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破产”,是否为真？（精选6篇）
“银行破产”,是否为真？ 篇1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近日报道，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北大经济国富论坛”上表示，银监会正在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一石激起千层浪。
以前，针对国内的商业银行谈“破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就是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破产仿佛也只是欧美国家在面临的难题。
不过最近，这样一个词汇成了国内金融界的热门话题。银监会1月6日召开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会上表示，今年将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至5家，成熟一家批设一家。
对此，斥巨资投资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史玉柱赶紧发微博说：现在发起民营银行没啥意思。
理由如下：
1、即将新批的民营银行,都不是全牌照银行,业务范围被控制得很窄。此银行非彼银行；
2、运营地域被限制的很小；
3、新银行需要经历3-5年的亏损,净资产会大幅缩水；
4、新办银行的核心团队至少需要三年的磨合才有战斗力；
5、互联网银行除外。
有没有意思，这是银行家担心的事。而老百姓应该关注的重点，是银行要“自担风险”了。
如果有银行破产了，储户的存款是否会血本无归？银行市场化，老百姓的钱靠谁来保障？
最大赔付额度可能是50万元
阎庆民表示，“未来要让市场说话、让资本说话，如果商业银行最后资不抵债，就会退出。”
什么意思呢？通俗理解就是，国家不再为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兜底，允许银行破产倒闭，一旦有银行破产，储户的存款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赔偿，但赔偿有一定限额。根据目前透露的消息，储户在单个银行的存款，最大赔付额度可能是50万元，超过这一限额的存款部分，将得不到赔偿。
按照央行计划的50万元限额，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之后，假如储户在单一银行的存款不高于50万元，万一银行破产倒闭，储户将获得与实际存款金额相等的全额赔偿；如果存款超过50万元，则最多获赔50万元，超出部分或者不能获得赔付，或者像美国和中国台湾一样，按一定比例赔付。
此外，限额保险赔付金额究竟是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还是只赔付本金，目前尚无明确信息。
杭州某国有银行理财经理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储户一定要做好两个转变，一是观念转变，不能再迷信银行不会倒闭了，要有风险意识，把银行当作一般企业来看待，经营得不好，一样会关门。二是储蓄方式转变，大额存款尽量分开存放，也就是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样万一一家银行发生风险，也不至于损失过大。
只赔存款，不赔理财产品；只赔个人，不赔企业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指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例标准向特定机构缴纳一定保险金，当自身发生危机时（如兑付风险、破产等），由存款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来保障其清偿能力的一项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一旦银行发生破产倒闭等事件，储户存放在银行的资金不至于颗粒无收。
存款保险制度并不是新生事物。1929-1932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先后有近万家商业银行受冲击倒闭，存款人损失严重。1933年，美国通过《银行法》，据此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已投保银行和储蓄机构的存款人提供保护，目前为大多数存款账户提供10万美元全额保险，部分退休账户达到25万美元，超出限额的按比例赔付。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有数十家商业银行轰然倒下，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公司“兜底”，必定引发更大的恐慌。目前，在金融稳定理事会的24个成员国（地区）中，只有南非、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没有建立。
在我国，国家一直作为金融机构的最后担保人，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这也是老百姓对银行有天然信任感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代表金融机构就不存在经营危机，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海南发展银行因严重支付能力不足而关闭，境内居民在该银行的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最后由人民银行指定工商银行保证支付。此后发生在河北省肃宁县的尚村农信社破产案，最后同样由央行指定其他商业银行予以救济。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金融机构将自身兑付风险转嫁给存款保险机构，必须支付一定的保险金。
值得注意的是，存款保险制度在全球通行的一个做法是，只对自然人存款承担赔付责任，企业存款不在赔付范畴之内。并且，随保对象是储户的各类存款，但不包括在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或其他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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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破产”,是否为真？ 篇2
关键词：银行破产,制度缺陷,完善立法
一、前言
竞争和破产是相伴而生的,近年来随着国内银行数量的激增和外资银行的加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面临破产的可能。但是,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破产的规定极不完善,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
因此,建立符合我国银行实际发展需要的破产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自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的银行业改革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自2004年3月至2006年3月,主要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6.6%下降到了8.3%,[1]大部分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超过了8%。然而,同国际上的主要商业银行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根据2005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对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调查,在不良贷款比率最高的25家中,有两家是我国银行;而资本充足率最低的25家银行中,则有11家是中国银行。[2]虽然一度有人说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技术上说已经破产,[3]但是它们却未真正遭遇过危机。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银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许多人仍保留原有的观念,认为它们仍然有国家信用作为保障,存款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遭受损失。[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资不抵债的银行,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已经破产的银行仍得以继续经营。
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历史包袱较轻。它们被认为较国有银行更加商业化,也一度被奉为中国银行改革的成功典范。然而,近几年来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截止2004年4月,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为41500亿元,而其负债却已高达40000亿元。银行监管当局曾一度发出警告,认为这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接近集体破产。[5]我国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有10家名列世界1000家大银行,但是其中3家都存在不良贷款过高和资本充足率不足问题。[6]
