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精选12篇）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1
粮食安全的概念,首先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 O)于1974年11月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来的,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品”。其内涵:一是明确了保障粮食供给的对象包括“所有人”;二是粮食供给的数量有保障,体现在“足够”上;三是粮食供给的质量有保障,体现在“健康”上;四是粮食供给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表现在“在任何时候”;五是人们的粮食购买力有保障,体现在“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党和政府多次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协调处理好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以期达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的目的。
经济学家阿尔伯托·瓦尔德斯(A lberto valdes)认为,粮食安全是“缺粮国家或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或家庭逐年满足标准消费水平的能力”[1]。我国目前有2.94亿个农户,其中以种粮为主的农户估计为1.7亿户,他们以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主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粮食生产,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不高,或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预期不好,必然对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保证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要寓粮食安全于农民增收之中[2]。农民作为粮食安全中的重要生产力量,只有其利益得到保证才能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设法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3]。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高低是粮食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是发展中国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重要的是建立政策倾斜和利益补偿的长效机制[4]。粮食安全是政府追求的目标,而粮食生产经营者的目标是收入(利润)最大化。鉴于政府的粮食安全目标必须通过生产经营者才能实现,因此,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收入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5]。
1 我国近年来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基本情况
1.1 1998—2006年全国粮食产量变动及农民收入情况
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1230万t,比1997年粮食产量增长3.67%。1999年虽然粮食增长率为-0.76%,但仍保持50000万t水平。此次粮食产量的上升导致粮价下跌,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增长也较缓慢,甚至有些年份农民收入减少。从2000年到2003年粮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减产。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最高位51230万t降到了最低时的43070万t,达到近年来产量最低位。主要原因除了干旱造成减产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粮食播种面积的急速减少。另外许多地区提高了经济作物和优质农产品的种植,而当时的高层对粮食问题的乐观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长期坚持的“以粮为纲”的观念。城市发展大量占用耕地,还有一些地区盲目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导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锐减。2004年以来的3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增产,达到2006年的49478万t。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回升,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不断增长。2004-2006年,农民居民纯收入增加650.6元,实际增长22.15%,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185.2元,实际增长10.61%。粮食总产量增加2531万t,实际增长5.4%。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成为2004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大亮点(表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2007年.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1.2 2007年我国粮食大省粮食产量变动及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根据农业部的划分,我国的粮食大省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个省和自治区。由表2可得,2007年,粮食大省的播种面积扩大较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结果显示:200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056亿hm 2,比上年扩大60多万hm 2,增长0.568%。13个粮食大省的粮食总产量37640.2万t,占全国75.04%。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财税、金融、科教等政策的大力扶持,从2004年以来,连续制定并实施六个“中央一号”文件。根据粮食大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实际情况,提出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增强对粮食大省和种粮农民的支持,促进粮食大省农民增收。二是粮食大省有优越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土壤肥沃、垦殖指数高、光热水资源丰富和水利设施便利。三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种粮能得到政策的多项实惠,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到农机具购置补贴,再扩大到能繁母猪补贴等等,另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 当前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难以协调
2.1 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增收动力不大
由于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对于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日趋下降,影响了粮食生产的各项必要资源和科技资源的投入。粮食生产作为一项弱势产业,其劳动产出率比较低,投入多而经济效益不高,所以除了少数种粮大户以外,欲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其效果将不大。由于工农产品的价格比不合理和农业生产收益过低,使得农民愈来愈普遍感到种田“不划算”,因而我国农村中大批有较高文化和素质较好的青、中年劳力纷纷离开土地流入城市;而留在耕地上的多是素质相对较差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素质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加大了粮食增产技术推广难度,结果导致土地经营不力,耕地抛荒严重[6]。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支农政策以保住耕地“18亿亩”这条红线,但是由于农资涨价等因素使得种粮农民实际得到的好处少之又少,因此目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对稳定粮食生产不利。另外,尽管2004年粮价上涨,但与其它作物相比,种粮效益低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粮食安全仍存在隐患,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农民往往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农民依靠种粮增收的积极性不高,增收动力不大,农民追求的收入目标与政府追求的粮食安全目标发生错位。
2.2 粮食继续增产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粮食增收前景不乐观
一是土地和水资源的制约日益突出。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总数不足7%,人均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从耕地变动情况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减少不可避免,甚至有的耕地用途被永久性改变,这使得农业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潜力受限,粮食增收前景受到一定约束。另外,我国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并且年度间、区域间分布很不平衡,水资源匮乏已经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二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底子较薄,投入不足,影响了粮食安全。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基本设施及配套的功能陈旧、老化、落后甚至失效的问题比较明显,抗御大灾大害的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较弱,这也严重地限制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空间。而且农村粮食仓储基础设施的仓库屋面和墙体年久失修,仓储功能日渐减弱,影响粮食仓储安全。部分收购点投入不足,缺乏必要的检测、过磅、传送设备,影响粮食收购的质量,增加农民劳动强度。三是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科研机构的组织制度不适、农业技术的需求不稳定、对科研人才的激励不够等等这一系列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科技创新低效的现状。四是我国财政投入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量过少,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生产发展后劲不足,财政支农资金到位率低、挤占挪用现象普遍存在,财政补贴还存在着政出多门、管理重叠、补贴效率不高,缺少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还没有建立起农业灾害保障机制等等。这一系列制约因素都将使得粮食继续增产比较困难,不利于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也因此比较困难。
2.3 粮食供求的价格机制不稳定,农民难以把握种粮价格
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性,即生产周期长,供给弹性小,对价格的反应不灵敏,但是价格对产量的变化却能迅速做出调整。当粮食生产过多而导致供过于求时,会陷入供给过剩、价格低迷、补贴增加的恶性循环,影响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反之,当粮食减产过多导致供不应求时,价格将迅速上涨,农民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额外利润,但是粮价上涨过多将导致通货膨胀,最终受到损失的还是农民的利益,而且粮价过高时,会促使农民“跟风”地盲目扩大粮食生产,甚至压经扩粮,如此一来不仅使农民发展高效农业的积极性减弱,而且被抬高的价格会转入下跌阶段。有关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的粮食发生过供不应求的“买难”和供过于求的“卖难”,粮食生产经过几起几落之后,农民面对瞬息万变的粮价市场将难以把握,从而担心粮食丰收后出现“卖粮难”和“谷践伤农”现象,不能完全相信和准确把握市场形势,最终影响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增收难以实现。
2.4 缺乏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有关的法律规范,使对粮食生产的保护苍白无力
尽管现有许多法律对粮食安全保障进行了规定,如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农业法等等,但是在现行的农业法律规范体系中,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有关的法律规范呈现出规定原则、分布零散和内容不全面的立法状态。例如对粮食安全进行专门规定的法律规范是农业法,这部法律共用了6条对粮食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规定,但农业法作为农业基本法的性质决定了这些规定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除农业法之外,我国还有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办法以及各地制定的粮食风险金实施办法等,但这些法律文件涉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效力层级参差不齐,制度内容分布零散,缺乏体系性和逻辑性,且中央与地方的法规之间存在部分规定上的冲突[7]。法律上的分散性不便于操作,也就不能切实地做到保护农民的粮食生产,不利于农民增收。
3 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目标的对策
3.1 努力提高产粮区经济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让农民种粮“不吃亏”。一方面要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受粮食消费承受能力和国际市场的制约,我国粮价短期内还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无疑是促进农民增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最有效方式。国家应当根据农民种粮收益的变化情况,随时调整最低收购价水平,使最低收购价始终高于粮食成本,并不断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机制,确保农民种粮的最后防线。另一方面要调控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保证粮食价格上升的同时,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处于平稳或下降的趋势。国家有关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的作用,加强对农资价格的调控和质量监控,建立健全农资淡季储备制度,特别是在农资质量方面要把好关,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要建立健全农资补贴机制,探索农资补贴的新方式,把对生产、流通领域的补贴逐步转为与农资市场变化相挂钩,对农民实行化肥、农药、农机使用等的直接补贴方式,降低农民种粮的生产成本。
3.2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大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我国要从根本上持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协调全面发展的目标,归根到底要依靠科技进步。一是国家应重点加快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特别是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的高产技术研究和开发,在提高粮食单位产量技术上继续有所突破,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要加强大宗粮食作物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工程建设、生物和基因工程研发,优先支持粮食主产区推广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三是推广轻简技术,提高种粮效益。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种粮比较效益下降。粮农迫切需要简化生产环节,实现节本增收。因此推广轻型简化栽培技术为大势所趋。另外,要进一步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应争取在区域布局、作物种类、产业链延伸、创新平台建设上有所突破,在突出粮食生产重点区域、重点作物的基础上,加强对粮食主产区增产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兼顾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能力的技术提升,既重视农作物的高效生产,也重视粮食优质安全与储藏流通。总之,要为构筑我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提供科技保障。
3.3 加强区域分工协作,增强国家储备能力
国家要保证适度的粮食储备规模,把握好结构与总量、长期与短期、进口与自给自足的关系,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避免谷践伤农[8]。为保证粮源的需要,应调整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实现粮食产销区域分工,建立起主销区与主产区稳定协调的粮食购销合作关系,以促进主产区粮食销售,加快主产区粮食企业拓展市场;改善主产区粮食储存,实行北粮南调,有效地缓解主产区粮食收储矛盾;加快主产区粮食企业发展,吸引主销区粮食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优势。①应根据产销区各自的特点,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建立和健全粮食订单制度,稳定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购销关系。②为了持续有效的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缩小与主销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一是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主产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稳定农民的农业收入;二是要优化主产区的资源配置,建立促进主产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提高主产区城市化水平,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3.4 尽快制定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专门法律
粮食供求和生产方面的诸多问题都是阻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实现和粮食安全状态长期维持的主要因素,制定一部能综合而全面的规制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各种行为的专门法律,对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相关措施长期而稳定的推行、社会主体参与粮食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的激发,都具有重大的制度保障意义。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只是从粮食流通管理上进行了一定的规范,而对如何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方面,主要是制定了“三补一减(免)”政策。因此,要尽快制定一部能全面地合理调节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综合性的《国家粮食法》,从而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协调发展。
3.5 组建种粮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实现粮食产业化经营
粮食产业化经营是在粮食生产经营活动中把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视为一个链条完整的产业体系,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以此实现加强对粮食产业的综合开发与发展。因此,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地区,以种粮农民为主体,组建农民生产专业合作、供销合作、加工合作等一体的种粮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实现粮食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生产经营专业化水平,降低粮食生产、销售、加工等环节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通过组建合作社,可以实行统一的购置生产资料、统一销售等,,也促进了粮食产业化经营。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本文在对粮食安全概念简要介绍的基础上,从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增产的制约因素、粮食供给价格、粮食安全保障的法律规范,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不协调性;提出了提高产粮区经济收入、加大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加强区域分工协作、增强国家储备能力、制定保障粮食安全的专门法律,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的对策。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高产适用技术,粮食储备,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吴志华.中国粮食安全研究述评[J].粮食经济研究,2003(1):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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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有祥.树立科学发展观,构筑我国粮食安全长效机制[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15-19.
[6]杨明君.关于有效提升国家粮食安全能力的思考与对策建议[J].粮食问题研究,2008(5):24-30.
[7]徐伟.制定粮食安全法给13亿人“定心丸”[N].中国食品科技网,2009-03-09.
