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水平

抑郁水平（精选5篇）

抑郁水平 篇1

摘要：目的 探讨喉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性。方法 应用Herth希望量表、焦虑自评量表 (SAS) 、抑郁自评量表 (SDS) 和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对98例喉癌术后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93.88%的喉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处于中、高等水平, 希望总体得分为 (33.52±4.95) 分;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率分别为61.22%、71.43%;希望总体及其分项目与焦虑、抑郁情绪均呈显著负相关,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喉癌术后患者的希望水平处于中高水平, 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高, 其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护士应根据患者的希望水平及焦虑、抑郁情绪及时干预, 以提高其希望水平, 减轻焦虑、抑郁情绪, 增进心理健康。

关键词：喉癌,希望水平,焦虑,抑郁

癌症不仅给患者带来严重不适和痛苦, 还会使患者产生严重的心理应激反应和适应性不良行为[1]。喉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目前, 喉癌的治疗方案仍然以手术和放疗为主, 手术方式包括全喉切除术或部分喉切除术[2], 术后因语言交流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佩戴气管套管、呼吸道改道、自我形象紊乱等因素, 患者极易产生焦虑、抑郁心理。希望是个体追求目标时拥有的精神能量, 是促进积极信念的情绪状态。希望水平是衡量个体心理状态的重要标示之一, 也是应对疾病的重要因素, 是个人与其他人精神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一种认知[3]。个人内在希望水平的高低与其心理发展和健康状况显著相关[4]。本研究主要探讨喉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的高低、焦虑、抑郁情绪发生情况, 以及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性, 旨在为喉癌术后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提供帮助和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2年4月~2013年6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被确诊为喉癌并行喉切除手术患者98例, 其中, 男74例 (≥60岁45例, <60岁29例;已婚64例, 未婚2例, 离异4例, 丧偶4例) ;女24例 (≥60岁13例, <60岁11例, 已婚22例, 未婚1例, 丧偶1例) ;年龄38~80岁, 平均65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57例, 专科及以上41例;鳞状细胞癌78例, 未分化癌11例, 腺癌9例;来自农村系农村合作医疗保险67例, 来自城市系城镇职工医疗保险31例。排除心脏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肝肾疾病及各种感染。

1.2 方法

1.2.1 调查量表

1.2.1. 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状况等。

1.2.1. 2 Herth希望量表

由Herth研究设计, 经中国医科大学赵海平等[5]翻译引入我国, 王艳华[6]将其用于癌症患者希望水平的调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共12个条目, 包含3个维度:①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 (T) ;②采取积极的行动 (P) ;③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I) 。12个条目中, 1、2、6、11条目评价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 4、7、10、12条目评价采取积极的行动, 3、5、8、9条目评价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每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 从非常反对、反对、同意至非常同意, 总分为12~48分, 12~23分为低等水平, 24~35分为中等水平, 36~48分为高等水平, 分值越高表示希望水平越高。

1.2.1. 3 焦虑自评量表 (SAS)

量表共20个条目, 按1~4级评分。SAS在进行心理卫生评定的时候通常使用标准分, 即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到总的粗分, 再用总粗分乘以1.25, 所得的整数部分即为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 焦虑评定的临界值为50分, ≥50分表示存在焦虑情绪, 分值越高, 表示焦虑倾向越明显[7]。

1.2.1. 4 抑郁自评量表 (SDS)

