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炎症反应

急性炎症反应（共9篇）

急性炎症反应 篇1

摘要：目的 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对病人机体急性炎症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取该院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病人75例作为研究组, 选取同期行开腹胆囊切除术手术的病人22例作为对照组, 比较两组病人术后急性验证应激反应情况。结果 术后1、5、6、7d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的病人研究组分别为52.0%、13.33%、8.0%、0%, 对照组分别为77.27%、27.27%、18.18%、13.64%, 研究组全身炎症反应病人明显少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术后24 d两组存在全身炎症反应的病人,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病人术后12、24、36 h CRP表达水平均较术前有显著升高 (P<0.01) , 术后12 h、24 h CRP表达水平研究组分别为 (25.8±10.5) mg/L、 (54.7±20.8) mg/L, 对照组分别为 (40.9±12.9) mg/L、 (66.9±21.4) mg/L, 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术后36 h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较开腹手术炎症反应更轻, 术前必须加强对长时间气腹缺血造成的氧化应激的重视, 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 加快病人恢复。

关键词：腔镜胆囊切除术,急性炎症,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是指集体受到强烈有害刺激时由于应急因子对集体的有害作用引起的非特异性反应状态, 在应激状态下, 激素适度增加有利于机体抵抗外界损害, 但应激过度对机体有破坏作用, 可加重机体损害[1]。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胆道外科常用手术, 比起传统开腹手术, 具有多个技术优势, 但目前对于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机体应激情况的研究尚不多, 为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对病人机体急性炎症应激反应的影响, 特选取该院2010年9月—2013年9月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病人75例, 其中男40例, 女35例, 年龄23~74岁, 平均年龄 (50.1±4.3) 岁;选取该院同期行开腹胆囊切除术的病人22例, 其中男12例, 女10例, 年龄24~76岁, 平均年龄 (51.7±5.8) 岁, 所有病人术前均无急性炎症、激素及抗氧化剂使用史等对手术应激反应有影响的疾病史。

1.2 研究方法

采用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生产的Beckman Coulter LH750全血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 (中国) 有限公司代理或销售) 对两组病人术前及术后1、3、7 d外周静脉血白细胞计数 (WBC) 、中性粒细胞百分数 (NE) 进行测定;每天固定时间对病人心率 (HR) 、体温、呼吸频率等进进行测量, 结合当日血常规中WBC判断是否发生全身炎症反应;术前及术后1、12、24、36 h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病人血浆急性反应蛋白 (CRP) 表达水平进行检测, 采用EDTA抗凝管 (北京美科美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于术前、术后1、24、36 h分别取外周静脉血10 mL, 分装成4 mL和6 mL, 4 mL血标本送往检验科检测WBC、NE, 6mL标本4℃环境下以3 000 r/min速度离心5 min后分离上层血浆, -80℃环境下保存待用。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术前术后WBC及NE变化情况

组内进行比较, 两组病人术后1d WBC、NE均较术前有显著增高 (P<0.01) , 术后第3天两组WBC均开始下降, 但仍明显高于术前 (P<0.05) , 术后7 d两组病人WBC仍略高于术前,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组间进行比较, 两组病人术前、术后1、3、7 d WBC及N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注:与术前比较, *P<0.05

2.2 两组病人术后全身炎症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病人术后1~7 d内全身炎症反应的病人分别为39例 (52.0%) 、30例 (40.0%) 、24例 (32.0%) 、14例 (18.67%) 、10例 (13.33%) 、6例 (8.0%) 、0例 (0%) , 对照组病人术后1~7 d内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的病人分别为17例 (77.27%) 、14例 (63.64%) 、12例 (54.55%) 、10例 (45.45%) 、6例 (27.27%) 、4例 (18.18%) 、3例 (13.64%) , 术后1 d研究组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的病人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术后2~4 d两组存在全身炎症反应的病人差异无统计不意义 (P>0.05) , 术后5、6、7 d研究组全身炎症反应病人明显少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两组病人术前术后CRP水平比较

两组病人术后12、24、36 h CRP表达水平均较术前有显著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研究组病人术后12、24 h CRP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 术后36 h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2。

3 讨论

机体在受到创伤、手术等各种强烈的有害刺激时, 通过下丘脑课促使血中促肾上皮质激素和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 引起一些列全身反应抵抗有害刺激, 这种在机体遭到侵害而产生反应的状态称为应激反应[2]。适度的应激有利于机体抵抗外界损害, 但应激反应还会引起丘脑下部-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器官激素分泌增加, 同时还可影响到免疫系统, 过度应激可增加组织器官损害, 因此临床手术中必须加强对手术机体应激情况的全面评价[3]。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临床胆囊切除术中常用手法方法之一, 具有手术创伤小、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多个优点, 但腹腔镜手术为一种有创手术, 病人术后仍可发生应激反应, 目前多项临床研究证实, 手术造成的应激反应可引起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细胞数量的上升[4~5], 从该院研究结果来看, 两组病人术后WBC及NE均较术前有明显提升, 但二者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 表明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均可造成应激反应。国外以往有研究发现, 采用腹腔镜手术的患者多型核细胞吞噬功能较对照组有明显下降, 认为腹腔镜可通过保留血浆调理素来保护多型核细胞的功能, 提示腹腔镜手术对机体损伤较小。

以往的研究认为腹腔镜手术过程中需建立气腹可影响到病人呼吸循环机内分泌代谢, 手术刺激、机械压迫等促使机体垂体-肾上腺皮质分泌、交感神经兴奋等, 引起病人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造成应激反应, 同时气腹导致的腹内压增高还可加重应激反应[6~7]。从本次结果来看, 腹腔镜手术病人术后7 d内应激反应的发生率低于传统开腹手术, 但术后2~4 d发生应激反应的病人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考虑可能与由于气腹的影响出现氧化应激现象有关, 而术后5~7 d腹腔镜组患者的应激反应病人明显少于对照组, 则表明腹腔镜手术机体损伤较开腹手术小, 同时术后12~24 h CRP水平也明显低于对照组, 提示腹腔镜手术病人恢复较快, 炎症反应更轻。

综上所述,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较开腹手术炎症反应更轻, 而由于需要建立气腹, 病人长时间气腹缺氧可加重应激反应, 因此临床中, 术前必须加强对该因素的重视, 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进一步促进病人快速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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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波.腹腔镜与小切口胆囊切除术对患者创伤应激反应的影响[J].山东医药, 2012, 52 (33)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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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炎症反应 篇2

微循环血管通透性的维护，主要依赖于内皮细胞的完整性。在炎症过程中，下列机制可引起血管通透性的增加(图5-2)。

1.内皮细胞收缩在组胺、缓激肽和其它炎症介质与内皮细胞受体结合后，可迅速引起内皮细胞收缩，致使内皮细胞间形成宽约0.5～1.0μm的缝隙。由于这些炎症介质的半寿期较短仅15～30分钟，故这种反应被称为速发短暂反应(immediate transient response)。此反应仅累及20～60μm口径的细静脉，而细动脉和毛细血管不受累。抗组胺药物能抑制此反应。

