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流转机制（通用5篇）
城市化流转机制 篇1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新阶段, 推进以土地流转为重心的农村经营机制创新,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
一、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制约因素
1. 农村土地产权不清
产权清晰是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保证。由于农村承包土地的各项权能、权利边界模糊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是限制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权能不清主要表现在:一是承包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二是土地权益模糊, 没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的债权属性及如何在集体和农户之间具体划分等;三是土地承包权的性质界定是以政策为主, 土地权利的规定还没有被完全上升到法律高度。
2.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能够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当前现代农业发展迅猛, 一家一户的传统土地耕作模式已经束缚了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规模小, 效率低,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低;二是土地的产出率和收益率不高, 还在延续传统的土地经营方式, 仍旧处于分散经营, 缺乏规模化、集约化制约了农民土地的有效集中和专业化生产;三是缺乏各种合作组织的带动, 土地集约经营没有竞争力, 不能够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组织化生产, 规避不了生产的盲目性和市场风险, 弱化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3. 土地流转信息渠道不畅
没有创新流转服务体系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 成为限制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一是当前没有建立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代理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投资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二是土地流转缺乏运作的中介服务组织, 信息服务滞后。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 使得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受阻, 信息辐射面狭小,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三是管理监督薄弱, 农户间及农户与业主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多数是双方自行草拟, 合同具体条款不具体, 权利义务等事项设定不规范。部分草签了书面合同没有报告村集体经济组织, 更没有到主管部门备案, 合同监督执行不力。
4. 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
积极培育农村土地市场, 发展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是推进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成为限制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其表现在:一是流转中介组织在收集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价格等信息资料等方面工作滞后, 使得供需双方不能够获得可靠的市场信息;二是管理土地流转的职能部门还没有在市场准入、交易程序、权利义务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有形市场机制;三是缺乏符合规划的宅基地管理制度, 农村宅基地置换、有偿退出等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二、加快制度创新机制的对策
1. 加快确权进程, 明晰农村产权
认真做好做好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按照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通知》有关精神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确权核心及重点登记对象, 关键要在权属调查环节重点把关, 从实际出发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 培育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在做实土地流转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要加快建立流转土地评估机构和服务保障体系, 加紧出台政策配套扶持措施, 全面建立规范有序、信息快捷、网络健全、公平合理的流转交易市场;
3. 健全和畅通流转信息渠道
一是健全完善土地流转服务管理平台。在当前土地流转市场还很不健全, 城镇承载能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要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流转数量和方式的意愿, 认真做好细致的引导工作, 循序渐进地推动土地流转。二是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土地流转交易服务中心的职能, 设置交易大厅, 电子屏幕, 健全交易系统。通过农村信息员采集农民流转土地的信息, 汇总到交易系统实行集中统一发布、统一交易、统一签定合同, 使农村土地流转进入有序、公开、快捷轨道。三是为新型经营主体搞好服务。要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制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奖补政策。
4. 强化政策扶持, 加大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加大财政和金融信贷的用地扶持力度。整合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资金用于培育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和鼓励农村土地流转作出贡献的组织。金融机构应将把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作为信贷支农的一个重点, 给予实力强、资信好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一定的授信额度, 解决其季节性、临时性生产经营资金不足。二是制定完善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的配套政策。鼓励农民特别是外出务工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将承包地剩余承包期一次性流转出去。对承包土地全部流转出去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居民, 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政策待遇;三是完善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鼓励土地流转大户 (企业) 就生产的农作物、畜牧产品进行保险, 降低规模经营的意外灾害风险。
重庆农地流转引入信托机制初探 篇2
