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精神病

司法精神病（共8篇）

司法精神病 篇1

近些年我国相继发生数起轰动全国的刑事大案, 引起了法律界、社会和媒体的重大关注。如2006年的陕西邱某某“7·16”杀人案、2008年的上海杨某袭警案、2009年的湖北熊某某特大杀人案、2015年的南京“6·20”宝马肇事案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就是都将“犯罪”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鉴定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嫌疑人主观精神方面的鉴定是相当关键的, 它判断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与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 决定着被鉴定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后果。然而, 我国精神病鉴定制度脱离于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 每一次鉴定意见的宣告都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诟病, 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面效应有所改变。

一、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基本理论

(一)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内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学理上也被称为“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 又或者被称为“法医精神病学鉴定”, 满心期待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会有大的突破, 但定稿颁布后依旧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在司法部2000年下发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试行) 》中第6条将其定义为“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 (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 、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此概念界定明确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不同于其他种类司法鉴定的范围与内容, 指明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主要鉴定内容是被鉴定人的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智能障碍等问题。1989年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将精神病鉴定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鉴定行为人实施危害时的精神状态, 所患疾病与危害行为之间的联系, 然后判断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第二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及是否具备相应的诉讼能力;第三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服刑时的精神状态, 以用来确定对其需要采取的强制措施。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各类法律案件的审理程序中, 对涉及各种法律问题的当事人, 因为法律的需要, 为了明确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法律的关系而进行的精神状态的检查、分析、判断和评定的程序[1]”。

以上观点既有共同之处, 又有不同方面。共同点在于都反映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基本性质和通用属性, 不同点即鉴定的具体内容、鉴定的程序和鉴定的客体等。

(二)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特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实践适用中的混乱是由于其自身的显著特点决定的。1.精神病鉴定的检测手段具有局限性。许多精神疾病难以通过医学仪器或者其他测试手段进行准确、客观的检测, 除非被鉴定人大脑生理结构因器质性病变发生变化。“而精神病鉴定的内容是对犯罪行为发生时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行为之时是否具备辨别与控制能力, 这种回溯性评价的特点也使得精神病鉴定结论的主观性增强。[2]”2.精神病鉴定的对象具有复杂性。精神病鉴定的认识对象是最为复杂的人类精神世界, 很难在现有的科技水平基础上被全面客观的剖析、评价。3.精神病的鉴定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迄今对多数精神疾病的诊断, 仍然缺乏精密的客观的理化检验手段或方法, 主要还是依据病史和精神状况检查所见即临床表现来确定[3]”。

通过与物证、痕迹、文书等鉴定类型的对比, 精神疾病的鉴定不在于采用的仪器设备如何先进, 使结果更为准确, 而在于特别明显的主观判断性。“只要有两次鉴定, 最后的鉴定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4]”例如, 2012年发生的浙大学生何某某杀人案, 由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和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各自出具的鉴定报告, 两次鉴定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国外也有类似的数据, “在67个再审程序中的精神鉴定案件中, 有错误诊断结果的, 第一次鉴定统计出来占总案件数量的48%, 第二次鉴定后统计结果下降到4%。造成两个数据明显差距的原因在于, 在第一次鉴定时, 有一半以上的鉴定案件中, 鉴定人对被鉴定人存在偏见, 因而倾向于归咎不利的判断。[5]”

这些特点“使我们联想到:如果精神病学是人们需要的一门科学, 而它又是一门多么靠不住的科学呀?[6]”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一制度应当是为刑事诉讼服务的, 而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正当的程序, 在保护基本人权与查明案件真相的良性博弈下发现实体性真实。不以牺牲人权保护为代价, 也不以片面追求程序合理而使案件悬而未决。[7]”可是, 精神病鉴定的显著特点使得精神病鉴定制度未能担负起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嘱托的重任, 加剧了人们对无法借助精神病医学来维护司法公正的隐忧。

二、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及存在问题

(一) 法律责任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决定》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更为详细。

2010年4月司法部又发布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以更详细的内容加强对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的监督。该《办法》主要包括投诉处理、调查处理、监督等几个章节, 并明确了处理投诉的机关为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

(二) 存在的问题

“目前司法界已达成共识, 只要司法鉴定人因为过错或者重大过失, 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 司法鉴定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8]”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加强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重要保障。