有关中小商业银行的数据资料较少,但总得来说,它们都是地方性银行,资本规模有限,一些还包括私有股份。其背后的隐性政府保障较低,“太大而不能倒闭”原则对它们也不适用。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它们更容易遭受挤提。尽管有许多中小信用社已被合并或关闭,[7]但迄今为止,海南发展银行却是唯一家被关闭的银行。就整个金融业来说,广东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大鹏证券和南方证券已宣布破产。目前尚未有银行破产的先例。监管者对问题银行所采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多重整,少破产和少关闭。[8]对于许多资不抵债的银行往往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救助,而缺乏相应的法律指引。
虽然上述情况是国有经济形态的遗留问题,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现有银行市场退出制度的不足。市场进入和市场退出制度对于确保市场的竞争性和有效性缺一不可。
国际上,诸如巴塞尔委员会,在审慎监管方面已经确立了许多标准,但是在市场退出方面的国际标准仍十分缺乏。在加人WTO以及银监会设立之后,我国立法以及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对银行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然而在市场退出的法律方面却鲜有实质性的改变。
银行在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担当公众储蓄的保管者、信用的创造者以及清算体系的运营者。银行倒闭将会给金融体系带来重大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小存户的生活储蓄将面临损失,银行倒闭事件会严重的危及社会稳定。
就破产清算程序本身来说,与普通公司不同的是,银行本身的存贷业务涉及数以万计债权债务关系,一旦进入清算,将会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有鉴于这些严重后果,倒闭银行往往并不会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先由监管当局组织救助。
虽然有些国家的普通破产法本身就包括重整和清算,但重整不一定就是清算的必经程序。在美国,重整或重组与破产紧密相关;在德国,重整与破产相互替代;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重整与破产则没有直接联系。
[9]此外,尽管普通的公司重整也可能是在某些政府机构或者法院的监督下进行,但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确定重整方案仍然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而在银行重整中,往往是监管者起主导作用。其次,普通破产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债权平等,但是在银行清算中,存款者往往受到特殊保护,其债权在所有无担保债权中得以优先清偿。因此普通的破产法往往并不完全适用于银行破产。
在许多欧洲国家,普通的破产法对于银行破产基本适用,并制定特殊的规定作为补充。
比如,英国《1989年银行管理程序指令》(Banks Administration Proceedings) Order 1989)规定1986年的破产法同样适用于银行。不
过,该指令也包括了一些有关银行监管机构(包括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和Deposit:Protection Board)的特殊规定。瑞士银行破产虽然也适用一般的破产法,但是并无召开债权人大会的要求。
挪威法律则针对银行制定了特别的公共管理(public:administration)制度《银行保障计划及金融机构公共管理法》,清算却适用普通破产法中的规定。也有国家则选择制定专门银行破产法。
美国制定了独立于普通破产法之外的银行破产制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也采取这一方式,规定其适用范围不包括银行。[10]银行破产程序的管理者可能是监管机构,也可能是法院。对于银行破产适用普通破产法的国家,破产程序往往是在法院的监督下进行。而就对银行破产专门立法的国家来说,破产程序既可以是行政程序也可以是司法程序。[11]
二、现阶段我国银行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某些银行机构多年来已累积起了大量的金融风险,正逐步演变为经营危机,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破产边缘,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中小银行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面临不同的风险问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金融业蕴藏的风险也日益暴露出来,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成为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银监会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分别采取救助重整、撤销、合并及破产清算等方式化解金融风险。
1997年至1998年间被关闭的金融机构有[12]: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6月)、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1997年1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1998年6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8年10月)、21家城市信用社(1997年关闭海南5家信用社,1998年关闭广西13家、青海1家、广东2家信用社)、18家农村信用社(1998年12月广东恩平市)。在上述被关闭的金融机构中,只有海南发展银行属于商业银行;真正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破产清算的金融机构,仅有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家。
当然,信托投资公司不是银行,但由于信托投资公司在业务和市场退出等诸多方面与银行存在共性[13],而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案例对未来银行适用司法清算程序退出市场具有借鉴意义。
现阶段我国银行具体存在下列问题。
(一)中小银行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中小银行主要是相对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一般来讲,主要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初,我国的中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以1987年交通银行成立为标志,我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中小银行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发展十分迅速。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调整的逐步到位,商业银行开始进入“微利”阶段,同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相对中小银行的竞争优势逐步提升。在此情况下,一些中小银行前期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主要业务的市场份额下降、不良贷款比例偏高且有上升趋势、盈利水平下降、财务状况日益恶化、资金来源不足、存款增幅明显下降,整体信用受到威胁,流动性风险比较突出,破产和关闭的事件时有发生[14]。
1998年6月21日,海南发展银行因不良资产负担过重,经营陷入困境,被依法行政关闭,成为我国首家被关闭的银行。与此同时,我国还关闭了大批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15]
从外在环境看,长期以来,我国中小银行一直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夹缝中求生存,时刻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国有独资银行相比,中小银行不具竞争优势。首先,中小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分支机构都不及其中任何一家,而且国有独资银行的国家信誉和长期人才资源的积累,也是中小银行所难以企及的。其次,锒行业的金融服务具有同一性的特点,银行之间的服务种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很容易被模仿,因而中小银行很难通过差异化的服务轻易地从国有独资银行手中夺取优质客户和资金来源。再次,银行是规模经济相当明显的行业,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小银行的生存难度在不断加大,毕竟中小银行因为受资金限制,难以积累足够规模的资金进行巨额的信息技术投资,反过来正因为缺乏投资也就不能进一步吸引资金,进入资金短缺的恶性循环之中。
