的农民分局在中部地区，该地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全国要高近10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建设新农村、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因此，中部地区推进城市化要特别重视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要“反弹琵琶”，从推进城市化入手，以城市化统筹新农村建设，通过城市化“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四）城市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经用世界各国的实例描述了城市扩张的过程。他认为，中心城市扩张把外围逐渐结合进整个生产体系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财富和经济活动从中心向外扩散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增长点可能具有劳动力上的优势、市场的优势、自然资源上的优势，这样新的聚集利益中心的出现，使得城市与区域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互动互利的发展空间，即区域性的“城市化空间”。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分工关系，实现区域内部城镇体系的功能衔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缪尔达尔所讲的“城市化空间”就是城市群。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城市群是现代生产力集聚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城市化新形态，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它是以1-2个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聚集了众多相连的城市，组成一个相互依存、兴衰与共的城市组合体。城市群的优越性在于它既可以发挥生产力区域高度集中的积极作用，又能克服单个城市过度集中带来的不良后果。根据戈特曼的研究，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六大城市群。我国也已初步形成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中部地区城市化就中心城市发展而言，存在特大城市、大城市偏少、偏小等问题。4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东部有7个，中部仅有1个;200-400万人口的城市，东部有16个，中部只有3个;100-200万人口的城市，东部有76个，中部仅有37个;50-100万人口的城市，东部有132个，中部也只有81个。就城市群发展而言，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虽已列入中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点支持的城市群，但城市群建设还处于起步甚至是研究阶段，与东部三大城市群差距很大。今后一个时期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中部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城市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发展壮大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加速推进城市群建设。

（五）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从世界各地城市化历史看，在城市化早期，资源浪费、耕地减少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十分突出，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也消耗了大量资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这是我们选择城市化模式的现实起点，也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中部地区是人口密集区，水和土地等许多资源人均占有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密度是全国的2.6倍，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在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以湖南为例，尽管近两年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洞庭湖、湘江和株洲清水塘工业污染治理的力度，但节能降耗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仍然很大。《200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显示：湖南万元GDP能耗、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146和0.21吨标准煤。到2006年底，全省29个设市城市还有19个没有生活垃圾处理场，有10个没有污水集中处理厂；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只有46.3%与42.7%；县城这两项指标仅为2.1%和1.9%；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排全国第24、23位。中部其他省份与湖南的情况基本相似。中部地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因此，中部地区推进城市化，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新格局，走出一条集约式、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六）城市化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两大要素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工业化与制度创新。工业化的速度与质量决定着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扩张的能力和城镇居民的收入状况;而制度创新则决定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向城市集聚，并进而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对制度成熟的国家与地区来说，由于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过程不存在制度障碍，因而城市化的进程与水平也就主要取决于工业化的速度与质量;与之不同，对正处于制度转型期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制度本身就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促进力量。譬如，近年来重庆市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土地产权、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有效破除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对城市化形成了巨大的驱动力，推动重庆城市化率由2001年的34.7%提高到2006年的46.7%，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快1个百分点，比中部地区快0.8个百分点。就中部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当前正处于快速的制度转型期，因此实现制度创新并借此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必将为中部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中部地区城市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制度障碍是户籍制度。因为现行户籍制度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固化”作用，使农村劳动力不能正常向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产业部门流动，导致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更为重要的是，城市财政支出和公共产品供给是以城市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进城农民因身份所限，无法享受城市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面的同等待遇和各项公共服务，社会歧视、制度限制、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等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因此，中部地区推进城市化要把制度创新作为重要推动力，要为农村流动人口自然融合到城市社会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特别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同时要继续深化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七）城市化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城市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助推器。城市化不仅是人口集聚、生产要素集聚、产业发展的过程，而且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市民文明素质提高和城市文明程度提高的过程。一个城市良好的建设、先进的设施、优越的环境，是其必备的硬件与外形；而其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个性和文明程度，则是不可或缺的软件与灵魂。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是没有个性和吸引力的城市。没有文化理念的指导，城市就不可能规划好、建设好。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建得再多、再好，缺少文化底蕴和特色，也难以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世界各国很多国际大都市，除了良好的交通、发达的金融、繁荣的商业等共性因素之外，每个城市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与众不同的文化氛围，构成了令人向往的独特魅力，也是其长期繁荣、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长沙市综合实力显著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评价，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长沙城市综合实力已超武汉进全国八强，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居第五位，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居第一位。长沙综合实力的增强，除了制造业等的快速发展外，还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密切相关。中部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中原文化、湘楚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厚重、特色鲜明。中部地区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既要搞好硬件建设，又要重视文化建设；既要继承历史文化，又要致力于文化创新，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城市现状特点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努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将城市文化融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中，形成一批文化氛围浓厚、现代气息浓郁的城市。

（八）城市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城市化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思想观念大碰撞、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与不和谐因素都有可能集聚凸现，所以城市化也是一个社会实现和谐稳定发展的过程。城市是高度复杂的综合体，人口流动量大，社会关系复杂，是各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地、多发地，因此城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中部地区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现期，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还会进一步凸现出来，如果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对抗、社会冲突。因此，中部地区推进城市化要高度重视城市和谐稳定问题，把城市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针对城市征地拆迁中的利益调整、进城农民工的管理服务等热点难点问题，做好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工作，实现城市的和谐稳定发展。

城市化地区 篇7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城镇人口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居民消费的提升, 促进运输需求不断增长, 对运输质量和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在快速城市化的城市群区域, 人员高度集聚, 经济活动活跃, 贸易交流频繁, 区域呈一体化发展态势, 交通运输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为更好的发挥交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服务、引领作用, 有必要开展城市群交通发展研究, 使交通发展更好地适应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本文从交通与城市群发展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探讨、分析城市群交通特点、交通发展模式, 并结合苏南城市群进行案例分析。

1 交通与城市群空间发展

1.1 交通对城市化的能动作用

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是各个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等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1]。影响城市空间布局的4个因素为自然因素、可达性、建设发展和动态作用。其中可达性和动态作用与交通发展有直接关系。

交通发展与城市群演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过程。交通对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促进了城市用地空间扩展, 并对扩展方向具有指向性的作用[2,3,4]; (2) 直接改变了城市的区域条件和辐射范围, 出现新的交通区位优势, 产生卫星城和新的城市功能区, 进而改变城市群的空间结构。

1.2 交通与城市群空间布局

城市的发展历程一般按照:单个城市—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律发展演变。在城市发展初期, 为单核的中心城市。当单核城市集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 城市人口和各种功能超越出了原来的城市范围, 中心城区的功能有向外疏解的需求, 这一需求表现为在周边形成多个卫星城市, 形成围绕核心城市布局的都市区。卫星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增强, 城市用地进一步拓展, 二代、三代卫星城逐步出现, 都市区与都市区连绵成片, 形成大规模的城市群, 见图1。

卫星城大多沿着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布局, 特别是沿着高速公路、铁路聚集, 形成城市聚集的发展走廊。在快速城市化时期, 城市空间发展往往具有突变性和非理性的现象, 城市发展方向在较大程度上受社会主导利益和人为选择的影响。这往往造成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 产生各种交通问题, 如高速公路容量过于饱和、干线公路城镇化严重等。