[8]当前如何协调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N].中国食品产业网,2005-03-01.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2
针对我国当前粮食生产的`农业保险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结合我国国情,针对当前存在问题提出了如何加强农业保险,确保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发展,实现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完善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作 者：白玉兴 刘朝伟 王小莉 徐晓娟 BAI Yu-xing LIU Zhao-wei WANG Xiao-li XU Xiao-juan 作者单位：白玉兴,王小莉,徐晓娟,BAI Yu-xing,WANG Xiao-li,XU Xiao-juan(河南国家粮食储备库,河南,郑州,450047)
刘朝伟,LIU Zhao-wei(河南省谷物储贸有限公司,河南,郑州,450047)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3
未来10年，我国农业发展态势将是怎样？如何更好地运用市场信号引导农业生产？在4月20日～21日召开的2015年中国农业展望大会上，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布《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5-2024）》，对我国未来10年的农产品生产、消费、价格、贸易走势进行了展望。
据介绍，今年我国首次以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名义发布农业展望报告。专家指出，本次展望报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把握今后一个时期农产品市场总体形势，对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的展望活动具有里程碑意义。
粮安天下，粮食安全问题最受关注。报告显示，未来10年中国能够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展望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所所长许世卫说，基于大量数据分析、模型系统运算和领域专家会商判断，中国未来粮食供给安全有着充分保障。
“中国谷物将保持合理自给率，稻谷、小麦两个口粮品种消费自给有余。”报告预测，未来10年，中國谷物播种面积将保持总体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进一步提升。2024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总播种面积将稳定在13.6亿亩以上，产量将达到5.8亿吨，总消费量预计为6亿吨。其中，稻谷产量预计稳定在2.06亿吨左右，折合大米产量1.45亿吨左右，大米口粮消费预计1.14亿吨；小麦产量预计达到1.29亿吨，小麦口粮消费量预计0.89亿吨；玉米产量预计达到2.44亿吨，玉米口粮消费预计700万吨，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预计保持较快增速，将通过适度增加进口实现供需平衡。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4
农业是我国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21世纪,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粮食生产继续稳定增产的难度日益加大;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大豆和棉花进口量逐年扩大;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受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能源、国际市场等因素变化影响,上述趋势难以逆转,我国粮食和食物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1 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措施
耕地是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基地,维护耕地数量与质量,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体现在耕地数量、耕地质量、粮食数量和粮食质量四个方面,因此,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1 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粮食安全,必须以稳定一定数量的耕地为保障。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最基本的依靠。我国明确规定“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基本国策,要求建立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最重要的是把基本农田保护好,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按照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公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 575 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 149 546人,占50.32%。我国的耕地红线是18亿亩,现在已经是18.26亿亩,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呈现日趋减少的趋势。无论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耕地减少过快的势头。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我国土地管理部门提出,土地管理工作必须把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作为首要的奋斗目标。
1.2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水平
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基本农田,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前提。确保粮食安全,在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稳定一定数量的耕地的基础上,还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我国目前的18亿亩耕地,中低产田占60%左右,高标准农田只占30%,因此,积极有效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水平,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举措。这是因为,近年来,耕地的生产能力正在下降,优质耕地的比例日渐趋低。据调查,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80等,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 000公斤/亩的耕地仅占6.09%。
耕地生产能力下降,粮食单产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懒汉田”和“白色田”等粗放式耕种方式所致。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水平低下,农业收入偏低,农业生产形不成农民的主要收入。因此,一些农民秋天不翻秋茬,次年春天雇佣悬耕机一翻,再播种机播洒种子,雇佣铺膜机铺上地膜,锄草用的是除草剂,而不是人工松土锄草,即所谓的“懒汉田”;地里铺的是白色地膜,洒的是白色的化肥,施肥很少使用农业有机肥,即所谓的“白色田”。“懒汉田”和“白色田”最大的危害在于耕地活土层越来越薄,地越种越瘦,地膜翻在土里无法降解,化肥越上土地越板结恶化。
耕地生产能力下降,粮食单产大幅度下降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耕地污染情况正在恶化。土地因受到采矿或工业废弃物或农用化学物质的侵入,这些有害、有毒物质进入土壤,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性状和质量变化,使土地生产潜力减退、产品质量恶化并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
据报告,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污染最严重的耕地主要集中在耕地土壤生产性状最好、人口密集的城市周边地带和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应当更高的蔬菜、水果种植基地。中国当前约有1.2万座尾矿库,其中危、险、病库占12.4%,对周围水和土壤环境污染严重。
对此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建立耕地质量工程行政首长负责制,将耕地质量目标任务纳入党政领导年度目标考核;建立废弃地膜回收制度,以杜绝土地的白色污染;政策支持倡导种养结合的有机生态农业等措施予以有效解决。
1.3 注重粮食质量优化,确保粮食质量安全
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保证土地亩产量不降低之外,还要注重粮食质量的安全问题。例如,粮食收购部门要严格开展新收获粮食的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原粮卫生监测工作。对粮食的常规质量、内在品质及农残、真菌毒素和重金属含量等进行严格检测,及时掌握收获粮食质量状况。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及时指导粮食收购,优化粮食种植品种,从源头上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比如,在监测发现由于异常气候条件造成的粮食生芽、霉变、真菌毒素污染的区域,及时采取集中收购、定向销售及强制检验等政策措施,既减少了种粮农民的损失,又防止了污染粮食的扩散。
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形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异常气候变化等因素,可能会造成粮食中有害成分超标以及霉变、真菌毒素超标等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粮食生产和收购经营者的规模小、数量多,质量安全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以及在收购现场难以进行卫生项目检验等方面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的工作任务还非常艰巨。
粮食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有计划地部署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体系的建设,规范粮食质量安全标准,有效实施粮食质量安全控制是粮食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积极发展农业生态经济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
2.1 创造条件规划实施绿色农业研产销战略
发展绿色农业,产销绿色食品是确保粮食质量安全、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出台政策,发挥政策的导向和调控作用,按绿色产业化的要求,优化产业布局,推进绿色农产品的产业化进程。积极鼓励和支持有关单位和科技人员研发新技术、绿色农产品,对绿色农产品科研项目和技术推广项目优先纳人重点科研计划和推广计划,对从事绿色农产品科研开发、产销的企业按照环保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给予优惠扶持。同时要根据当地实际,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水土治理,植树种草,增加绿色植被,减少水土流失,防治工业“三废” 污染,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农户或农业企业而言,要大力实施绿色农产品名牌战略,积极实施有效的农产品市场营销战略。
2.2 创造条件发展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1)循环经济型农产品种养。
要全面推广循环生态经济型农业种植模式。首先,可以积极推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轮作复种、间套作种植方式,可以通过秸秆还田、沼气发酵等途径,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注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强度,改善种植业生态环境。其次,鼓励和引导农户之间,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联合,推广“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种养技术,实现“生态养殖业+沼气+有机肥料+生态种植业+生态饲料加工业”的资源循环综合利用发展模式,解决农村清洁能源供应、秸秆资源化利用、养殖废弃物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第三是转变养殖方式,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秸秆资源,大力发展优质、高效、节粮型草食畜禽,推行畜禽养殖业清洁生产和畜禽养殖业废弃物循环综合利用,促进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的发展。
2)循环经济型农产品加工。
首先要积极培育推广“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一体化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促进畜产品、水产品、农产品与加工企业的横向联合,延伸产业链,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由资源消耗模式向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模式转变。其次是积极培育和扶持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开展产品生态设计和废弃物的再生循环利用,并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和推行ISO14000标准。三是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加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的发展。
3)循环经济型农产品市场建设。
首先要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和安全食品生产,全面提高农产品安全质量,鼓励农民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为农产品市场提供优质安全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其次是提高畜禽产品安全质量水平和畜禽产品精深加工及循环利用能力,以有效提高畜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例如,积极实施畜禽品种改良和推广,完善畜禽疫病防治体系,建立绿色畜禽产品生产基地,推广应用高效疫苗、动物疫病快速诊断技术等。第三是形成产业链条的循环集成效应,以有效促进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的发展。例如,利用市场机制,依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将不同阶段农产品转化环节分别置于企业内部、企业之间或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交易来完成,以增加经济运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实现农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多层价值链的循环增值,形成产业链条的循环集成效应。
2.3 依靠科技提升生态农业产品质量
要提高粮食质量,确保粮食质量安全,就要创造条件,改变传统的重施农药、化肥的耕作方法,引导农民通过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培育绿色农产品。引导农民自觉接受新品种、新技术。发挥种养专业户的带头和辐射作用,激励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农技人员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直接深入到生产第一线,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2.4 建立生态农业粮食质量安全信息管理系统
加强粮食质量生产、营销过程信息采集与分析,开发粮食质量安全信息管理系统,有助于相关部门及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强信息收集的及时性、准确性与全面性,提高相关部门宏观决策和依法行政的质量和效率,以增强监管和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社会信息化建设。建立粮食质量安全信息管理系统,以粮食质量安全信息数据库建设为中心,通过信息共享,为政府、企业、检测机构提供及时、真实、权威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与监测信息,将带动粮食质量安全信息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以确保粮食质量安全水平,保障生产和消费安全,实现对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安全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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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5
（河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研究所，郑州，450002）
摘要通过阐述实施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对粮食安全与加工业的意义及影响，阐明了实施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对促进我国粮食安全与加工业发展的作用，并指明了具体思路。关键词良好农业操作规范粮食安全与加工业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不重视品种、栽培与采后保鲜加工的有机结合。致使果蔬在采后流通过程中的损失相当严重，果蔬每年损失率为25％—30％，约750亿元，而美国只有1.7%-5.0%。据有关部门保守的估计，果蔬采后的腐烂损耗，几乎可以满足2亿人口的基本营养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果蔬产品缺少规格化、标准化管理，年出口量只占世界出口量的2.4%，排名第12位，销售价格也只有国际平均价格的一半左右；而果品品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早熟、中熟、晚熟原料比例不当，缺乏适于保鲜加工的优质原料品种，这些都明显地制约着我国果蔬保鲜与加工业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缩短我国现阶段果蔬生产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促进果蔬保鲜与加工业发展，实施果蔬良好农业操作规范，是解决这道难题的战略性措施之一。