农业健康运行是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 而土地问题则是我国农村、农民及农业问题的核心。现有农地制度下的细碎分散式经营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和规模化, 与发展现代农业不相适应, 与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化道路导向不相符合, 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更加紧迫, 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亟待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1 重庆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缘, 北部和东南部分别靠大巴山、武陵山两座大山脉, 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地形沿河流、山脉起伏, 地势南北高、中间低, 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 构成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状态, 其中山地占总面积的59.8%, 而全市耕地面积为257万hm2, 仅占总面积的31.03%, 截至2012年末,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hm2。重庆的地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加上耕地资源少、人均耕地面积小, 农民的土地大多比较零散, 在管理、技术、资源利用等方面都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 不适应大市场交换, 使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与此同时, 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时人们不再满足于当前固守土地获得收益, 纷纷涌向城市, 致使农村出现大量闲置土地, 土地抛荒、撂荒问题严重;另一方面, 自重庆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 大量资本涌入农村, 在市场、政策和资源的多重拉动下, 各类资本开始抢滩农业市场, 农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的后劲十足, 土地流转成为了必然需要。
1.1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总体情况
据农经统计, 截至2013年6月, 重庆市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237.7万hm2, 其中:流转面积88.6万hm2, 占37.3%, 比上年末增加1.2个百分点;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70.5万hm2, 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集中度为29.7%, 比上年末增加1个百分点。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日趋增加, 规模经营集中度也在不断提高, 土地流转总体趋势向好。
1.2 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1.2.1 农村土地流转范围有限, 流转规模不高。
重庆具大山区、大库区、大城市并存的特殊性, 地貌结构复杂, 地形多样, 多以山区丘陵为主, 致使一些偏远山区农地基础设施落后, 交通不便, 农村经济不发达, 导致社会资本进入土地流转市场的后劲不足, 土地流转更多局限在本村村内的亲戚朋友之间;目前, 重庆土地流转规模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较高, 但相比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水平, 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1.2.2农民流转信息闭塞, 机制不健全。
由于土地信息流转不畅, 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发育滞后, 使的有转出意愿的农户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 而需要土地的人有找不到能满足要求的转让方, 从而导致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同时, 没有中介组织在农地供求主体间搭架桥梁, 致使交易成本偏高, 而农民始终处于交易谈判中的弱势地位, 阻碍了农地流转交易的完成, 从而制约农地健康有序地流转。目前重庆正在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建设, 截至2013年末, 全市已有31个区县、845个乡镇和村社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分别占涉农区县、乡镇和村的83.8%、89.1%、67.7%, 但是这些覆盖面仍然很窄, 建立起的中介机构机制仍不完善, 很多地方仍然一片空白。
1.2.3 地流转管理工作不规范, 纠纷隐患多。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不善, 承包经营权证管理的后续工作未跟上, 错填、漏填、证地面积不符、退地未收回承包经营权证、换证未收回原证、征占未收回承包经营权证、转让后未变更经营权证等情况均有存在;二是土地流转的行为不规范, 一些乡村组织受利益驱动, 违背农户意愿, 强行将土地反租倒包集中起来搞开发或借推进土地流转的名义不经审批私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侵害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自主权, 损害了农户的经济利益, 同时由于缺乏流转土地的监督机制, 致使土地流转签订合同得不到有序的指导和管理;三是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 流转过程中的法律要件不规范, 农地流转存在以“口头协议”代替局面导言, 即便签订合同也只是简单协议, 且格式不规范, 对流转涉及的双方责、权及利界定不清晰, 一旦发生纠纷, 也无从入手调节。
1.2.4 土地流转收益不合理, 农民参与流转积极性不高。
土地流转过程中, 农民最为关心的是土地流转后的收益。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传统土地耕作带来的微弱收益而倾向于走出农村, 使的土地转出的需求加强;另一方面土地转出的收益过低, 与农民预期相差过大, 又大大降低农民转出的意愿, 使的农民参与流转的总体积极性不高。土地流转收益不合理首先体现在流转收益的绝对数额上, 根据调查, 土地流转每667m2一年的价格在400~700元之间, 而根据重庆市统计局数据, 2012年重庆的水稻平均每667m2产量为483.26kg, 按照当前市价2.4元/kg计, 每667m2收入为1159.824元, 在不计补贴情况下, 按水稻75%的投入产出比计算, 每667m2农地1年的净收益约为869.87元。土地流转价格偏离其实际价值, 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转出的积极性。其次是土地转出收益差异大, 土地转出价格在个体和区域之间分配不均, 土地质量参差不齐, 流转期限及形式各不相同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地定价难度, 拉大了土地价格梯度, 使得农民更加质疑定价的合理性而不愿参与土地流转。
2 重庆农村土地流转引入信托机制的可行性
2.1 土地信托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基础
信托就是信用委托, 信托业务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律行为, 是由委托人依照契约或遗嘱的规定, 为自己或第三者 (即受益人) 的利益, 将财产上的权利转给受托人 (自然人或法人) , 受托人按规定条件和范围, 占有、管理、使用信托财产, 并处理其收益。而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农业用途以及坚持集体所有权和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 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 由受托人接受土地承包者的委托, 通过必要的程序, 将土地承包者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信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经营管理或使用且收益归委托人所有的一种土地流转方式。土地信托符合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关规定, 符合物权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的规定, 同时也符合现行信托法关于信托设置的有关规定。其中,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经营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该法中的“其他方式”表明了土地流转新模式采用的可行性。同时, 土地信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有绍兴模式———通过建立“土地银行”, 盘活农民土地, 推动企业承包经营, 利用土地区块化整合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龙岗模式———通过借助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将信托以资本形式介入, 推进土地流转股份化和生产种植规模化;益阳模式———通过建立土地信托流转中心和土地信托托管中心, 刺激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性, 从而加强土地流转。其他地区如福建沙县、湖南浏阳等也都进行了土地信托流转的实践, 他们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土地流转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这些都表明以信托方式实现土地流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2.2 土地信托制度的比较优势
