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证明

2024-10-07

司法证明（精选4篇）

司法证明篇1

一、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又称为举证责任, 它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 应当由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又称为形式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是指当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应当由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 又称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英美法中的“burden of proof”, 即是证明责任, 其含义与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的含义大致相同, 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于己的裁判而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主张的责任。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上, 通常认为证明责任也包含两个概念, 其一为“举证责任”, 即当事人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其二为“说服责任”, 即当事人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所提供证据指向的事实为真实的责任。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对其主张的证明还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 才可使自己免受不利裁判。其中“法定的标准”, 即是证明标准。证明标准, 是指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或尺度, 又称为证明要求。

根据18 U.S.C.§983 (c) (1) 的规定, 在美国, 依据任何一部民事没收法规对任一财产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即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政府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裁判。而且, 18 U.S.C.§983 (c) (1) 还规定, 政府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即证明标准应当是“优势证据”标准 (by a preponderance ofthe evidence) 。“优势证据”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指较相反的证据更有分量、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即证据所试图证明的事实, 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证据的优势不一定取决于证人人数的多寡, 而是指证据的分量、可靠程度和价值。其证明要求比“合理根据”或“可成立的理由”的标准 (probable cause) 要高一些, 但又低于刑事诉讼中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标准。但如果权利请求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无辜所有者的抗辩 (innocent owner defense) , 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权利请求人是无辜所有者的证明责任则由权利请求人自己来承担;如果权利请求人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权利请求人则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裁判, 而且证明的标准同样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尽管18 U.S.C.§983 (c) (1) 的规定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 但仍然有一部分民事没收案件被18 U.S.C.§983 (i) 条款排斥在了18 U.S.C.§983的适用范围之外, 这些案件主要是有关税收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由于这些案件不适用18 U.S.C.§983的规定, 因此有关这些案件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则依旧适用19 U.S.C.§1615条款的规定, 即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被诉财产不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 而不是由政府承担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本文重点研究18 U.S.C.§983的有关规定, 因此对19 U.S.C.§1615的有关规定不再详细论述。

二、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方法

证明方法又称为证明手段, 是指用什么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证据裁判主义下, 证实案件事实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证据。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同样也是用证据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 而且18 U.S.C.§983 (c) (2) 还规定, 即使是提交了民事没收起诉状后收集的证据, 政府也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其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仍然是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当然, 财产被扣押后收集到的证据, 包括证据展示阶段收集到的证据都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三、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 也称待证事实, 是指需要证明主体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只有未知的和发生争议的案件事实才有必要作为证明对象, 才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证明对象的确定, 可以说是诉讼证明的起点, 只有确定了证明对象, 诉讼证明活动才有目标与方向, 民事诉讼才能有效地进行。同时, 只有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被依法证明, 法院才能以该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政府需要以优势证据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即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但哪些事实能够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呢?不同的没收法规、不同的没收理由对此的规定不尽相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一类是基于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或卷入了犯罪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这两种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是不相同的, 前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而后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而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还需证明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substantial connection) 。下面就这两种情况的证明对象分别加以论述。

(一) 关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证明

在绝大多数没收案件中, 政府都必须依赖间接证据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以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来证明扣押财产是导致没收结果的犯罪的犯罪收益。法官或陪审团在审查政府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时, 同样也是依据间接证据的整体情况来考虑。间接证据, 即是指基于常识可以合理地从中推断出待证事实的情况或事实, 而并非个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实, 也指除证人证言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证据。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的间接证据可以被采纳。例如, 在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被法庭采纳的间接证据通常有犯罪分子获得财产的时间与其实施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犯罪分子隐藏、包装财产的方式特别, 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些常见的可以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1.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