2.直接内皮损伤 如严重烧伤和化脓菌感染等严重刺激可直接造成内皮细胞损伤，使之坏死和脱落。血管通透性增加发生迅速，并在高水平上持续几小时到几天，直至受损血管内形成血栓，此过程被称作速发持续反应(immediate-sustained response)。细动脉、毛细血管和细静脉各级微循环血管均可受累。

轻、中度热损伤、x线和紫外线损伤以及某些细菌毒素所引起的内皮细胞直接损伤等则发生较晚，常在2～12小时之后，但可持续几小时到几天，称为迟发持续反应(delayed prolonged response)。此反应仅累及毛细血管和小静脉。

图5-2 血管通透性增加的四种机制模式图

左上图示内皮细胞收缩，累及细静脉;

右上图示直接损伤内皮细胞,累及全部微循环;

左下图示白细胞介导之内皮损伤，主要累及细静脉和毛细血管;

急性炎症期拔牙的临床观察 篇3

【关键词】口腔炎症;拔牙;疗效

【中图分类号】R78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0)10-180-1

对于急性炎症期是否应该拔牙,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急性炎症期拔牙可以引发炎症扩散,甚至可以产生败血症和海绵窦栓塞等严重并发症而有生命危险。但随着高效抗生素的不断问世,主张急性炎症期拔牙的观点逐渐增多,认为拔牙有利于炎症的消退。近年来我们对82例病人施行了急性炎症期拔牙手术,取得了较好疗效。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本组82例患者中,男42例,女40例,最大年龄82岁,6—40岁例,41—50岁37例,50岁以上17例,拔出患牙:切牙16个,双尖牙18个,第一,二磨牙42个,第三磨牙6个。患牙的松动度:0—Ⅰ°34例,Ⅱ°31例,Ⅲ°27例。

治疗情况见表1:

本组28例急性根尖炎均已有剧烈叩痛为标准。急性牙槽脓肿表现龈颊沟处粘膜充血肿胀,其中根尖脓肿14例,骨膜下脓肿3例,粘膜上脓肿11例。急性牙周脓肿表现是:牙周明显充血肿胀,有深牙周袋,自牙周袋溢脓,牙齿Ⅱ°—Ⅲ°松动。急性牙髓炎中,急性浆液性牙髓炎12例,急性化脓性牙髓炎7例,多因牙冠破坏太大而无法保留或因错位,无对合等原因而不需要保留牙齿。以上患者均无明显的全身症状和其它系统疾病。

1.2治疗方法

手术前一天服肠溶性红霉素0.5,2次/日,苯酰甲硝唑分散片0.64,3次/日,控制炎症,预防感染。尽量采用上下齿槽神经阻滞麻醉,分离牙龈后,用拔牙钳夹紧病齿后,用拉的方法,快、准地拔去患牙,约5秒钟后用碘仿明胶海绵填塞于牙槽窝,外用纱布垫咬紧,半小时后吐出纱布垫。

2结果

在急性炎症期的早期,拔除患牙可以迅速达到止痛,消炎,缩短疗程的目的。炎症的晚期拔除患牙有利于充分排脓引流。所以,选择急性炎症期拔牙术应以急性炎症的早期或者晚期为宜。病例选择要适当,时机要对,急性炎症期拔牙手术确能减轻病人痛苦,使牙周炎症组织的压力迅速减轻,有利于早日痊愈。

3讨论

3.1关于病例的选择,应根据患者的全身状态,局部炎症情况,以及患牙拔除的难度等具体而定。要身体状况良好,无明显的面部肿胀,无明显的全身重要系统症状。

3.2麻醉选择:急性炎症期的病人感觉神经末梢的兴奋性和传导性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炎症区域的痛阈降低,麻醉常不完全。为了增强麻醉效果,应使用含有肾上腺素的利多卡因,亦可减少术中出血。资料中96%的病人无疼痛,从而保证拔牙顺利进行。

3.3手术操作:为了防止炎症的扩散,在急性炎症期拔牙时,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创伤,动作要稳,准,轻,快,拔牙钳多用拉的力量,避免猛烈的颊舌的摇晃动作,以防挤压发炎的牙周组织。拔牙窝不做搔刮,使创口畅流片刻,使细菌及病毒随血液流出,然后再用纱垫咬紧。

3.4使用抗生素问题:术后抗菌素的使用视病人的全身和局部情况而定,若局部肿胀严重者,术后应静滴加有抗酶剂的酰胺类+奥硝唑。若状态较轻的则口服红霉素肠溶片+苯酰甲硝唑即可。

3.5创口愈合情况:病灶内由于物质代谢障碍,氧化不全的中间产物堆积,直接作用或反射性的造成局部血管扩张充血,同时因神经调节障碍,致使这些血管张力失调,处于扩张麻痹状态。另外炎症往往影响或破坏血块形成。鉴于上述原因,使急性炎症期拔牙创口出血较多。所以清洁伤口后,拔牙窝内放置碘仿明胶海绵块,预防出血及干槽症的发生,作用很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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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吕宪法.牙齿干槽症的预防[J].临床口腔医学杂志,2002,(2):17-19.

急性炎症反应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心内科2006年2月～2008年9月收治的ACS患者58例, ACS诊断标准按美国心脏病学会 (ACC) 及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制定的标准[3]。ACS患者中男35例, 女23例, 平均年龄 (67.9±5.3) 岁, 包括急性心肌梗死21例, 不稳定型心绞痛37例。以上病例均排除心肌炎, 心肌病, 感染性心内膜炎, 风湿性心脏病, 结缔组织病, 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近期服用糖皮质激素, 近期有急、慢性感染和手术、外伤史者。全部患者经冠状动脉造影显示至少1支冠脉管径狭窄≥70%, 且均行冠脉介入治疗。ACS患者冠状动脉造影共检出106支病变血管, 其中单支病变25例, 双支病变20例, 多支病变13例。选择对照组53例, 均为因临床有心绞痛类似症状而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正常者, 其中男32例, 女21例, 年龄 (62.6±4.9) 岁, 与ACS组相比在性别、年龄构成上差异无显著性。

1.2 研究方法

所有ACS患者冠脉介入治疗术前常规给予硝酸酯类药物、 β- 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类药物进行抗心绞痛治疗, 均成功行PCI术, 术后残余狭窄<10%, 造影TIMI血流达Ⅲ级, 同时术前服用300 mg拜阿司匹林及300 mg氯吡格雷, 术后所有患者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5 000 U, 2 次·d-1, 共5 d, 继续每日服用拜阿司匹林300 mg, 氯吡格雷75 mg。对照组于冠状动脉造影术前均服用300 mg拜阿司匹林及300 mg氯吡格雷。对照组于术前30 min以及ACS组于术前30 min, 术后2、24、72、96 h分别检测炎症介质IL- 6、hs- CRP和血小板功能活化指标CD62p、CD63水平。

