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共11篇）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1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表现形式, 社会发展会使得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变化, 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 家庭结构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嬗变, 家庭结构、规模、观念等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发达城市, 由于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家庭收入迅速增加, 这一系列变化来得更为迅速和明显。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 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

在罗马, Famulus (家庭) 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 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罗马人用Familia一词表示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奴隶的社会机体。对家庭含义本质的认识是从近代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家庭。” (1)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 家庭是“肉体生活同社会机体生活之间的联系环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家庭不仅仅是指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成员, 更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市场经济下商业社会按照财富和地位形成的权利结构重新解构和重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的家庭, 其结构也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一) 家庭结构多样化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历来以大家庭为荣, 主张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 子辈, 甚至孙辈成家后仍然住在同一个大宅子中, “分家异炊”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所以, 传统的家庭结构往往包括了两对或者两对以上的异代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并且往往以第一代夫妻为权力中心, 按血亲远近划分各自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这类家庭我们称之为主干家庭 (2)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商业社会的权利重构直接影响了传统主干家庭的结构和构成模式, 使得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

1. 核心家庭占据家庭结构的主流

核心家庭, 也叫主流家庭, 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 其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拉尔夫·林顿认为, 夫妻和子女是“一切家庭结构的基础”。乔治·彼得·默多克发现250个社会都有核心家庭。他得出结论认为, 核心家庭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使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全面的市场经济, 在此情况下, 个体价值和个体意识被强化, 家庭结构和权利体系也面临重构。传统的大家庭被打破, 核心家庭渐渐占据了家庭结构的主流。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截至2000年, 一对夫妇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7.25%, 是所有家庭结构类型中的第一位, 远远高于以21.73%居于第二位的主干家庭模式。

2. 丁克家庭 (1) 、空巢家庭 (2) 大量出现

除了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 仅有一对夫妇没有孩子的两人家庭大量出现, 这其中包含了丁克家庭和空巢家庭。改革开放以来, 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节奏快, 生活压力大, 很多年轻夫妻选择在婚后不生孩子, 形成了丁克家庭。根据某市场调查公司对中国4个城市的抽样调查, 推测出, 截至2003年, 中国丁克家庭可能已超过60万户, 并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 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大都市上海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已使得城市人口进入负增长。另一方面, 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东部沿海城市人口流动加快, 年轻人外出学习、工作者增多, 或在组建小家庭后脱离“母巢”生活, 使原来的核心家庭中只剩下一对老夫妻, 成为空巢家庭。以浙江省为例,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000年65岁以上老人空巢率达到35.12%, 超过1/3, 并且仍在逐年上升中。

3. 单亲家庭日益增多

社会剧烈转型以及急增的生活压力给夫妻两人生活增加了无数外来的压力, 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 两性矛盾尖锐化, 年轻一代的个性意识抬头, 离婚成为很多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选择。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家庭离婚率逐年上升, 根据民政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 到2003年底, 全国共离婚133万对, 粗离婚率达到2.1‰, 而到2005年, 上海等大城市均已超过2.23‰, 与港台地区、日本、韩国等地的统计数据接近。随着离婚率上扬, 中国社会离婚式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据中国统计局不完全统计, 我国现有800多万个单亲家庭, 并且仍以每年2.3%左右的速度增长。

4. 单人家庭渐渐成为新家庭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随着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开放, 沿海发达地区女性独立意识增强, 导致单人家庭在新的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也日渐增多。一方面, 城市初婚年龄不断推迟, 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晚婚、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 形成了一部分单人家庭, 这类家庭和丁克家庭一样, 鲜明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以上海为例, 截至2002年, 初婚女性晚婚率达64.04%。另一方面, 一部分没有孩子的离婚家庭在离婚后也各自形成单人家庭。

5. 其他家庭结构模式屡见不鲜

21世纪是个性化的时代, 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愈趋多元化, 表现在家庭结构上, 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模式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为主渐渐被以核心家庭为主流所取代, 而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核心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比重却已呈下降趋势, 正在被家庭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所取代。除了上述家庭结构外, 夫妻分居两地的候鸟家庭、未婚同居家庭等各种家庭结构也屡见不鲜, 成为东部沿海城市家庭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二) 家庭规模小型化

随着传统大家庭结构被打破, 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势。2002年, 中国总人口数达到128 453万人, 总家庭户数则为35 717万户, 全国城乡户均人口数为3.39人, 较之1973年的4.81人, 户均人口下降了1.42人, 与1990年的户均3.97人相比, 也下降了0.58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是维持在户均3.2人以下, 已接近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 核心家庭三人户居多

改革开放30年,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婚恋观念也与西方社会靠拢, 子女婚后往往另组家庭, 独立生活。传统大家庭生活瓦解, 新的主流家庭结构变为一对夫妻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由于实施计划生育, 大部分核心家庭以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规模为主, 多人口的主干家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截至2002年, 全国家庭规模三人户所占比例最高, 为31.69%, 其次为四人户, 占23.06%, 五人以上的多人口户型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2.“四二一”式家庭组合成为常见模式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 “四二一”式家庭结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最常见的家庭组合模式。所谓“四二一”, 也就是两个子女离巢的空巢家庭和一个核心家庭的组合, 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父母组成的空巢家庭, 以及夫妻和自己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 其家庭规模分别为二人户、二人户、三人户, 是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一大体现。

3. 二人户、一人户家庭比例上升

除了空巢家庭外, 丁克家庭、单人家庭等新兴家庭结构的兴起也使得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 二人户、一人户家庭越来越多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2000年, 我国二人以下家庭所占比例为25.34%, 而到了2002年, 该比例上升为26.11%, 两年中上升0.77个百分点, 并且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而在城市化发展较深的东部沿海地区, 该比例要远高于平均数。以上海为例, 2002年, 上海市一人户和二人户相加, 占家庭总数的35.98%。

(三) 家庭和婚姻观念个性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 东部沿海地区人们接触外来思潮和观念的机会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观念也日益开放。他们强调个性, 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 这同样体现在了婚姻和家庭观念中。

1. 年轻人婚姻观念日渐淡薄

在当前社会,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构成了大部分家庭的基础。而在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之际, 只要是以婚姻为纽带的家庭, 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丁克家庭或是其他模式的家庭结构,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构成也大部分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 婚姻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的延续提供保障。人由出生到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职能, 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需要适当的抚养, 而在我们的男女分工体系中, 健全的生活需要由一男一女合作, 一个完整的抚养团体必需包括两性的合作, “这样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相加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 配成夫妇, 组成家庭” (1) 。然而在沿海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之后的商业社会, 人们更注重生活的享受和个人的价值, 对于婚姻乃至家庭职能的观念日益淡薄, 很多年轻人认为婚姻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离婚率不断上升, 婚前同居人数急遽增多, 婚外性行为屡见不鲜, 不婚族、单身贵族越来越多。从1987年至今, 中国社会结婚率呈连续下降趋势。而且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 人群的文化程度越高, 对婚姻持淡漠态度甚至否定态度的人就越多。

2. 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被改变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 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深入人心, 古人认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而费孝通先生认为, 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人为保障;为了维持种族延续和社会结构的完整性, 人们结成婚姻关系来确保双系抚育的形成, 进而形成家庭这一基本的三角 (2) 。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在许多崇尚自由和个性的年轻人中, 中国人传宗接代的观念被进一步淡化到无, 抚育子女的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让他们对养儿育女望而却步, 丁克家庭悄然兴起, 同样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的高学历、高收入人群。

二、家庭结构变化促进文化消费

根据恩格尔系数, 一个家庭收入越少, 家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 相应地, 用于其他方面的家庭支出比例将会上升, 其中包括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 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所满足的是消费主体的精神需要, 使主体感到愉悦、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 主要是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 如美丽的风景和感人的艺术品。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观光等各个方面。按照马斯洛对人类需要的划分, 对文化消费的需要正是人的高级需要, 求知和求美的需要, 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 (3) 。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恩格尔系数随之降低, 当地家庭在满足成员低层次需要的同时, 有余力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 而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这些家庭将此“余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化消费。

1.“四二一”式家庭使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

中国人历来重视下一代教育, “昔孟母, 择邻处。子不学, 断机杼”的佳话传诵至今。计划生育条件下, 沿海发达地区“四二一”式家庭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结构组合, 这使得唯一的一个孩子成为三个家庭的核心, 对孩子的教育成为家庭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教育消费也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调查显示, 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 超过养老和住房, 而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 “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 占18.9%。而在沿海发达地区, 教育消费尤其高, 除了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 沿海城市很多家庭会自主选择对孩子进行各方面素质教育, 尤其是读幼儿园与小学的孩子, 由于课业相对比中学生宽松, 孩子发展的可塑造性相对较强, 大部分父母选择给孩子报名钢琴、美术、国际象棋等兴趣班学习。一些小学会举办部分英语、数学等兴趣班, 相对收费较低, 而校外的音乐、美术等素质兴趣班收费通常较高, 很多家庭仅仅在孩子的兴趣班学费上一年就花费上万元。

笔者曾通过互联网对长江三角洲的50个家庭作了一个关于孩子兴趣班选择的调研, 该50名都是有4-14岁孩子 (幼儿园—小学生) 的家庭。如图1所示, 98%的家庭都给孩子选择了各种兴趣班, 其中选择一个班的占到34%, 两个班的为24%, 三个和三个以上的各占20%, 加起来占到40%, 而一个兴趣班都不选择的家庭只有一个, 仅占总数的2%。在兴趣班的学费上 (如图2) , 38%的家庭每年的花费是5 000-10 000元, 32%的家庭是每年5 000元以下, 10 000-15 000元的家庭占据12%, 而超过15 000的家庭也有18%。

2.核心家庭占据文化娱乐消费主流

经济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的生活压力骤增, 对自由与享乐的渴望从未比今天更强, 人们通过出版物、影音、游戏、健身、唱K、欣赏各类比赛和演出来释放生活的压力。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家庭成员在娱乐消费方面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 不乏全家出动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05年, 仅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娱乐业、音像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等门类的产业单位已达22.3万个, 从业人员91.9万人, 年上缴税金20.2亿元。而一些全家进行的娱乐消费更是大受核心家庭的欢迎, 2006年英文原版音乐剧《狮子王》在上海大剧院连续上演101场, 票房收入高达7 200万元, 售票率达到98%, 家庭套票的受欢迎程度超乎想象, 很多家庭因为孩子的需要带动两个大人一起购票。在家庭结构中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同样占据了主流。

3.家庭结构小型化促使旅游消费逐渐升温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 居民消费支出中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 旅游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国内旅游消费人数不断攀升, 我国进入了大众旅游消费时代。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达到129%, 比2000年提高了近70个百分点。但城市居民出游率为167.4%, 农村居民出游率为111.9%, 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旅游消费的总体格局是城市高于农村, 沿海发达地区高于内陆地区, 2007年全国国内旅游消费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旅游消费成为沿海发达地区家庭预算中的一项重要开支。同样, 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全家出游或者部分家庭成员出游都便利很多, 许多二人家庭或者三人家庭全家出游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而近年来旅行社热推的针对中老年人的“夕阳红”系列旅游, 更是倍受孩子已经离巢的空巢家庭的欢迎。

