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精选8篇）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1
慢性肾衰竭患者体内普遍存在微炎症状态[1,2,3],微炎症的实质就是免疫性炎症,主要表现为IL-6、IL-1和TNF-α等细胞因子水平增高和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等正性急性时相反应物增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肾功能恶化及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微炎症的程度被认为是预示终末期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预后的可靠指标[4]。研究表明T细胞所参与的免疫应答是机体整个免疫调节的核心[5,6],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和HLA抗原及其他相关的体液因子在T细胞活化与抗原识别中起作用,T细胞受体保守域α链基因(TCR constanta alpha chain,TCRCα) 编码TCRα链的近膜端保守域的氨基酸,位于14q11-14q12,TCRCα-575A/G位于TCRCα基因上游调控区,本实验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及临床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一基因多态性位点与ESRD微炎症状态的相关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ESRD组为50例在广西民族医院血液透析室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其中,男30例,女20例,平均年龄(49.47±11.87)岁,采用聚砜膜透析器,平均透析时间为(19.67±12.60)个月,透析频率为2~3次 / 周,每次4.0~4.5 h。其中,原发病为高血压肾病10例,多囊肾2例,慢性肾小球肾炎16例,梗阻性肾病7例,糖尿病肾病15例。近半年来原发病无活动,无手术创伤,无急性感染,无严重心力衰竭,无活动性肝病及肿瘤等合并症发生,所有患者排除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正常对照组为我院健康体检者40例。其中,男25例,女15例,平均年龄(46.50±11.24)岁。
1.2 基因组 DNA 的提取
抽取外周抗凝血5 ml,应用美国G￡T公司DAN提取试剂盒,按照说明书提取。
1.3 鉴定 TCRCα 基因 -575A/G 基因型
参照文献[7]设计引物,由华大基因上海鼎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上游引物序列为5'-AGGGGCTGATTTCTTTGGTT-3',下游引物序列为5'-TCGTGATGGACTGGGACTCA-3',PCR扩增含有(-575A/G)单核苷酸多态性的TCRCα基因外显子翻译起始点的上游调控区域。PCR反应条件:94℃预变性5min;再按下列程序循环40次,即95℃变性1 min,53℃退火1 min,72℃延伸1 min;末次循环后,72℃延伸10 min。PCR反应体积为30μl,用Taq I限制性内切酶37℃水浴消化,1.5%凝胶电泳分带,确定基因型。
1.4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如下
患者均为低钠饮食,卧位时采血检验,包括C反应蛋白(CRP)、Lp(a)和血管紧张素Ⅱ(AngⅡ)。
1.5 统计学分析方法
用SPSS 19.0统计软件。Hardy-Weinberg平衡吻合度检验群体代表性,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及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取α=0.05。
2 结果
2.1 TCRCα-575A/G 基因型的分析
TCRCα-575A/G多态性PCR产物长度是1 027bp,经1.5%琼脂糖电泳,选择特异性好,产物含量较高者进一步行RFLP分析。酶切后AA型为1条长1 027 bp的片段,GG型产生607和420 bp 2条片段,AG型则为1 027、607和420 bp 3条片段。见附图。在终末期肾病组及对照组,均检测出A和G两种TCRCα基因 -575A/G等位基因,3种组合基因型AA、AG和GG型。
2、5、7 道:AG 基因型,包括 1 027、607和 420 bp 片断;4、6 道:AA 基因型,包括 1 027 bp 片断;1、3 道:GG 基因型,包括 420 bp、607bp 片断;M:DNA marker2000
2.2 病例 - 对照研究
经χ2检验,50例终末期肾病组与40例正常对照组TCRCα-575A/G基因型及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布,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3 临床资料分析
经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50例ESRD患者的CRP、Lp(a)与AngⅡ的水平均比40例健康对照组高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SRD患者TCRCα基因 -575A/G基因型的分布频率在性别与年龄方面无明显偏倚。ESRD患者中GG基因型的CRP水平较AG和AA基因型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Lp(a)与AngⅡ的水平在三种基因型中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CRP、Lp(a) 与AngⅡ的水平在健康对照组三种基因型中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注:覮ESRD 组 GG 与 AG、AA 基因型间比较,P <0.05
3 讨论
ESRD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呈不断增长的趋势[8],SCHOMIG等[9]首先提出ESRD患者存在着慢性微炎症状态。肾脏是兼有产生细胞因子和排泄细胞因子的器官,ESRD时,体内代谢产物的蓄积和氧化应激的增加等导致炎症介质产生的增加,但由于肾脏清除能力降低,使炎症因子在体内潴留而增高,血液净化不能完全清除这些炎症因子,而且透析治疗本身可诱发或加重炎症反应。因此,体内潴留患者体内普遍存在微炎症反应状态。导致微炎症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CRP是微炎症状态下细胞因子产生的标志,是微炎症反应的重要标志物。CRP在组织受损、感染和炎症发生6 h内迅速升高,是微炎症状态一项客观而敏感的指标,CRP升高被认为是晚期肾脏疾病患者持续炎症状态的标志。ESRD时,多种病理生理因素促进体内AngⅡ分泌,AngⅡ除有血流动力学调节作用外,还可直接激活炎症细胞,调节众多与炎症和纤维化有关的细胞因子、生长因子表达,从而促进炎症发生[10]。研究显示脂代谢异常也参与了微炎症状态的发生。
Lp(a)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类脂蛋白,有报道认为Lp(a)对判断是否有炎症有重要意义,是敏感的炎症标志蛋白之一,甚至是比CRP更敏感的急性时相蛋白,可能为ESRD患者微炎症状态的原因之一[11]。但遗传因素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尚未阐明。
TCR是T细胞表面与抗原结合的部位,是抗原识别和免疫反应的核心,TCR分子由两条糖基肽链通过二硫 键连接在 一起 , 主要有TCRαβ和TCRγδ。可变区基因片段(V)、多样性基因片段(D)、连接基因片段(J)和保守域基因片段(C)通过基因重排组装而成编码TCR的基因。TCRα和TCRγ基因由V-J-C片断组装,TCRβ和TCRδ由V-D-J-C片断组装。不同亚型的TCR分布于CD4、CD8和CD25等各种T淋巴细胞表面,TCR参与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并与易感性相关。TCR基因位于人第14号染色体上,各片段具有众多复杂的基因多态性。TCRCα-575A/G位于TCRCα基因上游调控区,有研究报道TCRCα基因 -575A/G与日本人Ig A肾病的肾功能变化进展相关[12],薛超等[13]研究表明,中国汉族人群中,TCRCα基因 -575A/G多态性可能和肉眼血尿的发生、系膜增生相关,但可能与肾功能进展不相关,可能和广西壮族人Ig A肾病的遗传易感性不相关,可能与肌酐、尿酸水平、肉眼血尿的发生以及增殖性肾小球改变相关。TCRCα基因-575A/G多态性可能与ANCA相关疾病遗传易感性相关,与胃肠道损害相关,AG基因型的患者可能易于胃肠道损害发生[14]。
本研究病例 - 对照研究结果表明:TCRCα基因 -575A/G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频率在ESRD患者与健康对照人群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支持此位点与ESRD的遗传易感性有相关关系。
本研究临床资料分析结果表明:ESRD患者的CRP、Lp(a)与AngⅡ的水平均比健康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ESRD普遍存在微炎症状态,ESRD患者GG基因型的CRP水平较AG和AA基因型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P主要是在IL-6调节下由肝细胞合成,它是补体经典途径强效的激活物,促使炎症介质释放,促进细胞间黏附和吞噬细胞反应,溶解靶细胞,CRP也可作用于单核及淋巴细胞表面受体,导致淋巴细胞活化和增生,CRP也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和释放反应,妨碍血小板引起血管收缩。另外,CRP还可刺激单核细胞表达组织因子及其他免疫调节功能。以上CRP的生物学作用说明CRP与免疫反应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而TCR又为免疫反应的核心,可以推测携带TCRCα-GG基因型的TCR可直接与CRP相互作用,或间接通过其他免疫或炎症因子与CRP相互作用,促进CRP产生,较其他两型有较高的易感性,提示GG基因型的ESRD患者微炎症状态较其他两种基因型显著。ESRD患者AA、AG和GG基因型在Lp(a)与AngⅡ水平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各基因型的ESRD病人在这些临床表现方面可能差别不明显。至今无这方面研究报道,有待日后积累更多的临床资料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本研究提示 :ESRD普遍存在 微炎症状 态 ,TCRCα-575A/G基因多态性与ESRD的发病易感性不相关,但可能与CRP水平相关。