1.3 观察指标检测

1.3.1 IL- 6、hs- CRP检测

抽取肘静脉血4 ml, 分离血清, 置-70 ℃冰箱保存待测hs- CRP和IL- 6水平。hs- CRP测定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散射比浊法, IL- 6测定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 使用OLYMPUSAU10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本) , 试剂盒购自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3.2 CD62p、CD63检测

患者于肘静脉采血, 弃去起始一段血或留取第2管血, 抗凝真空采血管抗凝剂为柠檬酸钠, 抗凝剂与静脉血的比例为1∶9, 3 h内标记;荧光素标记的抗血小板单克隆免疫荧光染色:在阴性对照管中加Mouse IgG1 FITC、CD61- PE各20 μl, 测定管中加CD62p- FITC、CD63- FITC各20 μl, 再分别加入5 μl全血。置室温避光反应15 min, 立即加入110 ml 1%多聚甲醛 (2～6 ℃) 混匀, 4 ℃冰箱保存, 12 h内使用流式细胞术进行分析:以CD61- Percp和侧散射光散点图设血小板门, 同型对照设定阴性群体, 然后再用CD62P- PE单克隆抗体技术测定CD62p、CD63表达百分率。流式细胞仪购自美国BECKMAN COULTER EPICS ALTRA公司。试剂:单克隆抗体血小板GPⅢa (CD61) - Percp、选择素 (CD62p) FITC、Mouse IgG1- PE均购自BECKMAN COULTER公司。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用undefined表示, 两组之间比较采用t检验, 3组以上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CS患者治疗结果

ACS患者均冠脉介入治疗成功, 术后临床症状缓解, 未见并发症。

2.2 炎症反应介质和血小板活化指标测定结果

ACS组患者IL- 6、hsCRP、CD62p、CD63水平术前明显高于对照组 (均P<0.05) , 术后2、24 h明显高于术前, 在术后24 h达峰值, 术后72 h降低但仍高于术前, 有显著性差异 (P<0.05) ;术后96 h恢复到术前水平, 无显著性差异 (P>0.05) 。见表1。

与对照组比较, a P<0.05;与术前比较, b P<0.05;与术前比较, c P>0.05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并继发血栓形成是ACS的主要病理学基础[4], 炎症在不稳定斑块的发生、演变及破裂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炎症介质CRP在炎症和组织损伤后明显升高, 急性反应中CRP明显升高, 是反映机体炎症反应的敏感指标;IL- 6是血管壁和平滑肌细胞产生的前炎症介质,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炎症反应的标记。研究显示hs- CRP已被认为是急性冠脉事件发生的强有力的、独立的预测指标[5]。Ziakas等[6]研究表明, 在预测UAP和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未来心血管病死亡危险中, CRP和IL- 6独立于其他临床因子。Gallagher等[7]发现, 不稳定型冠心病血液IL- 6水平是增加病死率的独立预测指标。同时, 粥样斑块病变部位血栓的形成是导致ACS发生的直接原因, 血栓的形成与血小板激活有关, 血小板活化的最主要表现是黏附和聚集, 在这个过程中, 血小板膜表面的黏附分子起着关键作用。CD62p、CD63是血小板黏附、聚集和释放功能的分子基础, 当血小板与内皮下组织接触后, 在黏附开始阶段是血流中血小板停滞, 在黏附过程中, 最早起作用的是作为血小板外层表面上的重要成分——膜糖蛋白, 这些变化是血小板聚集性增高的早期指征和结构基础。近来研究认为, CD62p、CD63为活化血小板膜糖蛋白, 是反映血小板活化的特征性标记物[8,9]。CD62p是目前最具有特征性的血小板活化分子标记物, CD63被认为是一种较CD62p更为敏感的血小板活化标记物, 因此检测这些指标可了解血小板活化程度。

本研究观察到ACS患者术前循环血中IL- 6、hs- CRP、CD62p、CD63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表明ACS患者粥样斑块不稳定, 炎症介质水平和血小板活化程度明显增高, 提示炎症、血小板活化参与ACS的病理过程。

目前PCI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但手术后血管闭塞和RS两个主要问题会影响其疗效[10]。冠脉介入治疗造成动脉内皮的损伤和粥样斑块的破裂, 两者都激活了血小板活化因子及炎症反应因子, 增加了急性血栓形成的风险以及RS发生率[11]。血小板是经皮介入反应的关键性介质, 介入致动脉内膜创伤、内皮下胶原和血小板黏附蛋白的暴露, 触发血小板血栓形成来填封损伤的部位, 这种血栓可扩展导致血管的阻塞[12]。Miyamoto等[13]对189例冠心病患者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PCI术后RS的患者术前伴随着较高水平的血小板聚集物。本研究结果发现所有ACS患者CD62p、CD63表达水平PCI术后较手术前显著升高 (P<0.05) , 术后24 h达高峰, 术后72 h逐渐下调;术后96 h恢复到术前水平 (P>0.05) , 表明PCI对冠状动脉内皮的损伤更加强了血小板的活化, 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急性炎症反应 篇5

关键词：急性冠脉综合征,解毒活血方,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白细胞介素

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ACS)的发病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脱落。近年研究发现,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并与ACS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ACS在中医理论中属于“胸痹”“厥心痛”等的范畴,多因脉络血瘀,瘀久生热酿毒所致,强调治疗应以解毒、化瘀为主[2]。近年临床采用解毒活血法治疗ACS的研究较多,但对于解毒活血法治疗ACS的机制却鲜有报道。本研究对42例ACS病人给予自拟解毒活血方治疗,观察其疗效并分析其机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4年4月在本院治疗的ACS病人84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有关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稳定性心绞痛诊断标准[3],并经冠状动脉造影、心电图、心肌酶学检查证实;②符合《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病证部分》中有关胸痹、厥心痛的诊断标准[3],伴有胸痛、气短、心悸、面赤、身热、烦躁等症状,苔黄腻,质红或绛,脉滑数或数实;③对本研究所使用的药物无禁忌证;④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凝血功能障碍、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疾病;②近1个月有严重感染;③近期有大手术史者;④未服从医嘱服药者。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将84例病人随机分为两组,每组42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入组后进行西医常规治疗,包括给予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扩张血管,氯吡格雷、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他汀类药物降脂等。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解毒活血方,方剂组成:丹参、金银花、毛冬青、竹茹、生地各30g,连翘、黄芪、白芍各20g,葛根、红花、甘菊花、川芎各15g,霜桑叶、珍珠母(先煎)、降香各10g,甘草、羚羊角片(先煎)各5g。每日1剂,去渣取汁300mL,分早晚2次服用,4周为1个疗程,持续治疗2个疗程。