2 城市群交通特点分析

对城市群交通进行研究时, 主要从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其外围城镇之间, 及城市群与都市圈内部2个层次。

2.1 城市群交通特点分析

城市群交通需求特征与城市群职能分工、等级划分等密切相关。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 人力、能源、资源以及产业在各城市间合作交流, 交通需求发展迅猛。

因核心城市的分布排列不同, 城市群城镇体系布局表现为带状或网络状。城市群布局结构尽管存在很大的不同, 但主要运输走廊分布特征明显, 即表现为不同核心城市之间的高强度运输需求, 通常沿这些走廊地区也是产业集聚发展带。与需求相对应, 核心城市之间具有大容量的运输通道, 呈现“点-轴”式的网络布局[5], 见图2。核心城市间的交通发展模式为多方式的, 一般为铁路和公路组成的复合型运输通道。

2.2 都市圈交通特点分析

都市圈内部交通需求的变化与人口增长重心有极大的关联性。都市圈核心区由于居住人口外移和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 人口增长相对较缓。外围地区人口形成新的增长极, 交通出行总量随之显著增加。由于人口的外迁, 郊区开发了大量的居住用地, 但工作岗位仍集中于中心区, 居住和工作的空间分离产生了高度集聚的通勤交通需求, 主要呈向心、放射状分布。

当城市人口、产业集聚到一定的规模, 为了疏导中心过于集中的交通压力, 一般在建成区的中心附近建设环路, 环路吸引车辆绕行以缓解环内的交通压力, 也增强了核心区周边的紧密联系。放射状通道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 增加了城市外围地区至中心区的可达性, 促使城郊发展一体化。放射通道与环形网络形成互补, 促使城市不断以“环+放射”圈层状结构较为稳定地向外拓展, 交通网络密度也依据圈层由内向外递减。

3 城市群交通发展模式

都市圈核心城市之间表现为高度集聚的区域运输走廊。都市圈内部表现为围绕核心城市的放射状运输走廊, 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

3.1 城市群交通发展模式

城市群核心城市间的交通方式一般包括铁路和公路2种运输方式, 水运、航空运距较大, 一般作为城市群对外的交通方式。

铁路作为一种便捷、快速、大运量的交通系统, 能促使大城市、都市圈经济集聚, 使都市圈之间的空间联系密切而形成联合体空间格局。铁路作为连接都市圈之间的重要纽带, 对促进沿线城市一体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服务城市群核心城市间联系的铁路包括3个层次, 分别是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国铁干线、城际轨道, 各层级轨道交通技术特性和功能定位见表1。公路运输方式包括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 高速公路主要满足快速的客运交通需求, 国省干线公路主要承担区域中短程的货物运输。城市群与外部区域之间长距离、大运量的货运则主要依靠铁路和水运。

3.2 都市圈内交通发展模式

都市圈内部表现为围绕核心城市的放射状运输走廊, 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内圈层轨道交通处于主导地位, 中圈层适度发展快速公交BRT和都市圈轨道, 外圈层以小汽车出行模式为主。

内圈层, 及核心城市内部。由于高速公路对城市空间具有阻隔作用, 因此在核心城市外围建设高速公路环线, 一方面将过境交通外移, 另一方面使城市空间扩张被限制在边界以内。核心城市内部建立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架、城市常规公交为主体的运输方式。

中圈层, 及周边卫星组团。在周边卫星城市发展规模较小时, 尚不具有建设快速轨道交通的条件。因此在初期阶段, 积极发展以BRT快速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 以增强核心城市与卫星城的通达性。快速化改造区域干线公路, 适应不同区段的交通需求特点, 灵活布局公路和城市道路断面型式。在卫星城市发展至较大规模时, 建设都市圈轨道或市郊轨道。

外圈层, 及外围中小城镇主要依赖于区域干线公路和镇村公路, 满足小汽车机动化的出行需求[6]。布局镇村公交线路, 增强公共交通对中小城镇的覆盖。

4 苏南城市群案例分析

4.1 苏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苏南城市群”是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等城市共同构成的一个城市集合体。苏南城市群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 2000年城市化率已接近50%。城镇人口经过1990~2000年间的快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8.9%) , 2000年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10年苏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71%, 城市集聚程度很高, 见表2。

从发展阶段来看, 苏南城市群开始进入城镇化S形增长曲线的稳定发展阶段, 未来苏南城镇化将从单纯的量的扩张转为偏向内涵和质的提升上来。

4.2 苏南城市群交通发展现状

1) 公路网络基本完备。2011年, 苏南高速公路网基本完成, 面积密度达到5.9km/100km2, 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德国为3.5km/100km2、日本为1.7km/100km2、英国为1.4km/100km2、美国为1.0km/100km2) 。随着公路的发展, 公路已经成为构架和诱发地区内联系的关键力量。公路运输地位的上升表明苏南城市群正在发生类似西方城镇密集地区的空间整体化过程, 也为各城镇空间的外向蔓延提供了促进机制, 加剧城镇建成区的相互毗邻。

2) 干线铁路形成轴向复合通道。苏南核心城市间形成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通铁路构成的复合通道。以京沪高速铁路为主满足对舒适性和时效性有较高要求的中、长途客运出行需求;以沪宁城际轨道为主服务于核心城市之间的城际交通需求;以京沪普通铁路为主服务中、长途货运需求。

3) 都市圈网络形态基本形成。目前, 苏南城市群已形成两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形成以南京为中心, 沿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呈放射状向外扩散的圈层式空间布局。苏锡常都市圈形成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向外扩散的“鱼骨状”多中心网络空间结构, 见图3。

4.3 苏南城市群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缺少区域轨道运输方式。苏南城市群中心城市之间高速公路、干线铁路建设较为完备, 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之间主要通过公路连接, 缺少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网, 甚至有的外围城镇与中心城市间只有普通公路相连通, 客货运通道形式较为单一和缺乏, 网络结构不完整。

2) 干线公路交通功能混乱。干线公路是全开放式的, 在中心城市郊区化过程中, 中心城市空间的拓展使得环线的功能变得模糊, 国道和干线道路在城乡结合部开始沦为城市内部道路, 道路功能在无形中发生显著变化, 但道路形态还来不及变换, 使得交通压力剧增, 造成经常拥堵。在苏南密集城镇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城区附近, 干线公路同时承担了过境、出入境、短途集散转换等各种交通需求, 造成功能混乱。

4.4 苏南城市群交通发展对策

当前, 苏南地区城镇轴带连绵化, 外围城镇群体空间分散化的趋势正在逐步加剧, 促进空间集约、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将是未来苏南地区城镇发展重点。在这一阶段, 需要发挥快速交通的“层级引导”和“节点集聚”作用, 引导区域城镇形成紧凑型网络空间。