在有关没收犯罪收益的民事没收案件中, 法庭采纳的最多的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期间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期间犯罪分子所获得的财产可以认定为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财产。例如, 财产被扣押的刑事被告人或民事没收诉讼中的权利请求人假如是毒贩, 在其贩卖毒品期间, 该毒贩获得了价值昂贵的财产或者是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同时该毒贩在这期间又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就足以证明该毒贩所获得的这些财产都是其贩卖毒品的犯罪收益, 因而可以将其没收。此外, 政府在证明犯罪分子是否有合法的收入来源时, 还常常通过查阅犯罪分子的纳税申报表 (tax return) 、破产申请或其他的财务登记情况来证明。

2.证明巨额现金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巨额现金的没收案件通常发生在执法机关在日常的交通巡逻中发现巨额现金的情况, 如在高速路上、机场、火车站等发现嫌疑人携带大量可疑现金的。这类案件中政府要证明发现的大量可疑现金是犯罪收益, 更是必须依赖有关的间接证据来证明。这些间接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被扣押的大量现金 (通常超过1万美元) 包装、隐藏的方式让人生疑。例如, 美国诉84 615美元现金案中的8万多美元是用真空密封的口袋包装的;还有用柔软的棉布或其他材料包裹现金, 以防警犬闻到钱上遗留的毒品的味道或将大量现金藏在汽车的油箱里等等。 (2) 大量现金的携带者在解释携带的理由时显得语无伦次或者解释得前后矛盾, 让人难以置信。 (3) 训练有素的缉毒犬对被扣押的大量现金反应积极, 表明这些现金上可能有毒品的残留物。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间接证据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间接证据, 如现金携带者的一贯表现、有前科、经常往返毒品来源城市、一看到警察就试图逃跑、使用假名、现金旁边有毒品或武器等等。所有这些间接证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才能证明被扣押财产是毒品犯罪或其他犯罪的犯罪收益, 单个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二) 关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的证明

18 U.S.C.§983 (c) (3) 规定, 如果政府提起民事没收诉讼依据的理由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政府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实质的联系并不要求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对于犯罪行为的实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绝对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 但它又必须不是偶然发生或碰巧的联系。如某住宅长期被用来隐藏毒资, 该住宅与毒品犯罪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该住宅虽不是实施毒品犯罪所必不可少的, 但该住宅却长期而不是偶尔、一两次被用来隐藏毒资, 因而与毒品犯罪之间建立了实质的联系。“实质联系”的证明内容, 只适用于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如果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为由提起民事没收诉讼则无需证明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因为无犯罪则无犯罪收益, 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 后者只须证明被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即可。下面就以被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财产与犯罪之间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进行论述。

由于18 U.S.C.§983 (c) (3) 所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要求与该条款制定之前的判例中确认的财产与犯罪之间要有“关联” (nexus) 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 过去判例中判断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关联的标准仍然可以用来判断18 U.S.C.§983 (c) (3) 所要求的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实质的联系。18 U.S.C.§983 (c) (3) 条款不过是将判例中确立的规则法典化了而已, 两者唯一不同的是, 过去是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没有联系的责任, 18 U.S.C.§983 (c) (3) 条款制定后, 证明责任则转移给政府承担, 由政府来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根据18 U.S.C§983 (c) (3) 之前的判例中确立的规则, 政府如果要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 只须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发生、碰巧发生的即可, 而无须证明被诉财产是实施该犯罪行为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例如, 犯罪分子在某牙医诊所经常开出非法处方, 那么, 该牙医诊所与开具非法处方的犯罪行为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犯罪分子不是偶尔在该牙医诊所开具非法处方, 而是经常如此, 牙医诊所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已远远超过了偶然性的联系, 因此二者具有实质的联系;其他, 如经常用作毒品交易场所和毒品与武器存放场所的房屋等, 也因其与导致没收的毒品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性的, 因而满足了18 U.S.C.§983 (c) (3) 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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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U.S.C.§983 (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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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U.S.C.§983 (c) (2) .

