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共12篇）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篇1

中部六省除山西省以外的其余五省均是农业大省和农产品深加工基地的集中区域, 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0% 以上 (见图1 ~ 2) 。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 在全国六个粮食净调出省中, 有三个在中部。《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 -2020年) 》中, 将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五个中部粮食主产省列在核心区域, 规划要求力争把中部地区粮食产量达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3, 到2020年达到18300多万吨。中部粮食主产区承东接西,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背景下, 为避免走工业化危害粮食安全的老路, 提出如下几方面战略思路。

一、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

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 包括以下两点:

(一) 中部重点开发区与农产品主产区分工协作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 中部农业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两个区域。 我国“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中的重点开发区包括“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湖北武汉城市圈、 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 中部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部分区域的交叉重合,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城市扩张与保护耕地之间的潜在矛盾。随着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推进, 在缺少配套措施约束的前提下, 挤占耕地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为此, 中部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 应该首先以保护耕地, 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中部粮食主产区优质耕地较多, 实现开发和优质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有机协调, 成为“四化” 推进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 发掘中部粮食主产区集中连片的规模优势

我国“七区二十三带”农业发展战略布局中, 中部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两大区域。其中, 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是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专用玉米、优质棉花、大豆和畜产品的产业带;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 要建设优质水稻、专用小麦、优质棉花和油菜、畜产品以及水产品产业带。黄淮海平原主产区和长江流域主产区在我国“七区二十三带”中是典型的农产品集聚地区, 抓好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对粮食主产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要优化粮食生产布局, 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 形成集中连片、高产稳产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于此类地区, 应该纳入政府重点支持范围。2013年3月, 国务院批复了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明确到2020年, 完成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4亿亩。以此为契机, 应加快集中连片地区中低农田改造, 喷灌、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与维护, 集水和节水灌溉, 山区的梯田修建, 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土地整治等。大力支持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和产出能力, 充分发掘集中连片地区粮食规模种植优势, 提高粮食产量, 确保粮食安全。

二、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包括: 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 以及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一) 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 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禁止开发区中的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 矿产资源开发区和流域水环境。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 粮食主产区已列为限制开发区, 所以重点粮食主产区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已具备政策基础。 粮食主产区的主体功能定位是提供商品粮和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只能作为辅助功能, 是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粮食生产不仅是通过利用资源, 产生排放的产品产出过程, 而且还具有提供生态功能价值的功能, 如净化环境、美化田野、 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气候等。此外, 基于粮食的公共物品属性, 社会公益性很强, 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 并且供需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 鉴于粮食主产区的独特性, 将粮食主产区 (或粮食主产县) 分步骤、无差别的纳入生态补偿政策扶持范围, 采取与重点生态功能区, 或者部分与禁止开发区相同的补偿政策, 是坚持以人为本, 缩小城乡差别, 提高农民收入, 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

(二) 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

农业补偿的范围广、补偿资金量大, 如果全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因此, 在补偿范围上应明确界定, 在补偿渠道上应多方筹资, 广辟来源。可采用国家、地方、企业等共同出资的多元化补偿格局。补偿范围的重点应是能够修复环境, 易于实现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点领域。

首先, 建立稳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是对粮食主产区生态环境修复行为进行补偿。在地方财力相对充裕的地区, 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作为补偿基金。

其次, 建立发达的主销区对主产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补偿粮食主产区的机会成本。以增长对主销区财政提成, 提高机会成本税、耕地补偿税等政策, 对粮食主产区生产外部性进行有效补偿。

最后, 通过金融体系来实现补偿, 即以贴息无息贷款等财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在河南、安徽、江西等粮食主产区设立诸如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 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中部粮食主产省可以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 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适当增加贷款额度。对各银行的涉农贷款, 放松存贷比考核标准, 解决支农资金制约问题。

(三) 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中部粮食主产区为了提高粮食产量, 保证粮食供给, 使得该地区农民的主要来源为比较效益较低的家庭经营, 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见图3) , 严重妨碍了农民务农积极性。为了维持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中, 切实执行“谁受益、谁付费, 谁保护、 谁受偿”的资源补偿原则,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首先, 对保护耕地者给予补偿。补偿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经济个体, 因为地方政府为保护耕地而放弃当地开发建设获取更高经济收益的机会。补贴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保障的各个粮食经营个体。

其次, 对高效集约利用耕地者进行补偿。对努力避让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行为予以补偿, 建立有利于土地资源科学配置的利益调节机制。

再次, 对改造中低产田质量的行为进行补贴。 对使用有机肥、农家肥, 进行生态种植和耕地修复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生态补偿。

最后, 对提高水稻复种指数和单产水平的农户进行奖励。通过系列措施的实施, 激发家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保护耕地, 改善粮食种植外部环境的内在积极性。

三、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

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开展粮食生产加工及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创新

开展主要农作物定向调控关键技术、粮食生产数字技术、农业生物环境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展粮、棉、油、蔬、果等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的生理生态机制, 有害生物控制与粮食质量安全, 生态储粮等基础研究。开展粮油、果蔬、畜禽产品、食品添加剂绿色制造等关键装备开发。开展食品包装材料、发酵食品、食品配料和特殊专用食品等技术集成示范。开展食品分子重要生物活性物质靶向作用机制, 食品生物工程代谢组学理论等重大基础研究。开发现代优良食品微生物高效筛选, 蛋白质分子修饰与功能化改造, 糖与油脂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突破食品非热加工、生物制造、高效分离和节能干燥等核心技术。

此外, 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 开展食品加工在线无损检测等装备与技术研究, 开发传感器、可视芯片仪等快速便携检测设备。开展食品有害物残留物减控, 贮藏腐败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预测预报等关键技术研究;攻克食品高精度快速在线检测和智能化监控等共性核心技术;构建食品安全精准溯源、 预警体系和评估方法。

(二) 打破国外粮食加工技术垄断, 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

目前, 中部粮食主产区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经济效益相对较低, 通过自身积累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可能性不大。从全国来看, 大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位于东部地区 (见图4) , 位于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大中型粮食加工企业, 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受资金和效益的限制, 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 自身造血机能差。从粮食加工设备看, 现在粮机装备制造业主要以生产小型成套和单台大型设备为主, 但大型关键设备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 产品技术含量少, 稳定性差、耐用性低, 重要加工工艺和技术装备尚未摆脱 “引进- 落后- 再引进—再滞后”的恶性循环。

因此, 从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角度, 应加大国家粮食加工重大关键技术立项, 加快技术创新速度, 依托公益性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重大突破性研究。地方应用型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应与地方粮食加工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创新体系, 立足粮农增产和增收, 整合粮食产业链资源, 构建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模式, 大力开发粮食精深加工和饲料加工技术, 实现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业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

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具体包括, 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 以及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一) 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财政重点支持基层粮库仓房建设, 以县为单位对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进行合并改造。 能利用的库区继续保留, 条件不具备的库区采取置换、征地等方式重建粮仓。根据区域辐射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小, 确定仓库建设规模, 彻底解决小、 散、零问题, 把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打造成现代化粮仓, 争取全面实现机械通风、环流熏蒸、 电子测温, 电子监管系统, 以提高粮库利用效率和自动化监管水平。

(二) 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

疏通和建设粮食主产区同主销区之间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和节点, 加强电气化铁路粮食物流通道建设。使省区间主要粮食物流通道的装卸储运等整个流通环节管理快捷高效、节省成本。建议国家应该稳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流通体系规范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使销售、加工、仓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实现标准化运作, 减少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此外, 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 扎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仓储设施建设。

(三) 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 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建立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产品安全档案内容的数据库, 这不利于监管部门掌握粮食收购企业的经营动态和经营粮油的质量。为此, 积极开展粮食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 依托各级粮食检验机构对当年收获的主要粮食品种进行收获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质量信息反馈, 率先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建立省、地 (市) 、 县三级粮食质量信息数据库, 把粮食收购、销售、 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中涉及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档案的内容都纳入到粮食收储数据库中, 定期向社会发布, 为政府决策、调整结构、指导生产、 优化品质等提供决策依据。

五、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应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的监管, 以及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一) 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监管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粮食流通管理工作停留在粮食收购上, 没有形成对粮食储存、 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全方位长期监管, 影响粮食市场整体监督力度和效果, 这个问题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十分突出。为此, 引入物联网技术, 采用重点监管与日常监管并举, 实现粮食各环节、长期、多方位监管。收购期间对粮食收购、生产加工企业重点监管, 收购结束后对加工企业、分散经营户日常监管。 做到“重管理、重服务, 以管为主, 以罚为辅”。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储存环节的仓储设施和粮食质量检验能力进行严格监管, 确保原粮在储存期间和出库时的质量安全;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运输环节的粮食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 促进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市场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运行。 只有这样, 才能追责到库、追责到人, 避免出现粮库亏空, 无法追责现象的发生。

(二) 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转基因作物等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掌握国际组织有关农业规则和标准的要义, 充分发挥与欧美等有关发达国家农业磋商机制的作用, 以最大程度维护我国粮食产业利益, 积极应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限等有关问题。不断完善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 使粮食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积极性, 保障国内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构建中部六省粮食信息数据收集、贸易监测在内的一整套粮食进出口贸易体系, 并且将现有中部地区5个粮食主产省省内外、 国内外调入调出全部覆盖。通过建立粮食进出口安全监测预警体系, 实现粮食主产区和三大主要作物品种的全覆盖。并跟踪监测粮食进出口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实行定期公布制度。

摘要：中部粮食主产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 其承东接西及生产连片的空间区域位置和布局, 决定了中部地区在确保全国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本文基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 提出在中部集中连片粮食主产区重点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重大意义, 并分别从农业加工技术和监管技术创新、建立现代化和标准化物流体系、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等几方面提出了粮食安全发展的战略思路。

关键词：中部地区,粮食安全,思路与对策

参考文献

[1]任正晓.生态补偿不能忘了粮食主产区[J].中国经济周刊, 2011 (35) .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06]16号) [Z].2006-05-13.

[3]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农业国际合作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1-2015) [Z].2012-01-11.

[4]国务院.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 [Z].2009-04-08.

[5]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Z].2012-01-12.

[6]邵立民.我国粮食主产区投入与补偿机制的研究[J].中国农业信息, 2011 (5) .

