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象建构（共12篇）
城市形象建构 篇1
后赛事阶段的低谷期是大量国际赛事主办城市必经的发展瓶颈。作为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城市, 南京在城市形象建构上, 应该尽早筹谋规避低谷阶段, 合理利用“青奥”契机, 结合软硬实力, 打造“人文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构建“文化积聚”的青春古城。
一、稳固城市形象硬实力, 打造“人文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发展城市“后青奥”经济。奥运会后各城市经济的走势变化与全球经济形势和各主办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特点等因素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很多主办城市在国际赛事之后均出现经济“低谷时期”, 给城市形象建设和综合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南京市政府要以雅典、亚特兰大为鉴, 学习新加坡、北京的发展经验, 坚持发展城市后奥运经济。南京青奥会在场馆和设施使用上虽然厉行节俭, 却依旧需要结合“青奥”发展理念, 继续保持后期城市经济的稳步发展。
在具体措施方面, 南京要充分利用青奥会带来的投资吸引能力, 加强城府对文化产业和创新产业的资助扶持, 加快对青奥村及其周边环境的改造, 实现赛后场馆的功能多元;要充分利用申办青奥会的发展契机, 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完善城市的生态质量, 提升城市的名誉度和关注热度;要推进城市发展的结合之路, 维持南京青奥带来的辐射效应, 通过南京青奥会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 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带来的综合发展。
扩展城市休闲发展空间。现代城市空间的建构是由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共同完成的, 城市空间的通达性与识别性, 文化性与特色性是城市休闲空间的核心特质, 南京城市的休闲发展空间在青奥会之前经历了大规模的更新换代, 标准高严的体育场馆, 增容提质的休闲空间, 便捷惠民的交通设施, 为今后进一步拓展南京的城市休闲空间奠定了基础。
在后奥运时代, 南京应该进一步释放奥运场馆的功能, 结合体育、文艺、美术等多种形式, 在丰富奥运场馆功能的基础上完善青奥场馆的立体建设, 将奥运村打造成新的城市休闲空间。后青奥时代南京应该着力提升城市休闲空间的层次和质量, 回应并满足民众对休闲生活的需求。
二、提升城市形象软实力, 构建“文化积聚”的青春古城
在后青奥时代, 南京应该注意升级其文化资源, 围绕现代和古典两大元素, 将原有古典文化资源聚合, 形成诸如民国文化区、明清文化区、三国文化区等具有明显“符号感”的区域, 同时整合现代元素, 将紫峰高度、新街口商业度、南京眼现代感联合起来, 形成民众对南京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城市印象, 提升出南京城市的核心“印象符号”。
在具体措施上, 一方面加强南京青奥相关的文化旅游符号建设, 并充分结合南京特有的历史底蕴。对于南京而言, 其自然地理优势显著, 孙中山曾评其地有高山, 有深水, 有平原, 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 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其人文历史条资源也丰富繁多, 著名的玄武湖、紫金山等, 都是其城市名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文化符号的抽象聚合。在中国城市版图中, 以明清文化为核心的北京城, 以汉唐文化为核心的西安城, 以两宋文化为核心的杭州城都有高度提炼的抽象符号, 而南京的城市文化符号区分度不够明显。南京的历史资源丰富, 历史资源时间跨度长, 积聚性强, 但其城市的核心文化不够明显, 在弘扬历史文化的进程中, 政府的思路也不够清晰。因此, 加强南京城市文化符号的抽象聚合, 形成国内外民众对南京城市的鲜明印象, 对城市历史的独到理解, 对南京城市形象建设意义非凡。
传递南京现代青奥精神。南京青奥会的口号为“分享青春, 共筑未来”, 这其中既蕴藏了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 同时也饱含了南京市民对未来的期冀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 反映了南京融合古典与现代的多元化城市结构。青奥会给南京的城市形象增添最多的是“城市活力”与“现代化元素”, 因此传递南京现代青奥精神, 是南京城市形象建设与传播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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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建构 篇2
2011-08-11 10:40:46
李细珠
[中文摘要]秋瑾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她的革命家形象是通过多种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而建构起来的。秋瑾案引起的广泛的社会舆论，促成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各种民间的尤其是政府的纪念活动，使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获得了政治权威合法化保证；学术界的学术研究为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从小说、戏曲、话剧到电影与电视有关秋瑾的各种文艺形象的塑造，使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所有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诸种历史因素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关 键 词]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女权革命
[作者简介]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一、缘起：由秋瑾案引出的问题
秋瑾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象征，著名的女革命家，这是历史给予秋瑾一生革命贡献及其影响的确切定位。以往学术界对于秋瑾革命历史的本身，如秋瑾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秋瑾的革命思想及其革命经历与贡献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既以承认秋瑾革命家地位为前提，又是对秋瑾革命家地位的进一步肯认。但是，历史曾经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时，当时的一般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并为此与官府展开了激烈的抗争。
1907年7月15日，因受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案的株连，浙江官府在绍兴轩亭口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当时，一般民间舆论对于浙江官府制造的秋瑾案，从证据到性质，都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一方面认为秋瑾只是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而不是革命党人，另一方面认为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认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的冤案。[1]
民间舆论之所以敢于否定秋瑾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关于秋瑾本身。其时，秋瑾虽然秘密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积极联络革命力量，加紧进行革命活动，但是，她的公开身份主要是以归国留学生资格出任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南浔女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及其附设体育会的教员等职。更重要的是，秋瑾的革命尚在密谋状态，而没有公开发动。二是时代所致。当时清政府已公开标榜预备立宪，“庶政公诸舆论”① 是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中的说法，也是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得以发扬的冠冕堂皇的依据。浙江官府在处理秋瑾案上的种种作为，在民间舆论看来，均是野蛮的专制制度的产物，根本不合宪政制度下的法制规范。舆论甚至认为，即使秋瑾确系徐锡麟党羽而有革命党之嫌，因尚未发动，按理说也不应该如此草率办案。“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姑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只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只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2] 但浙江官府并没有按照“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来做，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举措，正是无视法制规范而肆意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完全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甚至生命权。“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3] 这是与以发扬民权为根本精神的宪政理念背道而驰的。由此，民间舆论进而怀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真实性，并对其宪政前途深感疑虑。“就今日皖变观之，毕现政府专制野蛮真面目，而后知乌头可白、马角可生，立宪竟不可期也。呜呼，政府将以此终古耶！”[4] 民间舆论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攻击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信心与前途，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显然，民间舆论以宪政精神为思想武器来否定秋瑾案，使正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处境颇为尴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历史的悖论在于：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而使其以革命家的形象名垂青史，但当时的民间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可以说，秋瑾虽然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先驱人物，但她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那么，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这是本文试图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舆论效应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秋瑾被浙江官府处死时，引起了江浙舆论公愤。虽然民间舆论对于秋瑾是否革命党人的问题总是闪烁其词，甚至对浙江官府公布的秋瑾革命罪案严词批驳，但事实上，通过舆论的大肆渲染，秋瑾的革命英雄形象业已初显端倪，并逐渐高大起来。
通过舆论的宣扬，对于秋瑾的形象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印象：
其一，秋瑾是学界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秋瑾案发后，一般民间舆论多以之为爱国新女性，因被徐锡麟案株连而惨死，大都深表同情。如《申报》云：“秋瑾女士曾至日本游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慄慄”。[5] 秋瑾“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6] 《南方报》称：“学界中人以秋女士实为女学界不可多得之人，名誉卓著，咸皆惨惜。”[7]
其二，秋瑾是女权革命的代表人物。《时报》相继发表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的来稿《秋女士传》和《纪秋女士遗事》，认为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的女权革命者。“女士平时持论谓：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8] 《申报》在发表《秋瑾之演说》时，编者特写文前按语，认为秋瑾所主张的革命乃“男女革命”，所谓“汲汲焉提倡女学，以图女子之独立”，其实并不是“种族革命”，而“今乃以种族革命见杀，论者所以冤之也”。[9]
其三，秋瑾是新时代女界革命英雄的代表人物。《时报》刊载明夷女史来稿《敬告女界同胞》称：“秋女士平日之宗旨，或主革命，或以他故而波及，俱不能深悉。„„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尠。欧学东渐以来，国民渐知民族的国民主义，大声疾呼，以救危亡，然皆出于男子，而女界无与也。女界之愚弱，仍如故也。故新学之士动谓我二万万同胞为无用，动谓女子为男子累。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尠。盖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何也？政府加之，人民即不得不公认之。然则秋瑾果系革命与否，不必深辨。而秋瑾终不能辞革命之罪，即亦不能辞革命之名。„„吾知继秋瑾之后者将闻风接踵而起，崇拜之，欣慕之，女界革命之传播，必速于置邮而传命，今日者特其起点而已。政府诸公果能举二万万之女子而尽杀之斯已耳，否则，民智大开，禁闭乏术，人人可以革命，即人人可以为秋瑾，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一秋瑾易杀，而千百秋瑾难除也。„„愿我二万万同胞人人心中有秋瑾之铜像，人人脑中有秋瑾之纪念，则秋瑾虽死犹生。”[10] 在这里，秋瑾是否革命党人的问题看似模棱两可，其实是不言自明的。秋瑾被清政府以革命罪惨杀，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女界革命英杰，她的死应当成为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
可见，在清朝官府宣布秋瑾的革命罪状和民间舆论予以否认批驳的过程中，秋瑾的革命家形象便自然地映现在人们的心目之中。
三、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政治权威合法化
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否得到革命党人的认同呢？答案是肯定的。
皖浙事变中，秋瑾与徐锡麟等革命志士的死难，不仅引起了一般社会舆论的震惊，更使革命党人深切关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16号以整页的篇幅刊登了徐锡麟与秋瑾的大幅照片。章太炎等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公祭秋瑾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章太炎还为秋瑾的诗词集《秋瑾集》作序。② 尚在奔走革命的孙中山曾对同盟会员邵力子说：“秋侠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他还指示陈其美回国营救秋瑾旧部王金发。[11]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撰《浙案纪略》，为秋瑾立传，详述秋瑾加入光复会及其在浙江的反清革命活动事迹。传末赞曰：“秋瑾席诸党人已成之业，发挥其手腕，改弦而更张之，未及三月，而难作，竟以身殉。记曰：‘谋人之邦国，败则死之。’秋瑾有焉。”[12] 显然，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革命党人，都肯认了秋瑾是为反清革命而殉难的英雄。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造就了英雄，英雄导引着革命。孙中山、周恩来等历代革命领袖人物对秋瑾革命事迹的褒扬，为中国民主革命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也使秋瑾的革命家形象得到政治权威的合法化认同。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曾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迹。1912年12月，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孙中山莅临杭州，在革命党人欢迎会上的演讲中称秋瑾为“最好的同志秋女侠”，并亲到西泠桥畔吊祭秋瑾烈士墓。据说，他还欣然允任秋社名誉社长，并挥毫题词：“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同时拟撰楹联一副：“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讨袁之役胜利不久，孙中山再到杭州凭吊秋瑾墓，称秋瑾为“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随后，孙中山又在绍兴各界欢迎会上演讲说：“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1918年，孙中山在所著《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再次把秋瑾与徐锡麟、熊成基等革命志士并称，褒扬其革命功绩。③
周恩来是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及革命胜利后，他也曾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贡献。1939年春，时在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回绍兴故乡，曾给表妹王去病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他认为秋瑾是一个带头打破“三从四德”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一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解放以后，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非常关心绍兴秋瑾纪念馆的成立事宜，并号召文艺界撰写有关秋瑾的文艺作品。1973年春，他在与王去病的谈话中，曾经明确地说：“秋瑾是资产阶级革命家”。④ 这是中共领导人对秋瑾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历史定位。
另外，吴玉章、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领导人，也曾为纪念秋瑾题词。1958年9月，吴玉章题词：“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秋瑾烈士永垂不朽！”1979年8月，宋庆龄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⑤ 1987年6月，邓颖超题词：“秋瑾女杰，坚强不屈，英勇就义，永垂不朽！”同年7月，康克清题词：“秋瑾英烈，光照千秋！”⑥ 这些题词，既是对秋瑾革命功业的颂扬，同时又时刻提醒国人深切缅怀秋瑾的革命业绩。