摘要：目的 探讨T细胞受体保守域α链基因(TCRCα)-575A/G多态性与终末期肾病微炎症状态的相关关系。方法 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法(PCR-RFLP)来鉴定基因型,以检测终末期肾病患者和正常对照组TCRCα基因-575A/G多态性分布规律。并收集临床指标,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及临床资料分析。结果 1在终末期肾病组和对照组,均检测出A、G两种TCRCα基因-575A/G等位基因,三种基因型AA型、AG型、GG型;2终末期肾病组和正常人对照组相比,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临床资料显示:终末期肾病患者的CRP、Lp(a)与AngⅡ的水平均比健康对照组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终末期肾病组,三种基因型在年龄、性别、Lp(a)、AngⅡ水平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G基因型的终末期肾病患者的CRP水平较AG和AA基因型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对照组中,三种基因型在年龄、性别、CRP、Lp(a)和AngⅡ水平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终末期肾病普遍存在微炎症状态,TCRCα-575A/G基因多态性可能与CRP的水平相关,与终末期肾病的发病易感性不相关。
关键词：T细胞受体,终末期肾病,基因多态性,微炎症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2
【摘要】了解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在治疗肾性贫血中的机制及作用，探索和开发其在炎症状态中的新机制。通过检索国内外近几年关于EPO临床应用的文献报道得知，发现它除了具有改善贫血的作用外，还可以抑制炎症反应、抗细胞凋亡、保护细胞等生物学功能。EPO作为炎症的有效抑制因子之一，为EPO在临床尤其是肾性贫血的治疗前景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字】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炎症状态；肾性贫血
促红细胞生成物是由肾脏间质细胞分泌的，肾性贫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促红细胞生成素产生不足或毒性物质干扰红细胞的生成和代谢所造成的。目前在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表面也都发现有 EPOR 的表达，这一发现直接提示我们 EPO 可能影响炎症细胞功能，具有炎症调控功能。本文就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水平与肾性贫血、炎症状态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 肾性贫血与EPO的关系
FerruhA等以无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正常的EPO水平为依据计算EPO百分比浓度得出，EPO百分比<25%被定义为慢性肾脏病患者EPO相对不足提示肾性贫血[1]。促红细胞生成素是有效治疗肾性贫血的方法之一，主要通过几大途径发挥治疗作用：1、促进红系干祖细胞增殖；2、下调hepcidin水平，调节铁代谢；3、下调IL-1、IL-6、IL-10、TNF-α等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从而改善肾性贫血[2]。
大部分肾性贫血患者接受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rHuEPO）治疗后，血红蛋白水平基本能达到标准，但尚有一部分患者产生rHuEPO抵抗，致使血红蛋白升高不明显。rHuEPO抵抗的原因有很多，如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炎症、恶性肿瘤、骨髓造血功能异常、营养不良、透析不充分、产生rHuEPO抗体、铝中毒、维生素缺乏等[3]。
2 EPO在炎症状态作用下对纠正贫血机制的相关研究
最近研究证实EPO对组织及细胞有较强的保护作用，介导其作用的受体是EPOR和common β链组成的二聚体。目前研究发现在炎癥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雪旺氏细胞等都分布有EPOR。在罗邦伟等实验研究中发现EPO有促进雪旺氏细胞增殖和髓鞘的分泌，减少其凋亡及炎症因子的表达；EPO抑制巨噬细胞分泌炎症因子并促进其吞噬功能；EPO抑制了激活后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4]。
也有研究表明在基因水平和蛋白水平上，EPO可明显降低IL-6诱导的单核细胞hepcidin；EPO可明显降低LPS诱导的单核细胞IL-6和TNF-amRNA的表达[5]。目前已经证实在慢性病贫血患者血清中，IL-6、TNF-α、IL-1、IL-10、IFN-r等在贫血的发生机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前炎症因子水平明显升高[6，7]。明显升高的前炎症因子引发贫血的机制：间接作用：升高单核细胞hepcidin水平；直接作用：1、在蛋白转录水平干扰铁代谢；2、增强单核/巨噬细胞对红细胞的吞噬作用，缩短红细胞半衰期，致使红细胞破坏增加、寿命缩短；3、抑制红系干祖细胞的增殖及分化；4、抑制EPO的合成并降低红系干祖细胞对EPO的反应性[8]。进一步证明EPO治疗慢性病贫血，其中降低多种前炎症因子水平为一重要机制。
综上所述表明炎症诱导了EPO的表达，EPO是机体炎症调控机制中的一种。在慢性病贫血的治疗中，尤其是存在潜在炎症状态的疾病如慢性肾脏病，合理使用EPO治疗肾性贫血可以发挥其保护组织和调控炎症的作用。
3 EPO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贫血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近几年来研究证实慢性肾脏病尤其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存在微炎症状态，微炎症状态指患者在没有显性临床感染表象的情况下表现的低水平的炎症状态[9]，其标志性指标之一是超敏C反应蛋白的持续升高。相关研究发现存在微炎症状态的患者与非微炎症状态的患者相比较，EPO/Hct显著高于后者，而Hb和Hct显著低于后者；因此更进一步证实了微炎症状态对肾性贫血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加重病情的因素之一，且其使r-HuEPO纠正贫血的效果有所下降[10]。
因此，在临床中有相关研究针对EPO的适用剂量、疗程长短对肾性贫血的疗效进行观察，调查某医院血液透析患者中仅有70.8%的Hb达到治疗标准，而英国2007年资料显示，最初进入血液透析时肾性贫血治疗达标率为58%，治疗3～6个月达标率应提高到87%，得出应用EPO治疗肾性贫血的患者3个月，其对患者体内的氧化应激状态无明显改善；在延长治疗至6个月后，贫血得到改善，同时显著降低了患者体内的微炎症水平[11]。CostaE等的研究中也证实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微炎症状态可影响rHuEPO的治疗效果，但适当增加rHuEPO的临床使用剂量，可提高rHuEPO的疗效[12]。
另一方面，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肾性贫血与体内蓄积的毒素有一定关系，其可以导致红细胞破坏增加，并抑制骨髓造血。如PTH水平升高通过对骨代谢的影响抑制骨髓造血及降低对EPO的反应性[13]。PTH属于中大分子毒素，一般透析不能清除。相关研究显示对中大分子毒素HDF和HDP（组合型人工肾）对其清除率较高，且明显降低了微炎症因子水平；HDP对分子量较大的C反应蛋白的清除率明显优于HDF[14]。
展望
目前对EPO的临床应用价值在不断探索之中，尤其是对肾性贫血的疗效已得到广泛证实，近来将其与微炎症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EPO剂量的变化、不同透析方式可以改善微炎症状态，但仍有EPO水平在正常范围内，血红蛋白水平仍偏低的情况出现[15]，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已对炎症引起贫血的机制有进一步的了解及认知，EPO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抑制炎症反应，但一部分肾性贫血患者的血红蛋白仍不能达标，故对微炎症状态而言，EPO对临床应用价值仍需进一步研究和临床试验。
参考文獻
[1] FerruhA，TeutR.Serum erythropoietin concentrations and responses to anaem ia in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chronic kidney disease[J].Neph-rolD ial Transplant，2007，22（10）：2900-2908.
