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治理

传统治理（通用7篇）

传统治理 篇1

一、电子治理的兴起及内涵

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改变着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互动方式, 新兴的沟通方式更为快速、有效, 且更有能力接触社会个体。新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引进影响着现代政府统治与治理的过程与内涵, 促使政府部门出现新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电子治理与治理理论一脉相承, 包括电子政府、电子管制和电子民主。《发展中国家的电子治理》认为:电子治理将电子技术应用到政府与公众、政府与企业的互动, 以及政府内部的操作中, 以提高公众、政府和企业等各个层面的治理水平。电子治理是“一种以技术为中介, 通过实现公众交流、政策演变和公众意志的民主化表达等行为或过程的电子化, 而构建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1]

电子治理借助于信息与通信技术, 旨在改善公共服务的递送, 增进公民、消费者、政府、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的互动。电子治理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公共事务治理中, 为公共治理中大量复杂的网络化信息交互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媒介;同时, 构建互动、参与和合作平台, 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和环境。电子治理包括电子政府和电子民主。电子政府是政府以高效、公开、透明为目标, 在行政部门间和行政部门与公民社会间开展信息化和网络化, 它将带来行政部门中工作和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2]电子政府能协助自动化治理任务, 从而提高治理效率, 也能辅助或创新现行实践与过程, 从而改善治理。二十一世纪初, 许多国家实施了新公共管理运动, 希望将政府改造成精简、弹性、创新、有应变能力的企业导向组织。通过运用电子政府和行政管理信息系统, 借助于电子方式, 干预被动的公务员和行政系统, 使其行为导向行政革新的理想境界。电子政府利用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使政府内部运作得以自动化, 从而提高办事效率, 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过去数年, 探讨电子政府的学术性文献日益增多。邓利维等学者甚至建议用一个新的数字国家范式 (digital state paradigm) 来取代新公共管理范式, 以引领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发展。[3]

电子民主研究公共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注政治和社会群体间的虚拟政治, 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来进一步实现民主价值, 理想的电子民主能确保公民能够参与并影响政府决策, 公民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服务, 而是积极地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新信息与通信技术不但能克服地理空间所造成的沟通障碍, 还能使公民接触更多不同的意见与观点, 有利于公共协商。

二、电子治理中存在的争议

对于电子治理能否改变政府的治理形态, 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学界有诸多看法。部分学者对认为电子治理带来了行政与信息上的益处, 如信息搜集与管理, 促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公开政府信息, 使政府更加负责等。也有学者认为电子治理对民主的影响将会更为深远, 它能保证民主政府的自由开放, 能消除政治疏离与参与低落问题, 能使公民参与更为容易和有效。

然而, 更多学者对电子治理的前景还是持怀疑态度, 尤其是电子民主方面。怀疑者认为电子民主虽然可能是救治现代民主的良药, 但也可能进一步残害民主。科技可能会被有权者所控制, 造成政治领导者对信息的垄断, 使有影响力者拥有排除公民参与、独自制定政策的潜在权力, 更容易造成集权与独裁, 独占科技权力也会破坏民主。还有学者认为电子科技对于官僚是有利的, 扩大了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不公平状态。政治领域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其实是将政治延伸到另一媒介中而已, 互联网只不过仅仅强化了原本就占优势者的影响力, 如政党和媒体。

就算网络的使用比例继续增加, 但仍无法克服不关心公共事务者的有限参与。网络中的公共对话对于网络重度使用者来说较占优势, 而网络的重度使用也可能强化公民的社会孤立感, 弱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成效。查徳维克 (Chadwick) 发现目前在美、欧盟等国家的许多电子治理方案其实仅仅强化了原有的管理主义, 并没有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更多的机会。[4]托马斯 (John Clayton Thomas) 也怀疑科技的使用无法改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即ICT事实上仅有助于少数人在线参与公共事务, 它带来了个人与社会间隔离的新挑战。由于信息贫穷者和信息富有者之间的差别, 信息贫穷者实际上无法有效影响政治议程。[5]

电子政府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 尤其在地方政府中, 电子政府的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3749个美国基层地方政府中超过九成不具备用来指导电子政府发展的战略规划。目前, 许多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府功能主要是单向沟通, 缺少互动和交易功能, 没有提供更复杂的电子服务。研究发现, 许多地方行政人员自认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人力和资金来发展电子政府, 并且不同政府层级与单位间门户网站的内容与成熟复杂度有很大的差异性。然而, 政府的电子化程度又决定着公众是否上网使用政府提供的电子服务, 以及能享受多少政府电子化带来的益处, 甚至可能影响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进程, 因此, 必须重点研究地方电子政府的发展。政府运作要从手动的、人工的途径转移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自动服务交付, 达到电子政府较成熟的阶段, 必须要有效地整合技术、组织、经济、人力和政治性因素。

总之目前, 电子治理仍不是最理想或现行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出现前的治理形态可称为传统政府治理或线下治理。电子治理是利用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来弥补传统政府治理的失灵, 但电子治理尚未能完全取代传统政府治理, 它不但未能解决旧有的麻烦, 甚至还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三、电子治理与传统政府治理的竞合

(一) 角色范畴。

政府治理即制定公共决策, 配置公共资源, 并创造且实现公共价值。其中, 公民与政府官员互动且互相依赖, 共同产生体制架构以形塑公民社会的认同和制度。因此, 政府治理是公权力机关与公民社会共同组成的一个执行系统, 通过相互协调与互动过程, 适度建构执行共识, 完成有效的执行行为。所以, 政府治理是一种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的理念, 也指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过程, 通过彼此协调与互动来决定如何分配公共资源和实现公共价值。