三、伴随家庭结构嬗变而来的文化消费的问题和困境

文化消费的增长在一个方面反映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说明沿海发达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型消费模式向小康型消费模式转变, 消费支出中为了满足求知需要和求美需要等高层次需要的支出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另一方面, 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文化消费同时存在着一些隐患, 甚至陷入一定的困境。我们既要看到家庭结构变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也要看到他同时带来的副作用, 及时制定对策, 引导家庭文化消费摆脱困境, 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1.教育支出畸重

由于“四二一”式家庭结构中孩子的重要性, 导致孩子的教育费用成为几个家庭共同关注的焦点, 通常不计回报地投入, 其负担已经超过养老和住房, 导致家庭中其他项目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这样的现状一方面导致家庭教育负担过重, 教育目的过于功利化, 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成为大部分家长的通病;另一方面, 作为几个家庭目光中心的孩子从小养成物质化生活习惯, 过分以自我为中心, 习惯了几个家庭的成员围着他转, 为他付出, 并视其为理所当然, 反哺老人和中国自古相传的孝道反而日渐零落。

2.年轻人娱乐消费缺乏家庭制约

传统大家庭被打破, 核心家庭孩子为主, 养成了年轻人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同时婚姻、家庭观念淡薄, 对长辈的话只当做耳旁风,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家庭对年轻人的约束力减小甚至没有。很多年轻人片面追求享乐生活, 忽略了健康、适度的娱乐消费。一些年轻人, 甚至未成年人因游戏荒废学业, 蹦迪、泡吧过度导致耳聋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为了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理, 保障娱乐场所的健康发展, 2006年, 有关部门经过修订颁布《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了一系列娱乐场所的营业规范, 包括KTV等娱乐场所凌晨2点歇业, 从政策法规上规范了娱乐场所的经营, 但另一方面, 家庭作为孩子的教育者之一, 也要负担起引导、教育年轻人适度健康消费的责任。

3.文化消费城乡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

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 教育和旅游等文化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支出越来越高, 而相对的, 经济发展落后一步的乡村和西部地区家庭, 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虽较以前有所提高, 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与发达地区城市有一定差距。相关统计说明, 当前教育消费地区和城乡差异极大, 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远高于西部地区, 城市远远高于乡村;而旅游消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 比1997年的52.4, 10年间城乡居民出游率之间的差距, 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3.1个百分点。现实说明, 家庭文化消费的城乡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进一步拉大, 使不同地区家庭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会逐渐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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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2

【关键词】西部地区 城市化 城市财政 公共财政政策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推

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两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效应。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在区域发展中充当着增长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规模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可以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反过来又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的发展又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城市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新世纪之初,城市化问题再次升温,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意义,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更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理论历来是科学研究的热点,并涌现出许多着名的城市研究学者和一系列城市研究理论。从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理论的理论演进,体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结构理论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舒尔茨的农民学习模型、线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论包括推—拉理论、人口迁移转变假说、配第—克拉克定理;非均衡增长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生态学派理论包括田园城市论、古典人类生态学论、有机疏散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论、山水城市论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没有必要局限在“大小”之争,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以及它们的协调发展,将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刘福垣认为,城市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能笼统用一个标准来判断,更不宜抑大崇小,或崇大抑小。朱铁臻认为,单纯强调发展“大”或“小”都不太切合实际。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城市化的目标,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分流,那种人为地控制某一类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取的。蔡宇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应放开,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人为地限制某一类城市的发展,而鼓励另一类城市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应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共同前进的过程。

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起步晚、水平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呈现出低速发展的缓慢态势。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滞后,使得国民经济运行缺乏重要的依托和载体,大量生产要素分散于农村,结构松散,布局混乱,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国民经济长期外延扩张,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轴,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西部地区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和经济发展落后,使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扩大。西部城市化就是要把经济增长极交给城市,充分发挥城市的先导效应,通过城市化的发展来驱动经济发展,以城市经济带动地区经济。(

众所周知,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干旱缺水等生态问题相当严峻。自然条件固然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但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部地区人口分布过于分散,至少从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一是人口分散,不能有效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外部性实行集约化生产,降低了西部地区的资源利用率,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规模扩张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来推动,加剧了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过度放牧、过度砍伐。二是人口分散使生态环境大面积遭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给生态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三是提高了西部地区城市建设水平,缩小了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如前所述,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城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结构。首先,在一个地区,大、中、小城市通过交通通讯设施的连接,相互搭配、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功能比较完备的空间系统。与此相适应,各个城市会由于城市基本功能的差异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类型,不同类型的经济会随着城市功能的协调而协调,产生一种既有分工又有系统整合的效果。其次,在一个城市内部,城市功能的发挥要求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目前,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市体系不完善。一方面,大城市规模偏小、数量不足。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从城市本身看,城市的“极化效应”不突出,限制了城市在促进产业集中、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数量偏少,又造成了西部地区城市体系在空间上的断档,很多地区不能受到大城市“润泽”。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分布过于分散,不能与大城市很好地协调配合。因此,只有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改善西部地区的城市结构与分布,才能有效地促进西部区域经济结构的完善,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综观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然而,与我国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状况相比,目前,西部地区仍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全国城市水平为40%,而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25.7%,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于14.3个百分点。所以,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

城市的发展不是随机的,而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应该具有较好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一切不顾实际的外围化、分散化,搞所谓的“城市群”、“城市带”,都有违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给社会造成巨大浪费。合理的城市体系应该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基本目标,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结构体系。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西部地区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城市建设并没有普遍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城市的功能认识模糊,在城市建设中仍然沿袭传统思想观念。在大城市的建设上,强调“项目型”、“基地型”,把城市当作一个工厂,而不是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在小城镇的建设上,强调“村村冒烟”、“村村通路、通水、通电”,单纯追求覆盖率,不重视与中心城市的协调。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之滞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西部城市化,追求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通过加速城市化,带动地区发展,协调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率的提高,合理设置西部地区城市建设规划,离不开财政经济政策的支撑,离不开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合理配比。发挥财政经济职能作用,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壮大财政实力,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壮大财政实力,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多方筹措资金,完善资本运行机制;管好用好建设资金等任务。财政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对西部地区城市化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中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地界定财政职能和活动范围。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解决市场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情,通过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此财政要退出竞争性领域,起活动范围主要是解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公共效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保证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加强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建设等。

第二,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合理适度的中央转移支付是促进西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支持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应将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归并为均等化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真正实现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按照建立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对现行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进行调整,扩大一般性过渡期转移支付总量。

第三,适当赋予西部地区城市立法机构一定的税权。有必要适当赋予西部城市一定的税权,包括地方税种的立法权、税法解释权、地方税种的税目、税率、征收方法的调整权、地方税的减免权。

第四,立足西部地区实际,分步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化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有合理统一的规划,需要有梯次分明的实施步骤,各地区必须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开发政策,结合各省市地区的实际,逐步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合理经营城市,发展城市,壮大城市。

第五,要创造让市场经济发挥更大作用的体制条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现代股份制经济,用市发行股票从资本市场上吸引大量东部沿海的资金进入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城市化进程。

第六,科学经营城市,合理规划城市财政收支,量力而行,提高城市规模和质量,离不开各项财政经济政的的协调配合,离不开发挥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的积极发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入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学好政策、用好政策,激发各项政策的潜能,力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七,改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方式。今后,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严格限制在有利于西部城市化进程的领域: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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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税务学会编写组.税法.2006:311、312、313、314、316.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3

一、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迁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人口增长及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来自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人口增长及其推动。长三角都市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集中地，正是日益活跃的人口迁移推动了该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区域经济的竞争发展，使该地区江浙沪三省市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规模及流向表现出一些新趋势。

1.长三角都市群以外省际人口迁入规模的增长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迁移规模日渐增大。长三角都市群作为此间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集中地，其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首先表现为人口迁移规模的迅速增大。如表1所示，若包括长三角都市群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之间的迁移人口（状态A），根据我国第四、五、六3次人口普查，在1985～1990年间迁人长三角都市群地区的外省市人口为179.25万人，1995～2000年间增长为679.09万人，10年时间增长了2.79倍，达499.8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4.25%；到2005～2010年又进一步增长到1816.07万人，又比10年前增长了1.67倍，达到1136，9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34%。虽然迁入人口增长率有所减缓，但增长规模却成倍翻番。如果不包括长三角都市群内三省市之间的迁移人口（状况B），以上两个阶段外省市迁入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96%和11.05%，整体显现出基本与以上相似的增长趋势。

2.长三角都市群以外省际人口迁入的集中趋势及其演变

由表1可知，在长三角都市群迁移人口状态A条件下，1995年之前，以江苏省省际迁人人口最多，所占比重最高，大致占40%～50%；1995年以后江苏省的地位被浙江省取代，浙江省外省市人口迁入比重最高，同样也大致在40%以上，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到2005—2010年间即达到46.10%的峰值；上海省际迁入人口比重基本居第二位，但其所占比重却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2000～2005年间稍显例外，更是屈居第三位。这主要是由于上海作为一个直辖市，其迁人人口规模很难超过江浙两省，如果考察省际人口迁人率，则上海无疑将高出江浙两省很多。不过，这一理由却不能解释上海迁人人口所占比重的下降趋势。

如果在长三角都市群迁移人口状态B条件下，则上海省际迁人人口比重均减少几个百分点，如1995～2000年和2005～2010年间分别减少6.18个和3.30个百分点，而江苏、浙江两省省际迁人人口比重则基本上（江苏省除1985～1990年间）都呈增大趋势，如1990—1995年间分别增大了4.30个和2.37个百分点，2005～2010年间又分别增大了1.01个和2.2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长三角都市群地区江浙沪三省市之间也存在规模较大的省际人口迁移流，而且江浙沪三省市之间的省际人口迁移流，主要表现为以江浙两省人口迁向上海为主流。

3.长三角都市群内江浙沪三省市之间的人口迁移趋势及其演变

长三角都市群由江浙沪三省市构成。作为一个都市群内的相邻三省市，相互之间的人口迁移更加频繁且颇多变化。

其一，相互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迅速增大。如在1985—1990年间，江苏、浙江两省迁向上海的人口规模为10.24万人和5.33万人，1995—2000年间增长到46.99万人和20.2l万人，到2005—2010年间进一步增长到74.22万人和23.29万人，均呈数倍的增长趋势，说明江浙两省迁出人口都表现出很强的迁向上海市的选择倾向，尤以江苏迁出人口迁向上海的选择倾向更明显。江浙沪三省市之间亦存在与上相反的人口迁移逆流，上海迁向江浙两省的人口迁移逆流规模虽小，但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迅速增大趋势。1995～2000年间上海迁向江浙两省的人口规模分别为3.47万人和1.0l万人，1995～2000年间分别增长到5.17万人和2.88万人，到2005～2010年间进一步增长到8.75万人和7.96万人。而且上海向浙江迁移人口规模的增长尤为显著。