量表共20个条目, 按1~4级评分, 其标准分的计算方法同SAS量表, 按照中国常模, 抑郁评定的临界值为53分, ≥53分表示存在抑郁情绪, 分值越高, 表示抑郁倾向越明显[8]。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由测评人员将问卷调查表发给行喉切除术后3个月、意识清楚、病情相对稳定、具有理解沟通能力、能独立完成阅读书写工作并自愿参加本研究的患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患者知情同意, 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问卷调查表均由测评人员亲自发放和回收, 调查前针对问卷调查表内容及方法对测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测评人员必须熟悉各种调查表的具体内容及含义。选择比较安静的环境讲解填写方法, 采用不记名的方式让患者在30 min内独立完成, 对不清楚的问题, 由测评人员给予解释和指导, 填写完毕, 当场收回问卷并逐一检查, 及时填补缺失项。由测评人员按照量表要求进行评分, 并由研究者本人随机抽查进行复核, 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不符合标准的问卷予以排出。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4份, 收回104份, 有效问卷98份, 有效率为94.2%。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描述,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Pearson检验进行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希望水平状况

本研究患者的总体希望水平得分为 (33.52±4.95) 分, 希望水平的等级分布为高水平37例, 占37.76%;中等水平55例, 占56.12%;低水平6例, 占6.12%。具体各项得分及等级分布情况见表1。

注:T: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P:采取积极的行动;I: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2.2 焦虑、抑郁情况

本研究患者的焦虑情绪总均分为 (53.44±8.25) 分, 焦虑患者60例, 占61.22%;抑郁情绪的总均分为 (57.77±7.82) 分, 抑郁患者70例, 占71.43%。见表2。

2.3 患者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性

喉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总分及其3个维度与焦虑、抑郁情绪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P<0.01) 。见表3。

注:*P<0.01;T: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P:采取积极的行动;I: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2.4 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及医疗付费方式与抑郁的相关性

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及医疗付费方式与抑郁均有相关性 (P<0.05) 。见表4、5。

3 讨论

3.1 喉癌术后患者的希望水平

Dufault等[11]认为, 希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希望是指对未来的一种幸福但不确定的感觉, 以及个体对生活有价值的感受, 它不与具体的希望目标相关;狭义的希望指的是对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的期望。Herth[12]认为, 希望有多维的概念:希望是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可以使患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一种积极的、现实的、期待的目标能够实现;希望又可以看作是人们对实现目标的一种信心, 是个人与他人之间在精神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种认知。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喉癌患者的希望水平处于中、高等水平, 表明喉癌患者虽然面临死亡的威胁, 并且忍受着躯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但大多数喉癌患者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希望对于每例患者, 尤其是癌症患者来说, 是一种内在主宰生活的力量。这与高玲玲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本研究所选择的喉癌患者都是术后3个月以上, 病情相对稳定, 患者在经历了否认、愤怒、协议、抑郁等负性情绪后, 在心理上接受了身患癌症的事实。对此, 他们会采取各种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14]。本研究中的已婚患者占比87.8%, 未婚、离异、丧偶仅占12.2%, 绝大多数患者都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 这也是本研究中喉癌患者希望水平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另一原因。

3.2 喉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发生情况

尽管喉切除术可以延长喉癌患者的生存时间, 但是由于喉切除术后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语言沟通交流障碍, 以及自我形象的紊乱等因素将导致患者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 加之喉切除术后喉的吞咽保护功能受损, 进食时容易发生呛咳或误咽等现象, 影响了患者进食, 许多患者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因此, 建议医护人员在喉癌术后患者出院后尽早给予心理干预, 提供自我护理的相关知识和方法, 鼓励患者尽早参与自我护理, 以降低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及持续时间[9]。心理干预是根据医学心理学的理论[10], 在医务人员与患者在诊疗过程中, 通过沟通交流, 影响和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 促进疾病的康复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3.3 喉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和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性

本研究表明, 喉癌术后患者的希望水平越高, 其焦虑、抑郁情绪越低, 越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这与Vellone等[15]的研究结果相似, 国内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这些研究结果提示, 希望是治疗癌症的重要措施之一, 是患者应对疾病的重要策略[16]。临床医护人员应当善于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知识, 采取各种护理干预措施,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 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建立生活的目标, 来提高喉癌术后患者的希望水平, 减少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 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 提高其生存质量。