[7]徐婧.2012年粮食市场总体运行情况及后市政策建议[J].中国市场, 2013 (2) .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篇2

论文题目：浅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专业班级：学生姓名：

学号：

授课教师：马强

学期：

浅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起源，主要有自然因素和制度政策因素。然后本文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和客观性，由于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粮食的需求成刚性增长，以及从国外进口有较大风险，导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最后，本文讨论了针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有关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坚持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建立粮食预警报系统，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粮食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健全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等。本文逻辑较严密，提出的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较全面。

关键词：粮食安全 对策 中国 粮食生产

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起源

有专家指出，未来我国粮食增长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科研体制不顺和科研投入不足，以及其它制度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我国的耕地以年均约２０万公顷的速度递减，人均耕地已从１９７８年的约０．１５公顷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０．１公顷左右。同时，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水旱灾害趋于加重。在过去的３年中，国内耕地净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亩。据一些学者预测，从“九五”期间到２０１０年，我国耕地预计将减少４００万公顷左右，到２０３０年预计将减少６００万公顷。因此，未来时期耕地减少将会是制约粮食生产的最基础的因素。我国人均拥有的水资源量为２３００立方米，在世界上排在第１２１位，被列为１３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约一半的国土年降水量不足４００毫米，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２０％，干旱缺水成了这些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粮食生产最为严重的瓶颈。从长远看，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完全有可能超过耕地资源。有关专家建议，要保证粮食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不断增加水利投资，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由于政府对农业科研投入的减少，以及农业科研体制的错位，导致了农业科研人员积

极性下降。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４０％的育种专家认为，我国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与此同时，农业科研成果扩散机制也问题丛生。由于经费严重短缺和组织体系支离破碎，特别是直接联系农户的基层推广组织的明显衰弱，使得大量的科研成果难以被农业生产采用。这方面的制约，将是决定未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性因素。

政府不断尝试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但是每次改革的主要动机都是要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在政策理念上，对财政负担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对粮食生产者的财政支持乃是正当的支出，故不能形成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机制。

由于生态目标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一部分已经垦殖的土地需要退耕还林还牧，所以增产只能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目前，全国共有大于２５度的坡耕地９１５１万亩。这些坡耕地基本上都是毁林毁草开荒后的产物，且大多数采用水土流失严重的顺坡耕作方式。这些地区如果继续种植粮食不仅没有比较优势，而且也不可能持续，所以“退耕还林”成了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

1．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减少，这必然导致农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下降，产量难以提高。

2．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的需求成刚性增长，导致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将由低蛋白质的谷物、蔬菜为主转为营养更为丰富的畜类、蛋类、鱼类、奶类产品，而这些高营养的食物需要更多的初级粮食转化，这样，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粮食的消耗量也会增加，这也增加了对粮食的总需求量。

3．依靠国家储备和从国外进口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粮食供需的缺口的可能性不大，且有较大风险。国家储备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将丰年供给过剩的粮食储存起来，以备欠年之用；二是从国外进口以防止国内粮食的供给不足。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粮食可能长期供给不足，国家粮食储备将主要依赖进口。从现实的供应能力来看，世界粮食市场上粮食供应潜力有限，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增产能力有限，增产成本大。但随着世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大，其风险太大，并且，世界粮食生产有很大波动，进一步增加了供应风险。[1]

三 对策

粮食安全出现的上述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诸多对策，比如：应从思想上重视粮食安全;科技兴粮;采取技术集成以实现粮食超高产;要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对农业实行政策倾斜等等。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隐患，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粮食安全的特性等出发制定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

(一)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虽号称地大物博，但真正的宜农耕地并不多，加之20多年来摊大饼式的城市化，粗放式的工业化，盲目的开发区建设都导致耕地锐减。因此，要保证耕地供应和粮食生产，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模式，对开发区进行综合治理，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遏制耕地锐减趋势。此外，土地的低效利用也是限制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土地产权改革，加大产权的保护力度，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科学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之前，耕地依然是粮源之基，保证足够的粮食面积、稳定地提高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应该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因此要继续坚持珍惜每一寸耕地的国策，坚持基本农田保护制。目前我国应严守1.1亿公顷基本农田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同时要保持1.03亿公顷—1.07亿公顷的粮食种植面积。与此同时，对粮食主产区要实行优惠政策，对粮食主产区和主产区的农民加强保护和扶持力度。保护其主体农民利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其基础稀有资源耕地，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保护其命脉水源，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四是保护其屏障生态环境，大力提高可持续增产能力;保护其关键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粮食科技创新能力。与这些重要措施相结合，要继续建设现代化商品粮基地，形成新的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粮供应基地。[2]

(二))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

发挥粮食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作用，能够高效、灵活、低成本地保证粮食供应。因此，必须建立完整的粮食市场体系。

在加强和健全市场体系过程中，要更多地关注建立市场信用制度，规范粮食市场体系。我国目前还是一个“非征信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信用制度和信用中介机构，在国际上的信用度还比较低。因此，必须建立以诚信为本的信用制度，努力强化各类粮食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强化粮食市场的信用立法和执法力度，强化粮食企业内部的中介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强化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和自律管理。同时还要加强市场监管，严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严格产品检疫检验制度;严格整治假冒伪劣的商品和非法交易行为;严格实行产品无污染包装和标签制。

(三)坚持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

长期以来，粮食流通和储存被一些部门所垄断，导致流通不畅，储备不足，成本过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放开了流通市场，允许私人参与粮食的收购、加工与买卖，极大地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由于鱼龙混杂，监管不严，又出现了市场垄断，调控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与存储体制，既要做到高效，又要确保安全。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是国际上通用的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建设。我国是个人多、地少、财弱的大国，更有必要建立和健全粮食储备制度。我国粮食储备制度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成本还比较高，宏观调控作用还不够大，因此对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特别是储备规模和管理，必须进行改革调整，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

(四)建立粮食预警报系统，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粮食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建立粮食预警报体系和专业机构，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分必要和重要。这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预警报机构。[3]

(五)健全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我国要健全农业和粮食的良种体系、安全储藏体系，精深加工体系，资源开发转化体系，质量标准体系等。建立和健全粮食等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要与国际接轨，以促进国产粮食等产品的质量适应国际市场要求。这既符合我国应对“入世”挑战、打破国外“绿色壁垒”的需要，又符合国内市场对高质量、高安全性农产品的需求。

目前，在我国最迫切的是建立和健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管理标准和生产技术标准:前者包括产地环境管理标准、生产管理标准、储藏管理标准、营销管理标准及卫生安全管理标准等;后者包括生产技术、商品质量、检验检疫等标准。除了制定标准体系之外，我国还要大力发展绿色产品、绿色食品，以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去打破外国的“绿色壁垒”，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4]

（六）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从当前和将来的农业发展趋势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不可逆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模式难以维持，只有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转变，提高单个农民的生产率，才能扭转粮食生产不断下滑的趋势。然而，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型受到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的严重制约，只有不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

入，快速提高农民素质，才能解决这个瓶颈问题，顺利实现转型。要提高农民素质，除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之外，还必须彻底改革原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农村教育面向农村的现实需要，更好地为农村服务[5]。

综上所述，清醒评析中国粮食安全的目前态势，客观预测中国粮食安全的未来趋势，对全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也不可在乐观和悲观间左右摇摆，扰乱人心，更不可消极悲观、失去信心。只要我们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采取措施，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防患未然，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得到有效保障。

[1] 王文龙，<<试论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08-09-07 11:20:00 ]，中国安全天地网

[2] 王文龙，<< 试论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08-09-07 11:20:00 ]，中国安全天地网

[3] 刘斌,<<关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2008-6-15，中国粮油食品信息网

[4]佚名，<<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中国安全天地网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篇3

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状况从供给看，我国粮食连续6年丰收，连续3年产量在5000亿公斤以上，说明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5000亿公斤水平。也就是说，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正常年景能保持粮食产量5000亿公斤。从需求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预计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5725亿公斤以上。从供求关系看，我国粮食虽然连续6年丰收，但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为了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今后10年。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40亿公斤。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人手?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要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以实施粮食重大战略工程为抓手，以提高单产和优化品种结构为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田生产能力。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稳定播种面积是粮食增产的保障。要坚决守住耕地1.2亿公顷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适当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加强土地平整，增加耕地面积。要保13亿人吃饭，粮食播种面积要保住1.07亿公顷底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土地需不需要占用。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必然要占一部分。同时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该占的要精打细算，不该占的要惜土如金。要集约节约，少占好地。少占城镇周边的水田菜地。这两年建设占耕地在20万公顷左右，生态退耕、调整结构、灾毁耕地常年在6.6万公顷以上，每年耕地净减少26.16万一33.33万公顷。现在1.22亿公顷。如此四五年可能就守不住。需占补平衡。但是现在补的地1334平方米(2亩)抵不了667平方米(1亩)。第二。要不要规模经营。回答是肯定的。但土地流转前提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原则是依法自愿有偿，主要向种粮大户、种田能手、家庭农场流转，这不会引起纠纷。要注意引导服务，不要操之过急。不要强迫命令，不要越俎代庖。还要看到，农民转移要经历一个过程，土地流转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太快，在人均耕地规模小的国情下。即便是流转，经营规模也不可能太大。还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搞好社会化服务。

重要的是，要加强粮田生产能力建设。目前。全国有中低产田0.85亿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7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0.6亿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9％。要继续加大对粮食战略工程、全国新增500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种子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投入。韩长赋部长主张，“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大规模投入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这是补上历史欠账、提高农业抗灾能力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迫切需要，是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农田水利建设和土地整理。早晚得干。既造福子孙、泽被后人，又能消化水泥、钢铁等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不担心重复建设。重点是要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完善农田灌排体系，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土地平整。建设节水工程。

二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科技要以种子为重点，要加快培育以大企业大基地为主体、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提高优良品种的研发和扩繁推广能力。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升农技推广公共服务能力。大力开展高产创建活动，提高粮食单产水平。2009年，全国600个“水稻万亩示范片”平均667平方米(1亩)产695.6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7公斤，600个“小麦万亩示范片”平均667平方米产533.7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8公斤；600个“玉米万亩示范片”平均667平方米产732.4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82公斤。今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实行整县整乡推进，进而实现主要粮食品种优势区域全覆盖。土地在中国是紧缺资源，应当由较高素质的人来经营管理。要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种粮水平。

三要大力建设粮食优势产区。把优势产品放在优势比较突出的产区生产，能够极大地提高产量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商品率。农业部于2002年制定了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区域规划，这些年在实施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生产在优势区域集中度分别稳定在85％、90％、60％和50％以上。小麦。冀、鲁、豫、皖、苏五省占75.3％。玉米，冀、鲁、豫、黑、吉、辽、蒙七省区占69％。今后。要继续抓好粮食优势产区建设，规划建设一批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核心馐800个产粮大县，后备区主要在吉林、新疆、黑龙江。水稻要在稳定南方籼稻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粳稻生产，支持东北等优势产区扩大优质粳稻面积：支持江淮等粳稻生产适宜区逐步推进“籼改粳”，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粳稻消费需求。