1、GAP的背景
CHINAGAP的主要内容源自EUREPGAP，EUREPGAP可理解为欧盟GAP体系，EUREP是European Retailer Producer Working Group（欧洲农产品生产者与零售商联合工作组）的简称。EUREPGAP是目前世界上最完整详实、最严格具体从而也是最权威的GAP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目前唯一开展国际认证的GAP体系。它包括总则（认证规则）、GAP文本、要点目录、控制点与相关准则等几部分，目前已形成了针对水果、蔬菜、马铃薯、鲜切花、奶牛、肉牛、猪、鸡等农产品的专业GAP体系。以水果蔬菜的GAP体系为例，它包括14项内容，分别是：可追溯性、品种、场地记录与管理、土壤、肥料使用、灌溉、植物保护、收获、产后处理、废弃物与污染物管理及循环利用、生产者健康与安全、环境因素、投诉、内部监督等。国际上GAP是1969年提出来的，国内的GAP走的较晚，已经走了9年的历程，到去年国内的药材种植已经达到GAP的要求。
2、实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对促进果蔬保鲜与加工发展的意义
实施 GAP 对促进果蔬保鲜与加工发展的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促进果蔬保鲜与加工的发展，无论是保鲜还是加工，按照良好农业操作规范要求获得的果蔬产品能较好地符合保鲜与加工的要求，对保鲜加工十分有利；二是建立国内果蔬种植、保鲜与加工企业及消费者之间的质量诚信机制，如上所述，由于果蔬量大，需要检测的指标很多，如果缺乏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单纯通过企业验收检验及市场准入制度来检测质量是行不通的。因此，最佳出路就是通过全程质量保证体系把问题解决在生产过程，因而，GAP 体系也是解决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实行GAP是从源头抓起, 严格生产全过程的监控与管理, 保证果蔬产品达到质量安全标准, 是一项集研究、推广、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系统工程。GAP 是国际上针对农产品种植者制定的一种科学生产管理体制。它通过对影响产品质量安全各因素HACCP(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分析, 确定生产最佳操作基本要素(关键生产技术、贸易争端和可追溯性等), 进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整个生产过程实施控制, 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很多的果蔬保鲜与加工原料却不能很好的自给，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国的一些果蔬产品质量及安全管理存在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注重的只是保鲜与加工生产环节，没有从源头、从原料抓起。（2）认证侧重于安全性，没有把外观、内质和安全性有机统一起来。（3）我国的果蔬产品质量尚未建立统一的标准。（4）果蔬原料生产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管理。（5）关系到食品安全的农产品没有建立质量安全的追溯制度，认证缺乏公信度，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3、实施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对果蔬保鲜与加工业的影响 3.1解决果蔬保鲜与加工的原料要求果蔬生产领域实施GAP 随着果蔬保鲜与加工业的发展，对果蔬原料的来源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首先是品种的要求，引种适合保鲜加工的原料，对后续保鲜与加工都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是对栽培管理过程中的要求，果蔬的生长土壤，在生长过程中肥料、农药的施用以及灌水的多少都对果蔬的保鲜与加工品质影响很大；第三是对采摘、运输的要求，果蔬的适时采摘及避免运输过程中的损伤也直接影响到果蔬的保鲜与加工。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GAP要求必须做到的。对于我国的果蔬保鲜与加工业来说，一方面是保鲜与加工业快速的发展，需要大量合格的优质原料，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许多原料还需要外购；另一方面却是果蔬产品每年损失率为25％—30％，果蔬采后的腐烂损耗，几乎可以满足2亿人口的基本营养需求。因此,实施良好农业操作规范，推进实施GAP迫在眉睫，这样即解决了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果蔬加工原料的供应问题，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益。
3.2实施GAP是果蔬保鲜与加工业市场发展的需要
(1)GAP将逐步取代无公害、绿色果蔬生产
早在80年代后期，我国就开始普遍重视无公害食品问题，果蔬生产领域也相继提出无公害果蔬、绿色果蔬、有机果蔬等概念，并且制定相应的标准。这些标准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提高了我国果蔬产品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述三个概念各有侧重，共同之处在于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清洁化生产技术，尽可能减少环境对果蔬终端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但是它们都存在着不足之处，无公害果蔬、绿色果蔬缺少统一标准，且在国际上不能得到认可，有机果蔬生产拒绝化肥、农药，在很多地方难以实行。而GAP克服了它们的缺点。GAP的核心是减少新鲜食品从田地到销售全过程的生物危害，防范优于纠偏。因此，全面实施GAP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果蔬的品质，改善果蔬安全卫生状况，并将逐步取代目前正在推广的无公害果蔬、绿色果蔬的生产。
(2)实施GAP促使果蔬清洁卫生，农残问题，标本兼治
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只有从根源抓起，才能从本质上提高产品的质量。产品的农残检测只是“治标”，而规范生产过程的管理才是“治本”。目前国内的无公害果蔬、有机果蔬、绿色食品果蔬的认证对规范果蔬生产过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要适应日益变化的世界贸易环境仅此还不够。GAP要求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和采用动态的监督控制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将事后的监督提前到全程动力控制。
目前国内外食品市场的发展趋势表明，广大消费者的环保安全意识普遍增强，在购买和消费产品时很注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福利甚至于涉及到的动物福利，注重未知因素对食品的潜在污染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人体潜在危害，既看重产品质量卫生指标的检测结果，也看重产品整个生产全过程控制和管理，所以在果蔬生产领域实施GAP符合市场发展的趋势。3.3 GAP将进一步完善果蔬生产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制定的果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虽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产品、方法、生产技术规程等方面，地方标准达数百个。整个果蔬标准体系庞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交叉重复，技术指标要求不一，执行难度大。尤其是缺少对全国果蔬生产加工厂、及各大果蔬类的控制点和符合性规范国家标准，果蔬生产企业难以从源头上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果蔬终端产品的卫生质量，果蔬经营不能主动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发展。而GAP标准体系不仅包括技术标准体系，还包括管理标准体系和工作标准体系，在其实施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要制定相应的控制点和符合性规范。从而使果蔬生产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并与国际上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接轨。国家认监委今年初发布了《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施规则（试行）》，这对我国果蔬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由于目前我国果蔬生产尚没有制定相应国家标准，所以在我国果蔬生产领域实施良好农业规范，制定相应的标准体系，无疑对优化我国果蔬标准体系，和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困扰我国果蔬生产发展的农残、质量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3.4促进广大消费者的果蔬质量和安全意识的提高
GAP在我国果蔬业界尚处在起步阶段，与之相配套的果蔬生产各个层面的控制点和符合性规范还没有确立，通过对GAP的实施和宣传，广大消费者必将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其基本原理和实质性内容，促进自身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
4、实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的基本思路 GAP的基本原则（理念）GAP试图通过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打破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贸易）脱节的传统格局，从根本上解决质量与安全问题。其基本原则（理念）包括以下6个方面：（1）坚持把人（包括农业生产者与农产品消费者）、动植物与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完整的可持续发展观。（2）坚持在农产品的外观、内质和安全性有机统一的前提下，重点解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因为只有三者有机统一，农产品才有市场价值。（3）认为可以适度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认为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化学投入品本身，而在于其科学合理使用。（4）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农产品是生产出来的，必须建立健全从田间到餐桌的、以农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体系为核心的质量保证体系，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的基本质量安全。（5）必须坚持科学性与可行性的统一。（6）坚持建立农产品质量的可追溯制度。4.1合理规划，不断完善 我国是果蔬生产大国，各地果蔬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相差很大，果蔬生产企业或个体间的生产规模、管理水平、硬件设施及经济实力等相差很大因此各地果蔬生产在实施GAP时，应通过行业组织如果蔬业协会等进行合理规划，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要一窝蜂地一哄而上。4.2实行自愿原则
GAP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生产设备，合理的生产过程，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包括食品安全卫生符合法规要求。实施GAP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实行自愿原则，即按照企业或个体的要求决定是否实施GAP，不能采取行政干预手段或其它带有强制性的措施迫使企业或个体实施GAP，否则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4.3加强食品安全技术基础研究
关键检测技术和危害性分析技术是目前我国包括果蔬在内食品安全的科技“瓶颈”，对于一些重要食源性危害的检测，其检测技术不少属空白或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安全控制的需要。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技术措施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广泛地应用危险性分析技术，特别是对化学性和生物性危害的暴露评估和定量危险性评估。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O157等致病菌对不同人群和个体的致病剂量尚不清楚，在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方面缺乏基础性研究。我国需要加快替代农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打破发达国家查一项，我们就禁一项的被动局面。4.4加强对水果蔬菜种植农户的技术指导和培训
我国目前的果蔬生产状况是以千家万户水果蔬菜种植农户分散种植为主，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也正在逐步推广，而这种通常称之为基地的模式尚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不少水果蔬菜公司和产区水果蔬菜农户签了协议，由公司负担部分生产资料，农民负责土地和管理，水果蔬菜由公司收购。但农户在栽培技术、田间管理、植保技术、鲜叶采摘等方面缺乏GAP技术培训和指导，生产的果蔬难以达到要求的标准，有的果蔬，检验出农残和重金属严重超标等问题。农户抱怨无人进行技术指导，公司抱怨果蔬质量不合格，双方产生矛盾也就不可避免，结果一些果蔬生产基地的实际效果也就远没有预期的好。4.5处理好实施和认证的关系
根据国家认监委发布的《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施规则（试行）》文件要求，企业或个体只有获得认证机构颁发的GAP认证证书才能在产品的包装、产品宣传材料及商务活动中使用认证标志。这时也才被社会正式确认通过了GAP论证。实施GAP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从果蔬种植到消费者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对生产者有很高的要求，认证验收时将是对照有关技术标准进行严格审查，这就要求申请实施GAP者和具有认证资质的机构达成一种默契，二者积极配合，少走弯路。同时要避免克服只图虚名不求实效，只求取得一个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现象。
综上所述。实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是促进我国果蔬保鲜与加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必须重视和做好实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工作，不断提高果蔬生产的产量和质量，提高果蔬生产的经济效益，缩短与果蔬生产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参考文献: [1] 刘升阳.河南农业的困惑与出路[J].农业经济,2004(12):21.[2] 王珍.WTO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3]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对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报告[OL].河南统计信息网,2004-11-26.[4] 潘秀娟.果品贮藏加工的标准化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J].中国果菜，2007，01：44－45.[5] 朱宏莉, 杨彬彬，张秀齐.果蔬保鲜加工现状及发展浅析[J].食品科学,2006，10：596-600.[6] 张润清,李崇光.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66-69.#21#河南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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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6
一、粮食生产“十连增”后可持续发展面临隐患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2万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十年增产，且连续七年总产量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一）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的增加以及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都会增加粮食消费需求。现阶段，全国每年净增人口700多万，城市人口每年大约增加1000多万，按人均400公斤消费量计算，每年增加的粮食需求约在60亿斤左右。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肉、蛋、奶等需求显著增加，居民的饮食结构由原来的8∶1∶1变为4∶3∶3，即由8斤粮、1斤肉、1斤菜变为4斤粮、3斤肉、3斤菜。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带来饲料粮消费的增加（生产1斤鸡肉约需要2斤粮食，1斤猪肉约需要4斤粮食，1斤牛肉约需要8斤粮食），成为粮食消费刚性增长的主要需求。2013年，我国玉米产量20561万吨，进口270万吨，饲料消费14400万吨，占总量的69.1%，饲料消费所占比重比2007年提高6.4个百分点；小麦产量12102万吨，进口296万吨，饲料消费2500万吨，占总量的20.2%，饲料消费所占比重比2007年提高12.8%。据中国工程院任继周院士测算，到2020年，饲料粮需求将增至4亿吨左右。即在保证生产质优量足的人用口粮之外，还要再生产几乎是口粮两倍以上的粮食给牲畜吃。