正是在一代代革命领导人的倡导下，各种民间与政府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使秋瑾的英名永垂革命史册。1908年初，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等人，将秋瑾的灵柩安葬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并在凤林寺开追悼会。稍后，徐自华又与南社诗人陈去病等人密结“秋社”，以号召海内。1912年，民国成立后，浙江省政府允拨西湖刘典祠归秋社，改修秋祠。在秋瑾成仁五周年之日（阴历六月初六日），秋社同人在杭州西湖凤林寺开纪念大会，并征集秋烈士遗物。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请都督府批准，将长沙市陈浞祠改建为秋女烈士祠。王金发等人还以秋瑾的号为名，在上海创办竞雄女学，以资纪念。1930年，浙江绍兴轩亭口建立秋瑾烈士纪念碑，由蔡元培撰写碑文。1957年，为纪念秋瑾就义五十周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刊发各种纪念文字和画刊。1958年，浙江绍兴人民委员会在秋瑾故居成立秋瑾纪念馆，由何香凝亲笔书写“秋瑾故居”匾额。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西湖畔重建秋瑾烈士墓，并用汉白玉大理石建立秋瑾雕像。⑦ 各种纪念活动，尤其是政府支持或主办的纪念活动，可以说是秋瑾的革命家形象得到政治权威合法化认同的保证。
四、学术研究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学理支持
由于秋瑾之死颇有轰动性的舆论效应，这使她迅速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人们关注她，纪念她，进而研究她。据不完全统计，自秋瑾去世至今近百年中，学界已发表研究和介绍秋瑾的学术论文与文章二百多篇，出版各种传记、年谱、普及读物及资料集50种左右。⑧ 这些对于秋瑾研究与介绍的文字，不但数量甚多，而且时间上连绵不断，有历久不衰之势。这是一般的历史人物难得享受的殊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与郭沫若论述秋瑾的文字，由于他们在中国史学界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文字确立了评价秋瑾历史地位的基调。1956年，范文澜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一篇回忆性的学术文字《女革命家秋瑾》，径称秋瑾为“女革命家”，认为：“秋瑾是中国历史上妇女的伟大代表人物。”“她认定革命是救国的唯一道路”，并“坚决走革命道路”。“她在轩亭口从容就义，用纯洁的血为中国妇女画出了一条鲜明的路线来，后来千千万万的爱国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队伍，正像秋瑾所希望的那样，为‘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13] 1958年，郭沫若为《秋瑾史迹》作序，称：“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⑨
范老、郭老充分肯定了秋瑾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贡献，因此慷慨地赠送她“女革命家”的称号。20世纪80年代初，几种重要的辛亥革命史著作，都着重描述了秋瑾在妇女解放与反清革命两方面的业绩，并对秋瑾作了类似的评价。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称秋瑾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卓越女英雄”。[14]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认为：“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一位杰出的女英雄。”[15] 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更是明确地认定：“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16]
大陆学者研究秋瑾的代表作当推郑云山、陈德禾所著《秋瑾评传》。该书通过详细论述秋瑾为反清革命、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充分论证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秋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爱国者。”⑩ 这是大陆学者普遍接受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台湾学者研究秋瑾的重要著作是杨碧玉所著《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作者在《自序》中说明，该书拟从政治心理学的方向探讨这样几个问题：秋瑾为何成为清末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秋瑾采用了什么方法与态度以达到其提倡妇女运动的目标及革命的理想？秋瑾何以能为革命而从容就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探讨，其对秋瑾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是：秋瑾是“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终其一生，她都在为伸张女权而奋斗，在为革命建国而努力，把妇女运动与排满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17] 这与大陆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所有关于秋瑾研究和介绍的文字，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建构了秋瑾从事女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本史实，从而从学理上支持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五、文艺形象的塑造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世俗化
秋瑾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作为清末革命女性的先驱人物，其行为确有不同寻常之处，且不论其主动与丈夫离异、只身赴东洋留学等惊世骇俗之举，即是日常生活方式，也颇为怪异而令人惊奇。“女士平日乘马驶骤，且作男子洋装，或送以目，或称为奇事也”。(11)当时，作为新潮女性的秋瑾被官府砍头，这更增添了浓郁的传奇色彩。这无疑是文艺创作的绝好题材。
据近人研究，在秋瑾就义后不久，《小说林》杂志就连续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和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其他相关题材的小说有静观子的《六月霜》、尚武静观自得主人的《女铜象》、红叶的《十年游学记》、哀民的《轩亭恨》、无生的《轩亭复活记》（后改题《秋瑾再生记》）；戏曲有悲秋散人的《秋海棠》杂剧、伤时子的《苍鹰击》传奇，尤以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和古越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最为著名。民国成立前后，文明戏时兴起来，鉴湖女侠的形象开始被搬上舞台，进化团和春阳社两家文明戏剧团首先演出《秋瑾》，随后新民社、民鸣社、开阳社、启明社等剧团也相继上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清末民初的各种小说、传奇、杂剧和文明戏，所写秋瑾故事，重点突出一个“冤”字，主要着眼秋瑾敢于反抗家庭而倡导男女平权的娜拉式新女性形象，所刻画的秋瑾形象尚不够完整、真实和高大。1936年冬，夏衍写出了第一个话剧本《**》，后在40年代改名为《秋瑾传》，才真正恢复了秋瑾不仅是女权主义者而且是民族民主革命家的本来面目。1940年，在吴玉章和徐特立两位革命老人的提议和支持下，“三八”妇女节时在革命圣地延安上演了四幕话剧《秋瑾》，对于塑造秋瑾的革命艺术形象更具象征意义。解放后，各种地方戏曲也相继上演秋瑾戏。1958—1962年，柯灵将夏衍的话剧本改编为电影剧本。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戏剧舞台更出现一阵“秋瑾热”：北京京剧院二团的《风雨千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二团的《秋风秋雨》、浙江歌舞团的《秋瑾》、杭州话剧团的《秋瑾》、江苏省昆剧团的《鉴湖女侠》、天津市京剧三团的《鉴湖女侠》、安徽芜湖市梨黄戏剧团的《鉴湖碧血》等，以话剧、京剧、昆剧甚至芭蕾舞剧等多种剧目形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秋瑾艺术形象。黄宗江、谢晋还根据夏衍、柯灵原著改编了电影剧本《秋瑾》，由谢晋导演，摄制了首部彩色宽银幕电影片，将秋瑾的艺术形象搬上了电影银幕。(12)1995年，为了纪念秋瑾诞辰120周年，浙江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拍摄了八集越剧电视连续剧《秋瑾》。有评论家认为：“电视剧所着力塑造的秋瑾这个光彩照人形象，是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18]
通过各种传统文艺形式的表现和现代大众媒体的传播，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
六、结论：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
历史人物研究中有一个近似于“马太效用”的现象：对于某个历史人物，由于某些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人们关注得较多，研究也较多，其形象自然会被逐渐放大，相关的历史记忆也相应地逐渐强化起来，因而可能在悠远的历史长程中占有难以磨灭的一席之地；反之，如果较少人关注，较少人研究，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被历史所遗忘。秋瑾有幸成了前者的一个典型。她去世至今将近百年，不但没有被历史遗忘，其革命家形象反而愈益高大，并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因素固然甚多，但关键的一点是颇有意味的，那就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秋瑾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潮流的产物。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这一点往往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但秋瑾案发后，随即成为舆论集中关注的焦点，个中玄机很值得考究。按理说，徐锡麟一举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并遭受“剖腹”且“先剜心祭酒再斩首级”的酷刑，[19] 其英雄壮举与牺牲之惨烈程度，都是秋瑾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徐锡麟身后的英名却似乎比不上秋瑾。究竟何以会如此呢？近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性别因素的作用，认为：“秋瑾作为女性而就义这一性别的因素，在使其死事迅速曼衍、掀起轩然大波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20] 的确，秋瑾以一弱女子与革命案件相牵连而遭到官府的杀害，当然更是破天荒惊天动地的故事。这一性别的优势，又实在是徐锡麟无法比拟的。
总之，在秋瑾去世时，各种社会舆论充分关注秋瑾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她的女性性别的特殊意义。秋瑾去世后，孙中山、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褒扬秋瑾，学术界研究秋瑾，文艺界宣扬秋瑾，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女性性别的特殊意义。老革命党人吴玉章给秋瑾的历史地位评价说：“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21]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注释：
① 民间舆论就秋瑾案攻击浙江官府的基本情形，参见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晚清社会与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08—248页；拙文《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1—44页。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233—235页。祭文与序文刊于当年的《民报》第17号，117—119页，1907年10月24日。
③ 以上参见《孙中山六论秋瑾》，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1—4页。
④ 以上参见《周恩来五论秋瑾》，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5—7页。
⑤ 吴玉章、宋庆龄题词，见《秋瑾史迹》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⑥ 邓颖超、康克清题词，见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卷首。
⑦ 以上关于纪念秋瑾各项活动的事实，主要参考陈象恭《纪念秋瑾活动大事记》，《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7—122页。按：关于绍兴轩亭口秋瑾烈士纪念碑建立时间，该书系于1920年，今据蔡元培《秋侠就义纪念碑文》（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辑《秋瑾史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5—6页）予以改正。
⑧ 资料来源如下：（1）陈象恭：《研究秋瑾文章史料目录索引》，《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123—133页；（2）晨朵：《1949年以来全国出版关于秋瑾的单行本著作一览表》，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193—194页；（3）余幼钦、林颖：《辛亥革命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49—1990）》，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677—682页；（4）《近代史研究》1978—2003年所载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5）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中国学术期刊网1994—2004年论文检索。
⑨ 郭沫若序，见《秋瑾史迹》卷首。
⑩ 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页。按：陈旭麓先生为该书作序，也充分肯定地认为：“秋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富有开创性格的杰出女性”，她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旗帜”和“中国民主革命领先的女革命家”。
(11)《越郡党祸风潮纪实》，1907年8月2日《南方报》。范文澜先生的回忆可为佐证，他说：“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她骑着马来了，我们跑到马左马右瞪眼看她，她也看我们。”参见《女革命家秋瑾》，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辑《秋瑾史料》，1页。
(12)以上参见魏绍昌《秋瑾的艺术形象永垂不朽——从传奇、文明戏到话剧和电影》，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512—53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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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陶成章．浙案纪略[Z].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3册[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64
建构城市记忆 篇3
关键词：城市记忆城市公共档案馆档案编研
城市公共档案馆作为保管国家和社会历史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在保存“城市记忆”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档案编研在传承“城市记忆”方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定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1、城市公共档案馆：保存城市记忆的“仓库”
1.1城市记忆的概念及构成要素。人们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城市记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城市记忆主要地体现为一种集体记忆。它在范围上区别于个人记忆、家庭记忆、国家记忆。仅局限于被某个城市中长期生存的人所共享的记忆。城市记忆以不同层面的个体记忆为基础复合而成，充分体现了社会整体对城市的客观认识和价值评判。”从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角度看，“城市记忆即是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历史认识。”“城市记忆是对过去城市整体的意象和意义的认知和重构。”广州市城建档案馆的王光玉认为，“城市记忆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形象表达，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可见的有形环境。包含自然环境，如地形地貌、森林水力、河流山脉等；以及城市建(构)筑物及城市格局，包括公共建筑、街区、公园、住宅等。二是城市无形的文脉。它是物质环境所载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组织制度等内部蕴涵。”
从构成要素上看，城市记忆由城市记忆主体与城市记忆客体材料两部分组成。城市记忆主体包括一切长期聚居于城市中的人，他们是城市历史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城市记忆客体材料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并留存下来的各种人体可感知认知的自然物、人造物，以及抽象的事件和观念，其中，地理景观、城市建(构)筑物、文物遗迹、民间工艺品、考古资料、档案资料等可视的有形的记忆客体材料以各种人体可感知认知的物质化形式而存在，而戏剧、音乐、方言、传说、民俗、信仰、传统工艺技艺等无形的记忆客体材料则往往通过概念、符号与特定行为来表达和传承。并且，这些无形记忆客体材料的形成与前者相比而言更具历史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在城市不断发展的历史现实中。有形与无形两种记忆客体材料往往相互交织并相互作用。城市记忆客体材料的形成和积累有赖于城市记忆主体持续不断地在时间(历史)和空间(文化)两个维度创造性地体验和发掘已有的城市意象。这种体验和发掘，有利于城市记忆主体不断寻找并确立起自身在城市集体中所处的位置，而城市生活的丰富性也依赖于城市人记忆和发掘过去的能力。
1.2城市公共档案馆是保存城市记忆的“仓库”。城市记忆就是为城市人所共享的城市社会的集体记忆，它是人们对城市环境及其形态要素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认同后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它以不同层面的个体记忆为基础复合而成，充分体现了城市社会群体对各种城市意象的主观体验和价值评判，是城市特色在人们心灵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烙印。集体记忆为城市人自我认知、确定自身与环境的关系、拓展经验空间提供了平台。同时，通过共享的符号和记忆将城市社会凝聚起来。城市记忆具有连续性、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使得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各城市群体共享。城市记忆作为一个结构相对稳定的统一体，从激发、成形到传承，需要城市主体对一些特定的城市意象、符号和概念进行长期不间断的交流和充分的共享。才能够克服城市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挑战。保存下来被人们完整地重复和共享。