四要提高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从农民积极性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帮助农民减少种粮成本，规避生产风险；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增加种粮比较效益。要完善强化农业补贴政策，重点是提高补贴标准，尤其是良种补贴。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四大粮食作物每年生产用种。费用大约450亿元。现在已补近200亿元。如粜国家再增加250亿元，就可实现免费供种。粮食价格。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播种面积最有力的杠杆。稳定经济，要稳定价格，稳定粮价。但也要看到，目前粮价与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积极性相比，还是偏低，需要逐步提高。提高粮价，要兼顾好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两头。要进一步理顺粮食价格，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逐步提高粮食价格，使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大致上，粮食每涨1分钱。农民平均增收10元钱。从调动地方积极性看，要对主产区予以倾斜支持，扩大产粮大县补贴规模，减少农业大县的财政负担，切实改变“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延伸产业链，促进主产区经济发展。同时，要全面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强化粮食生产责任。保障粮食安全关乎全局，不只是中央的事，也是地方的事：不只是主产区的事，也是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事。要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明确各地的粮食发展目标，层层分解任务。主产区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全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主销区要稳定现有粮食自给率：产销平衡区要继续确保本地区粮食产需基本平衡，有条件的地方应逐步恢复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浅谈确保粮食安全的思路 篇4

1.1 光、温、水、气和光照因素

光照、温度有规律的循环;降水均匀分布;大气环流均衡运动,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就有了先天的保障。旱涝灾害、风、霜、冰雹、恶风暴雨、极端高温、极端低温都会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

1.2 干旱因素

降水量、土壤水、蒸发量、植物绿色面积、干土层、土壤热容量、土壤温度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良性循环, 作用于农作物, 农作物根深叶茂;不良循环, 可反作用于气候。就是这种不良循环, 1994年郸城县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大旱。郸城境内坑塘干涸, 河渠断流。5.23万hm2秋作物绝收。不仅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 连人畜用水也成了困难。

据《郸城县志》记载, 在1986—2005年20a间, 就有17a发生旱灾。7a发生涝灾。除旱涝灾害外, 其它自然灾害也都在威胁着粮食安全。1993年4月11日的晚霜冻就冻死了西安八号小麦。7—8月份的恶风暴雨能使秋作物大面积倒伏。在一定的温湿条件下又能引起病虫害的大发展和大流行。2016年7月24日—8月1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 使正处于授粉期的玉米出现了严重的缺位缺粒。

2 地

2.1 农田质量

地上的植物、动物、微生物, 地下的水资源与土壤中的矿物质。农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第一要素, 是粮食生产的载体。常言说:“没有百亩, 难打百旦”。再好的风调雨顺年, 要确保粮食安全, 没有农田是纸上谈兵。因此, 国土资源部门, 在农田保护方面, 要处理好建设用地与产粮用地的矛盾。做好年度规划与总体规划, 确保占补平衡, 包住红线;确保农田的土壤质量。用地养地相结合, 保证农田不污染, 肥力不下降;开发国土资源。目前的问题是:建设用地与产粮用地的矛盾突出;农田农药残留日趋加重;常年使用化肥, 缺乏有机质, 不仅肥力下降, 而保水保肥力下降;农田后备资源贫乏。

2.2 水资源

水是农业的命脉, 是粮食安全的第二要素。没有水, 农作物颗粒无收。有水, 而水利体系不健全, 同样不能保证粮食安全。反过来, 不同程度的牢灾同样造成减产或绝收。群众有“先淹后旱, 吊啥不见”、“先旱后淹, 啥都不粘”的说法。因此水利工程的建设标准, 与粮食安全的程度成比例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人多地少, 水资源严重贫乏, 农田水利一直是困扰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群众对水利建设极为期盼, 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日益完善和加强, “靠天吃饭、等雨耕田”的现象已经基本改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水源污染严重;水资源缺乏, 而自然降水又无限度的流失;发生洪涝灾害时, 又排水不畅。如何巩固建设成果, 进一步开发水资源, 保护水资源, 疏通渠道, 保存自然降水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任务。

3 人

3.1 着眼现在, 求真务实

确保粮食安全, 人是决定因素。保护水资源、开发水资源, 是一个系统过程, 资金是主要限制因素。国家可以把农村低保的资金、种粮补贴、水利资金集中起来办大事。这样, 不仅为建设水利工程集中了资金, 还能解决种粮补贴中的某些缺陷。

3.1.1 工程监测

工程监测实行卫星定位, 卫星监测。对豆腐渣工程, 欺上瞒下的行为拿出处理非典问题的手段处理问题。

3.1.2 县水利局长建立群众水利工程监测微信群

让县长、省长、总理听听老百姓的真实呼声。

3.2 展望未来

3.2.1 集中大块土地耕种

以土地流转为平台, 打破一家一户耕种的小农观念。以行政村或片为单位组建新型农场。现在的农民全部过渡为新型农工。

3.2.2 改旧村占地为农田, 开发土地资源

以农场为单位建农工住宿园区。大量旧村占地改为农田耕种。农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居住园区。在开发土地资源的同时彻底消灭城乡差别。

3.2.3 提高科技含量

中国粮食战略安全论文 篇5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护好耕地“生命线”，方能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也是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守好耕地这条确保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承担起“保土”“管土”之责，不折不扣落实“田长制”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确保耕地管理高质效、耕地数量不减少;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赋能助力耕地修复和改造，让更多“望天田”变成“吨粮田”，确保耕地质量与效益双提升;引导科技特派员队伍和“田秀才”“土专家”等乡土能人队伍，与种植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捆绑”发展，“传经送宝”到田头，带动群众采用绿色种植模式，推动粮食作物种植向绿色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升级种子“芯片”，方能确保“中国碗”装满中国粮。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确保“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需要多方合力、与时俱进升级种子“芯片”。种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校要形成合力瞄准“卡脖子”领域，打“翻身仗”，在继续稳固提升主粮作物基础上，在短板领域加大合作攻坚，力求早日突破;如果说种业是农业“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就是“芯片”的“芯片”，要保护种业科研活动的核心，做好种质资源收集、创新、应用和管理，进一步强化种质资源开发，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推进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合作研究，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和育种创新成果转化;必须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一支具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种子精神”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坚持行稳致远，方能走好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在不同时期进行实践探索，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方能牢牢把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使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广”;只有坚定不移地践行新的国家粮食安全观，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手段保障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才能越端越稳;只有把粮食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等主题活动，让14亿多国人从“我”做起，从“微”处着力，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同心守护“中国粮仓”。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篇6

自由市场之殃

多年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穷国对农业有太多的投入，认为全球之所以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就是因为被生存农业束缚了手脚，应让他们依照比较优势重新择业，如此，不仅可以赚钱买粮，而且可以发家致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坐而论道，而西方国家与他们操纵的国际组织则积极践行。它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向发展中穷国推销结构调整计划：积极敦促受援的发展中国家让本国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出口以获取更多收益，同时降低关税，从国外进口便宜的粮食；“建议”一些国家减少甚至取消谷物储备，实施依靠私营公司的粮食零库存模式，取消政府控制的粮食供应机构，取消来自欧洲和美国谷物的关税，取消对肥料及其他农业投入的补贴。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国际组织经济政策的实践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导致了如此结果：国家扶持的取消凸显了私人投资的外部风险，如此“吓走了”而非“吸引了”私人投资，由此导致农业停滞不前。一些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的“鼓励”下进行经济调整，集中生产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结果导致相关经济作物生产过剩，国际市场价格暴跌。例如，加纳推广可可豆种植导致1986年至1989年国际市场可可豆价格下跌48％，这使得可可豆生产国的经济“在市场的变幻莫测面前变得更加脆弱”。IMF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摧毁了受援国政府在农村的投资，使当地农业生产变得极不稳定。紧随结构调整计划的是WTO的“自由市场”粮食政策，如此使得到补贴的欧盟便宜牛肉进入西非和南非的市场，得到补贴的美国便宜谷物进入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导致当地农业生产者纷纷破产。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的粮食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为自己的农产品打开了市场，消灭了从非洲、拉美到亚洲国家的诸多农业家庭，破坏了他们为本国民众提供粮食及健康食品的能力。而家庭农业是食品质量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在摆脱殖民主义后的20世纪60～70年代，非洲不仅粮食自给自足，而且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地区，1966～1970年间平均每年出口130万吨。如今，经过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粮食政策的洗礼，非洲25％的粮食需要进口，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是粮食净进口国。饥饿成为家常便饭，仅最近三年来，非洲之角国家以及南非、中非等就爆发了粮食危机。粮食从自给自足到依赖进口的国家不仅出现在非洲，而且出现在拉美、亚洲。在198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墨西哥和印度等国的粮食都可自给。自从WTO要求放开农业部门、跨国粮商进入本土市场以来，墨印等国都已变成粮食短缺的国家。2006～2008年，由于粮食价格高涨，约有40个国家爆发了民众骚动乃至暴乱。在一些本来就不稳定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海地、肯尼亚、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粮价高涨导致众多人员死亡，加剧了人民的痛苦，自由市场之殃触目皆是。

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经济及粮食政策遭遇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与抨击，连美国彭博新闻社也在2008年12月发表长篇报道，指责世界银行“错误地建议”穷国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导致穷国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直言：“世界银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而历史证明，人们首先要生存下去，市场才能发挥作用。”2006年世界银行承认，对向发展中国家农业开出的政策药方所产生的副作用关注不够。2008年世界银行报告明确指出，投资农业是消除贫困和饥荒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粮食市场子虚乌有