最后,我国中小银行主要是以自身实力和对投资者负有限责任为依托提供信用保障,尽管具有较高的市场灵敏度和金融服务效率,服务质量和水平普遍高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但所受限制较多,特别是长期以来,政府对国有银行的重视程度远高于中小银行,而社会公众对中小银行的实力、资信状态持相对的怀疑态度。
因此,在与国有独资银行的竞争中,中小银行不占优势。特别是近几年,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稳步前进,其竞争能力明显提高,如重组分支机构,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通过政府注资、发行次级债券等方式增强其资本实力,已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清理了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减轻其经营包袱等。事实上,随着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在经营中面临困境,近年来的金融资源有重新流向国有银行的趋势,这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16]。在此情况下,中小银行目前尚缺乏有效的竞争手段,明显处于竞争劣势。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将遭受进一步挤压。我国银行业在加入世贸之后的5年内逐步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建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等方面的限制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在优质客户的争夺战中势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如此一来,外资银行大批涌人中国金融市场之后,受其影响最大的当数中小银行,毕竟中小银行的规模小,资金实力较弱。
由此可见,与国有独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比,在金融市场中,遭遇破产威胁最大的往往是中小银行,因为它具有更高的风险性,极容易成为储户挤兑的对象。
(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干企业,其安全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在政治经济和国家政策等方面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突出。1999年,国家先后成立了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建行、农行、中行和工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四家银行共剥离1万余亿元不良资产。但尽管如此,四大国有银行依旧有相当数量的不良贷款[17]。而且,国有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之后,仍存在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其经营环境和理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原有贷款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而新增贷款的质量仍缺乏保障。从盈利水平上看,尽管国有银行的损益表反映的数据是盈利,但实际上是虚盈实亏,国有银行实际的经营状况要比损益表中反映出来的情况严重得多。[18]
尽管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未出现过大规模挤兑事件,也没有发生清偿力问题,其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仍能够正常运转,目前似乎不存在破产的可能。
我们应当看到,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我国的银行业不可能独善其身,必将越来越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得到证实。此外,我国加入世贸之后,在5年内逐步放开国内金融市场,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国有独资银行将面临来自海外银行业巨头的竞争和挑战,到底谁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基于国有银行国家信用隐性担保和财政支持,使得老百姓更乐意向其存款,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国有银行仍具有先天的优势。但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推进,中国银行市场的不断开发,国有独资银行向股权的多元化转变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2004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也就预示着政府对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在未来可能逐步取消。如果国有银行不能对积累的高额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并且还将继续形成不良贷款,国有银行的倒闭将不可避免。
三、现阶段建立我国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商业银行破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是一个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经济体制,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机制。没有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市场竞争就无法进行。商业银行作为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与其他普通企业一样,在市场经济中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去伪存真,及时将无效率的、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银行淘汰出局,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银行业的有序竞争,为其正常经营活动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宏观及微观运作质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某些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无法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破产倒闭现象已经发生,并将在今后继续存在。
银行作为吸收公众存款的特殊企业,对整个社会经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其破产倒闭的外部影响也与普通企业不能同日而语。然而,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级政府和监管当局过多考虑银行破产的负面影响,在社会稳定问题面前,难于用市场规则解决银行市场退出问题,决策时举棋不定、实施不及时。如果让低效率的、有严重问题的银行继续生存,人为地抑制其问题处置和市场退出,只会导致危机蔓延,极容易造成风险和处理成本加大、社会资源的浪费,最终只能是使整个银行业体系失去生机活力。因此,必须将对银行破产制度研究提到正式议程上来,并尽可能地减少个别银行破产倒闭对整个银行业乃至金融体系、经济体系造成的动荡,从而维护公众信心,保证银行体系的健康运行。[19]
(二)银行破产能化解金融风险
我国对银行的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从而确保银行的素质,从源头上降低了其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在银行经营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对其实行日常性的监督管理,督促其审慎经营,防止和减少金融风险的出现。但是,严格的市场准入和审慎监管不可能确保银行永不破产。然而,我国恰好缺少的是一整套完善的银行市场退出管理机制,或者更确切地说,长期以来不允许银行破产的观念和现实使得情况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严格的准人制度使商业银行的经营许可证特许价值极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背靠着国家信用,使之可以低成本地获取存款,源源不断地得到央行的流动性支持;而另一方面,几乎不存在的倒闭破产,使其经营中道德风险加剧,毕竟冒险经营的失败后果可以由国家照单全收。这种扭曲的机制,弱化了经营者的行为约束,激励着商业银行管理者超负荷盲目扩张,降低贷款的审慎性要求,从事高风险经营,这也成为我国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产生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而,以市场退出的约束机制来惩戒商业银行经营行为,是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