4.4.1 优先发展轨道交通

抓住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等重大快速轨道交通设施建设的契机, 加快苏南城市群内干线铁路、区域快速铁路和城市轨道的发展。在构建轨道网络时, 注意形成多层次、全功能的多级结构网络, 避免向单级集聚后, 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

1) 核心城市之间干线铁路布局。根据国家《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布局主骨架层轨道线路, 形成“三横四纵”的干线铁路布局。“三横”为京沪高铁、沪宁城际、南沿江城际;“四纵”为通苏嘉城际、盐靖锡宜城际、淮扬镇铁路、宁杭客运专线。本层线路以实现通过城际交通通道引导城镇集聚发展的要求为布局, 重点考虑满足沿江、沿沪宁地区发展带和都市圈中心市之间快捷联系需求, 见图4。

2) 核心城市与外围城镇间的区域快速轨道布局。南京都市圈极核圈层需求特征显著, 需要重点依托快速交通引导城镇沿轴线集聚发展, 增强核心城市对轴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1) 适应南京都市圈城镇空间结构, 重点布局满足50km核心圈层城镇向心发展的城际出行需求的线路:南京—和县、南京—句容、南京—马鞍山、南京—溧水、南京—仪征线; (2) 对于轨道交通服务薄弱的天长—南京—高淳城镇发展轴, 布局城际线路引导集聚发展; (3) 结合南京地区重要交通节点禄口机场, 对南京-溧水、南京-高淳两线进行优化调整, 布局南京—机场—溧水—高淳线[7,8]。

苏锡常都市圈多中心网络化需求特征显著, 需要依托干线铁路布局鱼骨状的区域快速轨道。 (1) 依托沪宁轨道交通服务主轴, 围绕中心城市布局辐射下级节点的线路:常州—金坛、无锡—江阴、无锡—宜兴、苏州-张家港、苏州—常熟、苏州—昆山、苏州—太仓、苏州—吴江线; (2) 布局强化常泰城市组群内部联系的线路:泰兴—常州线, 结合昆太城市组群发展整合苏州至昆山、太仓2线; (3) 结合苏锡常地区交通节点硕放机场, 优化布局苏州—机场—张家港和苏州-机场-常熟线[7,8]。

4.2.2理顺干线公路功能

干线公路规划布局阶段应该统筹路网功能和城市功能, 坚持“靠城不进城”的原则, 与城镇保持一定的距离, 防止公路城镇化, 保障公路网总体运行效率,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城市空间发展方向、产业布局, 保证干线公路对城镇、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干线公路过境方式主要有:环形绕越式、内部穿越式、直线绕越式和混合型。应处理好干线公路与城镇节点的关系, 因地制宜, 根据城市规模和布局形态选择合理的过境方式。干线公路应与城市快速路、主干道衔接, 有效分离过境交通和城市交通, 方便城市对干线公路的利用。

5 结束语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群逐步形成, 如何发展城市群的交通值得研究。本文分析了城市群交通与城市空间发展的互动作用, 研究了城市群交通需求特点和发展模式。苏南城市群是国内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之一, 本文以苏南城市群为实例, 分析发展的现状, 指出存在的问题, 提出未来的发展对策。研究成果对于城市群交通规划的近期改善和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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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涛.城市化进程中的南京交通发展战略与规划[J].现代城市研究, 2003 (1) :50-55.

城市化地区 篇8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公路,城镇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 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已超过70%。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镇与乡村将加速融合, 公路沿线地区出行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 城区与乡镇间的通勤出行日益增加, 中短途出行频率和出行量也迅速增加, 沿线居民对出行环境和运输效率的要求亦将不断提高。公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 有必要合理应对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转变发展理念, 与时俱进,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

1 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发展特征

1.1 需求总量迅速攀升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带来交通需求量的迅速攀升, 因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区域往往伴随着交通需求量的迅速增加, 这也是许多城市出入口公路都出现不同程度交通拥堵的原因。出现交通拥堵, 固然与迅速攀升的交通需求密切相关, 但同时也由于公路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及时转变发展思路, 合理处理好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灵活机动的选择合理的道路断面型式。

1.2 交通构成更加复杂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规模日益扩张, 许多城市均由最初的沿主要公路两侧布局、形成线状的网络形态, 再进行横向拓展、逐渐发展为片状或带状的城市形态, 进而通过环路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城市范围, 或通过放射性公路发展外围组团、形成中心+组团的城市形态。城市居民的出行半径不断加大, 公路在承担过境交通和城市出入境交通的同时, 也成为服务城市内部交通的重要基础设施。邻近地区间的通勤出行、弹性出行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出行频率和出行次数不断增加, 同时非机动车和行人也大量利用城市周边的公路出行。从车种构成情况来看, 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公路交通构成中, 客车的比重明显高于一般地区。对于客运交通而言, 传统的“生存型”出行呈下降趋势, 而追求生活质量的“休闲型”出行[1]大量涌现, 人们对出行的时效性、舒适性要求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公路货运交通组织成为快速城市化地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 既要确保货运交通的畅通, 另一方面, 又要尽可能减少对客运交通以及城市发展的干扰。

1.3 公路用地更加紧张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对于相关的基础设施配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原本有限的土地资源显得更加紧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公路沿线集镇化逐渐加剧, 甚至部分路段直接穿越城市建成区。为了满足公路交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城镇段公路的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尽可能减少新增用地是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改造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 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发展原则

2.1 适度超前

经济发展, 交通先行。未来一段时期内,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为发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 公路交通有必要预先谋划, 适度超前发展。

2.2 以人为本

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密集, 在公路建设过程中, 尤其应切合人们的实际需求, 最大限度发挥公路开放性的优势, 合理设计路线交叉与附属设施, 提高公路的便利性。

2.3 因地制宜

在公路建设过程中, 应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合理的技术标准、断面形式、交叉路线与其他工程方案, 充分发挥公路交通的作用, 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助力。

2.4 经济节约

在土地、环境等资源约束更加严峻的形势下, 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公路建设更应节约成本, 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高的效益。

3 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发展策略

3.1 与其他运输方式合理分工

解决快速城市化地区的交通问题, 需要根据交通需求的具体特征, 结合各种运输方式各自的优点, 制订切实可行的、高效的整体措施。

在快速城市化地区, 大运量的客流走廊, 应以轨道交通为主, 公路重点是做好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衔接配套工作, 实现无缝对接。在轨道交通无法覆盖的更广泛的区域, 公路交通要发挥自身“门到门”运输的优势, 以合理的层次结构提高路网的覆盖。

3.2 处理好与城镇发展的关系

公路作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 应着眼于区域节点间的联系, 而非节点内部的联系。在快速城市化地区, 由于叠加了部分城市交通功能, 公路自身的功能逐步被弱化。通常的做法是采取“近而不进”的原则, 将公路改线至城市外围, 即公路能够与城市保持足够近的距离, 使其能被城市方便地利用, 但同时公路又不进入城区, 避免因城镇化而带来的通行效率下降等问题。