在通过国际市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背后，有着极大极长的利益链条。在垄断资本的支持下，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此揭开了英美大资本谋求垄断国际市场的自由经济运动。自由经济强调由国际市场对各类资源与商品进行调节，然而包括粮食市场在内的国际市场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资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径是垄断。简称为“ABCD”的四大跨国粮商——阿彻一丹尼尔斯一米德兰(ADM，美资)、邦吉(Bunge，美资)、嘉吉(Cargill，美资)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法资)，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及全球运输和仓储系统，极大地影响着国际粮食期货交易，是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者，是国际粮食市场潮起潮落的“幕后推手”。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脆弱且充满投机的市场。国际粮食市场本来就面临诸如人口的增加、饮食的高端化、异常气候的频发、水资源的枯竭、转基因作物的普及、农药和化肥等投入成本的上升、生物燃料的急剧增长、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这当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被垄断资本炒作投机运用，使粮食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直至引发世界性粮食危机。最新一轮粮食危机就是国际粮商借口粮食减产、需求增加、库存降低来进行市场炒作的。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严重扭曲的市场。粮食安全依赖市场调节的理论基础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所有相关信息都体现在价格之中，价格变化引导粮食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但是，在粮食垄断资本的游说与施压下，作为世界重要粮食生产与输出地的美国和欧盟，通过持续而巨额的粮食补贴，严重扭曲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体系。目前补贴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欧盟为40％，美国为25％。欧盟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320亿欧元，而且通过各类技术壁垒严格限制牛肉和家禽进口。为鼓励农民种植玉米生产乙醇，美国政府给予每加仑乙醇51美分补贴，并对进口乙醇征收每加仑54美分的关税。在游说压力下，美国即便是对外粮食援助，也规定必须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并用美国船只运输。

在粮食商品化的另一面，是粮食政治化。粮食政治化除了粮食生产补贴外，一个重要的新体现就是在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鼓励转基因粮食的发展。美国政府1992年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上相同”。美国农业部积极参与由粮食寡头推动的基因革命，研

发了一项种子绝育技术，即在种子成熟前产生一种毒素，使种子的植物胚胎自动毁坏。该技术可应用于所有植物种子，并于2007年获得了名为“植物基因表达控制技术”的专利。农民一旦使用了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就必须不断向孟山都等美国种子供应商购买新种子，从而被迫沦为美国种子公司的新农奴。

美国政府与粮食寡头利用阿根廷的经济困难以及阿政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将这种带有绝育技术的转基因种子全盘兜售给了阿根廷，如此这个农业资源极其丰富、被誉为“世界粮仓”的国家就被美国粮食寡头紧紧控制了。到2004年，阿根廷48％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转基因大豆，由于种子和农药都要从美国公司购买，粮食流通、储运由美国粮食寡头垄断，仅10年时间，阿根廷就丧失了粮食自给能力，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美国粮食寡头；美国粮食寡头又借助阿根廷的强大粮食生产能力影响世界。

1970年3月，美国国会成立了“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研究委员会”。1974年该委员会拟定了一份名为《国家安全研究第200号备忘录：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的报告，报告视粮食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可被用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曾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很明显，在美国政治家眼中，粮食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战略物资，一种政治手段。

美国利用本土以及海外的强大粮食生产能力、价格控制能力、种子垄断培育能力，积极“调控”世界的粮食供给与价格。例如，美国农业部通过不断调整播种面积防止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粮价下跌。通过对生物乙醇技术的突破，打通粮食与石油的关联，实行粮油联动，将自己的粮食优势转化为能源优势，直接影响缺粮的石油输出国。基辛格博士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当今美国既想控制石油，又想控制粮食，还想控制货币，借以控制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的战略。

跨国粮商自由图谋中国粮仓

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粮食生产是弱势中的弱势。粮食问题决不能用简单的市场调节来解决和所谓的经济效率来衡量。但是，长久以来，在中国一直存在着通过市场来解决粮食安全的思路，有的甚至还上升为政策，从而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大豆之殇即是典型。

为尽快加入WTO，中国在农业领域作出巨大让步，中国承诺，实现大豆油贸易自由化，取消关税配额制和准国家专营制；大幅降低大豆进口关税，取消进口配额制。由于美国种植的是转基因大豆，生产成本低，单位出油高，而且还得到政府的巨额补贴，美国农民每生产1吨大豆得到的政府补贴，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5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美元。因此，相对于中国小农生产的有机大豆，美国转基因大豆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1994年中国进口大豆只有5万吨，2005年则为2600万吨，占世界大豆贸易的1／3。中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使本土有机大豆生产迅速萎缩，成千上万的豆农不得不转科－其他作物，或干脆撂荒土地外出打工。

更为严重的是，跨国粮商利用中国对国际大豆市场的依赖，通过一组精心布局，一举击溃了中国大豆压榨与流通企业。2003年下半年，美国借口贸易赤字而不断提升对华贸易战，为缓解紧张状态，中国2003年12月宣布将派代表团采购美国大豆。在该声明发布前(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月均价是每蒲式耳7.7美元；当中国企业大批采购时(2004年3～4月)，价格冲到9.8美元；中国采购后(2004年8月)，价格快速跌至5.9美元。大豆价格潮涨潮落使中国采购300万吨多花了15亿美元，期货交易令诸多中国油脂企业陷入困境乃至绝境，最后有半数企业破产，跨国粮商趁机控制了近60％的国内油脂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在中国市场掌握了从大豆采购到仓储运输、油脂加工等各个环节的主动权。新加坡丰益国际就占据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近85％的市场份额。跨国粮商控制了中国国内豆油后，国内植物油价格的涨落就越来越游离中国政府的价格调控。

中国大豆沦陷而不得不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这又给国际社会指责“中国威胁”的话柄。2008年4月28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为满足中国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称，中国人吸干了从拉普拉塔河到亚马逊河的大豆市场，大豆种植加剧了森林乱砍滥伐并促使大批小农户纷纷破产，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经变成了绿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杀虫剂种植的单一作物外，别无他物，巴西的大豆生产已经成为一种“死亡文化”。

然而，大豆之殇并未令中国人警醒，迄今仍然不时听到一些自由经济精英在喧嚣，“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越来越多的调研、报道表明，跨国垄断资本通过游说、贿赂、课题资助等多种途径，让中国相信，中国粮食问题可以依靠自由市场、国际贸易来解决。某机构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炮制了一份名为《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研究报告，抨击中国政府维护粮食安全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18亿亩耕地底线，大肆鼓吹“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多年来，福特基金一直是东欧、中亚等地“颜色革命”的重要“幕后推手”，同时也一贯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学者与官员到美国“自由圣地”学习“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国国内传播“自由思想”提供慷慨资助。该基金一名高层人士曾不无得意地炫耀，基金在中国播下的自由种子，经过发芽生长，已经到了收获季节。

如此，跨国粮商挟其强大的资金优势、系列品牌优势以及在全中国建立起营销与信息网络优势，积极布局中国粮食市场，而国内没有一家企业能真正与之抗衡。目前，中储粮作为全国最大的粮源控制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但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民营粮食企业更是难以望其项背。2007年“十一”前，中储粮抛售20万吨食用油储备，在食用油市场竟然没有溅起一点水花。后来有调查发现，其中有70％让益海嘉里(ADM与丰益国际的合资公司)通过“内部渠道”买走而搁置起来。

中国粮食安全的出路 篇7

“粮食安全”一直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执政集团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一些耕地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国家, 无论其经济状况发达还是落后, 粮食安全都是其核心国策。不仅仅是在中国, 我们可以从日本、韩国、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对待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态度和政策有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其核心无疑都是立足于“自给自足”。

在国际上, 各国关于粮食安全比较一致的理解是:如何能够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和科技水平, 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 满足本国人民对于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包括:足够数量的粮食生产;充分的市场供应;以可承受的价格合理分配给所需要的人群。

所谓“泛粮食安全”, 是指与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密切相关, 对于主粮有一定补充和替代作用, 但又与主粮作物竞争同类型资源的其他农作物的生产能力。它包括饲料、油料、棉花、小杂粮等作物, 是一个比粮食安全更加广义和更加延伸的概念。

粮食安全不等于1.2亿hm2耕地

一提起粮食安全, 人们一般的直接反应就是农业生产赖以存在的耕地。因此, 要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就是要保证我国现有的1.2亿hm2耕地不再被其他商业和工业用地侵占。这一基本思路并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粮食安全仅仅局限在耕地上做文章, 就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了。这是因为:

第一, 耕地不等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

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 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包括:

●耕地;

●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

●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装备程度;

●农业生产的参与者和农民的生产水平;

●粮食市场的收储渠道和流通性;

●粮食价格的高低与波动;

●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比;

●粮食生产的税费和补贴;

●土地承包、流转和租赁等相关政策;

……

在这张清单上, 土地只是粮食生产的一个条件, 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

第二,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耕地不再是过去人们所理解的静态的概念。

●在实际生产中, 耕地的质量比耕地的数量更重要, 特别是在反常的气候条件下;

●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能够大大提升耕地的使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西部有大片可开发的耕地, 如果普及节水灌溉技术, 耕地面积可以大大增加;

●耕地的休耕、轮作与复种;

●立体农业、无土栽培等技术大大扩展了耕种空间与种植内涵。

无论如何, 耕地永远是有限的, 人口却在增多, 经济在发展, 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如果一谈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就拿土地说事, 我们就永远走不出这条“死胡同”。

各个国家之间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不同, 各个国家和地区内各行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实质上是科技水平、生产效率和社会资源分配与利用能力的竞争。因此, 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农业产业的经济效益,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 在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和泛粮食安全上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粮食安全是靠“补贴”还是靠理顺生产关系

发展农业和提高粮食安全能力是靠补贴还是靠理顺粮食生产的政策与经济关系, 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目前, 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策是对于农业生产的“补贴机制”, 因为这是一个在短期之内可以立竿见影和省力的方式;但是从长期产业发展的结果来看, 这种补贴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产业的弱势和出路问题。

从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开始, 农业补贴成为了世界各国解决农业和相关社会问题的首选措施。但是, 很多人都忽略了“罗斯福新政”更核心的思路和措施, 是通过强行削减农业生产的产能和主动限制产量, 使得农业产业的发展从盲目的产量追求和产能扩大, 转变为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和种植者收入提高的追求, 从而从根本上扭转农业发展的态势。

农业补贴是“扶贫”和“输血”, 还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下策, 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没有解决农业产业自身的造血机制问题, 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普遍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发展的问题, 则需要正本清源, 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以下问题:

解决农业生产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离的问题, 从根本上消除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以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地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回归为契机, 消除长期以来压在农业产业发展头上的工农业产品价值交换的“剪刀差”问题, 让粮食生产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

消除粮食定价机制的种种隐形限制, 使得农产品和粮食价格回归合理。

解决农民在卫生、医疗、退休、失业保险等方面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问题, 使得农业产业的从业者也能够获得与其他行业同等的从业尊严。