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问题上, 相关的法律条文已经很详尽。但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贯彻得并不充分, 媒体很少披露鉴定人违法的事件。当然, 并不是说只有违法事件报道的频率与规范贯彻的得力程度成正比, 才能证明后者发挥了作用。但是长期一则报道也没有, 就不免让人生疑了。另外, 鉴定实务中的违法事件低曝光率也可能与行业性质有一定关系。在精神病鉴定中, 因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 鉴定人出具鉴定意见大多是根据经验做出, 所以一般情况下即使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同, 也很难说哪份鉴定意见就是错误的, 除非是故意做虚假鉴定。

三、两大法系对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

(一) 大陆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制, 除了回避制度, 通行做法就是在鉴定时的宣誓制度。通过宣誓可以证明鉴定人履行了诚实鉴定的义务, 若违背这种义务, 法庭不仅不能采信此份鉴定意见, 将其从定案证据中予以排除, 还将对鉴定人追究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0条第l款规定:“鉴定人应当在从事鉴定工作之前或鉴定完成后进行宣誓。同时在誓词中明确表示, 在要求其从事的鉴定事项范围内, 他会以自己的良心, 公正敬业地进行鉴定工作或已做出了鉴定意见。[9]”《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鉴定人以自己的荣誉和良心进行宣誓, 表示将以从事的鉴定工作协助公正审判。[10]”

近些年来, 为了规制鉴定人的不诚实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责任追究标准更为严格。“不仅对鉴定人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有所降低, 鉴定人违反诚实义务所承担的赔偿金额也比原来高很多,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鉴定人法律责任的追究。[9]”

(二)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上世纪末开始, 英美法系各国逐渐认识到追究专家证人法律责任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事人对自己聘请的专家证人追究违约或侵权责任。“从违约责任看, 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是一种合同行为。因此, 当专家证人出现违背专家任务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从侵权责任看, 若专家证人的行为有悖于理性、诚实、负责的态度, 并且给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当事人就能借助因果关系追究专家证人的侵权责任。[9]”二是专业团体对专家证人责任的追究。“随着大量专家证人进入诉讼程序, 各专业团体对该行业成员在担任专家证人过程中存在的违反行业规则的过错行为追究行业责任。[9]”

四、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的设想

“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互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任, 意思就是说, 他作相反行为时, 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1]”关于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是有迹可循的, 如《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和《决定》第13条的规定。但是, “我国关于鉴定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责任性质尚未得到明确, 民事赔偿范围尚未得到确定[12]”。

(一) 增设精神病鉴定人民事责任追究机制

1. 明确责任承担主体

我国目前追究错误鉴定的责任仍以鉴定机构承担责任为主, 鉴定人承担责任为辅的原则。这一做法导致鉴定人内心放松, 削弱严谨敬业的鉴定作风, 导致鉴定意见的不科学和不准确。其实, 《刑事诉讼法》和《决定》的条文表述都为司法鉴定人个人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司法实践中, 完全可以确立鉴定人负责制的理念。“其含义为:其一, 鉴定人独立地实施鉴定活动;其二, 鉴定人根据被鉴定对象的条件, 参照相关科学标准独立地作出判断意见;其三, 鉴定人对自己出具的鉴定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3]”

2. 确定民事责任承担情形

鉴定人民事责任可因构成要件不同区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如果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如果是侵权责任, 则要相对特殊一些, 因为鉴定具有主观性、中立性和专业性的特征, 鉴定人的侵权责任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鉴定人在实施鉴定时由于操作失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后果;另一种是鉴定人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书, 法院也采信了该鉴定意见, 判定一方当事人败诉。

在第一种情形下, 直接套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只要能断定出鉴定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客观方面实施了具体的侵权行为, 对他人造成了损害后果, 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那么鉴定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无可厚非的。

在第二种情形下,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尽管鉴定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做出了错误的鉴定, 但鉴定意见毕竟只是证据种类的一种, 要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经过质证, 而法官是否采信这份鉴定意见, 鉴定人无法控制。只有当法官采信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当事人权益的损害,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才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德国第二次损害赔偿法修订法》规定:“法院根据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作出了具体的实体判决;之后有证据证明, 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是不当的;但这时候, 实体判决因情势变更已经不再能够以诉讼途径改判, 承担不利判决后果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鉴定人请求损害赔偿。[14]”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 我国法院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可以对受损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 当事人可以通过改判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补偿, 也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弥补自己的损失。在这些救济途径都穷尽后, 还是不能偿还当事人受到的损害, 才能要求鉴定人承担民事责任。

