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城市化

再城市化（精选12篇）

再城市化 篇1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 同时也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其必然结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迅速上升到2011年的51.27%。但在城市化加速推进中, 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矛盾也显现出来, 各种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运动搞的如火如荼, 但是在农村却遭到农民的冷遇, 甚至被农民所抵触。本论述认为其中的原因关键在于城市化运动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发动主体已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城市基础设施主要仍由政府兴建, 但政府已不是城市化的唯一主体, 银行、企业、集体组织、个人和外来资本等也日益成为城市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 然而更应该成为城市化主体的农民却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既然城市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也是农民追求和要求分享城市文明的过程, 农民就应该最有发言权, 他们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城市化政策的被动受众。

本论述认为, 中国城市化要更快、更好的发展, 就必须正视农民在城市化过程的主体地位, 各级政府要做的就是了解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在想什么, 要得到什么。只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才能更好地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 并激发出农民在城市化过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西方经济学家的人口迁移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口迁移问题。威廉·配第在1690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 较早地提出了收入差距必然拉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思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从农业的耕地限制和人口压力角度阐述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思想。相比前人所做的研究, 李发展和完善了他们的理论。他认为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有四种, 即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 人口迁移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李还认为,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之外, 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在人口的文化素质、教育条件方面的差异, 迁出者个人的主观感受、文化程度、年龄、家庭人口的构成和迁移费用, 以及人们对迁移费用的承受能力、经济周期、政治或政策等因素, 也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 李认为, 每一种人口迁移的流向往往伴有相反的迁移流向 (即迁移者返回原居住地的倾向) , 即反迁移流。反迁移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迁入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对迁出地的比较优势逐渐变小或消失, 导致一部分迁移者返回原籍;二是迁移过程开阔了迁移者的视野, 使他们认识到迁出地的发展机会, 从而返回原居住的创业;三是一些本来以增加收入为目标的迁移者,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返回原居住地。

舒尔茨等人则给出一个“成本——收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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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代表迁移者的迁移净收益, Lj代表迁入地的实际收入, Li代表迁出地的实际收入, Rdi代表实际收入的折扣率, Gij代表人口的迁移成本。在此模型中, 只有迁移的净收益p>0, 迁移者都有可能决定迁移, 如果p≤0, 迁移者则要选择继续留在农村而不迁移。舒尔茨等人认为迁移行为能否发生取决于迁移净收益, 而且迁移成本被分为现金成本和非现金成本, 甚至在非现金成本中考虑到了心理成本。

综观以上, 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都涉及到了人口在城乡间转移的“推力”和“拉力”问题, 这就是迁移人口之所以会从农村迁往城市, 在于城市工业部门中劳动者的收入显著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劳动者的收入, 此外还有城市的工作条件、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城市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有别于乡村的城市工作生活条件等等, 这一切都会对农村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本论述认为, 直至今日, 这些理论仍对我国的城市化有重要指导意义。要使农民真正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来, 各级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知道农民在想得到什么, 以及他们为什么并不热衷于当前的城市化运动。

2 农民在城市化运动中的预期“收益——成本”分析

2.1 预期收益分析

(1) 在经济上获得比农村较高的经济收入和比在农村更有发挥个人才能的重要任务和机会, 这也是绝大部分农民工进程最主要的原因。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 二者比例为3.13∶1。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收益差距是城市化运动的最大推力。

(2) 在政治上获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地位, 能成为自由竞争、自由择业、自由流动的自由劳动者, 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

(3) 能享受到城市生活, 能享用齐备的公共设施, 能享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教育, 能享有较好的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务工, 除了挣钱以外, 他们更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

2.2 农村人口的迁移成本分析

(1) 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 收入比较低。农民所从事的、被社会承认的那些工作, 都是在城市社区中进行的, 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城市社区, 所从事工作一般为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高强度、高空、高温、有害、有毒等工作, 而且与城市“正式”居民相比较, 他们的工资收入整体水平明显偏低, 再加上城市居民在获得政府或单位的各类消费补贴、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隐形收入, 两者的差别就更大了。同时, 农民工工作时间更长, 据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统计数据, 当年外出农民工平均在外从业时间是9.8个月, 平均每个月工作25.4d, 每天工作8.8h。每周工作超过5d的占83.5%, 每天工作超过8h的占42.4%, 32.2%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0h以上, 与上年相比, 尽管外出农民工劳动时间偏长的情况略有改善, 但是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h的农民工仍高达84.5%。

(2) 农民工“候鸟”式的生活方式, 无法“安居”和“乐业”。受户籍制度的限制, 进城农民了女多数被排斥在公办学校义务教育之外, 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孩子能够在城市上学入托, 往往也要缴纳高额的赞助费, 这对大多数进城农民来说, 这样的高收费是承受不起的。

(3) 社会和文化认同感低, 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 也不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 而是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他们被称为“农民工”, “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农民”这种社会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一种独特的结合, 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尴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从文化环境看, 农民迁移进城以后, 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充满着“陌生人”的世界, 他们往往被排斥于城市社会生活之外, 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总体仍然较低, 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3.9%、23.6%、16.7%、8%和5.6%。

(4) 在城市生活的就业技能、人际关系、文化素质、适应能力等综合因素对农民进城产生挑战。农村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不高, 就业竞争力不强, 大多数人只能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服务等行业。进城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7%, 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5%, 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6.2%, 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8.8%。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

(5) 传统观念和乡土情绪等仍然对农民有束缚。曾于1872年来中国传教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思溥在他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写到, “一般来说, 中国人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去远方淘金, 除非不得已而为之。国人的生活理念是:钉在一块地上, 好像一棵树, 吸水, 开花, 结果, 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 “对中国人而言, 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 就像石膏一样, 你能摔碎它, 但不能改变它”。

3 结束语

城市化是个涉及城市和农村两个领域的过程, 不能单纯偏向或偏废任何一方。只有站在农民的角度, 尊重农民, 尊重他们在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发展农村富裕农民的城市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参考文献

[1]赵苑达.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张正河.农业国的城市化——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

[3]魏杰、谭伟.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J].农业.农村.农民, 2003 (9) .

[4]廖丹清.城市化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 2001 (3) .

[5]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再城市化 篇2

[关键词]治所城市；城墙；城下街区

一、问题之提出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着城墙。章生道说：“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1】陈正祥也说：“城(walled￠town￠or￠walled￠city)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很突出的标志，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2】因此，在众多研究者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被描述为四周用夯筑或砖砌的高大城墙环绕着(一些城市还筑有二至三道城墙)，城墙的四方开着三、四至七、八个城门(较少的城有少于三个或多于八个乃至多达十二个城门)，城墙外通常有护城河(并不一定环绕城墙，往往借助自然河流作为城壕，靠山的部分或多未掘壕)。城郭的形状通常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个别呈圆形；城的规模(通常用城墙的周长来衡量)虽然因城的行政等级而异，但一般较大，“城内土地面积到达一两方公里是很平常的事”，“远较欧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城内不仅包括各种官署衙门、民居、店铺，还有大片的空地(包括园圃、山林、川泉，甚至农田)。城内的格局则受到其行政职能与城门数量的制约：官署衙门等公共权力建筑物一般位于城的中北部，谯楼则常位于正中央；城门的数量与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内的街道布局【3】。

无庸置疑，上述认识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实地观察与研究基础之上的，揭示了历史事实的重要方面。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认识，我们注意到，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1)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几乎每一种地方志都有关于城池、公署廨舍、坛庙、桥梁以及城内街衢的详细记载，这是我们认识治所城市空间形态与内部结构的主要依据。然而，出于对权力机构的重视以及这些权力与信仰设施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城池、公署等权力设施的地位、作用乃至其空间形态都被明显地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各种明清地方志所附地图中城池在舆地图上以及官廨衙署在城池图上所占据的完全不成比例的空间位置，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4】。这种文字记载与古地图对城池的强调与夸大强化了中国古代城市“为城墙所环绕”的特征及其作为军政中心的政治控制功能，相应地，也就引导人们忽视了某些细节，比如城墙外街区的存在以及城市的其商业经济功能。(2)早期来华传教士及其它西方人士有关中国城市的记述，这是西方学者认识并描述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依据。这些主要出自目击者的记述，感性色彩随处可见：当这些西方人来到一座繁荣富庶的城市里，显然更易于被宏伟壮丽的城垣及宽敞高大的廨舍所吸引，而对欧洲城市中同样具有的熙熙攘攘的市场和拥挤的居民区则较为忽视【5】。无需引述马可·波罗那些颇有争议的夸张性描写，即使是最为直接可靠的西方目击者留下的记录，对城垣、道路及廨舍的描述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地位。这与中国传统文献中对城池、官署的重视相互印证，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表现为“城墙内的城市”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还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一些总概性的描述和典型城市的个案研究，前者以观察资料为基础，后者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历史上的重要城市(特别是都城)的研究上。事实上，虽然中国城市史与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一直较受学术界关注，但有关地方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的薄弱也是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感性阶段的重要原因。