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篇8

政府可以实施粮食保护价格, 在国内农产品价格低迷的时候用高于市场价格的支持 (保护) 价格收购农产品以维护国内农民的利益, 保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绝不能放弃粮食的种植。相传, 我国古代著名战略家管仲命令齐国百姓只准种粮食, 不准种桑, 搞得本国丝制品价格奇高而粮食非常便宜。同时他又下令向周边小国出口低价的粮食, 周边小国的农民于是都不种粮食了, 而改种高利润的桑并向齐国出口丝制品。过了几年, 周边小国的粮田几乎都成为桑田了, 于是管仲下令禁止向周边小国出口粮食, 结果小国粮食短缺, 出现严重饥荒, 这些小国的老百姓不得不大量逃亡到齐国, 齐国轻易的降服了这些小国。这就是“种桑误国”的典故, 尽管极端了一些, 但若由市场完全说了算 (小国的做法) , 这也是可能的, 毕竟每个人在不考虑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是最符合人性的。而由国家来收购粮食, 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国的储备粮;另一方面, 为我国的粮食市场调节供需, 维持市场上比较平稳的价格。

然而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买卖还是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的, 尤其在我国加入WTO后, 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正逐渐融为一个整体, 导致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受世界市场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在物流和仓储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 国际上农产品的流通也越来越方便快捷, 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国外的农产品自然会大量涌入中国, 因此, 我认为, 我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粮食安全, 需要我国农产品自身具有国际竞争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自己能够“立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单纯依靠国家政策扶持、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手段是不能够使我国真正实现粮食安全的。

因此, 为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 要大力强化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真正将农业视为衣食之源、生存之本, 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从资金、科技、流通体系等方面保障农业的健康发展。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较高, 在劳动力资源不具备优势的现实情况下, 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粮食生产效率也能够得到显著地提高, 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降低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改善粮食的生产条件, 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促进粮食生产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二、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须发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把优质土地保护好。保护基本农田, 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 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这与全社会各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的实施需要全社会各个系统的支持和参与, 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三、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科技素质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 很多有技术、有文化的劳动者选择了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产业, 留在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往往是老人和妇女, 他们的文化水平通常不高, 观念保守, 大多凭经验种田, 没有经过技术专业培训, 缺乏吸纳新技术、新成果的热情和动力, 不容易接受改变。因此在推广农业科技创新新技术时往往得不到预计的成果, 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效率的一大阻碍。

为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 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 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产量提高, 是农业科技新技术能够得到广泛推广的关键。同时建立的科技体制应充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接地气”, 这样才能提高推广速度;还应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 多层次、多渠道的农业科技投资体系, 改善农业投资环境, 使我国农业能够向着机械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 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 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做贡献。

四、建立完备的粮食流通体制和粮食储备制度

健全和完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方法。需要逐步形成统一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 确定合理的储备规模, 还要健全储备粮食运作机制, 进行粮食储备的经营活动。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现代物流集团进入国家储备粮的流转业务, 以实现现代生产体系与现代物流业相得益彰的局面, 便于对国际、国内粮食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形成多层次、分区域、多形式的现代粮食市场体系。

五、加强粮食安全预警, 实施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

建立完善的粮食安全监测系统和粮食安全应急系统。加强对粮食市场的预测和监测, 密切关注掌握市场动态, 在出现粮食不安全的情况下, 应及时发布信息并及时增加市场粮食投放量。

在我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实施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是稳定国内粮食市场、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利用国际市场发挥比较优势, 调整国内粮食结构, 提高粮食质量的要求;是扩大对外开放、应对“入世挑战”的必然要求。具体措施为加快粮食外贸体制改革, 适应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化需求;采取多头战略、转变贸易方式、在国外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投资硬件建设等途径来实现粮食安全国际化;还要重视培养农业国际化专门人才, 强化农民国家化竞争意识, 提高农民素质, 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农业生产, 为我国粮食市场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打下坚实基础。

因此, 在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情况下, 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最主要的是提高国内生产效率,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严格保护耕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 发展农业科技, 进一步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等方面。还要重视国际市场, 积极参与, 实施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篇9

一、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

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合理利用和维护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革新和政策实施,以生产足够的食物和纤维来满足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永续供给和生活质量的提高[1]。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条件相比,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令人担忧。有关的测算表明,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的16亿,为保障粮食安全所需要的耕地面积大体上为19亿亩左右[2]。1998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1亿亩,而2007年减至15.84亿亩以下。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98年粮食总产量曾达10 200亿斤以上,降到2006年9 950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也由1998年的825斤,降到2006年的758斤。保持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

二、粮食供给安全的重要性及影响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曾谆谆告诫全党:中国如果出现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主要是粮食问题。并提醒我们,要很冷静地考虑过去,也要考虑未来。江泽民同志则从全球战略高度的角度,强调指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必须立足自给,供求必须基本平衡。我们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认识粮食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如今,政府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的粮食供给现在和将来都应基本立足于自我解决,这样就涉及到与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而且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1.人口问题。俗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而前面一条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和人的素质。后面一条倒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中国自从实行计划生育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得到遏制,但由于基数太大,中国人口还是以每年几千万在递增,到2030年左右将达到最高峰的16亿。坚持抓计划生育将是长久的话题。但是现在有些地方超生、躲生现象严重,特别是比较贫穷的地方。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打着计划生育的幌子,以罚代生,如此歪风刮起来,人口能得到控制吗?

2.农民增收的问题。中国政府致力于农民增收已多年,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城乡差距还在拉大。许多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一年,年终细算还亏本。为了谋生,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打工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有些人在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甚至可以当务农一年所挣。曾有这样一个笑话:到农村去看,如果谁家的地上庄稼长的好,那这一家肯定比较穷,而地上庄稼长的差的甚至荒芜的,这样的人家可能还是较宽裕的。因为前一家只能靠地里的庄稼收入维生,而后一家肯定有另外的谋生手段,他们不屑于田地里的收入。由此也可大概看出务农的可赢利性太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经济意识的提高,还有谁会守着那入不敷出的田地生活呢?如此下去,出现大片良田荒芜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甚至现在有些地方已存在田地大量被抛荒的现象。因此,农民增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耕地保护的问题。目前,中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耕地总量的逐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大,城市化的提高,城市建设将占去许多良田,工业的发展、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人为的浪费都无不时地在蚕食着耕地。据统计,中国耕地退化率已超过40%。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可耕地的减少,保有合理的耕地数量,也是保证粮食产量需要考虑的问题。

4.土地整理问题。现今,中国土地整理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整理目标过分强调数量的增加,而忽略了质量的提高。由于受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的制约,许多地方开展土地整理的目标变歪了,整理后多出的耕地是为了折抵建设占用的耕地。造成许多不能增加耕地面积而能提高耕地质量的整理项目如中低产田的改造难以开展,甚至整理后的耕地质量也难以保证。二是土地整理的效果难以确定。土地整理后的耕地能否取得预先设定的效果,是否取得了社会、经济和生态的效益统一,目前缺乏严格的检查监督和评价机制。三是项目运作缺乏市场手段,主要以政府行为为主,大量存在政府寻租行为。四是项目的资金筹措还是以国家为主。以政府有限的土地整理资金来解决日益严峻的人地关系和粮食压力,无疑是杯水车薪。

三、解决中国粮食供给安全和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人口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和耕地保护是粮食生产和供给的瓶颈,如解决不好中国将面临粮食供给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历史的悲剧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身上重演,因此,为实现中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1. 巩固基础教育,推行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要抓

好农村的基础教育,加强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人口素质,通过延长受教育时间来推迟婚期。这应该作为长远的国策来抓。但是不和谐的事情到处可见,随着高校连年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几率增大,这是一件好事。但可曾想过昂贵的学费给农村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多大的负担,每到开学前期报纸上充斥着求助的呼声,在全国农村普遍不富有的情况下,可曾有人想过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相当于一般农家多少年的收入呢?有些学生家长为了让子女上学而做的各种感人事情真是催人泪下。国家虽加大了助学贷款力度,但相对需求总体来说还是杯水车薪。相对昂贵的学费必然会阻碍一些人在高中阶段,甚至在初中就退出学校,素质教育又何从谈起呢?现在农村高失学率与此不无关联。而且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大部分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只是流于形式而已!现在多少农村孩子在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加入打工大军中,原因何在?这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思!因此,九年制义务教育要落到实处,政府部门应加大投入和加强监管,不要把学校当企业来办!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婚期和生育自然会推迟,生育观念也易改变,对抑制人口快速增长将大有益处。

2. 大力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一些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的养老保险几乎是城市人的专利,这种恩惠还没有普及到广大农民,中国农民过去、现在都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得到的待遇却和城市人相差甚远。近来中央虽然采取了一些减税及补助农业的积极举措,但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农民最朴素的想法也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靠,靠养难以依上政府和社会,那只能靠自己的后人了。所以自身再苦再累也想多生几个后人,这其中有社会敬老风气恶化的原因,还有就是父母为期望将来子女有出息增大成功概率。如此也导致了越穷的地方越多生,生的越多就越穷的恶性循环。我们不能一味的指责农民的无知,跟我们的政府导向也有关。试想如果我们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老年人、特别是孤寡老人晚年能生活的幸福,不会体现出膝下无子生活孤苦伶仃的现象,给年轻人树立良好的典范,还会有多少人超生躲生吗?所以中国要想控制人口规模就应该在全国大力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3. 加强计划生育的执行力度。

计划生育工作应该抓住农村这个关键,坚持执行一胎制,越是贫穷偏远地区越要加大贯彻力度。人口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而且要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少数民族也应实行一胎制,中华民族要一视同仁。据有的学者研究[2],在汉族和大陆总人口已进入成年后期时,少数民族大多已进入生育高峰的成年期,55个少数民族中,年轻型25个(其中年轻后期21个),成年期30个(其中成年初期25个),可见中国应该对各民族的生育政策一视同仁了!

(二)提高粮食价格、增加粮食产量、减轻农民负担

1. 加大科研力度,研究出高产的粮食作物品种并推广应用。

政府应引导制定出和实施一些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如建立农户主动吸纳科学技术的运行机制,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调整农业科技管理政策,以服务农业发展为基点;调整农业技术创新政策,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加强“产、学、研”结合和区域农业科技试验中心的设立,鼓励农业企业和涉农企业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等。据统计,二系化杂交水稻可增产10%~15%,转基因水稻增产30%。但是中国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50%,每年被束之高阁的应推广成果占2/3以上。高新技术的应用更是凤毛麟角,这些不得不应该引起政府重视。

2. 积极稳妥地改革目前的土地分配形式和经营方式,逐步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以利于产生规模效益;

合理布局,建立多种类型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加速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促进农业结构升级转型;突破以种植业为中心的农业发展思维模式,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实行多项农业发展,拓宽农业的发展空间,建立新的农业增长点。增加复种指数,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利用率。目前全国平均复种指数为156%,最高省份达到246%,如果能提高3%,就等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4 500万亩,至少可增产粮食90亿斤。

3.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致使令行不止,甚至变本加厉。为何会“下有对策”,难道上级政府不应该自我检讨吗?疏于形式的监督甚至放任自流!农民身上是唐僧肉,能管的都想吃一口。这就难免会出现有些地方集体抗税的现象。而且有些地方政府的土政策使农民不堪重负。某市曾有这样的政策:规定按家庭人口的多少定交生猪数量,生猪被要求集中卖到政府指定的收购站,收购价自然要比市场价低很多。由于农村养猪周期长和成本大,大部分农家都不愿养猪,该市的变通手法是少交一头猪折现金40元上交政府,农民反映强烈。这种政策合理不合理?明显是变相增加农民负担,而且政府出面的事大多上诉没门。所以,减轻农民负担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切实落到实处,监督是重中之重!