（二）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生态约束达到极限。为实现保障粮食供给的目标，我国粮食生产走的是以高投入、高资源环境代价换取高产量的道路，生产方式粗放、效率低下，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矛盾和问题日渐突显，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生态约束趋紧。一是水资源紧缺，农业用水耗费大。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耕地亩均水资源占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虽然我国灌溉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50%，大约9.2亿亩左右，但由于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低（我国只有0.5左右，发达国家大都在0.7—0.8），多数是大水漫灌，农业灌溉用水量巨大，已占总用水量的67%左右。特别是北方地区严重缺水，为了生产粮食不得不大量持续开发利用地下水，由此造成地下水局部超采，华北平原已形成世界最大的漏斗区，深层承压地下水超采面积达7万多平方公里，累计超采水量相当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十几年调水量的总和。二是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目前全国耕地面积18.26亿亩，人均不足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40%，比1996年减少1.23亿亩，10年年均减少1100万亩。为提高粮食产量，我国耕地利用强度已达到使用的极限。我国是世界上耕地复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复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20%以上，生产的粮食有1/4来自复种指数的提高。耕地过度使用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土壤耕层变薄，防旱排涝能力差，基础地力不断下降，耕地土壤生物群系也在不断减少。比如，东北黑土区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据有关部门调查分析，目前土壤有机质含量比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了35个百分点，土壤有机质密度平均不足3%，明显低于欧洲同类土壤；由于土壤有机质减少，30年前每公斤土壤中有10克蚯蚓，现在土壤中已很少能找到。三是农业环境污染严重。我国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10%，谷物总产量占世界的20%，消耗的化肥却占世界的1/3，单位面积农药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消耗化肥和农药最多的国家。化肥和农药过度投放，不易降解形成水土污染。2006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受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主要水污染物约有四成来自农业污染源。四是农业生态持续恶化。由于对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特别是破坏植被开垦耕地和高强度利用耕地，导致土壤覆盖层遭受破坏。全国有近1/3的土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其中包括3.6亿亩耕地。土地过度开垦等因素造成的土地严重退化乃至沙化问题也十分严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3.1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03%，局部地区土地沙化仍在继续扩展。为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围湖造田等导致湿地面积急剧萎缩。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5亿亩，湿地面积减少50%以上，仅三江平原湿地面积就减少了80%左右，“千湖之省”湖北的湖泊锐减了2/3。
（三）粮食质量安全形势相当严峻。由于片面追求粮食数量增长，依靠要素过度投入和资源过度开发利用换取粮食数量安全，化肥、农药使用过度，甚至使用有毒、高毒农药，使得土壤水体中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超标，有的甚至成为毒地、毒水，再加上工业污染排放控制不当造成土壤水体污染、重金属超标等，直接危及粮食质量安全。环保部门一项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240亿斤，2013年发生的“镉大米”事件，大大降低了国内民众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信心，损害了政府公信力，阻碍了粮食产业健康发展。
（四）粮食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受资源禀赋和生产水平限制，我国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不断增长，大大高于粮食出口国家，粮食产品国际竞争能力较弱。从2010年起，我国粮食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市场离岸价格，大豆、棉花等产品价格已高于进口产品的到岸价格。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低，再加上国内农业资源要素使用绷紧，特别是水土资源使用已经接近极限，我国不断增加粮食进口来满足国内粮食消费需求。海关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粮食进口量为8025万吨，同比增长25%，食用油进口量为845万吨，二者相当于6.5亿亩耕地的产量，粮食进口量已超过我国粮食总产量的10%。其中，大豆进口数量达到5480万吨，是2001年进口数量的3.9倍，大豆进口数量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58%，占我国总消费量的比重已高达78%。
（五）粮食供应和市场培育缺乏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我国虽然是一些粮食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和主要消费国，但在国际粮食贸易体系中，没有体现相应的话语权。以大豆为例，大豆定价基准由美国期货市场决定，产地交易主动权由大豆出口国把握，海运和价格波动风险由我国企业承担，没有反映我国作为主要进口国的利益。2004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发生历史罕见的剧烈波动，在中国签订大豆订购协议后价格猛烈下跌，大量中国油脂加工企业普遍陷入大幅亏损，不得不向外资企业出售资产引发行业大重组，外资企业借此机会一举占据国内大豆加工业的半壁江山。如何广泛地参与国际粮食贸易，打破发达国家对粮食价格控制和垄断，获得按照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竞争、管理风险并获得收益的权利，进而建立低成本和稳定的国际粮食供给，成为亟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二、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针对我国粮食生产“十连增”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保持政策必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构建了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要求“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明确了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根本方针。
（一）既要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也要放眼全球实现粮食安全。习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到，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因此，立足国内端稳端牢中国人饭碗的基本方针不能动摇。粮食属于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我国人多地少，人均水资源较少，适度进口粮食有利于缓解国内耕地、水资源紧张压力。在资源约束日益强化的情况下，适度进口非主粮产品是保障粮食供给的现实需要，是由我国资源禀赋实际所决定的。因此，在努力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现中长期供求平衡，是掌握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主动权的必然战略选择。
（二）既要保障粮食当代安全，也要注重粮食长远安全。粮食供给实现当前安全，并不等于长远安全。目前，我国粮食安全是建立在高复种指数、高强度使用资源要素、绷紧生态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已经极大地透支了未来生产力，今后可持续发展条件差，为粮食的长远安全埋下隐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确保产能”而并不是“确保产量”的目标，就是更加注重保障粮食未来的生产能力。在基本保障粮食当期安全的同时，提出了“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的要求，就是不仅要保障当前吃饱吃好，更要保障子孙后代也能吃饱吃好，更加注重粮食的长远安全。贯彻落实上述政策要求，必须积极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改善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确保藏力于地，藏粮于地，为粮食长远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三）既要注重粮食的数量安全，也要保障粮食的质量安全。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达到435公斤，数量上是安全的，但质量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要求坚持数量质量并重，要在确保一定数量粮食供给的同时，更加重视粮食品质和质量，不仅要吃得饱、吃得好，更要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为此，要进一步突出强调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更加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四）既要保障粮食总体安全，也要抓重点守底线。面对粮食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新形势、新变化，国内生产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和粮食消费需求的实际，国家确定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将 “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的目标调整为“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谷物的主体是稻谷、玉米、小麦三项，这三大粮食作物产量占我国现有粮食产量的90%以上，保住了谷物，国家粮食安全就有了基础。谷物消费既包括口粮，也包括了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考虑到口粮对保障正常生活和基本经济秩序至关重要，在谷物基本自给的前提下，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目标和重点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尽最大可能实现国内自给，这是合理利用国内农业资源能够做到的，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必须的。
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思考
按照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要求，财政扶持政策要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在保持相关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健全和完善促进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提高国内粮食生产综合生产能力。国内必须稳定保有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这是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基础，是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目标的前提。为此，要统筹中央、地方和农民力量，政府扶持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健全完善调动主产区和农民“抓粮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
一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和奖励力度，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在稳定增加农业转移支付总体规模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支农事权，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和奖励力度，让地方政府特别是主产区政府，看到重农抓粮的实惠，增强重农抓粮的内生动力。进一步下放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的审批权限，赋予地方必要的决策、分配和使用的自主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引导激励地方用好粮食生产扶持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政策效果。
二是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完善和改进农业补贴政策，着力提高农业补贴支持粮食生产的精准性和指向性，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坚持试点先行，地方统筹整合补贴资金，突出支持粮食作物生产，着力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突出“谁种粮，补贴谁”，着力提高农业补贴的指向性。同时，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为核心，进一步健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形成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业补贴及社保补贴动态调节的联动机制。财政政策方面，坚持积极发挥农业补贴对农产品生产供给的刺激作用，当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下跌时，探索实施目标价格等补贴，以保障农民基本收益；当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到价格指数时，政府不直接干预价格，而是进一步完善价格上涨与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挂钩的联动机制，对城乡低保户等困难群众给予补贴，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是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粮食生产科技支撑水平。支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力度，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建设水平。支持开展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集中力量支持建设一批粮食核心产区，促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支持推动农业科技进步，进一步优化投入结构，支持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农业科研水平，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技术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在总结黑龙江“两大平原”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基础上，在粮食核心产区进一步推动涉农资金整合试点，集中财力办大事，构建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
四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规模经营水平。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水平，提高农业比较经济效益，形成稳定的种植和产销模式。鼓励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引导无力耕种和不想耕种的农民将土地流转出来，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支持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引导一般农户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多元化主体。支持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扩大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试点范围，支持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队伍建设，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保障粮食的长远安全。在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按照“确保产能”的要求，以保障粮食长远安全和未来生产能力为目标，积极支持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草原生态保护、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实现藏粮于地，藏力于地，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一是支持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和农业结构调整试点。按照“地方主导、中央支持”的原则，支持重金属污染耕地严重区域开展重点治理。根据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因地制宜选取适宜的技术路线，采取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农艺措施配套等措施，进行分区防治。对耕地和产品超标情况“一对一”监测、结构调整品种选育、耕地质量提升与污染修复治理、种植结构调整的生产性投入等重点环节给予适当补助，促进修复耕地地力，提升耕地质量，确保粮食等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是支持畜禽粪污等农业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我国种植业、畜禽养殖业等形成的畜禽粪污等农业农村废弃物，已成为破坏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的主要来源之一。农业农村废弃物既是污染源，也是资源，对其进行综合利用生产沼气和肥料，既能消除和减少污染，又变废为宝，培肥耕地地力，对于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央财政研究支持畜禽粪污等农业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推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发酵还田技术，在政府扶持下实现商业化运作，解决农业环境污染和耕地地力下降问题。