3.4 喉癌术后患者抑郁情绪的发生与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及医疗付费方式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 喉癌术后患者抑郁情绪的发生与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及医疗付费方式具有相关性, 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来自农村的患者抑郁情绪发生率高, 这可能因为来自农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的患者, 由于认知缺陷, 喉切除术后一旦出现语言沟通交流障碍, 不善于采用其他非语言方式进行沟通交流, 因此极易产生焦虑、恐惧、悲观、失望而对治疗丧失信心, 进一步导致抑郁情绪的发生。另一方面, 医疗付费方式系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患者抑郁情绪发生率高, 这可能与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低、自费额度高有关, 喉癌患者检查和手术及放化疗费用相对较高, 对家庭经济冲击较大, 导致思想负担加重而致抑郁情绪的发生。城市患者在医疗资源分配上占有优势, 报销额度大, 自费比例低, 经济状况好, 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和护理, 发生抑郁情绪的患者相对较少。

抑郁水平 篇2

方法将近年来收治的所有146例糖尿病病程<5年合并抑郁症的患者,按性别分为两组,男性80例,女性66例,比较不同性别患者血糖(空腹血糖FPG和餐后2 hPG)、血脂(总胆固醇TC、总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糖化血清蛋白(GSb)、糖化血红蛋白(HbAlc)、24小时尿糖定量、24小时尿蛋白定量、血尿酸(UA)、C反应蛋白(CRP)、体重指数(BMI)水平。结果 短病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中,男性年龄明显小于女性(P<0.05),而且,男性的尿酸、24小时尿糖定量、总甘油三酯和C反应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女性(P<0.05),其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却明显低于女性(P<0.05)。结论在短病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中,男性患者的代谢紊乱较女性严重,男性患者更易于发生早期糖尿病并发症。

【关键词】 病程;糖尿病;抑郁症;性别

文章编号:1003-1383(2010)05-0530-02 中图分类号:R 587.1;R749.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0.05.005

在糖尿病患者中,合并精神疾病的频率很高,可表现为抑郁症、焦虑症、进食障碍及酒精滥用和依赖等,早期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症,以及长期糖尿病或血糖控制不良患者的抑郁症都是常见的糖尿病合并症,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男女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早期对于诊断为糖尿病的心理反应存在差别,因此对糖尿病相关代谢指标的控制水平、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可能对糖尿病病情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后果,这正是本课题所要研究的内容。

资料与方法

1.病例来源与分组 将近年来收治的门诊和住院患者中,所有确诊为合并抑郁症的糖尿病患者146例按性别分为两组,男性组80例,女性组66例。糖尿病的诊断按照1997年WHO颁布的诊断标准,抑郁症由我院精神专科确诊。

2.检验项目 血糖(空腹血糖FPG和餐后2 hPG)、血脂(总胆固醇TC、总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糖化血清蛋白(GSb)、糖化血红蛋白(HbAlc)、24小时尿糖定量、24小时尿蛋白定量、血尿酸(UA)、C反应蛋白(CRP)、体重指数(BMI)水平。所有指标采用日立生化仪7080进行全自动检测分析。其中TG测定采用GPOPAP法,TC测定采用CODPAP法。

3.统计学方法数据结果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比较用t检验,数据处理采用SPSS 11.5软件包进行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糖尿病病程<5年且合并抑郁症的患者中,男性年龄明显小于女性,而尿酸水平、24小时尿糖定量、总甘油三酯和C反应蛋白水平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男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又明显低于女性(P<0.01)。表明短病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男性患者代谢紊乱较女性严重。

讨论

糖尿病是慢性终身性疾病,一旦确诊,对患者的心理都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患者对糖尿病的恐惧感和失望情绪,血糖的波动常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根治,要求改变原来的生活和行为习惯,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再加上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更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而且,抑郁症与糖尿病相互影响[1,2]。