3. 扩充鉴定人承担责任的方式

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 可以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 我国也可以独辟蹊径, 考虑将鉴定行为纳入保险制度, 通过相对成熟的保险业务降低鉴定人因财产状况无力赔偿当事人的风险, 由保险公司负责当事人损害的赔偿。[15]”

(二) 建立行业协会, 从内部约束鉴定人的行为

“鉴定行业协会作为民办组织, 其组织形式灵活机动, 建立后因为具备一般行业协会的特点能有效弥补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不足, 又考虑到鉴定领域的特殊性, 通过行业协会可以承担一些公共事务管理职能。[16]”行业协会中的人员是由同样熟悉精神病鉴定业务的人员组成, 制定出管理鉴定人的行业规范更有针对性, 让鉴定人潜移默化地自我约束自己的鉴定行为。当然, 行业协会不像司法机关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 制定出的行业规范主要侧重技术层面。“所以, 行业协会的话语权体现在技术评价上, 诸如鉴定过程是否规范、鉴定方法是否正确等。通过行业协会对鉴定人的鉴定活动进行制约, 也是鉴定人责任承担体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7]”

摘要：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中, 精神病鉴定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特别是对鉴定主体的责任追究方面, 法律规定还存在着空白。因此, 对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责任追究制度提出可行性的设想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鉴定主体,责任追究制度

司法精神病 篇2

由总后卫生部组织、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近日通过专家论证，意味着我国医学界诊断“网瘾”将实行标准化，“网瘾”也首次被该标准列为精神疾病治疗范围，

根据《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网络成瘾是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症状界定有七项标准，其中一项量化的指标是平均每天连续使用网络达到或超过6小时，而且这种症状达到或者超过3个月。 据《人民日报》

□网瘾人群

大学生占一半最小者仅两岁

“中国治网瘾第一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介绍，目前网瘾人群正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大学生群体延伸。他说，在他最初接触的有网瘾的孩子，90%为初高中生。而现在，大学生上网成瘾者已占到一半，网吧已将大学包围。二是向低龄化发展。他称自己接触到最小的有网瘾孩子竟然只有两岁。 据《重庆晚报》

网瘾精神病暂不影响司法审判

由 总医院出台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刚一面世就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质疑声四起，在不少网友岌岌自危时，有人已将此标准当做一块“免死金牌”。

据媒体报道，四川一青年胡安戈沉迷网络3个月，偷父母的钱用来购买网络游戏装备。感到无颜面对父母，竟荒唐地选择毒杀父母，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成为胡家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胡安戈沉迷网络，糊涂毒杀父母被鉴定为患精神病，则其刑事责任能力受到限制。他们随即向法院寄出一份申请，请求对胡安戈沉迷网络毒杀父母时是否患精神病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这也成为全国首份此类申请。

“网瘾精神病”能免刑责吗？《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而其他的精神病患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仍然是严格依据有关未成年人审判的法律规定进行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建秋说，“由一家医院制定的这样一个标准并不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影响，也不会左右判决结果。将网络成瘾认定为精神病影响到定罪量刑，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质疑1如获批是否将成全国标准？

据主持此项标准制定工作的 总医院网络成瘾医学科主任陶然介绍，该项标准目前正报批国家卫生部，审批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程序还在进行之中。

然而，一个还未在全国推广实施的标准却已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部分网友质疑，该标准一旦经过国家卫生部审批，是否就将成为一个全国标准来进行“精神病”的认定？“通常一提到精神病，人们大都会想到疯子。其实很多症状都属于精神病范畴，比如抑郁症、多动症、孤独症，甚至老年痴呆。人的心理和行为障碍就是 疾病的表现。制定标准的意义就在于给行业一个专业的规范指导，并且在全国范围应用。”陶然说，以往在网络成瘾的临床治疗上从未出台过标准，目前还没把此标准推广到各家医院。