电子治理是指把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到政府治理过程中, 包括政府服务的标准设定与交付, 公民获取公共服务的方式以及公共领域中公民的参与。重点是政府借助互联网的便捷性来推广国内对于ICT的使用, 以推动国家总体发展和政府机构间的良性互动, 并为公民提供透明的参与渠道与系统。总之, 电子治理可视为政府治理的一部份, 是ICT在政治管理中的应用, 目的是强化民主, 并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电子治理的出现源自于政府欲提升其成本效率和提供给公民更好的服务, 但因其理念与执行过程中渗入强化民主的动机与影响, 电子治理随之展现出政治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变革风貌。

(二) 利益相关者。

在传统政府治理中的行为者与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使用者与消费者、公民、地方社区、民意代表、政策决策者、公务人员、其它政府机构、有合作关系的营利与非营利组织和专业机构。在政府预算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有:1.民选官员的决策者;2.专业政府行政人员;3.受到预算结果影响的公民;4.企图影响预算的决策者。

电子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有:1.公民, 借助电子渠道参加听证会、电子投票和决策制定等与政府互动的过程;2.公务员, 电子政府可能非常有助于其任务和角色的扮演;3.企业界 (私人部门包括营利与非营利部门) , 除了履行相关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之外, 他们也争取政府资源;4.政府各机关与单位, 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水平部门与垂直层级间的协调合作;5.IT技术人员, 他们协助建设或维护电子政府方案与系统, 可能来自私人部门或政府机构;6.特殊利益集团, 如公民组织或国际非政府组织, 他们凭其力量影响或指导着政府政策。

结语

电子治理中新兴技术的应用将不容怀疑地改变政府的运作模式, 提高行政效率, 改善与公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间的互动。如何应对这些改变, 并持续充分地利用日新月异的新信息与通信技术, 以使人类生活更为圆满, 是研究者须加以探索的议题。新兴的电子治理尚处于发展阶段且发展很不完善, 因此, 我们除了关注电子治理的技术性与行政性意义外, 还须研究其社会性与政治性意义, 如公民、政治家与行政人员间权力关系的消长与改变, 公民是否因此能够获取切实有用的政府信息等议题。

参考文献

[1]Sunny Mache, James.D.McNiven.E-government and e-governance:the futur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Mar2003, 20, 1

[2]宋迎法:《电子治理:公共部门改革的新模式》,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4) 。

[3]Dunleavy Patrick, Helen Margetts.The Adv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Public Bureaucrac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Internet Age.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2000 (4)

[4]Chadwick Andrew.Bringing E-Democracy back in:Why it Matter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E-Governance.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03, 21:443-455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P9-11。

[6]Citizens as Partners: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and Pub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Making.OECD, 2001:22-23

[7]A Global Survey of E-government.United Nations, 2002

传统治理 篇2

一、绍兴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实践

乡村典章。2004年6月, 由新昌县县委组织部、纪委和儒岙镇党委、政府牵头起草, 再由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全体村民公决, 正式通过了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

《石磁村典章》。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村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 共6章、26条。乡村典章在全镇实施后, 有效地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缓和了干群之间的矛盾, 提高了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望,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因财务引发的矛盾明显减少。2004-2008年, 这方面的信访案件分别为15件、9件、1件、0件和3件 (因换届选举产生) 。二是村级日常接待费用明显减少。据统计, 儒岙镇年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万元的5个村的日常接待费用逐年递减, 2005年下降25.89%, 2006年下降46.5%, 2007年下降3.4%, 2008年因村级换届选举而略增长4.6%。三是村干部犯错误的机会减少。

夏履程序。2004年6月, 莲东村在夏履镇党委政府等上级部门指导下, 从深化村务公开和落实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入手, 把23项村级民主管理制度中日常运作最重要、群众最关心、干部最容易出事的一些制度设计成“6个程序” (即“夏履程序”) , 包括村年度规划、重大政策、工程项目;集体资产经营;村干部报酬、误工补贴;村干部公务消费补贴;重大工程招投标;财务审批等六大类村级重大事务, 并用图示形式分解表达, 上墙公开。在实际操作中, 运用事前意见征求制度、重大村务听证会制度、村两委会议事制度、重大村务表决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加以贯彻落实, 实现了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 用程序保障制度执行。2005年以来, 11个行政村干部无一例违纪违法案件产生;全镇无越级访、集体访、重复访现象, 连续多年成为市级信访“三无镇”;以村干部公务消费补贴的形式取代过去村级招待费按实报销的办法后, 村级招待费支出比改革前下降了50%左右。

八郑规程。2006年3月, 嵊州市纪委在试点、总结、完善和推广的基础上, 按照“民主制度化、制度程序化、程序规范化”的要求, 在“三界第一大村”八郑村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线, 包括民主选举制度、村务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项目招投标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管理监督制度、村干部谈听评制度和村干部责任追究制度8项管理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8项工作流程的“八郑规程”, 体现了村官村民选、村策村民定、村务村民理、村事村民管的民主自治理念, 实现了村干部靠流程来执行, 老百姓靠流程来监督, 乡镇政府靠流程来检查考核, 增强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执行力。6月, 嵊州举办了“中国治村模式论坛”,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嵊州“八郑规程”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村治模式”, 是农村民主管理的优秀蓝本。同年, 嵊州市政府还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政府创新典型”。

从实践看, 这三大民主治村典型是在绍兴各地党委和政府注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采取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的做法, 等成熟之后, 及时总结, 予以推广, 低调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而产生并最终得以推广的, 从而使原有传统的以村干部主观意志为主要行为决策方式的村级治理逐渐被由村民共同参与, 通过全体村民公决, 被上级政府所认同的制度、程序、规程等所替代, 并用以约束村干部和村民行为, 规范村级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 最终使自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形成的传统治理逐渐向农民参与式治理过渡, 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

二、绍兴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启示

产生于社会转型期间的民主治理模式, 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和乡村政治生态的局限不可能一步到位, 因此, 发展绍兴基层民主需要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解决现有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制度适应性建设, 使民主制度更公开、公正和高效。[1]