抑郁及与抑郁相关的症状不仅影响2型糖尿病患者的认知功能,更对其生理功能、并发症的发生、代谢调节及治疗等方面产生显著而复杂的不利影响[3,4]。尤其对早期男性糖尿病患者,这种不利影响较女性严重。虽然,有研究认为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发生与女性等因素有密切关系[5],但对于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男性患者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本研究对146例病程<5年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的研究表明,这种不利影响或代谢紊乱程度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患者的尿酸水平、24小时尿糖定量、C反应蛋白水平、24小时尿蛋白定量和甘油三酯水平均高于女性,其中前三项指标有显著性差异(P<0.01);男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又明显低于女性(P<0.01)。提示抑郁症对短病程糖尿病男性患者更易于造成不良后果,C反应蛋白水平高,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低,都表明男性患者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危险性较女性高;相对较高的尿酸水平和较高的24小时尿糖定量水平可能会使男性患者痛风和肾功能损害的风险增加。早期糖尿病合并焦虑症患者代谢紊乱的这种性别差异,还表现在二者的年龄差异,男性年龄明显小于女性(P<0.05),女性处于绝经期后稳定的生理年龄(59.95±14.74),处于这一生理年龄阶段的女性可能对糖尿病的认识和心理反应更加理性,对糖尿病治疗的依从性更好,血糖易于得到良好控制。另外,由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角色以及行为习惯的不同,男性更难于适应早期糖尿病治疗的要求,受到更多的约束。发病年龄(52.28±13.28)在退休之前的男性患者,在心理上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因而心理反应更加强烈,不良情绪明显,对糖尿病早期治疗的依从性差,疗效差。而糖尿病早期治疗要求对女性来说并不算苛刻,例如戒烟对女性不算是普遍问题,因而女性更易于从糖尿病的早期干预中获益。

因此,由于男女两性对于确诊为糖尿病的早期心理反应不同,合并抑郁症的早期男性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治疗的依从性较差,治疗效果不如女性。对于有抑郁症的早期男性糖尿病患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更应从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给予治疗,加强行为心理干预,以提高对糖尿病干预的远期效果。

参考文献

[1]Knol MJ,Heerdink ER,Egberts AC,et al.Depressive symptoms in subjects with diagnosed and un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J].Psychosom Med(S0937-2032),2007,69(4):300-305.

[2]向 慧,徐寒松,杨世昌.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状况调查[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6,12 (3):205-207.

[3]Engum A,Mykletun A,Midt hjell K,et al.Depression and diabetes:a large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sociodemographic,lifestyle,and clin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es[J].Diabetes Care,2005,28(8):1904-1909.

[4]杨爱萍.焦虑、抑郁情绪对血糖水平的影响[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7,20 (3):289-291.

[5]阿布力克木•吐而地,艾比拜•玉素普,巴哈尔古丽•艾力. 2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临床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9,32(8):1085-1086.

(收稿日期:2010-06-10 修回日期:2010-09-08)

抑郁水平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4月至12月在湖北省荆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开放病区住院的抑郁症患者陪护家属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 (1) 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MD-3) 诊断标准。 (2) 陪护家属知情自愿参加。 (3) 小学以上文化程度。陪护家属共入组80名。其中男35名, 女45名;年龄20～58岁, 平均 (35.20±12.14) 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14名, 高中32名, 初中22名, 小学12名;农民26名, 打工16名, 经商11名, 干部15名, 工人12名。与患者关系:配偶26名, 父母42名, 子女5名, 兄弟姐妹3名, 其他4名。有陪护的抑郁症患者, 男36例, 女44例;年龄10～65岁;病程3个月～18年, 平均 (11.15±3.5) 年。将陪护家属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 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1.2.1 健康教育

1.2.1. 1 观察组首先采用对陪护家属进行集体健康教育

内容包括: (1) 抑郁症的病因、概念、发病机理、常见症状、可能出现的危机行为。 (2) 规范化治疗。 (3) 讲解药物治疗的相关知识:如药物治疗的必要性、药物的种类和用法、不良反应及处理、督促服药到胃的方法、定期复查的项目和重要性, 促患者养成自觉服药的良好习惯。 (4) 指导陪护家属, 督促患者养成合理饮食习惯。