其二，江浙沪三省市之间的人口净迁移规模同样呈迅速增大趋势，而且江苏迁向上海的人口净迁移规模仍居绝对优势。上述三个时期。江苏、浙江迁向上海的人口净迁移规模分别为17.48万人和7.85万人、41.82万人和17.34万人、65.48万人和15.33万人。需要注意的是，江浙两省之间的人口迁移，在2000年之前迁移规模不大，而且均表现为以浙江人口迁向江苏为主，但自2000年之后两省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及流向却突然发生了变化，2005～2010年间江苏迁向浙江的人口规模骤增到27.33万人，相对浙江的净迁出人口规模也骤增到10万人。

以上说明，长三角都市群江浙沪三省市之间的人口迁移，江苏省迁出人口迁向上海的选择倾向明显强于浙江，显示江苏与上海之间具有相对更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江浙两省之间的人口迁移，虽然总体较弱，但它却是连接江浙两省、使之与上海共同构成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纽带。

二、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动向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人口增长及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来自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人口增长及其推动。正是上述的人口迁移推动了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并使其主要表现出以下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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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动向

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而且高出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的迅速增长带动了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根据2000年和2010年统计数据，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以城市（包括镇，下同）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为48.37%和64。53%，比全国平均水平（36.22%和49.95%）分别高12-15个和14.58个百分点；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32.34%和47.81%，也明显高于全国同年的平均水平（26.08%和34，17%）。而且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都市群与全国以城市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2000年相差12.15个百分点，到2010年扩大到14.58个百分点；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差距扩大更明显，由2000年相差6.26个百分点一跃倍增到相差13.64个百分点。

2.人口城市化速度的发展动向

人口城市化速度②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明显快于全国水平，而且呈加快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从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来看，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城市化不仅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发展速度也明显快于全国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年均城市化速度为2.01%，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则为3.11%，比全国快1.1个百分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全国年均城市化速度为2.47%，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则为3.53%，也比全国快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与全国城市化呈加快发展趋势一样，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人口城市化在高水下也同样呈加快发展趋势，如2001～2010年间人口城市化年均发展速度比20世纪90年代加快了0.42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图1以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率）表示人口城市化水平，虽然可以进行时间序列的考察，也相对比较稳定，不过这样无疑将低估实际城市化水平，该指标也低于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但以此考察城市化发展进程的相对变化还是可以参考的，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大致反映人口城市化时间序列实际发展进程的相对变化趋势及特征。

三、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

长三角都市群地区虽然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显著高于全国，但由于上述人口迁移及区域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地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

1.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的省际差异

从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来看，上海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人口城市化水平最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大致是江苏省的2～3倍、浙江的3～4倍；浙江省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最低，1992年改革开放虽已10余年，但其城市化水平仍在17%以下，到1998年才攀升到20%左右。2010年浙江省人口城市化水平缓慢增长到30.94%，大致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江苏省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高于浙江省，在2000年之前二者差距较小，尚不足10个百分点。但此后江苏省的人口城市化加快了发展速度，其与浙江省的差距相应呈扩大趋势，到2010年两省城市化水平之差已扩大到接近20个百分点（见图2）。这说明，相对于江苏省，浙江省对非农业人口的转移增加控制得更为严厉。如果换一种口径，以城市人口比重来表示城市化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城市化水平依然居首，为89.30%，但江浙两省的城市化水平则发生逆转，浙江省以微弱优势超江苏省，为61.62%，江苏省屈居第三，为60.22%。这是因为，浙江省虽然对非农业人口的转移增加控制得较为严厉，但却吸纳了更多的外来人口。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跨区县迁移人口中，江苏省来自省内外迁入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6.07%和53.93%，而浙江省两者比重则分别为22.59%和77.41%；就2010年累计净增加外来常住人口①而言，江苏省增加369.78万人，浙江省却吸纳了762.77万人，约为江苏省的2倍。而且，如前所述，2000年以来江苏省迁向浙江省的人口规模已发生逆转，超过浙江省迁向江苏省的迁移逆流，2005～2010年间江苏省迁向浙江省的净迁移人口规模已达到10万人。

2.长三角都市群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市际差异

从长三角都市群各地级以上城市2010年以城市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来看（见图3），江苏省13个城市其城市化水平的分布较有规律，大致以长江为界，离上海最近的长江以南（苏南）地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5城市，城市化水平较高，均在60%以上，以省府所在地南京市最高，达77.94%，镇江市最低，为6l-97%；长江以北（苏北）地区，包括南通、扬州、台州、盐城、徐州等13个城市，城市化水平较低，都在60%以下，以扬州最高，为56.75%，宿迁最低，为48.29%。显示出离上海越近的城市其城市化水平越高，随着离开上海距离的增加，城市化水平呈下降的趋势。浙江省11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的分布没有明显规律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基本上与是否临近都市群中心城市上海没有关系，二是与是否临近省府所在地杭州市也基本无关。相互分离且构成鼎立之势的杭州、宁波、舟山和温州4城市其城市化水平较高，都在63%～73%间，杭州市最高，为73.2%，舟山市最低，为63.59%；位于4城市之间的绍兴、台州、金华和位于沪杭之间的湖州、嘉兴5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低，都低于60%，在52%～59%间，金华市最高，为58.97%，位于沪杭之间且紧邻上海的湖州市最低，为52.89%；其余丽水、衢州两市城市化水平最低，都低于50%，分别为48.40%和44.13%。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同一都市群，江苏省与上海的融合较好，浙江省则相对更加坚持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自主发展。

3.长三角都市群人口迁移对城市化发展影响的市际差异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4

关键词：新兴产业,城市化,二重结构

城市化是伴随着区域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必然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 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完成落后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跨越的必由之路, 也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提升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我国来说, 由于指导思想和管理理念滞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歧视、具体国情的制约、地区和城乡“二重结构”的羁绊, 我国的城市化推进发展滞后且缓慢。

1 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 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 属于一个新兴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 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 它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 包括物流、研发、信息、中介、金融保险以及贸易相关服务等, 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 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 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尚处于进一步探讨和加快发展阶段。

新兴服务业, 尤其是与制造业紧密相联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浙江“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发展的引擎。只有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 才能实现浙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走出一条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内部的服务项目不断的分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专业生产性服务业, 同时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外部化。实际上, 就是制造业企业将一系列以前由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垂直分解, 实施外部化, 将研发、设计、内部运输、采购等活动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企业将其内部的非核心的服务性经济活动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商来做, 不仅使制造企业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也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工业化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客观要求, 对于我们更好地抓住未来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也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于具有广泛的关联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市场资源强大的“调配器”, 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 并提高整体经济绩效。

2 二重结构及其形成原因

地区和城乡“二重结构”就是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 现代化的领域同未现代化的领域同时并存, 且在这两个领域之间, 存在着相当大的断层。现代化领域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差不大, 而尚未现代化的领域却处于落后的原始状态。

二重结构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 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没有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 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2) 产业革命或工业化过程的特殊性。

(3) 两极化促进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4) 发展战略不当, 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我国来说2, 3, 4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它造成了地方经济不能与中央企业有机协作, 区域的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薄弱, 地方财政受中央企业“上划”、“下放”的迎新特别明显, 就地消化中央企业留下的原材料的能力差, 以至于整个地区综合技术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它正严重阻碍着我国城市化推进的脚步。

3 二重结构的改造

我国在改造落后地区的二重结构, 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而这套方法可以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得以顺利实施。

一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消除二重结构最主要的手段, 而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提升其现代化水平, 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推动服务业供给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二是有利于推动需求结构的改善, 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效率的提高将有利于减少经济增长对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的依赖, 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从而有益于改变投资率畸高、消费率偏低的局面,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需求为主导方向转变。

二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意识, 增强中小企业的内部活力, 而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尤其具有关键意义。

三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同时, 加速农业的现代化, 并坚持可持续发展,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二重结构社会的基础。而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 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并将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的依赖,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从而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5

根据立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学校的具体实际的出发点，可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系统深入地学习和借鉴现有的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依据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成长规律，综合考虑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积极探索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途径，以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发性（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能动性（自我发展的创造性）为前提和基础；通过“理念引领”让教师成为有思想的教师；通过“制度保障”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保证；通过“校本培训”助推教师走上专业发展之路；通过“校本教研”为教师成为学习型、科研型教师搭建平台；通过“建设学校文化”为教师创设成长的优良环境。

1. 加强教师培训与科研引领，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本着“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多渠道开拓校本培训资源，实行校际资源共享，深入开展校本培训与课题研究，努力打造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平台。

（1）现代教育理论培训。通过教师的自学、讲座、报告、研讨交流等形式，让教师了解和掌握现代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其进一步端正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

（2）学科教学能力培训。一是加强教学基本功训练，使所有青年老师都能达到规定水平；二是开展“青蓝工程”活动，充分发挥骨干教师和老教师的作用；三是实践练兵，通过举办汇报课、研究课、评优课和观摩课等活动，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3）科研引领。以课题研究为载体，不断提升教师科研素质。课题研究要求遵循实用性和全员性的原则，以实用性研究为主，重在解决教学实践的问题，并要求全体任课教师都必须参与一个课题的研究。学校也要加大投入力度，确保课题研究顺利进行。

（4）拓宽教师视野。学校应想方设法，让教师多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并适时适当组织一些外出参观、考察名校活动。同时积极邀请更多的有影响力的优秀教师来学校作报告，开办讲座，促使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有较大提升。

（5）打造教学特色。鼓励教师在课堂教学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课堂教学比赛，在磨练中不断纠正自己、完善自己。同时，通过揣摩、借鉴、吸收、升华，让教师在教学模式、方法、艺术等方面有所突破，形成教师的教学特色和教学风格。

（6）加强人文关怀。重点加大对新教师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做好“师徒结对”的传帮带工作。全面关心每一位青年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师德修养和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好骨干教师、党员教师在学科教学中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促进学习型、科研型教师团队的形成。

2. 建立教师个人成长档案，探索多元化发展性的教师评价，构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1）帮助每位教师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制订好个人专业发展长效规划和三年发展规划。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认真履行好三年规划，完成相应的内容，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2）为每一位教师建立专业发展档案袋——教师个人成长档案。归档的范围和内容：教师发展规划，发言、交流材料，学习笔记，教学反思，教学案例，教学总结，公开课教案、课案、学案，课题研究资料，教学论文，开设讲座与研究性学习，获奖情况等12项内容的材料。每学年举办一次“教师个人成长档案”展示活动。

（3）制订和完善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各项工作。形成教师多元发展的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报告 篇6

本文通过描述西部城市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 分析西部城市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具有的优势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出了促进西部城市经济科学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情况

截至2009年底, 西部地区共有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常住人口28568.2万人, 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市, 包括市辖县, 下同) 常住人口总数的23.8%, 其中市辖区9879.4万人。