1.3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治疗4周、治疗8周后分别检测血清载脂蛋白B(apolipoprotein B,ApoB)、载脂蛋白A-Ⅰ (apolipoprotein A-Ⅰ,ApoA-Ⅰ)观察脂质变化,检测超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P,hs-CRP)、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白介素-8(in-terleukin-8,IL-8)等炎性细胞观察炎症反应变化,检测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浓度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性评价氧化应激状态。

1.4检测方法

于治疗前、治疗4周、治疗8周后分别抽取病人空腹静脉血10mL,采血前切忌急躁、激动或闷闷不乐,保持病人情绪稳定,进行3 000r/min离心处理10min,取上层血清,置于-30 ℃冰箱中保存,待测。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hs-CRP、ApoB、ApoA-Ⅰ,并由软件计算出ApoB/ApoA-Ⅰ值,hs-CRP、ApoB、ApoA-Ⅰ试剂均购于北京美康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IL-6、IL-8、MPO,所用试剂购于上海恒远生物公司。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检测MDA,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检测SOD,所用试剂购于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包对数据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poB/ApoA-Ⅰ比较

两组治疗前脂质均高于正常水平,但ApoB/ApoA-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后两组ApoB/ApoA-Ⅰ均有所下降,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8周后,观察组ApoB/ApoA-Ⅰ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2。

2.2炎性因子变化

两组治疗前血清hs-CRP、IL-6、IL-8浓度均较高,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炎性因子浓度均较治疗前下降,但治疗4周后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8周后观察组hs-CRP、IL-6、IL-8低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3。

ng/mL

2.3氧化应激产物变化

两组治疗前MPO、MDA浓度与SOD活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4周、8周后观察组MPO、MDA浓度均低于对照组,而SOD活性则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 <0.01)。详见表4。

3 讨论

急性冠脉综合征是由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脱落,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等多重原因所致。近年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损伤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国内外研究发现,动脉粥样硬化除了是脂质堆积的过程外,也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损伤过程。炎症因子及氧化产物在ACS的发生及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Chang等[4]研究发现,ACS发病时内皮细胞损伤严重,大量白细胞黏附、聚集至内皮细胞,炎症因子浓度及氧化产物大量增加,进一步加重内皮损伤,促使炎症急性爆发,最终导致血栓形成。Ho-que等[5]研究证实,肿瘤坏死因子、IL-6、IL-8、CRP等炎性因子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MDA、MPO等氧化产物的增加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不稳定密切相关。本研究中,两组病人治疗前炎性因子及氧化产物等均高于正常水平,与Hoque等报道基本相符。因此,ACS的治疗应采取抑制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反应。

ACS在中医理论中属于“胸痹”“厥心痛”等的范畴,多因脉络血瘀,瘀久生热酿毒所致。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脱落,血栓形成及炎症细胞浸润等属于中医“内生痈疮”的病理改变。因此,中医对于ACS的治疗强调以解毒、化瘀为主。自拟解毒活血方由丹参、金银花、毛冬青、连翘、葛根、红花、甘菊花、霜桑叶、降香、羚羊角等组成。方中丹参、红花为君药,具有解毒化瘀之功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脱落等是ACS发病的基础,而引起斑块不稳定的原因则为动脉供血不足。丹参具有祛瘀生新、活血化瘀之功效,古语有云“一味丹参,功同四物”。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丹参富含丹参酮、异丹参酮等多种二萜醌类化合物,具有扩张血管作用[6]。陈嘉兴等[7]进行的动物研究发现,丹参有效成分可扩张家兔及豚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红花是临床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现代物理学研究表明,红花含有多种红色、黄色色素等,可增加冠脉血流量,同时可保护内皮细胞,抑制炎症反应。张大武等[8]在益气活血方中重用红花,其研究发现当红花黄色素剂量达0.22g/mL时,血小板聚集抑制率及解聚百分率分别为85.9%和78.9%,证实红花有较强的抗凝功效。佐药黄芪、白芍益气养血、托毒排脓、敛阴收汗;连翘、毛冬青抗菌消炎,散结消肿;金银花、生地、霜桑叶、珍珠母凉血清热,切合病机。

“炎症说”中的各种炎性因子、介质可归为中医毒邪学说中的内毒及外毒。自拟解毒活血方的重点之一即为解毒。本方中加入甘菊花、羚羊角、金银花等,旨在抗炎解毒。甘菊花凉散透热,其内含丰富的黄酮,可促进人体氧化产物、氧自由基等的清除,发挥抗氧化作用。何永泉等[9]在活血解毒方中重用甘菊花,用药后ACS病人血浆内皮素、MDA、MPO等氧化产物浓度显著下降(P <0.05)。此外,本方中加入羚羊角片及降香。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羚羊角可降低血浆中内皮素及血管紧张素Ⅱ浓度,改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缓解血管内皮损伤所致的炎症反应。黄梅[10]进行的动物研究发现,羚羊角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可增强动物对缺氧的耐受能力,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状态。而降香可调节血管内皮素与一氧化氮的平衡,改善机体氧化应激状态。本研究中,观察组在治疗8周后,hs-CRP、IL-6、IL-8等炎性因子及MPO、MDA氧化产物显著下降,而SOD活性显著升高,可能与甘菊花、羚羊角、降香等发挥的抗炎及抗氧化作用有关。

调脂治疗是ACS治疗及相关不良心血管事件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自拟解毒活血方在发挥抗炎、抗氧化功能的同时,具有较强的降脂作用。以往临床评价药物对粥样斑块的逆转作用主要是通过检测血脂指标实现的。近年研究发现,粥样斑块形成的主要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其95% 的蛋白成分是ApoB[11]。 与LDL-C比较,ApoB/ApoA-Ⅰ值对粥样斑块的预测敏感度更高,可为药物疗效评价提供更可靠的信息。本研究中,观察组在治疗8周后,ApoB/ApoA-Ⅰ值明显下降,提示自拟解毒活血方具有良好的调脂作用。

急性炎症反应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资料来源于我院收治的急性重症胰腺炎并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临床患者, 选取其中的78例作为研究对象, 再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9例。对照组男23例, 女16例, 年龄43～78岁, 平均 (56.3±14.5) 岁;观察组中有男25例, 女14例, 年龄45～77岁, 平均 (55.7±14.8) 岁。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如性别、年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将以上统计的研究对象以1∶1的比例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分别接受常规治疗和在常规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2×106 U静脉滴注治疗,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疗效。观察指标包括:3天内患者全身炎症反应改善率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发生率、死亡率等。

1.2.2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以1991 年美国胸科医生学会/危重病医学会提出的诊断标准为依据, 具体为:符合以下两项或两项以上表现者可确诊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① 体温超过38℃或低于36℃;②呼吸超过20次/min或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低于32mmHg;③心率超过90次/min;④ 白细胞计数超过12×109/L或者低于4.0×109/L, 或是幼稚细胞超过10%[2]。

