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相关（精选9篇）
炎症相关 篇1
肥胖是威胁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显示, 我国7～12岁学生肥胖率城市男生为9.4%, 城市女生为4.9%;超重率城市男生为14.4%, 城市女生为7.6%[1]。肥胖不仅可以导致众多的身心疾患, 还可致使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肿瘤提前发生[2]。目前研究发现, 伴随肥胖产生的机体慢性低水平炎症状态与肥胖相关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3]。为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便更有效地控制和干预肥胖所产生的危害, 该文对儿童肥胖和慢性低水平炎症状态进行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 于2009年6月从北京市海淀区2所小学选择一～五年级494名7～11岁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剔除10名无血液检测指标者, 最终共获484份有效数据, 其中男生275名, 女生209名。
1.2 方法
研究对象均检测了身高、体重、腰围 (WC) 、收缩压 (SBP) 、舒张压 (DBP) 、总胆固醇 (TC) 、三酰甘油 (TG)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空腹血糖 (FPG) 、C-反应蛋白 (CRP) 。儿童清晨空腹 (禁食12～14 h) 到达现场后由医生先采取空腹静脉血4 mL。静坐5 min后, 由经过培训的医生测试其身高、体重、腰围、血压。身体测量均遵循《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与调研检测细则》进行[4]。血液于室温下凝固离心后, 采用Olympus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TC, TG, LDL-C, HDL-C, FPG和CRP, 试剂盒均来自日本积水医疗株式会社, TC, TG采用酶法, LDL-C、HDL-C采用直接法, FPG采用己糖激酶法, CRP采用乳胶免疫比浊法。
1.3 各指标界值点的判定与分组说明
超重、肥胖判定标准依照《中国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BMI筛查分类标准》[5];血压依照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与调研城市学生第95百分位数分组, 舒张压、收缩压中有1项或2项过高者即为血压过高;结合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将CRP水平小于等于0.68 mg/L者作为机体系统性炎症低水平组, 将大于0.68 mg/L 者作为高水平组[6,7,8];TC和LDL-C 参考美国国家胆固醇计划 (NCEP) 推荐的儿童青少年血脂谱水平异常判断标准[9], 即取TC≥5.17mmol/L, LDL-C≥3.36 mmol/L为过高;TG, HDL-C参考Ferranti等推荐的标准[10], 即TG≥1.1 mmol/L, HDL-C<1.3 mmol/L者为异常; TC, TG, LDL-C, HDL-C中任意1项及以上指标异常定义为血脂异常;FPG采用世界糖尿病联合会 (IDF) 的标准[11], FPG≥5.6 mmol/L为过高。
1.4 统计分析
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 进行数据双录入和检错。利用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各组间根据数据具体情况, 比较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年龄组小学生CRP水平比较
见表1, 男女学生血清CRP平均水平分别为1.34 mg/L和1.44 mg/L;总体CRP均值为1.38 mg/L, 中位数1.00 mg/L。经检验,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学生间CRP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男、女生不同年龄间CRP水平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
2.2 不同组别男生CRP水平比较
如表2所示, 各指标按照性别以及相应标准分组后, 只有男生不同BMI分组、男生不同TG分组间CRP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其中肥胖组CRP水平明显较正常组高;TG过高组CRP水平明显较正常组高。
2.3 各指标与CRP水平的相关性
研究显示, 对于男生而言, 血清CRP水平随着血脂水平的增加而逐渐升高, 其中TC, TG, LDL-C水平与CRP水平间均呈正相关 (P值均<0.05) ;此外, 腰围与CRP水平呈正相关。对于女生而言, CRP水平与各指标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见表3。
2.4 影响学生CRP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以0.68 mg/L作为标准把CRP分成低水平组和高水平组, 将年龄、BMI分组、TC、TG、HDL-C、LDL-C、FPG、腰围 (WC) 和血压指标 (DBP分组、SBP分组) 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并以基于LR (偏最大似然估计) 的后退法进行变量筛选。结果显示, 对于男生, 随着腰围、血清HDL-C和LDL-C水平的增加, 机体CRP的水平逐渐增加;而对于女生, CRP水平随着年龄、舒张压、血清TG和HDL-C的增加而升高, 见表4。
注:*P<0.05, **P<0.01。
3 讨论
由于增大的脂肪组织分泌过多的炎症因子, 使肥胖者实际上处于一种慢性低浓度的炎症状态[12], 不同于一般感染所造成的经典型炎症, 肥胖所致炎症的主要控制器官是脂肪组织[3], 并以血清炎症因子和CRP表达增加、白细胞数量增多及其活性增强为特点[13]。CRP是指示低浓度炎症较强的一个生物标记物[14], 常用来评价体内的炎症水平[12,14,15], 美国国家健康营养调查 (NHANES) 认为具有高水平CRP和白细胞计数的超重儿童正处于全身低度炎症状态[12]。
根据对肥胖儿童青少年的调查显示, 即使极幼龄的肥胖儿童体内亦存在着慢性炎症[3]。许多报道显示, CRP、IL-6、TNF-α等炎症因子在肥胖成人和儿童青少年都较正常体重者高[12]。本研究亦发现, 对于男生, BMI肥胖组CRP水平明显高于BMI体重正常组, 但正常组与超重组以及正常组与肥胖组间的CRP水平不明显。
根据NHSNES和其他的研究显示, BMI是预测儿童CRP的较好指标[3], 但也有调查发现, 腰围能够更好地反映体内的炎症水平[16]。本研究发现, 尽管单因素分析时男生的腰围和BMI分组均显示与CRP水平密切相关, 但多因素分析时则只有腰围与CRP呈现出显著性关联, 提示在本研究中腰围较BMI能够更好地反映男生体内CRP水平。究其原因可能与腰围较BMI能更好地反映内脏脂肪的蓄积程度, 而导致肥胖所致炎症的主要器官是脂肪组织 (尤其是内脏脂肪组织) 有关[3]。
增大的脂肪组织一方面造成体内脂类代谢的异常, 另一方面通过释放过多的炎症因子, 与血管壁相互作用, 影响高血压的发生发展[3,17]。本研究在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控制和筛选后亦发现, 男、女生血脂水平升高是血清CRP过高的危险因素, 而较高的舒张压也会增加女生CRP水平过高的风险。
多因素回归分析还显示, 男、女生CRP水平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差异, 女生的影响因素较男生更为“隐晦”, 需要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才能显现出来, 提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这种性别差异, 而不应将两者一概而论。
由于条件所限, 本研究并没有随机选择研究对象, 这给结论的外推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同时由于本研究只是一个横断面研究, 不具有因果推论效用, 因此本结论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肥胖儿童增大的脂肪组织通过释放过多的炎症因子, 提高了机体的炎症水平, 从而促进了肥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升高的炎症状态有时甚至是某些并发症 (如胰岛素抵抗和动脉粥样硬化) 发病机制的重要一环[3], 因此降低超重肥胖儿童青少年慢性炎症状态对于预防和延缓成年期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全球肥胖形式严峻, 但有超过30%身处发育年龄的儿童存在炎症状态而不自知[3]。通过对儿童炎症状态与肥胖相关指标的研究, 可以更好地评价儿童的炎症状态 , 并指导在今后干预肥胖的同时有针对性地降低其体内的炎症水平, 从而改善对儿童肥胖干预的预后。
炎症相关 篇2