不要再给城市“美容”了 篇3

你看，这不又有一个“美容师”要作案了，只见他鬼鬼祟祟地左看右看，见无人注意，便选定了“目标”，“啪”的一下把垃圾广告贴到了墙上，见没什么动静，便放肆起来，一会儿工夫，电线杆上、墙壁上，就连人行道上也贴上了“狗皮膏药”。长期下去，要是这儿贴一张广告，那儿贴一张广告，我们这美丽、漂亮的“冰城”非让这些“美容师”糟蹋得面目全非！

最近，人们都在想方设法来制止这种不良行为。有人建议说：可以按照广告单上的电话打过去，让他缴纳“环境污染费”。如果他不缴，就通知电信局把他的电话停机，或者按照地址亲自去惩治他；有的说：专门安排执勤人员蹲点守候，当场抓获“犯罪分子”以警示其他“犯罪嫌疑人”。最好的办法，可以仿照我家附近武警医院的做法：在显眼的位置安装监控器，如果有人不自觉，往墙上乱涂乱画，监控器就会发出警报，部门负责人立刻就会把这些“美容师”当场抓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惩治，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作案了。虽然安装监控系统成本大，但是为了惩治不法分子，还我们一个美丽温馨的环境也是值得的。

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街头巷尾的“美容师”逐渐减少，我心中暗自庆幸，同时也为那些有良知的“美容师”能够觉醒感到高兴。

写到这里，我便萌生了两个念头：一是能早日根除不守法的“美容师”，即使没有监控系统，也不会有人再乱贴乱画了；二是全社会行动起来，为建设、美化我们的家园，惩治“不法分子”贡献自己的力量。

（指导教师姜广生）

[小编辑评语]

在街头巷尾随意张贴垃圾广告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墙上、地上、天桥上……垃圾广告满天飞。禹彤选取这一题材，对那些“不法分子”的违规做法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尤其对惩治“不法分子”的具体措施谈得头头是道。她还形象地把垃圾广告比喻为“狗皮膏药”，多么生动形象呀！

小编辑名片

姓名：穆 春

就读学校：黑龙江哈尔滨第三发电厂小学

爱好：踢足球、听音乐

最喜欢的一句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最敬佩的一个人：刘 翔

工业城市街道褐色地带再设计 篇4

目前, 由于城市的创新发展和功能的转化, 老工业区的改造与复兴, 导致了大量工业建筑物、工业设施、工业用地等财产的闲置, 被称为“褐色地带”。本文界定的“城市褐色地带” (urban brown region) 概念系指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用于工业、仓储、交通运输业的, 具有公认为历史文化和改造再利用意义的建筑及其所在的城市地区, 即狭义的产业景观, 并非泛指所有历史上留下来的产业建筑以及近年来新建的建筑物。这些建筑或地区多以城市中的河道、铁路、道路作为纽带, 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 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城市褐色地带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工业闲置财产是城市历史和文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 对于褐色地带的再利用也在当今社会广泛地开展起来。目前, 工业建筑和旧产区通过功能的转化形成了创意产业区和主题公园, 相对而言, 工业建筑外部空间的街道环境至今未能实现一个较好的效果或是形成一定的秩序, 在城市中依然呈现着一种杂乱、无序、孤立的状态。

而街道不会存在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亦即不可能同周围环境分开。换句话说, 街道必定伴随着那里的建筑而存在。街道是母体, 是城市的房间, 是丰沃的土壤, 也是培育的温床。完整的街道是协调的空间。街道褐色地带的再设计一旦实施, 其效果是惊人的。它可以缓解内外空间的视觉反差, 真正形成城市褐色地带景观线, 丰富城市公共空间形式、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并且通过对闲置工业元素的再利用来减少经济压力、实现工业遗产的保护以及文化、资源的可持续。由此可见其意义的重大。

二、工业城市街道褐色地带再设计的方法研究

介于文章上述街道褐色地带再设计的重要性, 总结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业城市街道褐色地带再设计的方法和模式, 用以应对日益多元化的城市工业景观需求,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

很多闲置的工业空间通过功能的转化形成了创意产业区, 比如798艺术中心和俞孔坚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街道也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是内外空间密切衔接的重要部分, 将其经过再设计发展成为“袖珍公园”这类城市公共休闲、娱乐空间的组成部分提供给人们, 是又一类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的模式。以下几点是作者总结出来, 在街道褐色地带再设计过程的方法。

工业元素的处理。

(一) 削减和保留

原真性主要有原始的、原创的、第一手的、非复制、非仿造等意思。原真性的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设计遗产评定的一个标准, 并且在1994年11月日本奈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形成了与《世界遗产公约》相关的《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对于街道褐色地带中工业元素可以以原真性为指导原则进行再设计。大致可以通过三个形式对街道中工业遗产进行再设计。一是保留原貌。从整体的角度来说, 对街道褐色地带中所有的工业元素全部遗留下来, 在改造后的街道褐色地带景观使不同年代的人感受跨越时空的情节。从个体的角度来说, 对在工业历史上代表着当时新的结构、新的技术的个别工业元素遵循原真性原则整体保留, 维持其原貌。二是局部保留。保留街道褐色地带中的典型、保存较好的工业元素局部, 通过局部触动人们脑海潜在对传统工业的记忆和情感。三是闲置产区内工业元素的移入。将闲置产区内的部分工业元素以片段的形式移入室外街区景观中, 提供给人们以前不可能接触和尝试的体验, 丰富年轻人的经历, 唤醒老年人的记忆和情感。

(二) 艺术化处理

a.色彩的控制

对于街道褐色地带颜色的设计, 设计师可以选择纯度较高的色彩, 比如红、黄、蓝等, 将街区景观内保留的闲置工业元素突出出来, 改变原本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冰冷、模式化的工业印象, 营造出放松、活跃的氛围。决定区域的物质特征是主题的连续性, 它可能包括多种多样的组成部分, 比如纹理、空间、形式等等。由于是街道褐色地带的设计, 在颜色的运用上要考虑视觉上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可以选取同一色系不同亮度的颜色进行搭配, 丰富街区景观颜色氛围。

b.废弃材质的运用

在街道褐色地带材质的选择上, 可以对废弃材质进行循环利用, 选择没有危害的、经过一定的处理可以用作新景观中的铺装或是公共设施, 有效地避免闲置工业财产的浪费, 实现再设计时经济资源的节约, 但并不完全要展示工业元素上锈迹斑斑的历史破旧感觉, 可以结合现代设计材质, 形成对比。另外还可以对废弃材质进行加工后运用, 在加工时可以采用艺术化的手法, 将废弃材质艺术化地处理为雕塑或是装置艺术呈现在人们面前, 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创造出新的材质供景观设计中利用。

c.大地艺术形式的再现

史密斯认为, 生态学家和工业学家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通过大地艺术调和的。对于闲置工业元素进行资源的再利用, 它显示出来的文明逝去的孤寂荒凉的气氛能够给人强烈深沉的感受, 与大地艺术的主题十分相似。而且如果以这种方式对废弃地进行利用的话, 对环境的干预小, 不会影响这块土地的生态恢复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对人类工业废弃品的再利用除了保留“文明的痕迹”外, 更让人们去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三) 高科技的利用

除了以上这些方法,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选用的改造方式能否给街道带来新的活力, 是否能成为吸引人流的因素。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街道的设计方式要注意的是“增加活动者与观看者的可能性”, 因此, 如果只是将锈迹斑斑的工业构筑物原样地保留在路边, 那么它最终会成为一种静态的风景, 逐渐被人们习以为常, 之后则被人们所遗忘。我们需要赋予它们新的功能从而引发人的活动。当人们在环境中有了活动, 这种动态的事物才会吸引它们驻足观看。

(四) 生态环境的塑造

对由于工业化生产而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进行生态恢复, 通过改善土壤、水、植被、空气等使环境得到恢复。发展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和促进, 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心理层面与价值系统的重建。旧有工业景观更新再利用就是在传承以往辉煌的工业文化的同时, 对社会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社会精神财富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关注人的发展水平, 保证足够的开放空间, 满足人们的不同使用要求。在城市景观设计中, 要避免单纯地追求宏大的气势和英雄气概的现象。景观生态学强调生态斑块的合理分布, 要因地制宜, 将原有景观要素加以利用, 强调城市生态机制;而自然分布状态的城市绿地本来就有一种无序之美, 只要我们在设计中能尊重它, 加以适当的改造, 就完全能创造出充满生态之美的城市景观。

对造成危害的自然资源的处理可以通过二种手段来恢复, 对于危害相对较小、可以自己再生的植物, 我们在再设计时给予其充分的空间和时间;而对于破坏较大、自己无法恢复, 要借以人工元素加以促进。