1.2.1. 2 针对性健康教育

由患者的责任护士每天采用一对一的健康教育指导方式, 针对患者不同时期的病情状况对陪护家属进行相关知识的指导, 并评估患者现阶段的症状与危机行为,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安全措施, 为陪护家属解答疑问。对照组只采用集体健康教育法。

1.2.2 效果评定

采用自制调查表, 于患者出院前分别对2组陪护家属对疾病的认知状况进行评定, 统计2组患者自杀、伤人、毁物、外走行为等的发生率, 对2组统计效果进行分析。

1.2.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处理,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出院前, 陪护家属对抑郁症认知状况评分结果比较, 见表1。

表1显示, 患者出院时, 观察组陪护家属对抑郁症概念、治疗、转归及预防的认知状况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P<0.05) 。

2.2 两组患者自杀、伤人、毁物及走失倾向等意外事件发生率统计结果比较, 见表2。

表2显示, 观察组患者住院期间自杀、伤人、毁物及外走行为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P<0.01) 。

3 讨论

抑郁症病程多迁延, 据统计自杀率约10%～15%[2], 患者反复住院, 家属长期面对患者会存在懈怠情绪, 而致患者有机可乘, 致抑郁症自杀率增高, 不利于患者的康复。本研究显示, 患者出院时, 通过研究评定比较观察组陪护家属对抑郁症的概念、治疗、转归、预防的认知状况和患者自杀、伤人、毁物及外走行为的发生与对照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可充分调动陪护家属的主动性使其能自觉监护患者的行为、遵医行为, 同时提高了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能力, 提高了依从性, 较传统的集体健康教育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对观察组进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 能精确评估患者的危险因素, 重点讲解有效的预防措施, 增强了陪护家属的安全防范意识, 做到对患者24 h不离视线, 避免患者有机可乘同时加强了沟通, 增进了亲和力, 影响了患者的行为, 提高了陪护家属的监护质量, 减少了意外事件的发生, 有利患者的康复。

参考文献

[1]朱艺.抑郁症研究进展.实用中医药杂志, 2008, 24 (2) :131

抑郁水平 篇4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PSD组:共51例,为2003年7月至2005年1月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住院部和门诊就医患者;其中男26例,女25例,年龄60~73岁,平均(67.25±5.38)岁;脑卒中病程达1~32月,平均(10.03±9.15)月。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学术会议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标准,且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裂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中的抑郁症诊断标准。排除标准:近半年内使用过免疫抑制剂、抗精神病药物、激素制剂;近期有酒精或药物滥用史;伴有严重的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或脏器疾病,伴有肿瘤、精神疾病及近期感染、组织损伤等病史者。

51例PSD患者随机分为抗抑郁治疗组(25例)和非抗抑郁治疗组(26例)。其中抗抑郁治疗组男13例,女12例,年龄60~73岁,平均(66.07±4.23)岁;PSD非抗抑郁治疗组男13例,女13例,年龄61~70岁,平均(68.12±7.22)岁。

1.1.2 非PSD组:共32例,选自2003年7月至2005年1月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住院及门诊患者;其中男16例,女16例。年龄60~78岁,平均(65.91±10.80)岁,病程1~35月,平均(9.54±7.51)月。年龄、性别条件与上组相匹配(P>0.05)。除未达到抑郁诊断标准外,余纳入标准同PSD组。

1.1.3 正常对照组:共38例,选自健康查体者,其中男21例,女17例,年龄62~73岁,平均(66.21±5.77)岁。年龄、性别条件与前2组相匹配(P>0.05)。