(一) 坚持并完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民主管理措施和手段

三大乡村治理模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而是与绍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与绍兴乡村政治的发展实践紧密相联的。实践证明, 绍兴乡村治理是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有足够“存量”背景下的增量政治改革, 是在维护和实现村民利益过程中, 充分发挥村民的权力主体地位, 发扬村民的民主意识, 尊重村民的创新实践, 最终实现“善治”的。在此过程中, 无论是三大乡村治理模式共有的村务政务公开制度、财务监督代理制度、重大工程招投标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还是乡村典章特有的分级管理机制、风险押金制度, “夏履程序”特有的事前意见征求制度、村干部工资评议制度, “八郑规程”特有的村干部谈听评制度, 都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群众参与的原则, 按程序办事的原则, 从而在实践中获得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 绍兴乡村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创新必须建立在成功实践基础之上, 融合三大创新模式中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原则与行为方式, 创设一种与绍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实际相吻合的、已被广大农民群众广泛接受的、能统领绍兴乡村治理实践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民主管理制度。

(二) 坚持并深化“自上而下”政策部署与“自下而上”制度创新的民主制度产生机制

三大乡村治理模式在创新过程中, 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把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提升为指导面上工作的政策, 顺应群众的意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 提出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民主制度, 从而把“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绍兴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充满生机活力。实践证明, 坚持并深化“自上而下”政策部署与“自下而上”制度创新的民主制度产生机制是我国乡村治理创新过程中最具生命力、最具实践意义的一种机制。今后, 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鼓励基层干部群众的创新精神, 敢于突破影响村民自治科学发展的旧体制、旧政策的束缚;另一方面, 各级党委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利用各种方式指导、引导群众的创新, 使群众自发的创新活动更有效、更有序。只有从两个方面共同努力, 才能走上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的正确道路。

(三) 修订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典章规程, 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新机制

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有效的社会回应, 其职责的履行需要具备对公共需求和公民诉求灵敏的感应能力和针对问题加以高效处理的解决能力。[2]三大乡村治理模式都是基层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有较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公众需求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才能保证制度的生命力。一是明确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要吸收三大乡村治理模式中协调村两委会关系的有效经验, 进一步在相关法律制度中明确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领导程序和领导办法, 明确村两委会的职责规定, 对一些原来界定不清的职责进行调整和明确, 重叠交叉的职责进行重新划分, 实行党的领导权与村务管理权的分离。二是明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财务监督小组的合法地位, 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村民代表会议、村务财务监督小组的提法, 但在绍兴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实践中, 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财务监督小组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赋予村民代表会议、村务财务监督小组合法地位, 明确其职责并完善工作程序, 防止监督组织的“异化”。三是明确规定村干部任职资格, 提高村干部队伍素质。通过明确村干部任职资格, 规范民主选举, 防止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防止宗族、帮派势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 防止村民集体利益“异化”为宗族利益和帮派利益。

(四) 健全并落实反映民意、政府参与并能有效提升制度绩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三大乡村治理模式在实施村民自治过程中先后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党员代表会议制度、村务财务监督小组制度等, 但由于村干部消极应付、村民自我维权意识淡薄、评议监督缺乏可操作性等, 不少制度在许多村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为此, 一要切实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 建立会议会前公示制度、会中旁听制度和会后公示制度, 接受广大村民的全程监督;二要严格执行村级组织的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和创业承诺责任制、村干部述职评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主职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等, 形成完整、严格、有效的考核机制和制约机制, 提高村干部履职意识、自律意识和守法意识;三要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制度, 杜绝不良村干部任职机会, 减少在职村干部犯错误机会, 加强对不合格村干部的调整力度, 有效提升制度绩效。

(五) 贯彻权责对等原则, 构建村级民主管理的权力制衡机制

“任何权力精英都有沦为专制者的倾向, 这种倾向是否会变成现实, 就要看与这些精英搭配的制度是什么。”[3]三大乡村治理模式为规范村干部行为, 都明确规定了村干部应该怎么做、做不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重要村务实行村民公决等, 以避免村干部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 三大模式也制定了《村规民约》, 对村民的责任、义务作了相应规定, 但却不是硬约束, 加上村民民主意识淡薄、自我约束力不强, 从而导致实际工作中村干部“责任无限”与“权力有限”、村民“权力无限”与“责任有限”的尴尬。因此, 一要贯彻权责对等原则, 强化村干部和村民的制度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 严格按照制度、规则和程序治理村务;二要合理配置村级公共权力, 明确由村党组织实施组织权, 党员实施评议权,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实施表决权, 村委会实施执行权, 驻村指导员实施指导权, 全体村民实施监督权, 实现封闭式制定制度向开放式制定制度转变;三要加强民主与法制教育, 使农民在民主实践中逐渐培养公共精神、法治观念、宽容和妥协精神, 逐渐形成民主素质和公民性格, 使农村基层民主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

摘要：“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 大大地促进了村级民主管理的落实和发展, 有效地推动了村干部的廉政建设, 实现了村民的民主权益, 保障了农村的和谐稳定。但作为一种制度创新, 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和乡村政治生态的局限, 尚需进一步深化民主制度产生机制, 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权力制衡机制, 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新机制。

关键词：乡村治理,参与式治理,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八郑规程

参考文献

[1]李薇薇.基层民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2/05/content_5439015.htm, 2006-12-05.

[2]叶晟婷.提升回应性: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本质要求[J].经济师, 2009 (4) :12-13.