(五) 场所文化和精神的营造

街道是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述:“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时, 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的城市也就有生气, 街道沉闷的城市也就沉闷。”它的存在的意义不亚于建筑、广场、公园等等。

街道褐色地带所传达的工业历史文化, 让人们自然地与场所产生空间对话, 人们在休闲体验的同时感受着场所营造出的精神食粮, 这正是场所精神提倡的。我们应提倡这种文化氛围, 尊重历史, 保护工业遗产。

三、结语

城市废弃物的分类与回收再利用 篇5

城市废弃物的分类与回收再利用

摘要：文章在分析和借鉴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城市废弃物的分类方法进行了总结;综合现有的`分类方法,将城市废弃物分为工业弃物、生活废弃物、建筑业废弃物和电子废弃物,总结了各类废弃物的回收与再利用方式,并对其成本--收益做了简要分析.作 者：左红英    杨忠直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上海,52 期 刊：生产力研究  PKUCSSCI  Journal：PRODUCTIVITY RESEARCH 年，卷(期)：, (8) 分类号：X9 关键词：废弃物    分类    回收    再利用   

对城市存量土地再开发的思考 篇6

一、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创新举措

2009年，深圳、广州出台《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广州市三旧改造工作意见》，率先全面开展存量土地再开发政策创新，将存量土地再开发作为推动土地集约利用、提升城市功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013年，国土资源部在总结提升深圳、广州试点经验基础上，制定发布《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指导意见》，进一步在上海、江苏等全国10个省市开展存量土地再开发试点。各试点地区结合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实施办法，展开了系列创新； 2016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低效用地再开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求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坚定和明确了存量土地再开发的方向。当前各地就城市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实践，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的政策框架，取得了良好成效，创新点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拓展自行开发政策路径

在旧的政策框架下，我国城市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唯一路径是政府土地征收或者政府土地收储，即拟作为道路、学校、医院等公益性用途开发的土地，政府征收后划拨给新的用地单位；拟作为商品住宅、商业、办公以及工业等经营性用途使用的土地，政府土地收储后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给新的企业。在存量土地再开发政策创新中，各地在传统的用途管制基础上对存量土地进一步细化分类，如深圳存量土地分为综合整治类、功能改变类、拆除重建类，广州将存量土地分为全面改造类、微改造类，南京将存量土地分为低效住宅用地、低效产业用地、低效商业用地等。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功能改变类、微改造类、低效产业用地等，各地允许突破土地收储政策限制，原土地使用权人可在补交土地出让金完善用地手续后自行开发。这项政策创新极大推动了城市存量土地再开发，自行开发相对于土地收储减少了征收拆迁、补偿谈判等诸多交易成本，相当部分以收储方式无法实施再开发的地块，采用自行开发方式可以有效推进。

2.实行土地增值收益分享

我国传统的土地管理理念是“涨价归公”，即土地增值收益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种政策理念下，存量土地无论是实施公益性开发还是经营性开发，原土地使用权人只能按照现状获得补偿，无法参与再开发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为调动原土地使用权人实施再开发的积极性，各地在政策设计中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的理念，例如：深圳对自行开发的城中村拆除重建土地，再开发建筑容积率不超过2.5的，不再补缴地价；再开发建筑容积率在2.5至4.5之间的部分，按照公告基准地价标准的20%补缴地价；广州对旧厂区实施经营性再开发的，城区内容积率在2.0以下的，厂方和政府对重新招拍挂出让金按照4：6分成，容积率在3.0以下的，厂方与政府按照6：4分成。

3.允许再开发主体多元化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对经营性用地实现了一个口子进水，一个口子出水，在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增强政府调控能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存量土地再开发主体单一、政府资金压力巨大的问题。面对存量土地再开发的迫切需求，单一的政府主体开发结构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各地试点引入了多元化主体，再开发主体扩展为原土地上使用权人、开发企业以及原土地使用权人与开发企业的联合体。开发主体的多元化，充分激发了各方活力。例如深圳除了政府作为再开发主体，原使用权人也可以作为主体，涉及多个使用权人的可将有关权利转移到其中一个权利主体后由其实施；原使用权人也可以将有关权利转移到非原权利主体的单一市场主体，或者与企业组成联合体实施开发。

4.鼓励“自下而上”决策

传统模式下政府习惯发挥主导作用，存量土地再开发的规划、计划、决策等均由政府做出，原土地使用权人和社区居民只是被动接受的角色。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存量土地再开发中出现了忽略社区利益、缺乏人文关怀、离散社会脉络等问题，影响到社会效益。在各地试点中，原使用权人社区居民开始参与到存量土地再开发决策中，例如深圳在存量土地再开发中倡导协商式规划，形成政府、社区居民、市场主体合力推进机制，赋予原使用权人编制地块再开发规划方案的权利，保障原使用权人和社区居民在规划决策中的话语权；同时，在项目实施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原使用权人同意后才能实施。原使用权人和社区居民的角色开始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决策者和推动者，存量土地再开发决策开始呈现“自下而上”的特征。

二、存量土地再开发存在的问题

1.政策框架不统一

城市存量土地再开发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清晰目标的政策框架。在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存量土地再开发主要以“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更新”的形式出现。国土部门及土地管理学者习惯从“低效用地再开发”角度出发，其政策对象是城镇中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的存量建设用地，其政策目标是提升单位土地的利用强度和产出水平，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部门及建筑、规划学者则从“城市更新”视角展开探索，其政策对象是城市中衰败的区域，政策目标是多元的综合体，是人居环境及社会网络结构的更新和延续。当前存量土地再开发概念体系、工作目标、政策理念不一致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关研究和探索处于混乱状态，不利于存量土地再开发制度的科学构建与长期发展。

2.路径边界不清晰

存量土地自行开发实际上将地块上新设定的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给原使用权人。土地收储与自行开发的路径边界，某种意义上就是土地公开出让与协议出让的边界。存量土地自行开发，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原来经营性用地必须公开出让的政策边界，但新的政策边界尚未合理划定，部分城市将自行开发限定在较小范围内，不允许大规模的改扩建、以及再开发为商品住宅，因此，导致存量土地自行开发动力不足；部分城市在探索中政策尺度放得很大，各类土地均可以采用自行开发的方式推进，出于逐利性的考虑，原土地使用权人大部分采用自行开发或者寻找社会企业合作开发的路径，回避对抗土地收储，造成无地可储，对土地市场秩序和公平造成巨大冲击。科学合理划定土地储备、自行开发的适用边界，成为有效推进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关键。

3.收益分配不科学

一是为调动原使用权人自行开发存量土地再开发积极性，各地在土地出让金测算与收取上均体现了增值收益共享的思路，但具体原则和做法林林总总，缺乏法理支撑与逻辑基础，最终的收益分配更多是政府结合征收拆迁难度、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与土地原使用权人博弈的结果。二是自行开发与土地收储之间补偿标准差异过大，即使是同一区域类似地块，对土地原使用权人而言，采用土地收储方式获得的补偿远远低于自行开发。三是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性开发土地收益差异过大，经营性用地增值中相当部分来源于周边公益开发配套，但对于土地被征收作为公益配套用地的原使用权人而言，无法参与区域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总体来说，对原土地使用权人而言当前存量土地再开发收益呈现自行开发、土地收储、土地征收依次梯度下降的格局，虽然收益分配向自行开发倾斜确可以提升部分存量土地再开发效率，但对在土地收储和土地征收中配合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原土地使用权人不公平，这势必对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可持续性与长期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4.政策工具体系不健全

存量土地再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国际经验显示，单一政策工具推动存量土地再开发的效果并不理想，必须构建不同类型且内容丰富的政策工具箱。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存量土地再开发政策工具主要为土地征收、土地收储等强制型工具，正在创新自行开发、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等激励型工具，但是法律法规支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管理调控体系、公共参与和协商机制等基础型、引导型工具创建上仍非常不足。

三、对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建议

1.统一政策框架

从政策设计角度来看，存量土地再开发实质基于土地收益分配变革的一系列土地开发利用制度调整；从政策实施角度来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定》已经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废弃地再利用的激励机制，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闲置浪费等低效用地进行再开发”，即国土部门作为存量土地再开发的牵头推进部门。建议逐步整合“低效用地再开发”与“城市更新”政策，将其融合统一到存量土地再开发政策框架下。 由于土地开发利用的前提是规划条件，存量土地再开发政策框架可以包容城市更新中注重人居环境等有关理念；同时，相对于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土地再开发不局限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也可以为历史文脉传承或环境保护降低土地利用强度，其包含了适度集约、差异化管理等诸多政策含义，这为有关政策创新与制度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2.合理划分适用边界

