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精选12篇）
城市化 篇1
城市化首先应该是人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往往意味着更便利的交通、更好的医疗条件、更高的教育水平等等, 所以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但与此同时, 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城市面积的扩张, 更多人口的涌入, 带来更多的需求———对居住的需求、对教育的需求、对医疗卫生的需求等, 所有这些需求最后都会导致城市面积的扩张, 即土地城市化。中国各个大中城市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 盲目扩大城市范围, 但相应的医疗、教育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城市的扩大速度, 农民居住的地方变成城市, 但是农民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条件, 并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具体体现在城市地区的人口集中和农村地区变成城市地区。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但无论是生产方式转变, 还是生活方式转变, 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 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背后应有农村的机械化发展作为基础和支撑条件, 农村得不到发展, 城市化的步伐就无法加快。城市化有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两个概念, 土地城市化是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人口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者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 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点内容。
二、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关系
商品有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如果把城市化比作一种商品, 土地和人口就是它的二因素。为什么如此比喻?研究商品我们要研究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发展城市化也要解决两个问题:土地和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缺一不可, 缺少了土地和劳动力任何一种因素, 城市化都难以发展。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土地是城市化的自然属性, 是构成城市化的物质内容, 是城市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人口是城市化的社会属性, 是本质因素, 是城市化的动力。所以本文尝试用商品的二因素来解释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关系。
哲学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是矛盾的综合体。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矛盾统一体, 城市化进程要处理好土地与人口的问题。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是统一的。首先,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有着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 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但是城市的土地资源有限, 随着人口的增多, 城市需要扩张, 扩张需要占用农村用地, 致使大量农地非农化,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也随之市民化, 土地城市化推动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其次,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政策相互关联。法律法规的制定应当确保农用地非农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同步发展, 确保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能够平等地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居民待遇。这样城市化才能可持续地、高效地发展。最后,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质量相互促进。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两个主要指标, 是城市化水平的具体体现, 二者单一水平的提高, 都不能较好地反映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又是矛盾的。政府为了加快城市化的步伐需要扩大城市范围, 因此要征用城市周边的大量农用土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交通、住房等建设。与此同时, 大量农村人口也转变成城市人口, 但户籍上依然是农民身份, 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政府一边得益于征收农民土地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一边却在解决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举步维艰。但这种矛盾与商品二因素的矛盾不同, 对同一商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来说, 使用价值和价值不可兼得, 城市化却并不局限于此。如果政府是城市化的生产者, 那群众就是城市化的消费者, 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都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 而且最终要实现人口的城市化。
三、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2001—2009年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如表1所示。改革开放以前, 城市化水平在8%左右, 城市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2%左右。2001年, 城市建成区面积2.40亿km2, 城市人口达到4.81亿人。2001年—2009年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 建成区面积增加了1.41亿km2, 增长率为58.75%, 城市人口增加了1.41亿人, 增长率为29.31%。我国土地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 基本快了一倍。除了建成区面积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之外, 在1995—2005年中国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密度变化分析中也有学者指出, 全国城市人口密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特大以及大中小城市人口密度均呈下降趋势。从数据可知, 城市人口数量在增加, 但城市人口密度却在下降, 那么就说明城市建成区面积是高速增加的, 也就是说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数据来源:2001—2010《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论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大城市病”和城市“空心化”现象是因为没有解决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矛盾问题。劳动产品因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才能进行交换成为商品, 城市化要想可持续地发展也必须实现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因为目标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更便利的生活条件, 因此社会功能齐备的特大、大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 但是大城市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无法容纳不断涌入的人口, 就产生了“大城市病”问题。中小城市为了加快城市化的步伐, 大搞住房建设, 盲目扩大城市范围, 但是房价虚高, 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也不具备优势, 所以并不能吸引人口流入。因此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要从鼓励“走出去”到提倡“引进来”, 把教育、医疗、交通等各项便利的生活水平引到农村, 让农村较方便的甚至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政府鼓励企业到农村投资, 增加农村人口就业, 鼓励农民自主创新, 对农民企业家更要大力支持。城市化的问题根本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解决了, 城市化才能稳步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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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篇2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城市化主要有三个主要标志：1.城市人口增加；2.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上升；3.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1.起步晚,发展快；2.城市化水平较低；3.城市发展不合理。
在城市化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
（3）交通拥挤；
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
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人多件差异性极大、地区地广、自然资源与自然条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但其城市化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
不过，目前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五大问题不可忽视：
首先，把城市化率简单地当作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来追求。为追求数字指标，有的靠行政区划调整以扩大管辖面积。实际上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区和某些工矿区，尽管数字上反映的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城市现代化水平高。又如一个省域的城市化同一个市域的城市化，甚至一个县所谓“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凑数字、比指标。城市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优化，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实质而重形式。
其次，在城市化问题上玩“数字游戏”导致了对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与混乱。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变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把城市做大，导
致城市是“聚集的点(中心)”还是“城乡不分的面(区域)”变得日益模糊。近年来不少地市合并，地级市已成为区域实体，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区还只是区域的一个点(中心)。譬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改地设市后，很大的乡村区域都变成“城市”了，这既不符合事实，还造成了统计上的失真。一些大城市所辖县整县改市也存在类似问题。
第三，城市核心竞争力定位比较混乱。有的城市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广场、大草坪、宽马路、摩天楼等形象工程，甚至还出现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在产业结构上，缺乏区域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建设资金上，由于急于改变城市形象但资金不足，为了筹集资金盲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寅吃卯粮，或者盲目借贷，形成很大的金融隐患。
第四，隶属于城市政府的规划权力缺乏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城市规划的审批、监管多是市议会。目前流行“规划听市长的”，而有的市长又常受开发商的影响或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