质疑2网友是否会强制要求治病？

网友“季风”对此颇感困惑，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是“精神病”，是不是应该马上去看病？还是由相关的医疗部门强制要求去治病？

华中师范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陶宏开说，上网成瘾如果没有对社会产生危害性后果，并没有影响到日常的工作和学习，没有出现烦躁易怒等戒断反应、和现实世界逐渐脱离变得害怕与人交往等情况，并且不是患者主动要求，是无需进行强制性治疗的。

“即使网友比照标准，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几项，但上网的行为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大的影响，有谁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从而去医院治疗呢？”陶宏开说，若标准没有后续的执行细则，对临床诊断来说除了增添了一个新的“精神病”病种之外，没有实际意义。

质疑3为何由一家医院单方面制订？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标准》的制订应当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召集各方面专家来一起讨论，不应由一家医院单方面制订。

陶然回应，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局组织的专家论证会，包括7名地方专家和4名军队专家，还有国外的专家列席，“他们论证后认为，此标准符合寻证医学要求，具有可操作性，走在世界前列。”临沂市精神病院大夫、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杨永信认为，现在制订《标准》有些仓促，“《标准》仅从现象学出发制订，未免有些苍白，应该从基因、生化、生态结构学等等方面着手，制订科学、准确的标准。”

法治精神为司法改革领航 篇3

司法改革向何处去?这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指引下，一条白上而下的路径隐约浮现。秉承“人权保障”理念的中国司法改革，死刑核准权的理性回归、司法解释扩展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挥举的人权旗帜色彩鲜明。严肃刻板的司法开始人性化，判决书、法官袍、律师袍纷纷“换了新颜”，细节的嬗变中，人们感受到司法文明撲面而来的清新与脉动。

自上而下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司法改革，起步艰难。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法院系统开展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争先恐后地“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指向司法体制弊端，宏观上缺乏统一推进，使得改革的力度非常有限。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改革由此步入正轨。

2002年底，中国政府在执政纲领中首次将司法体制改革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意味着司法改革将遵循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采取“自上而下”路径。2003年5月，国家高层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司法改革问题，并成立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担任组长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指导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这一决定意味着主导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核心机构已经诞生，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模式最终确立。”

在这之下，“两高”以“领头雁”的角色开始规范化地推进本系统内的改革。1999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公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从审判方式、审判组织、内设机构、人事管理制度、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目标。次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公布实施《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提出了检察官办案机制、检察业务工作机制、组织体系、干部人事制度、监督制约机制和经费管理机制六项改革目标，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举措深入开展。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后，“两高”又分别于2005、2006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启动了新一轮改革步伐。

高层的统一推动，使司法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2年3月21日，当一身法官袍装束的最高法院副院长祝铭山，从首席大法官肖扬手中接过一级大法官证书时，宣布了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大法官、大检察官颁证仪式的诞生。9天后，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开考，36万名考生为追寻同一个司法职业梦想而逐鹿。此前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确立了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实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成为十年中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改革成果。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推动下，中国人民陪审员迎来了“重生”的春天。2004年8月28日《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出台，意味着已走过了70多年历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摆脱理论上存废之争的困境，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从2003年开始积极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目标指向司法公正。而2D06年三大诉讼法修改的启动，更加蕴涵了民众对司法体制深层次改革的希望与期冀。

秉承“人权保障”理念

在上推下行的改革热潮中，司法改革的步履也因频频出现的冤假错案而备显沉重。

十多年前的定案风波再起，杀妻被判入狱15年，11年后妻子却突然“复活”——湖北佘祥林“杀妻”之冤震惊国人，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受到空前关注。从河北聂树斌案到湖北佘祥林案，还有后来的湖南滕兴善案，这几起颇具好莱坞式戏剧色彩的司法悲剧，让人不禁陷入深深反思：司法体制之树为何会结下如此苦果?