土地收储和自行开发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科学合理划定适用边界，将使市场和政府在处理各自擅长的土地再开发中拥有较高的治理效率。对于涉及诸多利益主体地块、需要政府统筹平衡地块、公益性与经营性混合的地块以及城市核心区、生态保护区及历史风貌区等敏感复杂地块，可以通过土地收储方式实施；对于建筑功能置换地块、实施微改造地块，以及以其他土地收储方式处理成本过高、开发收益不足以弥补开发成本的地块，均可以采用自行开发方式处理。

3.深化收益分配改革

一是引入土地发展权理念，科学界定土地增值中政府、原使用权人、周边地块使用权人的贡献，为存量土地再开发收益分配奠定法理与逻辑基础，为各方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确定政策依据。二是推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科学化、规范化，综合考虑土地所有者权益、土地使用者权益、土地增值贡献率等因素，科学设计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与测算方法，并形成规范性政策意见与工作条例。三是完善土地收益分配体系，统筹土地租税费收益分配体系，在出让金环节可体现效率优先原则，通过适度让利鼓励开发积极性；在税收、土地费用环节体现公平导向与利益调节，平衡自行开发、土地收储、公益征收之间的补偿标准，使原土地使用权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参与存量土地再开发，所获得的土地收益都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4.健全政策工具体系

一是完善再开发法规政策，当前各地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创新做法一定意义上已经突破了既有的法规政策规定，亟需在供地方式、审批程序、收益分配等方面给予立法引导与立法支持，以期形成稳定的制度环境与开发预期。二是健全土地市场体系，存量土地自行开发相当部分通过寻找社会资金与合作方的形式实施，将合作开发权纳入土地有形市场，将有效消除存量土地再开发过程中暗箱操作以及寻租问题，促使信息流动与信息对称，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三是科学编制专项规划，建议国家层面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需求，研究我国存量土地再开发战略，编制存量土地再开发专项规划，明确存量土地再开发的近期及中远期目标、开发范围、改造方式、推进步骤等，形成存量土地再开发战略规划和行动纲领。四是创建存量土地再开发协商机制，借鉴国外社区土地再开发经验，形成公开透明、阳光操作、规范程序、公众参与的存量土地再开发协商机制，使存量土地再开发成为一个多方参与、凝聚共识的过程，在存量土地再开发中建立政府、企业、社区等多方合作伙伴关系。

再城市化 篇7

老龄化是人类生活进步的一种必然, 也是建筑学领域的新问题。如何适应不断递增的老龄化并通过空间手段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和支持是建筑界的责任, 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拓展的开放性问题。在形成以改善居住环境应对老年人身心衰退问题的共识之后, 有必要开始关注如何帮助老年人延续社会生活的新议题。

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递进, 老龄化对建筑学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加深。从最初不承认老龄化问题 (1) , [1]到将老龄化视为针对小部分人的特殊化设计, 由专注于养老收容机构和老年公寓建设, 到社区养老设施与养老地产事业的方兴未艾, 建筑学领域内老龄化研究与实践仍在不断拓展。随着全社会形成解决老人居住问题的共识, 在更大的城市尺度下研究老龄化问题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要理解老龄化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 有必要回到个人的尺度重新思考什么是老化。老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人类也无从逃避。人类的老化包含生物学与社会学的两个方面, 即身心功能衰退与社会生活萎缩。[2]生物学领域里人类个体老化是一个生理功能不断下降的过程, 首先是视觉与听觉功能的退化, 继而是人体器官、肌肉组织以及骨骼功能的退化等, 在之后可能就会发生记忆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退化。因为身心衰退, 老年人逐步需要针对性的空间设计以保证生活质量。社会学领域的个体老化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变化。初期因为生理功能退化导致个体失去了劳动者的身份, 相应的社会关系与收入通常也会随之退化, 并伴随着在家庭与社会、的相应地位的衰退。后期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可能加速个体的生理老化, 而个体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由主动的参与者退步为被动的 (照护) 接受者。

建筑学对于老龄化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以居住问题为核心来适应身心衰退,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过去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尤其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 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社区服务与机构养老”为核心的解决老年人居住问题的基本框架。配合社会保障体系 (如养老保险和照护服务等) 的建设, 已经可以预期适应身心衰退的老年人居住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老年人社会生活萎缩的问题却并未引起建筑学领域的足够重视。

根据《联合国老人原则 (第46/91号决议) 》, 老龄化问题的核心是独立、参与、照护、自我实现与尊严 (independence, participation, care, self-fulfill, dignity) 等五条基本原则, 以及18条详细说明。该决议的目标涉及了解决身心功能衰退与社会生活萎缩的两个方面。例如“参与”原则包含了“老年人应始终融合于社会, ……并将其知识和技能传给子孙后辈 (2) ”, “自我实现”包括“老年人应能追寻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老年人应能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 (3) ”, 而“尊严”则包括“老年人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或族裔背景、残疾或其他状况, 均受到公平对待, 而且不论其经济贡献大小均应受到尊重 (4) ”, 诚然以上目标的实现必须集合全社会的力量, 但是仅仅在居住区的范围内并不可能得到解决。

二、城市发展与老龄化的冲突

尽管全社会都形成了解决老年人身心功能衰退问题的共识, 并从居住问题入手实施了初步解决的方法, 但是中国近30年来的城市发展却逐渐成为了加速老年人社会生活萎缩的推手。

过去30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阶段, 大多数的城市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存在三种与人口老龄化相冲突的普遍现象, 即推倒重来的城市更新、大规模的成片开发、高强度的建设模式。以上三种现象加速了老年人的社会生活萎缩, 已经成为解决城市老龄化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推倒重来的城市更新, 使得许多老年人成为城市的“陌生人”。推倒重来的城市更新往往造成城市既有的空间关系荡然无存, 很多重要的城市地标变成了徒有其名且面目全非的空间环境。与此同时也摧毁了老年人的空间记忆与生活经验, 以及老年人的智慧价值 (5) 。对于老年人而言, 离开工作单位的社会关系, 又失去了对城市空间的基本理解, 非常容易形成被社会所遗弃的陌生感。例如, 曹家渡自20世纪初开始就是上海市西区重要的地区中心, 并形成了以五角场形态的商业服务业为中心, 居住与产业交织的用地格局, 并包含了区域交通枢纽功能。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彻底改变了该区域的地理、交通与用地功能特征。目前该区域不仅五角场的空间格局不复存在, 商业服务业极度萎缩, 周边建筑环境和机关单位也在改造中变得面目全非 (6) 。伴随着这种空间巨变, 既有的空间理解与生活经验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对于世代生活在该区域的老年人, 这种全然陌生的环境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困难。

大规模的成片开发, 使得许多老年人变成城市生活的“残疾人”。相对于以人行尺度建设, 适应以步行、非机动车结合公共汽车交通方式的历史街区, 以庞大街区与宽阔车行道路为特征的成片开发的方式虽然也许有利于市场营销和私人化的交通方式, 但往往同时摧毁了历史上形成的街区尺度。这种尺度转变对于适应私人小汽车和地铁这些新型交通工具的年轻人问题不大, 但是对于主要采用步行等传统交通方式出行的老年人则无疑是参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困扰。街坊越划越大, 道路越建越宽, 也就拒绝了行动迟缓的老年人。同样是30s的行人绿灯时间, 年轻人可以穿越四车道的街道, 但却可能是老年人难以跨越的“天堑”。这种空间尺度的转变加大了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难度, 将许多的老年人禁足于住区之中。

高密度的建设模式, 正将许多老年人变成城市生活的“局外人”。伴随着高密度开发模式而来的是城市中心人均绿地、人均开发空间的不断减少, 是开放的室外公共空间被大型商场、高档居住区等“私有领域内的公共空间”所取代。城市中新建的绿地往往位于普通老年人难以企及的郊外, 而城市中华丽的新公共空间却往往或伴有消费指向或附带门禁设施让普通老年人望而却步。高密度建设模式带来的公共空间匮乏现象, 对于社会关系广泛、支付能力强、交通半径大的年轻人没有问题, 但却是阻碍老年人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近期在非常多的城市出现的公园里老年人人满为患、广场舞与社区居民矛盾丛生都是由此引发的, 无处可以社交正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

根据《联合国老人原则》,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帮助老人实现独立、广泛参与、照护无忧、自我实现与享有尊严的生活。老,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孤独。老年人需要家园认同, 更需要通过参与社会完成自我实现, 而不是被禁锢在经过适老化设计的住区环境中。在这个城市巨变的时代, 如何通过空间设计帮助老年人参与社会、自我实现并获得尊严必定是有现实意义的议题。

三、老龄化的龙山基地

为了探索亚洲城市的高密度发展问题, 并寻求应对老龄化与城市平衡发展的新空间模式, 世界未来基金会在其出资赞助的“亚洲垂直都市”国际竞赛 (以下简称“V C A”) 的第二届比赛中设置了“人人皆会老”的主题 (7) 。