但是, 由于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用地一般较为紧张, 即使在城区外围也难以提供足够的土地用以新建公路, 而“近而不进”的度又较难把握, 可采取在原路线走廊中建设快速干线的方式, 其技术标准介于城市快速路与一级公路之间, 在城区段往往采用城市快速路标准, 即主线 (多采用高架方式) 加地面辅道的形式, 主线以承担过境和出入境交通为主, 地面辅道以承担城市交通为主。快速干线多利用原公路线位进行改造, 基本无须新增用地, 而又能有效分离城区内部交通与过境交通流。为有效疏导城市过境交通, 快速干线建设过程中可结合城市环线同步建设, 一般是将经过城区中心边缘的公路改造成快速内环, 经过城区边缘的公路改造成快速外环。

苏州常熟市区周边公路的发展历程是公路与城镇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老204国道从常熟三环经过, 但随着常熟城市空间的拓展, 常熟市区逐渐超越了三环的范围, 为实现城区空间的进一步拓展, 有效组织中长途过境交通, 204国道改线至三环路以外约3~5公里处, 与城区保持了“近而不进”的关系。而227省道、342省道也由三环经过, 由于无法再向外改线, 故直接在原线位进行快速化改造, 建成快速干线, 实现了城区内部与过境交通流的分离。

3.3 合理确定公路断面型式

对于重要干线公路而言, 城区段建设快速干线是较好的方法。但对于城区之外的一般干线公路或农村公路而言, 由于城市交通所占的比重较城区段相对较小, 在满足公路功能的同时可结合实际需求, 灵活运用公路和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合理确定断面型式。公路断面中行车道宽度一般取决于交通量[2], 对于快速城市化地区, 影响未来交通量大小的因素较多, 需要更多的关注未来沿线土地的使用情况和道路功能。同时, 需要考虑行人、非机动车、绿化以及远期各种市政工程的用地需要, 按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的要求, 增加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等。

3.4 增加必要的附属设施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使公路与城市间的距离逐步接近。公路在发展过程中尤其应注意契合城市的特点, 改善其服务城市的能力, 削弱其对城市的影响。首先, 应充分注重对声环境的保护, 在城区必要的路段增加隔音措施, 避免对居住小区和其他重要区域产生较大的噪音干扰。其次, 注重节能环保能源和材料的应用, 增加道路绿化, 改善道路周边的大气环境, 实现公路交通的低碳发展。

4 结束语

快速城市化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呈现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分析了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交通特征, 继而结合实际经验提出了相关的应对措施, 其中重点探讨了公路与城镇间的关系。城市化与公路的发展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后续的工作中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S

参考文献

[1]徐任婷, 陆建.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网规划方法研究[J].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 2006, 12:33-40.

[2]王元庆, 李伶, 周伟.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网规划方法探讨[J].交通科技, 2005, 1:83-85.

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篇9

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 地处中国内陆腹地, 相互毗邻, 土地面积102.70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28.1%;2005年, 中部六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中部六省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有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 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 在全国板块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5年中部地区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情况略见表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网统计公报相关年份资料整理

1. 从经济发展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部地区GDP增长率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到2005年底, 河南省GDP增长率达到14.1%, 超过全国平均GDP增长率4.2个百分点。江西、山西两省的GDP增长率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总体状况良好。虽然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还较大, 但中部地区GDP与全国GDP的相关系数正逐渐增大, 这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2. 从城市化进程看, 近年来,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

在“十五”期间, 中部地区城市化率以2%-3%的速度逐年增长, 其中湖北省城市化率超过40%,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成为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头羊。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无疑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本研究主要依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中国城镇化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影响。现对这两个理论检验方法简要分析如下:

1. 协整的定义与协整检验

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 经典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一般都假定序列是平稳的, 而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不一定存在长期稳定关系。Granger (1981, 1983) 提出了协整的概念, 用于研究经济变量的波动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认为只有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选择模型的变量, 数据基础才牢靠, 统计性质优良。有些时间序列, 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 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称为协整 (Co-integration) 关系。如果时间序列y1t, y2t, …ynt都是d阶单整, 即I (d) , 存在一个向量a= (a1, a2, …, an) , 使得a y't~I (d-b) , 这里yt= (y1t, y2t, …ynt) , 则称序列y1t, y2t, …ynt是 (d, b) 阶协整, 记为yt~CI (d, b) , a为协整向量, 可以证明, 两个时间序列xt, yt, 只有在它们是同阶单整即I (d) 时, 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这一点对多变量协整不适用) 。按照协整理论, 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数列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也即其线性组合是平稳的。首先需要研究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 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对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 (Aug me nt Dic ke y-Fulle r) 检验, 也称单位根检验。为检验两变量xt和yt是否协整, 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了两步检验法, 称为EG检验。序列xt和yt若都是d阶单整, 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即有yt=α+βxt+εt (1)

用 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若 则xt和yt具有协整关系, 且 为协整向量, (1) 式为协整回归方程。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的问题, 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 但实际却毫无意义。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这样的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 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期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 则称序列x是序列y的格兰杰成因 (Granger Ca us e) , 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一般地, 还应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 即序列y是否是x的格兰杰成因。

Evie ws计算如下的双变量回归:

其中, k是最大滞后阶数, 通常可以取稍大一些。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x (y) 不是序列y (x) 的格兰杰成因, 即β1=β2=…=βk=0统计软件Eviews可以计算用于检验的F统计量及相伴概率。

三、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中部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对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研究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代表城市化水平 (设为因变量y) , 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一指标代表经济增长水平 (设为自变量x) , 首先对我国中部六个主要省份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的城市化水平及人均GDP进行了协整 (Co-inte g ra tion) 检验, 以验证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然后再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 Cause Test) 对中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1. 数据选取与变量确定

为验证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中部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及城市化水平是否与经济增长水平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本文对中部6个主要省份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的城市化水平及人均GDP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分析, 以{xt}代表城市化水平 (单位:%) , 以{yt}代表人均GDP (单位:元) 。为了消除原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得到如下定义的两个时间序列Lxt, Lyt, 表达式为:

Lxt=Ln (xt) (城市化水平的自然对数)

Lyt=Ln (yt) (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协整检验相关数据如下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各相关年份)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各相关年份)

2. 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

应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3.0, 对序列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

首先, 对时间序列Lxt, Lyt分别进行单整检验, 将各序列的ADF检验统计量值与相应的临界值比较容易得出, 原序列Lxt及Lyt都是非平稳的, 其各自的一阶差分序列d Lxt, d Lyt也是非平稳的, 而两个序列的二阶差分dd Lxt与dd L dd Lxt与dd Lyt均是平稳的, 可以判定Lxt, Lyt为二阶单整序列, 满足协整检验条件。其次, 是用变量Lyt对Lxt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回归方程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 城市化水平每变动1%, 将引起人均GDP平均变动5.4177%个单位。

最后, 对模型估计残差序列 做单位根检验, 检验统计量值-4.899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的临界值, 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 为平稳序列, 表明序列Lxt, Lyt具有协整关系。即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首先, 通过协整检验验证了中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且两者相关程度很高, 城市化水平每变动1%, 将引起人均GDP平均变动5.4177%个单位。为了验证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文章对两序列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于Lyt不是Lxt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 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27, 表明Lyt不是Lxt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大, 不能拒绝原假设。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6, 表明至少在90%的置信水平下, 可以认为Lxt是Lyt的格兰杰成因。