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正是通过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得以保存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直到今天为止全部社会与文化信息的存储器和仓库。关于这一点，阿温特·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作了精彩的论述：“在原始社会。人类被迫把他们储存的共有的记忆和个人记忆放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储存在个人的头脑中。部落的长者、圣人以及其他人，以历史、神话、口头传说、传奇等形式，把记忆保存下来，并且用语言、歌咏、颂歌等形式传给他们的子孙……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记忆的障碍。它传播了群体文化。保存了系统的记录，建造了上千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的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储存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这种群体记忆构成了人类文明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档案馆正是这种记忆信息的储存、管理和传播的制度化体现。城市公共档案馆系统，即城市内所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档案馆，包括城市综合性档案馆、专门档案馆(如城建档案馆)、部门档案馆等。正是通过编研来筛选馆藏信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重组、整合，并以编研成品的形式提供给社会各方面利用。
2、建构城市记忆：城市公共档案馆拓展编研功能的契机
2.1从城市记忆的基本模式看档案编研。城市记忆遵循着从“记”到“忆”的循环模式。城市“记”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记忆客体材料以各种方式在记忆主体意识中留下痕迹，如实物留存、文字记录等。档案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其原始记录性，档案所承载的档案信息本身是反映社会主体实践活动最朴素的原始记录，是一种最为特殊的记忆方式。有形的记忆客体材料在特定的群体情景关系中转化为复杂的图式和符号，它们必须通过记忆主体的解码，才能在意识层面上产生作用，由知觉转化为观念。无形的记忆客体材料发生在行为主体的反复实践和体认中，如举行风俗仪式，通过记忆主体在行为上的重演，成为习惯、思维被有效地唤起并保存起来。档案编研的过程，就是档案编研人员预先对档案馆藏中能够反映和还原城市生产、生活的特定的情境关系的那些档案信息所包含的复杂图式或符号进行“解码”的过程。即使是无形记忆客体材料的反复实践和体认。也离不开档案信息的参考情报作用。
档案编研的过程还是城市“忆”的过程。城市“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记忆主体将客体材料重新置入现实脉络结构当中，再次成功识别和理解客体材料，并体验到其在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在“记”的过程中，如果有形记忆客体材料缺失、不能被记录下来，或者无形记忆客体材料不能得到主体重演，那么，记忆主体将失去参照，不能实现“忆”的过程，而原有记忆也会很快消失。城市公共档案馆内系统保存着城市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包括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形式在内的完整的原始记录，这种记忆以“单位”或“节点”的形式储存在档案柜里。然而，为城市人群所共享的城市记忆本身是多样的，甚至某种状况下是零散的，只是一些相对稳定的记忆的“碎片”。庞大而系统的档案馆藏在针对不同城市人群建构属于其本身的城市记忆时就显得大而无当、力不从心了。档案编研的灵活性特征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仅
从形式上来看，编研就包括大事记、档案文摘、专题档案汇编、摘编、专题概要、组织沿革、口述历史等，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通过馆际合作、跨省区域合作，甚至跨国合作来摆脱档案馆藏对编研工作的限制，收集各种各样的档案信息为城市记忆的建构提供丰富的“原料”，然后，档案编研人员依据特定城市记忆共同体的需求，再对原料进行筛选甄别，将档案信息内容进行重组、整合，并以成品的形式提供给社会各方面利用。
2.2从城市记忆的建构过程看档案编研。“城市记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的系统。系统各层级间以立体式、有机的方式相互重叠、彼此交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共同发挥作用。系统变化过程中经历增长、缩减，也伴随着变形、扭曲的活动。城市的集体记忆系统以一个由城市市民构成的集合体为基础，其中进行记忆的是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系统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通过历史性的过程建构起来。在时间的联系与发展中，系统借助于现实观念和规范对集体记忆框架进行反思，当城市的记忆客体材料不断地被加以追溯时，记忆行为主体吸纳了更多的现实性因素进入其中，记忆客体材料从而得到新的阐释与体验。由此可见，城市的记忆过程并不是一个对过去的复制或恢复，而更体现为由现在开始，指向过去的一种主动建构过程。”城市记忆建构为公共档案馆编研功能的拓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途径。城市记忆建构的过程使档案编研人员能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处于历史变迁中的城市与人，并为正确处理城市历史延续与发展问题提供更多新的观念与途径。档案人员通过编研对城市记忆进行建构的过程，类似对电影剧本的改编，相同的故事人物和情结由于不断受到新的理解与启发或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而呈现出新的涵义。当然，档案编研人员的这种主动建构过程，必须在反映城市历史变迁和保持城市历史延续性两方面保持适当的平衡。正如刘易斯·科瑟在《论集体记忆》的导论中指出的：“那些在现在的路标指引下描述过去的人，一般都会意识到历史既是由变迁构成的。但也包含了连续性。……尽管现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则更是如此。”因此，这种因档案编研人员主观原因导致的城市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倾向可以依赖丰富、齐全完整的馆藏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作为支撑，通过确定的档案编研原则来加以消减和遏制。
3、以城市记忆建构为取向的档案编研应遵循的原则
对档案编研工作而言。城市记忆的建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编研人员只有遵循必要的编研原则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3.1集体性原则。城市记忆建构是从一种集体性的视角为城市历史的延续与发展进行诠释。城市自身并不会记忆，城市记忆的塑造和维持需要城市记忆主体的力量和认同。“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其实，城市公共档案馆作为这种社会存储和解释机制的一个重要部门，一直以来都在扮演着城市记忆保管员的角色，只是档案部门并不自知，只是近年来才开始关注它而已。但是。一旦档案部门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立刻就展现出了极大的社会责任与专业热情。城市记忆更多地反映出一种集体功能，公共档案馆正是代表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全体成员来管理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档案的。因此。档案编研人员在对城市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必须尊重集体全体成员的意志，不能从狭隘的自我主观意识出发，也不能只考虑孤立的个体和小集团的利益，要以城市集体人群有价值的城市日常生活为基础，关注城市记忆主体的心理体验。进行城市历史的阐释与解读。
3.2原真性原则。原真性是《威尼斯宪章》确立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普遍性准则。宪章开篇即指出，“传递历史古迹原真性的全部信息是我们的职责。”“对于一件艺术品、历史建筑或文物古迹，原真性可以被理解为那些用来判定文化遗产意义的信息是否真实。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代表遗产创作过程与其物体实现过程的内在统一关系，其真实无误的程度以及历尽沧桑受到侵蚀的状态。”“保护各种形式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要基于遗产的价值。而人们理解这些价值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与这些价值有关的信息源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对这些信息源的认识与理解，与文化遗产初始的和后续的特征与意义相关，是全面评估原真性的必要基础。”档案是城市记忆客体材料中最可靠、真实的信息源。同时，档案编研人员应当注意，档案等城市记忆客体材料是在一个由特定的人、物、事件等因素限定的背景中形成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解释留下痕迹。这个背景赋予了城市记忆独特的意义。其含义始终无法脱离这个背景而获得正确全面的解读。因此，档案编研人员在构建城市记忆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分析档案文件形成的背景因素，综合考虑档案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能为追求档案编研作品的风格和自我展示而不惜以牺牲档案文件之间的关联性、连续性为代价，对档案文件中城市记忆的要素进行随心所欲地拆卸和重新组合。或者是片段简单复制和无限拼贴，这将导致档案编研活动最终背离城市的历史情境，背离档案原始记录的根本价值，形成一种对城市记忆现实的虚构，抹煞了包含在档案原始记录中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3.3整体性原则。整体性保护原则源于意大利对历史古城博洛尼亚保护的实践，即“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1974年召开的欧洲议会上。被确定为更新城市历史街区唯一有效原则。整体性原则强调的是一种活的记忆，一种文化传承，不只是关注历史建筑物，更重要的是反映当时居住于其中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现实，忠实记录和反映不同时期的城市肌理。因此，档案编研人员在建构城市记忆时，关注的对象不能只局限于古老的建筑物，更应当是对整个城市生活的记录、反映和传承。以此反观我们当下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就不难发现，城市记忆不等于城市建筑物的记忆。构建城市记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仅仅单独依靠城建档案馆或综合性档案馆的力量，甚至仅仅依靠城市档案部门现有的资源和力量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整合现有的城市记忆资源，加强与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沟通、合作与交流，在广泛收集显性记忆客体材料的同时，努力发掘隐性记忆客体材料，尊重并建立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整体上还原城市肌理，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给城市留下活的记忆。
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篇4
媒体形式是公众对大众媒体传播介质对于事物再现的整体认知。大众媒体传播的机构与人都是属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被看做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大众媒体机构对另外一个被看做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人的整体认知, 媒体形式也就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但是, 与之前两个所不尽相同的是, 媒体形式相对而言是比较抽象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传播者实体系统, 而另外一个则是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系统。从开放的复杂巨型系统观念来看, 媒体形式不但具备普通系统所具备的一般特点, 而且还具备了许多的独特性特点, 以下就是根据传播者形象与媒介再现形象所做的简单的分析了解。
2 媒介再现形象认知的类别
在当下, 大众媒体传播在公众获得信息等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 依据一定程度来看人们大多是利用大众媒体来了解社会与世界的, 因此, 尽管媒介再现形象这一术语不一定会被使用, 但是在群体、组织、个人等其他的传播主体对于媒体的形象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些目光中, 不仅有关注国家的, 还有关注政府的;不但有关注相关负责人形象的, 还有关注一般的行政官员的;不仅有关注某个行业的, 同时还有关注男女比例的, 以及一些关注社会底层人民尤其是进程务工的农民工,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人对典型人物持续关注的。可以说这些关注点覆盖了媒体再现形象的大部分方面, 展现出了百花齐放的一派美丽景象, 有理论分析, 也有方法研究, 不过仍然没有触及到分类的方面。根据群体、组织、个人和其他相关事物和媒体的关联, 同时根据非公众人物、部分公众人物、完全公众人物的划分, 理论上更加支持将媒体再现形象概括为被动媒体再现形象、部分主动媒体再现形象以及主动媒体再现形象这三种。
2.1 主动媒介再现形象
就是指一些媒体再现的形象对大众传播的控制力与巨大影响力, 在形象的再现和塑造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而媒体对这样的影响的改变和塑造基本毫无能力, 仅仅是被动的再现。部分的强力组织与完全公众人物归属这一类。
2.2 部分主动媒介再现形象
就是指一些媒体再现的形象对传媒所有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而媒体对一些形象的再现同时具备着独特的主动性, 其中部分的群体、组织与部分公众人物等形式归属于这一类, 比如典型形象的媒体再现形象。
2.3 被动媒介再现形象
就是指某些媒体表现的形象基本上不存在对传媒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在媒体对本身形象的表现中位于十分被动的地方, 同时从其他角度来看, 媒体对这些形象的再现具备积极的主动性, 比如媒介对下岗职工、农民工和自然形象等的表现归属与这一类中。
3 媒介形象建构的标准
3.1 公信力标准
媒体的公信力对大众对于信息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着。我们所说的媒体公信力, 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权威度。媒体权威是媒体形象的基本标准, 不过却并不是惟一的标准, 也就是说其不能决定公众的选择。部分权威力不够的媒体, 常常销量和收视率都很高。这种情况再小报中尤为突出, 这些媒体的主要内容就是八卦与娱乐, 而这类的报道, 对公众来说只是娱乐, 并不需要太高的权威, 做到好玩就足够了。不过对与那些正规媒体来说, 权威力就是公众对其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 权威力不够, 媒体形象难以建立。权威力是正规媒体的地基, 是娱乐媒体的水平线。媒体权威在不同媒体形象中所表现的不同权重能够全面的表述中央电视台的双重形象以及公众对央视形象评价的“倒置标准”。中央电视台不但是具备国家主流电视台的公营媒体形象, 而且因为媒体市场化, 有许多的栏目都向着娱乐性的商业电视台的媒体形象靠近。这两种媒体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 难以融合, 冲突强烈, 而当下却被强制融合到中央电视台这个强大的标志中。公众长此以往受中央电视台的媒体形象的惯性影响, 习惯性的将中央电视台看做是“严肃的国家媒体”, 所以对其的期待与要求也一直以权威力为基本标准。不过在实际的评价中, 因为中央电视台本身形象的“二元对立”造成了公众对其形象的认知冲突, 导致了一些现象的出现, 公众对中央电视台的形象开展评价时会多次改变评价标准:把亲和性和娱乐性当做标准来评价严肃栏目, 得到其娱乐性不足的评价结果;把严肃性和公众性当做评价娱乐节目的标准, 得出其严肃性不足的评价结果。混乱的形象评价干扰了公众, 中央电视台的双重形象和公众在进行评价时的“倒置标准”对于两者而言都是考验。
3.1.1 议程设置与媒介公信力。
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是源于公众理所当然的把媒体公众议程、政策议程和媒体议程这三者混为一谈。所以当着三种议程达到统一时, 公众就会以为媒体是具备权威力的;假如这些议程出现了偏颇, 媒体对于那些在社会中已经大规模传播的资讯, 已经形成的话题“视而不见”时, 受众自然就会开始怀疑媒体的权威力。
3.1.2 文本框架与媒介公信力
除议程设置以外, 文本框架能不能公平公开也影响着媒体的权威度。详细到所有的议程, 本身也包括许多的属性, 例如每篇文章的文本内容以及框架结构, 其在媒体中的位置与篇幅等等。同样的文章采用不同的框架结构, 所达到的权威度是不同的。媒体常常利用文本框架来表现立场。假如某个媒体机构总是选用一种“偏向”的框架结构来构造和定义媒体议程以及新闻文本, 而这个“偏向”与公众的期待认知相背离的话, 公众就会质疑其的权威度。
3.1.3 不良广告与媒介公信力
不良广告就是一些损害国家与民族尊严、违背公共道德、危害公众身心健康、欺骗误导受众、违背合法原则的广告信息, 大体包含低俗广告、违法广告、虚假广告等。这类广告通过媒介传播到社会上, 不但危害了广告业本身的权威度, 同时也危害了报刊等媒体的权威度。不良广告始终是媒体权威度的主要杀手, 在公众对媒体形象的评价中, 广告通常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某个媒体传播的广告越多, 公众就越容易产生这样的评价:这家媒体唯利是图, 只追求经济效益;假如又有许多的不良广告, 公众就会普遍认为其权威度差。
3.1.4 有偿新闻与媒介公信力
有偿新闻是指媒体内部员工确实相关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 私下钱财收受而导致新闻报道产生畸形的现象。有偿新闻是很恶劣的情况, 严重危害了媒体的权威度。
3.2 亲和力标准
亲和力是媒体形象的又一标准。亲和力就是媒体可以使公众形成亲近的愿望, 使公众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共享的感觉。媒体形象也就是建立在这种差异和相似的基础上的公众与传播者间的意义共享。促进公众接受的前提是相似形, 保持公众兴趣的则是差异性。媒体形象建设中的亲和力是指公众在媒体机构提供的形象中能够发展和自身相契合的影子, 而差异性则是对媒体形象的强调。
亲和力并没有被放到评价媒体形象的判断标准中, 其立足点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共享, 这种共享和交流是不同于价值判断的标准。例如英国的《太阳报》, 就是在权威方面不够, 但是在亲和力等方面指标很高的, 源于其在意义共享上有很大成就。和媒体权威度与销量以及收视率间的关系不同的是, 媒体的亲和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体的销量与收视率。是媒体和公众间的长久性的“符号系统”, 媒体的亲和力属于双方间所存在的一系列有利于共享意义成型的话语系统。也就是“我按照你想要的方法说给你听”以及“你所说的就是我希望的”, 媒体的亲和力的基础是公众, 媒体在开展形象塑造时要找到公众的心理趋向以及心理的交点, 并不是将外来的东西强制公众接受。
3.3 整合力标准
媒体整合力就是说媒体作为“组织者”, 把社会上的众多信息资源集合到一起, 在系统的整合以后, 产生全新的生产力;利用整合形式, 使媒体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哥哥方面。媒体整合力就是媒体发展到某个过程后通过社会干涉现实的表现, 也就是媒体扩张权利的表现。媒体整合力就像是双刃剑, 一方面能够为媒体创造更多的社会影响力、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同时使媒体在公众心中塑造形象。但另一方面, 公众就会依据“整合”来定义媒体和其功能, 如果媒体难以承担这些功能, 公众的期待就会破灭, 对媒体的形象塑造造成严重影响。而且,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媒体整合的长远发展, 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其他社会系统的运行, 就会打破社会内在系统的运转。
参考文献
[1]宣宝剑.媒介形象内涵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8 (03) .