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总体偏小, 现有的几种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在实践中各有缺陷, 而土地信托具有明显的特征和比较优势。土地信托的比较优势包括:
2.2.1 维护农民权益。
在土地信托期间, 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 移转给土地信托机构以收取信托收益的同时, 还可以摆脱土地的钳制从事二、三产业来获取额外的收益, 信托终止, 可以恢复行使承包经营权, 使农民的基本权益有了较好的着落。
2.2.2 提高土地流转效率。
专业化的土地信托机构和中介服务组织组成规范的组织管理形式, 采用较为科学的土地经营管理方法, 推进土地经营权依法、规范与经济流转, 使得土地流转更具效率和安全性。
2.2.3 提高土地规模效益。
土地信托将众多小块土地整合于土地信托机构, 土地由该机构经营治理或集中到有能力、有资金、有市场的种养大户和工商业主手中既可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运作, 又可调节土地结构, 增加土地产出量, 从而使土地发挥最佳效益。
3 土地信托流转机制在重庆推行障碍及对策分析
3.1 农民认知程度低, 以信托方式参与土地流转意愿不强
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 其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及其机制和模式选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参与到农地流转的农户来说, 他们对采取土地流转模式所持有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土地流转的效率。所以引入农地信托流转必须考虑到农民主观意愿问题。由于农地信托流转对于我国而言属于新鲜事物, 大多数农民对这种流转模式了解度和认知程度都较低, 所以要在重庆推行这一土地流转新体制, 必须首先从增强农民意愿着手, 让农民认清土地信托的含义及好处, 提高农民对新制度引进的认可度和期望度。相应的对策包括:一是地方政府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降低信用风险, 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农地信托流转法律法规, 增强老百姓对土地信托这一新模式能顺利推行的信心;二是必须加强有关土地信托流转的宣传和推广, 使公众尤其是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管理工具是如何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作用的。可以以当前已采用农地信托流转并取得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试点地区为参照模式, 进行案例宣讲来增强当地农户的认可度。
3.2 土地价格机制缺失, 农民流转收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 农民是否愿意在土地流转市场进行交易, 并不是取决于政府的意愿, 而是取决于出租、承租双方对其收益的权衡。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土地流转, 只要土地流转价格合理, 土地流转收益与农民预期相符, 农民就会有意愿参与到土地流转市场中去。而在实际流转中, 由于缺乏土地评估机构、土地融资服务机构、土地保险服务机构等流转中介机构, 致使农村土地流转无法开展定级估价工作, 集体土地缺乏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土地价格的形成和确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使得农民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 或得不到合理的收益, 如何做好价格调控和管理是规范未来土地信托流转市场发展的重点。
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市场, 为土地流转提供价格指导, 推进土地信托流转机制健康有序运行,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开展农用土地定级评估工作。各地政府根据地区情况, 依据土地的因素包括土地面枳、形状、土地肥沃程度、灌溉设施、区位条件等, 给出土地等级的标准, 为土地流转价格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制定土地信托流转价格标准。在农地定级评估的基础上, 结合当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国家土地政策等多种因素, 由政府对农村土地信托财产规定出不同等级的基准价格。三是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的建设。通过增加土地评估机构、土地融资服务机构、土地保险服务机构等流转中介机构, 推进土地定级估价工作顺利进行, 为土地信托流转供求双方搭架信息桥梁。
3.3 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发育滞后,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不高
目前重庆市不少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仍然主要依靠农户间自发进行或者当地政府推动进行, 不少区县和乡镇的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等服务体系不健全, 土地流转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信息覆盖面狭窄, 进而增大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成本, 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局限于小规模、小范围、短期性行为, 影响了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而土地信托的成功取决于建立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并提供完善的服务内容。所以为推进土地流转进程, 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有必要培育和发展相关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具体措施包括: (1) 由政府主导成立具有中介服务、信息传递、经营管理、监督管理等智能的农村土地信托中心。 (2) 以政府平台下的信托中介组织为基础, 成立农机、农技、劳务服务公司, 为农业专业经营者提供社会化服务, 通过这些服务公司来连接市场、大户和农民。 (3) 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减弱土地保障功能, 为土地信托流转者解除后顾之忧。
3.4 土地流转过程中监督体制薄弱, 经营风险较高
在土地信托过程中, 由于受托人 (土地流转中介组织或承租人) 的资金条件不具备、专业技能不足或投资不慎等原因, 往往造成土地信托财产不能增值或收益, 甚至发生亏损, 导致农民 (土地委托人) 利益得不到维护。而农村的监管机制又相对薄弱, 对土地经营权交易的监督职能和管理权限也未有明确的规定, 导致土地流转中的经营风险上升。对此, 首先应提高承租经营部主体的资质门槛, 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 要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 对准入和监管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其次, 建议设立统一的监管人制度, 规范受托人谨慎投资业务和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的责任制度。三是提高信托中介机构“土地流转信托”管理专业能力, 强化其自身素质建设和功能的完善。