[2] Verga Falzacappa MV，Vujic Spasic M，Kessler R，Stolte J，Hentze MW，Muckenthaler MU.STAT3 mediates hepatic hepcidin expression and its inflammatory stimulation.Blood 20O7；109：353一8.
[3] 刘磊，常保超，张继强，张燕.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肾性贫血的疗效观察[J].中华全科医学，2010，12（8）：1509
[4] 罗邦伟.ENA中促红细胞生成素是炎症诱导的内源性保护因子[J].第三军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8-30.
[5] 韩潇.促红细胞生成素对人单核细胞铁调蛋白hepcodin和前炎症因子的影响及机理[J].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研究室学位论文，2010，7：15-56.
[6] Agarwal N，Prchal JT.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anemia of inflammation）.Acta Haematol 2009；122：103一8.
[7] Nemeth E，Ganz T.The role of hepcidin in iron metabolism.Acta Haematol 2009；122：78一86.
[8] Weiss G，Goodnough LT.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N Engl J Med 20O5：352：1011一23.
[9] Merino A，Nogueras S， Buendia P，et al.Microinflammation and endothelial damage in hemodialysis[J].Contrib Nephrol，2008，161：83-88.
[10] 马丽萍，陈宪英，陈凤慧，周景春，陈超，张凌.微炎症状态对血液透析患者促红细胞生成素疗效的影响[J].中国血液净化，2010，12，9：669-671.
[11] Ansell D，Roderick P，Hodsman A，et al.UK Penal Registry 11thAnnual Report（December 2008）：chapter 7 survival and causes of death of UK adult patients on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in 2007：national and centre-specific analyses[J].Nephron Clin Pract，2009，111（Suppl 1）：c113-c119.
[12] Costa E，Pereira BJ， Rocha-Pereira P，et al.Role of prohepcidin，inflammatory markers and iron status in resistance to rHuEPO therapy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J].Am J Nephrol，2008，28（4）：677-683.
[13] Kalantar-Zadeh K，Lee GH，Miller JE，et al.Predictors of hyporesponsiveness to erythropoiesis-stimulating agent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J].Am J Kidney Dis，2009，53（5）：823-834.
[14] 陈肖蕾，郑浩天，朱亚玲，付平.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效果的影响[J].华西医学，2013，28（5）：660-663.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3
1 淋巴毒素(LT)
LT是最早发现的细胞因子之一,LT是淋巴细胞受抗原或有丝分裂原等刺激活化后及在某些肿瘤、自身免疫病的情况下分泌的一种细胞因子。1967年,RUDDLE和WAKSMAN在研究迟发性过敏现象时发现了LT。LT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是两个密切相关的细胞因子,同属转移因子(TNF)家族,两者在基因定位、分子结构、受体亲和力及生物学功能方面非常相似;其中之一是均能直接杀伤某些肿瘤细胞,它们的命名由此而来[1]。LT与TNF-α有许多相似的生物学功能,例如对多种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免疫反应的调节、炎症反应的应答及诱导多种分化细胞的抗原表达等,其分子的活化形式都为三聚体[2]。根据TNF来源的差异,人们将单核/巨噬细胞所产生的TNF称为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把T细胞产生的TNF称为肿瘤坏死因子-β(TNF-β),即LT[2]。LT分为膜结合和可溶性两种形式:膜结合的LT以LT-α和LT-β的亚单位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形式分布在细胞膜上;分泌到细胞外的可溶性形式称为LT-α,分泌型的LT-α通过与LT-β非共价结合而锚定于细胞表面,共同形成表面LT。LT-β是一种33×103的膜蛋白分子,能提供位点和LT-α结合[3]。
2 LT-β受体(LT-βR)
LT-βR是TNF受体超家族(TNFRSF)成员之一,是调节组织和器官内环境稳态的重要中间介质。人类LT-βR基因(LT-βR或TNFRSF-3)位于常染色体(CHR)12上,与其他TNFRSF成员基因编码相似,即TNFR-1(TNFRSF1A)和CD27(TNFRSF12A)[4]。LT-βR基因编码含有435个氨基酸的I型糖基化蛋白,它由3个主要结构域组成:胞外段(ECD)、跨膜段(TMD)和胞内结构域(ICD),也被称为胞浆区(CD)。与其他TNFRSF受体形态结构一致,LT-βR胞外段显示4个富含半胱氨酸结构域(CRD),它增强了受体与同源配体的特异性和亲和力,但它的胞尾区中不包含死亡域,它是一个富含脯氨酸的膜近端区域,与TNF受体相关因子(TRAF)即锌指蛋白家族有2个结合位点[5]。事实上,TRAF-2、TRAF-3、TRAF-4和TRAF-5已报告与LT-βR有联系[6]。此外,在TRAF结合区域,不同区域调节的相互作用,受体的胞内运输和下游的信号转导通路激活NF-κB通路,导致细胞凋亡。LT-βR的激活信号介导的性质是旁分泌作用[4,6],TNF的第14号成员LIGHT又名TNFSF14,亦称为HVEM-L,是一种强大的共刺激分子[7]。LIGHT-HVEM/LT-βR是20世纪末发现的共刺激分子,多个研究小组报道LIGHT信号通路通过参与T细胞的活化,诱导细胞凋亡等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和自身免疫性肝炎等多种自身免疫疾病的病理发生中起着积极的作用[7]。
LT-βR可以激活NF-κB途径,促进炎症的发生[2,3]。LT-α和LT-β表达于活化的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淋巴组织诱导细胞。相应的受体(LT-βR)广泛表达于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上皮细胞、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8,9]。小鼠缺乏LT-α、LT-β或LT-βR,将会导致淋巴结和集合淋巴结发育缺陷[5]。目前已经发现LT-βR涉及许多过程,如肝再生,脂质平衡,自身免疫疾病,次级淋巴器官和脾脏的发育。在免疫系统中,LT-βR起到信号传递的功能,一旦它的调节异常将会导致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肝炎、结肠炎。另外,LT-βR信号也被报道参与了癌症发生过程[6]。