[2]郑琳.以媒介公关塑造媒介形象[J].青年记者, 2008 (17) .
大学生创业者形象的媒介建构论文 篇5
【摘 要】近年来，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和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扶持的大背景下，媒体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报道也不断增加。本文旨在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形象进行分析，挖掘在媒体的报道过程中所塑造出的大学生创业者形象的特点及不足。
关键词 大学生创业者 媒介形象 《楚天都市报》 《武汉晚报》
一、研究目的
近两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被媒体喻为“最难就业季”。而在普遍就业难的情况下，近年来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在此背景下，媒体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报道也不断增加，使其创业活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笔者发现，目前国内从传播学角度针对大众媒体对“大学生创业者”的个体形象构建的非常少，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在就业难和国家扶持大学生创业的大背景下，由媒体所塑造的大学生创业者的个体媒介形象是怎样的，从微观角度探寻由媒体呈现给广大受众的“大学生创业者”的形象。
二、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1）目标媒体：《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武汉有100多万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作为在武汉市内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纸媒之一，《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对都市话题报道较其他报纸更加集中，其对于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也更多，更全面。
（2）时间范围：选择1月1日——月5月31日期间的每个周二、周三、周五为研究时间段。
（3）分析方法：选择《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中的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新闻，共得出了120个以创业的大学生个体为报道重点的新闻作为样本。
2、类目构建
（1）报道形式与体裁：新闻报道形式分为社会、科教、经济，题材是消息、通讯、专访等。
（2）报道对象及创业从事行业：是男大学生是女大学生？是个人还是群体？教育水平及所读高校？大学生创业个体所从事的创业活动在哪个行业？哪个产业？
（3）报道倾向：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对大学生创业的个体案例所持有的态度，支持、反对、还是中立？
（4）创业结果：大学生个体创业的结果是成果、失败还是只是进行了创业，有没有效益还是不得而知。
（5）报道语言：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用的语言、文字有何特点，什么词语出现频率较高，标题制作有什么特点？
三、研究结果
1、报道形式与体裁
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中，科教新闻所占比例最高，共有93篇报道，比例为77.5%；其次是经济新闻，比例为15%；社会新闻所占比例最低，为7.5%。
而报道体裁上，在《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中，消息有90篇，通讯有18篇，人物专访有12篇，其所占比例分别为75%，15%和10%。由此可知，目前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消息上，而消息由于其字数和版面限制，必然使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倾向于创业活动本身的简单报道和描述。
2、报道对象
如表1所示，在两份报纸的大学生创业者报道中，男大学生占较大比例，达到52.5%，说明男大学生由于其性别和生理等因素更易于在创业活动中占得优势。值得关注的是，由大学生群体组成的创业团队占到了37.5%的比例，也说明媒体在报道大学生创业时，对男生和团队某种程度上更加青睐。
如表2所示，在报道中大学生创业者的学历水平上，绝大多数的创业者都是本科在校生，也有15%的肄业或退学的大学生也在报道中得到呈现。
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985、211高校的大学生创业者与来自独立学院和高职大专的大学生创业者在报道中各占了37.5%，但通过二者对比发现，二者在创业内容上大相径庭，985、211高校的大学生创业者更倾向于在高新技术和互联网产业上，而高职大专的大学生创业者则集中于相对“低端”的服务业及零售业。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如表4，笔者发现两份报纸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中，对大学生的创业活动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是高新和互联网产业，主要是如微信、微博营销创业等所占比例为30%，而与表3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从事这些高新和互联网创业的大学生大多来自于985、211高校，并且所学专业也大多与互联网有关。
我们也发现了作为传统的创业活动，销售和服务业各占27.5%，共计55%。值得注意的是，从事这些行业的创业大学生多为独立学院或高职大专学生。
3、报道倾向
如表5可知，在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中，总的来说，正面评价和中性评价占绝对优势，比例为97.5%，正面评价为82.5%，这些正面评价的新闻报道主要包括创业动机、创业活动项目以及收益，负面倾向仅有2.5%，这说明记者的态度是支持大学生创业，这也与近年国家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有关。但是，在对大学生创业者报道中，记者的感情色彩比较浓，大多数报道都集中于报道创业取得的成果，这也可能会对国家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的看法，以及大学生更趋向于创业产生影响，而其效果还有待观察。
4、创业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中，赚钱的大学生创业者占绝大多数，有70%都是通过创业盈利的，而亏本的只有3个。从这一反差可以看出，媒体在对大学生创业的报道上存在着较强烈的倾向。与报道倾向于正面相同，对大学生创业的结果也是倾向于正面的结果，也就是大学生通过创业实现了盈利。但是同时，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到底有多少，其创业活动是否具有持久性，媒体对此的报道却寥寥可数，媒体在对待创业活动时，并没有树立“理性创业”的报道观念。
5、报道语言及标题特点
通过对两份报纸的分析，笔者发现媒体在对大学生创业进行报道时，其报道写作语言以及标题制作存在着以下特点：
（1）标题着重突出“大学生”和“创业收益”两个
关键词，如《大学生热销樱花饰品月入过万》《学中医的大学生网店月利润过万元》《大学生办家教中心，月入万元》《创业团队买男袜，7天收获8000元》等等，类似的新闻在标题制作上都突出了大学生的身份和收益的数目，甚至形成了“某某大学生从事什么创业，月入多少多少钱”的标题形式。
（2）在导语上，由于消息占多数，导致记者要用最简短的话语描述创业活动，样本中的新闻基本都在导语中完成了三要素：大学生创业，从事什么行业，盈利多少的介绍，通过导语基本可以知道整个大学生创业的基本情况。
（3）在报道语言上，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中，记者大多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倾向。由表5可知，大多数报道都是正面的倾向，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报道中经常出现“月入”，“热销”，“开办”等词，而这些词汇，通过媒体的放大，也成为了一般社会大众对于大学生创业者的看法。
四、总结与建议
《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大学生创业的实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社会舆论的作用。但是通过样本分析，也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大学生创业者的报道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值得改进。
第一、报道中，大学生创业的结果多为实现盈利，其报道也多围绕如何创业而展开，这很容易给读者造成刻板印象，将大学生创业与成功、盈利、赚钱等联系起来。李普曼认为个人既有的成见或头脑中的图像，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刻板印象是一种简化和类型化的认知方式，对某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认知忽略其个体差异，而把群体特征加诸于个体。①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议题的不平衡性很容易影响到大众对大学生创业活动的认知，认为大学生创业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盈利的。所有报道中，反映大学生创业失败的案例相对较少，而事实是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创业必然会经历非常痛苦的磨练，而媒体对此的报道也是少之又少，值得改进。
第二、通过《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的报道可以发现，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报道存在着标签化的现象。②对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学生创业报道都在刻意突出“大学生”的身份，很多创业活动本身并不具备新闻价值，但因为“大学生”的身份导致其登上报端，无非是为了吸引眼球，使人们对大学生创业者产生了固定的印象。
第三、《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对大学生创业的报道有着“标题党”的现象，也就是在标题中有两个“突出”，即突出“大学生”和“大学生创业行业”。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新闻价值的需要，另一方面，刻意地进行突出，无疑使大学生创业活动本身的意义被冲淡，仅仅起到博人眼球的效果。
第四、在报道内容的倾向方面，虽然客观报道占到一定比例，但正面报道仍然是对大学生创业活动报道的主流，片面报道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案例和盈利情况只会导致更多的大学生盲目的进行创业活动，如不加思考自己是否适合创业，其结果必然导致大学创业渐渐背离初衷。③
参考文献
①周文，《“90”后媒介形象分析——以扬子晚报为例》[J].《新闻窗》，（2）
②董小玉、胡杨，《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形象构建》[J].《新闻界》， （2）
城市关系共同体何以建构？ 篇6
王国伟先生的著作《城市化的权力傲慢》，正是通过对城市以及艺术、文化、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解读，透过遮蔽我们双眼的种种空间假象，揭开与我们纠缠在一起的城市化问题。当我们面对城市各类触目惊心的现实困境时，显然需要这种敏锐的思想和感同身受的叙述，并从中催生我们对体验的进一步理性感知。
丰满的城市体验依赖于关系的产生和持续，而这需要大量的细节作为基础，它们主要依靠人的距离型感官（如眼耳口鼻）来发觉。因此，空间对于人的知觉而言尤为重要，而一座城市的空间营造，则直接影响着其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对于城市环境而言，空间建构首先所要处理的，就是自然、人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当这三重元素能够彼此融合，一个理想的城市关系共同体就有形成的可能。
正如本书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城市环境构成的核心元素，“是城市街道两侧的日常性人际交流”。一个城市的主体建筑单元，基本是沿着街道展开布局的，建筑、人和街道，形成三位一体的城市基本内容。因此，街道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构成城市的交通路网。在街道中，人们与同伴并肩，与偶遇的熟人寒暄，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人们在行走中观察着这个城市的细节，“闲逛者”充分运用感官，在感觉中时而融入、时而独立于沿街的建筑群。在观赏街景的过程中，人本身就成为街景的重要内容出镜，并成为链接城市各种元素的活性中介。
然而，我们现实面对的却是低级城市化所带来的“千城一面”的平庸街景：难称宽敞的机动车道，狭窄的人行道，被汽车尾气和烟尘笼罩的绿化带，以及一排排沿街伫立的综合性建筑。当街景只剩下单调和枯燥，道路之于人的意义就只在于快速通行，道路也就变成空心化的物质形式。事实上，原本是为了追随速度而不断拓宽的车行道，并没有给人带来速度的快感，反而，人们对街道敬而远之，失去了日常生活固定场所的实际功能。
所谓“城以盛民”，城市生活经验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在于人群的集合和活动。融入和参与的积极性是自我生产和强化，因此城市人总是倾向于聚集。真正舒适的空间，是既邀请更多的人停留并加入，又能鼓励人延长身在其中的时间。犹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曾提出的“边界效应”：当人背靠建筑物立面或绿化设施时，既可以减少暴露在空间中带来的不安全感，又可以清楚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并及时作出反应。这样的边界效应，可以给人带来安全的心理暗示，人才会驻足并放心地逗留。空间边界细节的安全性建构和能享受到的空间的开阔性视野，才能满足人对城市街道空间的复合性需求。
反观我们的城市，伫立在街道两旁的大多数是商业性建筑或者“下铺上宅”的公寓式住宅。同道路一样，沿街建筑也只为快速通过的功能意义服务，它们并不能提供鼓励自由行走和停留的边界区域。当行人难以舒服自在地“停下来”，当机动交通的鸣响盖过了人声，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简单集中都无法达成，倾听、交谈和进一步的共同活动又如何可能。本书中《何时能找回那份行走的殊荣》一文，便通过对欧洲传统的“林阴大道风格”和美国式的“汽车大道模式”的比较反思，表达了作者对城市化过程中严重忽视人行走的权利的城市规划的否定和批判。