1.2.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常规治疗, 即胃肠减压、禁食、抗感染以及营养支持。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2×106 U静脉滴注治疗, 2次/d, 连续6 天, 患者病情得到改善则减半量继续用药2天, 若病情加重则可适当延长应用时间[3]。

1.3 观察指标

对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后的3天和治疗后7天的心率 (HR) 、体温 (T) 、呼吸频率 (RR) 以及白细胞计数 (WBC) 变化等进行检测。治疗后对患者的SIRS 改善情况、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发生率、死亡率进行统计观察。

1.4 数据处理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SPSS14.0统计学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针对计数资料和组间对比分别展开t检验和χ2检验, 在P<0.05时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统计发现,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3天全身炎症反应的改善率为87.18%, 对照组为56.41%;观察组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13例, 对照组28例;观察组因治疗无效死亡2例, 对照组13例。以上各项观察指标均表现为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P<0.05) , 见表1。

3讨论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为由于感染或非感染因素对宿主免疫系统产生刺激, 而诱发的一种全身性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 该反应会对大量促炎细胞因子进行释放, 从而造成体内的促炎抗炎机制失衡, 从而使机体不能控制的炎症反应因此发生。由于目前临床对急性重症胰腺炎发病机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 且临床救治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其临床疗效得到了有效改善, 然而研究显示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总体病死率依旧超过10%[4]。急性重症胰腺炎早期因机体会受到化学、物理、感染等各种致病损害因素的侵袭, 从而导致机体的应激反应发生, 最终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发生, 如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继续进展会最终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的发生, 并且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为急性重症胰腺炎早期死亡最为危险的因素, 有研究结果显示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患者的死亡率为60%甚至更高[5]。所以, 对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实施早期诊治和调控, 对保护脏器、阻断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的形成, 从而使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治愈率得到有效提高、降低病死率有重大意义。本研究对观察组患者在常规胃肠减压、禁食、抗感染以及营养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应用乌司他丁2×106 U静脉滴注, 发现该组患者的全身炎症反应的改善情况、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的发生率以及死亡率等观察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 , 表明采取乌司他丁对早期急性重症胰腺炎并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显著, 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邓峰, 王金伟, 黄涛.重症胰腺炎及其并发症防治的研究进展[J].Pancreas, 2010, 34 (1) :215-217.

[2]王春友.提高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多脏器功能障碍的认识及防治水平[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09, 26 (5) :328-330.

[3]韩永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体会[J].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2009, 20 (11) :850-851.

急性炎症反应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09年9月~2012年11月在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ICU内接受治疗的50例ARDS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ARDS标准[4]:(1)急骤起病;(2)氧分压(PaO2)/氧体积分数(FiO2)≤26.7 kPa(200 mm Hg),不管呼气末正压(PEEP)水平;(3)正位胸片可见两肺肺浸润;(4)肺动脉楔压≤2.4 kPa(200 mm Hg),或无左房高压的临床迹象。其中男30例,女20例;平均年龄(51.8±11.3)岁;引起ARDS的病因主要包括肺部感染14例、全身感染8例、多发外伤7例、急性胰腺炎3例及其他8例。排除标准:(1)对血必净及乌司他丁过敏者;(2)近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激素的患者;(3)恶性肿瘤合并恶病质者;(4)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5)处于妊娠期及哺乳期的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将上述50例ARDS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25例)及对照组(25例),入ICU后即按照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APACHEⅡ)接受评分,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ARDS病因及APACHEⅡ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诊疗指南进行常规治疗,具体如下:(1)控制各类引起ARDS的原发疾病;(2)呼吸支持治疗,使用机械通气积极纠正低氧血症,使PaO2至少达到60~80mm Hg;(3)如合并严重感染或感染性休克的患者,应积极给予抗感染治疗;(4)合并蛋白异常低下者,可积极纠正低蛋白血症,并给予利尿剂实现液体负平衡;(5)保证重要脏器及组织灌注的前提下,可实施限制性的液体管理。治疗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联合使用血必净及乌司他丁;血必净注射液(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20040033)50 mL或100 mL加入100 mL 0.9%的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bid或tid,根据ARDS患者病情进行具体调整;乌司他丁(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9990133)4万U入5%葡萄糖或生理盐水至50 mL,静脉微量泵静点,bid,可根据患者年龄、症状适当增减。

1.3 观察指标

于入ICU即刻及治疗72 h后抽取两组患者外周静脉血10 mL,置-70℃冷冻保存,备测炎症反应及抗氧化能力指标;炎症反应主要检测:(1)血清C-反应蛋白(CRP)采用免疫比浊法(试剂盒由美国R&D公司提供);(2)血清白细胞介素-1(IL-1)、白细胞介素-10(IL-10)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试剂盒有晶美生物公司提供);氧化应激指标主要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及丙二醛(MDA)含量(试剂盒购于上海天呈科技有限公司)。上述指标均按照说明书规程严格操作。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炎症反应指标比较

治疗前治疗组ARDS患者血清CRP、IL-1、IL-10及TNF-α的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72 h治疗后,治疗组及对照组ARDS患者上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ARDS患者血清CRP、IL-1及TNF-α的水平明显高于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ARDS患者血清IL-10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29,bP=0.021,cP=0.015;CRP:C反应蛋白;IL-1:白细胞介素-1;IL-10:白细胞介素-10;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

2.2 两组治疗前后氧化应激反应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ARDS患者SOD、GSH-Px及MDA的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72 h后,治疗组与对照组ARDS患者血清SOD和GSH-Px的含量均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但以对照组患者降低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ARDS患者血清MDA均较前有不同程度升高,以对照组患者升高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09,bP=0.012,cP=0.037;SOD:超氧化物歧化酶;GSH-Px: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MDA:丙二醛

3 讨论

目前,相关研究表明,细胞因子介导的炎症反应及患者机体抗氧化应激能力的下降,在ARDS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TNF-α被认为是ARDS炎症反应的启动因子,可作为严重肺损伤及ARDS的血清物质,CRP的表达与机体微炎症状态密切相关,当机体出现炎症反应时,炎症反应的触发及其级联反应十分复杂,包括补体及自细胞的激活、内毒素释放、黏附分子表达以及许多内源性物质包括氧自由基、细胞因子等生物活性物质的释放,其他反映ARDS患者体内炎症反应程度的细胞因子还包括有IL-1、IL-10及IL-6等[6]。人体肺脏是富含脂质的重要器官之一,在正常情况之下,氧化和抗氧化维持于平衡稳定状态,而当肺受到各类致病因素侵袭时,会产生大量氧自由基而导致肺脏局部强烈的氧化应激反应,引起不同程度的肺泡损害,最终发展为ARDS。MDA是脂质过氧化物反应的主要代谢产物之一,因此可反映氧化应激反应的水平,SOD是机体最强的氧自由基清除酶,在肺内广泛存在,对肺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GSH是人体内重要的抗氧化剂和自由基清除剂,这些物质在机体血清内的含量高低,预示着ARDS患者对氧化应激的反应[2]。