3.5 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农地流转市场发展阻力大
通常具有较便捷的道路交通、较通畅的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的地方,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越丰富, 集中、连片流转农村土地的比例越高, 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水平越高。而重庆属于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丘陵地形, 具有连片的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 流转需求的加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对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阻力逐渐显现。为加快引进农地信托流转模式, 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政府应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农田建设和增强农业防御体系。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土壤改良, 完善田间配套设施, 建设高标准农田, 加强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两个体系建设, 增强对突发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对处置能力;二是要按特色农业发展规划好农田水利建设, 根据特色农作物种植区需要完善水电路工程建设;三是加强物流设施建设。随着土地信托流转模式的推行, 要求相应的配套物流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政府在做好通乡公路整治, 提升农村通畅率的基础上, 通过建设配套仓储冷库设施, 大力发展蔬菜、苗木等经济作物批发市场, 拓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前景。
3.6 集体土地产权模糊, 阻碍农村土地流转效率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城乡二元制度, 即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然而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并不完整, 除所有权外, 缺乏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从制度层面而言, 尽管国土资源部主导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基本对所有权完成确权, 但对土地流转的主要标的———承包经营权 (使用权) 的确权到户上仍进展缓慢。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是农村经济关系多重矛盾和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保护的制度性根源。为此, 建议确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登记, 建立农村土地产权显化机制。具体而言, 首先必须尽快建立我国的土地信托登记制度, 就土地信托登记作专门的规定, 从土地信托的客体、主体及土地登记的效力和土地信托登记程序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其次,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 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在确权、登记和颁证的基础上, 鼓励农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 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
4 结语
城市化流转机制 篇3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1) 数量不断增加。目前, 朝天区种植养殖大户174家, 其中畜禽养殖户132家, 蚕桑专业户20家, 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大户2家, 蔬菜专业户10家, 粮食种植大户4家, 林果业专业大户6家;股份制农场1家;股份制专合组织73家, 其中林果业专业合作社13家, 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15家, 种植专业合作社26家, 服务业专业合作社19家;工商企业租赁农民承包地投入农业特色产业基地建设5家。
2) 规模逐渐扩大。到2013年底, 全区流转土地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积达8 400 hm2, 其中非耕地面积5 266.67 hm2, 耕地面积3 133.33 hm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扩大规模12家, 如汪家乡蒋家村二组村民陈功华, 2012年种植魔芋0.33 hm2, 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2013年流转土地面积达到2.01 hm2, 魔芋种植面积扩大到2.34 hm2;李家乡陶园农场通过土地入股流转方式, 建成了以“土地为资本、农民为股民, 下要卯底、上不封顶, 利益同享、风险共担”的陶园股份制示范农场;剑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汪家乡易兴村合作, 建立了蓝莓基地超过10 hm2;宣河乡明兰养猪场不断扩大规模, 每年出栏仔猪4 000余头, 出栏肥猪6 000余头;盛祥牧业有限公司乔军肉牛养殖场经过两年发展, 每年可出栏肉牛100余头。
3) 效益稳步提高。根据统计, 2013年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18 383万元, 其中平均每户实现纯收入5万元以上。如汪家乡蒋家村二组陈功华2013年实现魔芋销售收入达30万元, 可得纯收入15万元, 养殖家庭农场效益增加更为明显;中子镇天野兔场年总收入可达100多万元, 纯收入在30万元左右;宣河乡明兰养猪场年总收入可达400多万元, 纯收入在60万元左右, 专业合作社平均每家年实现经营收入150余万元。
4) 带动能力增强。根据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择项目准确, 与产业发展紧密连接, 与市场有效对接, 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带动了产业发展。如2012年曾家镇石英村一组鄢金方种植魔芋0.2 hm2, 收入3万余元, 带动了该村魔芋基地建设;平溪乡严大姐蔬菜专业合作社, 经过几年的发展, 合作社成员由刚成立的30多户发展到现在的300多户, 带动了蔬菜产业的发展;平溪现代农业 (土鸡) 示范园带动了中子、宣河的生猪、土鸡和肉兔养殖场的发展。
5) 投入主体多元。一是家庭自主投入。这种投入一般经营规模小, 商品生产能力不强, 与市场连接松散, 经济效益低, 增收效果不明显。二是工商企业投入。由企业带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租赁土地投入生产, 生产规模较大, 与市场连接紧密, 经济效益高。如:广元市金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平溪乡通过租赁土地13.33 hm2建立蔬菜深加工基地, 年加工蔬菜产品16 354 t, 产值2 180万元, 实现收入656万元。三是农民股份合作。充分利用种养大户、营销专业户等联系范围宽, 信息来源广, 销售渠道多的特点, 组织农户通过土地、财物、资金等入股方式, 建立合作经济组织, 进行股份合作经营。如:羊木镇元溪村村民杨中成发起成立的“广元市朝天区忠诚粮油专业合作社”, 现有社员102户, 入股土地12 hm2, 入股资金100万元, 以种植高精粮油产品为主, 进行股份合作经营, 已初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员积极性较高。
2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的问题
1) 农民顾虑较多。农户怕丧失土地经营权, 怕流出的土地租金难收, 怕退回耕地时复耕难。种田不交农业税, 把土地作为获得补贴的筹码, 不愿意流转。
2) 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运作机制不健全, 缺乏中介服务组织, 信息不畅。土地流转价格确定缺乏科学依据。部分农户在流转土地时与转包方约定口头协议, 或签订的书面合同内容不完备, 权责利不明确, 甚至有的条款不合法, 不报耕地流转管理部门备案, 造成土地流转纠纷隐患增多。