传统治理 篇3

瓦斯灾害是制约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何防治矿井瓦斯灾害是摆在我们广大煤矿技术人员面前的难题之一。针对瓦斯防治技术, 笔者认为大致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通风的方式来治理瓦斯问题, 比如各个用风地点的合理配风, 通风方式的合理布置等等;还有一类是通过抽采瓦斯的方式来解决瓦斯问题, 抽采瓦斯是防范瓦斯事故的治本之策。有关抽采瓦斯的文章非常多, 本文主要从通风的角度谈谈如何治理瓦斯。

1 从通风系统整体入手治理瓦斯

在某种程度上, 一个矿井通风系统设计与管理的优与劣就决定了这个矿井生产阶段的瓦斯管理能力, 也就是说通风系统是治理瓦斯难题非常重要的突破口之一。针对瓦斯问题, 在通风系统方面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1) 矿井必须有完整的独立通风系统, 改变全矿井:一翼一个水平面的通风系统时, 必须报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批准。主要通风机必须安装在地面, 装有通风机的井口必须封闭严密, 其外部漏率在无提升设备时不得超过5%。

2) 矿井通风系统图必须标明风流方向, 风量和通风设施的安装地点, 必须按季绘制通风系统图, 并按月补充修改, 多煤层同时开采的矿井, 必须绘制多层系统图, 矿井应绘制矿井通风系统图和矿井通风网络图。

3) 矿井必须采用机械通风、主要通风机械必须装置两套同等能力的通风机, 其中一套备用, 并保证主要通风机正常运转。

4) 主要通风机必须有反风设施, 必须能在10min内改变巷道中的风流方向, 当风流方向改变后, 主要通风机的供给风量不应小于正常风量的40%。反风措施由矿长组织有关部门每季度至少检查一次, 每年应进行一次反风演习。

5) 主要通风机日常管理与操作, 由专职司机负责, 司机每小时应将通风机运转情况填入专项记录, 发现有异常变化时, 必须立即报告公司总调度室。装有主要通风机的主要通风口, 应安设防爆门, 每6个月检查维修一次。

6) 新安装的主要通风机在投入运行前, 必须进行扇风机性能测定和试运转工作, 以后每年进行一次性能测定。

7) 进、回风井和主要通风巷道之间每个联络巷道中, 必须砌筑永久挡风墙, 需使用的联络巷道, 必须安装两道正向和两道反向的风门, 防止在反风时风流短路。禁止利用主要通风机房作其它用途。

8) 矿井投产前, 进行了一次矿井通风阻力测定, 以后每三年必须进行一次, 井下转入或改变一翼通风后, 必须重新进行矿井通风阻力测定, 矿井要不断改善通风系统, 确保巷道畅通无阻, 采取合理的降低通风阻力的措施, 使用情况符合煤矿安全生产实际所需。

9) 主要通风机因检修, 停电或其它原因需要停风时, 必须制定停风措施, 报公司总工程师批准。主要通风机在停风期间必须打开井口防爆门和有关风门, 以便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10) 至少每月检查一次主要通风机, 改变通风机, 转数或叶片角度时, 必须通风区制定措施, 给出数据, 公司总工程师批准后, 由机电科或运输区配合执行。

11) 由设计、生产、通风等部门严格把关, 消除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串联、扩散通风。合理调配风量, 保证井下各用风地点风量、风速符合《煤矿安全规程》中的有关规定。

12) 所有通风设施的构筑, 必须符合矿井通风质量标准的有关要求。

2 局部通风机瓦斯治理方案

矿井的主要通风机影响着全矿井的通风能力, 因此会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 而井下的局部通风机由于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大, 所以容易受到有些人的忽视, 但是他对于瓦斯治理同样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具体措施如下。

1) 局部通风机必须由指定人员负责管理, 保证正常运转。

2) 正常工作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失电停止运转后, 当电源恢复时, 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不得自行启动, 必须人工开启局部通风机。

3) 严禁使用3台以上 (含3台) 局部通风机同时向1个掘进工作面供风。不得使用1台局部通风机同时向2个作业的掘进工作面供风。

4) 使用局部通风机通风的掘进工作面, 不得停风;因检修、停电、故障等原因停风时, 必须将人员全部撤至全风压进风流处, 并切断电源。恢复通风前, 必须由专职瓦斯检查员检查瓦斯, 只有在局部通风机及开关附近10米以内风流中瓦斯浓度都不超过0.5%时, 方可由指定人员开启局部通风机。

5) 掘进工作面与瓦斯电、风电、主备风机切换设施必须做到“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6) 掘进工作面所用的局部通风机功率应根据所需风量进行匹配。

3 巷道贯通时的瓦斯治理方案

巷道贯通作为矿井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段, 对整个矿井的通风风量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进而影响稀释涌出瓦斯量的能力。因此, 对于巷道贯通时期的瓦斯治理, 我们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一般巷道贯通必须编制经公司总工程师批准的包括通风内容的专项安全技术措施, 并贯彻到生产队组;与采空区、老窑的贯通措施以及有可能和老窑区、小窑破坏区贯通的措施, 报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批准, 公司总工程师现场指挥, 救护队协助进行贯通, 通风区负责贯通时的通风系统调整及瓦检工作。

2) 一般巷道贯通的规定

炮掘面相距20米, 机掘面相距50米, 贯通执行下列规定:

(1) 贯通的巷道属于主要通风巷道, 并直接影响矿井通风系统时, 公司总工程师必须负责贯通的指挥工作, 通风区长负责贯通时的现场指挥工作。其它贯通, 通风区必须派干部现场统一指挥, 确保施工安全。

(2) 地测部门必须向公司总工程师报告, 并书面通知通风区, 通风部门事先必须做好贯通时的系统调整及瓦检工作。地测部门下达通知书后, 公司调度每班必须向通风区通报掘进进度, 通风调度每班掌握瓦斯、风量变化情况, 并汇报当日值班负责人。

(3) 需要做风门或调节时, 在贯通前必须完成设施工程, 在主要进、回风巷之间严禁临时替代永久工程。对掘工作面必须停止一个面作业, 且该面须切断电源, 撤出人员, 设置警戒, 保持正常通风。