VCA每年都会选择一块面积1 km2的基地展开设计。在每年的不同主题之下设置了一致的开发前提, 即常住人口10万人, 容积率6.0且50%的面积用于居住功能。作为概念设计竞赛, 规则要求针对可持续性、生活质量、技术创新、文脉关系、可实施性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完整和系统的考虑。主办方希望通过设计10万人口工作生活的区域, 研究城市密度、垂直建筑、家庭、工作、食物、基础设施、自然、生态、结构和功能, 并寻找一种创新的发展模式。

2012年VCA的竞赛基地位于韩国首尔的龙山地区。该块基地的中心是始建于20世纪初的火车站和前驻韩美军基地, 周边则被诸多呈现有机形态的丘陵街坊所包围, 可南眺汉江。无论地理空间还是人口特征, 该基地都具备了非常高的典型价值。

首先该基地是典型的由火车站场造成的城市飞地。除美军基地的影响较为特殊, 火车站场周边形成飞地是许多城市共有的现象。最初建于城市边缘 (首尔西南郊) 的火车站场因为城市的不断蔓生逐渐变成被周边城市空间所包围的飞地。一方面伴随着火车交通地位的下降, 空间联系枢纽的正面价值逐步被切割城市空间、阻碍城市发展的负面意义所覆盖。另一方面原先用于编组堆栈, 又随着公路运输崛起而逐步废弃的站场成为了城市中罕见的大面积连续空间, 蕴含着非常巨大的空间开发潜力。

而人口老龄化与家庭特征则是另一个突出的典型特征。根据政府预测, 到2050年韩国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38%, 韩国将要成为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但政府现有的养老体系无法完全满足需求。而同时, 韩国人保持的东方传统的家庭价值与养老观念, 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尽管近几十年来, 韩国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 但它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并带有传统的社会关系理解。员工们都倾向于从正规就业较早地退休。老人倾向于与他的大家庭住在一起并受其支持供养。”[4]因此, 亚洲的城市老龄化问题需要与西方社会不一样的解决方法。

1﹒记忆中心

2﹒城市网格尺度

四、城市设计的四条新原则

通过积极应对老龄化与城市发展间存在的矛盾与挑战, 我指导的学生概念设计方案“柔软城市” (Soft city) 在2012年度VCA竞赛中获得了第三名。基于对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面对的双重困境 (身心功能衰退与社会生活萎缩) 的基本认知, 我们认为有必要也必须从维护共有的城市记忆入手, 延续老年人生活经验的价值, 继而才能创造适应并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环境。具体而言该方案的核心是由街区记忆中心、城市网格尺度、立体公共空间与生态峡谷等概念构成的四条老龄化城市设计新原则 (8) 。

1. 街区记忆中心

通过基地调研, 我们发现龙山的很多公共空间对于当地居民甚至整个城市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有着约100年历史的龙山火车站不单纯是交通枢纽, 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一个中心。又如由蔓草川鱼市发展而来的龙山电子产品市场不仅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样板, 也是首尔市民热衷的生活电器购物场所 (9) 。通过对历史价值, 公共活动与关联、影响与环境质量等五个要素的评估, 我们在地块内选出火车站、市场、学校、天主教堂和浸信会教堂等五个公共空间节点, 将它们塑造成街区记忆中心。这些节点不仅记录了龙山当地人的记忆和生活经验, 也延续了该片区与其他城市区域的联系, 更是老年人生活经验的重要载体。街区记忆中心并非简单地保留建筑, 而是高密度前提下的创新发展模式。为了保护街区记忆中心的空间特征与步行尺度, 节点空间周边进行了严格的界面与高度控制, 再通过地下空间规划平衡容积率。以下沉广场串联的地下空间被激活, 也改善了街区记忆中心与其他地下市政系统的联系 (图1) 。

2. 城市网格尺度

除记忆中心外, 基地中大部分区域都被再开发, 但城市记忆仍将通过城市网格得到保留与发展。以网格为特征的城市肌理特征承载了许多的城市信息, 诸如街坊规模、密度、空间尺度、城市记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通过对首尔城市空间的分析, 我们参照龙山现状街坊、北山韩屋村和明洞这3个典型街区截取了3种网格尺度, 并通过3个步骤来规划新的城市开发。首先在记忆中心周边保留了小网格尺度, 以获得与记忆中心良好的步行关系。在其他区域则根据现状道路延伸与开发功能限定分别选择中等与较大的网格以满足开发需要的密度。网格本身具有很大的弹性, 可以随着周围环境而扭转和变化。当两个网格相遇时, 一个可以扩展到另一个里面, 也可以重叠或错位。与此同时, 我们认为网格控制包括平面与垂直的向度, 即除了平面控制外还可以使用网格限定三维公共空间的位置与尺度 (图2) 。

3. 立体公共空间

解决高密度开发所带来的室外公共空间不足是保障老年人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希望能延续城市实体与开放空间之间的传统关系, 并进一步使其垂直, 以适应今天的城市环境。为保证立体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与可达性, 我们采取了以下策略:首先, 不同的功能块分离在相同的位置而增加开放空间的公共性与识别性。此外, 我们重新定义电梯作为城市交通的一种方式。人们可以通过不同速度的电梯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 并且在电梯里也可以有公共活动的发生。除垂直交通以外, 我们还建立空中步行系统和缆车系统联系起整个三维网络。立体公共空间的策略缓和了高密度开发带来的空间压力, 对于城市居民的交往尤其是老年人的社会生活有着非常正面的积极意义 (图3) 。

4. 生态峡谷系统

根据龙山基地的棕地现状以及高密度开发的基本前提, 我们试图从景观、交通与生态循环三个角度实现具有峡谷特征的立体生态系统。通过对韩国不同高度的植被与物种研究, 我们为不同高度的建筑与公共空间安排了差异化的绿化配置, 并形成了可以优化小气候的连续垂直景观。在保障地面人车混行的传统交通方式的基础上, 我们强化了地下的快速过境道路与地铁系统, 并为高层建筑增加了空中步行连廊与缆车交通。不同的交通方式从下而上速度不断递减, 提供了充分的选择, 也延续了地块与周边环境的空间一致性。生态峡谷还结合了水循环的功能, 在它的沿线有几个水厂, 分别处理黑水和灰水, 并且结合了雨水收集、余热回收、磷回收和污泥发电的附属功能 (图4) 。

五、老龄化需要柔软的城市

尽管存在许多不同, 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传统家庭价值与城市化进程等方面, 中国与韩国又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柔软城市”概念方案对于龙山基地是一种创新性的思考, 对于中国诸多面临发展与老龄化影响的城市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自200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至今, 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12年, 也是中国全面推进老龄化建设的12年。无论是适老化的居住环境还是无障碍的外部环境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发展。伴随着建筑学对于老龄化问题研究与实践的拓展, 我们针对老年人的工作必将由单纯解决身心功能衰退向解决社会关系萎缩拓展, 由创造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居住环境向促进老年人社会交往与自我实现的城市空间拓展。

3﹒立体公共空间

4﹒生态峡谷

在建筑学老龄化研究外沿不断拓展的阶段, 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工作方法, 重新审视“硬”与“软”的关系。无论是宏大的城市建设还是微观的老年人居住问题中, 偏重硬件设施和政策架构而轻视人与空间关系的软环境设计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无论是硬件还是政策措施, 都必须与具体的人相联系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从人的角度重新思考老龄化问题。

因为衰老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规律, 所以每个人乃至城市一样都会老。所以面向老龄化的设计服务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今天的老人, 而是同样处于老化进程中的所有人。因为老化有着身心功能衰退与社会关系萎缩的双重特征, 所以老龄化的城市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设施和政策帮助老年人适应生理的变化, 更需要特定的空间建设帮助老年人克服社会关系的变化。面向老龄化的城市设计帮助老年人走出社区重新融入社会, 而不是将老年人限定在经过适老化设计的居住环境中。当一座城市主动包容了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 我们称之为柔软城市。柔软城市联系着包容着所有人而不是生硬的指标, 保护着每个人的活动而不强求一致, 收纳着所有人的记忆而不是唯发展论一切。

针对当前城市发展中阻碍老年人社会生活的普遍问题, 我们提出了面向老龄化的城市设计新原则;通过街区记忆中心的建设平衡城市更新对于老年人场所记忆的摧毁;通过继承和延续城市网格尺度缓和大规模成片开发对于老年人生活经验造成的障碍;通过立体公共空间和生态峡谷系统解决高密度建设模式带来的人均城市公共空间不足的困难, 并促进与自然和谐的城市开发模式。通过上述原则, 我们希望在城市发展的同时能够为老年人创造足以延续场所记忆、生活经验的空间, 满足老年人对于自然环境与生态和谐的渴望, 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与价值认同, 最终通过空间设计保障老年人参与社会, 自我实现并获得尊严。人人皆会老, 老龄化建设服务的不止是今天的老年人而是所有人。面向老龄化的城市, 我们需要包容、保护、收纳所有人的生活, 让不同的世代间和谐, 与自然永续的柔软城市。

参考文献

[1]陶立群.再谈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辨析:兼与穆光宗等同志商榷有关人口老龄化的几个理论与概念问题 (一) [J].人口学刊, 1997 (6) :9-14.