【摘要】目的：探索HIV/AIDS患者中瘙痒症状的中医病因病机。 方法：通过调查200例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的患者的临床症状、皮损类型、舌象及脉象，并辨别中医证型，填写生活质量评分表，分析引发瘙痒的病因病机。结果：调查患者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瘙痒，轻度瘙痒占25%，中度瘙痒占45.5%，重度瘙痒占29.5%；调查患者中皮肤干燥症有67例，湿疹有46例，嗜酸性毛囊炎30例，HIV相关瘙痒性丘疹有19例，慢性光化性皮炎有14例，银屑病有2例，药疹有20例，荨麻疹有2例；调查患者中风热血热有13例，血虚风燥有57例，湿热浸淫有64例，气滞血瘀有50例，火毒炙盛有15例；各类皮损之间生活质量指数评分无统计学差异，而不同证型间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虽然皮损形态多样，但瘙痒是困扰患者的主要症状；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的瘙痒病因病机为正气亏虚，湿、热、风、燥、瘀等邪毒侵袭至人体致气血不和。
【关键词】HIV；炎症性皮肤病；瘙痒；病因病机
【中图分类号】R51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7-0048-02
有研究报道[1]，90%的HIV感染者出现皮肤损害，HIV相关的皮肤病除与免疫功能下降而发生的机会性感染和肿瘤外，最普遍的是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非感染性皮肤病），常见的如特异性皮炎、嗜酸性毛囊炎、HIV相关性痒疹、皮肤干燥症、脂溢性皮炎、银屑病、药疹等[2]。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虽然皮损表现多样，但患者在临床表现上都受不同程度的瘙痒困扰，现代医学对此类皮膚病予抗组胺及糖皮质激素对症止痒治疗，效果有限，患者病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3]。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的病理机制与患者的免疫紊乱相关，通过分析其中医病因病机，对发挥中医药优势治疗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有重要意义。笔者对200例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患者瘙痒症状开展调查，以探讨其主要的病因病机，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013年至2014年期间，在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调查了200例HIV抗体阳性合并炎症性皮肤病的患者。其中男性130例，女性70例；平均年龄40岁（18～65）；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其中异性传播125例，男男同性传播18例，静脉吸毒传播57例；CD4≤50个/ul 的有36例，50个/ul < CD4≤200个/ul的有65例，200个/ul < CD4≤350个/ul的有31例，CD4>350个/ul的有68例。
2 研究方法
2.1 病例资料采集内容 患者的性别、年龄、感染途径、民族、婚姻状况等资料；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皮损形态特点、舌象、脉象及皮肤生活质量指数问卷调查。
2.2 相关诊断标准 调查中涉及的皮损类型包括HIV相关瘙痒性丘疹、嗜酸性毛囊炎、皮肤干燥症等病名诊断依据2009年12月第1版《临床皮肤病学》中HIV相关皮肤病诊断标准及国内外文献相关内容判断；中医证型的判断，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012版）“中医皮肤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章节中相关内容，结合有关专家临床实践，确定血热生风、血虚风燥、湿热浸淫、火毒炙盛、气虚血瘀为主要证型。
2.3 生活质量评分 本调查应用简体中文版DLQI量表评估不同皮肤病对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调查过去一周造成患者多方面的影响，包括症状感受（1，2 题）、日常生活（3，4 题）、 娱乐活动（5，6 题）、工作学习（7 题）、个人活动（8，9 题）和治疗（10 题）。每个问题有 4 个答案可选择，疾病对患者影响为无、很少、很大、非常严重、分别对应 0、1、2、3 分，每个问题的分数相加，得出总分。得分越高，说明疾病对生活质量影响越大。[4]
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处理研究数据，不同证型生活质量积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通过对患者的皮肤异常感觉（瘙痒、疼痛、灼热）的调查发现，12%的患者存在灼热感，17%的患者存在疼痛感，而所有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瘙痒，轻度瘙痒指瘙痒程度较轻，不经抓挠尚能忍受；中度瘙痒指瘙痒感明显且反复出现，需抓挠才能缓解；重度瘙痒指持续剧烈瘙痒，搔抓后仍觉不适，明显影响日常活动。瘙痒程度统计见表1。
调查患者中皮肤干燥症有67例，湿疹有46例，嗜酸性毛囊炎有30例，HIV相关瘙痒性丘疹有19例，慢性光化性皮炎有14例，银屑病有2例，药疹有20例，荨麻疹有2例，调查患者皮损及证型分类统计见表2。
各皮损种类之间皮肤生活质量指数，无统计学差异；不同证型间皮肤生活质量指数有统计学差异（P<0.01），详见表3。
各证型生活质量指数评分两两比较后发现，火毒炙盛、气滞血瘀、湿热浸淫及血虚风燥各证型间存在差异，火毒炙盛得分高于湿热浸淫（P<0.01），气滞血瘀得分高于湿热浸淫（P<0.01），气滞血瘀得分高于血虚风燥（P<0.05）。
4 结论及讨论
根据病因及发病特点，一般认为艾滋病属于“疫毒”、“虚劳”、“症积”的范畴，HIV病毒作为“毒邪”是艾滋病的直接致病因素。HIV感染人体后，不断攻击CD4+T淋巴细胞，患者出现免疫缺陷，各种病原菌入侵人体而发生各种机会性感染，最终导致死亡。屈冰[5]认为，艾滋病的病因为邪毒内侵，伏于蓦原，侵蚀脏腑及气血津液，渐至脏腑虚损，气血阴阳失衡。正气大虚，复感外邪，则百病丛生，又可见到各种机会性感染、肿瘤等病症。本研究调查的患者，大多CD4+T淋巴细胞数量低于正常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下降，正气亏虚、脏腑亏损是发生疾病的根本。
艾滋病是一个累积多器官、多系统的综合征，皮肤病是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常见的临床表现，HIV/AIDS患者的皮肤疾病不仅顽固难治，而且皮损表现常多变，不典型。本研究是排除掉明显感染因素的皮肤病变，调查发现存在皮肤干燥症、湿疹、嗜酸性毛囊炎、HIV相关瘙痒性丘疹、慢性光化性皮炎等多种不同皮损表现的病变，这些病变虽然形态各异，但所有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瘙痒，皮肤瘙痒病可归属祖国医学“风瘙痒、血风疮、爪风、痒风”等范畴。《外科证治全书·痒风》记载“痒风，遍身瘙痒，并无疮疥，搔之不止”；《医宗金鉴·痈疽辨痒歌》中提出“痒属风”；《外科大成》提出“风盛则痒”；古代医家多认为瘙痒发病之根本在于风，皮肤气血不和是病理基础。中医学按审证求因，归纳本病有十种病因：风痒、湿痒、虫痒、热痒、燥痒、毒痒、食痒、瘀痒、酒痒和虚痒[6]。张启平等[7]认为艾滋病皮疹及瘙痒以气血亏虚为本，湿热瘀阻为标。我们的调查中患者证型主要集中为湿热浸淫、血虚风燥、气滞血瘀三型，也有少部分患者归于火毒炙盛和风热血热两型，结合患者生活质量调查表（DLQI量表）来看，不同皮损之间患者的生活质量指数评分无明显差异，但不同证型之间的评分存在显著性差异，且以湿热浸淫、血虚风燥、气滞血瘀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大，可见在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的瘙痒发病中湿、热、风、燥、瘀等实邪是重要的致病因素。
综上所述，HIV相关炎症性皮肤病所致的瘙痒的病因病机为：HIV“疫毒”致人体正气亏损，湿、热、风、燥、瘀以及火毒等实邪致脏腑功能受损，气血失调，皮肤气血不和而致瘙痒发生。而湿、热、风、燥、瘀、火、毒等实邪侵袭人体日久，可进一步加重气血亏虚，虚实夹杂的病情使皮损症状及瘙痒程度进一步加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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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与肿瘤的相关性探讨 篇3
炎症是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对损伤所发生的以防御为主的反应, 在炎症过程中, 以血管反应为中心环节。而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瘤因素作用下, 局部组织的某些细胞在基因水平上失去对其生长的正常调控, 导致其克隆性异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
从名称上来说, 炎症和肿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术语。在临床上, 炎症是一种病理过程, 同时我们也可以列举出很多以“炎”字结尾的疾病名称, 如慢性胃炎、慢性宫颈炎、慢性肝炎等。肿瘤这类疾病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因为炎症或炎症性疾病与肿瘤从本质上不同, 因此其治疗方法也各有不同。