(4) 与盲巷贯通时, 应先对该巷进行瓦斯排放, 排放完毕, 恢复正常通风, 并设置警戒。

(5) 参与贯通的部门应明确岗位分工, 特别是贯通后通风系统受影响的区域, 必须设置专人检查瓦斯、停电撤人、设置警戒, 同时要进行风量测定。

(6) 贯通后应及时调整通风系统, 形成正常的全负压通风系统后, 方可停止局扇运行, 同时要检查回风流, 作业地点以及相关地点的瓦斯浓度、检查通风设施, 以及风流状况。如果有问题, 必须及时进行处理。

(7) 每次放炮前, 掘进工作面班组长必须派专人和瓦检员共同到对方工作面, 检查该工作面回风流及附近20米内的瓦斯浓度, 瓦斯浓度超限时, 先停止掘进工作面作业, 然后处理瓦斯, 只有在两个面、回风流及其附近20米内的瓦斯浓度都在1%以下时, 方可进行掘进工作和装药放炮。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如何利用传统的通风方式来治理矿井瓦斯作了简要的介绍, 要想从通风方面做好文章, 首先要从矿井的整体, 也就是通风系统入手治理瓦斯, 把握好全局后才便于日后的瓦斯治理, 然后从局部通风机管理和巷道贯通时期的通风管理这两方面简单的介绍了如何治理瓦斯, 不足之处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摘要：本文主要从如何利用传统的通风方式来治理矿井瓦斯作了简要地介绍, 具体内容包括如何从通风系统设计与管理、局部通风机管理和巷道贯通时期的通风管理等几个方面对矿井瓦斯进行治理。

传统治理 篇4

关键词：现代性,欲望,理性,仁礼,自由

身处在这个人主义横行而又物欲横流的时代之中, 几乎每个人都会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扰与恐慌却又无可奈何之感, 因为这种无缘由的感觉似乎源于当今社会对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人的所赋予的期望和约束。可悲的是, 当我们想突破自身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时却似乎进一步陷入了这个充满陷阱的泥潭。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C? 赖特 ? 米尔斯对现代人们所感受的困境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作出了恰切而精彩的描述:“现在, 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 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 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 他们则成了旁观者, 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么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并且米尔斯 将此现象的产生归结为现代人普遍缺乏一种他称为“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心智品质, 他认为人们通过拥有这种心智品质获得一种视觉转换的能力, 从而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 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 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 进而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 个人常常使怎么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通过发现现代社会架构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 运用这一内心的心智来“理解历史和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 从而最终“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

同样在米尔斯看来, 当代社会也是科学与理性独尊的时代; 同时, 行为功能主义的产生就很好的为这个观点作出论证:他们堂而皇之的认为, 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行为动作无不为理性作用之结果, 我们时刻推求着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在作出每一个举动之前, 都会首先思考这个动作产生之后对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通过怎样的一系列动作才会使我们能够更加, 或者最好的完成我们的行动使命。现代社会也是以这些研究理论成果为依据, 建立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准则, 作为对现代人行为的根本准则和行动指南, 也成就了我们现代所称道的“法治社会”。因此所处其中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显然它平时是隐讳的, 不可见的, 而有时却有感觉我们不可越雷池一步, 这就使我们产生了那种莫名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看似有些可笑, 可这无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通过理性所建造的社会架构。而不可避免的是, 众所周知, 每个个人都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 而且在相当一部分的程度上, 人无疑是个感性动物, 他会依据自己内心不知何处而来的欲望办事, 并且不计行为后果。这也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刑法那么严酷, 依然会有人毅然决然的去违反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应该作出深思:这种受我们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可以坚固不催吗?

一、中国传统政治——仁礼与德治

“政治”这个概念早在中国远古时代即出现在中国古典书籍之中, 如《尚书》、《周礼》、《管子》之中都有记载。但除了先秦时代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时代之外, 儒家对于政治的解释几乎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主导方向。孔子对于政治作了如下定义:“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对于修身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非常之高, 讲求“修己治人, 为政以德”之道。因而中国向来以德治而著称。

传统中国政治可谓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而这无疑也就推翻了理性万能这一观点, 中国五千多年的悠悠历史也印证了它的合理性。所谓“德”, 就是社会所历来积累传承的传统行为方式规范与准则, 并且具有特殊性, 即它通过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内在教化而形成了自己所独特的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无疑它是感性的。而中国传统儒家给德下了一个更为恰切的概念, 孔子称之为“仁”, 是孔子毕生所推崇的一种心智品质, 可以克己复礼, 杀身成仁。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曾道:

“仁, 远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

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而且它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概念, 我们无法感受到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 孔子也没有对仁做出过总括的描述, 他总是通过在具体情景中给“仁”下一个具体的解释, 例如:

“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我未见好仁者, 恶不仁者。好仁者, 无以尚之。恶不仁者, 其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 我未见之矣。”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无喜色。三已之, 无愠色。旧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崔子弑齐君, 陈文子有马十乘, 弃而违之。至于他邦, 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可见, 仁作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使不容易具体指出的; 并且, 所谓仁, 人也, 仁是人可以称之为人的内在品质和见证, 它是人用以区别动物的根本差异。更进一步地说, 我认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心灵上的为自己建构的一个理想类型,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 这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时代是必要的;仁为孔子树立了一个理想信念, 并让自己深信不疑, 并发出“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的慨叹。而在仁的基础上, 孔子也为其设定了它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就是礼。