(三)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1. 开源节流,扩大农业发展空间,使中国耕地稳中有升。

据统计,中国现有可利用荒山荒坡荒沙地30亿亩,可利用草地草原47亿亩,还有内陆水域2.6亿亩,浅海滩涂1.8亿亩[3],只要科学发展,合理利用,后备耕地的潜力是巨大的,这需要科学的规划并纳入法制化轨道。

2. 严格控制占用良田陆地的审批权。

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批租权应控制在省一级人民政府。前几年全国一窝蜂地搞经济开发区,有些地方一圈就是几百甚至上千亩,荒了几年也没建成,明显体现出盲目性,现在应该清理整顿了,及时退还耕种。

(四)以提高耕地质量为核心,落实整理效果

1. 加强土地整理项目的立项管理[4]。

政府要加强对土地整理项目的立项尤其是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管理,规划部门提出方案,经各业务部门、相关专家学者讨论,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注重公众参与,群策群力,经修改后再形成正式的土地整理规划。本着为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数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宗旨开展土地整理。

2. 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土地整理运作的市场化。

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土地整理的工作质量和水平,打破政府或部门的垄断行为,可以降低成本,缓解政府筹资的压力。从项目运作的不同阶段有区别地引入不同的竞争方式,如招、投标等。同时加强监管,在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运行的前提下,防止和杜绝部分企业和个人为追求私利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行为。

3. 建立和健全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

投资收益是社会和个人投入土地整理产业的根本动因,也是土地整理项目得以持续运作的基本前提。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合理界定投资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分配比例及办法,明确各方的责、权、利,并通过法律或经济手段如合同等切实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4. 重视对土地整理成果的检查验收,健全相关政策法规。

进行严格的检查验收,才能杜绝某些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除起督促推动作用外,还可以不断总结经验,从而避免或减少损失,有利于以后的土地整理工作的开展。但是目前中国的土地整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家对土地整理市场化发展还缺乏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实施土地整理的重要保障,通过法律来规定土地整理的内容、目标、程序、规划设计、资金来源以及处罚办法等,解决土地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保障土地整理的顺利进行。

四、结束语

中国要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必须充分认识和做到:第一,经济建设必须始终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并且真正把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始终摆在农业的首位,切不可粮食生产状况一有好转,就忽视和削弱粮食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基础之基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粮食产量齐头并进,有效地保证粮食供给安全。第三,严格土地管理制度,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做到真正占补平衡且质量对等,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本要求,切实保证耕种面积。第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五,依靠科教兴农,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总之,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两者要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安全面对21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口最高峰。

摘要：粮食供给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但是,近年来中国耕地持续减少,自然灾害时常发生,粮食供给安全备受影响。如何才能使粮食生产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中国人口增长、农民增收、耕地保护和土地整理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粮食,可持续发展,供给,耕地保护,措施

参考文献

[1]罗必良.广东科技发展研究报告[M].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200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3]李希光.饥饿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吗[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4]陶信平,等.陕西省土地整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陕西农业科学,2006.

[5]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index.asp.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篇10

一、最大程度地保障

1.数量上能保尽保

在保障范围上, 无论高低贵贱, 不论城市与乡村, 哪怕是游手好闲的懒汉、罪大恶极的罪犯, 只要是人, 甚至是条生命, 都应该保障其生存。在文明社会, 对懒惰和罪犯的惩罚不应该采用饿肚子的办法。在保障程度上, 要符合基本健康需要, 让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体面感。粮食安全保障最终体现为食物保障, 但商品经济社会主要通过收入和转移支付来实现食物保障, 因此, 低保金就是粮食安全的最低保障。

按照上述原则, 低保金水平应该是能够维持基本的健康和尊严需要, 但现实的低保水平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少数农村养老保障试点地区给每位60岁以上的农民发放55元或稍多一些的养老补贴。在现今的物价水平下, 仅靠这点补贴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所以, 我国多数农村老人保障水平还非常低, 远达不到粮食安全的标准, 值得引起重视。

2.质量上符合安全需要

目前不要说维持基本生活的食品难以保证安全, 就连改善型、小康型甚至富裕型食品消费都没有安全感和保障性。在21世纪的中国, 质量和安全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数量更为重要。

深刻分析食品安全性的形成机制和管制机理表明, 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也主要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监管问题、法制问题。

(1) 监管失职。

CCTV新闻频道2011年3·15特别行动《“健美猪”真相》暴光的瘦肉精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了。在河南孟州等市县, 养殖环节, 每头猪只要花上2元钱左右就能买到号称“通行证”的检疫合格等三大证明;运输环节, 每车 (100头以上) 只需花费100元打点省界检查站的工作人员, 便能一路放行;屠宰销售环节, 每头猪再交区区的10元钱就能得到“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这样, 每头猪花费不到13元, 不管是瘦肉精猪还是病猪, 都能一路绿灯由猪场到达百姓的餐桌。监管部门收钱就过关, 食品安全监管形同虚设, 而监管缺位就必然陷入无政府状况。

(2) GDP目标和地方保护主义不让监管部门监管。

实事求是地说, 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监管部门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表现?其实, 并非我们的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都没有职业道德、起码的社会良知和基本的监管手段, 实则是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税收、就业等政治经济目标而给监管部门施压, 捆住了他们的手脚。虽然很多的监管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 当地政府难以直接干预, 但制度上干预不了, 可以用非制度的办法干预, 明的干预不了可以暗地里干预, 管不了领导就管其家庭、子女。总之, 只要你在当地, 想干预你还怕没办法?况且党务工作还是属地化管理。河南瘦肉精猪案例中检疫人员的一句话“那不是没发现, 问题是发现了有的事, 也不能多事。”切中了问题的实质。

(3) 违法成本太低是食品安全以及其他种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

前面的两点是监管部门出于各种原因未监管, 即或是监管, 其惩罚力度也往往无关痛痒, 与违法所得相比, 恐怕是九牛一毛。为什么中国多数法律的惩戒力度如此轻, 恐怕还是由我们的发展理念所决定, 一切为经济发展让路造就了这一切。

二、最适度地保障

1.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及由此推算出的耕地“红线”指标定得太高

按照主流说法, 我国的粮食自给率目标是90%~95%, 根据现在的单产、复种指数和人均消费量, 把耕地“红线”目标定为1.2亿公顷。

我们基本同意茅于轼先生“通过计算来确定耕地红线是计划经济的做法”, 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东西是算不出来的, 包括成本、价格, 算出来市场也不依你。市场既不相信眼泪, 也不相信成本, 信的是效用 (性价比、品牌和服务等) 。同样, 合理的单产和消费水平也是算不出来的, 尤其是消费水平。到底多高的消费水平才是合理的, 多大的人均占有量才是粮食安全的最低水平, 从来不是一个定数, 它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尤其是消费水平, 甚至取决于个人意愿与偏好。同样, 对土地, 包括耕地人口承载力的计算与预测都缺乏理论逻辑、科学依据, 也毫无必要。实际上多数城市的人口现实规模都远远超出了研究者、政府部门原先的承载力预测与规划。

但粮食不比牙膏、鞋子, 确实很特殊, 而中国的人口、资源情况与体制环境更为特殊, 尤其是地方政府GDP增长、税收和土地财政利益、就业保障等政治经济利益冲动太过于强烈, 以至于设置了1.2亿公顷耕地“红线”和“高压线”都还扼制不住地方的征地、占地狂潮。如果不再设红线, 甚至不再提耕地保护, 那将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 我们赞成保有一定数量的基本农田, 即划定耕地“红线”, 但是否是1.2亿公顷值得进一步研究。

但我们的经验判断是, 这1.2亿公顷的“红线”标准过高。原因之一是, 中国的实际可用耕地数量基本上是一笔“糊涂帐”。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透露, 到2010年底我国帐面耕地面积约为1.2173亿公顷。但我们认为实际耕地面积可能远没有那么多。因为大量的耕地可能已经被损毁或者硬化 (水泥化) , 或者弱化无法耕种, 比如多年撂荒的坡耕地由于冲刷、坍塌而损毁。据笔者在四川一些丘陵地区的调查, 损毁的坡耕地约占原有面积的20%~30%。还有大量耕地因为以租代征改变农业用途甚至硬化而退出粮食与农业生产领域;或者就是以农家乐、农业科技园、农业博览园、循环经济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园等名义流进农耕地进行非农开发减少的可用耕地。“占补平衡”中占的地都是肥沃的耕地, 而补的可能是偏远山区的薄地;近年来最大的一笔耕地流失可能就会由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制度引起。自2006年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制度实施以来, 地方已经合法地占用了1653万公顷农村用地, [1]2009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8.3%。[2]

2.粮食产量并不是越高越安全

一方面, 过分追求粮食产量可能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破坏;另一方面, 过分追求粮食产量会谷贱伤农, 打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对粮食安全保障的决定性意义远比耕地数量、质量及农业基础设施等任何条件都重大。如果一昧追求国家的粮食供给量, 限制了农民从事非粮种植业和非农产业的权利, 影响了农民收入, 或者高产、增产导致了农民低收或不增收, 那么农民就无心种粮食, 甚至拒绝种粮食、售粮食, 那将是给国家的粮食安全体系釜底抽薪。至于多高的粮食总产量才会对粮食安全构成负面影响, 要取决于粮食产量的过剩状况, 过剩太多, 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对农民都是浪费。

三、最公平地保障

最公平地保障, 即指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粮食安全。这里的效率主要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公平是指粮食安全体系各参与主体和利益悠关方的利益大致均衡, 主要指粮食安全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包括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粮农与非粮农之间的利益平衡。