[6]United States v.$493, 850.00 in U.S.Currency案, 2006 WL 163570, at*4 (D.Ariz.Jan.23,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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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nited States v.$84, 615 in U.S.Currency案, 379 F.3d 496, 501 (8th Cir.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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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United States v.Schifferli案, 895 F.2d 987, 990-91 (4th Cir.1990) .

司法证明篇2

办理各类涉外、涉港澳台及国内的民事、经济公证。

涉外民事类公证：学历、学位、成绩、未受刑事处分、婚姻状况、出生等。

国内民事类公证：委托、遗嘱、继承权、声明书、保证书等。

涉外经济类公证：公司章程、法人委托书、完税证明等。

国内经济类公证：抽奖、招投标、拍卖、证据保全等。

北京市求是公证处，是公证机关向事业化改革的试点单位，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报司法部核准后正式成立，是具有国家证明的全名民事业型法人机构的证明机关。北京市求是公证处地处中关村科技园中心区域，现有公证人员十人，其中公证员七人，公证助理三人。北京市求是公证处的七名公证员均具备国内公证资格和涉外公证资格，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依法对各类国内、国外的民事、经济公证事项从事证明活动，每年为当事人办理涉外及国内公证逾万件。北京市求是公证处自成立之时，就力求追逐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国家的进步为已任，以世界的发展为方向。几年来，北京市求是公证处的公证员们先后办理了众多的较为有影响或较为重大的公证事项，其中参与了：铁道部大型企业的资产联合和资产重组；我国首例软件盗版侵权保全证据；美国微软公司在中国打击盗版侵权活动；四千家杂志社在网络上被侵权的保全证据；我国首例泄露商业机密犯罪的保全证据；“鳄鱼”商标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状况的保全证据；外交部办公楼址拆迁安置楼宇转让；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体制改革；大唐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年终年初预决算、计划案股东大会；国家图书馆“皇家藏书票真迹”、“国家图书馆藏书票”、“清乾隆补刻明代端石兰亭图帖珂罗版仿真品”、“国家图书馆甲骨文藏书票百年记”、“国家图书馆藏书票中华体育文化珍藏集”的限量发行；广电出版社“香港回归大型纪念册”；民航总局住宅建设开发项目；国家海洋局住宅建设开发项目；海军后勤部北京干休所住宅建设开发项目；空军政治部与海淀区教委合作开发住宅项目；总参二部办公楼物业管理开发项目；中国干协筹建“中国酒文化城”项目；总参谋部筹建海淀、通州副食品基地项目；海淀区农村地区大面积、大批量农转居工作；中国科学院、中国邮电科学院、中国纺织设计院、中国卫星设计院、航天部第二设计院、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国水电科学院等单位的大批量住房制度改革协议书的签约、北京市海淀妇产医院“世纪婴儿”出生、为北京市农村信用社系统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等。北京市求是公证处的公证员们在参与了上述公证活动的同时，还根据我国现实的经济形式，重点研究了企业间各类债权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债权关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几年来，公证员们办理了大量的有价证券提存；各类物品、现场、知识产权的保全证据；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等公证事项，有效地稳定了各类民事债权关系，保护了债权关系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作出了贡献，为公证当事人提供了良好的、有效的法律服务。

我处受理的业务主要包括如下：

一、证明法律行为 1．证明合同、协议

2．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遗赠

二、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1．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国籍、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未受刑事处罚

2．证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 3．证明不可抗力事件 4．办理证据保全 5．制作票据拒绝证书

三、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四、提存公证

五、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六、办理遗嘱公证和保管遗嘱，清点、保管财产，确认遗嘱效力

七、证明对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和估损

八、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1．监督拍卖、招投标、评奖开奖、商品抽样检测等 2．声明书、委托书等公民个人的单方面民事法律行为

九、保管文书，代拟和修改与公证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书，解答法律咨询。

十、依法办理其他的法律事务 1．证明行政性合同、协议 2．常年公证的法律顾问

司法证明篇3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体现无罪推定理念。英美法系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排除合理怀疑”主要为以下观点。