第五，一些城市决策者忽视或不懂城市发展的区域规划，忽视城市圈或城市连绵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既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国城市总体上的实力，降低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城市化要数量、质量并重，但更要重视质量；要速度与可持续发展并重，但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要实体与环境并重，但更要重视环境；要硬件与软件并重，但更要重视软件；要个体(城市)和群体(区域)并重，但更要重视区域；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但更要重视精神文明。
对此有五大建议可供参考：
首先是科学定位。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文化条件以及总体规划，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进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体现特色。并且要根据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外条件的演变相应调整其定位，从定位和优势出发建设特色城市。
第二，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城市以满足当代人需求时，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发展为代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生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几方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认清对城市发展的关键制约性因素，并将城市的发展限制在这些关键性制约因素的允许范围内，避免由于过度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第三，要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从区域着眼观察城市现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因而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区域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使城市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相适应，强化区域规划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第四，以提高城市领导管理水平为核心，培养城市领导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断改善城市管理，建立完善城市管理的新机制。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是复杂的系统科学，应建立一整套科学决策制度体系，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的科技含量，避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中不科学的长官意志。建议较大城市应建立总规划师、总建筑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制度。
第五，建议有关部门，特别是行政、统计、城市规划等主管部门，应组织依靠专家研究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和中国城市统计区划问题。建立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统计区，并稳定城镇化统计指标，建立可对比的城市统计资料库。
从我国城市化发展和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出发，我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采取两手策略，一是抓好农业的发展，二是抓好城市的发展。
主动城市化，还是被城市化拖着走 篇3
当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纷繁复杂。新问题和旧问题，利益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等各种问题，彼此交错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中一个问题的核心影响越来越明显。
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应该怎样对待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是主动发展城市化，把城市化作为追求的目标，还是继续回避城市化中所遇到的障碍，并被实际上已经日渐深入的城市化进程拖着被动前行？
长期以来，城市化既没有成为决策者明确的政策目标，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城市化似乎只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副产品。那些当时决心进行改革开放的人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开启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
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同时表现为城市化的发展。不可能存在城市化水平不变，而经济和社会同时取得持续发展的情况。基本上，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同一回事。而目前，虽然我们天天都在高喊着城市化的口号，但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却有悖于城市化的发展目标。
现有户籍制度抑制城市化发展
现在已经可以确信，那些以户籍控制为主要手段抑制城市化的政策，被废除只是时间问题。城乡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迟早要成为现实。
遗憾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赋予城市化以应有的地位。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甚至普遍存在一种意识，认为城市化是中国不可能承受的发展成本。改革开放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城市和乡村以互相隔绝的方式分别展开。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改革开放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城市中的市民变成了富裕的市民，而乡村中的农民变成富裕的农民。至于他们彼此的身份转化，那只能是特例，而决不可能成为社会范围的普遍现象。
但是，只要改革开放持续进行下去，这种孤立、静止的城乡分割观念就必然被打破。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亿万农民没有按照当初的设想继续留在乡村，他们不可遏止地进入了城市，推动了城市中既有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首先表现在城市这个分工体系容纳了更多的人口——实际上，是需要更多的人口。同时，也实现了更多的产出。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大大得益于城市化，但城市化在某些方面却基本上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这集中反映在对待进城农民的政策上。这方面的政策几经反复，忽左忽右，甚至在某些城市，还曾经出现过大的倒退。但是，无可否认的趋势是，城市还是要进一步开放。现在已经可以确信，那些以户籍控制为主要手段抑制城市化的政策，被废除只是时间问题。城乡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迟早要成为现实。这个过程，一言以蔽之，中国在被城市化拖着被动前行。因为这种被动，无数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资源被浪费了，这其中当然也必定包含无数宝贵的人力资源。
“保护耕地”不应成为阻碍城市化发展的理由
城市化的进程只能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单位面积上土地产出的大幅度增加。以“保护耕地”为理由而人为阻止城市化的进程，其实才是最大的浪费。
进入21世纪以后，原有的户籍控制继续延续，同时，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在另一个方面又得到了突出表现，这就是土地问题。现行的土地制度对土地资源在城乡之间的调整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这种僵化的土地制度只能抑制城市化的进程，导致城市化进程的迟缓和城市房价的高涨。
城市化的进程必然包含土地资源用途的重新调整。在僵化的土地制度下，城市化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资源调整只能在现有的城市范围内进行。这不仅在总量上无法满足城市化的需求，同时，由于供需之间的紧张，必然导致城市内土地价格急剧上升。在此高地价之下，房价又怎么可能不高呢？至于野蛮拆迁、古迹不保等恶果，就更加无从避免了。
坚持僵化的土地制度，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保护耕地”。持此论者认为，农业耕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值得为此牺牲城市化的发展。对这种观点，也许揭示一个事实有助于帮助他们改变原有的成见：北京市二环路以外、四环路以内的土地，在几十年以前还基本是耕地。而现在，这里都变成了繁华的都市，密集居住着大量人口，拥有价值巨大的商业、服务业设施，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
如果现在有人倡议，为了确保粮食生产，应该把这部分土地“退商还耕”，夷平其上的所有建筑，重新恢复几十年前的耕地原貌。对这种疯狂的观点，相信即使是最极端主张“保护耕地”的人也不会支持。显然不会有人认为，出现在这些土地上的繁华都市是浪费土地的后果，而只有把这些土地重新变为耕地才是节约土地。
如果说今天繁华都市的存在不是在浪费土地，那么，今后的繁华都市同样也会是高效利用土地的结果。如果说，过去为了发展城市而改变耕地用途是合算的事情，那么，今后继续这样做也丝毫没有什么不合算。城市化的进程只能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单位面积上土地产出的大幅度增加。以“保护耕地”为理由而人为阻止城市化的进程，其实才是最大的浪费。
确定主动发展城市化的政策避免被动
在强烈的发展动力冲击下，社会被搅动得喧嚣不安，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被启动，但是，相应的制度条件却没有及时建设完成，结果，混乱和浪费压倒了秩序和效率。
虽然道理并不难懂，但由于多年固有思维习惯的影响，以及现实利益的作用，土地制度的僵化格局短时间内还没有根本改变的可能。但城市化的进程不可能因此就停下来。现有的处于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必然要以各种各样的变通办法转化到能被高效利用的地方去，其中主要就是转变为城市性质的土地。这个过程是不可能被阻止的。人们只能在主动发展城市化和被城市化拖着被动前行之间作出选择。
目前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于是，我们看到了种种本可避免或者缓解的社会问题：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进城务工农民持续多年的低收入、产业升级的速度缓慢、国内消费的增长跟不上生产的发展、公共服务的发展滞后、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均衡，等等。这些现象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强烈的发展动力冲击下，社会被搅动得喧嚣不安，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被启动，但是，相应的制度条件却没有及时建设完成，结果，混乱和浪费压倒了秩序和效率。
有什么理由继续这种被动的局面呢？
在长期积贫积弱之后，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强烈的发展愿望。这使得中国虽然面临着众多的制度不足，却仍然取得了持续多年的飞速发展。人们必须意识到，城市化不仅仅是这种发展的一部分，实际上，城市化就是这种发展本身。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有意识地把城市化确立为明确的政策目标，才能摆脱被动的局面。而这，也正是解决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
城市化 篇4
城市化, 即城镇化,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 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 人口向城镇集聚, 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 城镇规模及数量增加的过程。城市化的三大标志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几经起伏。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GDP从1979年的4062.6亿元增长至2009年的340507亿元, 已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我国城市化建设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 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而且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我国自有的特色。在诸多特色中, 第一个当然要算举世无双的户籍制度, 这就造就了所谓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准城市化”现象, 这一现象应得到学术界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研究其表现和成因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措施, 是一个重要课题。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及结构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城市发展迅速。城市个数由建国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 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5.68%。本文提供了1978年以来的城市率变动情况来加以说明, 如图1所示。