血必净注射液是由赤芍、川芎、丹参、红花和当归组成的复方中药制剂,能降低内毒素水平,调节免疫功能,抑制多种炎症介质释放,清除氧自由基[7]。乌司他丁是蛋白水解酶抑制剂,具有一定光谱性,可抑制ARDS患者机体内炎症介质过度释放,不同程度改善微循环、组织灌注,对其肺及肺外器官功能有保护作用;可通过阻止细胞炎症因子与白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防止白细胞过度激活;抑制中性粒细胞弹力蛋白酶活性及其抗氧化作用,减轻白细胞对组织的损伤,有效阻止肺损伤发展,减轻肺功能损害[8]。血必净联合乌司他丁可抑制机体合成和释放组胺及5-羟色胺,应用则能显示出更好的效果,具有协同抗炎效应,且对不同急危重症患者是安全有效的[9,10,11,12]。本组研究结果显示,乌司他丁联合血必净可有效降低ARDS患者血清CRP、IL-1及TNF-α的水平及血清SOD和GSH-Px的含量,提升了血清MDA含量,提示两药联合可能有效改善ARDS患者炎症反应及抗氧化能力,同时本研究发现,ARDS患者血清内IL-10并未发生改变,考虑可能与IL-10在ARDS的发生发展中并未处于主导地位,但也不除外小样本研究,个体间差异掩盖IL-10的真实表达,因此需要大样本含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急性炎症反应 篇8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7年11月至2008年6月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住院的62例COPD患者, 其入院时为急性发作。男51例, 女11例, 年龄 (51±9.7) 岁 (46~71岁) 。所有患者均行肺功能检查, 加重期组经正规治疗1周以上临床症状缓解者为缓解期组。入院后第1天同时采取外周血和进行诱导痰检查, 并做肺功能检查。之后给予常规祛痰、抗感染、平喘等治疗10~14d, 待病情缓解后、等待出院的患者重复上述检查。COPD诊断均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1]的诊断标准。

排除标准:入院前4周及住院期间局部或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COPD患者;合并哮喘、支气管扩张、肿瘤、结缔组织病、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高血压病、严重左右心功能衰竭 (心功能Ⅲ、Ⅳ级) 者。

1.2 标本采集与保存

1.2.1 诱导痰的采集、处理和质量控制

参照文献[2]的方法进行。

1.2.2 血标本的采集与保存

入院后空腹抽取静脉血6m L, 注入试管中, 离心25oorpm, 15~20℃, 10~20min, 吸取血清放入即Ependoff管中, -70℃低温保存以备统一检测。COPD缓解期再予空腹抽取静脉血6m L, 立即同上述方法离心血清, 放于-70℃冰箱保存, 以待检测IL-8, TNF-α, CRP。

1.3 主要试剂, 仪器

1.3.1 主要试剂

IL-8, TNF-αELISA试剂盒购于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0.1%二硫苏糖醇 (DTT) (长治医学院中心实验室提供) 。

1.3.2 主要仪器

日本产OLYMPUSAU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肺功能仪 (Sensor Medics Ltd, USA) , BX41TF光学显微镜 (日本OLYMPUS公司) , AG245电子天平 (瑞士Metler-Toledo公司) , 20-200u L的微量移液器, 血球计数板 (上海医学光学仪器厂制) , 美国产BIO-RAD680酶联免疫检测仪, 日本产SANYO超低温冰箱, 德国产Heraeus离心机,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产PYX-DHS-35XYO-B孵育箱等。

1.4 IL-8和TNF-α的测定

痰液及血清IL-8和TNF-α测定应用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 试剂盒购于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5 CRP的测定

CRP用散射比浊法测定, 仪器:贝克曼免疫生化系统 (Beckman immuno-chemis-systems) 。

1.6 肺功能检测

所有患者入院第1天和第14天均使用肺功能仪测定FEV1.0, 并计算出FEV1.0占预计值百分数 (FEV1.0pre) 等。

1.7 统计学处理

所测数据以 (x-±s) 表示。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时进行t检验, 方差不齐时采用校正t检验。两个变量间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COPD患者的临床特征 (表1)

本研究是COPD患者的前后对照研究, 62例患者均符合COPD标准。62例AECOPD患者入院当天和经治疗10~14d临床症状缓解后分别进行诱导痰检查, 10例不能耐受痰诱导过程, 7例痰标本质量不合格而退出研究, 最终顺利完成痰诱导且痰标本合格患者有45例, 均有吸烟史, 6例仍吸烟, 39例已戒烟。

2.2 治疗前后痰液IL-8, TNF-α, CRP水平的变化以及FEV1.0pre结果 (表2, 图1、2、5)

经治疗后FEV1.0pre明显改善 (P<0.01) , 痰液IL-8, TNF-α和CRP水平显著降低 (P<0.01, P<0.01, P<0.01) 。

2.3 治疗前后血清IL-8, TNF-α和CRP水平的变化 (表3, 图3、4)

经治疗后血清IL-8, TNF-α和CRP水平显著降低 (P<0.01, P<0.01, P<0.01) 。

2.4 IL-8, TNF-α和CRP与肺功能的相关性

2.4.1 痰液IL-8, TNF-α和CRP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痰液IL-8, TNF-α和CRP与FEV1.0pre呈显著负相关 (表4) 。

2.4.2 外周血清IL-8, TNF-α, CRP与肺功能的相关性

外周血清IL-8, TNF-α, CRP与FEV1.0pre呈明显负相关 (表5) 。

2.5 痰液与血清IL-8, TNF-α, CRP水平的相关性

比较痰液IL-8和TNF-α与血清TNF-α水平, 显示无明显相关 (分别为r=0.492, P>0.05;r=0.412, P>0.05) , 痰液CRP与血清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见表6。

3 讨论

IL-8是细胞趋化因子家族中的主要组成成分, 作用是参与炎症过程中性粒细胞和T淋巴细胞的聚集和活化, 从而参与炎症反应和调节免疫[3], 结果使COPD患者气道黏膜中大量的中性粒细胞及T淋巴细胞浸润。本实验结果证实COPD急性发作时外周血清及诱导痰上清液中IL-8均明显高于缓解期水平 (均P<0.01) 与FEV1.0pre呈负相关, 可见IL-8是肺功能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可能起着维持, 甚至加重气道和全身炎症的重要作用,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气道和全身炎症的严重程度。

国内外有许多资料均已证实TNF-α对气道炎症具有促进作用:COPD大鼠血清、BALF中的TNF-α浓度较正常对照组增高, 且后者还与白介素-8 (IL-8) 相互作用, 通过激化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共同参与COPD发病, 在COPD气道炎症的持续和放大中起到重要作用, 说明其在COPD发病中具有重要意义[4~6]。