实际上，林阴大道与汽车大道之争，可被视为两种现代主要城市模式之别的缩影。在“步行城市”中，慢速度将时间体验延长，小尺寸则将空间距离缩短，因此城市和建筑中的细节处理非常重要，人们的面容和姿态同时也能得到很好的观赏。这些丰富的细节建立起了“碰面”的意义，从而才有人的感受、交流，进而是参与、活动，整个城市也因此显得生动；而在“汽车城市”中，情况却恰恰相反，快速交通模式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时空形态。为了满足高速行进中的车内人的视觉要求，建筑类型趋同、标示牌和广告牌不得不被建成尺寸夸张的庞然大物，而那些一闪而过的景象注定还是面貌模糊的。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人无法获得适宜的视听体验，直接交流的尺度也就随之萎缩。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大都市建设基本都委身于“汽车城市”的行列，在对速度和效益的追求下，现代工业化精神催生出了具有可复制性、可置换性的街道建设模式，仅仅用为街道命名的方式难以避免人们对不同街道的混淆。同时，大多数街道的名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街名也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时常变动。街道原本清晰的地方意义表达已经弱化，人们对于街道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的，难以形成具有可识别性的城市意象，整个城市的面貌也难免模糊不清，城市空间的精神向度更是无从谈起。正如本书中“文化决定城市的高度”标题所揭示的：城市的总体形象，不仅仅是由物质空间营造，更由精神图景所呈现。在城市空间对意义进行生产的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赋予建筑和城市以独特的精神向度和基本性格。在此方面，中国古代的空间营造称得上是一种典范。无论是房屋、道路、城墙还是桥梁，无论是艺术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中国古代的土木营造都以“和”的理念为共享的思想资源，讲究自然和人伦和谐关系的勾兑。对宇宙整体面貌的追求，以及调和折中的中庸态度，早已刻入中国文化的传统脉络中。这使得中国古代的空间构型尤其重视对“关系”的处理，它既包括“天人关系”，也包括了“人际关系”。
简而言之，“天人关系”意在协调自然万物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国传统文化素来在意“自然”所带来的诗意美，人造物一定要能被自然吸收，与万物完美融合。因此，与西方思想对功能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执著不同，中国人追求的是“宇内大同”的空间理想。“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易经·系辞》）就是我们对于生存空间最素朴的期待。可以说，建筑是一种满足实际需要的形式，它作为一种事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因此呈现出丰盛的日常性。因此，建筑的存在会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调整。而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制式是木结构，相较于西方古典建筑所采用的石材，木材更易损毁，但也意味着更易修复和调整，甚至原址推倒重建。而由建筑作为骨骼的城市本身，也遵循着相同的生命原则。中国古代的大城市往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统一布局建成，其发展紧紧跟随着整个王朝兴衰的鼓点，朝代更迭往往导致政治、军事甚至经济重心的转移，这也足以导致一个繁华大城市成为弃子而逐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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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建筑和城市的性格中蕴含着“便于生”的古老智慧。只有兼具灵活性和通用性的空间设计，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合乎使用。而当空间不再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时，即是可以进行调整甚至完全抛弃的。正是在中和的思想下，城市空间在中国人心中承载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
作为中国传统和典型的建筑—四合院，最能体现中国空间图式对“人际关系”的关照。由四个正方位的建筑组合围住中央的一个露天庭院，四围的房屋既满足了居住层面私人化的要求，又以中央的开敞区域保证了公共活动和人际交往。户内私密空间和户外公共空间，被纳入同一个四合单元中。再通过大大小小的单元组合和嵌套，空间的开放性和私密性也可以转换或者叠加。这种四合空间的意义，是一种鼓励交往的空间，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在这样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空间中，每家每户的日常活动的展开具有极大的重叠性和交互性。步行、逗留、玩耍，这些都为人们相互搭话和交谈提供了机会和便利；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的交往环境，则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续和稳固。这就像一个微型的城市空间。尤其要重视的是，无论是中国传统建筑，还是当代意义上的城市，人文尺度的建立，需要合适的距离设定，如果距离失当，城市就失去了交流的基础。
因此，自汉至唐，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采用的也是一种四合式的“城坊制”：城内有由墙合围的坊，坊中设内街。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古代的市集也充分体现了四合式空间的优势。整个坊市四周合围的屋舍是固定商铺，中间的开放区域则用于开市后摆放摊位，进行商业买卖，正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以说，四合式的空间单元，已成为中国古代土木营造的基本单位。大到整个城市，小到单体建筑，中国古代的空间设计和构建都紧紧抓住这种带有宇宙图景的意义精髓：四方和合。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带有浓厚中国式“人情味”的四合式空间形式，如今为何从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中消失了？这还得继续从“坊市”说起。自坊市出现后，其区域就是被严格圈定的，在没有商业活动进行的地方是不允许出现商铺的。从《周礼》中的《冬官考工记》中可以得知，早期的商业区域被设置在行政中心的后面，以便官员管理。而在坊市外围相对的两角处，更有负责市场管理的官吏相向而立。然而，到了宋代，为了满足私人工商业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商铺也不得不由向内变为向外，最大程度地吸引和方便顾客。坊墙被冲破，城坊制解体。掌权者不得不作出让步和调整，着力制定规范市场行为的准则和制度。商业区域也从行政地区中解放出来，多被放置在市民居住区的中心位置。随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活跃，商铺逐渐摆脱区域限制而在所有的街巷中蔓延开来，形成了我们如今非常熟悉的城市街景的雏形。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古代商业的发展使得四合院式的空间单位被打破，但这并没有动摇中国人空间蓝图的基点。自上古时代开始，无论是伏羲八卦、文王八卦还是河图、洛书，呈现的都是一种平面的空间图式。这种水平向布局最后逐渐形成了最为典型的中国空间格局：北向为尊，南北轴线，平面五方。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最直接依赖于视听经验，而人最自然的运动就是水平方向的行走，因此人类知觉也是与此运动相适应的。“脚踏实地”的在地感，成为人际感情的生根发芽的沃土；平视的目光易于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亲近感由此而生；以自身为中心点的环视，则为人提供置身和融入环境的体验。在这种水平图式中，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精髓，以及空间体验之于“关系”的重要性。
然而，当狭小封闭的电梯和逼仄的楼梯间取代了开合有度的庭院和通路，这意味着狭窄的竖向视域开始主导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人往往只能作为底点向上仰视，无限延长的视线将带来敬畏感和疏离意识。城市人情感的形状似乎也在不断地被拉长和窄化，最终纤细到无法承受亲密关系的重量。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垂直空间指向，早已在巴别塔、哥特教堂那直指苍穹的姿态中得到诠释。只是那时的“神人”之别，已经延展为现代的“人人”之别。
差别、个性、独特……这些正是现代化最引以为豪的遗产。西方启蒙之剑披荆斩棘，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狂奔突进，要将“人文主义”的旗帜插满高地。作为西方古典建筑的最高尺度，“神”的形象已经在人的权力欲望面前迅速矮化，宗教的神圣光环被大机器之手打碎。横扫一切的现代建筑，信奉的是“物”的神话。现代空间可被视为一整套“物体系”的产物：同质物构成“模式”，以适应工业时代对标准化操作和量化生产的要求，通过机械复制性达到投入最优化和产出最大化；异质物则形成“系列”，排列和组合成为市场上的制胜法宝，通过营销策略保证产业链的形成和扩充。因此，“世界名画”作为流行装饰物出现在各家各户的客厅，自具情态的水乡成为面目标准的“江南古镇”……商品化正以其不可逆的力量，牢牢钳住城市空间建设的喉头。在资本急速前进的潮头，是欲望之舟索求无度的风帆。一切都是“被展示的文化”，惯例和特例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正是对于“不同”的追求，使得我们在本质上“相同”。
这就是现代性所编织的进步神话的悖论，它带来的只能是虚伪的“丰盛”。尽管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精致的物品塞满，我们所体验到的却不是满足和充实，而是过度和拥挤。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生存和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冰冷的钢筋水泥只能构造亲密的假象，根本无法完成带有体温的拥抱。精神的焦虑、紧张和压抑，已经成为城市人的生活常态。我们已经无法从现代都市“人造的安全感”中获得庇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浓度被粗暴地稀释，彼此守望的传统邻里关系在高楼公寓的缝隙中苟延残喘。内向型的熟人社会，已经被外向型的陌生人社会取代。然而，即使是陌生人之间，也总是需要一个搭话的机会来展开交谈，这种机会往往产生于他们进行相同的活动时，比如因为同一件事情并排站着或者坐着时。在具有街头音乐传统的西方都市，陌生的人们还能以驻足欣赏音乐为契机，开始一番愉快的谈话。然而在中国的城市中，能让陌生人群共同停驻的典型时刻，恐怕就是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时。
这是一个让人“无话可谈”的城市，其空间建构仅余“形”和“饰”，不再产生关系，不再演绎文化，也就无法构建出一个理想的关系共同体。现代城市人容易对自己身处的城市缺乏认同和归属感，一种流离失所的彷徨困扰着现代“异乡人”。因此，面对一大批公共性大型地标建筑的落成，市民们缺乏热情的回应也就不难理解了。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在城市空间建设和转型的这幕大戏中，缺席的不仅仅是观众，还有演员。如今，中国市场已然成为西方设计师逐鹿的场所，国际名声意味着占得先机，名利双收又催动了西式话语权的建立和稳固。市场价值的偏移不仅生产出无数建筑垃圾，更带来了“城市审美沦陷的文化灾难”。中国自身的艺术感觉仿佛已经麻木，对市场被占领、机会被掠夺的暴力，本土设计师也毫无还手之力。面对决策者与出资人的二元结构，文化和资本的合力，以及政治、经济和技术权力的博弈，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建筑多也缺乏文化个性，粗暴的模仿乃至复制已经成为基本业态。难怪王国伟先生在书中慨叹：“在这个高水平游戏的场域中，我们缺席了整整一个时代，不但遗憾而且悲哀。”
中国的城市，如何能在全球化浪潮对现代城市的均质碾压中成功转型？中国的当代设计师，又如何能在西方理念和风潮的围堵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现代空间的暴力不断蚕食着都市人的共同体蓝图，我们依旧不能丢失对城市进行再想象的能力。
城市形象建构 篇7
评价理论是对系统功能语法三大纯理功能中的人际功能的发展与延伸，与语境相结合，依托语篇文本，系统化理论化地揭示语言的人际意义，为受众理解说话人于文本之中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架起桥梁。评价系统包含三大次系统：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同上)，三大次系统贯穿语篇始终并提供说话人向受众传播信息、表达思想的平台。
1.1 态度系统
态度是说话人情感、观点和立场的直接表达，任何语言符号都是说话人感情表达的载体，这种感情表达依据语义不同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同上)，且每种感情都有肯定否定之分。其中，情感系统是核心，“情感表达的价值在于它可能是说话人对某个现象采取的姿态的最明显的表现”(胡壮麟、朱永生等，2005)。判断系统从伦理学角度界定，说话人表达对人及其行为或赞扬或批评的个人态度。鉴赏则从美学领域欣赏和看待人和事物，表达对语篇、过程和自然现象的评价(参考马丁等，2000)。
1.2 介入系统
介入系统是针对这种感情在语篇中的呈现方式，即感情表达的手段。巴赫金(1981)认为言语交际都具有对话性，语言使用者不同程度地借用他人已表达的内容以传达自己的思想，期待受众对此作出反应。
1.3 级差系统
级差系统加强或减弱说话人表达态度和介入语篇的程度，它本身并不局限于某个次系统，而是贯穿整个语篇。从语义上说，级差系统在整个评价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调节态度系统和介入系统的高低渐变。
2. 评价理论中的秦皇岛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通过媒介传播形成和发展，而媒介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语言手段。本文以秦皇岛市市委宣传部制作的城市宣传片为语篇研究，从评价理论三大子系统出发，探讨该语篇资源所建立的城市形象。
2.1 态度系统中的城市形象
本语篇中态度三大子系统中鉴赏系统比例最大(61%)，判断系统次之(37%)，情感系统所占比例甚少(4%)。鉴赏系统阐明说话人对所说事物的评价，凸显所说事物的价值，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的欣赏。秦皇岛城市宣传片将鉴赏系统最大化旨在向受众展现秦皇岛的魅力，烘托这座城市的整体价值，以吸引受众并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达到城市宣传的目的。
(1) Qinhuangdao is a city with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s and convergence of various industries.(反应)
(2) It is a beautiful seaside city with fantastic blue sky, green land, clean sea and golden beaches.(反应)
判断系统分为社会认同和社会制裁两种。秦皇岛城市宣传中，说话人完全依赖社会认同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并赢得他们的认可，为受众呈现了一个独具特色、与时俱进的秦皇岛;展现了秦皇岛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多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及蕴藏的潜力，激发受众的好奇以达到与受众取得共识的目的：
(3) Qinhuangdao is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high and new-tech industries...(特殊性)
(4) As a co-host city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it has successfully held the relay of the Olympic flames and 12Olympic football matches which have attracted the eyeballs of millions of world’s football families.(能力)
2.2 介入系统中的城市形象
介入系统在本语篇中以单声系统呈现，因为单声，即说话人自己的声音呈现给受众中立、客观，事实性的效果。
(5) If we compare the Great Wall to a flying dragon, then where Qin Huangdao is located should be called the head of the dragon.