毫无疑问, 礼的本质是仁, 仁通过礼的形式来得以彰显, 所以礼并不拘泥于形式, 并不教条刻板, 因为礼的最终目的是来体现仁;所以当“林放问礼之本”时, “子曰:‘大哉问!礼, 与其奢也宁俭。丧, 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是很仁慈的, 他不会仅仅局限于用一些形式主义模式来做一些伪善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孔子之所以提出要复礼, 他只是想让我们内心美好的仁和人性得以彰显, 而外在表现的礼此时就成了仁与人性的象征符号和文明标志;并且在这一系列发展过程中, 礼逐渐系统化, 全面化, 条理化, 礼的种种表现也就逐渐成为我们内心仁的程度的代名词和符号象征。因此, 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外在符号象征来感受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程度。从这一点看来, 礼的提出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精华之所在。

并且礼治的维系并非靠强制手段来实施的, 正因为礼由仁而来, 因此礼便成为了一种内在的行为规范, 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说, 它是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合式的合理的行为表现和准则, 我们会不自觉的去服从它, 似乎冥冥之中有双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一切, 而这又好像完全符合我们内心的欲望。也就是说, 礼逐渐被整个社会所内化了, 并且我们对礼充满了神圣感和敬畏感, 我们不敢, 更确切的是不想去违背它, 甚至在别人违背礼的时候, 我们都为他而感到万分羞愧。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教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为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长老统治”的教化权力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长老统治”

著名的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中国西南的乡村社会从乡村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一个极其符合孔子所推崇的大同之世:它以农业生产为主, 世代定居于此, 几乎与世隔绝, 因此社会变迁极其缓慢 , 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为礼治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 在这个稳定的社会发展中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原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为所有人所敬仰和服膺, 人们从内在去服从它, 而且“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 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 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 , 并继续将这种方式方法传授给下一代;被教授的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他们步入这个社会的唯一通行证;幸运的是, 在其逐渐成长的生活氛围当中, 他就被潜移默化的认为这种行为方式是正确并且合理的, 是理所当然的, 他似乎已经把这种行为原则根深蒂固化, 只有依循着这种原则行事, 他才感觉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这种观念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则越在每个人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当然这其中关键就是长老统治和其统治内容的极为密切的联系, 长老统治的内容与这套规则是相互契合的, 那么人们理所当然的会服从统治。而在此需要注明的是, 此时的统治与平日观念里所形成的统治观念是不同的, 后者的统治是靠强制力去实施的, 而长老统治中在其统治下的人们只是按照自己平日里所例行的行为规范去行事, 无疑长老统治是隐匿的, 只有哪个人在无意中去破坏了它, 它才会显现出它的统治力, 即这个人会感到内心的惶恐与不安, 并要遭到整个社会的鄙视。

在我看来, 这个乡村社会是孔子心中理想类型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这么解释, 在这个稳定的乡村社会中, 已经不再存在等级划分, 没有了君臣关系, 它依靠着一种人伦关系支撑, 从而使父子关系更为紧密;在以长幼尊卑为先的社会种, 孝便成为了第一要义, 而这无不为长老统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为“在教化性的权利中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 , 虽然长老统治里不允许反对的出现, 而在孝之道中, “无违”是关键的。做一个孝子, 当然不会去违抗父亲的命令, 从而为长老统治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基础;而统治的理论基础在稳定发展中继续传承。而最重要的是身处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们没有感到丝毫的束缚, 他们任凭自己的欲望去行事, 可以做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这种完美的契合是极其罕见的, 这让礼治社会看似坚固不催的, 而当工业化巨潮到来的时刻, 它却那么脆弱得不堪一击。其实细细想来, 是我们太盲目的相信西方社会那些所谓的科学, 理性, 自由的东西, 实则是我们对其充满了神往, 我们太想要得到自由, 似乎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里我们太受压制, 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吹捧, 我们便趋之若鹜。现当代社会所发展的结果无不证明, 理想的那份完美中还有份残缺。

三、结语

无论如何,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仍然要存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并且现在的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更好的在这个社会当中享受生活, 而且依然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 我们崇尚理性和自由。但自由到底为何物?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 那时的卢梭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点, 即作为一个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中的社会成员, 所享受的自由绝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自由只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感觉, 拿个和它对立的词语来说明, 就是你不感到自己是受到拘束的, 你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欲望行事而不依据那些写在白纸上的法律条文, 这些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行为方向。而较为合理的方式就是我们从小就接受这种教化, 接受社会所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 以使它逐渐内化成为我们每个人采取行动的原则, 换句话说, 我们要从小受到社会规范对我们的束缚并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在任由自己欲望行事的行动种, 自由感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的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在我们逐渐成长中的教化内容与社会规范相互契合后, 应该对此也会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 三联书店, 2005;2

[2]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 2007 (2)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卢梭, 杨国政译.社会契约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二版

传统治理 篇5

1、中国家族企业的文化根基

正如孟子所言,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根基的, “家”在传统中国中是最重要的社会机构。为了维护“家”的利益、声誉和永续存在及发达兴旺, 产生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来约束父子、夫妻、兄弟及亲属关系, 并由此形成了几千年一贯的“家族主义”文化, 每个家族成员都依附于家, 视家为根, 都对家的利益、声誉和兴旺负有责任, 并且对家的责任胜过其它责任。长久浸润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便形成了传统中国人强烈的家族主义。家庭或家族制度是“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它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 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对我国家族企业而言, 正是在厚重的“家文化”支配下, 中国式家庭关系的模式也就自然地被移植到了华人企业之中, 并且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2、信任扩展与家族主义泛化

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 (1995) 将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文化和高信任度文化。低信任度文化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文化, 高信任度文化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文化。中国就属于低信任度文化, 家族文化使人们更容易相信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相信“家族”圈子内的人。对中国社会信任度的看法, 在西方有着长期的传统, 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分析是一脉相承的 (澎泗清, 1999) 。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曾指出, 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人极度的不信任。