但是, 事实上, 在医学进展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炎症与肿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意即发现不少肿瘤在形成过程中是从炎症不断发展而来的。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已经证明恶性组织中有白细胞的浸润, 认为肿瘤可能源自慢性炎症[1]。研究证实与肿瘤相关的慢性炎症状态有:由于长期或周期性地受石棉纤维、硅粉尘、吸烟引起的支气管炎与肺癌的形成相关;长期保留导尿管引起的膀胱炎与膀胱癌形成有关;溃疡性结肠炎与结肠、直肠癌有关;慢性胰腺炎、遗传性胰腺炎与胰腺癌有关;由于胃酸反流引起的逆流性食管炎与食管癌的形成有关;慢性肝炎、肝硬化与肝癌密切相关;慢性宫颈炎、宫颈糜烂与宫颈癌有关等。全世界共有15%的肿瘤病例与感染引起的炎症有关[2]。
经过临床的研究发现, 临床上多种炎症性疾病与肿瘤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我们来看看慢性宫颈炎与子宫颈癌之间的关系。慢性宫颈炎可以有或没有急性宫颈炎的病史, 主要为厌氧菌、大肠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感染导致, 其临床表现可分为宫颈糜烂、宫颈肥大、宫颈息肉、宫颈黏膜炎、宫颈腺囊肿等, 其中宫颈糜烂是女性尤其是育龄期妇女最常见的慢性宫颈炎类型之一。关于宫颈糜烂与宫颈癌的关系, 目前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的观念会认为慢性宫颈炎、宫颈糜烂发展为宫颈癌的概率比较高, 因此也被视为癌前病变之一。但是, 国际上最新的观念认为这是一种生理改变, 如果没有白带增多等典型症状可不需任何治疗, 仅做细胞学筛查, 如果细胞学异常再进行相应处理[3]。但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 我们还是发现慢性宫颈炎宫颈糜烂经过慢性炎症的长期刺激, 有一部分会进展到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 , 并进而发展到宫颈癌。因此, 慢性宫颈炎与宫颈癌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那么, 前列腺炎与前列腺癌有关吗?近10年来, 越来越多的证据分别从流行病学、分子病理学及组织病理学等不同角度提示前列腺慢性炎症可能是前列腺癌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危险因素。但由于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小, 且都无法避免检测和回忆等偏倚, 其结果有待进一步证实。2002年Dennis及其同事综合上述病例对照研究进行Meta分析, 结果显示, 有临床或症状性前列腺炎病史者忠前列腺癌概率比对照组稍有增高[4]。如果对前列腺炎进行及早有效地治疗, 是否能有效阻止前列腺癌的发生呢?
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 UC) 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 它的严重并发症即是发生癌变。据统计, 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结肠癌 (ulcerative colitis related colorectal cancer, UCRCC) 占所有结肠癌的1%~2%, 但是却占UC患者死亡原因的10%~15%[5]。Eaden等的研究认为, 随着病程的延长, 溃疡性结肠炎病变发生癌变的风险将大大增加[6], UCRCC的发生模式应为炎症→不典型增生 (低度、高度) →癌变。
诸多证据表明, 炎症与肿瘤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究其慢性炎症致瘤的机制尚不清楚, 主要与各种炎性因子和氧自由基有关。近年来, 人们尝试从炎症的角度探讨抗肿瘤药物的开发、应用。对需要长期使用阿司匹林等等抗炎药的患者致癌危险性的研究显示:服用此类药物可降低40%~50%结肠癌患病的危险程度, 对肺癌、食管和胃癌的发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当然, 如果在炎症性疾病发生之后能及时有效地治疗并阻断其病程的发展, 对于预防肿瘤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 探讨炎症与肿瘤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人类在炎症阶段尽可能地寻找到合适的方法以阻断肿瘤的发生、发展。如针对慢性宫颈炎宫颈糜烂进行积极治疗, 以避免患者进展到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并进而发展为宫颈癌, 这样及早进行干预可以尽量减少肿瘤的发生率。当然, 在今后的临床工作和基础实验中,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探究炎症与肿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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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不等于感染 篇4
微生物感染引起的炎症：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因细菌、病毒、霉菌等引起的感染性炎症，常引起红、肿、热、痛及功能障碍。
物理因素引起的炎症：这类疾病均有明显的物理或化学因素致病，如食管擦伤引起的食管炎、暴饮暴食诱发的胰腺炎、紫外线引起的电光性眼炎等。
过敏引起的炎症：这类疾病常以组织水肿为主，通常是对花粉、药物、化妆品、某些食品等引起的变态反应。如过敏性结肠炎、日光性皮炎、过敏性结膜炎等。
缺血坏死引起的炎症：这类疾患，通常是无菌的，因此也称作无菌性炎症，原因是由血管痉挛、栓塞引起的组织坏死。例如，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结节性动脉炎、结节性血管炎、静脉炎等。
组织增生引起的炎症：这类疾病皆因组织增生或萎缩而导致功能障碍。如肥大性鼻炎、肥大性胃炎、骨质增生引起的骨关节炎、脊椎炎及萎缩性鼻炎、萎缩性胃炎等。
神经原因引起的炎症：这类疾病常因外伤、增生、中毒、感染、营养缺乏等导致神经功能障碍，如外伤或骨质增生压迫坐骨神经引起的坐骨神经炎、维生素缺乏引起的多发性神经炎，也有感染引起的视神经炎及神经根炎。
无菌性炎症，可用抗炎药物治疗，以抑制炎症反应，减轻疾病症状，防止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常用的有阿司匹林、保泰松、消炎痛、扑湿痛及强的松、可的松等。一些物理因素，或外伤引起的炎症也可采取物理疗法来进行治疗，以减轻炎性症状。
感染是炎症中的一种类型，它与无菌性炎症的根本区别在于——感染是由细菌或其他的微生物所引起的，而无菌性炎症有许多因素如创伤、温度伤、化学伤等引起。感染治疗需根据不同的病原采取不同的抗感染药，若为病毒感染，则需用抗病毒药物，若为致病细菌等微生物感染，则用抗生素。抗生素只对细菌等致病微生物有效，对其他感染及非感染引起的炎症无治疗作用。
由此可见，炎症不等于感染，治疗上更应对症用药。
（摘自《中国老年报》）
炎症相关 篇5
关键词：炎症,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是以血管进展性闭塞为特征的慢性疾病,该过程在出生后即已启动,综合了各种基因、环境、行为等因素,最终的结局是血管闭塞,引发心肌梗塞、猝死等急性冠状动脉性疾病。本综述主要探讨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动脉粥样硬化中扮演的细胞分子生物角色。
1 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启动
病理或疾病的本质是稳态的破坏,而炎症扮演的角色是感知这种稳态的破坏并恢复稳态。炎症反应的目的是通过创伤修复反应修复损伤、对抗病原体或者感染。因此,炎症反应是机体的正常反应。慢性炎症并非是急性炎症的持续存在,而是损失组织出现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浆细胞。慢性炎症实质上是从生物或生理反应到非正常病理过程的偏离。
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提供了动脉粥样硬化中发生在血管壁的特征性变化。Virchow提出血管壁的内膜层受刺激导致退化性和炎症性改变,并促进血管壁内的细胞增殖[1]。Rokitansky描述斑块为“动脉内的沉积物并非是炎症的产物,而是起源于血液的内源性产物,大部分来源于动脉血的纤维蛋白”[2]。因此,炎症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概念起源于循环刺激有其病理学起源,并沿用超过150年,奠定了现代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发生过程的基础。
1958年,Russel Holman及其团队提出脂质条纹是动脉粥样硬化最早的特征[3,4]。从脂质条纹进展到纤维斑块,导致出血、溃疡、血栓形成,均起源于脂质条纹。然而并未所有脂质条纹都促使动脉闭塞性疾病的发生[3,4]。1973年RusselRoss和John Glomset首次描述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形成的关键[5]。Ross发现内皮裸露和巨噬细胞侵入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形成中扮演的角色[6,7],阐释了T细胞和淋巴细胞参与其中[8,9]。Ross随后又提出了内皮损伤启动动脉粥样硬化的基本框架,参与内皮损伤的因素有血流模式、脂质和脂蛋白、自由基、系统性高血压、同型半胱氨酸、感染、及其他潜在的促炎因子[10]。IraTabas和Kevin Williams则认为动脉粥样硬化主要是血管壁对脂质和脂蛋白潴留的所发生的生物反应,认为该事件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基础及启动因素[11]。