1.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上的公平

最基本的粮食安全属于纯公共产品, 就像义务教育那样, 供给责任主要在中央。由于我国的财政和税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层次, 因而地方也承当着相应的粮食安全责任。在地方政府的四个层级中, 绝大部分的粮食安全责任在省市自治区级, 即“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中央和地方的公平主要体现为财权与事权的对应, 即各自根据自己在全国总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承担。比如1993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和78%, 而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这一比例分别变成了55.7%和44.3%, 分税制使地方财政收入一下减少了30%。[3]中央和地方各自承担的粮食安全事权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调整。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32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42470.52亿元, 占51.12%。这样, 中央和地方在粮食安全事权上承担的比例应该为51.12∶48.88。

2.地方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上的公平

地方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上的公平主要是指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公平。由于粮食生产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 因此单纯的市场经济不能调节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公平。主销区应该在市场之外给主产区适当补偿, 不然主产区就会吃亏, 从而影响其粮食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供给的可持续性。

3.粮农与非粮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现行的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下, 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很低, 因而农民普遍不愿意种粮食, 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农民和全国的青壮年农民, “99部队” (即老人) 已经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绝对主体。因而, 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角度讲, 应该给种粮农民大量的补贴。

粮食直补政策在我国已实施多年, 对促进粮食生产和增进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政策本身并不完善, 在新形势下更有调整和完善的必要:一是完善直补政策的瞄准机制, 在稳定既定群体和存量补贴的基础上, 把增量补贴的重点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全国的种粮大户和种田能手;二是进一步明确粮食产量是直补政策的目标;三是按实际种粮面积补贴;四是补贴标准是使农民种粮不出亏。

四、最小成本与代价地保障

正如粮食生产对种粮农民有成本一样, 粮食安全对国家和社会也是有成本的, 包括财政和经济成本、生态与环境成本等。最理想的粮食安全模式应该是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实现既定的粮食安全保障目标。

1.尽可能降低农民的种粮成本

(1) 加强政府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包括农业和农村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经典理论证明, 公共产品不仅是私人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前提与条件, 也能够有效地降低私人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和消费效用。农业生产对农业和农村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依赖性。诸如水利设施不仅可以增强粮食与农业生产地域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的能力, 提高粮食和农产品产量, 还能有效地降低粮食和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基础设施也是如此, 完善的道路、交通运输、仓储保鲜及信息服务体系就能有效降低粮食和农产品的物流成本。

(2) 加强农民技术培训, 实行科学种粮。如测土配方施肥, 可以提高养分补给的针对性, 提高肥料使用率和生产率, 降低化肥使用量, 不仅节省肥料成本, 还提高了粮食及农产品的安全性;精量播种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种子用量;保护性耕作可以提高土壤肥力, 等等。

(3) 改革现行的农资补贴政策, 降低粮食生产的要素成本。改革农资工业管理体制, 可以考虑将那些与粮食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农资工业, 如化肥、农药、农膜、农机、饲料等工业门类, 全部划归农业部管理。或者全部放开农资工业, 取消政府的一切价格管制、优惠政策和补贴, 价格随行就市。而把现在对农资工业的所有补贴全部补给农民, 可以按照实际购买量进行补贴, 就像家电下乡工程补贴那样。这样, 可以大大提高补贴的针对性、精准性和补贴效率。

(4) 鼓励和引导土地流转, 实行粮食的规模化经营。土地流转包括转出和转入, 土地使用权流转能否大规模地进行, 从根本上取决于流入。而流入的动力是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和经营风险。因此, 需要加大政府的农业扶持, 完善农业和农村技术服务体系, 扶持粮食生产保鲜, 加强粮食物流体系、粮价保护体系、粮食市场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使粮食生产有利可图。制定和完善针对规模化农业的扶持和奖励政策。

2.实施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带推进战略, 降低财政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

经典理论早已证明, 分工与专业化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在现有粮食主产区的基础上, 规划中国的粮食优势产区或者核心产区, 把政府新增的粮食扶持资金及其他政策资源, 包括粮食直补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粮食及农业研究与开发 (R&D) 资源、流通与市场 (仓储、物流等) 体系建设资源等等主要投放这些地区。运用财政杆杠 (如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财政贴息、担保等) 引导大型的粮食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到优势产区经营。

2011年中央财政已经下拨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986亿元, 规模已经够大。但实际上是按农村人口平均发放, 成为了农村居民的基本福利, 早就丧失了粮食补贴效应。而且数额非常有限, 人均仅146元。在物价飞涨, 农民收入已经多元化、粮食生产收入已经零头化的今天, 这点补贴金对农民而言就是“鸡肋”, 完全失去了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如果将增量资金集中补贴优势产区的实际种粮农民, 尤其是补贴种粮大户, 则每户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可能成倍增长, 主产区粮农的收入也可能不比种植经济作物差, 将来甚至会达到和超过外出务工收入。这样,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上来了, 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就有了保障, 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就单位粮食产量而言, 政府的财政成本也随之降低。

粮食生产全国遍地开花的格局不仅严重损失了经济效率, 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目前我国坡耕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9.66%, 其中2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74%, 重庆市则达到了16.1%。半个世纪以来, 全国因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达333万公顷, 平均每年6.66万公顷, 其中绝大部分为坡耕地。[4]②在耕地污染方面。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的20%已经受到污染, 其中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至少占总耕地面积的10%, 每年仅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的粮食就达1000多万吨, 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 足以够4000万人口一年的粮食消费, 合计经济损失在200亿元以上。[5]

2.社会经济可持续性

(1) 农业基础设施保障, 尤其是水利排灌设施。我国的水利基础设施老化、退化问题非常严重, 难以支撑粮食安全体系的可持续性。全国30%的灌溉设施兴建于1949年前, 病险水库3万多座, 占总数的40%, 大型排灌泵站老化破损率达到了75%左右, 有效灌溉面积比例仅46%。还有100个乡镇、近4万个建制村不通公路, 96%的村没有排水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6]

(2) 种粮农民的数量、质量及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是粮食安全保障的第三大根基。农村人口空心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资料和我们的调查来看, 留守农村, 而且还在种粮的农民基本都在50~60岁以上。农民绝大部分是散户式、小规模、自给型种植, 粮食直补等政策杆杠对他们基本失去作用。90后、00后农民子弟毕业后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留在农村, 因此, 我们有理由担心一二十年后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生产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由此, 我们主张大幅度提高农业和粮食补贴, 吸引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回流粮食和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引导粮食及农业的规模化生产, 通过发展商品农业、现代农业的模式解决粮食和农产品的可持续供给问题。

(3) 整合各种支农资金, 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金。中央统一部署, 打破部分界限, 把各种与农业, 尤其是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保障支持有关的资金打捆使用, 建立能够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持续支持的全国性基金。我们建议设置粮食消费税, 对出售的粮食及其加工品收取一定比例的税金, 以补充粮食安全保障基金, 对低收入户进行定点补贴。

摘要：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应该遵循最大限度地保障、最适度地保障、最小成本和代价地保障、最公平地保障及最佳可持续地保障等原则。具体要求为:保障任何人都能体面地生活;保障基本的消费安全;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和耕地“红线”指标;主动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中央与地方、产区与销区、粮农与非粮农之间的利益平衡;实施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带推进战略,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保护基本农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补贴, 增强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粮食安全,保障成本,适度保障,公平保障,可持续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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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冬生.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及对策[J].农村经济, 2010, (12) .

(5) 姚润丰.城市缺水总量约60亿立方米农村因旱损失粮食年500亿斤[N].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005-03-23.

以改革创新提升中国粮食安全 篇11

在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明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民以食为天”是长久以来中国人所奉行的理念，我们将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充分表明，中国领导人在治国理政中高度重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为保障全体国民吃得饱、吃得放心，我们付出了艰苦努力，取得了明显成绩。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产量提高了98%，油料产量提高了近6倍，水果产量提高了37倍多，水产品产量提高了12倍多。从1996年到2013年，我国肉类产量提高了86%，禽蛋产量提高了46%，奶类产量提高了近4倍。目前我国城乡市场上各种食品琳琅满目，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提高。在保证数量充足、品种丰富的同时，我们正在努力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近年来，全国农产品质量合格率总体保持在95%以上，今年前三季度为97.3%。食品安全监督抽查合格率总体也保持在90%以上。

成绩来之不易，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粮食与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和保障能力方面我们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有效保障城乡居民对食品消费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新要求，将是一项长期而又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

——从数量需求来看，全社会对粮食的需求峰值远未到来。人口总量、城镇化、居民收入是影响粮食需求总量的三大因素。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总量、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会持续增长，将共同推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消费总量持续增加。人口总量方面，学术界对我国人口峰值的预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大致在14亿—15亿之间，按照2013年底13.6亿人的基数推算，我国人口总量还将增加0.4亿人至1.4亿人。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要吃饭。以目前人均年消费400公斤粮食估算，届时仅人口增长就会导致粮食需求总量增加160亿至560亿公斤。城镇化水平方面，目前我国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36%，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也仅为53.7%，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研究表明，尽管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低于农村居民，但对畜产品的消费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对粮食的直接和间接消费之和要高于农村居民，人口从农村迁向城镇会增加对粮食的消费总量。居民收入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也将不断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食物消费结构调整到位之前，收入水平提高既会导致口粮消费减少，但相应也会导致动物性食物消费增加，对粮食的总体消费会增加。根据日本、韩国等与我国饮食习惯近似国家的食物消费增长规律，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时，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才能基本到位。我们离这个收入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总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总量将继续增加，将处于城镇化率从50%到70%的快速发展阶段，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将是我国食物消费结构持续转变的时期，肉禽蛋奶鱼等动物性食物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粮食总需求量必将持续增加。

——从质量需求来看，城乡居民对粮食和食品的品质和安全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对食物消费的需求也随之向更高层次提升。人们已不满足于吃饱，而且要求品种多样、质量上乘，特别是安全放心。但由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一些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缺失，加之市场法治监管环节较为薄弱，我国食品安全的基础还不牢固，一些环节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我国人多地少，需要发展集约农业，需要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以提高单产，但使用不当也会产生过多残留。我国有2亿多个农户、40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300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以及难以计数的小作坊、小摊贩。食品安全的技术性、专业性、隐蔽性强，监管部门、生产经营者、消费者之间很难达到完全的信息对称。从田间到餐桌、从地头到舌尖，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产生不安全事件。我们现在已生活在大数据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局部问题、个案事件，都有可能迅速传播，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加强全过程监管，切实保障食品安全，是一个长期挑战而艰巨的任务。