3) 产业连接不紧密。一些举家外出的农户把土地托管给他人, 自然形成的种植大户, 耕地分散, 规模不大, 加之缺乏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 不进行科学规划, 随意种植, 现代农业科技贡献率不高, 没有与产业发展规划连接,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达不到提高效益、降低比较成本的目标。
4) 农村产权不明晰。一是二轮土地延包没有达到四川省政府规定的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四到位”的标准, 朝天区还有25个村2 130户没有给承包农户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二是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小水利等还没有进行权属颁证。三是产权共有人不明确, 二轮土地延包登记共有人员, 因户主子女结婚、分家, 外嫁的女子由于不在此居住, 就可能失去共有权, 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城郊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5) 缺乏扶持政策。有的干部担心土地流转到少数人手里, 工作难度大, 没有经验, 怕出问题, 引起社会不稳定。中央虽提出要大力探索, 但没有明确的扶持政策, 省、市、区也没有明确的发展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经营规模依然很小。
3 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建议
1) 加快确权进程, 明晰农村产权。中央提出5年内全面完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四川省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朝天区也在开展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工作。但是, 要完成此项工作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由于朝天区财力有限, 此项工作开展近一年, 仅完成一个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村建设用地、农村房屋产权、林权、小型水利、农村公路的确权试点工作。为了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步伐, 建议四川省出台对贫困地区倾斜的补贴政策, 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赋予农民更多的产权收益,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
2) 培育土地流转市场,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建立“政策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土地流转的运行机制体系。建立健全区、乡 (镇) 、村三级服务机构, 明确职能、职责, 规范土地流转。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供需信息发布系统, 发挥信息收集、传递和公开发布等基本功能。积极发展土地流转经纪人及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在确保流转过程公平、合理, 农民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前提下, 引导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力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参与土地使用权流转;探索城镇周边村组农民在社保、住房、就业等方面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 将宅基地流转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办法, 使农村土地真正成为实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资本平台, 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承载空间, 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保障条件。
3) 科学规划,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按照中央提出的“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 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 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在组织引导土地流转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 要紧密结合当地单位耕地面积小, 土地分散, 插花地多, 机械化作业难, 集中规模经营困难的情况。一是要与朝天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 二是要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 三是要与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有机结合, 四是要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农村集镇建设、道路交通建设等有机结合。如果通过规划, 到2016年末全区能够实现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达1 000家, 到2020年达到2 000家, 每家的总收入达50~100万元, 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将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收费公路经营权流转机制探析 篇4
关键词：公路交通管理,收费公路,经营权,流转机制
一、收费公路经营权
《公路经营权有偿转让管理办法》 (交通部令1996年第9号, 以下简称9号令) 规定, “公路经营权是依托在公路实物资产上的无形资产, 是指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对已建成通车公路设施允许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权和由交通部门投资建成的公路沿线规定区域内服务设施的经营权”。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中, 只有9号令对公路经营权进行了定义, 9号令之后, 业内相关法律法规均以收费公路权益为正式用词, 基本上不再用公路经营权一词。
笔者无法掌握相关部门用“收费公路权益”取代“公路经营权”的意图, 但仍认为用“公路经营权”更为合理,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 从产权关系上来看, 经营权相较于权益是更为普遍的用词;其二, 经营权是收费权、广告经营权和服务区经营权等一组权利的组合, 投资者获得这些权利的目的是通过经营获得收益, 经营权更能表达这种经济关系;其三, 按照产权理论, 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组合, 公路经营权是收费公路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的结合体, 而“收费公路权益”一词无法表示这种意思。
目前而言, 收费公路经营权主要是指高速公路经营者通过投资建设或受让方式获得的公路收费权、沿线服务区经营权、广告经营权、高速客运班线经营权等权利中的一种权利或由几种权利组合而成的权利束。
二、收费公路经营权流转的动力机制
1、公路基础设施市场化的要求
市场机制以产权关系为纽带,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 国家掌握公路基础设施所有权, 公路资产产权关系主要体现在公路经营权的流动上。但目前我国公路市场还不健全, 一方面大力引进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却限制公路经营权的流转, 不顺畅的产权流动机制给市场机制的引入带来了阻碍。公路经营权人获取了收费公路经营权后, 无论是经营方向发生变化还是企业出现财务危机, 都不能对公路经营权进行流转, 无疑会对企业的发展形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 准备进入收费公路产业的社会经济主体在获得收费公路经营权之前都会思量再三、权衡利弊, 以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因此, 公路基础设施领域要想真正引进市场机制, 让市场机制在公路交通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必须改革公路产权制度, 允许公路经营权在特定条件下进行流转。