三是支持地下水超采区域综合治理试点。由于现行农业种植模式对农业灌溉用水需求过多、水利设施条件落后、水资源配置使用效率低等原因，华北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严重超采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地面沉降和地裂，严重影响地下设施安全，威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2014年支持地下水超采区域开展综合治理试点，通过调整种植模式、加大节水设施投入、严格控制超采和创新体制机制等措施，对地下水超采区域实施综合治理。
（三）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视野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就是要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除了直接进口农产品外，加快对外农业投资也是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举措。近些年来，我国在农业“走出去”方面已经迈出了步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还很不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订海外农业发展总体规划，确定海外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近期与中长期发展计划、区域布局、重点品种等，完善扶持政策体系。
一是科学确定实施农业“走出去”的总体目标。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实施农业“走出去”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国际供给总量，实现互利共赢。实践证明，只要有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刺激国际供给总量的增加，确保全球的有效供给，可以适应和满足中国的需求。以大豆为例，2001—201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由1304万吨增加到5479万吨，年均增长14.7%，同期世界大豆产量则由17576万吨增加到26084万吨，年均增长48.4%。世界大豆十年间增加的产量，一半以上是供我国消费的。我国的主要进口国巴西，十年间种植面积增加1.44亿亩，增长68.6%，产量增加2950万吨，增长65%以上；阿根廷种植面积增加1.23亿亩，增长78.8%，产量增加1950万吨，增幅超过65%。因此，实施农业“走出去”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要将生产的农产品运回国内，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加国际供给总量来满足国内需求，实现与所在国的互利共赢。
二是加快农业“走出去”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农业“走出去”的实施主体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既包括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因此，加快农业“走出去”要立足于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政府主要发挥规划制订和政策扶持引导的作用。
三是要积极研究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我国农业“走出去”面临前期投入大、投资收益不稳定、企业融资难、投资环境受限、产业链不完备等突出问题，亟需国家创新支持机制，加大扶持力度。要针对农业“走出去”的相关重点环节，通过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基金，按照市场化商业化模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统筹支持有实力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
石油农业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分析 篇7
关键词：石油农业,化肥,粮食安全
1 石油农业概述
1.1 石油农业的概念
石油农业也叫化学农业、无机农业或工业式农业 (industrial agricul-ture) 。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的农业的总称。是在昂贵的生产因素 (即人力、畜力和土地等) , 可由廉价的生产因素 (即石油、机械、农药、化肥、技术等) 代替的理论指导下, 把农业发展建立在以石油、煤和天然气等能源和原料为基础, 以高投资、高能耗方式经营的大型农业。
1.2 石油农业模式的贡献
石油农业使农业走向农业现代化之路。美国的“石油农业”不仅使美国的农业实现了现代化, 而且还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农业发展。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 “石油农业”迅速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并成为此后20年间世界改变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消灭饥饿的主要措施, 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 世界得以养活了比原来预期多10亿以上的人口。
2 石油农业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局限
2.1 石油与石油农业的关系
石油农业耗用大量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原料, 具有高产、高效、省力、省时、不施粪肥、经济效益大等特点, 无论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 解决因人口激增而引起的世界粮食需求矛盾尖锐等问题, 或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史上均起过重要作用。
2.1.1 石油是制造农资的最主要原料。
我国农业生产中, 60年间每1hm2化肥施用量增长100倍, 20年间农药年施用总量增加100万t。这些数量巨大的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的制造原料都是石油等资源。例如, 合成氨主要原料是石油和天然气, 采用焦煤制氨的方法已经很少采用。
2.1.2 石油是农业机械的最主要动力。
现代农业生产中, 使用最广泛的农业机械主要有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抽水机、收割机、脱粒机、烘干机。截至2010年中国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机3921723台, 小型拖拉机17857921台, 农用排灌柴油机 (抽水机) 9462526台。这些数量巨大的农业机械是目前中国农业丰收、粮食稳产的保障, 但是这些农业机械的开动都需要足够的石油作为动力。
2.2 中国石油安全面临危机
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 导致对海外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中国石油安全问题不仅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压力。
2.2.1 石油消耗量巨大、储备量不足。
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石油接近3亿t, 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石油主要应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石油化工业, 一是小轿车数量增速过快, 2007年6月中国民用机动车保有量就突破1.5亿辆, 单单是汽车燃油需求就达到3亿t;二是一部分人还追求豪华的高耗油的大排量小轿车, 增加了石油消耗。
作为“世界工厂”, 一方面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巨大, 另一方面石油储备量却是极为有限。相比美日等国战略石油储备天数高达200天以上, 目前中国石油储备天数约在30~45天左右, 与国际能源署石油储备需要90天的标准线相距甚远, 严重不及格。而据官方口径, 中国需至2020年才能实现90天的储备目标。这意味着一旦海湾地区石油出现断供或者石油进口渠道阻塞, 中国单纯依靠现有储备只能支撑30余天。
2.2.2 石油对外依存度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 中国还是欧佩克 (OPEC) 以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但是从90年代开始, 中国的持续高速经济发展带动了石油消费量的急剧上升。1993年中国石油进口量超过了石油出口量, 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中国的石油产量居世界第5位, 为156Mt, 原油加工能力达到230Mt, 石油与石油产品的进口量为13.93Mt, 相当于当年石油消费总量的8%;2003年总的石油净进口量已经超过100Mt, 10年来中国石油的净进口量呈直线上升之势。
根据美国能源部预测, 2010年和2020年, 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分别将高达50%和60%;而国际能源机构 (IEA) 预测的结果更高, 分别为65%和76%。根据国内的有关分析和预测, 21世纪前半叶, 中国的石油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见表1) 。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连年增高还有另外证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2012年2月9日发布的《2011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可知, 2012年我国石油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预计全年石油需求量近5亿t, 石油进口量将在2.8亿t左右, 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继续攀升, 预计将达57%。按照国际经验, 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0%便应该引起重视。以目前中国农业生产对石油 (化肥) 的依赖, 粮食安全问题完全值得注意。
2.2.3 石油进口运输渠道存在威胁。
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石油, 必然经过的航路是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海。如果马六甲海峡遭到封锁, 中国的石油进口必然出现巨大危机。目前, 中国海军控制中国南海都很勉强, 控制马六甲海峡就更困难。伊朗的石油经过巴基斯坦和巴控克什米尔可以直接输往中国, 但这条输油管线仍然受到印控克什米尔的40万印度陆军的威胁。尽管如此, 中国在国际上购买石油也是困难重重。中国每年在OPEC成员国家购买石油都是有一定的配额, 这个配额也非常有限并且需要额外代价。中国的最佳选择是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进口石油, 但是年产石油4.88亿t的俄罗斯只是答应在未来20年内至少向中国出口2亿t石油, 并且条件也极为苛刻。
2.3 石油农业的缺陷逐渐显现
2.3.1 耕地粮食产出以至极限。
过去10年, 我国粮食单产几乎没有显著增长, 但每1hm2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近35%, 每1㎏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 这一生产效率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化肥增长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降低到10%左右。中国的依靠化肥的农业和粮食增产到了拐点。 (具体数据见表2、表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版
2.3.2耕地土壤质量严重下降。
农膜的广泛使用严重污染耕地。据统计,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t农膜残留于土壤中, 残膜率达40%。农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而并不考虑其降解问题, 令我国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加速了耕地的“死亡”。大量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膜, 在15~20㎝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而最关键的是它没办法降解。有人研究了其寿命后得出结论:大概要7代人、140多年还降解不掉。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降解农膜的过程中, 会有致癌物二恶英排放到空气中。比如有些勤快的农民将农膜从田里拣出来后就地焚烧, 看似干净了, 实际上低温燃烧排放的剧毒二恶英进入了农民身体和大气中, 成为难以除掉的恶性污染物。
我国各主要农区, 由于长期使用浅耕机械, 同时不重视施用和科学施用有机肥料, 农田活土层已明显变浅, 作物根系难以下扎。因养分供应极度失衡, 作物病虫害严重, 农药用量大幅度增加, 导致大量耕地酸化严重、土壤盐害、土壤污染、农药残留、结构破坏问题十分突出, 土壤生物性状、健康功能严重衰退, 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
3 石油农业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由于30多年来, 中国粮食的丰收很多因素是来自于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的投入。因此, 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对石油继续依赖, 但它决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我们应当未雨绸缪。
3.1 保障国家石油安全
3.1.1 增强国家军事实力, 加强国家石油储备。
世界的石油市场是一个巨大世界政治问题, 也是世界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石油进口大多来自于中东地区, 这其中的矛盾冲突、利益纠葛非常之大。并且运输航线上的风险也很大。因此, 中国必须大力增强中国海军实力, 特别是应该发展远洋海军, 增强我国对日本、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军事威慑力, 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近年来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复杂多变, 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政治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以及局部石油战争等, 导致了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反复大幅波动, 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不仅危及国家外汇支出, 而且造成国内油价大幅度波动, 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为了防范国际石油市场供应中断的危机, 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制定和实施利用国际石油资源、保障我国中长期石油供应安全的战略措施、加快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步伐势在必行。
3.1.2 抑制减少不必要的石油消耗。
石油作为重要的稀缺能源。目前我国已经有了燃油附加税, 为减少汽车用油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但是与邻区和发达国家比, 我们的油品税相当低, 以油品税占售价的比例计, 日本为50%, 新加坡为40%, 韩国为65%, 香港为56%, 而中国大陆地区仅为10%左右。我国的油价大大低于日本和欧洲, 我们完全可以提高税收和油价以抑制石油消费过快的增长。另外就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倡导公民绿色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有人认为, 提高油价会增加百姓负担, 其实这是一个误导。中国使用石油的汽车的所有者是一部分高端的富人, 虽然石油价格高会进入CPI的涨价, 但是这个涨价与富人开车所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 更何况在中国三分之一的经济份额是外向型的, 在石油的使用中外向型所占有的比例则更高, 中国的低油价是补贴全世界的, 这与美国的低油价人人有车自己消费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3.2 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
3.2.1 保障国家耕地红线。
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会达到15~16亿人, 中国每年需要消耗粮食5.6到6亿t, 并且如果没有较大的农业科技进步, 中国每年仅能生产5亿t左右的粮食, 但是现在每年国际粮食市场仅仅只有2亿t的贸易量, 很难满足中国的需求增长。粮食是未来最重要战略资源, 中国粮食危机风险剧增, 因此我们要坚决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
3.2.2 提高耕地质量。
“占补平衡”政策的完善。根据国土部门“占补平衡”政策规定, 新增耕地可以按比例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新多出的新增耕地面积指标, 则将通过省一级国土部门统一核算。“占补平衡”的本意是“用一亩地, 造一亩地”, “是为了保证耕地红线的安全, 并解决经济发展与用地不平衡的矛盾”。但现在, 被扭曲的“占补平衡”正构成对中国耕地安全的严重威胁。在各省纷纷出台土地整理置换指标允许有偿流动的政策后, 发达地区向山区等欠发达地区购买指标, 山区通过毁林造地等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链条便已屡见不鲜。欠发达县市获得不菲的有偿调剂收入, 发达地区则获得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 惟一受损的是耕地质量。
国土部门应该考虑将未利用地 (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 如荒草地、盐碱地等) 作为将来建设用地的新空间。制定全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制度, 对确实不能按数量占补平衡的, 要求按等折算。总之, “占补平衡”不能以降低总体耕地质量为代价。
制定执行“休耕、轮耕”政策, 推广有机肥施用。为了粮食产量的稳定, 中国的土地都是满负荷耕作的, 这样的土地耕作使得土壤板结退化等等问题非常严重。因此, 有条件的推广休耕轮耕政策就显得很有必要。例如, 在有条件的耕地中插播、轮种能够固氮的豆科作物 (如大豆、花生、苜蓿、紫云英) 可以非常好的培肥地力, 改良土壤结构, 肥地养地之功能。
3.3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世界粮食产量大量增加是化肥革命的结果, 中国的粮食大增产也与化肥大量施用密切相关。中国1973年立项建设了27个超大型化肥厂, 到1982年全部投产, 以前大家捡马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前文已经提到, 单纯依靠化肥 (石油) 而增加粮食产出的方式正在面临巨大压力。因此, 粮食生产必须依靠人的力量, 加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非常重要。