(三)银行破产可以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发达国家有一种内、外风险自我平衡制度和体系。它们以市场经济私有化为基础,具有由“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竞争环境而构成的自我约束机制经营实体的微观金融主体,在流动性风险性原则的约束下追求盈利,其服务的客体是具有金融风险意识较强的社会、企业和居民。相比之下,我国金融业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且具有垄断地位、竞争和淘汰能力不足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致使我国金融机构养尊处优而缺乏风险自我平衡机制,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是软约束。从建国以后至90年代中期的近半个世纪中,无论是高度集中的银行“大一统”的组织体系,还是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中,我国政府对银行一直倾向于严格的保护政策,对于银行产生的不良资产问题,采取兜底政策,并对此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银行破产的案例更是闻所未闻,广大存款人从未经历过银行破产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极为淡薄,大多数居民都认为“钱存在银行中没有风险”。而且尽管人民银行数次降息,但储蓄存款增幅仍维持在20%左右居高不下。数目可观的社会闲置资金不能自觉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阻滞了金融体制改革。因此,没有银行破产体制,就不可能建立健全面对风险的自我平衡机制,就不可能提高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更不可能培养对金融资产损失的—tl,理承受能力。
(四)建立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是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人中国,抢占金融市场资源,国内银行将在国门内外同时参与国际竞争,由此也必然增大了我国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为应对国外金融机构的挑战,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必须着力于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整体素质。而只有按照国际监管标准处理和解决银行破产等市场退出问题,建立并完善银行破产法律保障机制,才能有效保护经营良好的银行,淘汰低效、劣质银行,进而提高金融业的整体素质,更好地迎接来自国外的挑战,防范国际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已将《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正式纳入行政立法规划[20],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也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
一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该不该建立、要不要银行破产法的问题,而是如何以及怎样构建有效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问题;
二是对金融机构破产进行特别立法已经追在眉睫。
但是,这种行政性立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开展相关立法的准备和研究工作。
四、银行破产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3年,随着《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出台以及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的修订,实现了央行金融监管与执行货币政策的分离,成立了专门性的银行业监管机构——银监会,应当说这是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一些原则性规定在上述法律中也有所涉及。在多元化的金融业竞争格局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业竞争更加激烈,风险凸显,再加上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的问题,对我国银行市场退出领域的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地说,在处置破产银行的立法及实践中,我国监管当局也作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处置破产金融机构方法单一,现有立法显得十分滞后和不完善,亟待改进。
(一)针对破产银行的现有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处置方式单一,有关银行破产法律制度体系还未形成
应当说,我国银行破产问题还是有法可依的。如前所述,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银行的接管、机构重组、停业整顿、撤销、托管、破产清算等都有所规定。但是规定的存在并不等于形成了一整套银行破产法律制度体系。从前文对其条款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银行重整还是破产清算都过于原则,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难以正确指导实践,这才会引发实际操作中无所适从的混乱局面。例如,除了撤销措施以外,接管、机构重组、停业整顿和托管等措施基本上从定义、程序,到组织内容、权利义务等方面都缺乏能够指导实践的明确法律规定。
由于银行个案的多样性,出于最大效益的目的,通常需要在银行破产制度中设置多种可供选择的处置措施。如在美国,法律赋予联邦保险公司多样化的处置手段及程序,包括三大类处置方式,即银行救助、购买和承担以及破产清算。其中仅购买和承担一项又可分为八种不同的形式。只有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才可谈得上择优问题。我国尽管在法律中规定接管、机构重组、停业整顿、撤销、破产等,但实践中更为常用的是银行关闭撤销措施,而缺乏选择性、针对性地对银行实行单一的撤销措施,不仅效率不高,而且许多问题也根本无法解决。
此外,从体系的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体系是指由若干有联系的事物或由若干有关的部分所组成的各有机联系的整体或系统[21]。而依据前文的分析,我国现有的银行破产法律规定之间远未形成类似的有机整体,因此只能说我国调整银行破产问题的法律规范组成了法律群,还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二)以行政撤销方式解决银行破产问题本身存在诸多弊端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对行政清算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未规定。
例如,在撤销银行后,应由银监会组织清算组。清算组在清理银行财产过程中,倘若发现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行政清算程序是否能够产生类似司法清算程序的债务免除效应?[22]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未清偿的银行债务由谁负责?如不能清偿债务而债权人又不愿放弃求偿权利的话,其法人资格也就无法注销。这样就会出现不能开展经营活动却又具有法人资格的“鬼魂银行”,极大地干扰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秩序。
如此一来,被撤消银行一般债权人的利益就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到现在为止,海南发展银行机构存款人的债权仍处于搁置状态。
(三)现有企业破产法仍存在不足