实际上, 我们这里所提的城市化率, 是指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按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要比这个数要小得多。也就是说, 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工算成了城市化人口, 被统计进去。实际上, 这部分人群的工作是不稳定的, 可以说是飘忽不定, 今天在这个城市工作, 明天说不定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 还有可能返乡种田。这种把农民工都算成城市人的城市化率实在是不靠谱。重庆市长黄奇帆近期在“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上演讲时说:“现在我们常说的城市化率是指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 尽管它是科学的, 但是容易掩盖矛盾。因为10多年前, 我国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是25%, 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是30%多, 现在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40%多, 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26%, 仅增加了1%。重庆也一样, 直辖初期, 户籍城市化率25%,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28%, 现在户籍城市化率27%,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于2010年达到53%, 其中相差的20多个百分点, 就代表了没有户籍的进城农民。”如果按照这一说法, 实际上我国城市中农民工的数量占了20%。对于这一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来说, 他们承认自己是城市人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是农民, 身份是改变不了的, 他们像侯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 种地已经不是主业, 相当一部分放弃了种地, 成了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城市人, 这一部分人群, 我们称之为准城市人, 这样的城市化, 我们称之为准城市化现象。
三、准城市化现象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准城市化现象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城市化现象, 它根源于我国户口政策的设计。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需要, 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时把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算进去, 而不谈这部分人群应享受的权利, 更何况我国的准备城市化率实际上比这个数还要大。准城市化问题是我国解决城市化绕不过去的一个弯。
(一) 准城市化存在的原因
1958年, 我国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 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划分城乡居民身份并使市民和农民身份相对固化, 形成了农民和市民两种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身份制度体系。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 直接造成了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形成了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迥异的不同公民, 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各自封闭循环并缺乏共享机制的独立系统, 促使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深化和加剧。改变户籍性质最主要的就是两条路:把户口买到城里去的, 还有就是考上大学留在城里工作的。
(二) 二元结构下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及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同国民经济一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起,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陆续展开, 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城市对经济资源聚集作用明显增强,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释放出来, 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成为必然。多年来的城乡分割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 大批农民走进城市, 渐渐被市民化。城市规模逐步扩大而且迅速增加, 到2008年底, 全国城市总数达到655个, 市区总人口100万以上人口城市达122个, 占18.6%;50万-100万人口城市达118个, 占18%;50万以下人口城市达415个, 占63.4%, 城市化率提高到45.68%, 如表1所示。
虽然城市化率达到了45.68%, 到农村走走, 可以发现, 留守在农村的农民不多了, 城市化率实际比例很可能比这个数字要大,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统计。准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城市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大中城市。户口在农村的准城市人群中, 一部分在工作所在地购置房产, 有一部分是在户口所在地的农村自建小产权房, 还有一部分人群大部分把房子买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城里, 而不是买在乡镇里, 乡镇城市化水平在弱化。怎样解决准城市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身份转变?怎么布局东西部城市及各级城市?怎么设计城市建设规模?也就是怎么设计省、市、县及乡镇各需容纳多少城市人口, 这些人口占本地区多大的比例?大量农田抛荒怎么办?怎么保持城乡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到沿海地区参观, 给人感觉是:走过一村又一村, 村村像城市;走过一城又一城, 城城像农村。许多地方, 城市是拆了建, 建了拆, 时常发生。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个城市群, 每个地带中心城市的人口均逾千万, 靠房地产发展起来的大城市显得浮肿, 而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相对较少。
放眼世界,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 在近200年的时间里, 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截至20世纪中叶, 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 英国87%, 联邦德国79%, 荷兰86%, 加拿大77%, 澳大利亚83%。更进一步考察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演进过程, 可以看到,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 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 城市数目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扩大, 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 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 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 另一方面, 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 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从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历程看, 我们能否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是否不重复别人的老路, 防止建了拆、拆了建这一现象发生, 提高城市化建设水平?从目前的情况看, 很困难。在区域经济二元和部门二元化显著差异的条件下, 我国城市化建设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复杂性。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 为提高我国城市化建设水平,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 加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
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化建设水平,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让为数众多的农民排斥在城市之外, 没有资格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和实惠, 其制度本身是不公平的, 也是不科学的。准城市人群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聚集者, 可得到的是政策的变相歧视, 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考虑重庆的做法, 也可以一次性废除, 把准城市人群转为城市市民, 享受城市市民同等的待遇。关于个人保险, 属于个人的部分由个人缴纳, 其余部分由政府代为征收;对农村老人实行能保尽保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城市人口的稳定增长和城市的发展, 久拖不决不是个办法。地方政府不能以农民的身份转变作为寻租的条件而不作为, 更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改革成就上, 裹足不前。同时也要考虑农民的城市情结, 期望摆脱农民身份而出现大面积的空村现象。
(二) 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不能改变
我国城市化过程既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不相吻合, 也不同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明显滞后于城市化。政府以行政力量, 通过制订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等手段, 对城市化进程加以推动、引导和调控。政府在人口向城市迁移、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的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扩张、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协调, 以及城乡关系调整等方面起着基础和主导作用。我国城市化不能搞市场, 先大规模的城市化, 而后又是郊区化, 建了拆, 拆了建, 劳民伤财。
(三) 城市规模与布局要规划在前
如何设计我国城市化进程表, 如何设计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布局, 如何设计省、市、县及乡镇的城市人口的规模, 如何规划建设好一座座城市, 增加城市建设的科学性、减少城市建设的浪费, 如果防止城市建设好了, 农村没了, 等等, 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科学的做法应该是规划在前, 结合国情, 留足余地, 分期实施, 平衡发展, 逐步把准城市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市化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 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文章从城市化的人口结构出发, 分析准城市化现象, 描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特征, 结合工业化、二元经济结构、农民、政府作用等方面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政策设想。
城市化 篇5
1.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一工业化经济及远距离物流交换模式形成的通胀危机，采用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绝通胀危机而形成的新的无通胀危机的城市，是其第一特征;