3 LT-βR与肾脏炎症疾病
LT-βR信号对淋巴组织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相关细胞因子和其受体介导的信号传递参与调节免疫和炎症应答[10]。已经发现抑制LT-βR信号可以改善非肾脏炎症模型,如移植排斥的肾外模型、糖尿病、结肠炎、多发性硬化症、葡萄膜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和干燥综合征[11]。而且可以通过抑制LT-βR信号对上述疾病起到保护作用。LT-βR在结肠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慢性哮喘,胰岛移植、胶原诱导关节炎、实验性脑型疟疾、干燥综合征的非肥胖糖尿病小鼠模型中表现出积极的效果[11]。
在进行性肾脏疾病,炎性细胞积聚在肾小球和肾小管间质,肾活检时肾小管间质炎症的严重程度与肾功能相关[12]。浸润性炎症细胞不仅可以广泛地分布在肾小管之间,也可以与淋巴系统形成较大的聚集体,这些有组织结构的慢性炎症部位的组织被称为三级淋巴器官或三级淋巴组织(TLT),肾活检中TLT的大量存在表明LT在肾脏损伤中有表达[13,14]。淋巴细胞在炎症组织微环境的定位是由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决定。淋巴细胞和间质成分之间的信号主要是由LT通路介导的[15,16]。LT通路在TLT生成和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发展的作用已经在多个转基因小鼠模型中进行了研究[12]。通过药物抑制LT-βR信号,来研究肾细胞在体外及体内模型的表达和功能反应,并且发现LT-βR信号不但会引起TLT的形成,而且在缺乏TLT时仍可以产生促炎环境[17,18]。
3.1 人肾脏活检LT和LT-βR的表达
不同肾脏间隔炎症细胞的积累是进展性肾脏疾病的标志,包括肾小球肾炎(GN)。GN患者的肾活检发现表达LT-α和LT-β配体,以及LT-βR。LT-βR蛋白及其m RNA定位于肾小管上皮细胞、壁层上皮细胞、新月体和肾小球,而LT-β也发现表达在淋巴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11]。体外用TNF刺激人肾小管上皮细胞、系膜细胞、小鼠顶叶上皮细胞后,均表达LT-α和LT-βm RNA。在LT-βR信号被激活时,趋化因子CCL-2 CCL-20CXCL-10的m RNA和蛋白表达的趋势是一致的[19]。有报道称,在狼疮小鼠模型中阻断LT-βR,可以改善肾功能,且无肾小球免疫复合物沉积[11]。因此,以上研究表明,LT-βR信号通路参与肾脏损伤过程,并且LT-βR可能成为治疗肾脏疾病的一个合适的靶点。
SELEZNIK[20]等在研究人类肾活检LT和LT-βR的表达时,发现狼疮性肾炎、新月体性肾炎、Ig A肾病患者LT-βm RNA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人。并且发现LT-β阳性表达细胞与CD-20阳性B细胞共定位。TARIGAN通过用细胞因子刺激人肾小管上皮细胞的体外研究,证实了肾小管上皮细胞在受到TNF刺激时可以表达LT-α和LTβm RNA[21]。此外,通过它的信号转导,可以直接激活体外趋化因子的表达,与LT-βR信号通路促进肾脏炎症的潜在作用是一致的。
人肾脏活检检测发现LT-βR在壁层上皮细胞(PEC)以及新月体上表达。KABGANI[22]用小鼠PEC在体外原代培养进一步研究证实了LT在小鼠壁层上皮细胞的表达和反应。这些表明了LT-βR在壁层上皮细胞信号转导活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阻断LT-βR信号通路在狼疮性肾炎模型中的作用
目前,利用融合蛋白LT-βR-Ig体内阻断LT-βR介导的信号通路是一种常用的研究其生物学功能的手段[23]。LT-βR-Ig作为LT/LT-βR信号通路的阻断剂,可以有效抑制该通路的激活,降低T淋巴细胞的活化程度,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自身免疫病及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防治研究中[24]。SHANKLAND[21]及KABGANI[22]等通过NZB×NZW F1小鼠(狼疮小鼠)自发形成免疫复合物肾炎来研究人类狼疮肾炎。用IFN-α的腺病毒载体(AD-IFN)来研究加速型狼疮小鼠模型肾脏病变的发展,并用这个模型来探讨使用可溶性LTβR-Ig对LT/LT-βR信号通路的抑制作用[8,11]。LT-βR-Ig竞争性结合LT-α1β2和LIGHT,从而抑制LT-βR与LT-α1β2和LIGHT的结合。在LT-βR-Ig开始治疗后不同时间段启动病毒转染,于第0、3、5、7周,评价肾脏功能,在第3周开始对小鼠进行治疗,第7周发现肾脏LT-βm RNA表达从第5周逐渐开始增加,第7周时,LT-βR-Ig治疗可以减少蛋白尿和改善血尿素氮。LT-βm RNA在肾小球间质及部分肾小管上皮细胞中局限性表达,而相应的受体则是广泛表达[11,21]。
4 LT-βR免疫球蛋白的肾脏保护作用
肾小球肾炎时,损伤开始于肾小球簇并随着进展出现炎症和纤维化,逐渐蔓延至肾小管间质[25]。从狼疮肾炎和Ig A肾病患者的肾小球和肾小管间质中均可以检测到LT-βm RNA的表达[11]。研究表明,肾小管间质中明显表达LT-βR蛋白,LT-βR蛋白主要表达于浸润性淋巴细胞,同时还表达在肾小管上皮细胞和固有肾脏细胞,LT-βm RNA及其蛋白表达一致,并且在其他非造血细胞中的表达也有报道,如人类肝细胞、胰腺腺泡细胞,黑色素细胞,肺上皮细胞,骨关节炎软骨细胞,肝椭圆形细胞[18]。
SELEZNIK[11]采用免疫组化定位和LT-βR原位杂交显示肾脏疾病3个潜在的治疗点,即顶叶上皮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和肾小球系膜细胞。LT-β的表达可能有助于炎症环境的产生,这是通过趋化因子的释放和上述细胞介导的炎症细胞的募集导致的。与人肾脏活检的数据一致,体外细胞培养研究表明,LT-β可来源于肾细胞[26]。人肾小球系膜细胞,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和壁层上皮细胞在受到TNF的刺激时,LT-α和LT-β的表达增加[27]。有研究发现,在TNF的毒性反应中起到作用,在大鼠新月体肾炎模型中,阻断TNF受体2(TNFR2)可以起到良好的治疗作用[28]。因此,无论是TNFR-2还是LT-βR-Ig介导的途径都可能与肾脏炎症密切相关。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体外、体内及人肾脏活检中,LT-βR的配体表达在肾脏细胞。肾脏细胞LT-βR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以促进和扩大炎症,导致肾脏炎症性损伤。LT-βR-Ig阻断治疗可以改善肾功能和减少肾脏病理改变。抑制LT-βR信号通路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因此,抑制LT-βR信号通路将成为治疗肾脏疾病的新靶点。
作者声明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13例均为2005年6月—2008年6月就诊于我科的患者, 经颈动脉彩超发现有内-中膜增厚或伴有软斑块形成者。排除标准:肝、肾功能不全;正在服用降脂药2周以上者;应用抗凝剂及其他影响脂代谢药物者;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结缔组织病和肿瘤。213例中男125例, 女88例, 年龄42岁~76岁 (52.7岁±7.8岁) 。入选患者按内-中膜厚度 (IMT) 或斑块形成分为单纯IMT增厚组 (A组, 71例) 、单发斑块形成组 (B组, 69例) 、多发斑块形成组 (C组, 73例) 。另外选择IMT正常健康组 (D组) 70名, 与其他3组进行比较。