2 动脉粥样硬化中的炎症介质
血管壁的炎症呈现级联反应,首先是内皮细胞激活,使细胞间粘附分子、细胞血管间粘附分子、选择素、整合素等表达,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TNF-α、干扰素、MCP-1、SDF-1、MGF-1α等得以产生释放。这些反应可被ROS、缺氧、细胞因子及环境等因素放大。
缺氧是新血管生成的有效刺激因素,可在血管壁形成广泛的血管网络。内膜平滑肌细胞增殖,内膜层扩展,氧和营养物质扩散受限,产生缺氧环境。此外,这些部位脂质积聚、潴留和修饰加剧了富含脂质核心的形成,进一步加剧局部缺氧环境。通过氧敏感机制使缺氧诱导因子(HIFs)稳定化,最终使相应基因程序激活,提高在缺氧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这些机制包括表达糖酵解酶、使无氧环境下仍有能量产生;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VEGF促进缺氧区域的血管生成以达到恢复该区域血液灌注的生物学目的。包含各种生长因子及细胞因子的新生内膜微环境可促使新生血管增殖[12,13]。炎性疾病中水肿的发生是由于血管血浆的漏出超过了淋巴管及其他途径的引流能力。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中淋巴管生长通常是为代偿增多的血浆漏出。目前仍不能确定淋巴管生长的生物学目的是不是为代偿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中增多的血浆漏出。
血管滋养管参与内膜增生过程[14]。血管滋养管可易化白细胞迁移至病变处,使灌注受限的血管壁有血流灌注,血管滋养管也可成为斑块内出血的原因[15,16]。斑块内淋巴管生长缺乏及新生血管形成可增加免疫介质和细胞在血管壁积聚,提示渗透性诱导因子(如VEGF)对维持斑块生长平衡具有重要意义。VEGF-D是VEGF家族中唯一不受缺氧诱导生成的因子。VEGF家族的成员、受体、辅助因子最终决定斑块内新血管形成和血管的渗透性。因此,VEGF可作为干预的靶点[17,18,19,20,21]。
内皮下单核细胞聚集的部位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单核细胞不仅分化为巨噬细胞,同时也分化为树突状细胞[22]。内膜下树突状细胞可摄取脂质,加速单核细胞的招募和分化,启动动脉粥样硬化。Paulson等的研究显示,缺乏CD11+细胞可减少主动脉壁55%的脂质聚集,提示树突状细胞在血管壁早期脂质摄取和积聚中发挥重要作用[23]。高胆固醇血症中,树突状细胞迁移至淋巴结受损,充分体现了树突状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中的重要作用。
胆固醇结晶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扩大化的另一促进因素,脂质在血管壁潴留导致胆固醇结晶在血管壁的沉积。胆固醇结晶可直接诱导细胞损伤和凋亡,从而启动和加剧动脉粥样斑块形成,并促进斑块增大使斑块破裂。
炎性体是由caspase-1、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半胱天冬酶-5等多种蛋白组成的复合体,主要由骨髓细胞表达,是先天免疫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炎性体的组成成分取决于特定的激活物,并能促进炎症反应的激活。通常情况下,机体通过细胞表面TLRs、C型凝集素受体、细胞内NLRs等模式识别受体来识别外来抗原。
炎症体激活炎症级联反应:首先炎症体结合p45 caspase-1前体分子,使其裂解为p20和p10亚单位。激活形式的caspase-1由两个异二聚体形成,每个异二聚体都包含一个p20和p10亚基[24]。激活的caspase-1可启动不同的炎症反应,包括蛋白ILs前体裂解成Il-1β和IL-18[25],抑制糖酵解酶,激活脂质生物合成[26],及促使IL-1α前体分泌[27]。
3 炎症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标记物
炎症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环节与进展过程,因此炎性标志物诸如CRP、脂蛋白B以及脂蛋白A等被用来进行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与危险分层。CRP在凋亡细胞、氧化低密度脂蛋白以及肺炎双球菌内同磷酸胆碱结合,并且会参与富含磷酸胆碱抗原的先天免疫反应。CRP可以产生于动脉粥样斑块,并且CRP水平能够反应粥样斑块炎症的程度[28,29]。研究表明,Apo B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内皮下脂蛋白的储存,并且联同脂蛋白被认为是检测LDL胆固醇水平的替代指标。这些炎性标志物的检测虽在临床中并不广泛应用,但对于那些具有疾病家族史或者复发危险的患者来说,它却可以提供危险分层以及临床管理的额外信息。CRP是唯一被推荐作为评估中危冠心病发病伊始危险程度的炎性标志物。
炎症相关 篇6
1应激与炎症
神经和 (或) 神经内分泌将应激事件和炎症系统紧密联系起来, 为应激导致炎症提供了结构基础。炎症反应的建立需要神经系统的参与, 如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若因脊髓灰质炎使某一侧肢体神经损伤, 则该侧关节无类风湿关节炎表现[4]。在糖尿病患者, 由于糖尿病性神经损伤, 关节炎的表现减弱[5]。研究表明感觉神经无髓鞘C纤维末梢受到电流、机械、热刺激及化学毒物刺激后, 能直接释放多种神经肽, 其中最重要的是P物质 (SP) , SP能同肥大细胞表面的相应受体结合, 使得肥大细胞脱颗粒, 释放组织胺等炎症介质[6]。同时, 交感神经也参与类风湿关节炎及弗氏 (Freunds) 佐剂诱导的关节炎, 切断交感神经, 关节炎症状得到改善[7]。有研究向大鼠膝关节注射缓激肽造成关节炎, 发现若切除初级感觉传入神经能消除30% 的炎症反应;若切除交感神经, 则能完全阻止炎症反应的发生[8]。上述的研究已经充分显示了神经系统参与炎症过程, 而各种形式的应激, 都能激活神经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
研究已表明应激可增强急性炎症反应。机体在经受感染、组织损伤之后, 引发一系列特异的生理反应, 以修复损伤、抵御微生物、促进伤口愈合、募集宿主防御机制, 称为急性相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急性相反应蛋白介导炎症效应, 主要的急性相反应蛋白有CRP、血清淀粉样蛋白A (SAA) , 同时纤维蛋白原、组织因子、补体、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 (PAI-1) ,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tPA) 等均升高。研究发现单独应激即能诱导急性相反应, 以发热、恶心及急性相反应蛋白产生为特征[9]。应激的主要效应分子糖皮质激素能直接刺激多数急性相反应蛋白的表达, 并且糖皮质激素还能和细胞因子协同, 增强对急性相反应蛋白的诱导[10]。应激还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增强急性相炎症反应, 如应激时释放的糖皮质激素可导致血液中白细胞重新分布, 循环中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多形核白细胞减少, 而向炎症部位趋化。糖皮质激素也能直接诱导黏附分子表达, 进一步促进血液中单核细胞向炎症部位聚集[11]。
近期研究发现多种慢性应激, 尤其是和精神心理因素相关的慢性应激, 和炎症水平的升高有密切关系。Ford等[12]发现>60岁男性中, 在排除其他变量影响后, 社会联系越少, CRP升高越明显; Loucks等[13]发现社会联系少的男性, 有更高的IL-6水平。 家庭中有严重疾病者, 其护理人员常处于心理应激之中, 在一项长达6年的跟踪研究中, 发现痴呆患者, 负责照顾的配偶, 血浆IL-6水平比非照顾对照组高4倍, 且在患者死亡之后, IL-6仍维持在较高水平[14]。 工作倦怠症以情绪耗竭、缺乏成就感、甚至人格破坏为特征, 研究发现具有这些症状的学校教师, 其TNF-α水平升高, 而抗炎细胞因子IL-4降低[15]。经济社会地位低下也是造成心理应激的常见原因, 研究发现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其血浆CRP水平是收入在贫困线以上人群的2倍[16], 社会经济地位与炎症因子的相关性已经在其他很多研究中被证实。 也有研究发现, 有被虐待及其他不好经历的儿童, 在其成年后, 有更高的CRP升高风险, 该效应独立于是否遭受成年后应激、成年的健康状态、行为等因素[17], 严重心理创伤可能是该状态形成的原因之一。事实上, 不仅精神心理应激, 其他应激因素也能导致炎症状态, 如冷水游泳导致小鼠巨噬细胞激活及炎症介质产生[18]。
2应激导致或增强炎症反应的机制