2.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前提，缺少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形成的能源危机，采用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绝能源危机而形成的新的无能源危机的城市，是其第二特征;
3.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掠夺与人类共生的生物质资源，超出了人类的预期，城市随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无限扩大，掠夺了大量的可生产粮食的土地资源，使粮食形成了新的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消除通胀危机、能源危机另外消除了粮食危机而形成的无粮食危机的城市为其第三特征;
4.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牺牲了人类生存质量使养老和就业发生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农事很好的解决了就业和养老问题而形成无养老就业危机的城市为其第四特征;
5.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燃烧化石能源形成的单一工业经济而形成的人类无法在生存的气候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很好的解决了气候危害而形成无气候危机的城市为其第五特征;
城市长大就是城市化？ 篇6
从数据看，自从1978年那场伟大变革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徘徊于8.5％上下。2012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总人口50％以上。
正如上述不同的衡量标准一样，历经30多年发展之后，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
城市化绝对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谈及中国城市化，第一个争论就是：到底什么是城市化?2012年初夏，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这包含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常住人口，它公布说城市户籍人口为33％。
对此，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的城市化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内外对城市人口的定义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外按照人口密度，一个地区人口达到一定密度称为城市，区域内的人全是城市人口。但中国城市人口定义分为城市户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
众所周知，常住人口与本地城市人口，享受到的服务存在差异。陆铭举例，公租房、廉租房在大多数城市并不覆盖非户籍人口。
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把这一情况视为“半城市化”。他说：“这个群体在城市上班，户口还在农村，但在人口统计时算城镇化人口。而地方政府为了节约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农民工子女就学等开支，不太愿意把他们纳入城市户口。所以人口的职业城市化快于人口社会地位的城市化，表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
在中国，比人口城市化更快的是土地城市化。据陆铭研究，城市扩张现象在西部最为严重，中部其次。他对280多个城市建成区的扩张速度与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之比进行了分析：全国来看，这个速度比是两倍。东部城市差别不大，西部是非农业人口增速的三倍。他认为，中国土地城市化扩张过快主要在于内地。
吴必虎说：“城市面积扩张过快源于地方政府急切渴求土地，一些城市征用土地报给国务院审批时，可能已经提前用完了未来二十年的土地。地方政府、开发商及建筑商等利益链上的人为获得更多收益，热衷于推动土地城市化。”
“城市化绝对不是土地的城市化。但只要国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尽量把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业用地，为了财政创收和经济的增长。”陆铭说。
“城市化大跃进”?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认为：“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轨道，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
近年来，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控制开发区和城市土地占用，但城市“大”规划和建成区蔓延式大扩张的现象还在继续。
吴必虎认为，这带来的最大危害是社会不公。“大量土地是来自附近农村，在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转手以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卖出，即所谓的土地财政。”
已经被城市化的土地又是如何被利用的呢?吴必虎介绍：“不少城市在建第二座城市，以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形式出现，这些开发区60％以上是不成功的，出现大量圈地抛荒现象。新区房子卖不掉，工厂垮台。”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曾引起极大关注，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被舆论称为中国各地新城中最为极端的缩影。
陆铭说，这反映了用地指标超过实际用地需求。人们试图给内地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提供更多经济发展的空间，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陆铭团队的研究成果显示，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能力是相对偏低的。目前的用地政策在鼓励偏资本的产业，影响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
“内地土地利用效率低，导致城市面积扩张，实际上没有招来那么多厂，创造不了预期的就业，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速度就慢了。”陆铭说。
在急速的城市土地扩张中，最令陆铭担忧的是，哪里地便宜企业去往哪里，不少企业搬离东部，造成一种产业转移的假象。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尤其对于外贸企业而言，远离港口成本倍增，不利于中国产品与东南亚国家竞争。
相比西部出现的土地抛荒，东部地区土地可谓寸土寸金，不少城市瞄上海滩山头，于是出现了大量填海削山，造出工业、农业用地的情况。
“这种代价高昂的拓地方法，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一些岛屿已经消失。土地资源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配置，未来十年内必须要改变。纠错成本也是一种资源浪费。”陆铭说。
城市化快了还是慢了
“正常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过快的城市化弊大于利，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城市化速度了。”吴必虎说，为谋求高速发展，近年在一些党政部门甚至兴起一股“5+2、白加黑”的作风。
“强调短期内必须把路修好、设施建好。跟老百姓商量来商量去，土地开发不成，因此催生强拆现象。很多城市没有规划好就仓促上马，有的边规划边建设，更有城市建设后补规划。”吴必虎说，“为什么城市下水道没人投资，为什么一些地方农民子弟学校被拆掉?土地开发出GDP，而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民政福利投资等对GDP快速增长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地方政府不太愿投这个钱。”
吴必虎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单纯理解经济建设就是GDP增长。
不过陆铭认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目前城市化的进程应与工业化的进程相配套，中国二、三产业占GDP总量90％，官方公布的50％的城镇人口在从事占GDP10％的第一产业，一个直接后果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倡导小城镇建设，认为发展中小城镇可以避免大城市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鼓励小城镇发展也是中国一项重要政策。包括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重点也是中小城市，大城市限制仍旧比较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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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提法未必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城市发展的好处，大城市有更大的创造就业，增加收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有节约能源、占地的好处。大城市出现拥挤、污染、犯罪率高的问题，放在全世界看，并不一定与城市规模正相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加以改进，而不能通过限制城市的发展来逃避这些现象。”陆铭说。
陆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制约着人口城市化的进程。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没有充分吸纳农民进城。不少农村人在城市打工，回老家盖房，在城市干不动了还是告老回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慢的。
对于中国户籍制度，陆铭曾在多家媒体写文章呼吁改革。“户籍制度本身造成大量成本，比如收入不均等、劳动力市场机会不均等，一些大城市形成外来人口聚集区，居民幸福指数不高，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政府大量的维稳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在为户籍管理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
他呼吁加快户籍放宽的速度，降低门槛。在他看来，上海40％的外地人，广东一些城市50％到70％的人口没有本地户籍，这种管理太严格了。其实一些高门槛没有必要，分工差异使得大城市更能为低技能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而这些岗位又是大城市所必需的。户籍制度造成高低技能劳动者身份的差距，对城市和谐发展是不利的。
“要以是否长期稳定就业，缴纳社会保障金来衡量是否获得户籍。一个在上海送了十年牛奶的人，为什么就不能长期在上海待下去呢，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的服务?”陆铭说。
城市化仍是未来发展动力
按照官方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
“随着政策对人口自由流动限制的放宽，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加快。”陆铭说。
吴必虎认为，中国各地城市化水平不尽相同：西部处于初步阶段，中部进入快速发展期，而像北京这样的东部大城市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的时代，城市化基本完成。
“东部城市大框架已经拉好，城市服务和管理还跟不上。政府应从市民生活质量上考虑，比如下水道、城市交通的建设等等。具体项目和规划，需要长远的考虑，不能这一届政府做得小模小样的，下一届再重新修。欧洲的下水道一百多年历史还在使用，而我们不断地在修。”吴必虎说。
与大多数学者一样，陆铭和吴必虎都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支持未来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而拉动消费，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城市的发展创造着多大的消费潜能。
根据陆铭的研究，在收入、工作等相似的情况下，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比拥有城镇户籍的人消费低30％。大量城镇常住人口的农转非，意味着巨大的消费空间。
“不管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城市化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引擎。”陆铭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内在动力。“以往，工业是社会发展的引擎，但未来现代制造业水平很高，少数高知识或职业技能的人即可操控完成。农业的机械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农村土地不需要那么多人耕种了。”吴必虎说。
他认为，未来城市化主要靠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含创业产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等，未来城市化，很多人不需要从事体力活动。大家希望在有限的资源和能源供给下，都能在城市中生活好。