1.2 观察指标 颈动脉彩超由专人负责, 采用ATL 5000型超声诊断仪测量颈总动脉距分叉2 cm处IMT, 仔细观察斑块表面的形状及内部回声情况, 并测量斑块大小、数量。内-中膜分叉部厚度>1.2 mm为内-中膜增厚, 如管壁三层结构消失, 内壁出现大小不等的斑块为斑块形成[1]。血清学检查:抽血前24 h禁高脂饮食, 空腹12 h抽取静脉血。血清ox-LDL的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MDA检测用高效液相色谱硫代巴比妥酸法 (HPLC-TBA) , 血清中高敏C反应蛋白 (hs-CRP) 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2 结 果
血浆ox-LDL、MDA、CRP浓度随着颈动脉内中膜增厚、斑块的形成及增加而逐渐升高。详见表1。
3 讨 论
动脉粥样硬化 (AS) 是一全身性的疾病, 颈动脉粥样硬化与AS有着共同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和危险因素。国内外学者通过尸解证实颈动脉病变和冠状动脉病变之间存在相关性, 两者常常并存[2]。目前颈动脉超声用来检测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 Kawasaki[3]对大样本量患者予以冠状动脉造影和颈动脉超声检查, 以CCA、IMT及斑块指数作为颈动脉粥样硬化指标亦得出相关性结论。
研究发现, 冠心病患者血浆中低密度脂蛋白 (LDL) 在体内氧化的敏感性增加, 且与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4,5]。ox-LDL、MDA是氧化应急损伤的产物, 特别是ox-LDL被认为与AS 的发病有密切的关系[6]。ox-LDL、氧自由基和一氧化氮 (NO) 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血浆中脂质过氧化物可导致LDL氧化修饰, 而ox-LDL释放的溶血卵磷脂进入血管内皮细胞, 改变血管的生理作用, 抑制一氧化氮合酶的基因调控和活性调节, 引起NO合成下降, 分解加快或直接灭活NO。实验表明高脂血症、AS和ox-LDL引发的内皮功能失调和内皮损伤是一致的。它们的改变可加速AS的形成[7]。脂质过氧化物MDA极易氧化修饰LDL, 并被单核/巨噬细胞识别吞饮, 形成泡沫细胞, 加速AS形成。脂质过氧化物和高水平的ox-LDL还可促进内皮素 (ET) 的合成和分泌, 使ET与NO平衡失调, 激活血小板, 促进血小板聚集, 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关系密切,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有大量炎细胞浸润, 以血管壁积聚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为特征, 是一种进展性炎症反应[9]。许多研究认为CRP不仅是全身一种炎症标志物, CRP可与LDL相互作用损害细胞膜, 刺激补体、促进炎症反应, 直接参与AS发生、发展过程[10]。
本研究显示随着颈动脉内膜的增厚、斑块数目的增加, 血浆ox-LDL、MDA、CRP浓度逐渐增高, 说明ox-LDL、MDA、CRP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及其严重程度、斑块的稳定性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提示氧化应急损伤、炎症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摘要：目的探讨氧化应激产物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ox-LDL) 及丙二醛 (MDA) 、高敏C反应蛋白 (hs-CRP) 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选择213例颈动脉粥样硬化或伴软斑块形成患者, 按颈内-中膜厚度 (IMT) 或斑块形成分为单纯IMT增厚组 (A组, 71例) 、单发斑块形成组 (B组, 69例) 、多发斑块形成组 (C组, 73例) 。另外选择IMT正常健康组 (D组) 70名。观察各组hs-CRP、ox-LDL、MDA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关系。结果随IMT增厚及斑块的增加, hs-CRP、ox-LDL、MDA浓度逐渐升高 (P<0.05或P<0.01) 。结论ox-LDL、MDA、hs-CRP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有密切的相关性。
关键词：颈动脉粥样硬化,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丙二醛,C反应蛋白
参考文献
[1]唐杰, 董宝玮.腹部和外周血管彩色多普勒诊断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9:32-40.
[2]Chi mowitz MI, Weiss DG, Cohen SL.Cardiac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arotid stenosis and no histor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Stroke, 1994, 25:759-765.
[3]Kawasaki J.Diagnostic accuracy of carotid ultrasonography in screening for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J Cardiol, 2000, 36:295-302.
[4]Ji mi S, Saku K, Kusaba H, et al.Deposition of oxidizedlowdensity lipoprotein and collagenosis occur coincidentallyin human coronary stenosis:Ani 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of atherectomy[J].Coron Artery Dis, 1998, 9:551-557.
[5]田庆印, 潘其兴, 夏洪印, 等.冠心病患者血浆氧化修饰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变化[J].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1996, 12:146-149.
[6]Nakamura T, Kawagoe Y, Matsuda T, et al.Effects of LDL apher-esis and vitamin E-modified membrance o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hemodialyzed patients with 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J].Kid-ney Blood Prees Ress, 2003, 26:185-191.
[7]Rangaswamy S, Penn MS, Saidel GM, et al.Exogenous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injures and alters the barrier function of endotheliumin rats in vivo[J].Circ Res, 1997, 80:37-45.
[8]黄晨.氧自由基在冠心病研究中的现状与展望[J].心血管病学进展, 1994, 15:129-132.