四、研究结论和探讨

本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两者相关程度较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它们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 城市化水平是人均GDP的格兰杰成因。城市化水平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加快城市化建设, 是实现中部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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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地区 篇10

我国改革开放30年, 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城市发展已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高度城市化地区在面临土地与空间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的历史条件下, 城中村改造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演化、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关系紧密, 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 高度城市化地区旧城改造出现的普遍问题在于旧改资金不足、开发商与被拆迁人矛盾突出、土地超强度开发、中心区空心化、全面改造与综合改造不协调等。研究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全面改造模式是解决旧城改造难题的关键, 对快速城市化地区制定政策和创新体制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快速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中村的形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和郊区大量农村土地被征收征用, 由于未开发建设用地开发成本和开发效率远低于和优于已建成区更新改造, 同时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远落后于快速扩张的城市地区, 因此造成城市包围农村的独特现象。

从根本上看, 城中村的形成源于外在的快速城市化和内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快速城市化使得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形成城中村沦陷, 成为外来劳动力廉价聚集的“贫民窟”;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的近郊区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对这些行政村庄的管理权, 而城市的政府部门因城中村改造资金、规划、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对城中村开发建设和管理没有热情。最终形成在建筑景观、人口构成、经济特征、行政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区有着明显的差异, 成了城市中的“孤岛”。

三、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建设问题

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一方面作为历史遗留问题, 成为城市发展“储备用地”。城中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于利益的非均衡分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

城中村以其廉价私房为外来人口提供居住场所, 但城中村在基础设施投入和城市建设管理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存在严重的消防、治安隐患, 使外来人口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2、城市改造投资分配的非均衡性。

旧村区位条件好的一般实行全面改造, 开发利润较高, 是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的新宠;而区位条件较差的因可开发性较弱, 改造意愿不足。城中村改造的不均衡导致城市发展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3、改造主体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城中村改造成本高、相关者利益复杂, 各方利益博弈盲目追求相关者利益造成旧村改造对城市土地的高强度开发和高密度开发, 忽略城市生态和文化在内的整体理性, 破坏城市整体功能结构, 城市空间环境品质和历史文化遭到严重破坏, 城市布局形成新的紊乱, 阻碍城市发展。

四、城中村改造土地价值超额提升与改造主体利益博弈研究

1、城中村改造土地价值超额提升内涵。

城中村是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现象。而城中村土地价值因快速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进入土地价值“洼地”。城中村改造的实质是对城中村土地价值的释放。城中村改造土地产出投入比远大于一般状况下的土地产出投入比, 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周边成熟土地价值对城中村土地价值具有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城中村分享城市价值提升的结果。

马克思地租理论级差地租Ⅱ表明土地价值与对土地投入有关。在现代城市建设中,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和生态环境改善等土地开发投入促使土地价值不断提高;而城中村土地因缺少投入, 土地利用条件相对较差, 因此土地价值较低。但土地的替代性决定了土地价值具有连续性, 城中村土地价值会受到周边土地价值提升的支撑而自然提升。同时, 区位价值取决于整个片区的区位价值和周边区位发展状况, 具有协同的和共振的特征, 相邻区位土地价值具有乘数效应;另一方面城市价值是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的统一, 是基础设施、自然环境、文化教育、经济、社会诸方面价值的统一, 是历史价值、现实价值与未来预期价值的统一。城中村作为被包含在城市空间内的单元之一, 与外界不可能孤立存在, 相反会以其特殊条件为城市发展提供相应的功能, 分享城市价值提升的收益。因此, 城中村土地价值超额提升的内涵就在于城市整体价值提升。

2、旧城改造主体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研究。

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改造的模式主要市场化的改造模式 (即开发商或开发商+股份公司改造模式) , 涉及主体有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 其利益分配分别表现为土地出让金、开发利润和安置补偿, 但存在利益不均衡性。

(1) 政府公共管理角色与公共利益湮灭。政府在城市经济发展中, 是公共管理者, 对城市建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旧城改造中城市政府却存在显著的角色错位、缺位和越位等偏差, 钉子户、补偿不到位、安置房质量差等问题都体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缺失;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土地出让金只实现国家投入成本的回收, 但城市价值提升带来土地超额升值部分并未转化成公共收益。

(2) 开发商的中介特征与超额收益。开发商在土地开发中以其资本优势取得土地进行开发, 而开发的房地产真正的产权人将是业主, 所以, 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真正承担的是中介角色, 提供垫付资金和组织建设。但其地产开发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 银行利息远低于房地产投资收益, 所以银行资本利息以外的收益被开发商占有, 也占有了政府忽略的那部分超额提升价值。

(3) 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超额实现其财产损失。在城中村改造中, 安置补偿是对被拆迁人财产损失的一种补偿行为。而在高度城市化地区, 城中村村民借助城市经济繁荣, 违法占有宅基地或增加私宅面积进行出租经营, 同时相对区位条件较差的地区拆迁补偿标准更高, 致使在改造时对村民安置补偿额度巨大, 一夜暴富成为旧改安置补偿的代名词。

五、基于利益均衡的城中村全面改造模式:公共基金+项目管理公司

1、“公共基金+项目管理公司”改造模式的特点。

基于当前高度城市化区城中村改造利益分配的均衡性, 笔者提出公共基金投资与项目管理公司开发运行的改造模式, 该改造模式特点如下:

第一, 公共基金收益将城中村改造土地超额收益转化为全社会利益所得。旧改公共基金主要引入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政府旧改投资债券等, 投资收益将用于社会公共福利, 取代开发商借用银行信贷资金获得超额投资收益, 将城中村土地价值超额升值部分转化成公共利益。

第二, 项目管理公司还原开发商的中介本质降低城市价值的耗散。项目管理公司以管理费用取代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利润, 减少城市价值向社会利益转化的损失。

第三, 该改造模式能综合发挥政府公共执行力和项目管理公司经济技术管理能力。该改造模式实质是政府主导, 项目管理公司代理的一种改造形式, 在改造中, 政府能有效控制城中村改造的开发强度, 切实使城中村改造按照城市发展规划科学进行;另一方面在税收、地价、被拆迁人安置等优惠政策上具有统筹安排的优势。

2、“公共基金+项目管理公司”改造模式运行机制建议。

首先, 规定投资基准收益, 加强政府对资金运作监督审核力度。规定公共基金基准收益, 保障公民财产的稳定增值;另一方面公共基金关乎社会安全, 公共基金利用也具有利弊两面性, 具有较大风险, 因此在公共基金投资中应加强资金运用的监督与审核力度, 防止公共财产的损失。其次, 采取项目管理公司信用审核和准备金制度。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改造关系复杂, 任务艰巨, 利用公共基金进行城中村改造具有一定风险, 因此改造主体须具备相当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管理水平以及良好的信用水平, 为保证公共基金的安全性和城中村改造的顺利实施, 必须实施项目管理公司信用审核和准备金制度。

摘要：我国已经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 城中村改造将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课题。当前, 城中村改造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其焦点在于利益分配非均衡性。本文以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中村全面改造为研究对象, 提出基于利益均衡的改造模式。

关键词：高度城市化,全面改造,公共基金,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周新宏.城中村问题: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 2007年博士论文.