宣传片的目的是向受众全方位展示秦皇岛的城市形象，单声系统的使用则提供说话人自己的立场，表面看上去未容纳其他声音的存在，实为从对话的角度最大限度地缩短与受众的距离，使构建出的城市形象更易被受众接受。“should be called”单声系统的使用使语篇更具有说服力，更易被受众接受，从而延伸语篇的对话性。
2.3 级差系统的城市形象
级差系统贯穿此宣传片的始终，调节说话人构建秦皇岛城市形象的强弱，马丁等(2000)指出，态度意义最重要的特性是等级性，情感、判断、鉴赏都涉及高低、强弱之分。同时，等级性也是介入系统的普遍特征，说话人对事物收缩扩展自身声音或另一种声音以调节主体间态度，因此，级差系统作为三大系统的核心出现频率最高，在本语篇中，级差系统出现49次，是秦皇岛城市形象构建的重要资源。本语篇作为整个城市的宣传片未使用级差系统中的聚焦是为了给受众传达准确清晰的城市形象，让受众印象深刻，从而接受或认可说话人的观点和立场，这也是说话人大量使用级差系统的目的之一。
语势体现在强化和量化两方面，强化是对强度的判断，是说话人情感介入的标志;量化涉及实体，加强态度或介入系统的强弱：
(6) Qinhuangdao is increasingly active in friendly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强化)
(7) In recent years, the city has successfully held many large-scale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量化)
强化的出现加强了说话人从正面构建秦皇岛在友好交流上持有的态度的形象，较之单纯的情感表达更能引发受众的注意，取得受众的认同，从而达到构建城市形象的目的。量化的使用加深了受众对秦皇岛形象的认识，表明秦皇岛作为旅游城市在文化、体育等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
3. 结语
本文以马丁等人的评价理论为出发点，通过对秦皇岛城市宣传语篇文本的分析，证明了评价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在分析语篇资源上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从语篇策略角度探究城市形象构建的语篇方法和途径。
通过评价系统的分析，秦皇岛的城市形象跃然纸上。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以其独具特色的魅力彰显勃勃生机与活力，承载文化传承和科技、经济发展的重任，蕴涵无限发展潜力，成为集生活、工作、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都市。
参考文献
[1]Bakhtin, M.M..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lated byC.Emerson&M.Holquist) [M].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2]Martin, White.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English[M].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5.
美丽河南网络形象建构研究 篇8
(一)美丽河南网络形象的内涵和本质
“形象一般来说是主体在客体心目中相对完整而稳定的印象”。[1]营销学上,“形象”应具有“标志性”、“评价”及“期望”等信息和功能。“形象”是一种无形资产,在商品经济中,产品形象的建构有三个维度:知名度、公信度和美誉度,这三个维度的提升将会对目标消费群体的购买和消费行为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传播渠道有人际传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碑效应”,而更大更广泛的渠道主要在传统的报、广、电等媒介和互联网新媒介中开展,营销形象建构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建构媒介形象。
河南形象作为一种地域形象,存在于三个层面:实体层面、媒介层面、认知层面。在网络传播视域下,实体是根本,媒介是主要手段,认知是结果。形象的塑造是从实体形象,到媒介形象,再到认知形象,最后在公众头脑中形成整体、固定的印象和观念,产生认同和作为,这才是实现形象建构的全过程。
美丽河南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软河南”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是指河南的生态美、社会美和人性美在网民心目中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和认知,这其中既有美好现实的展现和感染,更有广大网民通过接受信息、参与讨论形成爱护家园的共同认知,拿出实际行动,成为美丽河南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全社会,乃至国际上进一步扩大影响,达到构建形象的目的。
(二)美丽河南形象的重要作用
1.塑造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有助于增强政府和网民的互动,凝聚人心,提高吸引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提高政府网络问政、施政能力,消弭官民不信任心态,增加互信,提高舆情危机处理能力;2. 有利于提升河南媒体特别是在网络传播方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强与省外、国外网络媒体的联动能力;有利于提升美丽河南形象,有助于展现河南的实力、美丽和魅力,提高旅游、投资、务工和定居的吸引力,优化河南的生态、发展环境,加强与兄弟省市就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交流和借鉴,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二、网络传播视域下美丽河南形象的构建路径
(一)加强河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形象的根基
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包含生态美、社会美和人性美。生态美是塑造美丽形象的基础,首先要加快河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和部署,出台《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2013-2017年)》,使河南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大地更加生机盎然,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为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更加优美和谐的生态环境。[2]出台《河南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在全省构建生态经济、资源保障、环境安全、自然生态、生态人居、生态文化体系等六大生态体系。[3]要将生态效益和绿色发展纳入干部考核制度,增加生态文明在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中的权重,树立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加大追责力度。
其次,加快河南生态省建设,提高生态建设质量,重点打造生态景观、生态廊道、绿色围城,提升生态文化品位、保护环境,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生态建设的经济调节机制,通过绿化、美化展示生态城市风采,不断提高绿化质量和生态品位,为建设创新开放、富裕文明、平安和谐、生态宜居河南作出新的贡献。
再次,打造河南“美丽交通”,努力建设“绿色低碳交运体系”,逐步把河南交通打造成为集约、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交通”,治好城市病、交通病、污染病。要转变传统的交通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不仅重视道路修建,还要注重道路养护,把规模、速度与成本、质量和效益统筹兼顾。深入推广、应用节能减排项目,如“八挂来网”“、太阳能供电技术“、中原绿色客运新干线”和“照明节能工程”等节能减排项目,淘汰老、破、旧和高耗能、高排放车辆,更新、改装天然气客车,积极推动出租车和公交车油改气、混合动力改造。郑州市BRT公交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或混合动力,新乡市投入100辆纯电动出租车投入运营,这都为交通节能减排产生了积极意义。[4]
最后,创新发展“美丽乡村”,把生态和宜居有效融入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加大乡村生态亮点建设力度,打造一批现代农村时代精神教育型、休闲观光和养生写生型、农事农趣体验型、民俗文化体验型特色乡村生态资源,如建设洛阳重渡沟和郑州樱桃沟等生态、宜居、旅游乡村,形成品牌效应。加快乡村环境治理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绿化、美化和亮化工作,全面改善生态环境。
(二)善用网络媒体塑造美丽形象
1.要媒介联动加强生态文明网络宣传教育
在内容上,做好中央、省委关于转变发展方式、践行低碳生活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形成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理念和习惯;培养和提升生态伦理道德,唤醒生态良知,增强生态责任,热爱环境尊重规律,保护生态防治污染,节能低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网民媒介素养,使广大网民形成一种基本认知、解读、研判、理性传播的网络使用能力,培养河南人的集体感和荣誉感,形成主动维护河南美丽形象的良好氛围。在传播方式上,针对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主流媒体网站创办生态河南类网络栏目,在微博、微信上注册专题账号,用好传统媒体网站的公信力资源和新媒体的互动优势做文章,邀请广大网民参与、互动和支持,群策群力,引导思潮和舆情。在网络传播中,组织公共话题引发公众对美丽河南的关注和参与,美丽河南形象的建构既是媒体的传播活动,也是深入开展的一项社会活动。目前有关“美丽河南”的议题已经从门户网站到社交网站,从新闻报道到博客、微信,成为网友较关注的热点,如百度搜索“美丽河南”找到相关结果约9,670,000个,第一条结果就是腾讯·大豫网的美丽河南专题页面。腾讯微博开展“美丽河南与你共赏”图片稿件征集活动,参与话题# 美丽河南# 的微博多达5 万条,网友纷纷记录、分享身边的美丽,展示了人文河南、自然河南、发展河南的良好形象。
2.加强美丽形象的网络影像艺术传播
影像艺术是实体的能动反映,经过技术处理和艺术处理的影像往往比实物更引人注目、更美丽、更有说服力。彰显河南生态、美丽、文明的影像艺术作品,极大提升河南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通过丰富、具体、真实可感的视觉体验,将造就最直接、最形象的美丽河南。《记忆中原,老家河南》是介绍河南城市、人文的一部短片,不仅对河南的旅游资源、美丽形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介作用,而且传达出河南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厚重的历史、文化、亲情气息。《加油!河南》走遍郑州大街小巷,展示了河南厚重历史和现代城市面貌,通过各色人物、各种视角展现美丽河南的不同形象维度,成就了河南的“时尚、大气、包容、开放”的美好形象。
3.塑造美丽形象的广告战略
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网络广告通过精心的策划和独特的创意,有较大的艺术表现空间,以独特视角,更直观、更具体、更灵活、更生动地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多层次、多渠道、大容量、高密度的广告传播,使河南人的精神风貌、河南人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河南科学发展、生态、旅游的新形象都可以得到深度挖掘和充分展现,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恒久的印象。利用好山水、自然保护区、人文等美丽品牌的生态文明优势,加强宣传中原文明、文物古迹、河洛山川、禅宗少林、人物风情、戏曲饮食、商业交通等特色。充分利用媒体营造良好氛围,用优秀的公益广告和诚意的沟通传播消除雾霾、治理拥堵、节约能源、降低排放的实际作为,给群众信心和希望,赢得群众欢呼、支持和配合,在全社会建立和加强对河南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形象。
4.构建网络问政和谐生态
营建开明、制度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优化网络问政政绩考核标准,促进政府在网络问政中的作为和进步,及时回应和处理,实现从“问政”到“施政”的转变。丰富问政形式,进一步提高在线对话、网络发言人制、“留言板”的完善度,变“政府管理”为“社会管理”;加强教育和引导,提高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培养良好的责任意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理性、客观、热情、负责地参与网络问政。借鉴云端技术、大数据理念,创新建设“网络问政云平台”。主流媒体搭建互动平台、网上网下合一,合力打造具备公信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网络问政全媒体大平台,邀请广大网民参与、互动和支持,群策群力,呵护碧水蓝天,共建美丽家园。
三、美丽河南网络形象建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河南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不少制约因素,“硬河南”建设实力不足,让传播和构建美丽形象缺少了足够的底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约束增强、环境压力加大等矛盾仍然突出;二是民主和监督监管制度的缺乏,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境违法难以得到有效处理。工程建设单位无视环保要求,寄望于在环评中投机取巧、瞒天过海,结果不是贻误工程,就是破坏环境,贻害社会;三是民众参与美丽河南建设的意识和动力不足,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社会和民众的支持,如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则难以取得实效,难以扎根于社会生活中;四是人多地少、发展不均衡和基础设施落后所造成的城市病、交通病、污染病等问题,制约着不以牺牲农业和环境、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
(二)网络传播战场也并非给力,主要表现在:1.宣传手法单一,有的美丽形象传播采用一部形象片宣传片“吃遍天”的方式,挂在网上成为摆设。微博、微信内容常年不更新,缺乏鲜活的生态文艺作品,访问量和互动不足,不能很好地吸引受众关注,唤起大众生态文明意识;2.缺乏精准整体的传播策略和传播策略,从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从中部崛起到务实河南,从历史文化到生态文明,一段时期一个定位,传播手段也相对单一,无法产生持久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传播相互模仿,内容投放无法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需求;3.网络人际传播和互动不够重视,网络媒介素养仍需提高。
四、美丽河南形象国际化的思考
(一)加强全球环保合作
首先,积极拓展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的合作。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领域相关合作,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能力建设及相关政策、技术路线研究、气候变化立法研究等,建立了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和合作机制;其次,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建立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加强在气象卫星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合作,援建清洁能源和环保项目,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
(二)凭借中国外文媒体的传播效力
国内外文媒体是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国内的外籍人士最常浏览的媒体,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外文媒体这个传播渠道,重视对国内外籍人士的宣传,通过国内外文媒体这个窗口进行形象传播能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应扩大外文在互联网的应用,例如在大河网、大豫网上增设外文频道,或在一些旅游、美食、娱乐、时尚等栏目的视频中加上外文字幕,或加上外文简介,加大有关美丽形象的信息资源在国内外文网站上的投放。
(三)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合作