[9]Haverkate F.Are C-reactive protein andfibrinogen riskfactor?In:Vander wall E, eds.vascular medicine[M].Netherlands:Kul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13-21.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AD与炎症的关系
AD的病原学特征包括β-淀粉样蛋白-42和Tau蛋白的磷酸化 (p-Tau) 。由于这些病理变化成为刺激神经胶质细胞产生发病机制的分子机制未完全确认, 但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4]。实验表明, 外周炎症能加速AD的发作和进程, 但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被提出的主要有两点
1.1.1 炎症可被AD病理学特征诱导[5,6,7]
AD的病理学特征产生促进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β (TNF-β) 、白细胞介素-1 (IL-1) 、白细胞介素-6 (IL-6) 以及炎症反应蛋白, 例如C反应蛋白 (CRP) , 及补体蛋白的免疫反应。
1.1.2 局部炎症因素导致AD产生[6]
AD的一个标志是出现活化的神经胶质细胞, 产生大量的炎症因子。低水平这些分子可能有保护作用。然而当高水平表达时, 如AD, 可能导致神经衰弱, 应验该假设:炎症因子上调的表达过程促成AD的发展。基于外周的促炎症因子外周促进炎症因子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大脑炎症因子库。一旦进入大脑, 促炎症细胞分子将直接增加局部炎症细胞分子库或间接刺激神经胶质细胞合成额外的促炎症细胞分子。如果神经胶质细胞在AD中已经处于待发状态或者被激活, 被外周促炎症细胞分子刺激后将会放大反应, 过度表达促炎症细胞分子。
1.2 方法
1.2.1 阿尔兹海默病动物模型的建立
APP 695 swe转基因鼠来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研究表明该种转基因鼠在3个月时认知功能正常, 9个月时出现认知障碍, 伴脑组织Aβ斑块形成。
1.2.2 ELISA法检测CRP、IL-1、IL-6、TNF-α
取月龄为9个月的转基因鼠, 实验组6只, 对照组6只正常大鼠。用4%水合氯醛麻醉后, 股动脉抽血以血液:抗凝剂=9:1的比例加入肝素钠生理盐水钠抗凝, 3500 r/min, 离心10 min, 取上清。断头处死转基因鼠, 迅速在生理盐水冰面上取脑, 用4℃的生理盐水将脑组织冲洗干净, 分离海马、皮质、纹状体、小脑等各部分组织, 将各个组织称重后放入9倍遇冷的lysisbuffer, 冰浴中手动匀浆器匀浆10次, 3000 r/min, 离心10 min, 取上清移至新管, 取2μL上清BCA比色法测蛋白浓度。上清液置于-70℃的冰箱中保存, 待测CRP、IL-1、IL-6、TNF-α含量。分别检测大脑皮质、纹状体、海马、小脑、血清各部分的CRP、IL-1、IL-6、TNF-α含量。绘制标准曲线,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 20.0线性相关分析求出回归方程, 将OD值带入回归方程即可得到CRP、IL-1、IL-6、TNF-α含量[8,9]。
2 结果
通过比较得出, 模型组9个月鼠大脑海马, 纹状体中的CRP、IL-1、IL-6、TNF-α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鼠 (P<0.05) ,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见表1。
注:**P<0.05, *P<0.01
模型组9个月鼠大脑海马, 纹状体中的CRP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但不显著。而IL-1、IL-6、TNF-α表达显著增加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2。
注:**P<0.05, *P<0.01
模型组纹状体中各种炎症因子也是存在差异的。与对照组相比CRP、IL-6含量明显增加,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而IL-1、TNF-α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3。
注:**P<0.05, *P<0.01
小脑中各炎症因子比较中, 模型组只有CRP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其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4。
注:**P<0.05, *P<0.01
3 讨论
实验研究表明, AD的发病因素可能与脑内的炎性反应有关[10,11]。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证实一些细胞因子在AD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发生AD的脑组织中细胞因子表达上调, 尤其在AD的病灶区尤其明显。现已报道的炎症因子有IL-1α、IL-1β、IL-6、IL-4、IL-8、IL-10、IL-13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5,6,7], 可能由激活的星形胶质细胞或者小胶质细胞分泌产生的。炎症反应的生物标志是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很多临床研究也为炎症在AD发病中的作用提供了支持依据, 并且研究了CRP (急性期蛋白, 合成与促炎症细胞因子有关) 和其他标志性炎症因子与AD发病期之间的关系。CRP的水平提高增加AD的病情发展和认知下降的危险[12]。随着对AD免疫炎症机制的研究, 及流行病学和动物模型的建立及临床研究取得的成果, 流行病学研究证实非甾体抗炎药可以明显使AD的发病率降低[13]。
本研究发现, 模型组大鼠炎症因子的表达量升高。基于对AD神经免疫炎症发病机制的研究, 对由Aβ沉淀诱导的神经免疫炎症反应的各个通路进行干预措施, 可以防止Aβ沉淀的生成, 对已经沉积的Aβ沉淀进行清除和对炎症反应进行抑制是治疗AD的关键所在。
摘要：本研究针对神经胶质细胞在阿尔兹海默病 (AD) 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结合基因工程, 光感基因神经调控技术、在体多电极记录及光纤纤维成像体系、病理组织学技术, 在阿尔兹海默症的不同阶段对转基因鼠脑内不同部位神经元及星型胶质细胞进行活性调节, 动态观察细胞离子通道, 神经细胞受体, 细胞因子, 神经递质, 神经元内纤维缠结, 脑内β淀粉样蛋白 (Aβ) 沉淀, 神经细胞数目的变化, 探讨炎症形成和Aβ沉淀与AD治疗的关系。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6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整个研究过程主要包括3个部分:1随机选取2013年1月1日 -2013年10月1日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进行侵袭性治疗的患者33例,平均年龄 (50.33±4.76)岁;未进行侵袭治疗的患者449例,平均年龄(53.25±5.47)岁。2随机选取同时段该中心收治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47例(严重基础疾病包括恶性肿瘤、严重心脑血管疾病、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深度昏迷、永久性瘫痪、严重脑损伤、严重帕金森),平均年龄(55.12±4.96)岁;没有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419例,平均年龄(51.12±6.87)岁。3采用1∶1病例对照研究,随机选取同时段在该中心诊断为BSI的患者40例,以及来该中心的健康体检者4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检测两组患者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年龄、性别、住院时间、免疫力与BSI的关系。
根据医学论理学标准,研究前对患者进行告知, 确保所有患者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患者发热 >38℃或 <36℃,可伴有寒战,合并下列情况之一可诊断为BSI:1入侵门户或侵袭病灶; 2全身中毒症状而无明显感染灶;3皮疹或出血点、 肝脾肿大、血液中性粒细胞增多伴核左移,并且其他原因不能解释;4收缩压 <90 mm Hg,或较原收缩压下降 >40 mm Hg。
1.2方法
1.2.1标本采集与保存患者实验前禁食12 h,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2 ml,一部分装在肝素抗凝的离心管中,混匀,离心5 000 r/10 min,收集上清,置于 -80℃冷冻保存。
1.2.2实验室检测通过ELISA双抗原夹心法检测炎症因子的表达,采集血清,用ELISA法测定血清TNF-α、IL-6、IL-1β、IL-8水平。
1.2.3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构建BSI与侵袭性治疗、合并严重基础疾病以及患者年龄、性别、住院时间、免疫力关系的模型, 并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BSI的危险因素。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单因素分析用 χ2检验,对单因素分析中P <0.05的因素进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炎症因子TNF-α、IL-6、IL-1β、IL-8的表达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BSI组患者的血清TNF-α、 IL-6、IL-1β、IL-8的表达明显增加(P<0.01),见表1。