欧美以往曾走过大量消耗煤、石油等能源，大量占用土地的方式。“这种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口太多，必须另辟新径，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化，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吴必虎表示。
城市化 篇7
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目前, 上海郊区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 江苏达到55.6%, 浙江达到57.9%, 长三角整体城市化率达到了6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十二个百分点;并且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 南京和杭州为次一级中心的城市群网络体系。但是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内部差异比较大, 如上海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现象明显, 中心城区城市化率在95%以上, 但外围地区, 特别是远郊地区, 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 成为上海和浙江、江苏交界地区的低谷, 落差比较明显。
2 长三角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与逆城市化的出现
2.1 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2.1.1 现有水平已经很高, 发展潜力有限
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非常高, 达到了66%,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接近了世界发达水平, 城市化发展快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出现了脱节现象。而国外的历史经验也表明, 城市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而是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因此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 发展速度难以提高。
2.1.2 随着城市的发展, 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
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快速发展, 此地的生活成本迅速上升, 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已经在长三角发展的年轻人, 由于压力大, 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地方发展,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而影响长三角城市化的发展, 进一步使得长三角的城市化质量下降。
2.1.3 城市现有的规划不够合理, 资源的承载力有限
长三角地区大大小小的城市上百个, 相互攀比, 城市的同构现象严重, 城市的定位不明确, 各地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缺乏统一的规划, 往往只看重本辖区的利益, 功利性比较强, 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资源的承载力下降, 不利于一个统一的分工明确的城市体系的形成, 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2.1.4 环境污染严重
长三角地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 最严重的是水污染, 虽然长三角地区全年降水充沛, 河流湖泊众多, 但是大量的污染物的排放, 使得清洁的水源减少, 水质性缺水严重, 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二是大气污染严重, 大量的工厂的建立和人口的增多, 使得工业烟尘和生活烟尘的排放量都增多, 大气中有毒的物质含量增加;另外本地区的电子厂,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使得其地区的辐射污染也比较严重。
2.2 逆城市化的出现
由于污染、生活成本上升等种种前面提到的原因,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逆”城市化, 其表现如下:
2.2.1 大城市人才向中小城市转移
随着大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张, 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普遍压力增大, 加之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交通拥挤等问题, 使得大城市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下降;相比之下, 近几年的小城市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环境优美, 收入与生活的成本之比比较高, 竞争压力也比较小, 一部分大城市的人们选择回到小城市生活,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 于是选择“逃离”大城市。
2.2.2 农民工回乡
每年春节过后, 一些企业就会出现人员短缺, 开工难的问题, 大量的民工因为工资待遇低, 受歧视等种种原因不再回到长三角地区打工, 而是选择在离家比较近的小城市工作, 这使得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2.3 城乡之间涌起了“双向流动”
在农民进城的同时, 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城里人纷纷来到农村, 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充分利用先进的管理技术, 和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料, 在农村扎根, 发展起来, 这种流动解决了当地一部分就业,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缓解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3 协调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之间关系, 发展新型城乡关系
3.1 鼓励发展中小城镇, 依托现有的中小城市和重点中心镇, 建设网络化的城镇体系
长三角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全国百强县中相当大一部分位于长三角地区, 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城镇网络。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优势, 结合各小城镇特色, 优化其产业结构, 着重培养一批经济实力强, 产业结构优, 竞争力强的小城镇, 形成错落有致, 紧密合作的长三角小城镇网。
3.2 着重解决农民工, 失地农民的问题, 注重城市化的质量
农民工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收入水平低, 劳动强度大, 老人照顾难, 孩子上学难, 夫妻相聚难等问题成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普遍问题。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着力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 消除歧视。而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另一个问题, 失地农民问题, 我们也必须正视, 大力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 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3.3 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 发展特色农业, 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别,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统筹城乡社会发展, 增加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 促进城市文明的扩散, 保护农村的环境, 建设宜居农村, 形成大城市, 中小城市, 农村三位一体, 优势互补, 分工协作的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
3.4 注意保护环境,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我们要注意保护环境, 制定科学合理的地区发展规划, 鼓励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注意发展过程的节能、节水、节地, 形成良好的发展模式, 严格保护耕地, 保障用水安全, 推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加强固体废弃物环境管理, 走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的道路,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摘要：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本文首先介绍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基本情况, 然后阐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进一步城市化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 最后指出协调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发展新型城乡关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城市化,逆城市化
参考文献
[1]沈玉芳, 刘曙华.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态势与城镇组织模式的特征和趋势[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 (6) .
[2]姚士谋, 张雷.城市化过程中水资源保护问题探索[J].地理科学, 2008, 28 (1) :22～28.
要城市化但不要损农伤农的城市化 篇8
据报道, 真正让洛阳走这步棋的是洛阳市近日召开的一个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工作”的会议精神。会上, 洛阳确定城市化进程的目标是:到2020年, 洛阳市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在城镇化进程中, 政府可以引导农民直接进城, 走“跨越式”的农村城市化道路。
推进城市化发展,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而让更多的农民非农化并进而到城市定居、发展, 又是城市化不可回避的一个步骤。但鉴于我国农村地域大、农民人数多、农村经济弱的特殊国情,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 切不可搞粗糙的城市化、急躁的城市化和好大喜功的城市化, 不能使城市化沦为农民失业化和贫民化的加速器。
回头再看洛阳的城市化举措, 看起来如其自称的那样, 是“政策优惠幅度之大史无前例, 正是农民朋友进城定居的好时机”, 是“全省首例, 全国领先”, 也似乎给了农民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 给农民最多1万元的补助。对人均年收入不过数千元的农民来说, 1万元确实是一笔钱, 但农民要想得到这“一笔钱”, 不仅会失去如同自己和子孙后代“命根子”一样的土地, 失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而且还会蒙受立即的巨大利益损失:据洛阳发布的地价数据, 政府拍卖出让的地价, 低者每亩30多万元, 高者200多万元甚至更高。据了解, 洛阳农民人均土地1.2亩, 即使按最低的土地出让价, 1.2亩土地也是36万元。1∶36, 这是什么样的差别?农民的合法利益就在城市化的美丽光环下悄无声息地流失了, 而这竟然说是给了“史无前例的优惠幅度”。
利益的重大损失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更令人担心的是, 农民拿着1万元进城后, 怎么在城市生活?虽然“只要户口转到城里, 买房子有优惠、政府免费帮找工作、医疗保险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子女入学不再缴纳借读费”, 但1万元在房屋均价3000元左右1平方米的洛阳能买几平方米?再优惠又能优惠到哪里去?免费帮找工作与农民进城打工有什么区别?政府不可能给这些农民找到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吧?放弃不放弃土地, 农民进城还不一样是打工?医保和子女借读费问题, 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做的, 也是中央正在着力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 洛阳承诺给农民的, 有些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有些只是目标、愿景, 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甚至有点“空头支票”的味道。而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弃地”农民在城市异乡的未来生活捏一把汗。当然, 对于洛阳市有关部门来说, 那是城市管理的问题, 是另一笔账了, 反正城市化的目标实现了。