1.1将排除合理怀疑确认为道德确信

在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发现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上,陪审员必须具备清晰的认识才能保证标准的不偏差作用。一是对认知论的全面理解,包括绝对的可知论和相对的经验论,前者即普通的数字识别,后者为经过经验才获取的不充分认知;二是不充分认知就算不可绝对化,但是证据链的不断补充是完善手段。十九世纪末期英美学者把通过证据补充的相对经验产生的最可靠确定性确认为道德确信,即相当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1.2将排除合理怀疑解释为很高的可能性

英国的陪审团理论坚持相对的经验论,认为证明标准只能达到相对确定,审判里面体现的是相对的法律真实,非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为了赋予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更强的适用性,英国大法官通过判例确立了新的排除标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而不是形成内心确信。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对所有事无巨细的捕风捉影均予以剔除,否则该种虚假的可能性有可能会被过度使用而妨碍司法过程本身。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对怀疑的可能性本身形成一定的支撑,而仅仅是纯粹的概率可能性,则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适用存在地域差异性,笔者针对广东东莞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作出评析,说明部分法官在应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并不以此为判决理由或二审意见,而往往是提出质疑“不能排除某案存在某种情况”。“排除合理怀疑”此时被理解为“很高的可能性”以及“坚定的相信+现实的可能性”的结合体。

2“排除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合理怀疑的标准需达到“很高的可能性”

法官会根据合理怀疑的可能性决定是否采信疑点,而合理怀疑的可能性也被纳入了规范化的进程,以证据的证明力为判断基准,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使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才会被采纳。

案例:保险诈骗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A系A厂的财务经理,负责处理本案火灾的报损和索赔工作。2008年9月19日,A厂将两车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PCBA)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2008年9月26日,A厂又将一批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物料退港处理后,A厂没有及时在仓库管理系统内将该批物料完全清除,系统内显示该批部分物料依然存在于仓库内。2008年10月7日22时许,A厂因电线短路导致厂房、仓库发生火灾,烧毁电子原材料、纸皮、胶纸废品等财物一批。火灾发生后,该厂工作人员将仓库管理系统内显示存在的货物作为损失上报给负责该厂火灾报损工作的被告A,再由A报送给负责公估的B公估公司。仓管员在统计报损数据过程中发现火灾报损资料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于是将该情况告知A,A得知该情况后再上报该厂总经理,后总经理没有要求A对保险索赔资料进行修正,A仍然将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的数据作为火灾损失向保险公司索赔。

案件焦点之一:公估公司和保险公司是否故意陷害A厂,以达到拒赔的目的。

以上乃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此怀疑的理据在于以下二点:

2.1现有证据不能排除A厂已经履行告知义务

在火灾发生后,A厂第一时间将公司的仓库帐、财务账交给了公估公司,而且在火灾后不久,又根据公估人员的要求,把被告人A的笔记本电脑交给了公估工作人员。该笔记本电脑中不仅有公司的所有财务账(包括未及时除帐的),而且有公司内部仓管、关务、财务部门之间沟通的outlook邮件,其中就包括财务人员发给仓管员的邮件,其抄送给A,里面的正文和附件明确写了两批退港物料的时间和具体物料编号,包括每个物料的明细账。但现在证据无法证实公估人员是否有查阅该笔记本电脑。不管公估有没有看,但至少可以说明A厂确实全面披露了火灾时的相关经营资料,既然公估人员提出电脑打不开,但没有证据能证实当时公估有跟A厂提到该情况,也没有提出补救措施,那么遵循存疑应作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认定,应推定公估公司已经获取了电脑内相关资料,至少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这种怀疑。

2.2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公估公司明知已退港物料情况而陷害A厂

由于A厂未明确告知公估公司已退港物料的情况,公估公司难以查明,但若能证明公估公司已把E仓项下物料性质理解为全无价值的报废料,应自行将E项下的物料(包括已退港物料)全部剔除而实际上故意未剔除则可证明其具有陷害的故意。辩方依证据认定公估公司明知E仓的性质以及故意将待退港的物料列入理赔范围从而陷害A厂,另根据检察证据可表明公估公司知道部分退港物料属报废料。