在2006年《企业破产法》出台之前,有关破产程序主要规定集中在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以及1991年《民事诉讼法》“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中,其中前者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而后者则针对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这种以“姓资”还是“姓社”来区分企业破产法律适用的标准已经远远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正因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破产规定》),但其调整的对象主要为企业法人,从其内容上看《破产规定》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适用性不强,没有考虑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特殊性以及破产处置方式的多样性。
直至2006年《企业破产法》的出台解决了调整对象问题,即统一为企业法人,但其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破产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并未作进一步的深入细化,仍存在一定的缺憾。
(四)尚未建立银行破产损失和风险合理分担机制
如前所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银行破产的损失往往先由股东承担,其余通过存款保险机制、同业救助、私人主体参与购买和债务承担、追究经营者的个人责任、清算资产等形式分摊到投资者、银行本身、债权人、经营者、政府等机构,其中一定范围内的存款债权得到了优先保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银行破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我国,政府不仅承担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而且还超额承担了本应由经营者和债权人承担的责任。
如此一来,银行破产损失和风险不是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化解,而是运用非市场手段进行强制性干预。不可否认的是,政府的干预和过度保护虽然也能收到暂时性效果,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极不利于培养社会的金融风险意识。
具体表现在:存款人只关心利率高低,而不论金融机构的经营好坏;与此同时,银行经营者更热衷于短期投机,甚至违规经营,这样一来不仅损害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更加大了金融管理的难度。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国银行救助重整措施规定过于原则,不具可操作性,甚至应当说更依赖国家政策,这使得在银行救助过程中行政权力的随意性过大,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很容易滋生腐败,产生道德风险,扭曲市场竞争机制。
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对银行破产或被撤销的规定过于简单,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撤销银行的托管等具体内容均无规定。而我国企业破产法尚存在诸多缺陷,该法在实践中难以推行与其本身的不足有一定的关系,更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法律必须对银行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必要的监管制度,迸一步细化其规定和操作规程,同时还须建立合理的损失分担机制,减轻政府负担。
五、完善我国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近年来,针对破产立法的缺陷及问题我国一直在加紧对破产领域立法的修改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自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企业破产法》借鉴了国际破产立法的成果,确立了“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三个并行的破产程序。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否纳入破产法范围,是《企业破产法》在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意见分歧最为突出的焦点之一。反对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纳入《企业破产法》范围的观点认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具有特殊性,而且不谨慎处理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而支持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纳入《企业破产法》的观点则认为,金融监管当局近年来已经处理了多起金融机构关闭事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处理机制,被撤销的金融机构中的个人储蓄存款都得到了足额偿付,不会带来社会动荡;而且,金融机构破产存在现实需要,该破产的不破产,将导致损失越拖越大。上述不同意见在《企业破产法》的起草过程中亦反映出来,草案起草组曾经先后尝试了下列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即“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不适用本法的规定”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23]。可见后一种表述方式实际上作了折中的处理,即为了解决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的现实需要以及维护法律的协调统一,总体而言这类金融机构的破产应当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但其确实存在诸如债权人数众多、关系社会稳定等特殊问题,在启动破产程序、管理人以及债权人会议等具体程序上还需作一些特别规定,因此具体内容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实施办法。但无论采用何种表述都说明一点: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具有特殊性。事实上,后一种表述成为最终的法律文本,即《企业破产法》第134条: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根据我国的国情,结合其他国家立法经验及其教训,笔者认为,我国银行破产应采取包括重整在内银行救助措施与破产清算相结合的专门银行或金融机构破产立法例。
第一,按照目前《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纳入《企业破产法》的调整范围,但并不意味着上述机构不需要破产,而正是因为其破产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更应注重其破产的实际效应,制定出符合其特点的专门立法。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际情况来看,要求商业银行完全按照一般工商企业的破产模式来运行是行不通的。
第二,从立法技术层面分析,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加以解决,不能采取“国务院另行制定实施办法”的思路。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和金融基本制度的立法权限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涉及民事和金融基本制度范畴。而且,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低于法律,因此其制定的实施办法不能与法律的内容相抵触,但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必然要求对普通破产法进行相应的修改,这就造成事实上的矛盾局面。故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来加以解决。
当然,也可以通过在《企业破产法》或《商业银行法》中以专章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涉及的特殊问题,但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一般企业破产相比具有太多的特殊性,如果将商业银行纳入《企业破产法》可能会破坏其系统性与完整性;若将商业银行破产问题在《商业银行法》加以规范,亦会造成商业银行破产问题在该法中占有的篇幅过大、立法成本过高等问题。最佳的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人大另行制定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法。
第三,从我国的国情分析,采用特别立法例更符合实际需要以及国有资产的保护。
从1978年开始,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这场改革中,一般企业的变革是走在最前列的,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内容的企业则显得相对滞后。