对于洛阳的做法,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政绩的急躁。洛阳号称要走“跨越式”的农村城市化道路, 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5%。对于洛阳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部地级市来说, 追求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镇化率, 无疑是操之过急的, 也是不现实的。何况, 城镇化率也不是越高就越好。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 百分之百的城镇化也就意味着我们起码要在粮食安全上受制于人。勉强为之的话, 虽然可以交上一张好看的政绩单, 但难免会为以后留下隐患。城市化固然是大方向, 但任何仓促急躁的城市化, 都很有可能导致农村失地、农民变成城市失业贫民, 导致城市急速膨胀的“拉美化”倾向的出现, 导致新型的“城乡差距”问题在城市移植和复制。这比单纯解决“三农”问题要复杂得多。这显然不是我们推进城市化的初衷。
城市化 篇9
1 珠三角区域城市化的历史特征
1.1 区域城市化的两个阶段
珠三角是传统农业发达地区, 但是改革开放之前, 依靠农业发展的乡村城市化发展十分缓慢, 因为传统农业依赖农民个人经验积累的发展模式十分局限, 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城市的技术和科技人才的支持。珠三角地区大规模城市化始于改革开放后, 从区域城市化的空间发展特征和人口转移特征分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乡村城市化阶段和中心城市的扩张阶段。乡村城市化阶段是国家政策和区域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 时间划分大致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产业基本转移完毕为止, 这个阶段是珠三角地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 在深圳改革开放的示范引领下, 充分利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求, 对外吸纳香港和国际市场的产业和资本, 对内吸引低价劳工和技术人才, 形成外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发展, 走出一条乡村工业化的城市化路径, 典型的城市是东莞、中山、顺德和南海, 在90年代被称为广东四小虎。到90年代中期, 珠三角乡村城市化的方式是依靠外部推动力而达到城市化的, 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空间特征是乡村空间形态的城市化, 表现为农村耕地发展为城市建设用地, 形成村庄与工业商业的混合区, 但是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关系没有改变, 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没有改变, 农民的身份也没有改变。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 利用土地制度的缺陷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许多农村经济由种粮食和经济作物, 改为“种房子”, 农民成为以收租为主要收入的食利阶层, 比较同时期城市居民社会福利的消减和市场化, 本地农民身份拥有更好的经济保障水平, 加之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农村户口更具吸引力, 农民更愿意保留农村户口而不愿意转移为城市户口。概括而言, 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乡村是经济城市化与农民身份的强化、非城市化而产生矛盾, 在物质形态上突出的表现为空间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不协调, 即“非城非乡”的空间特征。
尽管广州是1984年以来内地14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城市的其中之一, 但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之前, 城市的改革开放始终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改良, 资金、技术和人口都在政府的计划管制范围。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战略方向之后, 才真正激发城市的潜力。深圳特区政策的普适化后, 区域城市进入以广州、深圳、佛山为核心的大城市扩张阶段, 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 由于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扩张, 城市边缘区的乡村被大城市吞并, 成为城中村, 比如90年代广州向东发展与珠江新城建设导致猎德、冼村、石牌等村庄变成著名的城中村。城市郊区的发展带动周边农村的城市化, 比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建设、花都中国汽车城的建立等, 大量村庄被拆除, 使花都迅速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这个时期珠三角乡村城市化是城市扩张的结果, 表现为城市对乡村的侵蚀。同时21世纪初房地产业的发展加剧了大城市扩张的趋势, 在区域经济的带动下, 大城市的扩张不是重复乡村城市化的工业扩张方式, 而是利用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医疗教育资源, 通过市场化的提供住房的方式吸纳区域富裕人群, 形成房地产推动的城市化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是资本裹挟不平等的征地拆迁政策, 强行剥夺郊区农民的土地权益, 导致失地农民增多并引起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富裕人群在城市的快速聚集导致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短缺和城市贫富分化的加剧。大城市扩张的“征农地留村庄”的发展方式遗留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1.2 乡村规划工具的失效
纵观历史发展, 珠三角城市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乡村城市化问题, 就规划引导和干预乡村发展的效力而言, 第一阶段的区域城市化是由于乡村规划的缺失导致乡村无序发展的状态;第二阶段的区域城市化是基于城市本位的规划思想, 误用了规划工具, 用城市规划工具解决乡村问题。乡村规划的工具在应对城市化中明显出现不足, 乡村没有一套有效的规划工具及策略能很好的应对乡村城市化的问题。珠三角的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呈现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 第一是处于偏远地带的村庄呈现整体性衰退的现象:农村呈现空巢化, 住宅与农村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残破不堪, 缺乏公共组织、没有经济基础, 乡村的卫生环境和社会环境无人治理。第二是城市近郊的乡村繁荣与衰落并存:一方面农地被征用, 农业种植经济衰落, 土地与物业出租, 商业与服务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是村民住宅扩建、改建为出租屋, 部分村民迁出村庄而导致地域性的乡村社会的解体, 外来低收入人群、临时居住人群的迁入形成类似贫民窟式的城市贫民社区。第三是城市化的乡村演变成“城中村”, 杂乱无章的建筑空间形态和非常恶劣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城市的疮疤和社会的毒瘤;虽然有历史与文化延续层面的价值, 但并不意味着“城中村”是乡村发展的理想目标。乡村发展的这三种状态和发展类型均不是乡村发展的理想状态。
2 新型城市化与乡村城市化的策略
2011年, 珠三角城市化水平超过80%, 广州城市化水平超过70%, 珠三角已经成为城市化地区, 就区域城市化的空间维度而言, 展望珠三角城市化的终极状态, 珠三角广袤的地区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没有农业和乡村的彻底的城市化地区, 即发展成为一个类似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地区?显然, 目前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依据广州市总体规划, 可以预见和肯定的是至少未来20年在广州市域仍然规划保留有8.57万公顷的农田;就番禺区而言, 现状总用地为7.87万公顷, 其中城市建设用地1.89万公顷, 占24.06%;耕地2.11万公顷, 占26.86%, 农村人口45.45万人;城乡并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局面。新型城市化无法脱离现状条件, 无法割裂历史发展的惯性和摆脱发展路径的依赖, 在这个意义上,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区别于历史发展的模式, 基于乡村发展的历史问题, 可以将城市化的视野焦点从城市转向乡村, 探索乡村城市化的新途径。
2.1 城市化区域乡村的价值与乡村规划的目标
传统的乡村地区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空间单元, 突出的特征是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价值;而城市化区域的乡村则具有多重价值, 乡村的绿色开敞空间对城市而言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和休闲娱乐的双重价值, 村庄的历史建筑和聚落形态凝聚几百年的历史与文化, 对于乡土中国的城市而言, 乡村是城市文化的根源。城市化地区乡村发展的主要威胁是城市扩张对乡村的侵蚀, 是乡村消亡的威胁, 出于区域整体利益的考虑, 乡村规划的目标不是乡村城市化问题, 而是乡村保护问题, 应当显现乡村的多重价值。
城市化区域的乡村规划实质不是发展规划, 而是保护规划, 是挖掘和显现乡村的生态环境价值、休闲娱乐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保护不是乡村和村民的内在需求, 而是城市的需求, 是城市利益的反映, 因而, 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应当纳入城市规划统筹考虑, 将乡村等同于城市公园和生态基础设施, 或城市历史文化的公共设施, 乡村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2.2 乡村规划的策略
2.2.1 保留乡村自然环境
村庄广袤的自然环境是乡村最独特也是区别于城市的特征, 保留这些乡村原有的资源, 就是保留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紧密不可分的共生共存关系, 乡村规划提倡尊重自然, 和谐共生的价值, 因此在乡村逐渐城市化的过程中, 应当有效保留乡村自然特征, 并在规划中使之成为城市绿化系统的一部分, 增加城市绿地的多样性。同时, 根据这些自然山水的特性, 适当的加以改造, 合理增加可达性和观赏性, 乡村将来完全城市化后, 这些景观也会融入城市, 不仅仅是为一个乡村社区提供服务, 还要成为城市居民共同享受的资源。足够的绿地开敞空间, 避免乡村社区的用地完全转化为建设用地, 而出现“城中村”的社区环境恶化、建筑密度过高等不良现象。
2.2.2 保存乡村农田环境
农田是乡村社区最重要的物质形式, 珠三角内有大量的农业田地, 是否要将所有的乡村用地完全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是很值得思考的。农田不仅有农业生产的功能, 还提供了生态绿地、休闲等功能, 这是城市所缺乏和提倡保护的, 乡村发展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转化为建设用地还是保留生态用地的问题, 具有生态价值的用地如农田等环境应该保存, 同时通过其他城市区域的经济价值对农地进行补贴, 不是作为农业生产用途, 也不是开发建设, 而是作为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而存在, 对农民进行的生态补偿应能达到使其不依赖农田而维持生活, 从而将农田作为生态功能保存下来, 达到维护环境与生态的目的。
2.2.3 保持和强化乡村文化
因为缺乏对文化保护的认识, 乡村文化的流失成为了乡村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同时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了“同质化”趋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非不能相融, 城市化大背景促进了两者交流与融合。一方面, 乡村文化进入城市, 与城市文化汇流, 乡村文化会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增加新的内容、新的内涵;另一方面, 城市文化是多种文化互相吸收、融化、调和的结果, 具有多元化的特性, 乡村文化的特征融入城市也让城市文化更加多样化。乡村规划是促进文化相融的媒介, 可以缓慢的促使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有机的结合。
3 结语
在过去30年中, 珠三角的城市化既是一个乡村城市化的过程, 如东莞和中山的发展;也是城市发展不断侵蚀乡村的扩张过程, 如广州等大城市的扩张。乡村规划的工具失效导致珠三角乡村呈现三种发展状态, 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理想状态。城市化区域的乡村规划目标应该是保护而非发展, 保护乡村生态、农业用地和乡村文化, 城市区域的乡村必然要与城市发展融合, 但是存在多种发展和融合的途径, 以保护的方式使乡村以小尺度更新的方式逐步城市化, 在城市中保留乡村的特征与痕迹, 而不是被消灭;通过将乡村的自然山水、田园土地转化为城市公园的方式保留村落的自然格局;通过对农地补贴的方式, 保留农田的生态作用;通过保留历史场所, 延续文化特征。我们希望给城市化区域的乡村提供更多发展目标、途径以及手段, 使乡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选择更可持续的方式, 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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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彩霞.广州城乡差距及主要城市比较[J].社会科学家, 2012 (S1) :55-57.