3.3.1 提高农民素质。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 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农民为了增产、增收盲目的增洒化肥农药。我国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上世纪50年代我国每1hm2土地施用化肥4㎏多, 现在是434㎏。以百倍速度增加, 但这些化肥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hm2, 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kg/hm2, 是安全上限的1.93倍。导致短短几十年, 我国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 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因此农民学会合理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农资产品、农业工具就显得极为重要。
3.3.2 大幅提高农民收入, 保持一定农民数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5月公布的数据, 各行业中, 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 只有2万多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而且农民的养老、医疗的保障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显得极为微弱。近10年来农民收入低下仅能保持在糊口的水平, 大部分年轻农民纷纷进城打工, 很少留在农村种地。如果不放开粮价让种地收入超过进城打工, 5年之后中国农业问题会很明显, 根据有关机构在四川和湖南的调研, 60岁以上老人已经占据部分地区80%以上劳动力。而老龄化和城市化却在不断增加粮食需求。日本、韩国同样也没有年轻农民了, 但是日韩的人口规模世界粮食贸易能够满足, 中国怎么办?另外一方面就是, 中国的耕地类型中大部分都是丘陵地、低矮山地, 实现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是很困难的。因此, 应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 让部分种田能手留在农村种地是一项非常紧迫且重要的任务。
3.3.3 大力发展农业科技。
首先, 培育高产、优质、高抗作物新品种繁育及产业化技术。加强粮食作物资源的筛选和创新利用, 特别是在基因工程技术育种方面寻求突破, 强化育种工作的技术装备。其次, 提高推广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提高化学防治重大病虫害的效果, 减少农药残留, 加强生物农药的研制与开发、病虫害的生物的控制技术及其主要病虫害的区域监测预警机制等。最后, 要重视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技术。重点加强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技术、水土保持技术、土壤培肥与精确施肥技术及林果生态技术等。
我国的资源状况、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发展只能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土地产出率、降低资源消耗的道路。通过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 改变物质投入方式, 极大地提高物质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益, 使农业生产力不断增强, 达到“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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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咏哲、吴润青, 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与对策分析[J].法制与社会, 2007, (07) :825.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8
2015年1月7日由全国政协、 中国政协杂志社主办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保障粮食安全”主题座谈会召开。来自全国政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住建部、国务院研究院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领导、专家等50余人共济一堂,为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建言献策,这对于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出席并作主旨讲话。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总体平稳有序。下一步, 我们将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着力做好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宣传培训和贯彻落实工作,指导各地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一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专门文件,指导各地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保障金制度,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运行规范。二是指导地方依托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三是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制度,分层次培养现代农业人才。四是配合发改、财政等部门,完善政府支持保护和监管制度, 尽快落实新增农业补贴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等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保险政策扶持。
三农问题 始终是我国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当前,我们更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农业农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加大投资力度, 创新体制机制,充分释放农业和农村发展所蕴含的巨大容量和能量。
关于农业发展的建议:一是加快中西部水利建设;二是全面推进耕地质量的保护和提升;三是加大对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补贴;四是加大对产地批发市场和农产品储藏、 加工的支持;五是搞好农业资源综合管理利用。
关于新农村建设,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全面科学搞好规划,有序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动态变化的趋势下开展新农村建设,需要把山区搬迁、生态移民、小规模村庄集并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科学超前的统筹规划。我们认为, 应该在符合规划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适当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其中有三个关键点:一是村庄整治复垦的土地指标要引入市场机制;二是新型农村社区里应建有廉租公寓;三是社区中要建有集中养老机构。
关于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城镇化成本问题,也就是动力不足的问题。我们认为,最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加大公租房建设力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为落户城市的农民工提供公租房。另外,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搞好改革试点,探索农民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股权的合理办法,为那些不可能再回乡务农的农民工提供城镇化成本。
中央政策亟需另辟蹊径,如果有条件再次注重宏观政策和农村生产关系领域相结合的改 革思路,强调从生态化战略及“多功能农业的三产化”所需要的组织制度创新角度来深化三农领域的综合改革,则尚有可能通过相对缓解农业困境来维护基层稳定。
中国农业产业化十五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关注。面对更多新挑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关政策被意识形态化地讨论着,而至少应该有的政策研究明显阙如。为此,近期需要加强关于产业化农业派生的生产过剩及污染恶化的相关研究,需要有关于全球化挑战下的负外部性研究。相应地, 急需建立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积极配合开展生态化农村经济及两型农业的优惠政策及投入导向。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9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佐恩在兰州参加“甘肃河西走廊绿色发展咨询评估总结会”时说,中国在戈壁滩发展以滴灌、温室为主要依托的荒漠设施农业,有效利用了沙漠地区的充足阳光同时大量节约了稀缺的水资源,为中国开辟了新的农业生产空间。
以色列沙漠农业专家奥尔洛夫斯基则认为,河西走廊的防沙治沙以及荒漠农业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在荒漠农业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荒漠农业,也被称作“沙产业”,主要通过滴灌、地膜、温室等技术种植适宜荒漠地区生长的特色林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沙漠化专家刘恕认为,河西走廊的沙葱、葡萄、人参果、肉苁蓉等林果种植已经具备较大规模。而甘肃目前正在河西走廊规划建设国家级高效节水农业示范区,继续推进荒漠农业发展。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人们饮食结构的提升,如何保证粮食安全日益成为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虽然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但粮食进口总量也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与日益紧张的耕地相比,中国的荒漠地区面积广阔,开发利用率低。国家林业局数据显示,中国荒漠化面积约占全部国土的三分之一。而在地处西北地区的甘肃,荒漠占全省面积的70%左右。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10
一、农业结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1. 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 要求对农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
目前, 我国主要农产品已经由供给制约的卖方市场开始向由需求制约的买方市场转变。我国农业的自然资源总量丰富, 但人均占有量相对不足。尤其在现有的技术和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下, 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强度已经达到了极限, 农业大幅度增产的余地很小, 即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 对农业的深层发展构成了制约。在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的压力下, 农民必须按市场要求做出生产选择与安排, 因此, 农业结构的调整已成大势所趋。
2. 国内市场逐步国际化, 要求农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
加入WTO后, 使我国农业的发展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互补性与互动性日益增强。由于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关税的降低, 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内市场就等同于国际市场, 这就要求农产品生产的品种、规格、质量与国际市场接轨。
3. 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 牵动农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
随着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农业产品的品种和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形成的重数量增长、轻品质优化的农业增长模式, 明显受到了需求的制约, 人们的消费在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由于城乡人民对农产品消费的高级化追求是无止境的, 所以农业结构的调整也必然接连不断。
4. 农业生态环境日趋严酷, 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和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粗放经营, 带来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 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已从局部的区域性问题发展演变成具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农业生态环境退化, 农业资源短缺, 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5. 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转变, 拉动农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
农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化过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我国就提出农业要从传统、自给与半自给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的目标。而这一转变的实质, 就是要由传统型向效益型农业转变。随着农业不断地向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更高层次的推进, 受利益驱使, 农民必然要在更大范围内自动调整农业各业与产品的结构。
二、调整农业结构与保证粮食安全的关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加,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退化的情况下, 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 通过调整农业结构, 保证粮食安全, 对发展其他相关产业, 保证我国经济运行的安全, 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全面小康, 顺利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农业发展的新阶段, 即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阶段, 必须把农业结构调整与保证粮食安全放在同等地位。
目前, 国际粮食供求形势告诉我们, 全世界粮食的供给日趋紧张。过去几年中, 全球有约8.5亿人口食物不足。粮食安全危机的数量、复杂性和持续时间延长, 使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因此, 要把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确保粮食安全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立足国情并结合辽宁省的实际, 使发展农村经济、调整农业结构和保证粮食安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协调运作。
三、辽宁省农业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1. 种植业比重下降, 畜牧业比重上升。
2007年辽宁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 农业 (主要是种植业) 所占比重为40.76%, 比2000年降低7.15个百分点, 年均下降1.02个百分点;畜牧业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31.45%升至40.43%, 上升了8.98个百分点, 年均上升1.28个百分点。
2. 在种植业中, 粮食生产发展快但不够稳定。
辽宁省粮食生产发展快, 但不够稳定。辽宁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呈波浪型:2000年为272公斤, 2004年为407.8公斤, 2006年为403.9公斤, 2007年为427公斤。与此同时, 辽宁省谷物的种植呈两极化。2007年, 水稻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2.5%, 而小麦在粮食生产中的比重不足0.3%, 根本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
3. 畜牧业中, 禽蛋、牛奶产量增长迅速, 其中牛奶产量增速最快。
2007年辽宁省禽蛋产量204.1万吨, 比2000年增长了45.47%;牛奶产量达到104.8万吨, 比2000年增长了4.5倍还多。
四、辽宁省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