[2]姚栋.大城市老人居住问题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 2005.

[3]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M].Washington:Communi cations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 2004.

智慧城市建设的再认识 篇8

建设中的智慧城市正面临着建立有效的、高效的、开放的和参与性所需的共享平台以满足本国人民需要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挑战, 虽然每个智慧城市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战略规划的角度不同, 但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城市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却有着显著的贡献。

智慧城市是城市原有基础的延续与特征的再发掘

Belissent认为智慧城市必须是基于“城市”不“智慧”, 强调以一个城市的原有基础背景下发展延续。这一观点尊重了每个城市已有的传统和个性特征, 城市涵盖了劳动力市场及其社会经济特征的组成部分 (商业、学术、科技、娱乐、物流园区、工业、住宅) , 市政当局管理的市政、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及百姓和社区创造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城市的构成单元, 这些都是智慧城市功能拓展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

通常的情况下, 对于所有的城市, 一个城市朝着“智慧”统筹建设、系统规划和城市运营将面临着诸如具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布局是否利于智慧城市战略实施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城市是否将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优先, 是否具有与智慧城市规划与创新相匹配的能力, 以及是否实施了一些绿色环保和可循环再生项目, 公民和社区之间创建智慧城市的自觉社会创新行动愿景计划是否达成一致, 等等。

智慧城市与绿色城市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绿色城市源自Greenburg所提出的新城市化主义和L E E D倡导的能源利用和环境发展协调理论的研究。智慧城市是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观与城市智能化建设的结合,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市正是智慧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城市基础设施——宽带网络、传感器和智能电网绿色化的建设将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例如:欧盟倡导欧洲智慧城市规划]建议中, 欧洲的智慧城市到2020年通过可循环再生技术和能源利用技术的提高实现减少40%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些城市所面临挑战是绿色城市发展的绿色治理项目、政策一体化和财政资源分配与发展一个绿色城市生态系统的适度创新与适当结合, 以及城市管理决策者面临能源替代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关联性的挑战, 同时, 还必须严格设置绿色交通管理规范和绿色建筑规范等政策。

智慧城市是一个互通互联一体化网络

绿色城市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不可或缺的部分, 还成为城市由此扩散的绿色经济。光纤宽带联网加强城市经济能力, 城市通过百姓个体、社区如工作、学习和娱乐整体信息覆盖增强社会包容度, 这是智能化绿色城市走向宽带经济城市的初级阶段。I B M提出“互联、共通和智能化”的智慧城市, 所有家庭、单位、学校、医院、商业、企业、旅游及政府的服务目标是对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一层次明确提到以互联的个体、节点、工作站、和其他嵌入设备, 并提供对全市范围的高速网络访问的电信创新对于基础设施的支持能力, 智慧城市规划者必须解决来自于 (包括经济欠发达地区) 城市宽带覆盖范围和自由进入网络空间的挑战。

智能化硬件设备是智慧城市建设基础

智慧城市要求实时响应的系统设施设备, 包括射频发射仪器, 实时连接零售商信息数据、智能电表、市政街道基础设施的传感器, 和交通运输机器的传感设备。无线射频识别、无线传感器和无线路由器网络等设备, 与网络化嵌入式设备结合在一起能够将真实世界的数据和资源提供给高级别的网络访问,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也将能够做到几乎所有用户对象与设备连接到沟通需要的最大的IPv6地址空间。所有这些设备连接到城市物联网, 使用者通过智能应用程序调用集成和维护后的实时数据, 而智慧城市规划师必须能够做到实时数据源到城市视觉程度的“真正对接”。事实上, 实现实时数据连接物质世界与信息世界的数据可用性是智慧城市的构成元素和特色, 也即是物联网作为一种实现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应用技术将为解决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中的困境和挑战作出极大贡献。

开放式集成技术推动了智慧城市发展的进程

智慧城市的应用程序应该能够包容性, 与他人自由分享数据、信息和服务。智能环境的一个关键成功因素是通过感知层和网络层为应用层所有人提供可开放的、分布式、和可嵌入式信息存储的技术平台。通过地理空间数据库、嵌入信息的搜索技术, 智能监控程序, 智能能源网络、城市运行系统平台实现智慧城市城市空间全覆盖、可视化。

未来互联网发展通过w eb服务可操作性实现数据链接对智慧城市进程起到了催化作用和发展机遇。与此同时, 弥补互联网的信任和安全的缺陷是新兴的研究领域, 另一个方面通过云计算应用平台帮助Web浏览器能够完成计算机数据访问开放、集成和储存的功能。

城市所具备的提供适度整合的公开智能数字资源的能力是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监控过程。例如, 在一个光纤网络平台上, 有水管与传感器提供了自来水实时数据与优化水应用程序相链接, Santander市已经完成了通过智慧城市平台与20000多个传感器到应用程序的设置连接。但我们也在探讨智慧城市的应用程序和数据资源“开放性”到何种程度为适度的。

智慧城市是一项系统性集成工程

智慧城市利用系统来实时反映、监控城市系统运行状况, 城市强化了对技术上依赖性, 作为仪器设备和核心系统互相连接节点, 并做到智能化启动、响应与操作。该系统采用了除了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联网、智能电网和基于分布式网络等基础设施构建的新式分布式网络系统, 该系统包括互联和仪器上运行的实时操作实时和历史数据和提供通过一些形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情报, 如智能电网, 智能交通, 交通千里眼, 电子支付, 和电子政务。

智慧城市的概念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革命性的视角。智慧城市的运营应用智能化新技术, 将社会和环境纳入到资本范畴, 对改善生活质量进行前所未有地思考, 以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城市可持续发展、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在实际解决方案上, 城市基于几个核心系统、资源、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组成不同的网络, 城市基础建设主要是在服务、百姓生计、商业活动、运输、通讯、水和能源等城市关键功能上为相互关联的人和传感装置电源而专门设计的城市资源管理应用程序, 基于w e b网络解决方案的资源监控方案, 优化、创建智慧城市资产使用、处理实时数据流的检测系统, 智慧城市规划师还必须制定兼顾到市中心、区、街道和家庭的相应的政策和各项措施。

智慧城市是对商业环境的提升与创新

智慧城市, 通过具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的知识劳动者加工和利用信息进行经济价值再创造过程, 形成一个紧密型的新生态社会系统。智慧城市通过对社会网络和社区, 法律和文化系统, 基础设施的信息联接, 通过智慧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各种形式社会包容性原则的体现, 以城市发展成功的经验推动智慧城市更迅速地发展。

方格网城市形态的再思考 篇9

关键词：方格网,城市形态,城市规划

作为一种城市形态,方格网的产生源于“人走直线”的原理,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也是城市规划中最为普遍采用的结构方式。虽然方格网随处可见,但也经常被误解,认为是一种呆板的、不考虑基地环境的城市模式,这种模式使城市景观乏味、城市布局雷同等等。

纵观城市发展史,可发现方格网还是具有诸多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如:城市规模的弹性、土地再分的标准化、土地买卖批租的公平性、临街面比例的增加、交通的可达性增强、街道界面的连续性、市政施工和规划管理的整齐划一等(梁江等,2003年)。此外,在许多经典的方格网城市规划案例中,有的通过合理布局、巧妙地顺应自然地形,创造了特色鲜明、充满节奏韵律的城市空间;有的依靠不同城市单元的排列组合,构成了千变万化的城市肌理;有的利用土地的模数划分,形成高度控制的规划与高度灵活的建设的完美统一。而方格网在表达象征性的精神意义上也具有鲜明的特征。

1 城市方格网的精神意义表达

在精神意义表达方面,方格网城市的象征功能在我国发展得最为完善。宋以前的城市,贸易功能居于次级地位,网格型的城市形态,表达的是一种不可更改的等级秩序,这一点在城市整体层面(规划)、宫殿建筑群层面(城市设计)和建筑单体组合上都有反映,《吴越春秋》卷第四《阖闾内传》说:“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显现的是城市网格与天地星宿结构的模仿,而都城—州府—县城则呈现的是纵向层级的同构,这种模型在城市中反复出现,成为中国的一种“宇宙城市”原型。这种上升到文化层面的内涵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其他影响因素。