本实验结果证实COPD急性发作时外周血清及诱导痰上清液中TNF-α均明显高于缓解期水平 (均P<0.01) 并与FEV1.0pre呈负相关, 提示TNF-α在COPD气道和全身炎症的持续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COPD发病中具有促进作用。

CRP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 当组织发生急性炎症时, 由巨噬细胞释放的IL-6可刺激肝脏合成大量CRP, 使血清CRP浓度升高, 是最为敏感的炎症蛋白[7]。本研究通过检测急性发作与治疗缓解后COPD患者血、痰CRP水平, 发现血、痰CRP水平与肺功能指标呈负相关 (均P<0.05) , 且与病情变化、严重程度具有一致性, 反过来提示血CRP对COPD气道炎症、急性发作及病情严重性判断也具有一定价值。

有作者提出COPD患者除局部气道炎症外, 同时存在全身炎症[7~8], 且与患者心功能不全、呼吸肌无力、营养不良及其他脏器损害[9]等有关。但是, COPD全身炎症是否由于局部气道炎症泛滥, 导致炎性因子进入血液循环, 对此研究甚少。本研究结果显示, COPD患者外周血TNF-α、IL-8水平在急性发作期明显升高 (均P<0.01) , 但是与痰液中相应细胞因子水平无显著相关 (P>0.05) , 表明COPD患者急性加重时全身炎症反应与局部气道炎症反应增强, 但是二者不相一致, 可能因二者具有不同的产生和调节途径。最初认为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的原因是肺部炎症细胞溢出至体循环所致, 而近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骨骼肌来源的炎症均可成为COPD全身炎症的潜在原因, 老龄和吸烟本身也可能导致全身炎症反应[10]。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治疗概况 篇9

迄今对SIRS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对SIRS治疗的目的和核心是及时有效地阻止SIRS向MODS转化。因此SIRS整体治疗的重点, 应包括3个方面:原发病的治疗、器官功能的保护、预防“二次打击”[2]。对可能出现的病情加重的因素进行干预, 防止“二次打击”, 对预防MODS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原发病的治疗

持续的损伤或再次的损伤会加重SIRS, 导致病情恶化, 因此, 妥善处理原发病, 积极防治原发病的并发症, 对SIRS的治疗具有根本的意义[3]。包括选用合适的抗生素控制感染, 积极救治烧伤、创伤, 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纠正缺血、缺氧状态等。据报道不合理应用乙酰水杨酸达血浓度33.5~67.6 mg/dl的毒性水平时, 也可诱发SIRS, 因此这种情况下禁忌使用水杨酸类抗炎药。慎用或避免使用IFN、IL-2、G-CSF等促免疫生物制剂, 倘因合并其他疾病需要使用这些药物时, 应权衡其利弊[4]。

2 从整体的观念出发, 维护器官功能

首先是液体复苏, 机体遭受创伤感染后, 较早出现的是低灌流和组织缺血缺氧。快速补充血容量, 取得最佳前负荷, 维持终末器官的灌注, 从分子水平纠正缺氧状态, 可以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 是保护器官功能的重要措施[5]。

3 预防“二次打击”

创伤感染烧伤等早期直接损伤作为第一次打击, 所造成的全身炎症反应往往较轻, 但第一次打击激活了机体的免疫系统, 如果此后病情稳定, 炎症反应往往就逐步减轻, 患者康复。如果第一次损伤后再出现感染, 休克、出血等第二次、第三次的打击, 机体己处于激活状态的免疫系统, 产生大量的炎症介质, 导致组织器官更严重的损害, 第二次打击强度本身可能不及第一次打击, 但往往是致命性的[6]。常见第二次打击包括感染、休克、出血、缺氧等, 对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发病因素施行预警性早期干预, 防止“二次打击”, 打断疾病恶性趋向化的链条, 对预防SIRS转化为MODS具有重要的意义[7]。

4 针对SIRS机制治疗探索

十多年来, 针对SIRS有许多的治疗探索, 抗介质治疗已被证实无效, 血液滤过、免疫刺激等治疗近年似乎让人们看到希望, 但至今并未被肯定, 尚需进一步研究。

4.1 抗LPS治疗

目前最基本的疗法仍是使用氟哌酸、新霉素、巴龙霉素等抑制肠道Gram阴性杆菌的繁殖, 减少肠源性LPS的生成;用消胆胺、活性炭、白陶土等吸附和阻止LPS的吸收[8]。

抗LPS单克隆抗体如HA-l A (centoxin) 在体外和动物试验中可中和LPS, 曾被用于治疗sepsis, 但以后由于可能的毒性作用而停用。研究提示HA-l A不提高IL-1β或TNFα的浓度, 不影响健康人各种细胞因子的产生, 但可诱导一些ICU患者IL-6水平升高并与死亡率上升有关。这一现象提示在对SIRS、sepsis等运用某一免疫疗法时, 应认真慎重评估它们对不同对象细胞因子产生能力的影响[9]。干预LPS诱导单核/巨噬细胞合成细胞因子的信号传导途径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现知LPS可与单核/巨噬细胞上的膜受体CD14等结合, 继而活化细胞内的磷脂酶C (PLC) 、多种蛋白激酶、PLA2、磷脂酶D (PLD) 。PLC活化后可致二酰甘油 (DAG) 和l, 4, 5-三磷酸肌醇释放, 前者可介导蛋白激酶C (PKC) 的激活, 后者可诱导细胞内Ca2+浓度升高;蛋白酪氨酸激酶活化后可介导IL-1、TNFα等细胞因子的产生;丝裂原激活性蛋白激酶活化后可使胞质PLA2激活, PLA2可酶解细胞质膜产生花生四烯酸;PLD激活后可释放磷脂酸 (phosphatidic acid, PA) , PA则可提高DAG的产量等[10]。 (R) -1- (5-羟) -3, 7-二甲基黄嘌呤 (CT-1501R, 非专利名lisofylline) 是通过磷脂酸途径传递信号的第二信使的抑制剂, 可将SIRS时单核因子 (monokines) 的释放减少约50% (药物浓度200 mmol/L时) 或30% (50 mmol/L时) , 而且似乎不受相应刺激强度的影响。CW-1501R至少可在前翻译水平抑制IL-1、TNFα等的诱导释放, 但似不能抑制LIDS诱导的人白细胞IL-8或IL-1受体拮抗剂等的释放[11]。总体上, CF-1501R对SIRS可能有一定的防治的作用。