论城市化与城市高房价 篇10
1.1 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 由于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 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化过程;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其中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实际包括非农业人口、居住城区的农业人口和流动人口) 是衡量一个区域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2011年12月, 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 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 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现代城市化是一个区域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在内的现代化过程。
1.2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 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 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国家而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最核心的两点内容。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前提, 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 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即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 城市数目逐渐增多, 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城市化又能促进工业化, 即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
1.3 城市化的意义
城市化的意义可以高度概括为有利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 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 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 农村人口众多等。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 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崛起中的中国希望通过一种城市化的发展改变城乡的二元格局结构, 进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最终达到现代化。
城市化的意义具体表现如下:
(1) 城市化有利于产业调整和人口转化。
如前所述,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 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部分农村人口不再被逼绑在贫瘠的土地上, 他们可以离开土地, 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 因此能够卓有成效地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 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 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城市化的真谛是在相对狭小的地区内集聚大量的人口和第二、三产业, 可以使各类型人才、知识及信息高度集中, 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2) 城市化有利于区域建设和城乡文化交流。
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 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能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同时城市又是区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 使现代化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城市化有利于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除此以外,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 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各项基础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 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 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
城市文化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也会逐渐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 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 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2 城市化与城市房价的关系
2.1 城市化与人口迁移
人口的迁移从来都是最普通最正常的人类活动之一, 中国人口大迁移不仅是不可避免的, 也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学中的用脚投票理论便可以作为中国人口迁移的合理解释:人往高处走, 哪里有就业, 哪里收入更高, 人当然就往哪里去了。
有调查指出, 中国80%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有问题的地方, 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除此以外, 许多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内陆地区也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前往城市打工, 这主要是因为当农村单位土地上承受了过多的人口, 而当地又缺乏产业成长的环境时, 人们始终无法致富, 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于是迁移到城市打工便成了广大农民唯一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管理的逐步放开, 加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使人口迁移成为中国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
城市化的进程与人口迁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衡量城市化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显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为城市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满足了城市经济起步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
外来人口涌入城市, 一般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中, 这为劳动强度大, 工作环境差, 福利待遇低的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 促进了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
无论现实观察还是统计数据都清楚地显示, 中国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流向了东南沿海地区, 跨省流动的人口中流向的省市除北京外, 其他大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2.2 住房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影响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很多, 但需求和供给是最基本的因素。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当中, 农村人口大规模持续进入城镇是当前及未来一个阶段的基本国情, 这必然导致城市人口的激增和对住房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另一方面城市的住房供给都要经过一定的周期, 供给毕竟有限, 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造就了城市的高房价。
据统计, 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 城市增加了2亿人, 这2亿人, 按人均30平方米的基本住房需求计算, 需要提供超过60亿平方米的新增住房, 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而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 中国房地产市场提供的住宅总量却不足45亿平方米。
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使得住房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再加上城市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不断提高,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 房地产的需求与供给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缺口, 有限的供给无法满足迅速膨胀的需求, 供不应求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价格要大大高于其真实的价值。
2.3 城市房价高企对城市化的危害
城市高房价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民生的热点和众矢之的, 高企的房价让普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都很微弱, 一般不会超过其全国人口的5%, 主要是因为农业的单位产出太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人口正在不断地由偏僻乡村向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转移, 这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也是优化中国人口布局的过程。
但是, 当前高企的房价让民众无法得到自由的迁移权, 大量的农村人口实际已经迁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 但却因为高房价而无法在城市实现定居, 而被迫处于不断在两地之间奔波的处境之下。
高企的房价, 让那些事实上已经在城市生活, 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转非人员无法在工作地完成安家的愿望, 这将会极大地阻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3 解决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房价高企的建议
人口自由迁移是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必然规律,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伴随着城市化而迁移入城市的众多人口必须要有居住用的住房, 因此, 在城市化背景下城市住房的需求必定极其旺盛。
根据经济学的规律, 当需求极其旺盛时, 要抑制高企的房价, 解决的方法是扩大城市住房的供应, 而扩大住房供应最关键的一步是必须极大地增加土地的供应量。只有增加土地的供应量, 并随之建造大量的住房, 产生大量的住房供应, 才能够从根本上遏制高房价。
也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不断缩小住房需求与住房供给之间的缺口, 使高企的房价逐步向其住房真实的价值回归, 城市化背景下迁移入城市的人们也才能最终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景。
摘要：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 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是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重大。城市化的意义在于转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 城市化将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迁移进入城镇, 城市住房的需求也因此迅速膨胀, 然而供给却有限, 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 造成了城市高企的房价。而城市高企的房价终将影响城市化的进程。
关键词：城市化,意义,房价,建议
参考文献
[1]苏岭.中国高房价调查[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
[2]苏东.房地产真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以“逆城市化”医治“城市病” 篇11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以，城市化率又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项硬指标。
“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吐故纳新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17世紀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之前可谓城市自然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便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形成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
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田园城市》，成为城市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单向发展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可持续，于是出现了“大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双向对流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边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趋势更加强劲。“双向对流”，就是城乡一体化。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空间布局。
“双向对流”的成都经验
城市和乡镇的“双向对流”，成都是个不错的例子。
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逆城市化”趋势也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经济功能方面，制造业开始外迁，从文化功能看，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出现外移，消费功能上，“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居住功能方面，城市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而且，边缘城市开始形成，卫星城镇也正崛起。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逆城市化”已汇聚成潮流。
早在3年前，成都便选择了“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新路。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其做法和经验都很有特点。简而言之，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健全市场化配置资源为机制，以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为保证，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突出体现在“三个集中”上：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那么，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到底效果如何呢?