中国的现实社会不同于福山所论述的是“血亲关系本位”的社会, 而是基于“血亲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关系本位社会 (程书强2003) 。中国“家”的概念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正如费孝通所言,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 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 人们总是以自己或家为核心, “像水中的波纹一样, 向外面一层层逐渐扩展的, 愈推愈远, 愈推愈薄” (费孝通, 1998) , “家里人”可以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 表示亲热的人物, 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与家族主义本身相比, 泛家族主义更能描述中国人行为处事的精髓, 而单纯用家族主义来刻画中国人在团队、组织、社会中的行为却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 这也是许多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时始终有“雾里看花”的根本原因。

这种家族主义泛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家族”范围的扩大。对于家族成员的认定不再只是局限具有血亲关系的狭义的家族圈子内, 而是扩展到以“五缘文化”为基础来认定, 即所谓的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泛家族主义倾向的第二个表现是家族文化的影响力及作用范围逐渐延伸至家族以外, 如家族的运行规则、家族伦理等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来。

3、基于传统文化的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企业管理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或者更明白地说, 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企业总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存在, 它绝对不可能脱离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本位文化或家长制文化必然对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特定的中华民族注重家庭的文化积淀在相当程度上, 在相当长时间里影响中国现实的治理形式的选择。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潜规则”。

在治理选择方面, 在家族主义这一信任结构下, 家族企业治理选择是在企业家能力引入和家族控制权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子承父业”模式依然是中国家族企业继任的主流模式, 虽然从效率角度看, 家族从外部还是从内部选择经理人是没有区别的 (周其人, 1998) , 但家族企业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掌握和控制, 排斥和限制了社会资源的进入, 造成家族企业的资源短缺, 尤其是对外来经理人的排斥和限制造成管理资源的短缺。

二、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

1、资本结构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企业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结构。Hart (1995) 认为, 给予经营者以控制权或激励并不十分重要, 至关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要设计合理的资本结构。现阶段我国家族企业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很低, 从而形成比较典型的家族主导型治理结构。家族主导型治理结构, 是以血缘为纽带、家族成员内部权力分配和制衡为核心的, 这样必然导致企业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转让权及剩余利润索取权合而为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企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如果资金来源仍然局限在家族范围内, 就会限制企业的筹资规模, 难以在短期内筹集到提升技术层次和产业层次所必需的大规模资本。家族企业要想继续生存与发展, 就不得不转变经营理念, 转向企业外部进行融资。随着家族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引入, 家族企业经理就不可能再以以前的目标来经营企业了。其目标的改变也会使其在融资方面采取更加多样化的融资方式, 进而逐步打破家族企业产权的封闭性, 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2、人力资本谈判力提升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

(1)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博弈

企业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契约, 周其仁 (1996) 指出, 由于在古典企业中, 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二为一, 造成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 形成了所谓“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 “与其说是物质资本家在雇佣劳动, 不如说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家在非人力资本的影子里扮演角色罢了。”方竹兰 (1996) 针对现代企业理论对物质资本持有企业所有权的各种论据, 结合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和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 认为人力资本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陆维杰 (1998) 则认为从生产力发展来看, 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重视在现阶段还会加强, 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后会演化到人力资本必然占支配地位。每一个企业所有权的归属最终决定于一定生产力下该企业的经济活动水平对两种资本的需求程度以及企业环境中两种资本的稀缺程度, 并且受企业规模带来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2) 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本谈判力不断增强。

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谈判力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稀缺性、承担风险能力、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退出成本等几个方面。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 科技的采用提高了生产效率, 商品和信息的流动速度加快, 市场扩张, 这都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协调和管理。物质资本的稀缺度虽然是限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与人力资本的稀缺度相比, 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从一般人力资本中逐步分层出科技型人力资本和管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层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在加强, 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退出成本。另一方面, 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往往以团队为基础, 一旦离开特定的团队, 人力资本的价值将受到较大损失, 因此退出成本增加, 谈判力增强。

3、信任扩展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的演进

家族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 与企业的信任结构是相互促进和不断适应的,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企业主在确定委托代理关系时, 要选择的代理人必需是值得信任的代理人, 既信任代理人的能力, 又信任代理人的职业道德。从选择的顺序和范围看, 一般是先家族成员, 再泛家族成员, 然后是职业经理人。其治理结构的选择有一个先家族治理, 后非家族治理的顺序。

从信任扩展的过程看, 家族企业主和企业家“经理人”的信任是一个“初步的人际信任———经济信任———深度的人际信任———利义共存”的过程, 这就决定了企业主开始时不能将控制权全部下放, 随着信任的不断深化, 控制权逐渐放开, 直到完全放开, 这时“经理人”就能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 家族企业不断成长, 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随着信任的扩展, 家族企业也从家族治理向非家族治理发展。

三、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三维演进

1、企业形态维度

企业形态演进的几个阶段可以在企业形态维度上明确地表示出来。从个体企业, 到家庭作坊式企业, 到由企业主家族成员垄断经营控制权和企业所有权的狭义家族式企业, 到有朋友、乡亲等熟人担任部门经理的泛家族式企业, 再到引入陌生的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混合式家族企业, 经过一个家族企业的临界点, 最后变成股权分散化的公众公司。这个维度的最大用处是能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种可预见的框架, 并指明控制权、家族和企业各个阶段的对应与结合。

2、公司治理维度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进的决定力量是企业控制权的转移。家族企业正式治理维度, 即公司治理维度主要涉及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问题。所以控制权发展模式在家族企业的演进中非常重要。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过程正是沿着:管理的社会化→实际控制权的社会化→所有权意义上的社会化→企业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化过程展开。其中, 管理的社会化是家族企业社会化的第一步, 而控制权的社会化是其中的关键。控制权的转移过程可以通过企业关键岗位的开放程度和授权的充分程度反映出来。这种演进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管理人员的来源变化看, 变迁的过程表现为:家庭→家族→亲情关系→专业经理阶层;从实行委托—代理的管理岗位看, 变迁过程表现为:车间主任→生产厂长→分公司经理→总经理。