思考的焦点聚到刑事司法程序改革上，人们对现行的死刑审判提出各种质疑。2001年4月29日，发生在延安中院死刑执行前4分钟“枪下留人”的离奇一幕，点燃了整个社会关于死刑复核制度的大讨论。在一次次冤案揭底的推动下，最高法院干2005年8月新增3个刑事审判庭，以备对各省高院上报的死刑判决进行复核。第二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中国最高法院行使，这是23年来中国对死刑所作的一次最重大改革。“给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多一次在法庭上表述自己意见的机会”，死刑核准权的回归，意味着司法改革在指向人权保护的目标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从某种程度上说，司法程序的改革是在民众的广泛关注乃至批评中取得重大进步的。从一审被判死刑，到二审改判死缓，到再审被判死刑，2003年极富戏剧性的刘涌案，让我们看到舆论对司法监督的巨大威力。而2006年发生的“网络第一大案”——黄静案和轰动全国的邱兴华杀人案，访问更是评论如潮，包括广大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就司法鉴定等直陈病灶。这些夹杂着专家论证、舆论审判、法学家公开信等诸多复杂问题的“影响性案件”，在民众的热切关注中成为推动司法改革的“导火索”。

漫漫十年路，虽然频繁出现的错案、屡现街头的拍卖判决书等现象，冲击着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但司法改革秉承人权保障的理念贯穿始终。无论是扩展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司法解释，还是死刑二审开庭审理，不同领域的改革无不高扬着“人权保障”的鲜明旗帜。

细节中感受司法文明

每一片个案绿叶，都是一个传奇；每一缕脉络的屈伸，都映射着文明的进步。十年前，人们习惯了“罪犯”的称谓，如今已有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一个称谓的改变，蕴含着浓厚的司法文明。

刑事司法向来为普通百姓所畏惧，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耳熟能详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已从执法部门悄然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米线”、“双探头”、“高保真”询问全程录像系统。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2006年3月1日起在部分省、市检察院对贿赂案件和职务犯罪要案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虽然带着防止刑讯逼供的意图，背后却是执法理念的重大转变。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具体法治，小小的“摄像头”，关联着人权保护的国际标准。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近年来司法机关已经推行了一系列“人性化”改革举措：废除“囚笼席”折射无罪推定，“检察官走下公诉席”勾画控辩平等式，“法言法语”成为通向法治文明的阶梯，“量刑答辩”让审判全程透明，“圆桌审判”彰显人文关怀，“未成年人避开制”让执法捎上温情。还有“诉讼风险告知”、“判后说理”、司法“上门

服务”……诸如此类细节性的改变，无不让人体验到司法“温柔”的另一面。

司法文书的变脸，无疑是反映司法温情又一“表情”。当我们翻开一些起诉书、判决书，突然发觉，原来冰冷生硬、千篇一律的法律文書，竟然也可以如此精彩。“丧心病狂”、“狗急跳墙”等用语的悄然隐退，“法官后语”的款款深情，都传递出用心良苦的司法追求。自2001年起，最高法院决定有选择地向社会公布已审结案的裁判文书，并要求各级法院逐步做到裁判文书向社会全文公布。这是一种公开的魄力，也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文明从来不专属于制度上的“宏大叙事”，它更潜伏于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我们曾经陶醉于影视剧中“戴着假发”的律师在庭上侃侃而谈，却不曾料想，中国法官的着装也由“大盖帽”制服换成了庄重的法官袍，还敲响了象征司法威严的法槌，而检察官、律师也都有了自己的服饰。著名学者贺卫方将这些称为“正义的行头”。正是这些“行头”，向社会传递出一种神圣而文明的司法体验。

“依法治国”十年，中国法治伴随改革的航船劈风斩浪：立法深宅为民众洞开、法治政府初现端倪、司法改革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日新月异……

“法治变革”的不凡成就，震惊世界。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一对于十年后的盛会，人们有理由寄予更殷切的期望。

这份亿兆民众对法治推进的期盼，真切地勾勒出“依法治国”在当下中国的兴盛图景。回想当年，步出动乱泥泞的中国，毅然摒弃了人治，向世人发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宣言，踏上了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文明的伟大征途，实乃顺应历史潮流的不凡之举。

中国法治坎坷沧桑。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书中曾指出：“法治主义起于春秋中叶，逮战国而大盛。”可资佐证的是，管仲主张“以法治国”(《管子·明法》)，商鞅提倡“垂法而治”(《商君书·壹言》)，韩非更是将“以法为本”、“唯法为治”作为座右铭(《韩非子·心度》)。不过，从本质来看，无论儒家的人治、礼治也好，还是法家的“法治”也好，都只不过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治的不同表述而已。即便是晚清和民国的所谓法治，仍然无法摆脱人治的“窠臼”，而真正的法治，其实是件舶来品。