1. 辽宁省农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农业结构虽然有很大改善, 但仍没有达到合理状态。首先, 畜牧业产值比重虽有较大提升, 但仍没有达到合理状态。其次, 种植业中生产结构的不平衡依然存在。粮食生产总量仍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目前, 在种植业中, 水稻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所占比重大, 而大豆和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逐年下降。2006年全省大豆产量为32万吨, 小麦产量为5.3万吨, 而同期, 全省大豆的需求量约500万吨左右, 小麦的需求量约300~330万吨。也就是说, 辽宁省大豆和小麦约90%以上的需求要通过进口或国内市场调剂解决。二是在农业生产中, 设施农业发展欠缺, 抗灾保丰收的能力不强。目前, 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农田水利设施还亟待加强。同时, 由于水资源的短缺, 输水工程的跑冒滴漏, 使水资源的利用率不高。因此, 在今后一段时期, 设施农业如节水灌溉、冷棚和暖棚、地膜覆盖仍须加快发展。在禽畜饲养业中, 市郊饲养基地的舍饲条件较好, 而广大农村养畜还缺少暖圈设施, 畜禽产出率低。三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 拉动农业发展不力。目前, 辽宁省规模较大的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不多, 粗加工小企业多, 产品档次低, 科技含量低, 优质名牌产品少, 农产品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四是农民文化素质偏低, 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2. 影响辽宁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质量不断下降。随着城市发展与工业化规模的扩大, 每年都占用许多土地, 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由于对农业生产环境治理与保护不够, 导致水土流失, 盐碱化、荒漠化, 水旱灾害加重。辽宁省有相当一部分耕地是中低产田, 产出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低许多。同时, 由于农民在种地时大量施用化肥, 使土地质量每年以0.6%的幅度下降, 土地日趋板结退化, 对粮食生产极为不利。二是农民种地成本加大, 粮食价格低, 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三是粮食的商品量较低, 口粮数量较大, 对粮食安全产生压力。四是辽宁省转换用粮数量不断增大, 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压力更大。“十五”至“十一五”期间, 辽宁省畜牧业的发展较快, 使得粮食消费一直呈刚性快速增长。另外, 工业生产用粮的不断增长对粮食安全也将产生一定的压力。而同期辽宁省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低于实际用粮增长速度。
五、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保证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1. 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通过增加粮食生产, 提高粮食安全保证程度。
坚持长期稳定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保护耕地, 制止乱占与不合理使用土地现象。应利用荒滩、河滩、破除耕地隔界增造耕地, 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改造中低产田, 发展节水灌溉, 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依靠科技进步, 推广粮食种植标准化生产。大力培育与推广良种, 种植优质高产粮食作物。在保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基础上, 适当扩大花生和向日葵的种植面积, 以缓解和降低油料和食用油的进口压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 加快发展有机农业。继续加大对粮农的种地补贴,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优化组合, 力争使辽宁省的粮食产量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 以缓解粮食安全的巨大压力。
2. 调整畜牧业结构, 减缓粮食供给压力。
经过多年的努力, 辽宁省的畜牧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人们的饮食中肉蛋禽和奶类消费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是, 与发达国家肉食消费结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也注意到, 畜牧业生产增长, 往往使粮食消费过多, 必将影响粮食安全的保证程度。根据目前市场猪肉、鸡肉、鸡蛋供应充足的实际情况, 建议畜牧业应从高速发展转向中低速、稳步、持续发展。应把今后10年的年递增速度 (按产值计算) 调整在5%以内, 有限度地发展生猪、肉食鸡和鸡蛋生产, 发展牛羊业和奶品生产, 使畜牧业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实现均衡发展。同时, 应积极发展淡水养殖业。
3. 积极发展蔬菜、水果、瓜果、花卉、苗木等特色经济。
应积极引进外地和国外优良蔬菜品种, 调整品种和种植结构, 同时依靠科技进步, 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实施标准化无公害生产。使蔬菜生产沿着基地化、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绿色蔬菜的方向发展, 为菜农增收创造条件。另外, 蔬菜生产与销售应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完善生产检测与市场监督手段。发展订单蔬菜, 开展电子商务, 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扩大销售范围。发展龙头加工企业, 与外商签订长期供销合同, 扩大蔬菜出口。在发展蔬菜生产的同时, 积极发展瓜果、水果、花卉、苗木生产。根据市场需要, 建立生产基地;改革农村林权制度, 把宜林荒山荒坡, 从集体经营转给农户家庭经营;大力发展植树造林, 增加林产经济, 绿化与美化人类的生存环境。发展观光、休闲农业, 为丰富人民生活内容增添色彩。
4. 要进一步增加投入, 不断完善农村的金融体制。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11
自2013年召开首次峰会以来，“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已经开到第三届了。前两届峰会的成果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粮食和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的蓝图，特别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今年的峰会以“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为主题，既体现了“十三五”时期中国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又切中了中国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关键。我相信，围绕这一主题，汇聚大家的真知灼见，一定能够为我们研究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带来新的启发。
说起中国的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这一代人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从粮食短缺到供给充足的发展过程，在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5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已建立起庞大的粮食收储、加工、分销体系，城乡居民的粮食可获得性明显增强；农产品和食品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既为中国应对改革发展的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世界缓解贫困和饥饿、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个突出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生产了世界四分之一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是繁荣之下，亦有隐忧。我们清醒地看到，可持续地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基础并不牢固，有些方面尤其脆弱。无论是外部的市场环境，还是内部的要素配置，都对粮食和食品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突出问题是，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目前中国粮食产量的增加，走的还是依靠要素投入的老路。在用水方面，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水资源实际用量普遍超过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2，比世界先进水平低0.2左右，水资源过度消耗问题突出。在化肥方面，中国的施用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过度施用导致土壤酸化，造成的污染成本超过了增产收益。在农药方面，中国单位面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总起来说，我们的水土资源已经过度开发，不少地方超出了环境容量；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带来的环境成本和经济代价越来越突出。如果粮食生产继续透支资源环境，农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被破坏，今后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增长就必然面临巨大的风险。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突出问题是，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粮食价格支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当前，粮食市场最突出的矛盾是国内粮食价格变化趋势与国际市场严重背离，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问题日益突出。 2013年以来，大宗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普遍高于进口价格，很多用粮企业转向国际市场进口更便宜的农产品或替代品，国内生产的高成本粮食由国家托市收购，导致粮食产粮、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库存积压严重，财政负担加重。如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收储制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中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大课题。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突出问题是，食品质量安全隐患仍然较多。食品质量安全状况隐蔽性强，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信息不对称，政府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较大。尤其是面对2亿多农户、40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300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现有监管能力严重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也不能让人放心。受全球经济复苏疲软、消费市场低迷、生产成本持续提高等因素影响，一些食品企业为了维持利润，减少了对质量管理的投入，全球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2010-2014年中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2010-2014年中国从112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食品中检出不符合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的进口食品，各年度分别为1692批、1857批、2499批、2164批和3505批，几乎涉及所有食品种类。国产和进口食品的这种质量安全状况，与健康意识日益增强的广大消费者的要求远不相适应。
三条主要对策
面对粮食和食品安全的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主动作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抓紧培育农业增长新动力，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当前和长远兼顾、国内和国际统筹，全面提升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第一，要坚持确保产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年粮食消费量达到6.5亿吨，而目前世界年粮食贸易量仅3.3亿吨。中国拥有13.7亿人口，必须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保持足够规模的粮食产能。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确保粮食产能，绝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牺牲资源环境来一味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相反，我们要确保的产能，必须是有效率、可持续的健康产能。也只有健康的产能，才能真正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面对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必须把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和农业科技创新结合起来。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与延长农业产业链有机结合，在横向扩大农业生产和服务规模，在纵向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培育职业农民，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在提升土地产出率方面，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提升耕地质量，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建设，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要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要安排一定面积的耕地用于休耕，让过度透支的耕地休养生息。即使休耕也不能减少耕地、搞非农化、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确保急用之时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上。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要全面落实《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确保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一方面，要提升化肥、农药自身的质量，推广使用高效、绿色、低残留的化学投入品。另一方面，要推行专业化、科学化的施肥、施药方式，提高精准性。通过利用效率的提升，做到化学投入品减量不减效，在确保产能的同时又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第二，要坚持适度进口。中国作为一个人多、地少、水缺的发展中大国，仅仅局限于国内耕地和水资源，已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是大势所趋，也是理性选择。而且，中国加入WTO后的事实表明，渐进和可预期的粮食进口增长能实现双赢。因此，适度进口不是中国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是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坚持适度进口，首先必须建立多元、稳定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中外有一句共同的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就是说，进口渠道越多元越安全。为此，应坚持品种多元化和国别多元化并举，加强与主要农业贸易伙伴国的战略合作，增强政策和市场信息的透明度，让贸易伙伴对中国粮食进口有一个清晰而稳定的预期，增强战略性贸易关系的稳定性，把重要出口国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逐渐释放出来。坚持适度进口，还必须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防范和化解单纯的农产品进口贸易可能带来的风险。应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南美、非洲为重点地区，以仓储、物流、加工等为重点领域，加强农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建立全球主要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通过中国的资本和技术，提高东道国自身的农业生产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坚持适度进口，也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应积极推动农业贸易和投资规则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促进国际粮食市场的稳定发展、全球农业投资的稳定增长、全球粮食安全形势的持续改善，实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同步提高。
第三，要坚持品质优先。中国要保障的粮食和食品安全，不仅是数量上的安全、更是质量上的安全，不仅要做到国内产品质量安全、而且也确保进口产品质量安全。只有质量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因此，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要始终坚持品质优先。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必须从产业源头抓起，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一方面，要净化产地环境，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农业品牌塑造培育、推介营销和社会宣传，通过品牌效应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升。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必须切实提高质量安全监管水平。要严格执行新的《食品安全法》，强化属地政府管理责任，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建立互联共享的质量管理信息平台，加强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新兴流通方式的质量监管，更加重视对进口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障食品安全，最终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严格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充分发挥信息甄别功能，切实做到优质优价，通过市场信号引导生产者主动生产高品质的产品。