现阶段,普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各种市场已基本建立并进入完善发展阶段。与此相反,金融业的改革尤其是银行业的改革,由于处于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步伐明显滞后,行政干预色彩也最为浓厚,如四大国有独资银行还未真正实现公司制,领导人的任命仍采用行政委任的方式等等。
因此,除了银行业本身与一般企业之间破产问题存在的不同之外,我国还存在着因改革进程不同所造成的差异。
我国银行自身改革相对滞后,市场竞争并不充分、有序,仍需较大的改革力度。对于破产立法而言,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应当得以反映。也就是说,《企业破产法》应反映一般企业市场化竞争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成果,而商业银行破产规则也要适应其相对滞后的银行业改革现状。若将其置于同一部法律中,相互之间必然存在不协调和冲突。
此外,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作为银行体系主体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不能回避股权多元化的问题,而且随着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股权多元化的趋势也初见端倪。
当然,也只有如此才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真正建立符合现代金融制度的银行体系。在风险加剧的金融业,如何有效保护国有商业银行中国有资产的完整和有效使用,除了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之外,还需要对银行破产问题进行审慎设计,避免大量国有资产从银行的市场退出中自自流失或被侵吞。基于此,制定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法,能够就此问题加以特别规定,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商业银行国有资产的特别保护。
“银行破产”,是否为真？ 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破产；破产法
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现状
我国涉及商业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法规很多，内容也比较丰富，但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统一的，专门规定商业银行退出机制的法律或法规。这是我国金融机构破产立法方面的缺陷。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企业破产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保险法》修改后也增加了保险公司破产的相关规定。其中，《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2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它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商业银行法》在第71条也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商业银行被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
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最近透露，商业银行破产实施办法草稿已经制订完成，目前正在组织修改。其中对商业银行破产申请主体及程序均做出了规定，并与现行《企业破产法》做了必要衔接。这就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特别是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提供了契机。
二、新破产法的实施对完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意义
新《破产法》自2006年实施以来，对规范我国各类型企业退出市场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维护了债权人和破产企业本身的根本利益，保障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该部法律的另一亮点就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也进行了相关规定，在该法第134条专门就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一规定对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了指南，对完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1.我国在《破产法》中第一次将金融机构纳入到破产法的调整范围，从根本上表明，我国经历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后，已经接受了金融机构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破产做出了法律上的准备。这将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获得国际的广泛确认。
2.新《破产法》接受了商业银行作为公众公司而不是特殊行业的国际标准。从而为商业银行按照法律程序退出市场做好了铺垫。
3.新《破产法》赋予了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起草相关破产条例和实施办法的权力。从而对制定一套统一的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4.新《破产法》赋予了金融监管部门处理问题商业银行和其他问题金融机构的合理措施，为规范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运营提供了法律保障；
5.新《破产法》第134条的规定是与现有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内容相衔接、相配套的，有利于各法律的顺利实施。
作者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后，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商业银行破产办法（或条例），而且，该办法（或条例）应着重解决商业银行破产申请主体，商业银行破产前置程序，商业银行破产管理人制度，存款保险管理制度等问题。
三、对完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议
1.明确申请主体
新《破产法》规定如果商业银行符合破产标准，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但没有明确破产的申请主体，是只有金融监管部门，还是也包括债权人在内。根据国际原则，作者建议我国的破产申请人应该包括债权人、债务人，金融监管部门。债权人、债务人认为商业银行达到破产标准时，应向金融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监管部门审查同意，由金融监管部门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而当金融监管机构认为商业银行达到破产标准，也可依职权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2.明确破产标准
银行破产标准主要有三种：（1）资产负债标准；（2）现金流标准；（3）资本充足率标准。我国银行的破产标准是资产负债标准和现金流标准，这两种标准依赖于受债务人控制的资料，容易延误破产时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采用这两种标准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资本充足率标准不仅为银行破产提供了明确的标准，而且有利于及早发现银行的问题，以便尽快采取行动，最大化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笔者建议，应该把资本充足率标准引入我国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
3.建立专业化的破产管理人
在各国银行破产立法中，破产管理人的形成一般有两种模式：
(1)法院主导模式，破产管理人是法院根据一定程序选拔组建。
(2)行政主导模式，由监管部门直接依职权组建破产管理人。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71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被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也就是说我国采取的是法院主导模式，但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破产管理人的组建应充分借鉴美国和英国的组建模式，保障破产管理人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从而提高破产效率，保障破产清算的公平。
参考文献：
[1]吴晓灵：银行法的实践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42-246.