司法精神病 篇4

一、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 启动权方面

首先,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掌控在司法机关手中, 当事人的申请并不是开展鉴定工作的必然程序。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以公权力的形式而存在, 公安与检察机关能够在案件侦查阶段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 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仅仅拥有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权利[1]。其次, 司法精神病鉴定对办案人员的医学专业水平要求较高, 然而目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完全具备该专业知识。对于确实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来说, 仅凭专业知识缺乏的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来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 必然会影响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的结果[2]。最后,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诉讼的阶段依职权启动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 但在对鉴定结果的质疑的情况下,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再次鉴定的程序随时可以启动, 没有限定补充鉴定的次数。以上情况直接导致同一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存在多个鉴定结果, 法院难以做出认定。这样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 降低了诉讼效率, 还不利于维护司法部门的公信力, 进而形成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二) 鉴定主体方面

一方面, 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资格审查过于宽松。我国颁布的《司法鉴定许可证》等条例中关于鉴定主体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资格审查并没有明确的规定[3]。另一方面, 当前国家相关规定中关于司法鉴定业务开展人员的资质要求不够严格, 鉴定人员的准入门槛不一, 且差距明显。准入标准低、资质有限这一情况不单单会影响到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还会对司法鉴定的权威性造成一定的损害。

二、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的对策

(一) 启动权方面

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主体平等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 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应有的保护, 尊重被告人的人权, 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 避免犯罪嫌疑人由于不服鉴定结果而反复要求鉴定的现象出现。从检察机关角度来看, 能够降低错诉概率, 确保起诉行为的合法性[4]。法官应享有一定的重新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 但是为了避免重新鉴定泛滥情况的出现, 需对重新鉴定的次数进行严格规定。建立精神病专家顾问制度,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控辩双方可以聘请1-2名具有精神病学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专家顾问, 确保鉴定结果合理、合法。

(二) 鉴定主体方面

一方面, 限制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准入门槛, 使得每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另一方面, 设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资格审查程序。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准入制度以及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职业资格评定制度。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在进行相关考核获得从业资格证后, 司法行政部门还需对其从业资格进行再次核实, 对其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考核[5]。另外, 强化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职业道德的好坏这对司法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有直接影响, 因此, 需进一步强化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 定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培训工作, 确保每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始终秉承着维护司法公正的职业理念。

三、结语

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工作的完善有利于维护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 保证社会群众免受精神病患者危害。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虽然当前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该项制度会愈加完善, 保护面更加广泛。

摘要：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 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存在相关的问题亟待完善和改革,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

关键词：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与对策,启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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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邰嘉欣, 张晓晗.司法鉴定行业法律规制中的问题与对策[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3 (10) :113-115.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篇5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向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资格：

(一)取得国家高等医学院校精神卫生专业或者医疗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或者综合 医院精神病科连续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5年以上，在精神病专科医 院或者综合医院精神科再连续参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5年以上，并取得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以上职务任职资格;

(二)取得国家高等医学院校精神卫生专业或者医疗专业专科学历，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 精神病科连续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7年以上，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或 者综合医院精神科再连续参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5年以上，并 取得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以上职务任职资格。

第十四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资格申请人，经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审核，报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府批准后，由盛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精神疾 病司法鉴定人资格证书》：

(一)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

(二)在二级以上精神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级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任职;

(三)医德高尚，遵纪守法;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资格：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二)发生医疗事故未满五年;

(三)服刑期间;

司法精神病 篇6

【关键词】辨认及控制能力；责任能力；司法精神鉴定；差异

【中图分类号】D919.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3-0322-01

为了比较出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控制能力两者的区别，我们采用比较实验，同时不同的部门还要进行相应的调查和研究，结合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给出相应准确的结论。

一辨认及控制能力的和责任能力概念

在我国，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一定的区别。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不同的定义。下面我们就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