4.2 拮抗炎性细胞因子的功能、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

理论上, 通过使用针对1L-1、TNFα、1L-6、IL-8等的单克隆抗体, 或其受体拮抗剂, 可以达到拮抗炎性细胞因子的功能、下调炎症反应的目的, 但临床试验表明此类免疫调节疗法治疗SIRS的效果并不佳, 不能明显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 可能因为: (1) 在拮抗细胞因子有害作用的同时, 也削弱了其生理功能; (2) sepsis等疾病时多种炎症瀑布反应的复杂性使单一免疫制剂效果不明显; (3) 细胞因子受体存在不同的亚型, 其功能可能也不同; (4) 有增加CARS发生的危险。随着对细胞因子网络各方面认识的加深, 此类治疗将来可能会有所突破[12]。核因子k B (NF-k B) 是重要的转录因子复合物, 通过激活细胞因子瀑布等的产生而在急性炎症的调节中起一种基础作用, 抑制NF-k B的活性以下调炎性介质的产生, 可能是今后更深层次免疫治疗的研究方向。

4.3 血液滤过和/或吸附疗法

血液滤过是利用正向压力将血液通过具有一定孔径的半透膜 (如聚磺基滤膜) , 从而滤除一定大小的炎性细胞因子及其它有害物质[13]。如果以Na+、尿素等可自由通过滤膜的物质的滤过系数为1.0, 那么白蛋白 (分子量约65 000) 和肌球蛋白 (分子量约17 000) 的滤过系数分别约0.005和0.074。许多细胞因子的分子量为10 000~20 000, 其清除率低于尿素清除率的10%, 但要高于白蛋白等大分子蛋白。细胞因子能否被滤过及滤过效率高低, 除与其分子量大小等有关外, 还与下列因素有关: (1) 能否和血浆白蛋白结合, 例如TNFα、IL-1等可与白蛋白结合而使分子直径增大, 滤过效率下降; (2) 是否形成多聚体, 例如TNFα单体分子量约17 500, 可透过滤膜, 但在血中它呈三体 (trimer) 结构, 分子量为45 000~55 000因而滤过率很低[14]。有报道血液滤过可增加IL-6的清除, 但不能增加TNFα的清除, 可能与上述因素有关[15]。

通过吸附除去细胞因子是另一种手段, 吸附程度与吸附性物质及炎性介质本身均有关, 据认为聚丙烯腈的吸附能力较大。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随时间延长可出现吸附饱和现象而降低效率。

生物去毒血浆滤过系统 (biologic-detoxification plasma filtration system, DTPF系统) 则将去毒血液双吸附系统 (the DT hemodiadsorption system) 和一种推拉微球滤过系统 (the push-pull pheresis PF system, 一种包绕0.5μm血浆滤膜的粉末状吸附剂悬浮体) 组合起来, 双向血流 (80~100 ml/min) 通过PF膜, 在血浆蛋白与粉末吸附剂间;提供直接接触, 以15~25 ml/min的速率去除TNFα、IL-1β、IL-6等细胞因子[1]。在美国FDA的资助下, Levy等用此种装置治疗8例严重SIRS伴器官衰竭者, 发现90 min时仍未见饱和现象, 所有患者病情均得到改善, 血压回升, 对升压药需要量下降, 血浆有关细胞因子水平保持稳定或下降, APACHEⅡ评分好转。

4.4 经肠道免疫调节性营养治疗

免疫调节性营养的主要成分包括w-3-聚不饱和脂肪酸 (w-3-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UFAs) 、精氨酸及各种核苷酸等。PUFAs有抗炎和抗血栓作用, 可能与二十碳五烯酸 (EPA) 摄取增加及其后的代谢有关[16]。炎症反应激活后, EPA可与花生四烯酸 (AA) 竞争环氧化和脂氧化代谢途径。与AA相比, EPA代谢中间产物的致炎和化学趋化作用均较弱, 因此可通过调节脂质介质的产生而削弱炎症反应。实验和临床研究均提示SIRS发病早期应用这种免疫凋节性营养进行早期“全胃肠营养 (TEN) ”治疗可延缓病情恶化, 降低死亡率。如因特殊原因不能进食, 也可考虑作为“全胃肠外营养 (TPN) ”的组成部分。

4.5“全内脏复苏”治疗

阻断肠黏膜的损伤是SIRS的重要治疗措施。保护肠黏膜的完整性需要采用“联合干预治疗”, 或称“全内脏复苏 (total splanchic resuscitation, TSR) ”, 主要措施包括: (1) 给予谷氨酰胺经肠饮食, 以利肠黏膜细胞的分化和分布, 对维持肠黏膜屏障的功能和防止细菌易位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肝功能衰竭患者本药应慎用; (2) 经肠或全身给予抗氧化利治疗, 可减少肠黏膜损伤、限制通透性增加; (3) 减少胃酸分泌; (4) 应用能选择性改善胃肠黏膜血供的血管活性药物等, 这可能在“TSR”中起中心作用。低灌注压力时, 肠道血管平滑肌可周期性收缩和舒张, 使肠壁血管内径出现每分钟1~3次的节律性大小变化, 称为“慢波血流运动”现象, 可改善组织灌注, 减少白细胞的粘附、提高血管内外成分的交换及淋巴回流[17]。实验和临床研究提示多巴酚丁胺和dopexarnine均可通过增强胃肠道血管平滑肌的这种运动而改善胃肠道血供;多巴酚丁胺尚具有提升胃肠黏膜p H的作用。多巴胺可选择性作用于多巴胺受体而引起内脏血管舒张, 理论上可用来作为TSR疗法的组成部分, 但许多研究提示它不仅不能改善内脏的血流, 而且可降低血压正常的sepsis动物模型回肠黏膜动脉的这种“慢波血流运动”, 这可能与多巴胺还可作用于其他肾上腺素能受体有关, 提示它不宜用于TSR疗法。

4.6 补充硒 (Se) 等微量元素

可静脉补Se 40μg/d×2周以上或至病情基本稳定, 也可口服补Se, 例如可服用硒胱氨酸50~100 mg/d, 1g/L的亚硒酸钠口服液50~100 ml/d[18]。又因Se能与维生素E起协同作用, 加强维生素E的抗氧化作用, 清除氧自由基, 因此可同时静脉补充维生素E 11.21 U/d。亦可同时补充其他抗氧化剂如辅酶Q、半胱氨酸等。动物试验提示Se与钼、铬、铜、硫元素有拮抗作用, 但与锗、锌有协同作用, 特别是与锌有协同增加免疫功能的作用, 所以两者可同时适量补充。

4.7 糖皮质激素在SIRS治疗中的应用原则

据研究TNFα、IL-1、IL-6可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通过糖皮质激素的释放对细胞因子的基因表达进行负反馈调节。少量、短期的糖皮质激素治疗, 配以合适的抗生素, 有助于补偿该轴相对的和暂时的功能缺陷, 重建细胞因子释放的生理性调控机制。

5 对症支持治疗

包括补充足够的液体、电解质, 能量, 纠正酸碱失衡等。如出现MODS, 应根据特定器官功能障碍时的救治原则进行积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