2、公路基础设施产业化的要求
公路产业化追求的目标就是收费公路的“效益化”。公路基础设施具有网络性, 我国高速公路正在从彼此分离、互不贯通的零散状态向整体性、网络化发展。通过委托、转让等经营权流转方式, 将一个路网 (区域) 内的高速公路交由一个公路经营企业运营管理, 统筹考虑高速公路网络布局, 实现收费、通信、监控、服务区、救援等系统的合理规划, 形成合理的交通指挥调度系统, 有利于高速公路路网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 从而提高高速公路经营效率和效益, 促进公路产业化的实现。
3、公路交通领域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
流动是资本的天性, 资本流动的范围越广, 市场机制发挥的就越充分, 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资本流动和产权流动紧密结合, 通过产权交易的方式, 使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转移, 有利于社会资金投入到收益最大的行业 (企业) , 实现资本利用的最优化;还有利于更多社会主体和社会成员对某项产权收益的分享。收费公路产权流动主要体现为经营权的流转, 建立高效的流转机制, 有利于公路经营公司顺利开展资本运营, 实现公路经营企业的优化重组, 促使公路交通领域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4、是提高公路经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 允许交换的财产具有最高利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 通过自愿交换过程, 价格机制会使资源流向用途最大的购买者手中。若一个竞争者愿意出更高价格取得某条收费公路的经营权, 那是因为其认为通过经营该收费公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由于收费公路具有自然垄断性, 政府会对公路收费标准进行规制, 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因此我国收费公路特许经营过程中, 公路经营企业往往会以收费公路要承担社会责任为名, 要政府给予相应的担保和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公路经营企业经营成本、经营效率的高低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其收益, 必然丧失改进管理方法、提高经营效率的动力。与其如此, 不如削减相应的优惠政策, 允许公路经营权流转、在二级市场交易, 让市场机制在收费公路经营中发挥作用, 这样对经营管理水平低的公路经营公司不仅是压力而且是动力, 有利于提高公路经营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三、我国收费公路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障碍
1、认识障碍
长期以来, 公路作为公共物品一直由政府提供, 公路“社会公益性”以及私人资本“逐利性”的认识在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中根深蒂固, 他们认为经营性公路一定比收费还贷公路收费期限长, 发展经营性公路使用者负担更大, 会损害公路的社会公益性。甚至有的政府官员认为发展经营性公路实际上没有吸引到社会资金, 反而让投资者“空手套白狼”, 把国家宝贵的公路资源、土地资源等作为牟取暴利的工具。诚然, 实践中上述问题确实存在, 但不能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发展经营性公路, 而政府监管不到位、监管力度欠缺才是其根结。公路交通开放市场后, 对社会资本参与公路项目建设的进入机制、收益水平、权益转让、资金来源等方面的法规建设和监督管理不到位, 才导致了公路资源被一些经营者用来牟利, 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因此, 相关政府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应改变对发展经营性公路固有的偏见, 客观评价特许经营制度对中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给收费公路经营权流转、经营性公路健康发展扫清认识障碍。
2、市场发展水平障碍
(1) 市场中介缺失。公路经营权交易与普通商品交易有很大的区别, 其运作程序相对复杂, 涉及到多个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 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 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代理机构、法律咨询机构等。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公路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体系, 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情况的公路经营权流转都是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充当中介组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既当“裁判员”, 又当“运动员”, 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行政干预影响其他交易主体的权益, 从而失去中介服务组织应有的效率和媒介功能。同时, 由于公路经营权流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 公路经营权流转供给和需求信息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有效的传输,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公路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发展。
(2) 市场运作机制不完善。我国公路经营权流转的市场运作体系中, 股份制有了较大发展:目前全国已有将近20家公路上市公司;证券化在不断尝试之中;公路经营权抵押市场也逐步完善。但总体来看, 公路经营权市场运作机制还不完善, 公路经营权流转方式较少、产权关系不清晰、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跟不上实践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给公路经营权流转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重困难。
3、价格机制障碍
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由政府直接提供, 这种投资体制下只进行公路资产的实物管理, 而否认公路具有价值, 认为其不是商品, 割裂了公路所有权与公路经营权、公路经营权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1984年“贷款修路, 收费还贷”政策出台后, 公路的商品属性在理论界才形成统一认识。商品属性为公路经营权转让提供了理论基础, 公路经营权转让必然涉及公路转让价格问题, 这又促进了公路经营权价值评估和公路经营权价格机制的探讨, 形成了“以公路经营权评估价值作为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 并不得低于评估价值”的价格机制。
鉴于其无形资产属性和特许权属性, 公路经营权 (收费权) 价值评估方法在理论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多数人士认为应采用收益法;部分人士认为应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相结合的方法;还有少数人士认为应采用成本法。虽然《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确定了收益法为公路经营权 (收费权) 评估的统一方法, 目前中介机构在公路收费权转让时的评估中也均采用收益法, 但事实上, 在用收益法对公路经营权 (收费权) 进行评估的实践中, 也涉及诸如参数不确定等不少棘手问题, 面临着众多的困惑。
同样, 对于公路经营权 (收费权) 价格形成机制, 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看法。不少人士认为, 公路经营权 (收费权) 交易是市场行为, 而经评估得到的公路经营权 (收费权) 价值是公允价值, 公路经营权 (收费权) 交易应以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是合乎情理的, 也是必须的, 但是交易价格不得低于评估价值的规定就值得商榷了。有专家甚至提出, 如果说低于评估价值转让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 那么高于评估价值转让是不是就意味着投资者的损失?