2.1糖皮质激素抵抗 (glucocorticoid resistence, GCR) 糖皮质激素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产物, 在应激情况下, 糖皮质激素会显著升高, 为介导应激效应的主要分子之一。糖皮质激素和靶组织的相应受体结合后, 糖皮质激素受体被激活, 并转位到细胞核, 和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结合。据报道糖皮质激素受体能直接利用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抑制炎症因子的基因表达;并且糖皮质激素受体可通过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方式, 与NF-κB、AP-1、STATs、 SMAD等转录因子直接相互作用, 抑制多种炎症因子转录, 如TNF-α、 GM-CSF、IL-β、IL-2、IL-3、IL-6、IL- 8、IL-11, 以及化学趋化因子如eotox- in、MIP、RANTES和炎症相关酶如iNOS、COX-2以及黏附分子如ICAM-1、VCAM-1[19], 因此, 糖皮质激素是强有力的抗炎物质之一。但研究发现, 应激尤其是慢性应激可诱导GCR, 此时血浆糖皮质激素水平可能正常或升高, 但因组织细胞对糖皮质激素不敏感, 使其控制炎症的能力降低, 产生炎症。有研究显示慢性精神应激与GCR相关[20]。照顾脑癌患者的家人与对照组比较, 发现糖皮质激素敏感性 (糖皮质激素对LPS刺激产生IL-6的影响) , 随着时间进展发展出相对糖皮质激素抵抗, 在疾病诊断后第18周, 其敏感性最低, 同时有抗炎基因表达下降, 而血浆CRP水平升高[21]。在慢性社会破坏动物模型中, 脾脏单核细胞显示GCR[22]。另有研究显示, 在发病上和应激可能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也显示有GCR。如持续存在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存在GCR, 用丝裂原刺激该类患者T细胞产生干扰素-γ (IFN-γ) , 糖皮质激素对其抑制效果降低[23]。研究也发现抑郁、体质量指数升高者可能发生GCR[22]。最近研究报道有应激经历的人群, 可能发生GCR, 越高的GCR程度能预测更多的局部促炎细胞因子浓度, 并且该部分人群患感冒的危险性越大[22]。目前, 虽然应激如何导致GCR的确切机制仍在研究之中, 但GCR在应激诱导炎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基本确定。
2.2交感神经系统在应激导致炎症中的作用交感神经系统在应激时被激活, 介导广泛的生理效应。 研究表明交感神经系统释放的儿茶酚胺类物质, 包括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 既具有抗炎也具有促进炎症的作用, 依赖于上述激素的浓度、机体的状态等。去甲肾上腺素在高浓度时, 主要通过β-肾上腺素受体抑制免疫功能如抑制吞噬细胞功能、NK细胞活性、MHCⅡ 类分子表达及TNF、IL-2、IFN-γ等[24]。 但去甲肾上腺素在低浓度时, 能通过α2肾上腺素受体提高巨噬细胞TNF的分泌功能[25]。交感神经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强炎症反应。首先, 交感神经能直接刺激相关细胞产生炎症因子, 据报道, 固定 (im- mobolization) 应激时, 血浆IL-6水平升高, 但部分或者全部肝交感神经切除后, 能阻止IL-6水平升高, 肝脏中的枯否氏细胞可能是交感神经刺激炎症因子产生的靶标[26]。 第二, 交感神经末梢含有多种神经肽, 如SP、神经肽Y, 这些神经肽与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共释放, 协同促进炎症因子产生[27]。第三, 在某些情形中, 交感神经纤维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减少, 导致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减低, 形成β向 α肾上腺能转换, 导致炎症的发生。如研究发现类风湿关节炎和糖尿病患者在炎症区域交感神经纤维减少[28-29]。 克隆病患者, 交感神经纤维在结肠黏膜及黏膜下层减少[30]。第四, 脂多糖是细菌细胞壁成分, 是有力的炎症刺激因子, 脂多糖的最大来源是胃肠道, 在应激状态, 交感神经激活, 内脏血流下降, 导致肠道缺血以及肠道通透性增加, 致使LPS吸收显著增加[31], 从而诱导炎症反应。
2.3副交感神经系统与炎症要成为一个有生存竞争力的个体, 机体需要能感知局部的极其微小的炎症信号, 并时刻能接受炎症反应的信息, 实时控制 炎症反应 的程度。 这种从整体上早期感知、实时控制炎症的能力由神经系统来完成比由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来完成更为合理。如此, 神经途径在局部炎症物质浓度还很低, 量不足以进入血液到达大脑的情况下, 就能引发相关反应。研究已表明, 副交感神经系统正是发挥该作用的主角。迷走神经感觉通路能被极其微量的内毒素或IL-1激活, 当迷走神 经切断时, 能阻断腹腔注射IL-1诱导的动物发热[32]。 电生理学 研究显示TNF及其他多种细胞因子、温度感受器及渗透压感受器的局部炎症均能激活 迷走神经[33]。迷走神经 信号的第一级中枢位于孤束核, 损伤该区能阻止IL-1诱导的发 热[34]。 研究发现迷走神经的副交感神经输出能抑制内毒素诱导的巨噬细胞激活[35]。通过电刺激 实验性激 活迷走神经传出通路能抑制肝、脾、心脏的TNF合成, 降低内毒 素血症时 血清TNF浓度[36]。 用角叉菜 胶 (carrageenan) 造成实验 性小鼠关 节炎, 刺激迷走神经能抑制炎症反应及抑制足爪肿胀发生[37]。因此, 研究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炎症-神经反射途径, 与各种分 散的、 非整合的、有赖于浓度梯度的抗炎机制比较, 胆碱能神经抗炎途径则反应迅速、易于撤退、易于恢复。副交感神经系统是应激反应的重要成分, 应激过程中, 副交感神经系统是否产生功能异常变化, 如习惯化或者敏感化等, 进而影响其抗炎能力, 值得深入研究。
3应激和炎性衰老
应激反应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一方面应激可提高机体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 过度应激、慢性应激又严重损害健康。应激反应的介导物质, 研究的最多的如糖皮质激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也都呈现复杂的效应模式, 如研究观察到血液中糖皮质激素水平同其效应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即在低于生理浓度的情况下, 能导致生理效应低下;随着浓度升高, 效应增强;但超过某一浓度, 效应反而降低。同理, 我们在谈论应激和衰老炎症的关系时, 也是指那种过度的、慢性的应激。过度应激及慢性应激参与衰老也从临床研究中得到提示, Aldwin等[38]对人群的健康轨迹进行分析, 发现人群可分为2组, 1组各种不适症状少 (症状水平低) , 该组可视为成功老龄化, 而另1组则症状水平高, 并且随着时间躯体症状快速升高, 这种快速升高可能和应激经历如车祸等有关。
炎症相关 篇7
1 个体因素
1.1 年龄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朱迎等[4]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因素，越年轻的病人生活质量越差，表明疾病对年轻人的影响大于年长者。这可能是因为年轻病人正处于学习、工作、成家立业的黄金阶段，面临的压力更大，未婚未育者担心疾病影响结婚生育，已婚者上有老下有小，承担家庭重任，可疾病对病人本人及家庭造成巨大的影响，使病人有较大的思想负担，影响其生活质量。国内外相关研究也显示，处在工作期或者学习期的年轻病人生活质量的情感维度和社会维度得分较年长者低[5,6,7]。
1.2 精神心理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可以保持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心理因素在IBD中的作用存在争议，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病人的精神心理因素与IBD症状的出现和加重有关，但精神心理因素也可以是疾病反复发作的继发表现[8]。Faust[7]的研究显示，IBD病人的焦虑、抑郁状态和病人的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周薇等[3]研究显示，病人的焦虑、抑郁状况与病人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过去有医生认为IBD是精神心理疾病，周薇等的研究结果可见，IBD病人的焦虑抑郁水平比普通健康人群高，但比肠易激综合征（IBS）病人低，说明虽然IBD病人普遍存在精神心理问题，但还不属于单纯的精神心理疾病；研究结果指出，IBD病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都呈负相关，提示精神心理因素明显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Mittermaier等[9]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潘淑慧等[10]研究结果也显示，UC病人的焦虑水平比普通健康人群高，病人的焦虑水平和生活质量呈负相关（P<0.01），说明焦虑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不利的影响；同时持续的焦虑状态会加重肠道的症状，从生理角度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焦虑状态又影响病人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导致社交活动减少，从社交角度影响到生活质量。