(一) 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总量占全国城市经济的比重提高

1. 经济快速增长。

2009年西部地级及以上城市 (简称西部城市, 下同) 地区生产总值达59459.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4.5%, 高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占全国城市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6.5%, 比2008年提高0.7个百分点。

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较低。

虽然西部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居四大地区城市之首, 缩小了与东部城市的相对差距, 但绝对差距依然较大, 区域协调发展任务十分艰巨。2009年西部城市的人均GDP为20813元 (按常住人口计算) ,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9.1%、东部城市的50.4%和东北城市的51.6%, 略高于中部城市 (20045元) 。

3. 西部城市市辖区经济聚集度较低。

2009年西部城市市辖区经济规模占全市经济规模的比重为55.3%, 低于东部城市的62.5%、东北城市的62.8%和全国57.5%的平均水平, 仅高于中部城市 (43.3%) 。这说明西部城市市辖区经济聚集度较低, 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

(二) 工业总产值增长较快, 实力进一步增强

相对于全国来说, 西部城市的工业化进程相对落后, 工业在促进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中将有明显的提升空间。

2009年, 受金融危机影响, 西部城市工业总产值增速低于2008年, 但利润增速高于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2063.0亿元, 增长18.1%, 增速比2008年回落10.0个百分点。内资企业55301.8亿元, 增长19.4%, 增速比2008年回落7.7个百分点, 其中, 国有企业8427.7亿元, 增长15.3%, 增速比2008年回落4.9个百分点;私营企业16623.7亿元, 增长29.0%, 增速比2008年回落27.6个百分点;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710亿元, 下降22.4%;外商投资企业5051.2亿元, 增长25.5%, 增速比2008年提高11.8个百分点。利润总额4465.3亿元, 增长21.8%, 增速比2008年提高11.6个百分点。

(三) 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 但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2009年西部城市第一、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 三产业之间的比例由2008年的13.7∶49.5∶36.9变为12.1∶49.1∶38.8。但与其他区域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西部城市第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 不仅低于全国城市41.5%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东部城市的44.6%和东北城市的39.2%, 仅略高于中部城市36.1%的水平。西部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在四大地区中最低, 而第一产业比重仅低于中部城市, 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和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 (见表1) 。

总体上看, 西部城市的产业结构处在不断优化升级之中, 但第一产业比重偏高, 第二、三产业比重偏低, 说明西部城市工业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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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地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上报资料。

(四) 财政收入快速增加, 但人均财政收入相对较低

2009年西部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4066.2亿元, 增长16.9%, 增速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在四大地区中, 仅次于东北城市财政收入19.3%的增速, 但是比2008年回落11.8个百分点 (见表2) 。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一方面是因为工业总产值增速回落, 而工业对税收的贡献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结构性减税以及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2009年西部城市人均财政收入为1423.3元, 仅相当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62.6%, 在四大地区中也仅高于中部城市1214.0元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 分别只是东部城市和东北城市的40.5%和55.9%。因此,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过程中, 国家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 特别是加大对重点地区的转移支付, 提高西部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数据来源:各地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上报资料。

(五) 消费和投资快速增长,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迅速, 同时各城市优化投资环境, 采取各种优惠措施, 积极承接东部城市产业转移, 吸引东部沿海及境外投资者前来投资。2009年西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4619.4亿元, 增长41.4%, 增速比2008年提高12.6个百分点, 增速位列四大地区之首 (见表3) 。投资的快速增长, 拉动了西部城市经济增长, 改善了基础设施状况, 增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与此同时, 西部城市把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 并为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 优化消费环境和配套设施, 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最终, 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消费市场活跃。2009年, 西部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403.1亿元, 按现价计算增长21.1%, 增速同样位列四大地区之首。

2009年西部城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87.6亿美元, 下降7.8%。尽管外贸形势非常严峻, 但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长, 抵消了外贸的不利影响, 最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和持续快速发展。这说明西部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一定进展, 也说明只要政策措施得当, 充分依靠国内市场和需求, 是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数据来源:各地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上报资料。

(六) 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 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均大幅增长

房地产对经济的带动能力强, 其发展变化情况对经济整体影响力大。2009年, 西部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6752.9亿元, 增长21.5%。商品房屋销售面积21888.9万平方米, 增长48.9%, 而2008年则是下降17.7%。同时, 商品房价格上升也较快, 商品房屋销售额7073.8亿元, 增长69.8%, 大大超过销售面积48.9%的增长速度, 说明商品房价格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房价的快速上升, 给房地产的持续健康发展留下不确定的因素。

(七) 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生活水平提高

2009年西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213.5元, 比2008年增加1242.5元, 与中部和东北地区接近, 但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收入水平的83.7%和65.7% (见表4) 。

西部地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05年的1.62倍, 而东部地区的则是1.57倍, 这说明2009年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比2005年有所缩小。

2009年西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0642元, 比2008年增加1038元。其中, 食品消费4111元, 恩格尔系数为0.39, 比2008年降低0.021个点。

二、西部城市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优势

西部大开发已经走过了10年。10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也显著提速, 与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未来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十年, 西部城市在今后十年拥有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优势, 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也必将继续加快发展步伐, 缩小与东部城市的发展差距, 为全国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 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 明确指出国家推动西部大开发的决心不动摇, 扶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不改变, 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力度不减弱。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 坚定不移地把西部大开发推向深入。

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些支持西部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 如对西部地区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 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加大对西部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 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于教育、医疗、社保、扶贫开发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投资项目将重点投向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等领域。把南疆地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秦巴山-六盘山区等集中连片困难地区作为扶贫开发重点, 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鼓励和支持西部地区在改革中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支持西部地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西部加快实施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 逐步提高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 增加对上游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等。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加强综合交通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力度等。

这些措施为西部城市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充分利用好这些具体政策措施, 调动自身积极性, 西部城市将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 西部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

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 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 如四川、重庆等地。另外, 西部地区劳动力工资总体上低于东部地区, 劳动力成本优势显著。劳动力数量和成本方面的优势有利于西部城市承接国内外的产业转移。

西部地区还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石油远景储量仅新疆就占全国的40%, 西北地区煤炭储量也达到了全国的40%左右, 天然气储量占到了全国总储量的78.8%。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西部地区, 西部45种主要矿产已探明工业储量潜在价值占全国的49.3%。西部地区多山, 而且落差大, 水能丰富, 长江、黄河、珠江、澜沧江等江河上游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蕴藏量占全国总量的85%以上, 可开发量占全国的81%以上。

此外,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优势也比较突出, 地理风貌独特、民族风情多样、人文遗迹丰富。自然、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 使西部旅游资源独具魅力。西部可以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重化工业, 加快工业化进程。同时, 可以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 大力发展旅游业和特色经济。

(三) 西部城市已具备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件

经过10年大开发, 西部城市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为下一步的跨越式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10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2000-2009年, 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 完成了送电到乡、修路到县等建设任务。特别是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了西部闭塞的状况, 使物流更为通畅, 人员出行更为便捷。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是西部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使得西部城市能够更好的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三、西部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经济结构不合理, 产业竞争力不高

如前所述, 西部城市经济结构中, 第一产业比重偏高, 第二、三产业偏低, 说明西部城市工业化进程总体上落后于其他地区城市。工业的发展不足, 又导致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业人口占据人口多数, 整体经济效率低下。

西部城市产业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主要以资源性、劳动密集性产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 缺乏核心技术, 如信息技术行业等。企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 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系还不完善,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

(二) 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人力资源有待开发

西部城市具有劳动力数量和成本方面的优势, 但质量不是很高。第一,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小于其他地区城市, 高等教育质量相对较低, 研究型大学数量较少;第二, 成人文盲率高于其他地区城市, 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山区;第三, 师资力量不足, 尤其是优秀师资力量, 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力量和师资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第四, 缺乏高科技领军人才, 企业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不足;第五, 人才外流现象比较严重, 大量当地优秀高校毕业生到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就业;第六, 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

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新科技革命初露端倪, 谁先抢占了科技的制高点, 谁就撑握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而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 是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人才的落后必然会使经济发展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三) 区域互动协调机制不完善,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比较严重

西部地区内部各城市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互动协调机制, 产业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主体功能区规划不细致, 产业协调机制不完善。虽然重庆等城市的城乡统筹发展已经迈开了步伐, 并取得一些成绩, 但总体上来说, 西部的城乡分割依然很严重, 二元社会结构非常明显, 远远没有达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

西部城市与其他地区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 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产业结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经济互补性很强。但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转移过程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四、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对策

(一) 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增强发展动力与活力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抓住制约科学发展的关键症结, 加大改革力度, 实现新的突破。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快金融改革创新, 在扩大直接融资、要素市场建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优化金融发展环境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新, 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推动国有民营外资经济共同发展。

(二) 加强人才工作, 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西部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 人才是关键, 因此, 要把人才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全面落实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优先发展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创新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 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提高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质量。实施高层次人才和基层人才培养工程, 壮大各类人才队伍。大力培养重点领域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用好技能人才和实用人才, 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 满足优势产业人才需求。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 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三) 加强节能减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7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城镇人口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居民消费的提升, 促进运输需求不断增长, 对运输质量和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在快速城市化的城市群区域, 人员高度集聚, 经济活动活跃, 贸易交流频繁, 区域呈一体化发展态势, 交通运输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为更好的发挥交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服务、引领作用, 有必要开展城市群交通发展研究, 使交通发展更好地适应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本文从交通与城市群发展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探讨、分析城市群交通特点、交通发展模式, 并结合苏南城市群进行案例分析。

1 交通与城市群空间发展

1.1 交通对城市化的能动作用

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是各个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等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1]。影响城市空间布局的4个因素为自然因素、可达性、建设发展和动态作用。其中可达性和动态作用与交通发展有直接关系。

交通发展与城市群演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过程。交通对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促进了城市用地空间扩展, 并对扩展方向具有指向性的作用[2,3,4]; (2) 直接改变了城市的区域条件和辐射范围, 出现新的交通区位优势, 产生卫星城和新的城市功能区, 进而改变城市群的空间结构。

1.2 交通与城市群空间布局

城市的发展历程一般按照:单个城市—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律发展演变。在城市发展初期, 为单核的中心城市。当单核城市集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 城市人口和各种功能超越出了原来的城市范围, 中心城区的功能有向外疏解的需求, 这一需求表现为在周边形成多个卫星城市, 形成围绕核心城市布局的都市区。卫星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增强, 城市用地进一步拓展, 二代、三代卫星城逐步出现, 都市区与都市区连绵成片, 形成大规模的城市群, 见图1。

卫星城大多沿着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布局, 特别是沿着高速公路、铁路聚集, 形成城市聚集的发展走廊。在快速城市化时期, 城市空间发展往往具有突变性和非理性的现象, 城市发展方向在较大程度上受社会主导利益和人为选择的影响。这往往造成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 产生各种交通问题, 如高速公路容量过于饱和、干线公路城镇化严重等。