方格网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发展同样表达独特的精神内涵。在北美大陆的拓荒时期,平等观念被拓荒者首先强调,并成为后来《独立宣言》的核心精神,这种平等在物质层面上的表达就是土地的平均分配,而方格网式的划分模式恰恰最能契合这种需求,因此,美国模式的城市方格网从最初出现就深深地打上了“平等”的精神烙印。当然,这种平等仅限于城市化的最初阶段,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价格的提升,各种投机活动使得土地权的平等成为一种奢望[1]。东西方文化迥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更是相差万里,但在城市设计的选择中却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方格网这种城市模式来表达和追求各自的城市精神、民族意识,由此也可见方格网的普遍适宜性。

2 城市方格网的功能意义表达

2.1 契合地形:灵活有序的城市形态

城市方格网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城市地形的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1229年刻的平江图也是方格网依循地势而调整的范例,这块石刻清晰准确地刻画了南宋时期苏州城市“双棋盘”的格网式城市形态,在城区的东北和西北部,路网和地块根据水系的流向作了适当的调整。整个城市形态保持方格网格局,局部进行变通,灵活的地块划分,充满韵律,没有丝毫的呆板。英国新城密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建于1967年,是在方格网的基础上向有机模式进行变异的探索,由于城市基地起伏不平,规划者以方格网为基础对道路的形式进行了契合地形的变化,不仅满足了方格网交通模式的快速便捷特征,同时结合现状形成了大面积的公园、绿地,创造出了充满动感与活力的城市网络系统,其所创造的规划模式影响至今,成为城市规划史上的杰出典范。

2.2 塑造空间:变化丰富的城市空间组合

齐康先生从城市形态学的角度,将城市抽象,归结出轴、核、群、架和皮五大要素,其中,“轴”和“架”两种元素也正是格网城市塑造城市空间的主要组织手段[2]。例如明清北京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方格网城市,由南北中轴统构全城,由主要大街构成骨架,除处在中心地位的皇城之外,其他地块分别由大小街道和胡同分割成整齐的小街区,沿街建筑构成街区内部最基本元素。整个城市所呈现的肌理,通过建筑和院落的围合、退后等看似简单的排列,既限定又改变了城市空间,同时结合自然或人工创造的山水环境,形成既整齐又有无穷变化的城市肌理,也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绿化系统和水系统。

2.3 灵活划分:地块组合上的优势

方格网城市模式在土地开发上有着诸多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几百年来,尽管城市不断扩张,但方格网的城市街道格局却始终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成功地应对着诸多复杂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就是开发用地在划分和组合上的灵活性。以美国拉斯维加斯为例,其市区除了市中心的一小片区域以外,拉斯维加斯全城基本被正方形的网格街道所覆盖,网格的模数约为800 m见方,呈均匀分布,构成了规整有序的城市骨架。在800 m见方的街区中,可以根据需要采用100,200,400,800以及这4个模数叠加组合的各种进深,适应各种实际的需求。这种匀质无中心的再分模式能将土地价值的差距弱化并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管线在设计施工上的标准化[4]。

3 城市方格网的发展动向

3.1 基于生态优先的方格网城市

197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麦克哈格发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明确提出生态规划的思想,强调在设计中合理地结合自然、社会和经济等要素,创造出社会效益最大而社会损失较小的方案研究,为可持续的城市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经过多年的探索,先控制后发展的规划思路在我国实践和制度层面都有了体现,例如土人景观所做的“台州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在实践层面作了很好的研究,近期出台的《城乡规划法》将环境保护提到了空前的高度,2006年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要求在规划区内要明确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制订空间管制措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并分别对7项内容作了强制性规定。以生态为先决的方格网城市将成为未来优先选择的城市模式。

3.2 基于数字的方格网城市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迅猛发展,也正在各个领域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未来城市的数字化必将是城市发展的方向之一,物质空间的海量信息将通过计算机进行管理。显然,方格网的城市形态在与虚拟网格的配套融合上具有先天的优势,方格网城市在从整体到街区,再到地块,各空间层面均表现出秩序性、模数化、标准化等特点。这些特征为数字信息的采集、分级以及数据库的建设、信息系统的管理奠定了十分便捷高效的形态基础。

4 结语

历史上各种城市原型的产生,包括美国的方格网,印度的曼陀罗城市原型等,都是伴随着不同的价值目标而出现的,并且适应了当时的发展需要。而在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在城市的规划和设计过程中,这种渗透了精神和象征意义的城市“原型”已逐渐被淡化,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如生态安全、城市交通等重大问题。

方格网城市模型由于具有特殊的适应性,在新技术、新理念的指导下,有可能实现其新的价值目标。斯皮罗·科斯托弗认为,“网格在被赋予任何特定的内容之前,作为一种概念性的形式秩序是中性的、没有等级层次的,这正是它的优点”。在新的背景下,规划师的任务就是赋予传统形式以新的特定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美]斯皮罗.科斯托弗.城市的形成[M].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9-103.

[2]齐康.城市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4]梁江,沈娜.方格网城市的重新解读[J].国外城市规划,2003(4):88-89.

再城市化 篇10

关键词：生态环境,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态空间,城市生态品质,城市生态标准

一、挖掘:“生病”的中国城市

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反思的结果。尤其在中国, 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还处于追赶期, 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面临着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难题。因此, “生病”的中国城市需要更新传统城市生态发展理念。

1. 伴随城市化产生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标是创造一个优美、舒适的生存空间, 让城市符合生态循环机制。而最近普查显示, 中国一至两年内的城市人口规模将超过农村人口, 我们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但数据同时也揭露了我们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 无限地追求经济价值的极大化, 过分地看重眼前短期利益而将长远的城市环境质量和生存品质视于不顾。

今天的中国, 快速城市化带来最直观的体现依旧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进程。而这引出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多地少, 城市生态空间稀有化。我国适合城市化发展的平地面积只占12%, 适合城市生态发展的面积更少, 人均面积等到人口高峰时甚至将少于日本。在城市中, 人与自然争夺城市空间的矛盾日趋白日化——我们要在城市生存繁衍, 就必须牺牲生态环境空间。

2. 中国城市生态发展需要完成从几何到生态的演变

社会经济和城市空间都是用参数化的方式来呈现。城市生态建设也不例外, 项目中更多关注点都被投放在资产和面积上, 我们却把生态效益落于脑后。

由于过度追求短期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目前在中国一些城市中存在“逆向发展”的现象。刻意追求社会经济价值已经引发城市人群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的严重忽视, 致使城市以牺牲生态空间和生态质量为代价来促进经济的繁荣, 本质上则是以牺牲健康生活方式来换取污染严重和充满矛盾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 城市的“越发展, 越矛盾”已被广为诟病。

我们当前的城市规划发展战略朝着“治标不治本”的方向迈进——拓宽城市干道,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扩大产业规模, 解决物质需求增长;规划城市公园, 迎合“指标绿地”。几何意义占据上风, 而我们却不曾质疑, 这些所谓“指标”, 究竟能否真实地还原出城市生态品质的现状?而实际这些表象化的发展多半仅仅建立在满足人类生存条件的基础上, 无意中甚至改变了城市的生态架构。真正的生态宜居城市追求的是城市中环境、社会、人之间在时间、空间、数量与秩序之间结构关系上的高效和谐。

二、质疑:城市生态“这样”建设?

1. 既定“指标”——城市生态品质的衡量标准

(1) 传统“指标化生态建设”的思维惯性

按照今天的概念来说, 绿地率要达到35%以上的城市才能被认定为生态宜居城市, “指标化的生态建设”可见一斑。城镇化率、绿地率、绿化覆盖率、PM2.5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时常被提及, 所有能够被量化的单一发展结果都成为用来衡量城市生态品质是否“达标”的准则。

(2) 城市生态建设标准取决于生存品质

城市的生存品质, 来自于城市的生态品质, 也能反映出人们的生存舒适度。城市生存品质的高低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植被系统对城市生态环境是否有实际显著的生态效益;城市地表结构是否完好, 是否能够维持土壤圈和大气圈之间的能量交换;城市内动植物自然物种数量是否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等。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的首府, 从1990至2006年先后十次被国际人口行动组织评选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维多利亚式的建筑、有轨电车以及绿树成荫的花园和街道构成了其典雅的风格。像这样的生态友好型城市, 离不开墨尔本市政最初制定的“三大发展战略”——资源零浪费战略、尾气零排放战略和城市蓄水战略。战略不仅以人为本、以生态为根基, 更是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俯瞰城市发展, 用城市的生存品质来规制发展方向, 并定义为衡量城市生态建设的标准。

2. 被失衡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

城市植被独有的防护功能能维持空气中CO₂和O₂的平衡、降低温度、增加湿度、防止水土流失、阻滞悬浮颗粒、杀菌净化空气。工业化过速的城市对于生态植被的干预性严重制约了物种本身的自然选择法则, 打断了自然生物链, 自然的生态循环亦就不存在了。如果排除人为干预因素, 那么城市植被物种在数量上应接近于周边生态环境植被种类, 并且植被之间有着丰富的横向与竖向的生态关系。以城市居住区为例, 面积10hm²以上的居住区的园林植被种类应达到当地常用园林植被种类数的40%以上, 并且合理配置乔木、灌木及藤本植物、地被植物、水生植物、草本植物、竹类等, 设计因地制宜的不同植被群落类型。