1.3 自我管理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自我管理是指病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保持和增进自身的健康，监控和管理自身疾病的症状和征兆，以减少疾病对病人社会功能、情感功能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并持之以恒地治疗自身疾病的一种健康行为[11]。自我管理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一些慢性病，如慢性关节炎、糖尿病等，并且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效果。IBD的自我管理在欧洲、美国等国家已开始实施，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真正提高IBD病人生活质量方面，自我管理的作用仍有争议。Boye等[12]设干预组与对照组进行研究，干预组运用IBD管理项目对57例IBD病人进行自我管理教育，对照组对58例IBD病人进行常规治疗，两组在随访18个月时，IBD生活质量问卷（IBDQ）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该研究结果表明自我管理项目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但是Kennedy等[13]的研究中279例病人接受自我管理项目教育，403例病人接受常规治疗，结果显示12个月时两组生活质量无统计学意义。国内相关研究显示，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14]。目前国内外对IBD病人自我管理的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指南可以指导临床进行相应的管理，需要继续开展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
1.4 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自我效能是指人们成功实施和完成某个行为目标或应对某种困难情境能力的信念或信心[15]。国内外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是慢性病病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16,17]，朱迎等[18]研究显示，IBD病人的自我效能中等水平和总分的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低水平的自我效能只与社会功能存在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高水平的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没有显示相关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是该研究中低水平与高水平病人人数少有关。阮春风[19]的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总分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自我效能高的病人生活质量也高。
1.5 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各种应激事件时，所表现的认知和行为方式[20]。潘叔慧等[10]研究结果显示，UC病人与普通健康人群相比较更多病人会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消极的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而积极的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积极的应对方式能使病人保持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和生活，能更有效地面对疾病所带来的压力和问题，有利于改善生活质量。因此医护人员应指导病人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缓解压力，提高生活质量。但目前如何让病人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的研究尚缺乏，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2 疾病因素
2.1 疾病严重程度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疾病的严重程度会明显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朱迎等[4]对102例IBD病人进行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疾病严重程度越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越差，与周薇等[2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疾病严重程度高的病人其肠道症状、全身症状重，甚至出现大出血、肠穿孔等严重的并发症，该类病人造成严重的生理、心理负担，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2.2 疾病活动度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有文献报道，IBD病人的疾病活动度越高其生活质量越差[22,23]。李晓婷等[24]研究结果显示，病人的生活质量与疾病活动度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原因可能是疾病活动度高病人的各种症状明显，进而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国外相关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果[25,26]。
2.3 疲乏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1988年Mitchell等[27]就对IBD病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病人全身症状中的疲乏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严重影响了病人的体力活动、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Stjernman等[28]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显示41%～48%疾病稳定期的病人有疲乏感，86%中度至重度的病人有疲乏感，病人对疲乏感的关注度有时超过对肠道的症状。疲乏感明显降低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3 社会因素
3.1 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社会支持是个体可以利用的一种外部资源，可以通过家庭、朋友、同事、网络等方式给病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与帮助，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实体支持[29]。社会支持作为社会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减轻应激反应的作用，改善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30]。相关研究结果显示，IBD病人社会支持总分与生活质量总分以及各维度的得分呈明显的正相关，其中又以客观支持相关性最大[13]，这可能是因为该类病人疾病反复，治疗时间长，客观支持好的病人常具有较好的经济来源、亲朋好友的鼓励与安慰及家人的监督，所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病人的治疗依从性，从而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结果还显示，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生活质量各维度也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P<0.05）。潘淑慧等[10]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这是因为这些病人会受到更多他人的尊重，得到更多他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些病人心态豁达，乐于接受他人的帮助。目前在怎样加大社会支持方面研究较多，但如何提高病人对社会支持的接受度和利用度方面研究较少，故应重点关注这方面。