2 城市群交通特点分析

对城市群交通进行研究时, 主要从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其外围城镇之间, 及城市群与都市圈内部2个层次。

2.1 城市群交通特点分析

城市群交通需求特征与城市群职能分工、等级划分等密切相关。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 人力、能源、资源以及产业在各城市间合作交流, 交通需求发展迅猛。

因核心城市的分布排列不同, 城市群城镇体系布局表现为带状或网络状。城市群布局结构尽管存在很大的不同, 但主要运输走廊分布特征明显, 即表现为不同核心城市之间的高强度运输需求, 通常沿这些走廊地区也是产业集聚发展带。与需求相对应, 核心城市之间具有大容量的运输通道, 呈现“点-轴”式的网络布局[5], 见图2。核心城市间的交通发展模式为多方式的, 一般为铁路和公路组成的复合型运输通道。

2.2 都市圈交通特点分析

都市圈内部交通需求的变化与人口增长重心有极大的关联性。都市圈核心区由于居住人口外移和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 人口增长相对较缓。外围地区人口形成新的增长极, 交通出行总量随之显著增加。由于人口的外迁, 郊区开发了大量的居住用地, 但工作岗位仍集中于中心区, 居住和工作的空间分离产生了高度集聚的通勤交通需求, 主要呈向心、放射状分布。

当城市人口、产业集聚到一定的规模, 为了疏导中心过于集中的交通压力, 一般在建成区的中心附近建设环路, 环路吸引车辆绕行以缓解环内的交通压力, 也增强了核心区周边的紧密联系。放射状通道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 增加了城市外围地区至中心区的可达性, 促使城郊发展一体化。放射通道与环形网络形成互补, 促使城市不断以“环+放射”圈层状结构较为稳定地向外拓展, 交通网络密度也依据圈层由内向外递减。

3 城市群交通发展模式

都市圈核心城市之间表现为高度集聚的区域运输走廊。都市圈内部表现为围绕核心城市的放射状运输走廊, 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

3.1 城市群交通发展模式

城市群核心城市间的交通方式一般包括铁路和公路2种运输方式, 水运、航空运距较大, 一般作为城市群对外的交通方式。

铁路作为一种便捷、快速、大运量的交通系统, 能促使大城市、都市圈经济集聚, 使都市圈之间的空间联系密切而形成联合体空间格局。铁路作为连接都市圈之间的重要纽带, 对促进沿线城市一体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服务城市群核心城市间联系的铁路包括3个层次, 分别是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国铁干线、城际轨道, 各层级轨道交通技术特性和功能定位见表1。公路运输方式包括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 高速公路主要满足快速的客运交通需求, 国省干线公路主要承担区域中短程的货物运输。城市群与外部区域之间长距离、大运量的货运则主要依靠铁路和水运。

3.2 都市圈内交通发展模式

都市圈内部表现为围绕核心城市的放射状运输走廊, 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内圈层轨道交通处于主导地位, 中圈层适度发展快速公交BRT和都市圈轨道, 外圈层以小汽车出行模式为主。

内圈层, 及核心城市内部。由于高速公路对城市空间具有阻隔作用, 因此在核心城市外围建设高速公路环线, 一方面将过境交通外移, 另一方面使城市空间扩张被限制在边界以内。核心城市内部建立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架、城市常规公交为主体的运输方式。

中圈层, 及周边卫星组团。在周边卫星城市发展规模较小时, 尚不具有建设快速轨道交通的条件。因此在初期阶段, 积极发展以BRT快速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 以增强核心城市与卫星城的通达性。快速化改造区域干线公路, 适应不同区段的交通需求特点, 灵活布局公路和城市道路断面型式。在卫星城市发展至较大规模时, 建设都市圈轨道或市郊轨道。

外圈层, 及外围中小城镇主要依赖于区域干线公路和镇村公路, 满足小汽车机动化的出行需求[6]。布局镇村公交线路, 增强公共交通对中小城镇的覆盖。

4 苏南城市群案例分析

4.1 苏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苏南城市群”是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等城市共同构成的一个城市集合体。苏南城市群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 2000年城市化率已接近50%。城镇人口经过1990~2000年间的快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8.9%) , 2000年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10年苏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71%, 城市集聚程度很高, 见表2。

从发展阶段来看, 苏南城市群开始进入城镇化S形增长曲线的稳定发展阶段, 未来苏南城镇化将从单纯的量的扩张转为偏向内涵和质的提升上来。

4.2 苏南城市群交通发展现状

1) 公路网络基本完备。2011年, 苏南高速公路网基本完成, 面积密度达到5.9km/100km2, 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德国为3.5km/100km2、日本为1.7km/100km2、英国为1.4km/100km2、美国为1.0km/100km2) 。随着公路的发展, 公路已经成为构架和诱发地区内联系的关键力量。公路运输地位的上升表明苏南城市群正在发生类似西方城镇密集地区的空间整体化过程, 也为各城镇空间的外向蔓延提供了促进机制, 加剧城镇建成区的相互毗邻。

2) 干线铁路形成轴向复合通道。苏南核心城市间形成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通铁路构成的复合通道。以京沪高速铁路为主满足对舒适性和时效性有较高要求的中、长途客运出行需求;以沪宁城际轨道为主服务于核心城市之间的城际交通需求;以京沪普通铁路为主服务中、长途货运需求。

3) 都市圈网络形态基本形成。目前, 苏南城市群已形成两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形成以南京为中心, 沿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呈放射状向外扩散的圈层式空间布局。苏锡常都市圈形成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向外扩散的“鱼骨状”多中心网络空间结构, 见图3。

4.3 苏南城市群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缺少区域轨道运输方式。苏南城市群中心城市之间高速公路、干线铁路建设较为完备, 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之间主要通过公路连接, 缺少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网, 甚至有的外围城镇与中心城市间只有普通公路相连通, 客货运通道形式较为单一和缺乏, 网络结构不完整。

2) 干线公路交通功能混乱。干线公路是全开放式的, 在中心城市郊区化过程中, 中心城市空间的拓展使得环线的功能变得模糊, 国道和干线道路在城乡结合部开始沦为城市内部道路, 道路功能在无形中发生显著变化, 但道路形态还来不及变换, 使得交通压力剧增, 造成经常拥堵。在苏南密集城镇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城区附近, 干线公路同时承担了过境、出入境、短途集散转换等各种交通需求, 造成功能混乱。

4.4 苏南城市群交通发展对策

当前, 苏南地区城镇轴带连绵化, 外围城镇群体空间分散化的趋势正在逐步加剧, 促进空间集约、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将是未来苏南地区城镇发展重点。在这一阶段, 需要发挥快速交通的“层级引导”和“节点集聚”作用, 引导区域城镇形成紧凑型网络空间。

4.4.1 优先发展轨道交通

抓住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等重大快速轨道交通设施建设的契机, 加快苏南城市群内干线铁路、区域快速铁路和城市轨道的发展。在构建轨道网络时, 注意形成多层次、全功能的多级结构网络, 避免向单级集聚后, 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

1) 核心城市之间干线铁路布局。根据国家《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布局主骨架层轨道线路, 形成“三横四纵”的干线铁路布局。“三横”为京沪高铁、沪宁城际、南沿江城际;“四纵”为通苏嘉城际、盐靖锡宜城际、淮扬镇铁路、宁杭客运专线。本层线路以实现通过城际交通通道引导城镇集聚发展的要求为布局, 重点考虑满足沿江、沿沪宁地区发展带和都市圈中心市之间快捷联系需求, 见图4。

2) 核心城市与外围城镇间的区域快速轨道布局。南京都市圈极核圈层需求特征显著, 需要重点依托快速交通引导城镇沿轴线集聚发展, 增强核心城市对轴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1) 适应南京都市圈城镇空间结构, 重点布局满足50km核心圈层城镇向心发展的城际出行需求的线路:南京—和县、南京—句容、南京—马鞍山、南京—溧水、南京—仪征线; (2) 对于轨道交通服务薄弱的天长—南京—高淳城镇发展轴, 布局城际线路引导集聚发展; (3) 结合南京地区重要交通节点禄口机场, 对南京-溧水、南京-高淳两线进行优化调整, 布局南京—机场—溧水—高淳线[7,8]。

苏锡常都市圈多中心网络化需求特征显著, 需要依托干线铁路布局鱼骨状的区域快速轨道。 (1) 依托沪宁轨道交通服务主轴, 围绕中心城市布局辐射下级节点的线路:常州—金坛、无锡—江阴、无锡—宜兴、苏州-张家港、苏州—常熟、苏州—昆山、苏州—太仓、苏州—吴江线; (2) 布局强化常泰城市组群内部联系的线路:泰兴—常州线, 结合昆太城市组群发展整合苏州至昆山、太仓2线; (3) 结合苏锡常地区交通节点硕放机场, 优化布局苏州—机场—张家港和苏州-机场-常熟线[7,8]。

4.2.2理顺干线公路功能

干线公路规划布局阶段应该统筹路网功能和城市功能, 坚持“靠城不进城”的原则, 与城镇保持一定的距离, 防止公路城镇化, 保障公路网总体运行效率,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城市空间发展方向、产业布局, 保证干线公路对城镇、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干线公路过境方式主要有:环形绕越式、内部穿越式、直线绕越式和混合型。应处理好干线公路与城镇节点的关系, 因地制宜, 根据城市规模和布局形态选择合理的过境方式。干线公路应与城市快速路、主干道衔接, 有效分离过境交通和城市交通, 方便城市对干线公路的利用。

5 结束语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群逐步形成, 如何发展城市群的交通值得研究。本文分析了城市群交通与城市空间发展的互动作用, 研究了城市群交通需求特点和发展模式。苏南城市群是国内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之一, 本文以苏南城市群为实例, 分析发展的现状, 指出存在的问题, 提出未来的发展对策。研究成果对于城市群交通规划的近期改善和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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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小法, 喻军皓.快速城市化地区中等城市交通特性[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2010, 10 (2) :88-94

[3]许志勇.基于交通负荷的大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2011, 30 (1) :60-63.

[4]马明, 马衍军, 陈伟伟.综合客运枢纽站场选址方法[J].交通信息与安全, 2012, 30 (2) :72-75.

[5]吴兵, 王艳丽, 董治, 等.高度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群交通特征研究[J].城市交通, 2011, 9 (2) :67-73.

[6]范雪婷, 靳文舟.城市小汽车出行成本计量模型研究[J].交通信息与安全, 2011, 29 (4) :24-27.