[2]唐旭 邱海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破产法》悬疑[N].上海证券报，2006，10，13.
[3]刘蕾：论商业银行强行性市场退出法律制度[D].西北大学. 2004.
信以为真造句 篇4
(2)孙悟空信以为真,就神气活现地做起了他的“齐天大圣”。
(3)明明是虚情假意，小张却信以为真，把虚伪的人当作了知心朋友。
(4)话虽十分入耳,然而不可信以为真。
(5)人们对他说的话信以为真。
(6)那是骗子随口捏造出来的,你别信以为真。
(7)他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都是假的，害得我们都信以为真。
(8)这分明是含血喷人的鬼话，偏有些糊涂人竟信以为真，实在可气可笑。谁在含血喷人?
(9)姐姐跟我说：志鸿，等一下我的同学回来我们家玩，我信以为真，等啊等，还没有看见姐姐的同学。
(10)这些道听途说的话,你怎能信以为真呢?
(11)我有时候会撒一个小小的谎，爸爸妈妈都信以为真，他们真是对我拥有百分百的信任。
(12)大家对陌生人说的话，千万别随便信以为真。
(13)我看见一个文具盒很喜欢，就信以为真，结果烂了。
(14)他不过是惺惺惜惺惺,你倒信以为真了。
(15)当我看见可擦笔只要3元时信以为真，结果买到了假货。
(16)爸爸说：带我去吃肯德基或真功夫。我信以为真。
(17)刚才他说的都是骗人的话,大家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银行破产”,是否为真？ 篇5
且不说他们在过去已经带来过多少危害，我们只看一下新一代的银行木马，据多位安全研究人员称，它们的行为更加隐蔽。
安全公司LURHQ的高级安全研究员JoeStewart，写了详细的银行木马发展史。
第一代是在之前的变种，作为普通后门，进驻用户PC。接着 通过后门进入，并获得对用户信息的访问。
Stewart记录的例子是BackOrfice，第一次出现在9。
第二代银行木马针对性更强，预先打包，然后寻找所需信息、自动实施盗窃。
“bancos”木马就是一个有许多变种的第二代的典型例子。据Stewart所言，变种数量和各种银行木马真正的名称都不容易确定，因为不同的反病毒公司对同样的病毒的命名是不一致的。
至于Bancos，赛门铁克的数据库中就记载了6个不同名字的变种。
第三代银行木马事实上可以自动模拟用户行为。
Steward说：第三代银行木马会偷走你的信息，然后从你的账户中取走钱。第三代银行木马是以“Win.Grams”的出现开始的，时间是00年。
Stewart讲述了他怎样建立虚假用户环境，来反击第三代银行木马、并跟踪它对受害者的进攻过程，
针对以前捕捉击键记录的木马，有些银行设置了在线的软键盘，让用户敲入密码。
想法是这样的：客户用软键盘输入密码替代在键盘敲入密码，就可以防止真实密码被盗。
可是银行错了。
第三代银行木马可以准确地抓取用户的电脑屏幕。Stewart展示了他自己关于木马输出的分析，屏幕被抓取，软键盘的真实密码被清楚地显示出来。
Stewart估计，目前G银行木马还没有广泛传播，但成为重点。
到现在为止，被攻击最严重的是巴西银行，所有大多数美国人还不必太担心，不过很快就会到来。
Stewart指出，对于安全专业人员，系统日志可以帮助分辨是否一个自动的G木马被激活。
Stewart说，基本上一个木马感染了IE或者一个浏览器，用户的字符串头会被追加上一些字符“NETCLR”。
其他的浏览器帮助代理(BHO)，例如第三方工具条，也潜在地产生相同的用户字符串，但一个自动木马确实做一些人类不会发生的典型行为。
观察时间日志，如果某人的日志显示，登录一秒后就转移钱，你就碰到问题了。你不得不守夜，监视攻击。
“银行破产”,是否为真？ 篇6
严志凌 张敏
[案件事实]：
2004年8月2日，尹丽在工商银行小石桥分理处开立“活期一本通”存折一本，当日即存款65000元，并为存折设置了密码。该存折背面印有“客户须知”中载明“密码请牢记，切勿泄露”。嗣后尹丽因故将密码泄露给他人。2004年8月6日，一人使用伪造的存折，以尹丽的名义，在另一分理处用尹丽的密码诈取了尹丽名下的48000元存款。2004年8月10日，尹丽发现存折尚存余额为15000元，遂打110报警。2004年8月16日，尹丽提出诉讼，请求银行兑付存款48000元。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从合同关系而言，存款人负有不得将密码泄露第三人之不作为义务，其因可归责之事由违反此项义务，负有合同履行不完全之责任，因此而招致的合同权利损失，只能由违约义务人自己负责。尹丽将密码泄露第三人，违反合同义务，致存款48000元被第三人冒领，该损失应由自己负担。银行在对冒领人所持存折磁条、输入密码进行电脑比对，对存折记载事项审核无误的情况下予以兑付，已履行了善意审核义务，且符合银行规定的正常操作程序，并无过错。尹丽正确的追款方法是要求公安机关破案，向罪犯索回被骗钱款。故应驳回尹丽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存款合同是实践合同，是构成合同关系存续的唯一依据。银行在凭存折履行支付义务时应对存折的真实性和存折上记载的资信、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如未审查，或不能识别真伪就失去了履行存款合同义务的依据。本案中，银行支付尹丽名下存款时虽履行了对存折上记载的资信、数据等真实性的审查，但对盖有银行业务公章的存折真伪未能识别，从而造成48000元人民币的损失，显然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银行与存款人的存款合同中，预留密码主要是防止存折遗失、被盗后而被他人冒领。