3.2 干预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护理干预对病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31]。邓琼等[32]对门诊62例UC缓解期病人为期1年的自身对照试验，试验开始后给予病人进门诊系统化的管理和护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1)门诊系统化管理有利于提高UC病人的治疗依从性和疗效；(2)门诊系统化管理有利于减轻UC病人的不良心理反应；(3)门诊系统化管理有利于提高UC病人的生活质量。王华芬等[33]将60例IBD病人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观察组30例给予网络互动式健康教育，对照组30例给予常规健康教育，结果显示两组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较自身基线均有提高，但观察组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P<0.05），尤其在社会能力与情感能力方面差异更为明显（P<0.01），与国内外的文献[34,35]报道一致。目前关于干预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医疗护理给予病人的干预措施，而研究家庭、社会给予的干预却非常少，病人处在社会中仅有医疗护理干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家庭、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4 小结
炎症相关 篇8
1TAIR对胃癌发生、发展的影响
1.1幽门螺杆菌引起的慢性炎症胃癌发生是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其中环境因素在胃癌的发生中居支配地位, 1983年Warren和Mashall发现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pylori, Hp) , Hp感染作为环境因素之一, 越来越受到重视。众多的资料支持Hp感染在胃癌发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其为Ⅰ级致癌原, 作为胃癌发病的病因之一。
1.1.1Hp与胃癌的病理研究:Correa等首先提出了Hp诱发胃癌的病理的模式:即经过正常胃黏膜、慢性胃炎、萎缩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及胃癌的病理过程, 而Hp感染与萎缩性胃炎起着重要作用。
1.1.2 Hp在胃癌发生中的致病机制:Hp能够诱导淋巴细胞产生淋巴因子, 从而促进胃黏膜增殖, 其过度增殖是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黏膜早期改变, 同时也促进其凋亡。而Hp诱导上皮细胞凋亡的机制尚不清楚, 而诸多的致病因素中备受关注的是Hp分泌的细胞毒素[相关蛋白基因A (cagA) 和空泡毒素基因A (vacA) 对胃上皮有直接的毒性作用, 损伤上皮细胞, 使胞质内形成空泡, 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和延缓胃上皮的修复]。另外也可能通过Hp细胞壁的脂多糖 (LPS) , 诱导胃黏膜局部的炎症反应, 刺激黏膜产生炎症巨噬细胞、诱导一氧化氮合酶表达释放大量NO促进胃黏膜细胞凋亡。很多研究已经开始揭开连接炎症和肿瘤的分子途径。最近的数据表明[1], 一个额外的机制关于肿瘤相关性炎症TAI的炎症介质诱导的遗传不稳定性, 导致癌细胞内遗传变异的积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这些炎症介质可以引起p53基因突变, 引起抑癌基因失活和癌基因的过度表达, 最终引起细胞的恶性转化。研究也发现, 这些癌细胞中癌基因的突变也可诱发肿瘤微环境中的慢性炎症反应, 包括炎性细胞因子和炎性细胞的聚集与激活, 进一步刺激肿瘤的进展[2]。
1.2肿瘤微环境中的炎症反应免疫系统是可以识别肿瘤细胞并通过细胞免疫机制发生应答, 完成免疫监视功能。当肿瘤微环境处于炎症状态时, 存在多种免疫细胞及细胞因子, 有可能促进肿瘤生长、发展。胃癌组织中存在白细胞、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 (TAMs) 浸润以及分泌大量的炎性细胞因子, 提示胃癌微环境中常常存在炎症反应。
1.2.1胃癌组织浸润的淋巴细胞 (TIL) :主要由T、NK、巨噬等细胞组成。胃癌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低下, 且临床病理分期越晚, 其免疫功能越低。在Ⅰ、Ⅱ期胃癌患者与Ⅲ、Ⅳ期患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AMs与肿瘤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近年的研究热点, 但关系复杂。日本研究发现胃癌周围累计TAMs可诱导淋巴管生成, 为促进癌细胞在淋巴结中增殖营造环境, 该研究结果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概念框架, 了解TAIR与胃癌淋巴结转移关系, 为未来设计胃癌治疗的策略提供依据。
1.2.2胃癌微环境中的细胞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TNF) 、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 、IL-1、IL-6 及转录因子NF-κB、COX-2等, 愈来愈多的资料显示这些细胞因子可由胃癌细胞及其微环境中的成纤维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产生并进一步诱导这些炎症相关细胞进入其微环境, 同时可影响肿瘤的生长、癌细胞生存、血管生成和转移。其中TNF是一种重要的炎症介质, 具有引导组织破坏和修复的双重作用, 长期的效应则可能使其成为胃癌的“助推器”。TGF-β在调节细胞的生长和分化中起重要作用, 其表达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及分化程度密切相关[3]。
1.2.3NF-κB信号通道与胃癌NF-κB参与免疫、炎症反应、细胞凋亡、肿瘤发生等多种生物进程。TAMs分泌IL-1 和TNF-α, 二者均能增强NF-κB活性。在以胃炎为基础的胃癌发生中, 上皮细胞中的NF-κB具有抗凋亡活性, 免疫细胞中的NF-κB能通过促进不同细胞因子合成加重胃的炎性反应。
2TAIR对胃癌浸润、转移影响
研究发现, 胃癌的转移过程是胃癌细胞、浸润的免疫细胞、周围基质环境及炎性微环境共同参与的结果。TAMs在胃癌间质细胞中数量最多。TAMs可能通过增强TGF-β/BMP信号通路促进胃癌细胞侵袭, TNF的过度表达使某些胃癌具有侵袭性特点。另外, TAMs与胃癌细胞之间还存在旁分泌环路, 即胃癌细胞分泌CSF-1活化巨噬细胞, 大量分泌上皮生长因子 (EGF) , 使胃癌细胞的迁徙能力大大提高, 增加了胃癌的远处转移率。转移过程分三步: (1) 上皮-间质转化 (EMT) 。EMT是上皮细胞来源的恶性肿瘤细胞获得迁移和侵袭能力的重要生物学过程。有研究者[4]提出Hp感染可上调基质金属蛋白酶, 提高EGF表达水平, 激活EMT, 从而可能引发胃癌。 (2) 肿瘤微环境中的炎性细胞在肿瘤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其血管与淋巴管生成, 新生血管和淋巴管对胃癌侵袭、转移是必要的。肿瘤细胞和TAIR相互作用, 释放多种促血管生成因子。其中VEGF是众多生长因子中唯一特异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因子。Maeda等通过研究证实,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与胃癌血管生成关系紧密, 使用免疫组化法 (SP) 对胃癌组织检测VEGF表达情况, VEGF阳性的血管数较VEGF阴性者明显。另外动物实验中经过VEGF基因转染的肿瘤细胞可以高度表达、分泌VEGF, 导致肿瘤组织内有大量血管形成。其中, TAMs渗透取决于肿瘤细胞和肿瘤侵袭的基质分泌趋化因子、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许多人类肿瘤在微环境化学引诱剂作用下, 可增加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 (MIF) 和VEGF募集。此外, MIF通过调节免疫反应和促进与VEGF的血管生成促进肿瘤细胞转移[5]。 (3) 胃癌细胞进入转移位点。虽然关于炎症与通过血液扩散的癌症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但是陈晓敏等研究表明[6], 癌细胞能够在循环中存活, 避免被机体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或者是NK细胞消灭, 需要借助肿瘤相关炎症介质、TNF-α、IL-6及表皮调节素等, 从而逃脱免疫监视。
3TAIR在胃癌预防、治疗及预后中的作用
3.1根除Hp预防胃癌Hp是胃癌发生的最重要的独立环境危险因素之一。根据Hp引起胃癌病理模式, 根除Hp感染有可能到达预防作用, 最佳根除时间为癌前病变 (萎缩、肠化生) 发生之前。欧洲发表的“欧洲幽门螺杆菌处理共识报告 (2007年) ”和日本Hp感染治疗指南 (修订版2009) 指出, 根除Hp可能降低胃癌发生的危险性, 而且对于Hp相关性疾病如胃癌的治疗和预防有意义, 并作为A级证据强烈推荐。应评估并考虑在高危人群中根除Hp以预防胃癌, 根除Hp对于降低胃癌的发生有益。最近由日本胃癌研究组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7], 根除Hp感染减少了约1/3患胃癌的风险。认识Hp感染与胃癌的因果作用, 在以人群为基础的计划来消除感染从而预防胃癌发生有越来越多的兴趣。然而, 对方案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证据的缺乏阻止了这一方法的实现。