[7]杨涛.城市化进程中的南京交通发展战略与规划[J].现代城市研究, 2003 (1) :50-55.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8

鉴于城乡结合部的二元性以及存在问题的复杂性，在规划中，若单纯按照传统的农村规划或城市规划的思路都不全面。本文依据笔者参与的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对其规划思想，规划结构以及发展策略进行解析，对控规进行了审慎的重新思考，力求探索一条从城乡结合部向城市转变的可持续发展新思路。

1. 规划范围

规划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北部，广汕公路与华南快速干线交汇的交通要道上。东至萝岗区黄陂公司和天麓湖旅游度假区，北接白云区帽峰山，南连长兴街、新塘街，西达龙洞街，规划区面积20.64平方公里。

2. 项目背景

2.1“首善之区”下地区农村发展出路的需要

随着广州城市拓展，天河东部地区逐渐从城乡结合地带演变为城市地区，成为广州市“东进”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足“村改居”后原村民基本利益和保证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近期突破，构建远期发展的稳定框架”为原则，探索一条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可持续发展新思路。

2.2 原规划已不能满足规划区的发展

原道路规划不能够满足的发展需求，本次规划将整合周边路网，解决交通需求，引导街区土地的开发及产业升级。

2.3 天河东北部休闲度假区建设的需要

凤凰街地区拥有筲箕窝水库(龙洞水库)、凤凰山公园和火炉山公园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周边地区有华南植物园、天麓湖森林公园、帽峰山森林公园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大型旅游观光景点。天河区提出以建设“第二白云山”为目标整合周边旅游设施，建设天河区东北部休闲度假区。

2.4 凤凰街地区开发建设的法律依据

凤凰街地区为广州市规划的职业教育基地，高等院校选址较多，必须通过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形成规划管理单元详细图则，为建设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3. 规划原则与指导思想

3.1 区域统筹、资源共享

规划区的开发建设必须在上一层次规划的指导下，从区域的角度出发，对规划区功能定位与主导产业进行全局的统筹安排，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满足广州市总体布局的要求，实现与广州市其他各个组团在高校资源整合、农村城市化、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全方位整合。

3.2 综合发展、资源整合

规划区开发时间较晚，原规划缺乏对规划区规划的控制协调和可实施性，因此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城市建设与村各自发展和国有高校用地与村出租学校用地各自开发的情况。因此，本次规划有必要贯彻资源整合的理念，结合地区的情况，对现有的资源，如高校基础设施资源、土地资源等进行全面的整合，以实现地区综合发展的目标。

3.3 生态优先、以人为本

注意对天河区东北部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并充分利用以周边山体、水系以及道路绿化带组织区内的绿地系统，做好环境保护规划与控制;在功能分区上以生态优先为原则，合理布局。在注重产业开发与建设的同时，注意从人们生产和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结合土地利用调整情况，合理配套区级、组团级和居住区级与村级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不同阶层的生活需要。

3.4 城乡协调、和谐发展

缓解规划区过去开发过程中各开发主体与村民的矛盾，调整未落实的集体经济发展用地，结合地区发展方向、开发模式与农村改造，确定规划区内村庄未来的出路，改造的主体、改造方式、改造时序、改造策略等问题，理顺好村与职业教育基地和村与软件园的关系，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4. 规划结构——“一带四区”

为满足上层次的规划对本次规划提出的要求，规划区形成一带四区的功能布局：

(1) 广汕路沿线产业发展带;利用广汕路与高塘石软件园现有的良好条件，发展汽车4S店、机械交易与高科技产业，建立产业发展带; (2) 凤凰山休闲旅游区;以筲箕窝水库、石狮顶两大景观核心区打造凤凰山休闲旅游区; (3) 渔沙坦综合发展区;规划在广河高速北部地区，以渔沙坦新村建设为核心，高校园区、高校服务业、居住区、休闲接待设施共同发展的和谐城区; (4) 柯木塱综合发展区;规划在广河高速南部地区，以天河区东北部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为核心，高校园区、新村建设共同发展的新城区; (5) 火炉山休闲景观区;开发以登山游览、植物观赏、森林沐浴为主的休闲景观区。

5. 开发时序

针对规划区域内现状土地利用的特点以及政府关于区域发展的要求，采取近期与远期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地进行土地开发。

5.1 近期的开发重点与建设策略

(1) 完善规划区的高校园区建设，根据高校园区的发展现状，落实《高校园区选址规划》内地用地，满足高校规模拓展的要求;同时落实已有高校选址的意向用地; (2) 推动主要干道的建设，特别是华美路、渔北路和柯木塱南路的建设; (3) 推动村一级的建设，主要是城中村改造首期建设的实施。推动柯木塱村与渔沙坦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建设，通过村一级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建设高校师生居住配套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通过经营这些设施，积累资金，然后进行旧村改造; (4) 落实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主要是地铁车辆段、华南快速路的建设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5) 改造广汕路沿线景观，重点控制规划区山体林地等生态绿地的建设活动。

5.2 远期的开发重点与建设策略

(1) 继续推进天河区东北部绿地系统建设及生态休闲度假设施配套; (2) 继续推进城中村改造与实施; (3) 落实广汕路沿线景观节点建设。

6. 发展策略

6.1 教育产业策略

根据《天河分区规划》和高校园区选址规划，凤凰街为龙洞高教科研功能区的一部分，规划成为以教育科研和商贸功能为主的综合功能区。未来十年中凤凰街及其周边地区将努力打造天河教育板块，随着教育产业的兴起，凤凰街高教后勤服务产业发展前景乐观。

6.2 休闲度假策略

明确开发建设量，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丰富和完善旅游产品，根据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实施错位发展战略。牢牢把握发展定位，紧密结合生态与休闲这两方面核心内容，提高火炉山、凤凰山景区的品位与档次。同时，从土地管理入手进行体制建设和完善，以解决火炉山、凤凰山森林公园目前存在以土地使用权属复杂为代表的管理体制问题。

6.3 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策略

近年随着天河区东北部地区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但当前却缺乏一个系统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地铁6号线柯木塱换乘站处于整个天河区东北部的中心位置，周边土地尚未开发，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规划建设成一个集医疗、休闲接待设施、高唐石配套服务业、高校后勤产业于一体的公共服务中心，满足周边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6.4 商贸业发展策略

对外——一方面以广汕公路为依托，借助高塘石软件园的地缘优势发展中高档次公寓和相关服务性产业;另一方面，把握地铁6号线建设机遇发展购物休闲商业;第三方面，盘活广汕公路沿线土地，把矿山机械交易市场和汽车4S店做大做强，打造以专业市场为主的商业发展带。

对内——以新建渔沙坦文化广场为中心，引入综合型市场升级，逐渐把文化广场打造成为凤凰街的社区综合中心。近期为居民以及附近学校学生提供商业购物和娱乐休闲的场所;远期作为旅游休闲过渡中心，打造筲箕窝水库——凤凰山森林公园——火炉山森林公园的旅游消费中心。

6.5 土地与房屋增值策略

调整土地模式，采用大胆的土地集约、科学利用的方法，整合凤凰街现有用地，重新调整土地使用性质和强度，增强本地区使用价值。进行全面的住宅和厂房产权登记，明晰产权关系，对不合法用地以及手续不全且需改造的建筑，与主管部门协调，完善手续。条件成熟时，建议将部分村域土地一次性转移为国有，划归村经济发展公司经营。

对街区内发展潜力较大的集体经济发展用地，进行适量固化，使土地资产保持一定存量，不再被征用，利用固化土地的收益给农民长期生活保障;同时能够初步设定产业和空间的发展框架。

6.6 居住发展策略

可通过“转移腾挪”的方式逐步推进城中村改建。并适当安排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以解决天河区拆迁安置、工人及服务业人员、中低收入市民的住房要求。

7. 结语

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篇9

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 地处中国内陆腹地, 相互毗邻, 土地面积102.70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28.1%;2005年, 中部六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中部六省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有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 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 在全国板块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5年中部地区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情况略见表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网统计公报相关年份资料整理

1. 从经济发展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部地区GDP增长率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到2005年底, 河南省GDP增长率达到14.1%, 超过全国平均GDP增长率4.2个百分点。江西、山西两省的GDP增长率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总体状况良好。虽然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还较大, 但中部地区GDP与全国GDP的相关系数正逐渐增大, 这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2. 从城市化进程看, 近年来,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

在“十五”期间, 中部地区城市化率以2%-3%的速度逐年增长, 其中湖北省城市化率超过40%,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成为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头羊。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无疑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本研究主要依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中国城镇化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影响。现对这两个理论检验方法简要分析如下:

1. 协整的定义与协整检验

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 经典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一般都假定序列是平稳的, 而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不一定存在长期稳定关系。Granger (1981, 1983) 提出了协整的概念, 用于研究经济变量的波动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认为只有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选择模型的变量, 数据基础才牢靠, 统计性质优良。有些时间序列, 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 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称为协整 (Co-integration) 关系。如果时间序列y1t, y2t, …ynt都是d阶单整, 即I (d) , 存在一个向量a= (a1, a2, …, an) , 使得a y't~I (d-b) , 这里yt= (y1t, y2t, …ynt) , 则称序列y1t, y2t, …ynt是 (d, b) 阶协整, 记为yt~CI (d, b) , a为协整向量, 可以证明, 两个时间序列xt, yt, 只有在它们是同阶单整即I (d) 时, 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这一点对多变量协整不适用) 。按照协整理论, 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数列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也即其线性组合是平稳的。首先需要研究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 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对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 (Aug me nt Dic ke y-Fulle r) 检验, 也称单位根检验。为检验两变量xt和yt是否协整, 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了两步检验法, 称为EG检验。序列xt和yt若都是d阶单整, 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即有yt=α+βxt+εt (1)

用 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若 则xt和yt具有协整关系, 且 为协整向量, (1) 式为协整回归方程。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的问题, 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 但实际却毫无意义。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这样的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 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期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 则称序列x是序列y的格兰杰成因 (Granger Ca us e) , 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一般地, 还应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 即序列y是否是x的格兰杰成因。

Evie ws计算如下的双变量回归:

其中, k是最大滞后阶数, 通常可以取稍大一些。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x (y) 不是序列y (x) 的格兰杰成因, 即β1=β2=…=βk=0统计软件Eviews可以计算用于检验的F统计量及相伴概率。

三、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中部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对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研究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代表城市化水平 (设为因变量y) , 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一指标代表经济增长水平 (设为自变量x) , 首先对我国中部六个主要省份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的城市化水平及人均GDP进行了协整 (Co-inte g ra tion) 检验, 以验证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然后再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 Cause Test) 对中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1. 数据选取与变量确定

为验证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中部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及城市化水平是否与经济增长水平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本文对中部6个主要省份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的城市化水平及人均GDP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分析, 以{xt}代表城市化水平 (单位:%) , 以{yt}代表人均GDP (单位:元) 。为了消除原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得到如下定义的两个时间序列Lxt, Lyt, 表达式为:

Lxt=Ln (xt) (城市化水平的自然对数)

Lyt=Ln (yt) (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协整检验相关数据如下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各相关年份)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各相关年份)

2. 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

应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3.0, 对序列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