1.2 方法

1.2.1 24项汉密尔顿抑郁(HAMD)量表评定:在未接受任何抗抑郁治疗前,对PSD组患者的抑郁程度进行评定。评定均由同一名精神科医师完成。

1.2.2 血清标本的收集:于早晨7时至8时取肘静脉血2 ml,分离的血清标本存放于-70 ℃低温冰箱内,批量测定。

1.2.3 给药方法:对随机分入PSD抗抑郁治疗组的患者,在进行脑血管病恢复期方案治疗的同时加用抗抑郁药物(盐酸文拉法辛)口服治疗,每日早晚各服用1次,每次25 mg,持续用药3周。对PSD非抗抑郁治疗组,仅接受脑血管病恢复期方案治疗。3周后,对2组患者再次进行HAMD评定和血清标本采集。

1.2.4 血清β-EP 水平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试剂由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神经生物学教研室提供,按照说明书操作。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undefine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检验,指标间作直线相关分析,所有数据用SPSS 11.5软件包统计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SD组治疗前、非PSD组、正常对照组的β-EP血清水平比较

PSD组治疗前β-EP水平与非PSD组、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

2.2 PSD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与血清β-EP水平比较

治疗前, PSD抗郁治疗组和PSD非抗郁治疗组的HAMD评分和β-EP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抗郁治疗组的HAMD评分和β-EP水平明显低于非抗郁治疗组(P<0.01),见表1。

注:与未抗郁治疗组治疗后比较,**P<0.01;与治疗前比较;△P<0.05,△△P<0.01

2.3 PSD患者抑郁程度与β-EP水平的相关性

PSD组治疗前、PSD抗郁治疗组治疗后及PSD未抗郁治疗组治疗后的HAMD评分与血清β-EP水平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956、0.901和0.818,呈显著正相关(P均<0.01)。

3 讨论

卒中发生后,患者经常出现各种情绪变化,其中以抑郁最为常见。目前,认为卒中后发生抑郁的机制是:脑内定位的神经病理学改变引起神经递质活动异常和脑内整合调节功能障碍。PSD可分为2类:一是原发性PSD(一般在卒中后4周内出现,以1~2周最为明显);二是继发性PSD(常在病后1~24月内逐渐出现)。我们采用卒中后≥1月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消除脑梗死事件所带来的急性应激的干扰[3]。

神经肽是一类多肽调节因子,具有神经递质或激素作用,本研究选用的指标β-EP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它的前体阿黑皮素与生物活性明确的非阿片肽物质(如促皮质激素、γ-黑色素细胞刺激素等)相同。本研究发现,PSD患者β-EP水平增高,且反映PSD患者抑郁程度的HAMD评分与β-EP水平呈正相关。导致以上结果出现的可能原因如下:Mason提出抑郁情绪可作为心理性和慢性应激源的代表,因此抑郁情绪应激下,机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亢进[4]。由于前体一致,在过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刺激下,β-EP随垂体分泌促皮质激素的增多而增多[5];同时,在此轴下游的肾上腺所分泌的大量皮质醇可反作用于垂体,进一步促使β-EP分泌增加[6];加之对β-EP分泌增多有负反馈作用的海马位点被损害,使β-EP水平持续增高[7],从而呈现出抑郁程度越高,β-EP水平越高的特点[8]。

本研究对PSD患者进行了抗抑郁药物的干预,发现在使用抗抑郁药物(盐酸文拉法辛)治疗后,病人的β-EP水平和HAMD评分均有明显降低。盐酸文法拉辛是第4类抗抑郁药,PSD患者服用药物后,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和5羟色胺再摄取受到双重抑制[9,10];抑郁情绪得到缓解,抑郁程度降低,HAMD评分下降。因抑郁情绪得以控制,抑郁情绪的刺激强度下降,CRH神经元细胞分泌功能降低,最终导致β-EP的血清浓度下降。可见,抑郁可导致神经肽功能的改变,抗抑郁治疗可使其功能部分恢复稳态。