[2]任宏, 温招, 林光明.“城市价值决定房价”论证分析及宏观调控建议[J].建筑经济, 2007.8.

城市化地区 篇11

[关键词]基层党建；党组织生活；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6-0032-03

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一直重视基层党组织生活，将其作为对党员教育、管理、引导的重要渠道和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抓手，并形成有效的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但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存在组织活力缺乏、组织生活僵化、党建驱动力不足等党建工作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如何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诉求主体多元、利益诉求表达多样、利益纠纷多发的形势下，通过提升基层党组织生活的有效性推动党建工作有效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当前制约基层党组织生活有效性的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闵行区大部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制度齐全，党员能按规定参加，质量比较好，各级党组织能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按照规定要求正常有序地开展组织生活。但随着“全面调结构，深度城市化”的不断深入，闵行区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严、形式内容单调等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个别基层党组织中，主要表现在：

（一）组织实施不够有效，存在主观不重视、制度落实不严的现象。2013年底，闵行区通过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法在“上海市党员党组织信息系统”中确定调查对象，开展不记名问卷的开放式评价。在问及“所在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的频率”时，24.8%的党员回答“半年一次”，5.2%的党员回答为“一年一次”。当问及“您多长时间参加一次组织活动”时，29.2%的党员回答“三个月”，12.1%的党员回答“半年左右”，3.7%的党员回答“一年”。从调研情况看，部分基层党组织生活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少数基层党组织对组织生活不够重视。少数基层党组织对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到位，存在“重业务轻党务”的情况，特别是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比较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了党务工作，造成组织生活时间不固定，有空就过，没空就不过。二是少数党员对党组织认同度降低。大批新上海人党员、来沪党员涌入闵行，他们因生存、发展和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产生融入难问题；而部分农村党员、社区党员因动迁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产生的经济利益、权益被侵害等因素，降低了对党组织的认同度，弱化了党组织生活有效性的基础。三是少数党员对组织生活不够重视。有的党员因为外出学习、工作等原因长时间不参加组织生活，基层党组织对此缺乏应对举措；有的党员党性修养弱化，缺乏参加组织生活的热情，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

（二）形式设计不够有效，存在形式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当前闵行区基层党组织生活形式呈现两种倾向：一是模式化。部分基层党组织生活形式缺乏多样性，缺乏对“多元化”、“个体”的充分尊重，在形式上缺乏创新，几乎都是以学文件、作报告、读报纸、看电教片为主，偏重于灌输说教，缺乏讨论交流，党组织生活陷于照本宣科的、被动的信息传递和接受过程。二是娱乐化。中央“八项规定”下发执行以来，以往一些基层党组织借参观学习组织活动名头，游山玩水的现象基本杜绝，但仍要高度警惕，防止组织生活娱乐化风气重新抬头。

（三）内容主题不够有效，存在不“接地气”、吸引力不强的现象。有的基层党组织虽然能定期开展组织生活， 但对组织生活的内容和效果预期缺乏精心的策划和考量， 缺乏鲜明的活动主题，表现在：一是与中心工作结合还不够。少数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的主题不能紧紧围绕地区转型发展、农民长效增收、集体资产改制等重点工作，有的放矢地开展组织生活，而是就事论事，就党建论党建，导致组织生活同质化、缺少鲜明的定位。二是与人民群众要求结合还不够。少数基层党组织未能根据人民群众要求，走群众路线，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急的事开展活动，把组织活动办成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活动，而是关起门过组织生活，不同程度存在闭门造车的现象。三是与党员实际需要结合还不够。少数基层党组织生活主题多由党组织指定、内容相对单一，缺少广泛听取广大党员意见的程序设计，组织生活的内容与党员实际关切的问题相去甚远，出现了党员群众参与度不高、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够的情况。

（四）实施过程不够有效，存在“走过场”、民主氛围不浓厚的现象。从调研情况看，一些党组织把过组织生活仅仅当作党内任务，组织生活对党员教育作用收效甚微。有的组织生活缺少有效的思想交锋，表面一团和气，不涉及实质问题，不触及思想灵魂。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心存困惑，存在不痛不痒、明贬实褒的“好人主义”，不同程度存有“害怕批评领导，怕穿小鞋；批评同事，怕失人缘；批评下级，怕失选票；批评自己，怕留辫子”的心理。还有个别党组织在组织生活会上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者浓墨重彩谈成绩，避重就轻谈问题，存在“你好我好，互不干扰”的现状，偏离了组织生活的本意。

二、制约基层党组织生活有效性的原因分析

（一）资源条件因素——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层级性和差异性， 导致城乡党建资源不够平衡，开展组织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存在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闵行区建区以来，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少数经济薄弱村和动迁小区缺乏人才、经费等党建资源，造成组织生活开展条件上的差异性，制约了组织生活的均衡开展。

（二）能力素质因素——少数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素质参差不齐，导致执行不力、效果欠佳。当前闵行区部分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者队伍结构老化、人员不够稳定、工作没延续。同时，一些党务工作者业务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岗位要求，组织工作能力不强，一些年轻的党务工作者缺少培养和锻炼，缺乏党建工作业务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

（三）组织设置因素——基层党组织设置不够合理，客观上降低了组织生活有效性。现有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不能完全跟上形势发展需求，导致组织生活难以有效开展。如一些社区党组织因为党员数量增长较快，组织规模日渐庞大，而相应的组织工作人员数量有限，管理难度加大。同时，因为来沪党员和新上海人党员越来越多，给党员教育管理增加了难度，其组织设置的合理性显得日益紧迫重要。

（四）机制保障因素——对党组织生活制度落实的监督考评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导致监督不到位、激励效应不明显。一些基层党委缺乏对基层党组织开展组织生活和党员参加党组织生活的评价、考核，未能把参加党内组织生活的情况纳人对每个党员的考评序列和与个人工作情况及表现有机结合起来。

三、增强基层党组织生活有效性的思考

针对当前影响基层党组织生活有效性的一些问题与因素，基层党组织应在继承传统组织生活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党组织生活有效性推动党的建设有效性，更好地服务闵行区经济社会发展。

（一）强化认识，增强规范性，严格执行组织生活制度。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对开展组织生活会重要性的认识。要明确三个层次的责任人，即基层党（工）委书记是党组织生活的领导责任人，党组织书记是组织生活的主要责任人，党组织委员是组织生活的直接责任人，着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和“书记抓、抓书记”的工作格局。同时，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加强对组织生活重要性的认识，切实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开展好组织生活。