公路经营权价格机制上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对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造成了错误的引导, 使其在公路经营权转让中患得患失, 担心承担国有资产流失责任, 阻碍了公路经营权流转的发展。
4、竞争机制障碍
目前无论是公路经营权初次流转还是再流转都存在一定的竞争机制障碍。在公路经营权初次流转中, 政府和投资者作为流转的双方, 本身就是不对等的主体。虽然流转合同建立在双方公平自愿的基础上, 对双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但是政府行政主体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双方地位不对等的客观存在性。在公路经营权的再流转中, 政府虽不直接参与公路经营权流转, 但公路基础设施的公益性要求政府公路经营权流转进行监管, 以保障收费公路社会效益的发挥。而政府部门在监管中往往出现越位现象, 针对公路经营权流转, 对各类市场行为干预过多、过强。与此相对应的是, 在公路经营权流转市场中的其他主体, 受“政府代表权利”思维的影响, 在市场主体意识和能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 无法摆脱政府干预,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政府干预的强度。政府干预过多、过强必然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影响公路经营权流转中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 甚至出现寻租问题和腐败行为, 大大限制了公路经营权流转实践的发展。
四、收费公路经营权流转机制构建
公路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各种障碍都严重影响了公路经营权流转实践的发展, 大大降低了公路交通领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现行体制下, 消除上述各种障碍, 促进收费公路经营权的顺畅流转, 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从上述公路经营权流转中的各种障碍产生的制度诉求来看, 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路经营权流转机制, 应从公路经营权流转运作机制和保障机制两个方面着手, 如图1。
1、公路经营权流转的运作机制
公路经营权流转运作机制是公路经营权流转的具体实施机制, 主要包括建立顺畅的流转渠道、创设内容齐全的流转方式。公路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公路经营权自由畅通的流转, 而我国《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公路法》都明确规定收费公路经营权不得再转让;2008年10月1日施行的《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虽没规定收费公路经营权不得再转让, 但也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转让, 致使收费公路经营权二级交易市场至今仍未形成, 流转渠道仍不畅通。因此, 公路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必须建立顺畅的流转渠道, 使得政府规制下公路经营权在市场上可以自由流转。流转渠道和流转方式是相辅相成的, 流转渠道的畅通需要科学的流转方式予以支持, 因此, 公路经营权流转运作机制的构建需要创设内容齐全、重点突出的流转方式。建议在公路经营权流转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大胆创新, 不断进行新的有益的尝试, 逐步建立以公路经营权转让、再转让为主, 委托代理、信托、抵押、入股、租赁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流转方式体系, 以促进公路经营权顺畅流转和公路交通资源优化配置。
2、公路经营权流转的保障机制
公路经营权流转的保障机制是运作机制得以良好运转的保障措施, 主要包括公路经营权价格形成机制、公路经营权流转契约制度和公路经营权流转的政府规制制度。
公路经营权流转中必然涉及价格问题, 针对公路经营权流转中的价格机制障碍, 应改变现有转让价格低于评估值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认识, 用立法形式或者行政规定确立转让价格可以在评估值上下一定比例范围内浮动;同时应加强研究, 对收益法涉及参数的确定、计算问题不断探索, 逐渐完善公路经营权评估的收益现值法。
公路经营权初次流转、再流转中涉及到不同的参与者, 应明确流转双方之间、流转方和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就需要流转契约。研究公路经营权流转契约的属性, 确立流转契约的基本框架并积极应用到公路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中, 不仅可以维护公路基础设施的社会公益性, 保障政府和公众的利益,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政府利用行政干预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 保障了公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 我们除了在公路经营权契约中规定流转各方、政府的权利、义务之外, 还可以规定公路特许经营的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办法, 这样既保障了公路投资者合理利润的获得, 又限制了投资者的超额收益, 避免了公路经营权流转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通过公路经营权流转在公路交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 优化公路交通领域的资源配置, 有利于提高公路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资本具有逐利性, 私人资本投资收费公路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在经营过程中有可能会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收费公路具有社会公益性, 政府是保障公路基础设施社会公益性的代表, 必须对收费公路经营权流转进行规制。应当通过行政规制和法律规制, 培育良好的公路经营权流转市场环境, 健全公路经营权流转市场行为, 促进公路资源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樊建强、徐海成:高速公路产业化及其产业属性探析[J].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4) .
[2]李伟: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 促国有产权有序流动[Z].第十届中国北京科博会论坛, 2007.
[3]姚晓霞:公路特许经营制度的分析与探讨[J].综合运输, 2005 (6) .
[4]审计署就收费公路审计调查结果有关问题答问[EB/OL].中国新闻网, 2008-02-27.
[5]周国光:中国路桥收费问题透视[J].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7 (4) .