综上所述,PSD患者的β-EP水平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因此,检测PSD患者的神经肽指标改变可作为评价PSD患者抑郁程度的一项参考指标。

摘要：目的探讨脑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患者血清β-内啡肽(beta-endorphin,β-EP)水平变化,探讨PSD患者神经肽变化。方法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51例PSD患者、32例非PSD患者及38例正常人的血清β-EP水平,并观察25例PSD患者抗抑郁治疗后血清β-EP水平变化。结果治疗前,PSD组血清β-EP水平显著高于非PSD组(P<0.01)和正常对照组(P<0.01);治疗后,PSD抗抑郁治疗组与PSD未抗抑郁治疗组相比,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和β-EP水平均显著降低(P<0.01)。PSD组治疗前、PSD抗抑郁治疗组治疗后及PSD未抗抑郁治疗组治疗后的HAMD评分均与血清β-EP水平呈显著性正相关。结论PSD患者血清β-EP水平明显升高并且与抑郁程度相关,提示PSD可能引起了患者脑内啡肽功能的变化。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β-内啡肽

参考文献

[1]Singh A,Black SE,Herrmann N,et al.Functional and neuro-anatomic correlations in poststroke depression:the Sunnybrook stroke study[J].Stroke,2000,31(3):637-644.

[2]Bogousslavsky J.William Feinberg lecture 2002:emotions,mood,and behavior after stroke[J].Stroke,2003,34(4):1046-1050.

[3]Tarkowski E,Rosengren L,Blomstrand C,et al.Early intrath-ecal production of interleukin-6 predicts the size of brain le-sion in stroke[J].Stroke,1995,26(8):1393-1398.

[4]Calabrese JR,Kling MA,Glod PW.Alterations in immuneoCompetence during stress,bereavement and depreion:focuson neuroendocrine regulation[J].Am J Psychiatry,1987,144(9):1123-1134.

[5]Andersen G,Vestergaard K,Ingeman-Nielsen MW,et al.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after apoplexy[J].Ugeskr Lae-ger,1996,158(43):6107-6110.

[6]Aben I,Denollet J,Lousberg R,et al.Personal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in stroke patients:a 1-year prospectivefollow-up study[J].Stroke,2002,33(10):2391-2395.

[7]Angelelli P,Paolucci S,Bivona U,et al.Develpment of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in poststroke patients:a corss-sec-tional study[J].Acta Psychiatr Scand,2004,110(1):55-63.

[8]Burvill P,Johnson G,Jamrozik K,et al.Risk factors for post-stroke depression[J].Int J Geriatr Psychiatry,1997,12(2):219-226.

[9]Vetulani J,Nalepa I.Antidepressants:past,present and fu-ture[J].Eur J Pharmacol,2000,405(1/3):351-363.

抑郁水平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4 个科室2014 年3 月-2015 年3 月收治的200 名脑卒中患者的家属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脑卒照顾者均在18 岁以上, 且是照顾时间在半年以上的患者家庭成员。其中男51 名, 女149 名。被研究的成员均没有精神病或其他重大疾病病史, 且与被照顾的患者无任何雇佣关系。该研究所有参与者均知情同意。该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调查之前告知照顾者和患者该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遵循并承诺保密原则, 确保脑卒照顾者是遵循自愿的原则加入, 脑卒照顾者同患者分开施行问卷调查, 如家属患者有疑问随时询问, 经解释后填写。

1.3 观察指标

分别采用Hamilton抑郁量表 (HDRS) 和Hamilton焦虑量表 (HARS) 评估家属照顾者的抑郁及焦虑状态。采用照顾者压力指标 (caregiver strain index, CSI) 评估照顾者负荷。