面对所提出的合理怀疑,法官作出如下的回应:

针对疑点一,逻辑推理过程:根据双方证人一致的口供,可以确定A厂的确在火灾后将手提电脑交付保险公司查阅,而手提电脑中包含了一切的财务信息和已退港货物的明细,那么拥有专业的公估能力的一方完全有能力获取相关的信息,否则失职的疏忽后果应由自己承担,所以可以推定公估公司已经知道了已退港物料的存在(注意,本案中保险方是否明知两批已退港物料的存在对认定被保险人保险诈骗的客观方面是否具备起关键作用)。哪怕诚如被害人所提出的“电脑已坏,无法获取相关信息”的说法,却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是从常理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被害人在获知电脑已坏的情况下居然在归还电脑时对此只字未提甚至未要求A厂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这对于亟需从电脑中获取相关的报损信息以此确定自己赔偿数额的一方来说,,不仅违反了假设理性人的谨慎,而且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针对疑点二,疑点证明力是否达到“很高的可能性”则需要通过以下的逻辑推理进行判断:虽然公估公司知道待退港物料LCDI、刻录机属于报废料且已在帐上销除,但此不能推定公估公司应当然将未从账上销除的待退港物料92-169-05020硬盘(与两批已退港货物性质相似)从报损清单上剔除,因为退港的物料不一定都是无价值的,所以公估公司只能根据A厂报损的价值来确定退港物料是否属于报废料。而本案中A厂以成品价报损已退港物料,公估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退港物料仍存在残值,那么公估公司并不当然应认为E仓项下的物料均毫无市场价值,所以公估公司无法根据所掌握信息将E项下的物料全部剔除。

综上,部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尤其面对经济类案情复杂的案件,一般采取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舍弃一贯以来“查清事实”的审判思维,对“怀疑”的合理性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逻辑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用性在于能以理性思维为推理基础,以证据为衡量标准,自成一体,形成更严密的可能性分析思路。

3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中国的借鉴

3.1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实践缺陷

3.1.1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刑事诉讼证明对于有罪供述的依赖性。在被告人承认有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根本出发点为有罪推定的理念。侦查机关目前主要关注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而无视可能的有利证据,目标是尽可能使其有罪,最终实现破案率。因此有罪供述既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也补充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链。此极容易形成对有罪供述的过度依赖,从而诱发刑讯逼供或在无有罪供述的情形下决不移交起诉的后果。

3.1.2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证明标准缺乏层次,导致定罪标准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同一适用。证据确实充分条件除了是法院审判的定罪标准,还是侦查阶段搜集有罪证据,移交起诉的标准,同时是起诉标准,该体系相当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越位行使了法官的职权,导致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时形成无形的压力。

3.2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完善作用

3.2.1“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方法论式的推理,补充法官对于证据采纳方面的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本身就是检验公诉方证据链合理性、完整性、逻辑性的过程,合议庭对证据的三性进行检验所做的采纳,可以基于该过程是否发现证据的前后矛盾性、全案证据体系性、证据本身的合理性,以及甄别证据的证明程度,如对于证人的数量、不同证人对于同一事实描述的吻合度,证人关系、利害关系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期最大程度的还原法律真相。

3.2.2“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无罪推定的过渡性原则,逐渐影响中国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思维惯式。若法官对于合理怀疑形成习惯性的重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合理”怀疑———如辩护人已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提供相关依据———作出回应,则有助于法官审判思维的转变。

摘要：在刑事诉讼实践领域,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运用逐渐渗透,虽然实践中其并不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名义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其基本的原理已影响法官的思维方式,本文将会结合实习期间所接触的案例分析法官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该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键词：合理怀疑,标准,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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