1、辨认及控制能力

辨认和控制能力是构成刑事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日常的刑事案件中，当发现一个人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便要求个人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当一个人不具备辨认及控制能力的时候，个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法律中，辨认能力又称为认识的能力，是指对某种行为的認识能力。在刑法中，认识自己的某种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的能力，因此，在法律中，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但是在理解的过程中，两者是不同的，控制能力又称意志能力，或者在认识行为的基础上，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方向、自己的行为等不同方面的能力。当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当触犯法律的时候，就已经触犯刑法了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个人的社会知识或者智力到了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同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对自己的行动有判断和控制的能力。到了一定的年龄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意味着就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受到周围环境的限制，包括精神、智力等不同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辨认及控制能力是责任能力的基础。

2、责任能力

在我国刑法中，对责任能力是这样判断的，行为人控制和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刑法的判断中，责任能力是构成行为人承担责任和构成犯罪必须的条件，行为人具备控制和辨别自己行为的能力。同样的，当行为人不具备责任能力，当实施了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之后，也不构成犯罪活动的主体，不需要追究主要的刑事责任，同时刑事责任也相应的减轻。

二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区别

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是不同的，下面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实际的案例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可以同时出现。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

在日常的刑法判断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一定的联系。下面我们就刑事案件中的责任能力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刑事案件中，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等这些外界的因素都会对责任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判断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要综合一些不同的因素进行考虑。但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同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一些精神疾病等对人的一些能力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即对人的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对精神病人进行认证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精神疾病对人的控制和辨认能力的影响。但是在日常刑事案件中，有的人会在正常的状态下去冒充精神方面有疾病的人，从而逃过法律的制裁。因此，在一些刑事案件判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有效的措施，对精神病人进行准确的判断，保证法律的严谨和公正。

下面，我们就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进行了解。所谓的责任能力是指自然行为人对自己行动的控制能力和辨别的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某种行为或者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所谓的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的特定行为的结果、性质的能力。在刑法的量刑中，我们要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量刑方法。

一些刑事案件中，当我们需要对行为人进行判断的时候，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的程度应该怎样进行界定？一般来说，当对行为人进行界定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行为人是否有精神病史或者责任能力是否丧失，另一方面，行为人是否达到刑事的责任。当行为人达到了刑事责任，同时，没有精神病史，我们就认为该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反过来说，当行为人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龄的时候，不管行为人是否有精神病史，都没有刑事责任。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当我们需要对行为人的责任进行判断的时候，有时候责任能力需要一定的增加或减少，要根据一些实际的情况进行判断。因此，在判断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时候，当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有没有责任能力的判断。当遇到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接着我们需要对行为人患有的精神疾病对行为人的行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进行判断。当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行为人的判断结果为无责任能力的时候，同时除了医学专家的判断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还要审核精神疾病的种类及严重程度。因为精神疾病的轻重程度对责任能力的判断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精神疾病判断的过程中，在对精神疾病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间歇式精神疾病的问题，因为间歇式精神疾病的行为人有正常的时候，当发生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判断行为人当时的精神状态，然后做出判断。

三案例分析

在一些日常的刑事案件中，我们需要结合一些案例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设计了下面的实验，结合某地区近两年的情况，我们把不同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在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要设置对照组，保证实验设计的有意义。在案件的分析中，我们需要采用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综合进行对比，保证实验的综合效果。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300多位司法界人士进行走访和调查，了解在司法过程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大部分人的观点为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在刑法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又存在着区别。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

在对责任人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及辨别能力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当对刑事案件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行为人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结语：

综合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在日常的司法鉴定中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从而保证刑事案件中量刑的准确性。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也有一定的联系。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时候，不同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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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病 篇7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

1.1.1被鉴定人的一般资料

资料取自抚顺市和阜新市司法鉴定组2004年1月至2009年7月期间鉴定有关刑事责任能力案例中资料比较完善者,共82例,男性73例,女性9例;年龄16—71岁,平均(38.89±10.29)岁;职业分布、受教育程度。见附表1—2.