为保护当事人权利，银行方在存折上作“密码请牢记，切勿泄露”的格式告示是十分适当的，但密码仅是附加在存折上的安全保障措施，只要存折还在存款人保管中，即使没履行好保密义务，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存款被冒领。存折上的“密码请牢记，切勿泄露”的格式告示，也不是对银行的免责条款。银行将存款支付给持有伪造存折的第三人，系无效清偿，不能消灭与存款人的真正之债。故应判决支持尹丽的诉讼请求。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尹丽48000元的存款被他人骗取是谁的过错?从双方订立的储蓄合同关系而言，存款人有不得将密码泄露的义务，而尹丽违反合同义务，将存折密码泄露给他人，是存款48000元被骗取的主要原因，故尹丽对48000元存款被他人骗取应承担主要责任。银行对存款人的存款有充分的保护义务。存款并不是仅凭密码兑付，而是需要对密码和存折进行比对核实，确认真实无误后才能兑付。在兑付存款时银行要分别对密码和存折的真伪进行谨慎审查，由于银行疏于审查，致使尹丽48000元存款被骗取，银行也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种意见认为，存款被骗取的对象是银行，而不是存款人，存款人泄露了密码存有一定过错，对银行的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本案应判决银行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评析]：
1、关于程序上的问题。对于本案的程序问题，已有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5日法释[2005]7号“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批复”中明确：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我们认为，这一司法解释的意义不仅在程序问题上，同时在实体上也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它确立了银行是被骗取的对象，而不是存款人，是银行受到了损失，而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储蓄合同的履行并不能因此而受影响，银行不能以储蓄卡上钱已被取为由拒绝向存款人付款，存款人仍可以储蓄合同为依据向银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银行付款。
2、关于责任承担的分析：接着以上的分析，银行被骗取款而受损失，是谁之过呢?我们认为，银行对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有充分保护的义务，存款人对自己的存款也有注意保护的责任。从客观实际的要求上考量，银行对个人存折取款的保护，并不应仅系于密码，还要有其他的识别防范措施，这样才能保护客户的存款安全。客户也应保守自己的密码，不得任意告知他人，既是对自己财产安全担负的应有之责，也是配合银行避免识别系统成本过大的现实需要。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在银行服务业中，人们的要求是做到安全与快捷，理论上说安全与快捷可以达到统一，但限于物质技术成本等各方面的制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将两者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协调，包括在法律责任上协调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成了需要讨论的议题。据此我们认为，简单的把责任归于一方总是不恰当的。
本案中，存款人选择了通存通兑的磁条储蓄卡这一储蓄品种，并用密码加以保护，说明他也就是追求安全、快捷方便存取款方式，对密码的安全保障作用应推定其是明知的，因此他也就有保守密码从而增加安全系数的责任，既然他泄露了密码也就该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再根
据对双方当事人的强弱地位及利益的衡量，银行应是处于强者的地位，其经济、技术能力、对存款保护的主动权等各方面，都处于优势，因此让存款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不妥当，所以，我们认为银行应当承担比存款人更多的责任。然而，以上的论述仅仅是从泄露密码这一事实行为与银行被骗的现实联系程度这一角度所作的分析，另外从合同关系、合同履行的角度，我们并不能认定，是尹丽泄露密码的行为造成了银行部分不能履行合同。因此，我们分析认为，本案的诉讼其实是将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合并在一个诉讼之中了，从合同上讲，银行应当完全履行储蓄合同，支付存款给对方，因为对方在履行合同上并没有瑕疵，银行没有理由不履行合同;再从侵权上分析，银行的被骗与存款人泄露密码的不当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存款人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