1.4 疗效评定标准

(1) Hamilton焦虑量表 (HARS) :总分>29 分即可能是严重焦虑;22~29 分即一定有明显焦虑;15~21 分即肯定有焦虑;7~14 分即可能有焦虑;<7 分即无焦虑症;评判标准一般按14 分为边界。 (2) Hamilton抑郁量表 (HDRS) :抑郁总分超过35 分为重度抑郁, 21~35 分为轻中度抑郁, 8~20 分可能有抑郁, 小于8 分无抑郁。 (3) 照顾者压力指标 (caregiver strain index, CSI) :该指标分别从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三个维度衡量, 分数越高表示家属照顾者的负荷越重。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比较采用字2检验, 两组间的相关性分析使用Pearson直线相关。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家属照顾者HDRS总分分布状况

家属照顾者的抑郁评分是 (19.88±7.26) 分, 其中35% 的家属照顾者肯定具有抑郁症, 48% 的家属照顾者则可能有抑郁症, 而17% 的家属照顾者则肯定无抑郁症, 详见表1。

2.2 家属照顾者HARS值分布状况

家属照顾者焦虑评分值是 (16.37±6.56) 分, 其中54% 的家属照顾者一定有焦虑症, 42% 的家属照顾者则可能有焦虑症, 而4% 的家属照顾者则肯定无焦虑症, 详细见表2。

2.3 家属照顾者CSI得分情况

患者家属照顾者CSI总分 (32.9±18.5) 分, 其中身体负荷、心理负荷、社会功能负荷得分详见表3。其中大于7 分占83%, 小于7 分占17%。

2.4 家属照顾者焦虑、抑郁水平与照顾者负荷相关性分析

家属照顾者焦虑、抑郁水平与照顾者的身体负荷、心理负荷及社会功能负荷均呈正相关, 详见表4。

*为P<0.05

3 讨论

目前,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连年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7]。脑卒中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 也给家属照顾者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脑卒中照顾者尤其是长期的家庭照顾者承受着来自自身、家庭及社会的多重压力, 很容易引起心理负担, 部分严重的还需要心理治疗[8]。但这类照顾者群体得到的关注较少。

从试验结果来看, 脑卒中患者的家属照顾者大部分人群具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情绪, 且与患者家属照顾者的负荷正相关。因此通过护理或其他工作降低家属照顾者的负荷, 可能会降低家属照顾者的焦虑、抑郁程度, 从而促进照顾者的身心健康。本试验结果可为促进脑卒中患者的心理健康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由于时间等条件的限制, 本次研究只调查了一家医院的家属照顾者, 对于其他地区及医院的患者家属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增加样本的覆盖人群及样本量, 使样本更具代表性, 结果更可靠。另外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个体心理的复杂过程[9,10], 本试验只对家属照顾者的焦虑、抑郁水平和负荷做了相关性的研究。而除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因素外, 还有其他较多的因素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证实。

参考文献

[1]乔雪, 郭海玲, 刘香弟, 等.脑卒中恢复期住院病人及照顾者康复知识需求的调查研究[J].护理研究, 2013, 27 (33) :3756-3758.

[2]郭亚, 王胜利.脑卒中急性期患者家属负性心理情况调查分析[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0, 13 (11) :1673.

[3]高强, 关敏, 吴志刚, 等.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家属焦虑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10, 25 (9) :905-907.

[4]徐芳.急性脑卒中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干预效果分析[J].中国保健营养旬刊, 2012, 25 (9) :102-103.

[5]陈正.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家属的心理状况及家庭负担调查[D].上海:复旦大学, 2010.

[6]王剑英, 张利岩.颅内肿瘤病人家属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 2013, 27 (7) :2184-2186.

[7]石铸, 郑伟成, 苗海锋, 等.东莞市2004至2007年脑卒中发病率趋势及住院直接经济负担调查[J].中华脑血管病杂志, 2013, 7 (1) :25-28.

[8]Livingston G, Barber J, Rapaport P, et al.Long-term clinical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family carers of people with dementia:a single-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The Lancet Psychiatry, 2014, 1 (7) :539-548.

[9]冯夏, 高笑, 陈红.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现状及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7 (2) :12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