从成都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
通过“逆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仅三年，成都就建立了七大特色农产品基地，新建和扩建了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36个，组建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12家，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113．5万户，带动面达56．5％。
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集中居住”。截至去年年底，成都市已累计融资600多亿元，投入村镇建设和农民新居工程建设，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364个，居住用房344万平方米，聚集农村人口36．4万人。已建成征地农转非人员集中安置区82个，人住11．1万人。2006年8月26日，国家旅游局在成都召开“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走在全国前面，足以表明成都“乡村都市化”的程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城市化。成都GDP年均增长13％，城市化率年均接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第一位，表明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有助于城市化。
“城市病”的良方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一般有两类：一是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小城镇所管辖的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第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从成都的实践可以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首先，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可解决“城市病”，促使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其次，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再者，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即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同时，提高小城镇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也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外，在创造吸引和驻留“逆城市化”的条件上着力，即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以及创造新优势。
可见，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村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最佳选择，也是推进城市化的最佳选择。
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市化 篇12
城市化亦称都市化, 通常是指人口集中, 农村地区不断转化为城市地区的过程。这一过程促使城市的数目增多,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扩大,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城市化的实质是消除城乡差别, 实现社会转型。
城市化的历史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在此之前, 世界的城市发展处于十分缓慢、曲折的过程中。世界城市人口历经长达1000年之久, 始终停留在3%左右的水平。而产业革命刚刚进行了几十年, 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便以每5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1800年为3%, 1850年为6.4%, 1900年为13.6%, 1950年为28.2%。
二、城市的人口特征
工业革命以前的城市统称为“前工业城市”。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可提供城市居民消费的农产品有限, 前工业城市总的说来数量少, 规模也不大。中国古籍所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 无过三千家者”[1]。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城市规模的实际情况。像罗马及后面要提到的中国某些曾达百万人口之巨的大城市, 在当时属凤毛麟角。当时的城市主要是政治、军事、宗教和手工业中心, 利于农业生产或便于向周围征集农产品的地带。
城市具有三种基本的社会学特征:众多人口、高人口密度和高人口异质性。
人口数量的特征: (1) 大量的人口会在城市的文化和职业上产生异质性。 (2) 文化差异的存在, 导致了城市生活中正规控制结构的需要。 (3) 千差万别的众多人口成为专业化急剧扩大的基础。 (4) 城市是以次属关系而不是以首属关系为特征的。 (5) 大量人口造成分散于混乱的可能性。
人口稠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1) 它促使城市居民丧失对他人“比较有人情意味方面的感受能力”。 (2) 异质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会使城市人产生比较强烈的“容忍差异”意识。 (3) 密度过高会引起反社会行为的增加。在人口相挤的地方, 摩擦与冲突往往不可避免。
人口异质性的后果是: (1) 在城市环境中, 各种不同个性特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将打破顽固不化的等级界限, 阶级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化。 (2) 社会流动可能会伴以人们身体的移动。 (3) 千差万别的人口的集中必然导致进一步的非个性化。
三、城市空间的变化特征
1.任何城市都是集中过程的产物。
伴随这一过程, 人口及其活动聚集到特定地区域。
在一定条件下, 人口及其活动的集中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优越性。 (1) 集中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2) 集中可以降低流通费用。 (3) 集中有利于促进学习, 刺激竞争。“但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 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2]。 (4) 集中便于融资。
集中还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优越性。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大城市的发展加速并加深了人们的现代化过程。大城市优越的科学文化设施和集中的社会生活条件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质量, 而且创造了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从而为人的素质的提高创造了前提。
随着集中过程的进行, 城市内部不断发生着一种分化与分隔的结构变化。城市生态学把城市里各人口集团的分隔过程叫生态隔离。城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财富等等差异, 相似的各集聚于特定地区, 与其它地区彼此分开, 关系比较疏远, 有的甚至存有歧视或敌对的态度。
专门化系指城市范围内某些地区被限于或集中于某种专业用途或特殊活动的现象。“当一个社区的人口规模达到1万至1.2万时, 其内部就具备比较细致的结构了”[3]。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 其内部的分化就更加精密。
2.“侵入”是指一种人口集团或专门活动侵入另一种人口集团或专门活动集中地域的过程。
侵入过程是所有城市生态过程中最普遍的一种, 只有某些未曾发生变化的城市才没有经验到或受到其影响。
3.“承继”过程是继侵入过程的不断发生而出现的。
随着一种新的人口团体或专门活动不断侵入另一种人口团体或专门活动的区域, 当这种新的人口团体或专门活动逐步取代原先的人口团体或专门活动而在该地区属于主体地位时, 承继的过程也就出现了。在中国, 由于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 城市空间结构及其变动有着自己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才开始显露出一些与社会区位隔离现象的萌芽。
四、城市的人文特征
城市的人口异质性很强。城市人口的异质性表现在几个方面, 如城市社会分工发达, 职业种类多, 就业结构高度分化, 造成城市人口在职业上的异质化;城市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不同, 收入也不同, 造成他们在财富上的异质化, 现代城市往往是花园别墅与贫民窟并存;城市人口接受教育程度也不同, 造成他们在科学文化素质上的异质化;城市人口来源不同, 造成他们在社会背景上的异质化, 其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等往往大相径庭等。
城市的社会分工复杂, 专业化程度高。现代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分工, 有不同的产业和职业。不同的职业一般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只有具备相应的知识与技能的人方能胜任。为确保具有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人和特定的工作岗位相结合, 在现代城市, 考试制度非常盛行。城市不仅分工细, 且不同领域都集中了大量的专门人才。这些人为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又成立了各种专业团体, 如律师协会、医师协会、教师协会、工程师协会等。
城市社会活动科层化。现代城市, 初级社会群体趋于衰落。邻里、街坊等在传统社会本属于初级社群的群体形式在现代城市变得名存实亡。家庭关系由于其在传统社会所承担的各种功能不断外化而受到削弱。城市居民的工作乃至日常生活等各种活动一般与正式组织相联系, 由其来安排与控制。科层组织规模大, 分工细, 其运作按组织章程规定, 特别注重形式化的程序。传统上依靠亲友、邻居便可解决的一些事务, 如搬家, 城市人一般选择形式化的组织, 如搬家公司。城市社会阶层趋于开放, 社会流动性高。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城市的职业等级结构, 增加了许多受人尊敬的职业和收入丰厚的职业, 并淘汰了极低报酬的体力工作;现代城市教育制度发达, 且接受教育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特权, 而成为人们谋生的必备条件, 因而, 教育机会普及。上述因素相应地提高了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现代城市的阶层结构由过去的蓝领阶层 (体力劳动者) 为主, 变为以白领阶层 (脑力劳动者) 为主。传统的等级森严的阶层体系在现代城市被打破, 其结果是出现了高速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又推动城市阶层结构的进一步开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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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3, 362-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