3.2TAIR在胃癌治疗中的作用肿瘤的治疗还是以手术切除为主, 辅以放疗和化疗等综合治疗模式。但是无论哪种治疗方式都可能引起微环境的组织损伤或细胞死亡、引起TAIR, 可能促进癌细胞复发、发展、转移。术中轻柔操作、精确解剖可以减轻微环境炎症反应。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 既能够消灭胃癌细胞, 又能够降低微环境炎症反应, 提高治疗效果, 以期改善胃癌预后。如下:
3.2.1免疫治疗 (Adoptiveimmunotherapy, AIT) :有研究[8]指出胃癌患者预存免疫状态低下, 放、化疗均有抑制骨髓作用, 以及晚期肿瘤本身对免疫系统影响, 机体抗肿瘤免疫功能抑制。如果能够增加患者的免疫功能, 又不增加肿瘤微环境炎症反应, 那么可能增加胃癌的治疗效果。AIT主要通过注射免疫活性细胞, 从而增强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目前用于胃癌AIT治疗的免疫活性细胞主要有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 (LAK)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TIL) 和细胞毒性淋巴细胞 (CTL) , 弥补自然杀伤细胞 (Naturalkillercell, NK) 对不敏感肿瘤细胞杀伤, 显示了较好的抗肿瘤效果。
3.2.2单克隆抗体治疗 (Monoclonalantibody, McAb) :抗胃癌的McAb有多种, 在临床治疗中已经显示了一定的作用。特点在于对目标精确定位, 既达到治疗目的, 又减轻微环境炎症反应。VEGF在消化性溃疡患者或GC的表达水平Hp阳性比Hp阴性患者明显升高;在胃黏膜炎症过程上调VEGF-C的表达可能在消化性溃疡或胃癌的发展中发挥作用[9], 所以抑制VEGF的表达可能有抗肿瘤效果。有研究显示在胃癌动物模型中探讨VEGF等胃癌相关抗原的抗体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3.2.3针对重要的信号通路:进行阻断鉴于炎症与胃癌存在的潜在关系。比如抑制TAMs与胃癌细胞之间TGF-β/BMP信号可能会提供一个新的胃癌的治疗方法[10]。而阻断TNF-α信号或NF-κB同样可以减少转移。
3.3利用TAIR对胃癌患者预后评估肿瘤相关炎症介质及相关免疫细胞可作为胃癌预后评估指标。目前大家公认全身炎症反应 (SIR) 存在于恶性肿瘤患者中。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GPS) 可用于胃癌术后生存的评估。由C反应蛋白 (CRP) 和白蛋白组成theSIR-GlasgowPrognosticScore (GPS) /modifiedGPS (mGPS) 作为胃癌术后预后评估指标[11]。CRP是由肝细胞合成的一种急性期蛋白, 其血浆水平在炎性疾病时显著升高。胃癌的生长与随后的侵犯将导致局部组织损伤、稳态的破坏, 从而产生由胃癌细胞、机体间质细胞及其相互作用诱发SIR及TAIR[12], 导致CRP水平的升高。胃癌微环境中的炎性细胞因子IL-1、IL-6、TNF-α等也可诱导肝脏及其他组织CRP的合成。而低蛋白血症常是炎症反应的另一相关指标[13]。有研究显示, 胃癌患者CRP升高与白蛋白水平降低可能是一重要的预后因素[14], 但其机制尚不清楚。 此外, 有研究者[15]发现TAMs密度为胃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无论其表型分化。TAMs的总数和临床病理因素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然而发现在不同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M1 巨噬细胞密度明显不同。在生存分析中, TAMs和M1巨噬细胞高密度患者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密度低的患者。故有望成为胃癌预后评估指标。
炎症相关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选用同种大耳新西兰健康白兔27只,体重在2.5~3kg;在其双耳内外侧的耳缘静脉作为实验血管,进行静脉留置针输液,取兔双耳内外侧耳缘静脉活体标本作组织切片观察。
1.2 实验方法
1.2.1将27只大白兔按留置时间随机分成两组,第一组17只,实验血管34例,留置时间72~96h;第二组10只,实验血管20例,留置时间120~168h。
1.2.2选用美国BD公司产生的Vialon材料制成的24G头皮静脉留置针在兔双耳内、外侧耳缘作静脉输液。由专人统一操作,选择好血管,刮去兔毛,严格常规皮肤消毒后,以15~30°进针,直刺静脉,见回血后,降低穿刺角度,将针顺静脉走形推行少许后将针尖退入导管内借助针芯将导管与针芯一起送入静脉,再抽出针芯,以3M无菌透明贴固定。输入生理盐水30mL,每日1次输液完毕后以15u/m L肝素盐水2~3mL正压封管。妥善包扎固定好后保留。再次输液时,以2%碘酊、75%酒精消毒静脉帽的胶塞,将头皮针刺入静脉帽内,连续分别静点4~5次保留至72~96h或静点6~8次保留120~168h,每只兔试验同一处理因素,即穿刺和保留时间相同。输完末次液体后取活体标本2cm×1cm静脉血管连同其周围的耳廓组织,即以穿刺点为中心向近心端、远心端延静脉方向取长2cm,宽1cm。放入10%甲醛固定液中常规酒精脱水,石蜡包埋,切片5~7um厚,HE染色,光镜观察。
1.3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0.0软件进行处理,采用连续校正χ2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判断标准
本次实验取得有价值病理标本54例,72~96h 34例,120~168h 20例,按血管炎性病理变化的病例观察,分为无炎症、轻度炎症、中度炎症和重度炎症四级标准,其分级标准判断条件为:
无炎症:无白细胞侵润(见图1);
轻度炎症:有少量淋巴细胞侵润(见图2);
中度炎症:合并有嗜酸性白细胞侵润(见图3);
重度炎症:合并有嗜酸、嗜中性白细胞浸润(见图4)。
2.2 静脉内留置针留置时间与炎症反应关系
在不同留置时间内两组血管中炎症形成率无显著差异P>0.05,但两组血管中轻度炎症和中重度炎症构成比有显著差异,在72~96h组,血管的炎症多为轻度炎症,局部侵润的炎性细胞为淋巴细胞,在120~168h组,血管的炎症以重度为主,局部侵润的炎性细胞有嗜酸性和嗜中性白细胞侵润,见表1。
2.2 血管内不同部位,炎症形成情况不同,见表2
炎症形成上近心端和穿刺点都明显高于远心端,P<0.05。在炎症的构成上近心端和穿刺点部位随着留置时间的延长,中重度炎症逐渐增加,远心端则全部为轻度炎症,未见中度以上炎症发生。
3 讨论
3.1 静脉留置针对周围组织的反应
从前述病例观察中得知,无论留置多长时间,周围组织总有一些炎症出现,没有炎细胞出现的仅为少数。但炎细胞中基本上均以淋巴细胞为主,说明可能是一种机械性刺激引起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应而已。从本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炎症随着滞留时间的延长而加重。在120~168h组,出现嗜酸和嗜中性白细胞侵润,说明有细菌感染。机械刺激当拔针后也就可以逐渐解除。因此每次操作时应严格消毒,保持无菌状态。若超过96h后应更换无菌输液贴,常规消毒穿刺点及周围皮肤,避免细菌侵入,以免加重静脉血管内膜的损伤。
3.2 静脉内膜炎症常合并血栓形成[4],内膜炎症还会使血栓与血管壁的粘连更加紧密,血栓不易脱落和被冲散而机化
炎症越严重,这种连接越加紧密[5]。所以在留置时间超过96h后,炎症反应的严重程度明显加大,机化血栓也明显增多,形成血栓性静脉炎,对血管造成较重损害。因此推荐留置针留置时间最好不超过96h,及4d左右。
There was significant deviation between the mild inflammation with the moderate inflammation and hyperphlogosis:χ2=4.23,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eviation between the apoximal part with the puncture point on the inflamm formation.χ2=17.7,P<0.05.
摘要：目的研究静脉留置针在不同留置时间与静脉血管的炎症反应相关性。方法将种系相同,体重相近的大耳新西兰健康白兔随机分成两组,取其双耳内外侧的耳缘静脉作为实验血管,进行静脉留置针输液,以相同的速度分别输入等量的0.9%氯化钠注射液,每日1次。输毕后用肝素盐水封管,分别保留至7296h和120168h后,以一穿刺点为中心取长2cm,宽1cm的活体标本做病理切片,观察静脉血管的病理变化。结果血管周围组织大部均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静脉留置针保留7296h后,血管内中重度炎症发生率24%;静脉留置针保留120168h后,血管内中重度炎症发生率60%,明显高于保留7296h的血管。结论建议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应在96h以内。
关键词：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炎症
参考文献
[1]静脉留置针临床应用指南[P].B-D公司,1997,1:12.
[2]李晓燕,刘洋,陈卫红.套管针常规留置时间的探讨[J].中华护理杂志,2000,35(5):300~301.
[3]许燕,赵艳伟.头皮静脉套管针的留置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实用护理学杂志,1999,15(3):12.
[4]杨光华.病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