再过一个月，就将进入2016年，迈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期。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不仅是中国“十三五”时期需要完成好的重大任务，也是各国落实联合国“新的发展议程”的重大使命。希望大家能围绕今年的主题，积极探讨，集思广益，为保障中国及世界的粮食和食品安全作出贡献。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 篇12
从伯乐相马到分子育种
吴常信院士说, 动物育种技术发展到现在经历了表型或表型值选种→育种值选种→标记辅助选种→分子育种阶段, 技术手段由遗传参数到遗传标记, 再到基因操作。选种的关键是准确性, 第一代选种技术的经典是“伯乐相马”, 看到哪头牲畜表型或表型值好, 就把它留下;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加上遗传参数, 进入第二代技术, 依据育种值选种。第三代技术为标记辅助选种,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将性状进行遗传标记, 使选种目标更加准确。第四代技术为分子育种,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10~15年里, 采用基因操作技术在分子水平上育种, 使基因优化达到育种目标。任何选种方法都是对“真值”的估计, 动物育种就是要揭示一个未知的“黑箱”, 努力接近或达到“真值”。
育种目标要求家畜、家禽生产性能高、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 且高遗传力, 下代仍表现出上代的优良特性。对于质量性状, 如角的有无、毛色、血型、遗传缺陷等, 选种较为容易;对于数量性状, 如躯架结构、大小、产量、力量和生活力等, 选种难度增加。从不同角度对选种方法分类:外形选择与生产性能 (成绩) 选择, 表型值选择与育种值选择, 单个性状选择和多个性状选择, 个体选择与家系选择, 直接选择与间接选择。
吴院士说, 分子育种就是从分子水平上对动物、植物进行遗传改良, 或进行育种的分子设计, 把目的基因分离提取出来, 导入待改良动物细胞中, 使之整合、复制、表达和遗传, 并根据生产需要选育出带有目标性状的优良个体, 培育新品种。如基因聚合, 把高产、优质、高效、抗病、抗逆等有利性状的基因通过基因操作, 尽可能多地聚合在一起,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性状绝大多数是多基因决定的数量性状, 而质量性状的基因聚合早已解决;数量性状具体由多少基因控制还说不清楚, 如此多基因控制的性状在没有找到目的基因之前, 聚合就是“无米之炊”, 找到目的基因是技术核心。如平衡育种, 统筹考虑高产、优质、高效、抗病、抗逆等有利性状, 要求性状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群体水平的平衡育种早已解决并在生产上应用, 但分子水平的平衡育种仍在设计之中。如转基因育种, 人们的认识和看法并不一致, 但对转基因育种的要求却是相通的:首先是常规育种做不到的;其次是比常规育种快得多的;第三是产品 (特别是食品) 要无公害。技术难点在于目的基因的转入、转入基因的表达和表达基因的遗传。什么时候才能育出转基因动物品种?是猪、牛, 还是羊?导入基因纵向传递还是横向传递?转基因品种成本多少?这些都需要大量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来实现和验证。
吴院士说, 对数量性状有较大影响的基因座称为数量性状基因座 (QTL) , 可利用分子遗传标记对数量性状基因型进行标记辅助选择提高家畜育种的效率, 特别针对低遗传力性状和限性性状, 进而将转基因技术用于数量性状遗传操作。当标记和所标记的数量性状完全连锁时才是QTL。目前主要家畜、家禽大量的数量性状基因已被定位:猪5621个、牛2539个、鸡1863个、羊84个, 其中定位最多的是猪的滴水损失、平均背膘厚、眼肌面积性状, 牛的乳蛋白率、产奶量、剩余采食量性状, 鸡的体重、腹脂重、马立克氏病相关性状, 羊的捻转血矛线虫相关性状、睾丸重量。尽管已定位的数量性状基因很多, 但在育种中能应用的很少, 主要原因是所定位的数量性状基因是染色体的一个区间, 中间还可能涉及多个基因;数量性状基因或分子标记与性状的连锁程度不确定;不同群体的遗传背景不一样, 同一性状的数量性状基因在不同群体中的分离、重组结果不同以及数量性状基因定位存有误差。数量性状基因定位后, 还要对其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检测, 从中找出对数量性状变异真正起作用的基因位点,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4年。
我国科学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畜禽基因组计划相关研究, 运用我国特有动物遗传资源取得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精细定位鸡性连锁矮小基因 (dw) 及克隆DNA序列;首次确定促卵泡素β亚基基因 (FSHβ) 是控制猪产仔数的主效基因;对猪高温应激综合征 (MHS) 基因进行研究并建立分子诊断技术;利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RFLPs) 技术在北京白鸡中找到一种新的性连锁慢羽基因, 对蛋鸡配套系育种有重大意义。就总体水平而言, 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有差距, 从养殖业发展的巨大需求看加快我国动物基因组计划研究迫在眉睫。
中国大豆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盖钧镒院士说, 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 拥有2万多份品种资源和6000多份野生大豆种质资源。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 可从1995年开始却成了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大豆生产徘徊、市场失控、卖豆困难、企业破产, 大豆产业整体上处于“水深火热”的尴尬境地, 隐伏着受控于国外资本的危机。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受阻的关键在于比较效益偏低, 具体表现在大豆的产量和商品性上, 而产量和商品性受制于规模化生产与经营水平, 还有品种、农艺技术、土壤肥力及生产条件等, 长远的是育种的竞争。
盖院士指出, 在品种仍有增产潜力的条件下, 要先解决生产体制问题, 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减少中间环节, 保证种植者的效益。应从组建、培育合作社、协会等专业生产服务组织入手, 健全和完善产业组织体系。农户 (合作社、协会) 与大豆加工企业、农技中心、专业市场等形成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的产业组织队伍, 成为生产、技术推广、加工、贸易各个产业环节的载体。要立足增产增收, 构建科学、高效、互利的产业服务机制。在生产经营中树立品种、品质、品牌理念和推行良好的作业规范, 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单产, 同时开展以增加农户收入为前提的专业化服务。要形成农户 (合作社、协会) 和加工企业共创品牌、共享收益的质量价格机制。以质量规格为标准, 优质优价, 建立稳定、互利的产销关系;以质量和品牌占领市场, 并通过利润返还机制等使农户和加工企业共享增值效益和品牌效益。
盖院士认为, 发展我国大豆产业, 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主要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给问题”战略。出台大豆产业发展政策, 加大大豆生产和出口的支持力度, 健全大豆生产支持体系和补贴制度, 提高大豆生产和出口的标准化和组织化程度。建立系统的科技攻关计划, 重点攻克制约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关键科技问题, 加速大豆科技进步, 增强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建立大豆产业技术研发体系, 上、中、下游科研衔接, 优化大豆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跨部门、跨所有制、多学科协同、产学研结合, 联合协作创新攻关;构建市场回报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多层次科技投入机制;完善将先进品种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社会化服务机制, 以及进行大豆科技创新的政策保障机制。
盖院士说, 我国种业正步入历史拐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我国种业没有任何“避风港”, 面对惊涛骇浪和生死存亡, 管理部门和种业公司都必须把发展民族种业统一到回良玉副总理提出的“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 也应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科技产业, 生物育种产业应该成为国家战略性基础产业”目标上, 树立紧迫感和使命感, 更新观念, 迅速定位, 锐意改革, 快速发展, 力争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关键技术, 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尽快形成自主基因、自主技术、自主品种的发展格局。
外国种子公司纷纷进入我国, 占领了大部分种子市场, 其中蔬菜、花卉等产业化程度高、经济效益好作物高端良种的关键核心技术几乎全为外方掌握, 不仅被外方拿走大部分生产利润, 还使产业发展失去主动权。现在国外公司正通过种种途径向我国大田作物进军, 如果国外公司再占领了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种子市场, 我国粮食安全将受到极大威胁。我国大豆产业的教训表明, 要摒弃“外国种业为我国服务”“利用国际科技力量为我服务”“利用外国资本为我服务”“外国种业给中国带来了经验”等错误认识, 种业应该以我为主, 粮油应该以我为主, 农业应该以我为主, 国计民生的产业应该以我为主。
盖院士说, 目前我国种业体系混乱、上中下游脱节、小型分散、技术水平不高。那么, 未来谁是育种的主体?谁来考虑、设计中国种业的发展与改革?农业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种子产业协会和种子企业都责无旁贷, 要切实贯彻落实“农科教结合, 产学研协作”, 科技研发力量应该与种业企业相结合, 共同发展。种子公司应建立自己的上、中、下游研发体系, 或出资建立固定的横向合作上、中游研发体系。国家出资推动建立固定的横向合作上、中游研发体系, 并规定上、中游成果应用的去向, 整合资源和力量, 发掘、培养我国种业的领军企业, 超越国际。
粮食安全与超级稻育种
陈温福院士说, 世界人口持续增加, 耕地逐年减少, 水资源严重短缺,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而粮食增长却日趋缓慢, 人类正面临在较少土地上利用有限淡水资源生产更多粮食的挑战。水稻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 收获面积23.25亿亩, 仅次于小麦;直接消费比例为85%, 高于小麦 (72%) 和玉米 (19%) 。亚洲国家年产水稻6亿吨, 占全球水稻总产90%。我国是亚洲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和消费国, 收获面积4.3~4.5亿亩, 占世界水稻总面积20%, 仅次于印度;总产量1.9~2亿吨, 占世界稻谷总产量31.8%, 居世界之首。因此, 千方百计提高我国水稻产量, 对于解决本世纪16亿中国人粮食安全和稳定国际社会意义重大。
超级稻育种从1981年日本实施为期15年的“超高产作物开发及栽培技术确立”大型研究计划开始。国内外水稻专家根据生长季节平均全天太阳辐射量、有效生理辐射所占比率、叶片反射损失率、光合器官吸收率、光能转化率、呼吸消耗率、产量形成期、每公斤稻谷所含能量、经济系数等指标估算理论生产潜力。据袁隆平估算, 如果光能利用率达到2.5%, 早、中、晚稻亩产可分别达到1 0 0 0、1467~1533、1133公斤;据高亮之估算, 如果光能利用率达到2.9%~3.5%, 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华南稻区亩产可分别达到1250~1500、1300~1775、1075~1400、1300~1400、1300~1 4 0 0公斤;据吉田昌一估算, 热带一季稻、温带一季稻亩产可分别达到1060、1200公斤。理论上水稻产量还有较大潜力。
陈院士说, 通过科技进步是实现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根本途径。超级稻育种理论基础研究至今成就斐然,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新株型理论、袁隆平的两系亚种间超级杂交稻、沈阳农业大学的理想株型与优势利用相结合理论、黄耀祥的半矮秆深根丛生早长超高产株型模式和周开达的三系法亚种间重穗型超级杂交稻。这些理论的共性是:强调重塑株型, 利用亚种间杂交产生强优势, 理想株型与优势利用相结合;在新株型设计上, 适度增加株高, 降低分蘖力, 增加单穗重, 生物产量与经济系数并重;在技术路线上, 利用籼粳稻亚远缘杂交或地理远缘杂交。自1996年超级稻在我国正式立项以来, 至今已经育成新品种新组合12个, 包括沈农265、II优7号、两优培九、协优9308等。
因生态区域和水稻类型不同, 我国超级稻育种有超级杂交稻和常规超级稻之分。常规超级稻, 即北方超高产粳稻, 历来以高产优质著称, 商品率高达70%以上。在我国现有1.27亿亩粳稻中, 44.7%分布在东北。由于耕地和水资源限制, 东北水稻种植面积的发展空间有限, 增加总产的惟一出路是通过科学技术提高单产, 提高单产最经济有效的途径是培育产量潜力更高的品种。沈阳农业大学开展超级稻育种研究较早, 1987年在国际水稻研究大会上做报告, 同年在日本《育种学》杂志发表论文, 正式提出理想株型与优势利用相结合的超级稻育种理念。经多年努力, 在育种理论、新株型优异种质创制、优质超级稻新品种选育及生产技术组装集成与示范推广等方面均取得明显进展:明确了提高生物产量是实现超高产的物质基础, 优化产量结构是实现超高产的必备条件, 株型特别是穗型改良是实现超高产的有效途径;创制出沈农366、沈农9660、沈农95008等一批新株型优异种质;育成沈农265、沈农606、沈农6014、沈农016等品种, 并大面积应用于生产, 亩产稳定超过700公斤;建立了以无纺布覆盖旱育稀植为核心的超高产栽培技术, 以抛秧盘育苗手摆秧为核心的超稀植高产栽培技术, 良种与良法配套。
据陈院士介绍, 进入本世纪后东北稻区成立了超级稻联合攻关协作组, 相继承担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和农业部超级稻育种专项研究任务, 除对北方超级稻育种理论与技术补充与完善外, 重点开展超级稻新品种选育、生产技术组装集成与示范推广工作。截至目前, 首创通过选育二次枝梗粒上位优势型以确保结实率, 进而实现超高产与优质相结合的理论与关键技术;提出理想穗型概念及量化选择指标体系;出版专著《水稻超高产育种理论与方法》;初步证明直立穗型由1对显性基因控制, 并将其定位在第9染色体上;对直立穗基因进行了精细定位和结构与功能分析;育成推广适于东北稻作区南部的超级稻千重浪2号和辽星1号、中部的超级稻吉粳88、北部寒地的超级稻松粳6号和龙粳14, 这些品种已成为东北各稻区主栽品种。
全球农业与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陶承光院长说, 1983年英国培育出世界上第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基因移植烟草, 1993年美国将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保鲜延熟型西红柿投放市场, 之后转基因育种技术空前发展。目前已有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南瓜、木瓜、马铃薯、番茄、甜菜等20多种作物投入商业化种植。2009年25个国家种植了20亿亩转基因作物, 其中美国9.6亿亩、巴西3.2亿亩、阿根廷3.195亿亩、印度1.26亿亩、加拿大1.23亿亩、中国5550万亩、巴拉圭3300万亩、南非3150万亩, 其余国家种植面积均小于1500万亩。而在首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应用的1996年, 仅有6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 种植面积2550万亩。
陶院长认为, 当前转基因技术已趋于成熟, 尤其在转基因植物方面, 现在需要人们转变观念, 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转基因研究, 大胆推广、使用已证明无害的优良转基因作物品种, 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深刻的教训是, 在国外转基因大豆开始进入我国时, 国内有声音说我国是大豆发源地, 为防止野生资源被转基因品种污染, 不宜搞转基因大豆研究, 因而试图用常规品种与国外转基因大豆竞争。10多年来进口转基因大豆逐渐蚕食我国大豆市场, 我国大豆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陶院长说, 转基因是农作物新品种培育技术进步的必然。无论天然杂交还是人工杂交, 其实都是一个生物个体的全基因组与另一个体的全基因组融合并在后代发生重组的过程。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生殖隔离, 通过常规方式很难甚至不可能将这些优良基因转移到栽培物种中, 而转基因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比起远缘杂交两个基因组的融合和诱变辐射育种基因突变方向的不确定性, 转基因技术温和得多, 而且更可控、更具有方向性。转基因品种在商业化推广前必须进行严格的生物安全性评价, 保证人类安全。
陶院长认为, 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的耕作方法违反“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 很难大面积、持久应用。转基因技术是解决农业生产发展问题的一把钥匙, 可培育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的新品种, 能够让作物产量倍增, 同时降低农药、肥料投入, 对缓解资源约束、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产品品质、拓展农业功能等具有重要作用, 这也正是转基因作物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国1997年开始种植转苏云金芽孢杆菌基因 (Bt) 抗虫棉品种, 因增产10%和减少60%杀虫剂用量而每亩增收100余元。这些抗虫棉品种不仅保护自身, 而且使周边农作物免遭虫害。
转基因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战略育种理论与方法》;初步证明直立穗型由1对显性基因控制, 并将其定位在第9染色体上;对直立穗基因进行了精细定位和结构与功能分析;育成推广适于东北稻作区南部的超级稻千重浪2号和辽星1号、中部的超级稻重点, 许多国家把这项技术作为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战略选择。多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对我国巨大的农产品市场垂涎三尺, 转基因作物品种就是他们敲开市场大门的法宝之一。我国刚开始推广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时, 70%以上面积种植的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品种。从那时起, 我国加强对转基因棉花的研究和开发, 启动国家“863”计划、棉花转基因专项等, 在重要基因发掘、转基因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如今, 70%以上转基因棉花面积种植的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既保障了棉花产业安全, 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棉花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