首先, 对时间序列Lxt, Lyt分别进行单整检验, 将各序列的ADF检验统计量值与相应的临界值比较容易得出, 原序列Lxt及Lyt都是非平稳的, 其各自的一阶差分序列d Lxt, d Lyt也是非平稳的, 而两个序列的二阶差分dd Lxt与dd L dd Lxt与dd Lyt均是平稳的, 可以判定Lxt, Lyt为二阶单整序列, 满足协整检验条件。其次, 是用变量Lyt对Lxt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回归方程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 城市化水平每变动1%, 将引起人均GDP平均变动5.4177%个单位。

最后, 对模型估计残差序列 做单位根检验, 检验统计量值-4.899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的临界值, 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 为平稳序列, 表明序列Lxt, Lyt具有协整关系。即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首先, 通过协整检验验证了中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且两者相关程度很高, 城市化水平每变动1%, 将引起人均GDP平均变动5.4177%个单位。为了验证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文章对两序列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于Lyt不是Lxt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 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27, 表明Lyt不是Lxt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大, 不能拒绝原假设。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6, 表明至少在90%的置信水平下, 可以认为Lxt是Lyt的格兰杰成因。

四、研究结论和探讨

本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两者相关程度较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它们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 城市化水平是人均GDP的格兰杰成因。城市化水平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加快城市化建设, 是实现中部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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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良军.增长极理论与落后地区开发[J].云南社会科学,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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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nited National.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M].New York press, 2007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10

一、发展条件的优劣势分析

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条件难以与沿海相比，大部分处于劣势地位，即使优势往往与其他资源和环境的组合效益也不高。当然，西部不是均质的，少量盆地、河谷地带具有相对优势。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一些基础条件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改变。川渝城市群就是一个典型案例。①

（一）交通区位条件

西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深居内陆，加之自然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与外界联系不便，基本处于全球化经济格局边缘。而近年来基础设施状况大为改观。

1、战略地位重要

西部地区具有国防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重要战略地位，关乎着国家大局。西部独特的地形地貌、跨境的民族聚居、复杂的国际政局使其巩固国防、军事安全的地位极为突出。它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有利于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升沿边开放水平。西部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储备基地，能矿资源开发对现阶段和未来发展都有宝贵的价值。西部是我国多数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的集中分布区，成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西部地区在保持国家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上还具有基础性地位，三亿多人口的潜在市场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内部需求。

2、交通区位相对闭塞

西部地处内陆，地理位置偏远，与外界联系较少，远离沿海港口和现实开发热土。而且无论是城市群内部还是跨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约束，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建设工程量大，周期长，对技术和投资要求高，维护困难。因此，西部城市群发展缺乏沿海地区拥有的便捷的交通网络和综合运输体系支撑，物流成本高和时间长削弱了产品的竞争力和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使其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大打折扣。

3、基础设施条件改观

通过国家大规模投入，西部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出行达海的能力，为要素流入和产品输出奠定了基础。其中川渝城市群处于西部乃至全国陆上、水上、空中联系的重要纽带，初步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信息六位一体的现代立体快速通道网络。重庆市区和成都拥有西南最大的与全国相连的铁路枢纽，成为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各种要素和商品的重要集散地。重庆港是长江上游第一水路转运码头，是西南唯一的达海港口。江北国际机场已陆续开通与公路、轨道、铁路及水路联运，重庆正在打造长江上游水陆空联运、东中西互动的对外交流枢纽。

（二）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

1、自然资源丰富

西部是我国的资源宝库，开发潜力可观。一是能矿产资源。许多省区都分布有镍、铁、铝、铬等金属富矿，稀土和锡等非金属资源远景储量居全国之首；塔里木、准噶尔、吐鲁番盆地、河西走廊、陇东高原、四川盆地均探明出整装油田和气田。二是水力资源。特别是西南地区水力资源占全国一半左右。三是生物资源。比如川渝城市群位于平原丘陵生态系统向高山高原生态系统急剧转化地带，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富集区域和世界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我国乃至世界珍贵的生物基因库之一，动植物种类最多、最齐全。四是旅游资源，自然景观丰富多彩。

2、生态环境脆弱

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严酷，西北地区河川水文状况恶劣，水土流失严重；西南地区山多，而且多石山，水土资源匹配不当。土地生产力低下，非耕地资源占比偏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牧业生产，第二、三产业的投资环境也相对弱化。整体而言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群成长。近些年来，人为因素更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负担，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地震、特大山洪泥石流、持续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深度损失。

3、少数区域环境良好，但容量有限

川渝、关中等少数区域自然环境相对良好，宜于人口和城镇适当集聚发展。川渝城市群坐落于四川盆地腹地及长江黄金水道沿岸，自古富庶，早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地形地貌以平坝和丘陵为主。盆地的范围与容量有限，盆周山地的承载能力较小，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膨胀，带来不容忽视的生态压力与环境污染。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人口分布等没能节约集约地使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空间布局拥挤不当，不同程度地污染了水体。近年来发生在西边盆周山地及邻近区域的几次地震就说明，那里已不能承受简单粗犷的开发方式，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到底多大，能够集聚多少人口和城镇，怎样进行空间布局。

（三）历史文化渊源

我国西部是人类祖先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深厚，丝绸之路留下了古代中外交流的伟绩，作为佛教象征的石窟寺80%集中于甘、新、陕、川等省区，沉积了丰富的宝贵遗产；众多民族繁衍生息，造就了特色鲜明的优秀传统与地域风俗。西部的历史文化优势日益显现，已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泉和灵魂。

（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两带一区”（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重点地区，对成渝、南北钦防、关中、呼包鄂、银川平原和兰白西城市群的快速发育起到了推动作用。国家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扶持政策和指导意见，如将成渝城市群建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把重庆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把南北钦防城市群建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把甘肃省建成国家唯一的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把关中城市群建成全国内陆型经济开放开发战略高地、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此外，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深入推进，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全面启动，各地对口支援加大力度，国务院批准成渝经济区为国家级经济区，为川渝城镇化进程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endprint

二、城市群发展及其阶段性和局限性特征

西部地区城市群数量屈指可数，且规模和发展水平有限。川渝城市群是西部最大、最具备开发条件的城市群之一，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尚属于欠发达阶段，发育不甚成熟。

（一）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

1、西部的经济高地和全国的中下水平

川渝城市群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下等水平。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24745.2亿元，占川渝总量的79.7%，占西部地区的24.7%，占全国总量的5.2%。人均GDP为31870元，比川渝两省市和西部平均值分别高3574元和419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227元。

2、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川渝城市群2011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0.7︰52.3︰37.9，优于川渝两省市和西部地区，而与全国产业结构相比，一产比重略大，二产比重较大，三产比重偏小，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于第二产业，总体呈“二三一”格局，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

3、外向型经济发展薄弱

外向型经济是西部地区的弱项，起步较晚，速度缓慢，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不足。2011年，川渝城市群进出口总额734.5亿美元，占川渝两省市和西部地区的95%和40%，但只占全国总量的2%。

（二）城市化进程

1、在西部人口密度最高但低于全国城市化水平

川渝城市群是西部人口高度集聚区域，2012年总人口8573万人，人口密度519.6人/平方公里，远远高于川渝两省市、西部和全国平均值，以川渝两省近30%的面积容纳了其人口的70%，以西部约2.4%的面积承载着其20%的人口。西部大开发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川渝城市群区域城镇化率47.5%，比2000年提高14.3个百分点，比川渝两省市和西部分别高出4个和6个百分点左右，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在全国城市群中也较低，可见，川渝城市群城市化进程要走的路还很长。

2、城镇分布密集

2012年，川渝城市群拥有27个城市（包括县级市），县城所在镇65个，其他建制镇约1600个，城镇密度很大，达130个/万平方公里左右，与长三角城市群等不相上下。但城市密度小得多，1.6个/万平方公里，不如沿海或中部地区，只能称为西部之最，占川渝两省市和西部的81.8%和17.6%。

3、城镇体系尚未完善

2010年，市辖区城镇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2个（重庆、成都），其城镇人口超过川渝城市群总市辖城镇人口的2/3；市辖区城镇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9个，城镇人口占所有市辖城镇人口不到1/3；市辖区城镇人口在20—50万的中等城市12个，城镇人口占15.2%；市辖区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4个，城镇人口占3.1%。总的来看，超大城市首位度过大，集中性极强，而且二者各霸一方，呈现“双核心”空间格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层级薄弱，由于核心城市具有高强的集聚性，限制了大城市的集聚，大城市数量偏小，承载人口有限，延迟了100—500万人特大城市的形成，城镇体系存在断层，缺乏能有效传递“双核”功能的成熟的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数量大，将近60%，加之建制镇更是为数众多，但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弱小，无法与此巨大的数目相匹配。总之，川渝城市群尚处于极核集聚阶段，扩散效应明显不足，城镇规模等级结构不尽合理，未能形成一体化、高效率的城镇体系。

4、城市间联系不平衡

西部城市群发育程度低的特征之一是城市间的联系较弱。川渝城市群虽然初步形成了联系网络，但城市间的通达性和经济联系存在分异。重庆和成都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对其他城市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德阳、绵阳、乐山、资阳、遂宁、眉山和雅安与成都的联系更为紧密，南充、广安、内江、宜宾、泸州、自贡与重庆的联系比较频繁，而此两区域之间的联系差，出现一定程度的“低谷”；其实，遂宁、自贡、内江与成都和重庆的联系大致相同，受力比较均衡，由于极化效应，双核之间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多中心特征，城市联系和实力较弱；川东北城市原受重庆辐射，与成都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但重庆直辖后，对川东北地区的辐射强度减弱。可见，川渝城市群的联系网络尚不健全，分布不均衡，除两个核心城市之外，其他城市与外界联系特别是东西向联系不明显，具有次级中心雏形的自贡、绵阳、泸州、南充等城市的优势还不稳定，不利于核心城市功能的扩散辐射。

（三）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

1、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模式

川渝城市群是东西结合、南北交汇的节点和走廊，在西部的区位条件得天独厚，有可能成为内陆对外开放的高地。两路寸滩港保税港区使重庆成为西部特别是西南企业实施“引进来”的大通道和“走出去”的桥头堡，发挥了内陆保税港区与沿海自由港的联动效应，既吸引周边地区外贸货物到重庆经长江水运出口，又与上海洋山港等沿海保税港区、自由贸易区联动发展，加强货物中转、加工贸易方面的合作，形成专业化分工；同时，修建通往兰州和新疆的铁路，使货物经阿拉山口到达莫斯科、鹿特丹等地。

2、区域合作治理受限

川渝城市群原本是“一家”，随着重庆直辖，便跨越两个省市行政单元，虽有割不断的天然联系，但行政成本大增，城市群综合治理、协调发展的难度陡然上升。两省市空间规划自成体系，四川省把成都—德阳—绵阳—乐山一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轴，重庆市则提出“建设渝西经济走廊和都市经济圈”战略，而两者之间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社会领域的统筹管理等公共性问题却难以协调。目前，川渝政府间的合作意识比较淡薄，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高级别行政接触不足，深层次行政会晤更加缺乏。区域协调与治理主体单一，政府主导性明显，许多共识靠领导人的承诺，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合作制度化程度很低，严重影响各项活动的开展。