1.1.2鉴定资料

案情:凶杀17例,伤害、强奸33例,盗窃4例,其它28例;作案动机:现实动机35例,混合动机13例,病理动机20例,不明动机10例,资料不全4例;案发时辨认能力:完全者37例,削弱者26例,丧失者19例;案发时控制能力:完全者27例,削弱者36例,丧失者19例;责任能力评定:完全责任能力29例,限定责任能力34例,无责任能力19例。

1.2方法

以性别、文化程度、罪后的保护措施等共31个项目,经数量化处理作为变量输人微机.采用SPSS软件包,先作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1],资料经数量化处理后,输入微机,筛选出与责任能力评定较密切相关的因素,然后以责任能力作为分类变量,剔除辨认与控制两变量,其余的28项作为解释变量,再进行逐步判别分析(p<0.01),逐步剔除对责任能力评定无判别作用的因素,筛选出对责任能力评定影响较大的判别因子,建立判别方程并进行组内回代检验。

2结果

2.1辨认能力的判别分析

经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对辨认能力有判别意义的8个因素,具体见表,其判别系数见附表3。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判别方程对作案时违法行为的辨认能力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辨认能力完全85.29%、辨认能力削弱64.00%、辨认能力丧失88.89%。总判别正确率为79.20%。

2.2控制能力的辨别分析

经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8个因素作为案发时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其判别系数见附表4。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对案发时违法行为控制能力的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控制能力完全87.50%,控制能力削弱80.00%,控制能力丧失88.89%。总判断正确率为84.40%。

2.3责任能力的辨别分析

经判别分析,筛选出8个因素作为案发时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其判别系数见附表5。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对案发时违法行为责任能力的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责任能力完全80.77%,责任能力削弱81.82%,责任能力丧失88.89%。总判断正确率为83.10%。

3讨论

司法精神鉴定最常涉及的是刑事案件的责任能力评定,法学要件是违法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因此,科学的评定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无受损及受损程度成了鉴定中的关键,这需将医学与法学两个不同专业的知识互相融合才能作出,因此它较一般临床诊断要复杂和困难[2]。对责任能力评定的探讨,国内有以某一重要因素,如动机作为指标[3,4],但绝大部分则是从案例资料的一般总结以图找出影响评定的因素。为了更客观科学地寻求出与责任能力评定有较密切影响的因素,现代多元统计技术提供了较佳的方法,但应用这些方法进行探索只是近年才有一些报道[5,6]。本文结果显示,司法鉴定责任能力评定,精神疾病类型、精神病性症状、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决定责任能力的主要依据;作案动机等共8个解释变量作为判别因子,与责任能力评定有密切的关系,会对司法鉴定责任能力评定有较好判别效果,与麦慈任等人研究相符[3],但其组内回代检验总正确率仅为75.90%,而本研究为83.10%。如患有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作案当时与精神病性症状有关且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评定时倾向无责任能力;说明运用统计学分析亦支持这一观点:在医学要件及法学要件同时具备情况下,才能免除责任能力。

根据判别分析所建立的三个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其总的正确判别率为83.10%,无责任能力88.89%,全部责任能力80.77%,责任能力削弱81.82%,说明多元判别分析对责任能力有无的判定还是较满意的。

摘要：目的:探讨更科学、更客观地评定责任能力的方法。方法:对82例刑事案例资料用SPSS软件包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及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与责任能力显著相关的因素,以此作为判别因子建立判别方程,计算判别系数,同时进行组内回带检验。结果:作案动机、作案时精神疾病种类、案发时病情状态、作案前有无准备、案发时精神状态、对犯案行为的罪错认识、对作案后果有无估计、罪后的保护措施8个因素与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显著相关,以此8个因素作为判别因子建立的判别方程,组内回代检验总正确率分别为83.10%、79.2%及84.4%。结论:多元判别分析方法,可以提供责任能力评定更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司法鉴定,精神疾病,责任能力,多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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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病 篇8

2月22日, 滨海新区司法局召开处级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天津市政法系统党建暨纪检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重点学习了天津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袁桐利、市政法委副书记祖文光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并根据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区司法局2016年党建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总体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区委、区纪委和市区政法系统的安排部署, 紧密围绕中心工作, 服务大局, 强化从严治党责任,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建设, 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促进新区司法行政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会议部署了2016年工作任务:一要认真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以支部为单位, 组织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二要严格规范落实党建及党员管理等制度, 积极推进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三要以党建带队伍建设, 抓好作风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重点抓好服务窗口的服务质量, 不断提高法律服务水平, 扎实推进公共服务环境评价活动。四要采取强化警示教育、强化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等三项措施, 抓好纪律监督和执纪问责两项重点工作, 积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