2.2血流感染与侵袭性治疗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在该中心治疗的37例BSI患者,以及445例非BSI患者的暴露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 侵袭性治疗的患者比非侵袭性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发生BSI(P <0.01)。见表2。
例
2.3血流感染与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在该中心治疗的37例BSI患者,以及445例非BSI患者的暴露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 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比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发生BSI(P <0.01)。见表3。
2.4血流感染与年龄、性别、住院时间、免疫力的关系
对37例BSI患者,以及445例非BSI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年龄大、住院时间长、免疫力低(血清免疫球蛋白Ig M低;CD4/CD8比值低) 患者更易发生BSI(P <0.05)。男女性别比例与BSI的发生几率无相关性(P >0.05)。见表4。
例
2.5血流感染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通过之前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进一步对单因素分析中P <0.05的因素进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所有变量为自变量,以是否发生BSI为因变量,侵袭性治疗、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患者年龄、 住院时间、Ig M、CD4/CD8比值是BSI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5。
3讨论
目前,将败血症和菌血症统称为BSI[3]。BSI分为医院血流感染 (NBSI) 和社区获得性血流感染 (CABSI),NBSI又依据其感染部位不同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4]。不同地域BSI病原菌的分布、变化也不尽相同[5]。
10%~20%的美国院内感染与血管导管装置有关,每年150万例患者接受血管导管装置,其中20~ 40万例发生NBSI,并且导管留置时间越长,腔内污染的可能性越大[6]。血液肿瘤患者因机体免疫力低、 化疗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中性粒细胞减少、化疗方案中激素的应用等,BSI的发生率高于其他疾病,严重威胁患者生命[7]。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和高血浆渗透压状态使中性粒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功能受损,血管病变,导致周围组织供血减少,组织氧浓度降低,白细胞依赖氧的杀菌作用降低,感染发展迅速,并可伴随着并发症的增加,如酮症酸中毒,糖尿病的死亡人数增加[8]。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7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分组与处理
选用体重 (200±20) g的清洁级健康雄性SD大鼠20只 (山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 适应性饲养1周后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和吸烟组, 每组10只。除烟雾暴露外, 两组的饲养条件相同, 温度20℃~25℃, 湿度40%~70%, 日光灯12h开、关循环以保障日照, 自由摄食 (普通饲料) 和饮水。参照文献[5]自制大鼠实验性烟雾暴露装置。实验用卷烟为市场销售的红旗渠牌卷烟, 焦油含量每支11mg, 烟碱含量每支0.9mg。大鼠每周熏烟6d, 每天上、下午各1次, 每次15支, 每支香烟点燃15min后换烟, 每次1.5h, 共熏烟24周。
1.2 标本采集
24周时用25%乌拉坦 (4 mL/kg) 腹腔注射麻醉空腹大鼠, 腹主动脉采血, 静置30 min后, 经3 000r/min离心15min, 分离血清, -80℃冻存待测。
1.3 检测指标和方法
1.3.1 一般情况
包括精神状态、活动、食欲及毛发光亮度, 每日观察并记录。
1.3.2 体重、体长及Lee’s指数
吸烟开始及以后的1周、2周、3周、4周、6周、8周、12周、16周、20周和24周分别测量两组大鼠的体重。24周时测量大鼠鼻尖至肛门的距离, 即体长, 使用普通软尺测量。计算Lee’s指数。
1.3.3 血清
TNF-α和IL-6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 上海蓝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试剂盒。
1.4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吸烟组大鼠从第2周开始饮食量减少, 吸烟8周后毛发光亮度减退, 活动减少, 精神出现不同程度的萎靡。
2.2 体重、体长及Lee’s指数
吸烟大鼠从吸烟第2周开始体重即小于对照组 (见表1) 。24周时吸烟组大鼠体重, Lee’s指数均小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体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2.3 血清TNF-α和IL-6的水平
吸烟组大鼠血清TNF-α, IL-6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2.4 相关性
吸烟组大鼠Lee’s指数与血清TNF-α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r=-0.650, P<0.05) , 与血清IL-6水平有负相关趋势, 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r=-0.557, P=0.095) 。
3 讨论
有关吸烟对体重的影响, Klesges等[6]对29个研究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体重差异的横断面研究进行分析发现, 83%的研究显示吸烟者体重明显低于非吸烟者。本研究发现吸烟大鼠从第2周到24周体重均小于对照组, 且第24周时反映动物肥胖程度的Lee’s指数小于对照组, 与Klesges的临床研究结论一致, 说明吸烟可以导致体重降低。
关于吸烟者体重降低的机制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本研究发现吸烟24周大鼠血清TNF-α和IL-6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吸烟大鼠Lee’s指数与血清TNF-α及IL-6水平呈负相关, 提示吸烟可能通过全身性炎症反应使大鼠Lee’s指数降低。这可能是因为香烟烟雾中含有的过氧化物成分入血后会激活全身的核转录因子-κB (NF-κB) , NF-κB进入细胞核后, 会引起TNF-α和IL-6等炎症因子的基因表达升高, 形成炎症反应的级联放大效应, 使全身系统性炎症反应增强[7], 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增高。血清中升高的炎症因子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导致体重降低。第一, 升高的TNF-α可以引起机体负氮平衡, 促进肌肉蛋白质分解。动物实验[8]及离体实验[9]均证明静脉注射大剂量的TNF-α能增强大鼠骨骼肌蛋白的分解代谢, 抑制蛋白质合成, 从而导致骨骼肌重量减轻。第二, 炎症因子可以直接作用于脂肪组织, 促进脂肪分解、抑制脂肪合成、抑制脂肪细胞分化、诱导脂肪细胞凋亡而使体重减轻[10]。第三, 炎症反应会影响能量代谢。炎症反应除了影响蛋白代谢, 引起高代谢[11], 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引起产热增加、高代谢状态及静息能量消耗增加[12]而影响能量代谢, 最终使体重减轻。吸烟者炎症因子水平升高, 升高的TNF-α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 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损伤作用, 如TNF-α可以激活NOS使NO增加, 还可以生成大量·OH而损伤内皮细胞, 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增加。
吸烟还可以影响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缺氧等机制导致体重降低, 并影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首先, 吸烟可以通过刺激肾上腺髓质儿茶酚胺释放增加, 改变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 进而影响基础代谢率[13], 使体重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还可以使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高, 对心肌细胞有直接的毒性作用, 可促使心肌细胞凋亡, 参与心肌重塑的病理过程。其次, Pitsiou等[14]研究表明, 低体重发生率较高的肺气肿型COPD患者与体重多正常的慢支型患者相比较, 前者存在明显的组织缺氧, 且与低体重显著相关, 这说明吸烟者体重降低可能与缺氧相关。缺氧还可以引起左心室质量的增加、左室舒张末压增高、心输出量下降[15]及心肌细胞的肥大和凋亡[16], 而促进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