为了寻求城市同周边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妥协, 目前的一种典型途径是规划人工湿地。人工湿地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微循环系统, 它的重点应该是在“湿地”而不是“人工”。人工湿地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城市水环境污染问题, 但开发人工湿地并非一劳永逸, 后期的维护管理同样重要。

人工湿地对于城市污水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 湿地对水质要求比较高, 若污水超出湿地承载能力, 对湿地本身来说将是极大的破坏, 所以要求对进入湿地的污水进行一定的预处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不同城市地域特征和运行数据也不同, TN、TP去除率很难得到保证, 预处理设计和植被配置也很重要, 一旦管理不当极易造成更大的二次污染。

三、创造:有生命会“呼吸”的城市

1. 主观迎合自然生态条件——城市学会“呼吸”

城市的“呼吸”, 主要体现在城市生态的健康循环——保证城市绿化板块中土壤圈和大气圈的可持续能量交换, 并且同时拥有生态平衡的原始自然环境, 和满足人类生存条件的活动空间。

(1) 从城市架构的角度看, 城市需要渗透于自然生态环境

然而以北京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一线城市来看, 该城市类型正在朝由中心向四周发散的格局发展, 城市周边的原始生态环境也随之消耗殆尽。

“田园城市”是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设想, 钱学森在1990年也提出过“山水城市”概念。两者的核心思想都集中在叙述一个为生态、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 它的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需求, 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城市还需要容许人为退还一部分空间来给予生态环境的重建, 始终保持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相互渗透相互吸纳。

(2) 从生存空间的角度看, 城市需要保护自然地表

城市地表硬化是城市化结果的最直观表象。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使得城市的地表结构迅速发生变化, 原来以植被为主的自然景观被众多的人工建筑取代。不断硬化的地表妨碍了土壤和大气之间的能量交换, 使得原本点状散布的城市板块演变成破碎蛋壳状, 而裂缝成了实施生态建设的空间。

另一方面, 城市地表硬化导致城市的地下水面临枯竭。当前中国城市大都覆盖着混凝土等硬化铺装。与自然的土壤相比, 混凝土地表缺乏呼吸性、吸收热量和渗透雨水的能力。随之产生一系列问题:能够渗入地表的雨水明显减少, 城市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不透水的路面很难与空气进行热量与湿度的交换, 加剧“热岛效应”;短时间的集中降雨不能及时渗入地表, 容易造成道路淹没、交通瘫痪等社会问题, 严重阻碍了城市“呼吸”。

(3) 从建筑空间的角度看, 建立生态微循环是必要举措

建筑是组合城市空间的有机体, 也是人赖以生存的空间。而在当前环境中生长的许多中国建筑 (尤其高层住宅) 很难在生态效能上顾全大局——缺乏生态循环, 极少考虑建筑空间中能量因素、光合因素、人为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建筑本身“不生态”, 也就无法对城市“呼吸”提供有机的支持。

建筑空间提高生态效能, 需要融合建筑内外城市环境, 在空间内外适当引入生物群落和物理环境, 让建筑容纳一个后期模拟的生物圈和能量对流, 建立生态微循环, 提高组团区域的生态效能。

2. 提出新型城市生态品质的衡量体系与评价标准

最终对于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需要一个衡量体系, 当然是区别于现有的“单一化平面指标”而言。新的衡量体系需要跳出原有几何形态指标的规制, 从生态效能和科学统计的角度来设立符合城市生态循环的评价标准。

正如被广泛使用的城市绿化覆盖率, 就是典型的单一几何指标。它计算的是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城市总用地面积的比值, 它被认定为是衡量一个城市绿化水平的重要依据。然而城市生态建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不是预期控制指标能够完全表达的, 绿化覆盖率这样的几何指标不能反映生态循环的全貌, 从生态持续角度来看, 城市绿化覆盖率是片面的。只用“绿”来指代生态不能客观反映出城市生物物种的健康循环, 更不能反映生态可持续平衡状态。因此, 新指标被称为城市生态的还原性指标, 必须更准确的反映城市生态品质和生存品质, 并且以生态性的效能指标替代原有几何性的平面指标, 新指标需要具备以下几项特征:

(1) 能够反映人居空间和自然生态空间的量化关系;

(2) 能够以更加全面的生态效能指标来还原实际生态状况 (空气的各项指标以及地质的各项指标, 如城市组团内的空气平均温度、空气平均湿度、空气负离子含量、铺装透水效率、水体净化效率、热岛效应减缓效率、生物物种数量等等) ;

(3) 能够反映城市或城市组团生物链, 以及生物循环过程;

(4) 能够反映城市生态平衡, 以及物种繁衍的状况。

在快速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前提下, 城市迫切需要“呼吸”, 迫切需要既符合自然生态循环, 又符合人类生存品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城市空间, 迫切需要具有生态效能意义的城市生态品质的衡量体系。

参考文献

[1]吴缚龙, 周岚.乌托邦的消亡与重构——理想城市的探索与启示[J].城市规划, 2010 (3) .

[2]鲍世行.钱学森论山水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温控步行城市 迪拜再筑奇观 篇11

迪拜真心土豪！拥有着世界最高塔的迪拜如今准备再创奇迹。一个大都市里能随时调节气温，这种科幻电影才有的设定即将成真了。这个温控城市项目将包括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温控街道、世界最大室内主题乐园以及100家酒店和公寓。雄心勃勃的迪拜已经赐名该项目“温控的步行城市”。

世界第一温控步行城

该项目占地4800万平方英尺（约446万平方米），世界购物中心也将包含疗养度假区、剧院、模仿巴塞罗那兰布拉斯大道的庆典大街、以及长达4.5英里（约7.24千米）的“街道网络”。

因为迪拜夏季的温度飙升至50度，所以并不适合四季旅行，但是阿联酋副总统表示，迪拜不满足于季节性旅游，旅游是迪拜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将把迪拜打造成全年度的旅游圣地。

新的温控购物中心将成为城中城，即使高温的夏季，迪拜将可凭借温控的体验吸引游客。仅购物中心就将占地800万平方英尺（约74万平方米），其整体被一个玻璃圆顶笼罩，并与其他景点相连接。购物中心的玻璃圆顶在冬季会敞开，让顾客在清新的环境中购物。而在夏季，则会关闭圆顶隔离高温。

世界购物中心助阵旅游业

我们在佩服迪拜的野心的同时，也不免担忧。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否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影响呢？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该项目建成之后预计每年将吸引1.8亿游客。开发者希望该项目可以确保迪拜成为一个旅游中心。

谢赫·穆罕默德表示，在将迪拜变成当地一个文化、旅游和经济中心的计划中，该项目将起到补充作用。迪拜的周边辐射圈包含20亿人口，这种人口的增长和零售旅游业的发展支撑着迪拜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

再城市化 篇12

上海实施“智慧城市”3年行动计划一年多来,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 上海市全市光纤到户完成改造覆盖累计超过620万户, 实际用户超过180万户, 光纤用户数占全市家庭宽带用户数接近40%, 覆盖能力和用户规模有望提前一年完成3年计划目标, 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NGB) 覆盖规模及高清电视用户数均居全国城市首位;全市基本实现第三代移动通信 (3G) 网络全市域覆盖, 3G用户超过560万, 无线局域网 (WLAN) 一年半时间新增近7万个AP, 今年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增加数, 成为国内WLAN覆盖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据悉, 上海在抓好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同时, 在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 取得了一些成果和经验。一是率先建立起由政府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统一实施的信息基础设施专业规划体系, 制定和颁布了全国首个基于城市建设坐标体系的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站址布局专项规划, 从源头上防止了重复建设、低效使用等问题;二是率先探索建立了第三方专业通信维护模式, 在工信部等有关方面的支持指导下, 探索建立了上海新建住宅建筑通信配套工程建设和设施维护第三方运维模式, 从机制上保障各方公平接入和用户自主选择, 营造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三是探索制定和完善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政策, 上海市政府相继出台了推进TD-SCDMA等3G网络、光纤到户、“三网融合”建设的实施意见, 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了细化的工作流程和标准规范, 有力保证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实。

随着组织推进机制的不断完善, 上海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合力不断增强。上海分别建立了3G网络建设和应用、光纤到户、“三网融合”等联席会议制度, 有力保障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各个专项的顺利实施。

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之比较:

数字城市以地理空间框架为定位基准, 集成城市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综合信息, 实现基于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城市信息的广泛共享, 目的是实现在分布式环境下多源、异质、异构地理空间数据的流通、共享以及互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