二是增强党性意识，充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通过不断用党的优良传统激励党员，用党纪法规规范党员，用身边的先进引导党员，用反面案例教育党员，全力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参加组织生活是提高自身素质和党性锻炼的重要途径的思想，积极主动地参加组织生活。对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情况严重的，要依据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三是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作为我们党抓党员教育管理的优良传统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各级党组织“三会一课”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上要紧密围绕闵行转型发展的中心，通过“内容上求新、方式上求活、效果上求实”的有效手段，按照既有程序性，又有原则性和实效性的要求，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

（二）完善机制，增强持续性，健全组织生活保障体系。一是健全党内民主参与和表决制度。要健全党内民主参与和表决制度，通过组织生活，让党员更好地参与党内事务，落实党员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权利，对重大决策及涉及党员干部切身利益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党务公开，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和建议，让组织生活成为党员思想交流、参与决策、集思广益、营造和谐的重要载体。

二是健全完善党务干部培训制度。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还要选派专（兼）职党务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和挂职锻炼，提高他们创新基层党组织生活的能力和本领。要精心培育综合能力素质高的支部骨干队伍，开展开放型、案例式、互动化的培训，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和党建工作的脉搏，使组织生活与时俱进。

三是健全党组织生活资源保障机制。研究制定基层党组织生活创新计划，加大经费支持力度，为党组织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创新创造条件。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促进各支部间的良性竞争关系，提高党务干部的荣誉感、责任感和成就感，实现队伍品牌化，尤其是党组织负责人要以身作则，不断提高个人形象，为基层党员树立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以自身的人格吸引人、教育人。

（三）创新形式，增强灵活性，搭建多样组织生活载体。一是完善开放式组织生活模式。积极探索推进开放式的组织生活，在一些不涉及党秘密的组织生活，可以尝试打破常规地邀请其它党组织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参加组织生活。这样可以给不同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之间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可以让入党积极分子更直接地了解和熟悉党内生活；也可以让群众增进对党的了解，在拉近党群关系的同时，吸引那些积极向上的青年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有效地解决发展基层党员难的问题。

二是创立灵活型组织生活模式。尝试打破党组织设置限制，结合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和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以灵活、便捷为原则，因人因时因地开展好组织生活。如对身体健康、住处邻近的党员实行编组集中活动；对年龄较大、身体较差的党员，不定期地打电话或上门联系，将最新上级文件和活动精神面对面传授。此外，要结合区域化党建联建工作，统筹经费、信息等资源，通过强化村居联动、居居联动、居企联动，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党组织联合开展组织生活。

三是开展信息化组织生活模式。一是搭建基层党组织生活网络平台。依托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努力打造“支部个个有思路、党员人人有话讲”的闵行基层党建平台，强化线上线下互动，有效开展网上党组织生活。把党的方针、政策、理论材料和不涉密的党内文件等及时地、有计划地在网络上发布。二是尝试设立党务微信、微博平台。建立对外开放的微信、微博公共账号，定期向党员发布各类党务、党组织活动信息，加强网上互动交流。特别是方便外出学习、工作的党员常态化地相互交流、学习。三是建立党务飞信群。针对基层党员流动性大的特点，在组织集中学习、活动的基础上，党组织可通过手机飞信或信息平台定期向党员编发教育和活动简报，让他们及时了解党组织活动开展动态。

（四）丰富内容，增强务实性，推动组织生活落地见效。一是组织生活要与党建主题相结合。组织生活要围绕新的党建主题开展活动，在学习文件、观看电教片等“静态”有效教育形式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知识竞赛、书画比赛、形势报告会、组织参观考察、政策研讨会等具有互动性和动态性的活动方式，不断激发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进一步为广大党员提供施展个性和才智的舞台。

二是组织生活要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基层党组织生活要围绕闵行转型发展中心工作开展，把活动主题与农民长效增收、楼宇经济发展、大型居住区建设紧密联系，组织党员有效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工作、未来发展及岗位职责等实际，集思广益，调动其参加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闵行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

三是组织生活要与人民群众要求相结合。组织生活要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急的事开展活动，把组织活动办成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活动。改变多以政治内容集体学习为主的状况，把党内组织生活逐步向为群众服务延伸。如结合党组织、党员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开展主题实践性的组织生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让广大群众时刻感受到党的温暖。

四是组织生活要与加强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在开展组织生活活动的过程中，要认真查找和解决影响发挥党（工）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突出问题，使各级党组织成为转型发展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城市化地区 篇12

1 珠三角区域城市化的历史特征

1.1 区域城市化的两个阶段

珠三角是传统农业发达地区, 但是改革开放之前, 依靠农业发展的乡村城市化发展十分缓慢, 因为传统农业依赖农民个人经验积累的发展模式十分局限, 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城市的技术和科技人才的支持。珠三角地区大规模城市化始于改革开放后, 从区域城市化的空间发展特征和人口转移特征分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乡村城市化阶段和中心城市的扩张阶段。乡村城市化阶段是国家政策和区域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 时间划分大致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产业基本转移完毕为止, 这个阶段是珠三角地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 在深圳改革开放的示范引领下, 充分利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求, 对外吸纳香港和国际市场的产业和资本, 对内吸引低价劳工和技术人才, 形成外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发展, 走出一条乡村工业化的城市化路径, 典型的城市是东莞、中山、顺德和南海, 在90年代被称为广东四小虎。到90年代中期, 珠三角乡村城市化的方式是依靠外部推动力而达到城市化的, 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空间特征是乡村空间形态的城市化, 表现为农村耕地发展为城市建设用地, 形成村庄与工业商业的混合区, 但是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关系没有改变, 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没有改变, 农民的身份也没有改变。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 利用土地制度的缺陷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许多农村经济由种粮食和经济作物, 改为“种房子”, 农民成为以收租为主要收入的食利阶层, 比较同时期城市居民社会福利的消减和市场化, 本地农民身份拥有更好的经济保障水平, 加之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农村户口更具吸引力, 农民更愿意保留农村户口而不愿意转移为城市户口。概括而言, 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乡村是经济城市化与农民身份的强化、非城市化而产生矛盾, 在物质形态上突出的表现为空间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不协调, 即“非城非乡”的空间特征。

尽管广州是1984年以来内地14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城市的其中之一, 但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之前, 城市的改革开放始终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改良, 资金、技术和人口都在政府的计划管制范围。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战略方向之后, 才真正激发城市的潜力。深圳特区政策的普适化后, 区域城市进入以广州、深圳、佛山为核心的大城市扩张阶段, 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 由于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扩张, 城市边缘区的乡村被大城市吞并, 成为城中村, 比如90年代广州向东发展与珠江新城建设导致猎德、冼村、石牌等村庄变成著名的城中村。城市郊区的发展带动周边农村的城市化, 比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建设、花都中国汽车城的建立等, 大量村庄被拆除, 使花都迅速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这个时期珠三角乡村城市化是城市扩张的结果, 表现为城市对乡村的侵蚀。同时21世纪初房地产业的发展加剧了大城市扩张的趋势, 在区域经济的带动下, 大城市的扩张不是重复乡村城市化的工业扩张方式, 而是利用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医疗教育资源, 通过市场化的提供住房的方式吸纳区域富裕人群, 形成房地产推动的城市化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是资本裹挟不平等的征地拆迁政策, 强行剥夺郊区农民的土地权益, 导致失地农民增多并引起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富裕人群在城市的快速聚集导致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短缺和城市贫富分化的加剧。大城市扩张的“征农地留村庄”的发展方式遗留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1.2 乡村规划工具的失效