农村金融与土地流转融合机制研究 篇5
土地问题作为当前农村经济的核心, 成为新一轮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浪潮中的热点问题。2014年, 安徽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达2, 931.13万亩, 而太湖县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产业化示范区, 在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方面具有典型性, 因此如何解决太湖县土地流转融资问题已成为太湖县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针对此类问题, 不同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周科 (2015) 认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在实际运行中, 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还存在着融资担保的法律障碍、抵押物处置难、社会性土地流转中介缺失和流转纠纷增多、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不完善及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自身缺陷等问题, 应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搭建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构建财政与农村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来消除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杨婷、叶琪 (2010) 发现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支持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但农村金融制度却表现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操作制度、政府管理制度、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制度等制度确实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因此创新新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支持土地流转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郑旭、张琴 (2015) 通过对新绛县、温江区、杨凌区和益阳市四个典型地区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个案分析, 比较了不同模式下金融支持农地流转中的制约因素,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更有效支持农地流转的政策建议。罗进华 (2005) 提出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生产规模经营, 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是相应要有大量资本投入, 依靠农户家庭经营的资本积累不可能创造这个条件, 因此必须对土地流转进行金融支持。目前, 我国农村金融在贷款数量、结构、制度设计方面不能满足土地流转金融支持的要求, 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在相应方面进行改革。
二、农村金融与土地流转的融合关系
(一) 农村金融与土地流转融合发展的意义
1、理论意义。
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实现土地流转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 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面临的贷款难、额度小、期限短等问题, 满足包括农户在内的各类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 破解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瓶颈”。
2、现实意义。
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组织体系,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的支撑体系与配套措施, 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推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土地流转与金融制度安排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二) 农村金融与土地流转密切相关。
金融支持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助推器, 市场化的土地流转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和参与。为完善农地使用权市场, 推动农地流转, 优化农地资源配置, 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相应的法规和政策, 从而促进我国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 同时为现代农村金融提供了契机。
近年来, 随着土地流转在农村经济工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政策也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金融机构是资金流转的核心机构, 也是农村经济的纽带。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资金配置是由金融机构完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村金融支持效率决定了土地流转融资效率, 在农村金融提供的资金支持下, 土地规模经营进一步扩大, 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随着土地规模化经营, 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农业发展质量有所上升, 从而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撑。因此, 农村金融促进土地流转经营, 而土地流转又会反作用于农村金融, 为农村金融提供经济支持。
三、安徽省太湖县农村金融与土地流转融合的动力机制
(一) 必然性。
土地流转是我国土地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基础上, 允许农户在一定条件下转让土地使用权, 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随着土地经营规模扩大, 将会带动整个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发展, 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客观上也带动了农户生产性的融资需求, 但是在金融支持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诸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制度不明确、农村信贷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支农业务较少等, 必须开发高端的金融产品,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拓宽融资渠道, 最终实现农村金融与土地流转的融合发展。太湖县作为安徽省的农业大县, 对于土地流转的融资要求高、需求大, 因此必须要积极采取措施来缓解太湖县土地流转融资问题。
(二) 市场需求。
太湖县作为一个集山区、库区和革命老区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经济基础薄弱, 自身可提供的资金少, 近年来为增加商业银行收益, 太湖县各商业银行纷纷减少乃至撤销在农村的网点, 土地流转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 太湖县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 但从事农业生产人员呈现偏老龄化、文化素质偏低的特征, 对土地流转的要求日益增高。同时, 虽然太湖县近几年第一产业GDP增速逐渐放缓, 土地流转程度低、进程慢, 但依然蕴藏着巨大的待开发潜力。
(三) 国家政策支持。
由于土地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明显, 加上全国各地土地流转融资问题突出, 近几年, 国家先后颁布和修订有关法律来支持土地流转,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2014年, 国务院颁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要求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 同时完善《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积极解决农户融资难题, 为土地流转融资提供法律保障。
四、政策性建议
(一) 建立农村土地银行, 开发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产品。
现阶段, 农村土地流转中非正式流转的比例很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交易市场不规范, 流转风险较大, 而农村土地银行实行市场化操作, 由市场机制调节土地供需, 产生合理的土地价格, 使农民自愿将土地存入银行, 规范土地交易市场。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政府和金融机构设计面向各个层次、各个产业的金融产品, 但是针对土地问题的金融产品却几乎还呈现空白状态, 太湖县应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 开发一系列适应土地流转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 以满足土地流转的融资需求。
(二) 规范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运行方式。
从贷款申请、抵押登记和债权实现三个部分严格规范农地抵押贷款, 完善农地抵押贷款操作程序, 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 使得农地抵押贷款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其次, 规范农地使用抵押贷款的运行方式有利于为土地流转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实现政府、金融机构、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 大力加强政府支持和引导, 科学合理确定政府角色。
第一, 与其他行业相比, 农地流转的回报率相对较低且风险较大。为保证金融机构提供持续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注资扶持金融机构, 同时建立稳定的风险补偿机制, 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从而促进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第二, 强化政策激励, 充分运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 加快完善地方法律法规, 健全相关制度, 有效破解农地流转的融资问题;第三, 政府过多的管理将会对农村金融和土地流转之间的良性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仍坚持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 建设服务型政府。
(四) 加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建设。
以有形市场为依托, 完善硬件设施, 加强政策信息宣传, 为土地流转提供正规交易平台, 促进土地流转发展。通过对土地价格、农地使用权凭证等进行严格审查,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大力发展土地流转中介机构, 缓解官方土地机构人员紧张的问题。同时, 加强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的金融支持, 建设为农民、中小企业等服务的涉农金融平台, 开展金融信贷业务, 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提供经济保障。
参考文献
[1]周科.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5.2.
[2]杨婷, 叶琪.土地流转中农村金融制度的缺失与创新[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1.
[3]郑旭, 张琴.金融支持农地流转:机理及制约因素分析——以新绛县、温江区、杨凌区和益阳市为例[J].农村经济, 2015.2.
[4]罗进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金融支持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1.
[5]康永亮.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4.
[6]江磊.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创新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0.
[7]周启清.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支持问题的个案研究[J].经济纵横, 2010.2.
[8]彭小云, 袁树勋, 梁美兰.冲破利益藩篱探索改革路径[N].中国国土资源报, 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