尝试创办门户网站的外文频道,并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联合报道,突出生态和文化品牌,对外输出美丽河南形象。举办各种活动,邀请和组织国外大型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等进行报道和互动,展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现河南文化优势、旅游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让世界通过互联网看到一个美丽的河南、温馨的河南、文明的河南。派出精兵强将“走出国门”举行系列宣传推介活动,广泛联络沟通在国外的河南籍乡亲,充分发挥国际人脉优势,倡导大家积极投身河南与各国之间各领域的合作交流,为河南举办的各项活动扩大国际影响牵线搭桥,为全面提升河南整体国际形象作出贡献。
摘要：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是展现“软河南”影响力的重要平台,通过塑造形象凝聚人心,引导广大网民形成保护生态、爱护家园的共识,积极投身到美丽河南的建设,其构建路径包括:通过加快制度建设、生态省建设,打造美丽交通和美丽乡村来加强河南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宣传教育、网络影像、广告战略、网络问政等多维角度推动网络形象塑造。提升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有助于展现河南的实力、美丽和魅力,提高旅游、投资、务工和定居的吸引力,优化河南的生态、发展环境,加强与兄弟省市、国内外就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交流和借鉴,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导游的媒介形象建构分析 篇9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新闻叙事分析法, 以新浪网收录新闻作为研究对象。[1]新闻抽样:在新浪新闻里输入“导游”, 按标题检索, 全部频道。与之相关的2012年1月1日~2012年10月1日, 总共有778条新闻。去除不相关的新闻报道 (第1,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游。第2, 导游考试信息。第3, 管理文件通告) 。得到223条新闻。
(一) 内容分析:导游在媒介内容中的角色再现
本文对223条新闻进行了内容分析, 根据新闻的标题和内容进行分类。三个分类评价, 分别为正面、负面、中性。例如, 导游救人、热心、表彰等为正面报道。导游宰客、回扣、潜规则、甩团、随意增加购物点等为负面报道。弱势群体, 人才紧缺, 规范服务等为中性报道。分类结果如下:
从上图可见, 导游在媒介内容中的角色突出表现为负面行为。媒体在对导游的报道中, 以负面报道为主。主要强调导游的宰客, 随意增加购物点, 高额回扣, 游客投诉等。例如, 《中国游客在日被骗, 免税店与导游勾结宰客》中国网、《买块9000的玉器导游回扣8000元》济南时报。这样一些新闻, 受众通过标题, 便能得出对导游的第一印象。大众媒体的报道能够产生、累积效果和共鸣效果, 使得这样的负面形象得以强化和传播。这样的角色在媒介内容中的高频率出现, 无意中体现出大众媒介对导游这一职业的社会角色定位以及对公众形象的一种反馈。大众媒介通过信息的选择与剪裁进行类型化叙事, 给导游群体贴上“负面行为者”的标签, 受众长时间阅读这些类型化的叙事, 接触这些类型化的角色形象, 会对导游群体与大众媒介相同的角色认识, 对此群体做出相应的角色评价。使这一负面角色形象进一步受到公众的强化。
(二) 新闻叙事分析:新闻话语的神话构建
大众媒介对导游群体形象的构建不仅仅表现在叙事类型的选择上, 而且还体现在报道的话语中。新闻话语从微观层面解析了大众媒介对导游群体形象的构建。这也体现在词语, 叙事视角的选择上。
(1) 新闻标题用语。新闻标题是新闻作品的眼睛, 所以我们通过对新闻标题的分析, 能够解释大众媒介隐含的主观态度。如下表:
上述新闻标题, 使用贬义类动词较多。例如, 勾结, 逼购, 打暗语, 甩客。这类用词本身也体现了记者在新闻写作时的主观倾向。记者在报道时已经主观的将新闻事件做了定性。而这样的一些报道是否已经有过核实有待考证。其中不乏一些为博得受众眼球而夸大其词或者危言耸听的“标题党”。例如, 济南时报的一篇报道《买块9000的玉器导游回扣8000元》标题与新闻报道的内容并不一致。报道内容主要是旅行社的“零负地接”操作模式, 导致导游赌博式带团。只能靠增加自费景点和购物返佣取得收入。“读题时代”的受众, 往往通过的标题来获取信息。这样的标题势必会让受众误解新闻报道的原本内容。
(2) 新闻报道中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是作者把自己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 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本身就包含着许是判断、明显或者隐蔽的情感倾向。相对于多元视角来说, 单一视角的叙述必然会带来某些方面信息的丢失。”[2]对于导游的负面报道单一视角的运用较多。例如, 《7旬游客遭羞辱向海南省长投诉, 导游被罚10万》这篇报道, 主要从游客角度出发。全篇报道内容主要采用了游客的投诉内容而没有当事人的视角, 也没有相关行业人士的视角。报道仅仅是维护游客权益, 忽视了导游群体作为权利人的自身诉求与权利, 也没有提及整个行业现状。南海网同样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则采取了多元视角的叙述方式。涉及了旅游委的视角、游客视角、旅行社协会视角。这样让受众透过事件看到了行业现状以及背后的原因。可以让受众对当事人有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以及对这一行业的进一步认识。单一视角, 在导游的负面行为报道中的使用加深了媒介对这种负面行为者角色的塑造。另外导游视角在报道中的普遍缺失, 也造成其自我表达与解释机会的缺失。
二、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大众媒介在导游的报道中存着有失公允, 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 影响或者强化了这个群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导游公众形象的形成与大众媒介的报道有着密切相关。在导游生存状态日益恶劣的情况下, 作为拥有社会责任的大众媒介。对导游的报道特别是导游的媒介形象塑造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公正、客观、平衡的报道是新闻媒体应有的新闻专业主义职业操守。尽管导游的媒介形象塑造并不在新闻媒体的范畴, 然而之于被动被传播者, 传播者应主动避免对被动被传播者的非平视效应甚至俯视效应。大众媒体的报道往往在无意间已经对被传播者进行了媒介形象的塑造。
摘要：旅游从业者的导游, 其形象从最初的“文化传播的使者”日益沦为“坑蒙拐骗者”。这一形象的建构与大众媒体的报道是否存在相关性。本文通过对媒体有关导游的报道, 进行内容和新闻叙事分析, 解析导游负面媒介形象的形成与媒体报道的相关性。
关键词：导游,媒介形象,分析
参考文献
[1]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46.
二战后的国际形象建构 篇10
一、渴望和平、独立的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的判定标准来源于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来源于世界公众的认可和评定。近代以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帝国主义的重炮下,几乎都沦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没有摆脱这一厄运。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战争的噩耗中,忍受着奴役和压迫。在经过残酷的战争洗礼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意识和民族民主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升,纷纷盼望和平独立的国际环境,渴望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为了改变旧现状,全世界范围内的受压迫民族开始从沉睡中苏醒,都纷纷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致,反对殖民压迫和迫害,强烈呼吁和平,渴望民族独立。而独立国家的民众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也高呼世界需要和平,社会需要稳定,人民需要安康,并采用各种方式,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因此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一个历史潮流。到了70年代,大多数殖民地人民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下,经过英勇斗争,艰苦奋斗,终于摆脱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奴役,走向了民族独立道路,一举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由此战乱、殖民和压迫,也如南柯一梦沉睡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之中。世界各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平的新时代,世界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这一和平、独立的国际形象则深入人心,并得了当时世界公众的广泛认同和赞誉,体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帝国”争霸的国际形象
巨大的战争结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的开始,世界局势又呈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复杂性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二战的最后一缕硝烟刚刚散去,美苏两国的战时盟友关系随即开始解体,各种复杂关系迅速呈现,形成了两种对峙的市场体系,世界局势处于紧张状态,国际秩序又陷入了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泥潭。两大阵营、两个军事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纷纷进行军备竞赛、经济封锁等各种方式来相互对立、相互遏制。数年的军备竞赛和竞争,加剧了冷战的恶性循环,使美苏两极争霸呈现了一个由冷到热、由缓和到紧张的过程。但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在对抗和争斗中没有真正的兵戎相见而是运用冷战来遏制对方。而在冷战中后期美苏两国两极争霸的“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相互竞争的恶性话语攻击导致。两国在相互全面攻击对方的体系和阵营中建构了对方的“邪恶帝国形象”,从此主宰了当时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美苏争霸的这种复杂关系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美国的战略收缩之际,猛力反扑,强烈遏制美国,至此两大阵营的全球攻势达到了顶峰,世界再次笼罩了冰封,两极关系达到了最低点。美苏两国甚至不惜代价展开了“星球大战”,至此两大阵营关系进入白热化,进入高度的紧张状态。但是美苏两超级大国的全面攻击,相互竞争,最终是在美国的彻底遏制下,迫使苏联无力抗争,转变了战略攻势,全面退缩,苏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全面倒向了西方,直至被和平演变。1991年年底,苏联宣布全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冷战时代结束,两极争霸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
三、探索新出路、新发展的国际形象
冷战时代的结束宣布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破产,是国际形象重塑的一大转折,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国际新秩序。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以和平和发展为两大主题。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积极探索新出路,谋求新发展,适应新潮流,积极推动国际政治走向全球政治,开始转变成为以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共荣为主旋律,而不再单纯地进行军事、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而这一主流已经上升到了时代高度,赢得了世界公众的广泛认可和赞誉,成为国际形象的主导意识。这就必须要求世界各国调整对外关系,开始协调合作、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新秩序,共同推进一个新的国际形象的树立。新的国际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这可以提高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国家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大大拓展,保障了国际秩序的有效运行。由于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世界各国在和平的环境中始终以和谐的外交理念,积极探索国家的新发展,努力扩大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坚定世界的开放,积极融入潮流,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努力促进现有的国际新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健康方向发展。因此在世界上确立了一个探索新出路的国际新形象。
总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形象是全球化大发展的象征性符号,对国际秩序的公正和合理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代表了我们世界的一个整体形象,发映着我们时代的不同特征和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理性对待世界的国际形象,给它一个正确的国际定位。我们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宣传、树立和捍卫这良好的国际形象,努力创造和营造良好的国际新环境,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同时这也是实现伟大的“世界梦”的利益所在。
摘要：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纷纷要求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积极调整国家的对外关系,重塑国家的国际形象,进而影响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在国际形象的战略指导下,我们从历史的视角来挖掘二战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象,从而来深刻认知国际形象的不同定位。二战以后国际形象因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特色,贯穿于世界变化发展的始终,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各国人民亟需在和平独立的环境中生存,因此渴望和平独立构成当时的国际潮流。然而从40年代到冷战结束,又呈现了美苏超级大国两极争霸的局面,世界各国再度处于局势紧张状态,国际形象又以美苏争霸的形象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日益成为国际体系中最让人注意的亮点。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世界各国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积极探索新出路,谋求新发展,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主动推进国家的国际政治走向全球政治,这就构成了当时的国际新形象。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对全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二战后,国际形象,国家形象,建构
参考文献
[1]张雪梅,管文虎.浅议国家的国际形象[J].天府新纶,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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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光鸿.论国家形象[J].国际问题研究,2004(04).
[4]赵少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研究[J].理论前沿,1998(07).
[5]孙亦舟,邓淑华.国际形象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简议[J].民营科技,2008(05).
[6]吴玉荣.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J].北京:中国政党干部研究,2002(06).
[7]董青岭.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当议[J].国际政治研究,2006(03).