炎症细胞因子与受体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 年3 月~2015 年4 月于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的65 例严重多发伤患者为观察组,并选取同时期进行体检且结果显示为健康的65 名人员为对照组。 对照组的65 名健康人员中,男39 名,女26 名年龄18~70 岁,平均(45.0±6.7)岁。 观察组65 例严重多发伤患者中,男38 例,女27 例,年龄18~71 岁,平均(45.2±6.5)岁,其中非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44 例,MODS 21 例;死亡18 例,存活47 例。 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取观察组伤后24、48 h及72 h时和对照组的外周静脉血进行检测,其中部分血标本首先进行离心(TD5A-WS型医用离心机)处理,3000 r/min离心5 min然后取上清液进行血清炎性介质的检测,其包括抗炎及促炎介质两大类,其中抗炎介质包括白细胞介素-(IL-4)、IL-6、IL-10、IL-13 及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促炎介质包括IL-1β、IL-8、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及γ 干扰素(IFN-γ),上述指标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定量检测。 采用EMSA法检测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 将观察组伤后24、48 h及72 h时和对照组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 抗炎介质及促炎介质进行分别统计及比较;比较观察组中非MODS患者及MODS患者、 存活者及死亡者的上述指标的水平。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AS 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核因子 κB及促炎介质比较
观察组伤后24、48 h及72 h时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与血清促炎介质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伤后48 h及72 h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高于伤后24 h,伤后72 h的促炎介质水平高于伤后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与同组伤后24 h比较,#P < 0.05;NF-κB:核因子 κB;IL:白细胞介素;TNF-α;肿瘤坏死因子;IFN-γ:γ-干扰素
2.2 非MODS与MODS患者核因子 κB及促炎介质比较
MODS患者伤后24、48 h及72 h时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与血清促炎介质水平均明显高于非MODS患者,且伤后48 h及72 h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高于伤后24 h,伤后72 h促炎介质水平高于伤后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非MODS患者伤后48 h及72 h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高于伤后24 h,伤后72 h的IL-1β水平高于伤后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2。
2.3 存活与死亡者核因子 κB及促炎介质比较
死亡者伤后24、48 h及72h时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与血清促炎介质水平均明显高于存活者,且伤后48 h及72 h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高于伤后24 h,伤后72 h的促炎介质水平高于伤后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存活者后48 h及72 h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高于伤后24 h,伤后72 h的促炎介质水平高于伤后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见表3。
注:与非MODS者同期比较,*P < 0.05;与同组伤后24 h比较,#P < 0.05;NF-κB:核因子 κB;IL:白细胞介素;TNF-α;肿瘤坏死因子;IFN-γ:γ-干扰素
注:与存活者同期比较,*P < 0.05;与同组伤后24 h比较,#P < 0.05;NF-κB:核因子 κB;IL:白细胞介素;TNF-α:肿瘤坏死因子;IFN-γ:γ-干扰素
2.4 两组抗炎介质比较
观察组伤后24、48 h及72 h时的血清抗炎介质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伤后48 h及72 h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高于其他时间段,伤后72 h的抗炎介质水平高于伤后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见表4。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与同组伤后24 h比较,#P < 0.05;IL:白细胞介素;TGF-β:转化生长因子-β
2.5 非MODS患者与MODS患者的抗炎介质比较
MODS患者伤后24、48 h及72 h时的血清抗炎介质水平均明显高于非MODS患者,且伤后72 h的抗炎介质水平高于伤后24、48 h,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非MODS患者伤后72 h的IL-4、IL-6 高于伤后24 h,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见表5。
2.6 存活与死亡者的抗炎介质比较
死亡者伤后24、48 h及72 h时的血清抗炎介质水平均明显高于存活者,伤后72 h的促炎介质水平高于伤后24、48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存活者伤后72 h的IL-4、IL-6、IL-10、IL-13、TGF-β水平均高于伤后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见表6。
3 讨论
多发伤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其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极为明显,而其中的严重多发伤危害更为明显,甚至可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4,5],因此对于多发伤患者尤其是严重多发伤患者的相关研究在临床并不少见,其中关于与本类创伤患者预后相关的指标变化研究较多[6,7,8],但是众多研究中相对肯定的研究指标研究极为缺乏。 临床众多研究显示[9,10,11,12],机体受创后,炎性应激状态较为明显,因此炎症介质的表达呈现异常的状态,而抗炎介质及促炎介质作为临床中的两大类主要炎性应激指标,其在机体受创,尤其是多发的严重创伤过程中,呈现出相应幅度的波动[13,14],而对这些指标的波动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机体的炎性反应状态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另外,抗炎介质与促炎介质两大类指标之间均有一定的均衡作用, 当机体受到不良应激时,促炎介质随之升高,而受之影响,抗炎介质表达开始增强,因此呈现出二者均波动的情况。 再者,与炎性反应密切相关的指标中,除炎症介质具有直接的反映价值外,较多参与炎症介质调节的指标也成为间接了解炎性应激程度的重要依据[15,16],而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是临床中认为其在炎性应激过程中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从而导致了机体多类细胞因子的表达紊乱,而这种紊乱的程度不仅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此类指标的波动情况,对于了解机体的综合状态,尤其是炎性应激状态也发挥着一定的临床作用[17,18,19],因此对其进行细致全面探讨的价值较高。
注:与非MODS者同期比较,*P < 0.05;与同组伤后24 h比较,#P < 0.05;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IL:白细胞介素;TGF-β:转化生长因子-β
注:与存活者比较,*P < 0.05;与同组伤后24 h比较,#P < 0.05;IL:白细胞介素;TGF-β:转化生长因子-β
本研究就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与炎症介质在严重多发伤患者中的检测价值进行研究探讨,结果显示,严重多发伤患者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与血清抗炎介质、促炎介质在严重多发伤患者中呈现异常表达状态,表现出明显高于健康人员的状态,另外,患者伤后24、48 h及72 h时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核因子 κB与抗炎介质、促炎介质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且伤后不同时间MODS及死亡者的检测水平均高于非MODS及存活者,说明上述血液检测指标不仅仅对于创伤具有较高的检测价值,且对患者是否可能发生MODS及存活可能性有一定的监测意义,故认为上述指标对于患者的预后及预防性治疗干预措施的制订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