——从生产成本来看，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减弱。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快速提高。2004-2012年，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粮的土地成本年均增长15.7%，人工成本年均增长10.4%，物质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8.7%，都高于同期三种主粮生产价格7.3%的上涨速度，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明显下降。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的进程也未结束。在未来发展进程中，粮食生产所需的人工、土地、物质、服务等费用还将继续增长，这些费用的刚性增长还难以靠技术进步来弥补，结果就是粮食生产成本还将继续提高。目前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国内市场价格已经高于进口到岸税后价格，开始出现净进口，今后这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面对成本上升和进口增加的双重挤压，发展国内粮食生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从资源环境来看，粮食生产发展面临硬约束。今年，我国粮食将可能实现十二连增，这是好事。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能严重透支。目前我国所实现的粮食生产能力中，相当部分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我国单位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远远超过合理使用水平。有近一半的农膜残留在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由于长期超采地下水，华北平原已形成大面积漏斗区。全国约有5000万亩的中度和重度污染耕地仍在继续耕种，这类耕地大多分布在我国农业高产地区。我国有6000多万亩陡坡耕地、4000多万亩严重沙化耕地在继续耕作。我国还开垦了很多不该开垦的湿地。这些都严重透支了生态，且在短中期内难以恢复，这不仅影响国家生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粮食质量安全，最终是危害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健康。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如何有序退出这些“不健康”产能、促进农业资源休养生息，又不对全国粮食产量造成大的影响，对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挑战十分严峻。

应对粮食与食品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根本出路在于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我们要按照这两个决定的精神，围绕持续提升粮食与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加大农业领域改革开放力度和依法治农、依法保障食品安全力度。

一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无论是应对粮食生产成本上升，还是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都要求解决好我国家庭农业规模过小的问题。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抑制粮食生产成本上升，也有利于实行农业标准化生产、降低质量安全隐患。我国家庭农场已发展到87万家，平均规模达到13公顷，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超过110万家，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和发展方向。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以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为主导，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步伐，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已经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和进城定居落户的承包户流转土地经营权，为留在农村、有志务农的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创造条件。要健全多元化的农业服务体系，为规模经营者提供信息、技术、购销、金融、农机等全方位服务。

二要创新农业科技进步机制，发挥科技对保障粮食与食品安全的支撑作用。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应用步伐加快，2013年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55.2%，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9.5%，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科技进步已成为提高粮食产量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措施。然而，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到80%，有些国家超过90%，我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要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促进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既要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又要加强农业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科技创新集聚。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业生产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三要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提高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也是对子孙后代的庄严承诺。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把生态环境可持续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来挖掘粮食生产潜力，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要加快实施土壤污染治理，通过环境风险评估确定重点治理区域，根据污染程度确定治理方式，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加快节水高效农业发展，加强农业水污染治理，对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进行综合治理。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开展植树造林、防沙治沙、湿地保护。完善森林、草原、湿地、水土保持等生态补偿制度，多渠道筹集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四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勇于接受这一考验，最终经受住这一考验，关键在于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并严格执法，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要改革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解决好多头分管、责任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落实好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提高基层监管能力。落实好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积极推进社会参与、促进社会共治，让政府、企业、消费者和新闻媒体等都来参与食品安全治理，让法制、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要素都发挥作用。

五要创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整合利用机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开辟更广阔渠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农业领域如何贯彻这一精神，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谋划。从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禀赋出发，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是大势所趋，也是理性选择。中国加入WTO后的事实表明，渐进和可预期的进口增长能实现双赢。例如，中国大豆进口的增加，带动了美洲的大豆生产，推动了全球大豆生产和贸易，同时也适应了中国的市场需求，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要坚持开放、透明、公正的原则，均衡、有序、适度增加紧缺农产品的进口，让世界对中国粮食进口有一个清晰而稳定的预期，避免对国内农业生产和国际农产品市场造成明显冲击。要加强与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国的战略合作，通过签订中长期粮食贸易协议，建立稳定、多元的进口渠道。发挥我国优势，以农业技术转移、加工、储运、贸易等环节为重点，加大对周边国家、南美、非洲的农业开发援助和投资，并履行好社会责任。有效利用跨国农业公司强大的国际网络和风险管理能力，鼓励国内粮食企业与跨国农业公司合作，把国内网络与全球网络有效连接，联手保障中国和全球粮食安全。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动各项粮食援助承诺得以落实，推动统筹运用金融、贸易、援助、环境保护等各项措施系统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六要转变食物消费观念，建立适合我国资源条件和文化传统的食物消费结构。我国正处于食物消费结构转型阶段，增加动物性食物消费是大势所趋，有利于提高营养水平、增强国民体质。但不合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在滋长，居民营养不足与过剩并存，营养性疾病快速增长。合理膳食不仅有利于健康，也有利于减轻粮食供给压力。要以科学营养理念引导食物合理消费，传承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的优良膳食传统，合理改善膳食结构，创新繁荣中华饮食文化。

粮食安全的中国思路 篇12

关键词：粮食安全,成本,收益

2014 年, 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709.9 万t, 比2013 年增长了0.9%, 实现了粮食生产的 “十一连增”。 然而另一方面, 2013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 第一, 此新战略强调“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 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度进口”;第二, 提出“数量质量并列, 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粮食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第三, 强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统筹兼顾, 注重永续性发展, 强调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发展循环农业。

1 粮食安全概念的界定

粮食安全于1974 年《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中首次被提出。40 多年来, 粮食安全的概念一直在发展和演变。 主要的观点如表1 所示。 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均从不同角度予以解析。

基于中国的粮食安全新战略的背景, 我们的粮食安全概念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 (或者地区) 应该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与其生存和健康相适应的足够粮食, 同时应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 并注重粮食质量与环境保护。

2 粮食安全成本 ———实证分析

粮食安全是有代价的,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 可以用成本予以衡量。

2.1 实证分析过程

假设粮食进出口、自然气候等影响因素不变, 并选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用化肥使用量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具体方法是运用表2 中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得出表3 所示的结论和表4 所示的相关系数。 假设回归方程为:

Y=C+β1X1+β2X2+β3X3

( 其中, X1: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X2: 有效灌溉面积, X3: 农用化肥使用量, Y:粮食总产量。 )

基于表2 中的数据, 使用EView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得到表3 的回归结果。

基于表3 得到回归结果为:

可以看出:由于R2接近1, 同时F=199.06>F0.05 (3, 32) =2.90, 所以, 粮食生产与上述变量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 但是, 由于符号的经济意义不合理, 所以理解为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将相关系数列入表4。

从表4 中数据可知, 与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分别作与、、间的回归找到最初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 得到最优拟合度结果:

Y=29356.26+0.63X1+1.12X2+4.56X3

2.2 实证结果分析 ———成本偏高

从上述结果中可看出, 每增加1000hm2的播种面积, 则粮食产量会增加0.63 万t; 每增加1000hm2的灌溉面积, 则粮食产量会增加1.12 万t;每增加1 万t化肥施用量, 则粮食则会增产4.56 万t。 很显然, 播种面积与灌溉面积的弹性不大, 即粮食生产的这两项投入成本是现对偏高的, 显然粮食安全的产出率不大。 虽然化肥对粮食的产出影响最大, 然而, 过度使用却会对土地、水资源等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即产生高昂的生态环境成本。

2.3 其他方面的实证分析

2.3.1农用薄膜和农药使用量的投入效率低下。从近20年农药的使用量和农用薄膜的使用量来看, 1991~1999年, 虽然农药和塑料薄膜的投入使用量不很大, 不过粮食产量就已经达到了43000万t以上;1999~2013年之后, 虽投入了更多的塑料薄膜和农药, 但是粮食产量的增加相对不明显, 甚至在1999~2003年期间, 随着上述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粮食产量反而有所下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业年鉴，2014》整理得到。

2.3.2政府支出对粮食的支持效率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政府对粮食的支持, 除了直接支出以外, 还有多项惠民政策, 如农业税减免、农机具购置补助等等。政府对粮食的投入从1978年的150.7亿元, 持续增长到2012年12387.6亿元, 但是, 却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1991~1998年, 政府投入的每年增加力度并不大, 不过, 粮食产量稳步增长;1998~2003年期间, 随着政府投入的增加粮食产量非但没增加反而下降;2003~2013年政府对粮食投入急剧增加, 然而, 粮食产量的增加却不同步。

2.3.3 机会成本挺高。 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的逐渐增加, 可谓是提高了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 1989~2012 年, 中国农民工的人均工资性收入逐年递增, 同时, 其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家庭粮食生产收入的增幅。 2012 年年底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幅达16.3%, 家庭经营收入增幅只有9.7%。 此外, 城镇化的推进导致大面积土地被占用, 换言之, 若保障耕地面积就会一定程度导致城镇化进程放缓。

综上所述, 我国粮食安全成本的投入比较高的, 尤其是1999~2003 年之间;2004 年以后随着惠民政策的实施虽然有所改善, 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水平有所提高, 但是, 与其成本的投入相比而言, 效果不是太显著。

3 粮食安全收益———实证分析

由于粮食安全收益的社会收益难以用具体的数据去衡量, 因此, 选择经济收益作为代表去衡量粮食安全收益的大小。 由于, 只有在保障了经济收益的前提下, 粮农才会更积极地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去, 因此, 选取粮食农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 (Y) 粮食产量为解释变量 (X) 。

3.1 实证过程

实证过程为运用表5 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并得出表6 的回归结果。

运用表5 的数据作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根据表6可知, 回归方程为:Y=-26230.87+0.075。R2较大接近于1并且F=217.25>F (1, 33) =4.12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3.2 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 农民的粮食收益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 收入产量是富有弹性的, 即粮食的增产对农民种粮收入的贡献并不大。 其主要原因是:首先, 优质粮食的出产相对不足, 粮食供给与居民需求结构不太相符;其次, 粮食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完善, 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幅度高于粮食价格增长的幅度。 再次, 不少农民依然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不敢大胆创新, 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不高, 但交易成本过高。

综上所述, 一方面, 1998~2003 年期间, 由于粮食价格提高、耕地面积减少等, 诱使农民加大了对农药、化肥、农机具等的投人, 结果导致了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和粮食的总产量下降。 同时, 粮食产量波动明显, 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98 年的412.5kg下降至2003 年的334.29kg。 以此同时, 我国GDP在此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86%, 而粮食安全成本的年增长速度为13.60%。另一方面, 从2003 年到现在, 粮食总产量连年增加, 同时, 粮食产量波动不明显, 同时, 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速加快。这些说明, 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水平是比较高的, 可谓是朝向粮食安全 “新战略”的方向发展, 但是, 粮食安全成本相对较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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