3、缺乏产业分工与协作endprint

川渝城市群区域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未最终形成，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限制了商品的顺畅互通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合理的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协作、错位发展。各地争相把电子、汽车、化工、医药等作为主导产业，趋同化与重复建设势态明显。川渝两地中央所属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防科技企业数量众多，非公有制经济薄弱，企业之间横向联系少。城市间缺乏交流合作，配套能力弱，产品链条短，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除汽车摩托车制造业和部分装备制造业外，其他产业多呈各个城市独立发展状态，缺乏紧密产业的上下游联系，难以通过资源、技术、市场互补而取得共同发展。

三、城市群发展的方向与着力点

由于发展条件与沿海发达地区不同，西部城市群未来的发展方向、重点、路径要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的发展方式与道路。

（一）推行生态型城镇化模式

鉴于部分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存在程度不等的损坏，城市群发展亟待进行生态重建，贪大求全式的过度开发应该退出那些极为敏感或不堪重负的区域，使其得以休养生息；而在人口和经济激增的形势下，更需要人为地进行生态建设修复。节约集约利用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占用和破坏。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加强重点流域和地区环境综合整治，逐步杜绝工业污染排放，做好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推行紧凑型、集约型城市化模式，把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纳入生态环境的整个系统中规划，既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留足空间，也要有效化解城镇作为资源消耗主力之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深化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进程

搭建开放平台，畅通对外通道，大力改善对外开放的区位条件，构筑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高地，特别是向西大开放的基地和交通枢纽。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探索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合作新路子，积极引进、合理引导国内外投资，承接东部等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择时择地建设内陆出口加工基地和对外开放先行区。建立健全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政策体系，营造与国内外市场接轨的制度环境，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

（三）完善城市群网络结构

未来西部城市群走向成熟，将逐步形成高度整合、协同发展的网络化结构。培育重要节点城市，强化核心城市的实力与功能，提升其聚集、带动和辐射能力；选择培育若干次一级特大城市或大城市，承接核心城市的扩散和辐射效应；重视发展、完善中小城市功能，加强与上下级城市、城镇的衔接。强化内部联系轴线，使不同层次、密集交错、为数众多的城镇被有形或无形的通道、方式连接。全部城镇结点与所有联系线段就构成了城市群的空间联系网络，它将集聚和辐射作用逐级传递，最终实现区域发展的整体效应。

（四）强化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集群发展

按照已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整合城市群产业资源，强化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协作，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科学谋划产业布局，促进城市之间产业互补和错位发展。核心城市在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领域率先突破，壮大支柱产业，使传统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中小城市为核心城市提供资源，形成为主导产业配套的加工制造基地。用现代化产业集群理念统领产业布局，创新产业组织形式，按照生态产业链的方式进行资源整合和特色工业园区建设。

（五）合理布局城市化及绿色开敞空间

西部城市群基本都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区域，因此，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强度可以适当提高，适度增加生产、生活空间的比重，特别是在核心城市和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等，以大规模集聚人口和经济，提升整个城市群区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但要严格保护耕地空间，协调农业建设布局与绿色开敞空间的合理配置。城市之间尤其是城市群边缘及其外延地带一般来说生态环境不利或属于水源、森林涵养地，要切实加强生态保护、治理、建设和恢复，明确划定区域界限，不得随意缩小范围，占为他用。

（六）逐步建立城市群综合协调治理机制

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面对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统筹管理等共性问题，单一城市无法解决，需要城市群的集合力量共同治理。首先，继续发挥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跨省市区的成立省际高层领导联席会议，省内的由各地市领导定期会晤协商重大事宜；签署区域合作框架性协议；设立日常办公机构；安排综合部门联合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各专业部门联合制定专项规划；围绕特别突出的问题，由有关职能部门成立联合治理应急机构研究处理。同时，大力发挥公民社会的能动性，鼓励企业、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公民等多方主体承担治理任务。成立非政府合作机制，组织各种高层论坛和招商引资展示，搭建信息发布和交流平台。逐步以立法的手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地方政府的合作。

注：

①川渝城市群包括重庆市9大主城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和6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市区（大足区、綦江区、江津区、永川区、合川区和南川区）、及4县（荣昌县、潼南县、璧山县、铜梁县），四川省14个地市级行政单位（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自贡、泸州、内江、南充、宜宾、广安、雅安市），2012年区域面积16.5万平方公里，占川渝两省市总面积的28.8%。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篇11

1 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现状分析

“十五”期间西部地区城市化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年均提高速度为1.27%,城市化推进速度快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但是城市体系发育不全,大、中城市数量比例偏少,西部小城镇规模过小,城镇功能不健全、不完善。

同时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但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问题十分严重,并且原有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快速城市化激增的人口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导致大多数的西部城市综合承载力较低(如表1所示)。

2 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西部地区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要求配套建造大规模的城市和住房,绿色建筑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

2.1 绿色建筑相关标准、规范已经出台

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如广西、四川、贵州等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出台了本地的绿色建筑设计和施工标准,但是现行的评价指标都是在设计完成后根据设计图纸和相关节能报告对建筑物进行评价,忽视了后续施工和使用阶段的考评,导致了不少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只有少数获得运营标识。由于施工中的设计变更、施工方法和运营方式不正确等原因,导致绿色建筑设计的实施效果不甚理想。

2.2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有利于推行绿色建筑

西部地区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如陕西的窑洞、广西的骑楼等都是与当地的气候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态建筑,西部地区的传统建筑文化为绿色建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激增的新建住宅中,绿色建筑的推广力度有限,导致新建住宅大多属于摒弃了传统民居的生态优势而牺牲能耗来达到农村居民的居住要求。

2.3 绿色建筑推广未形成规模效应

目前西部地区绿色建筑的推广主要以建设一批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绿色建筑示范工程为主,虽然这些示范小区的建筑单体设计能耗指标节能率均大于60%以上,但是西部地区绿色建筑的这种“散点”的发展,不足以满足城市整体“面”上的排放指标要求。目前新增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用地规划和节能节水情况堪忧,单靠几个国家、省级示范工程,城市的节能减排目标很难实现。

2.4绿色建筑增量成本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绿色建筑的建造和开发成本比一般建筑要高5%～15%,这些增量成本是绿色建筑在农村消费者和房地产开发商中推广最主要的瓶颈问题。目前政府设立的节能减排专项基金,主要面向技术革新、改造项目,针对农村、小城镇居民的新建或改建建筑建造绿色建筑,开发商进行绿色小区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的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等相关经济激励政策尚未形成制度。

3基于城市化背景下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发展对策

西部地区城市化起步较晚,许多西部地区城市的规模相对发达地区较小,在统筹规划工作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较小,因此,西部地区应结合发展实际,以绿色城市化为出发点的城市化规划,避免重蹈东中部地区城市化的覆辙。

3.1将绿色建筑内容纳入规划编制和管理体系,实现绿色建筑区域化发展

建筑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地区绿色城市化过程中,应将绿色建筑能耗指标与城市节能减排目标相结合,将发展绿色建筑作为西部地区实现绿色城市化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绿色建筑的发展应从单体建筑、示范小区向群体区域发展,应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推广绿色建筑。一方面将绿色建筑的内容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可以将城市和建筑相关联的指标,如能源、资源消耗量和排放量等指标,借助城市的规划体系从城市层面分解到建筑层面里去。将绿色建筑的节能、节水、节地等方面的设计与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和用地规划等结合起来,实现绿色建筑区域化发展。可借鉴美国的LEED-ND评价标准、英国《未来可持续发展规划白皮书》和我国绿色社区(园区)的评价标准,在已有绿色建筑设计要点的基础上,鼓励开发商能够很好的利用城市基础设施资源、提高区域供热系统效率、建立区域可再生能源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鼓励水资源循环利用等,用于推广绿色建筑区域规划。

3.2将目前出台的绿色建筑相关标准、规范细化全过程化,实现本地化、民族化,以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及居住习惯差异较大,因此西部地区应根据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建筑特点结合先进的城市规划和绿色建筑设计的先进理念,制定出本地区的细化标准,使得绿色建筑的设计、施工等标准、规范更有操作性。

以广西为例,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夏季以南风或东南风为主导风向,南北朝向的房子有利于自然通风,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空调的开机时间。因此广西2011年9月1日正式实施地方标准《广西绿色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建筑朝向布局应有利于获得自然通风和日照,并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最优朝向,建筑朝向应控制在南偏东15°或南偏西15°的范围内。

同时,完善绿色建筑全过程评价标准,将绿色建筑评价从设计阶段延伸至建筑的全寿命周期,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节能强制性标准,把绿色建筑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和开工建设的强制性门槛,项目建成后应经绿色建筑能效专项测评。

3.3进一步扩大绿色建筑示范区域,推动示范城市建设

西部地区已建成的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对该地区绿色建筑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仅仅是单体绿色建筑、单项技术的应用示范,其作用有限。西部地区应争取利用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组织城区或小城镇的区域性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使这些项目成为绿色建筑的更多新理论和技术实施的蓝本,进而推进绿色示范城市的建设。示范城市的成功可以进一步的推广到其他更多的城市和地区,还可供研究者和投资者观摩和体会,对于下一步的绿色建筑发展起到基础作用。

如:2010广西南宁市、柳州市和岑溪市、灵川县分别获国家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城市和农村地区示范县,共获得国家1.96亿元资金扶持。西部地区应以这些城市的县镇为依托,推广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低碳生态城(区)建设”等,进一步扩大示范城市、县镇的影响力,加快区域绿色建筑的发展。

3.4增加有效的经济激励措施和财税补贴

目前西部地区的绿色建筑多是公共设施和保障性住房项目,由于绿色建筑尚未形成规模,增量成本较高,使得很多开发商和城镇居民对建造绿色建筑积极性不高。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如若要形成全局生态建筑模式,在市场调节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应由政府来进行干预。西部地区政府应借助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节能减排提供的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和资金倾斜,在对政府投资的项目进行强制推广的同时,通过增加有效的财税激励政策,对绿色建筑开发项目、绿色生态小城镇进行资金扶持和实行税收优惠,从而扩大绿色建筑的推广面。如对于开发商给予绿色建筑退税政策;对于城镇和农村居民新建和改建房屋时,建造绿色建筑、使用绿色建材的,政府可给予适当的补贴和低息或免息贷款等。

4结语

西部地区绿色建筑的发展虽然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然而西部地区有逐年加快的城市化速度和极大的建筑市场。西部地区应以此为发展契机,发展以城市化为背景的适合地区实际情况的绿色建筑,通过绿色城市、绿色小城镇的示范作用,将绿色建筑的发展与城市、城镇的发展结合起来,完善绿色建筑标准和规范及相关政策机制,推动绿色建筑快速发展,以实现西部地区节能减排目标。

摘要：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现状出发,研究了目前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的问题,从绿色建筑区域化、本地化、全过程发展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绿色建筑快速发展,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关键词：西部地区,绿色建筑,城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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