妓女形象的银幕化书写与建构 篇11
关键词：妓女；电影；欲望；历史；救赎
妓女是主流社会的异质分子和边缘群体，其产生和发展有很深的社會和历史原因。文学、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都曾经关照过妓女形象。自从“第七艺术”电影诞生以来，妓女这一弱势、边缘群体开始在银幕上大放异彩。沿着世界电影的时间轴，一系列妓女题材影片或者类妓女题材电影层出不穷，如《茶花女》（1936）、《魂断蓝桥》（1940）、《白昼美人》（1967）、《望乡》（1974）、《出租车司机》（1976）、《艳娃传》（1978）、《风月俏佳人》（1990）、《娼》（1997）、《雏妓》（1998）、《漂流欲室》（2000）、《西西里的美丽传说》（2000）、《撒玛利亚女孩》（2004）、《艺妓回忆录》（2005）、《黄真伊》（2007）等。在中国，妓女题材也没有受到冷落。从阮玲玉主演的《神女》（1934）开始，到《杜十娘》（1981）、《知音》（1981）、《胭脂扣》（1987）、《红粉》（1993）、《霸王别姬》（1993）、《天浴》（1998）、《榴莲飘飘》（2000）、《香港有个好莱坞》（2001）、《南京！南京！》（2009）、《让子弹飞》（2010）、《金陵十三钗》（2011）、《柳如是》（2012），一大批电影文本在银幕上建构出了妓女这一特殊人群。
作为底层群体的代表，暧昧的边缘化身份赋予妓女在电影文本中独特的叙事功能。本文将选择古今中外若干部影片，进行时间和空间的横纵面剖析，并从“身体叙事中的历史呈现”和“救赎意识与伦理困境”两个角度阐释妓女形象的银幕化书写与建构。
一、身体叙事中的历史呈现
事实上，妓女题材电影并非完全真实展现地展现妓女的生活常态。换言之，为了实现妓女形象在电影文本中的叙事功能，在身体叙事中，妓女成了“伪妓女”的存在。当历史特质与身体挂钩，往往会有两个向度的呈现，即对历史的隐喻或者解构。
（一）对历史的隐喻
妓女由来已久，是一个复杂的，浸染了历史风霜的他者形象。在电影构筑的话语体系中，妓女往往是某一段特定的历史的象征和代言。在镜头语言里随处可见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尽管妓女们在现实生活中背负着丑恶、下贱、伤风败俗等否定和负面评价，但妓女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真实的社会情景，透视了当下的人情世态。
1976年，由马丁·斯科西斯执导，保罗·施拉德编剧的美国剧情片《出租车司机》上映，该片还获得第2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男主人公是患有严重失眠症的越战退伍军人特拉维斯，在纽约市以开夜班计程车维生。他百无聊赖，每天目睹大都会夜生活的腐败与黑暗，最后戏剧般地拯救了雏妓艾瑞丝，成了纽约市的大英雄。但最终，他依然像以往一样消失在纽约灯红酒绿的街头。在影片中，由朱迪·福斯特饰演的雏妓艾瑞丝是世界电影史上最年轻的妓女，她所承载的文本含义远非一种不体面、不光彩的职业，更象征了越南战争后纽约，乃至整个美国的糜烂、奢华的生活。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社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许多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在迷惘中又无路可走的青年人，开始摒弃现存的社会价值，去谋求一种虚枉的，回避人生的生活，导致了反主流文化的出现。在“嬉皮士”运动的号召下，许多人吸食毒品、放纵情欲、鼓吹性解放，在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消磨时光。“城市就像是阴沟……外面乌烟瘴气，有时我很头痛，它们总是挥之不去，总统该冲走所有肮脏的东西”。而设置艾瑞丝这个尚未成年，靠卖淫生活的小女孩，显然是导演或者说是一代人对这个污秽不堪的世界的控诉和批评。
（二）对历史的解构
当女性特质与历史叙事缠绕在一起，有时会出现偏离原有的叙事轨道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势。由于“放荡”的生活方式，妓女经常被视作下流、粗俗的“贱女人”，主流价值观中大多对其持否定、嘲讽、不屑的态度。可以说，在任何时代，妓女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被主流社会排斥和放逐。然而，在银幕上，妓女形象实现了逆转和颠覆。
“在众多的涉猎妓女题材的电影导演中，很少有人能够比韩国金基德导演更加大胆和极端。”作为韩国当代最受关注的三大导演之一，金基德着眼于在堕落的边缘中绝望挣扎的人间百态，其中妓女成为他影片中边缘人的典型代表。《雏妓》、《坏小子》、《撒玛利亚女孩》等一系列指涉妓女的影片让观众看到金基德内心深处的“圣妓”情结。在他的第三部作品《雏妓》中，他极力将妓女这一职业神圣化，甚至用一个妓女影响另一个女人也变成妓女的极端方式为妓女寻找回应有的尊严。女主角贞不是一般的市井妓女，而是一个在外表和行为举动中都透露出圣洁的心灵上的处女的人物。慧美一开始对贞充满了敌意，这实际上也是主流道德要求对妓女的虐待和骚扰。但是贞不仅以在海中灯塔上做爱时唯美的场景“感化”了慧美，还令慧美的家庭发生了微妙的波动。慧美的父亲虽然贫穷，历经沧桑，但是对美仍然有隐忍内敛的追求。当他对贞的欲望得以实现后，他似乎化身成美的守护神。他在监狱中如同对待女儿一搬为贞披上衣服，挺身而出痛打那个勒索贞的嫖客，尽管他也是占有贞肉体的一份子。慧美的弟弟尚未成年，贞在他的请求下与他发生了关系，并用自己的照片为他赚到了第一桶金。在某种程度上，贞成功地让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在这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开幕影片中，妓女形象的异质性建构无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讽与颠覆。在把持着话语权的精英眼中，妓女是不堪的劣等人，根本没有资格和足够的能力去自我牺牲或者拯救国家和他人。然而在银幕的光影变幻中，妓女在传统思维定式下的特质被解构与消解，甚至还在危急关头扮演了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圣母玛利亚角色。
二、 救赎意识与伦理困境
（一）救赎他人与自我救赎
“救赎”一词起源于《圣经》：“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基督教相信由于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因而人生来便是有罪的。人类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忏悔、反省，才能获得救赎与上帝的拯救。事实上，救赎不仅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还是是电影中很常用的母题。在妓女题材影片中，原本無法逃脱尘世宣判与道德仲裁的妓女们往往会通过献身来拯救“纯洁”的女性，试图以此洗脱道德污点。
《金陵十三钗》中秦淮河的妓女们主动代替女学生们参加日本侵略者的庆功会，在最危急的时刻用身体拯救他人，同时也完成了个体从身体肮脏到精神圣洁的自我救赎。同样是涉及到救赎母题，金基德在《撒玛利亚女孩》中采用了对内对外的双向救赎模式。两个未成年高中生余珍和洁蓉为了挣钱去欧洲游玩，便开始了援助交际的生意，余珍负责联系嫖客，而洁蓉则负责接客挣钱，洁蓉在一次接客过程中意外的死去，余珍为了救赎自己的心灵，决定与洁蓉接待过的嫖客一一做爱后，再把洁蓉挣的钱还给他们。期间父亲发现了余珍的行为，开始阻挠女儿的计划，并殴打、恐吓那些和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开始了对余珍的救赎。电影前半段着重描写余珍与洁蓉这两个少女的友谊。事实上，“两位少女始终以一种相互救赎的姿态存在。”余珍失去了母亲，洁蓉脸上始终挂着的甜美微笑填补了余珍内心的空白和情感的缺失。洁蓉成了余珍感情上的依靠和救赎者。因此，影片中余珍会哭着质问洁蓉是否爱上了嫖客，并严格限制洁蓉打听嫖客的职业。两个青春期少女在浴室里的一吻也暗示了这种微妙的、难以言说的感情。当洁蓉意外坠楼身亡后，余珍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救赎自己。她找来以前的嫖客，和他们上床，并把钱还给他们，从而消解男人们与洁蓉曾经发生过的亲密关系。余珍主观地希望自己的献身可以抹去金钱和外部世界的影响。在一次次用肉体完成的救赎中，余珍和洁蓉逐渐重合，甚至有共生的倾向，洁蓉仿佛是余珍内心深处的另外一个自我。正如影片中一个嫖客所言，余珍和洁蓉的感觉完全一样，连笑都一样。影片后半段强调父亲对余珍的拯救。当父亲在处理另外一件妓女被杀案件时，他无意中发现女儿正在做同样的行为。他无助、愤怒、震惊，但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女儿。这位早上会轻柔地给女儿戴上耳机，用音乐叫她起床的父亲在打死最后一个嫖客后，带余珍到乡下给亡妻扫墓，在墓前痛哭。父亲最后在自首前教会余珍如何开车，余珍试图赶上被警察带走的父亲，但她只能驾着车歪歪斜斜地行驶在泥地里，这隐喻了在父亲的救赎完成之后，余珍依然面对很艰难的一条路。救赎他人与救赎自我，无论是哪一种救赎模式，都是建立在妓女身份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妓女异于常人的身份所带来的叙事功能。
（二）禁忌围城的叙事伦理
“既然肉体是被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人就完全有能力改变它。真正的自由人是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所有欲望，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肉体和欲望的人。”但在主流社会和传统的禁忌围城中，“性成为国家与个人中间的一个问题，一个公开的问题；在它之上结成了话语、专门知识、分析与禁令纵横交错的网。”
香港旺角有名的红灯区钵蓝街就是电影《榴莲飘飘》的禁忌围城和“异质空间”。这里充斥着各色边缘人物，拿着双程证由东北到香港掘金的“北姑”秦燕、无证儿童阿芬、操控妓女的皮条客以及黑市劳工等。这类空间最能显示人类行为偏离社会规范的情状。秦燕在短短三个月的签证时间里，没有去任何地方玩，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接客，最后一天甚至接了38个客人。因为“性是所有权力都不能忽略的资源。”并且“使性摆脱权力的控制就是要在性上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是性方面的‘越轨和‘犯规。”因此妓女公开性的性行为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体制的不满和控诉。这种行为很显然不容于社会的法制及道德规范，但也正是这类异端才造就了特有的异质文化。当妓女与“异质空间”结合，这恰恰暗示了一种不可容忍的、危险的性潜能。正是这种“漂流”的全新能力，才使得妓女形象有可能打破某一秩序的宏大叙事，投射出人类文明繁华表面之外的另类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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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静.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多角度分析[J].文学评论，2013年1月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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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一敏.金基德电影导演艺术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日本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篇12
关键词：国家形象,日本媒体,涉华报道
日媒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就是反映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特定国家总体状况的信息经过复杂与多样的信息传播过程, 而在国际公众中形成对该国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在当今世界信息全球化的趋势下, 国家形象作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各国均致力于加强舆论的控制能力, 扩大舆论形象范围, 提高国际上的舆论影响力, 增强话语权。以期该国媒体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国际接受、信服, 进一步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应对国际争端之际, 取得国际舆论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 中日两国关系复杂而又敏感。涉及历史态度问题, 两国也摩擦不断。特别是从2011年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购买尖阁列岛 (我“钓鱼岛”) 计划以来, 中日两国摩擦不断, 不仅两国舆论的对立陷入从未有过的紧张状态, 国际上也出现了不利于中国的舆论。
而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发展依然很不平衡, 日本作为名符其实的传媒大国, 对内媒介对舆论的控制能力极强, 民众十分信任和依赖媒体。对外国际影响力巨大, 拥有享有盛名的通讯社:共同社和时事社。日本凭借其传媒优势一直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 以期在中日敏感问题上占据舆论优势。
现今中国形象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一贯形象认识的积累反映, 也是新世纪以来日媒构建中国形象的缩影。
中国=威胁
1990年后日本媒体掀起“中国威胁论”大合唱, 大肆宣扬包括“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各种论调的“中国威胁论”版本, 这种论调一直延续至今, 成为“日本国内占压倒优势的舆论”。
“中国威胁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 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逐渐打破了日本百年来在亚洲地区“独领风骚”的局面而来的。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 中国的发展带给亚洲地区极大的机遇, 日本既看中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实惠, 同时又警惕中国崛起威胁他的地位。
日本媒体对中国军费的变化十分敏感, 常以中国军费开支大, 使用不透明为由, 指责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军备一更新, 媒体就含沙射影地意指中国在对台湾问题上将有所行动。日本当局对钓鱼岛问题表示强硬态度后, 日本媒体纷纷放弃以往克制的态度, 大肆报道中国对日的“武力威胁”。《日本经济新闻》多次呼吁防卫省和自卫队应急于充实冲绳县西南诸岛等离岛的防卫能力。“9月, 尖阁诸岛 (即我钓鱼岛) 国有化之后, 中国不断采取侵犯日本领海的行动。有鉴于此, 防卫省内部对于‘领土和领海的稳定可能被破坏’ (防卫省干部语) 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强。”日本政府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 称中国军舰在东海海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对抗时, 曾使用火控雷达瞄准日本护卫舰和直升机。他说, 这种异常事态是迄今为止日中两国海军没有发生过的事, 走错一步的话, 将会导致重大危险事件的发生。随后中国国防局否认对日方使用火控雷达, 并指出争端原因在于日方趁机近距离跟踪中方船只。
作为亚洲地区的强劲对手,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毫无悬念的。尽管现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日本为了在舆论上打压中国, 一直刻意夸大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注重提示中国市场存在的风险, 不鼓励日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认为中国法律体制不健全, 社会信誉度差。
中国=不安全
从2008年1月30日到7月, 仅《读卖新闻》“毒饺子”事件相关报道就达190篇。《朝日周刊》则以“历史性框架报道”, 将中国在过去的制假问题重新搜寻出来。中国的食品一时成了“毒”食品, 更是被意有所指地牵引到了“有意毒杀日本人”的复仇心理的想象之中。因为毒饺子事件的影响, 日本国民对中国印象显著变坏, 每三个人里就有两个人对中国没好感。中国一度成为了不安全的代名词。
中国=不友好
日本政府一再否认历史, 美化侵略战争。文部省先后五次同意修订出版歪曲、篡改乃至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日本的侵略历史的描述和历史教育, 不管是本国还是别国, 日本媒体一律都要进行攻击。很多日本普通民众迷信媒体, 越来越不善于辨别, 在媒体的引导下, 很多人都认定中国在进行所谓的“反日教育”。2005年中国各地纷纷爆发了对日示威活动。在钓鱼岛事件中, 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也是在报道中再次被强化的“中国意象”, 反日游行中某些不理智的行为, 被日本媒体刻意地反复播放, 使群众接收到的信息是中国公民的暴力和不友好。
参考文献
[1]《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战略框架》韩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