纵观历史发展, 珠三角城市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乡村城市化问题, 就规划引导和干预乡村发展的效力而言, 第一阶段的区域城市化是由于乡村规划的缺失导致乡村无序发展的状态;第二阶段的区域城市化是基于城市本位的规划思想, 误用了规划工具, 用城市规划工具解决乡村问题。乡村规划的工具在应对城市化中明显出现不足, 乡村没有一套有效的规划工具及策略能很好的应对乡村城市化的问题。珠三角的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呈现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 第一是处于偏远地带的村庄呈现整体性衰退的现象:农村呈现空巢化, 住宅与农村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残破不堪, 缺乏公共组织、没有经济基础, 乡村的卫生环境和社会环境无人治理。第二是城市近郊的乡村繁荣与衰落并存:一方面农地被征用, 农业种植经济衰落, 土地与物业出租, 商业与服务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是村民住宅扩建、改建为出租屋, 部分村民迁出村庄而导致地域性的乡村社会的解体, 外来低收入人群、临时居住人群的迁入形成类似贫民窟式的城市贫民社区。第三是城市化的乡村演变成“城中村”, 杂乱无章的建筑空间形态和非常恶劣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城市的疮疤和社会的毒瘤;虽然有历史与文化延续层面的价值, 但并不意味着“城中村”是乡村发展的理想目标。乡村发展的这三种状态和发展类型均不是乡村发展的理想状态。

2 新型城市化与乡村城市化的策略

2011年, 珠三角城市化水平超过80%, 广州城市化水平超过70%, 珠三角已经成为城市化地区, 就区域城市化的空间维度而言, 展望珠三角城市化的终极状态, 珠三角广袤的地区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没有农业和乡村的彻底的城市化地区, 即发展成为一个类似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地区?显然, 目前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依据广州市总体规划, 可以预见和肯定的是至少未来20年在广州市域仍然规划保留有8.57万公顷的农田;就番禺区而言, 现状总用地为7.87万公顷, 其中城市建设用地1.89万公顷, 占24.06%;耕地2.11万公顷, 占26.86%, 农村人口45.45万人;城乡并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局面。新型城市化无法脱离现状条件, 无法割裂历史发展的惯性和摆脱发展路径的依赖, 在这个意义上,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区别于历史发展的模式, 基于乡村发展的历史问题, 可以将城市化的视野焦点从城市转向乡村, 探索乡村城市化的新途径。

2.1 城市化区域乡村的价值与乡村规划的目标

传统的乡村地区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空间单元, 突出的特征是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价值;而城市化区域的乡村则具有多重价值, 乡村的绿色开敞空间对城市而言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和休闲娱乐的双重价值, 村庄的历史建筑和聚落形态凝聚几百年的历史与文化, 对于乡土中国的城市而言, 乡村是城市文化的根源。城市化地区乡村发展的主要威胁是城市扩张对乡村的侵蚀, 是乡村消亡的威胁, 出于区域整体利益的考虑, 乡村规划的目标不是乡村城市化问题, 而是乡村保护问题, 应当显现乡村的多重价值。

城市化区域的乡村规划实质不是发展规划, 而是保护规划, 是挖掘和显现乡村的生态环境价值、休闲娱乐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保护不是乡村和村民的内在需求, 而是城市的需求, 是城市利益的反映, 因而, 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应当纳入城市规划统筹考虑, 将乡村等同于城市公园和生态基础设施, 或城市历史文化的公共设施, 乡村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2.2 乡村规划的策略

2.2.1 保留乡村自然环境

村庄广袤的自然环境是乡村最独特也是区别于城市的特征, 保留这些乡村原有的资源, 就是保留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紧密不可分的共生共存关系, 乡村规划提倡尊重自然, 和谐共生的价值, 因此在乡村逐渐城市化的过程中, 应当有效保留乡村自然特征, 并在规划中使之成为城市绿化系统的一部分, 增加城市绿地的多样性。同时, 根据这些自然山水的特性, 适当的加以改造, 合理增加可达性和观赏性, 乡村将来完全城市化后, 这些景观也会融入城市, 不仅仅是为一个乡村社区提供服务, 还要成为城市居民共同享受的资源。足够的绿地开敞空间, 避免乡村社区的用地完全转化为建设用地, 而出现“城中村”的社区环境恶化、建筑密度过高等不良现象。

2.2.2 保存乡村农田环境

农田是乡村社区最重要的物质形式, 珠三角内有大量的农业田地, 是否要将所有的乡村用地完全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是很值得思考的。农田不仅有农业生产的功能, 还提供了生态绿地、休闲等功能, 这是城市所缺乏和提倡保护的, 乡村发展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转化为建设用地还是保留生态用地的问题, 具有生态价值的用地如农田等环境应该保存, 同时通过其他城市区域的经济价值对农地进行补贴, 不是作为农业生产用途, 也不是开发建设, 而是作为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而存在, 对农民进行的生态补偿应能达到使其不依赖农田而维持生活, 从而将农田作为生态功能保存下来, 达到维护环境与生态的目的。

2.2.3 保持和强化乡村文化

因为缺乏对文化保护的认识, 乡村文化的流失成为了乡村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同时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了“同质化”趋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非不能相融, 城市化大背景促进了两者交流与融合。一方面, 乡村文化进入城市, 与城市文化汇流, 乡村文化会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增加新的内容、新的内涵;另一方面, 城市文化是多种文化互相吸收、融化、调和的结果, 具有多元化的特性, 乡村文化的特征融入城市也让城市文化更加多样化。乡村规划是促进文化相融的媒介, 可以缓慢的促使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有机的结合。

3 结语

在过去30年中, 珠三角的城市化既是一个乡村城市化的过程, 如东莞和中山的发展;也是城市发展不断侵蚀乡村的扩张过程, 如广州等大城市的扩张。乡村规划的工具失效导致珠三角乡村呈现三种发展状态, 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理想状态。城市化区域的乡村规划目标应该是保护而非发展, 保护乡村生态、农业用地和乡村文化, 城市区域的乡村必然要与城市发展融合, 但是存在多种发展和融合的途径, 以保护的方式使乡村以小尺度更新的方式逐步城市化, 在城市中保留乡村的特征与痕迹, 而不是被消灭;通过将乡村的自然山水、田园土地转化为城市公园的方式保留村落的自然格局;通过对农地补贴的方式, 保留农田的生态作用;通过保留历史场所, 延续文化特征。我们希望给城市化区域的乡村提供更多发展目标、途径以及手段, 使乡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选择更可持续的方式, 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2]袁中友, 杜继丰.珠江三角洲地区2008-2020年耕地资源供需态势及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 2012 (1)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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