3、关系治理维度

关系治理是家族企业治理的一个独特维度, 与正式的公司治理相协调。关系治理主要处理家族成员关系、家族成员与家族企业的关系等问题, 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随着家族企业形态的演变, 家族企业内部关系治理的重点也发生变化。在家族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 处理好家族内部的关系, 使之与企业正式治理协调一致, 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

(1) 家庭或家族关系治理阶段。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始, 以家庭积累资金为主要资本, 由创业者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经营。这时的家族企业中心是以“家庭”为核心的, 有一种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个阶段, 因管理人员少且是创业者及其家人, 由于共同的信仰及价值观所形成的凝聚力, 减少甚至消除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机会主义倾向。大多数家庭是家长权威制或者创业者、合伙人肩负着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任。当进入家族关系治理阶段, 控制权的分散和转移导致家族成员全面进入企业, 这时候的创业者或合伙人考虑给家族成员以锻炼的机会, 家族成员进入分工协作阶段。通过分工协作, 明确他们在企业中的职责。传递领导权虽然是企业的问题, 但也是家族的问题。

(2) 泛家族关系治理阶段。当企业发展到泛家族阶段, 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 家族企业中的组织成员结构依血缘、姻缘、地缘等方向, 由亲及疏, 由近及远地向外扩张, 同时企业进一步制度化, 家族中人服从企业规章由人治逐步走向法制, 血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弱化, 但企业的组织、经营、管理大权仍牢牢控制在某一或若干个家族手中。但随之家族企业的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 不但面临着家族企业内部成员的权力、利益纷争, 而且面临着严重的人才问题。此时, 关系治理的重点也将逐步转移到泛家族关系中, 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 树立利益共同体是其中的重点。

(3) 正式契约治理阶段。在这一时期, 家族企业内部的关系治理, 这种非正式契约型治理将逐渐被正式契约治理所取代。企业的经营产业层次不断提高, 业务不断拓展。随着家族企业公开化和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家族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完善。其治理主体就是相关者, 即与企业共存亡的个人或团体, 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一般雇员。共同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通过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 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随着企业从泛家族企业、混合型企业到公众公司,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也逐步被正式的契约治理所取代。

参考文献

[1]李新春.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J].管理世界, 2003, (4) .

[2]储小平.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 (6) .

传统治理 篇6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 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要用中华文化来引领、用优秀成果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科学与否、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否, 既要看制度反馈的适应程度, 也要看治理对象的认可程度。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被适应、被认可的天然优势。经过几千年悠久历程的历史积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了众多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智慧, 形成了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思想体系, 概括出由基本理念、核心价值、行为规范、理想信念等构成的文化经典, 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追求、价值取向、高尚品质、文明准则、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又经过几千年的锤炼, 世代相传, 并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血脉和灵魂, 根深蒂固, 影响深远。特别是, 一些核心思想又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各种具体的文化活动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强盛的精神家园, 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节和气魄。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治理理念有其独特的价值向度。

就理论层面而言, 基于历史演变的视角审视时代价值, 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自信。基于文化发展的视角审视文化价值, 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基于党建实践的视角审视发展价值, 有助于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就实践层面而言, 目前南方部分地区通过乡贤理事、伦理资源、宗族传统等传统文化资源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治和教化功能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操作平台之上。由此可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其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与开拓。其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与实践品格。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对策思考

当前,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亟需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如对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全盘肯定和在实践上的简单复制;鼓吹西方文化中心论,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随心所欲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幌子, 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思想和行为;否认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研究、教育和传播的科学指导, 否认传统文化的阶级性、政治性、价值导向性和历史局限性等。上述问题表明,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扭曲、被割裂、被异化的现实危险, 需要从政府导向、舆论引导、教育涵养和国际视角等方面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是以政府导向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挖掘价值。一要依托政府扶持,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二要发挥地方特色, 引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三要依靠文化产业,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推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探索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政府采购制度, 委托市场、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更好地保障广大群众的文化权利、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使之融入每个人的生活。

二是以舆论引导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营造主旋律。一要以传播体系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二要以多样文化艺术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手段和渠道;三要扎实群众基础保障大众基本文化需求权益。新闻媒体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提高舆论引导水平。通过传统媒介、新兴媒体等重要载体, 加大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 使之融入于日常, 展现于身边, 不断巩固和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三是以教育涵养化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力量。一要完善教育内容, 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 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 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二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 使之入脑入心, 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特别是要通过专家通俗解读、编写通俗读物等形式, 使晦涩难懂的古文清晰易解, 使人人都能看懂、记住、用上。三要着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载体, 发挥定期参观公共文化机构的长效机制, 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

四是以国际视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站稳脚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民族绵延不断的精神基因, 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凝结海外华人情感的精神纽带, 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阳光雨露。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 闭上眼睛不看世界。我们还要在世界眼光下审视其功能, 学习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成果, 使之更好地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为我所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 也是一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体系, 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 同时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文化支撑和精神支撑。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 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需要用中华文化来引领、用优秀成果来支撑。

关键词：传统文化,国家治理,文明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J].学术月刊, 2012 (5) .

[2]李宗桂.寻找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支撑[J].人民论坛, 2013 (5) .

[3]李晓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梦实现[N].人民日报, 201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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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治理 篇7

一、在城镇化背景下JC发生的转变

JC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历史沿革,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JC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传统农村转变为了典型的城郊村。

(一)村民住房方面:传统村庄正在被商楼房商铺所取代,呈现出浓厚的现代气息

从村外沿着公路一直走向村庄深处时,我们会发现,靠近公路的建筑基本上都为楼房或平房,从事商业活动的铺面向公路两旁延伸,呈现出繁荣的商业景象,居住人口较为年轻,融合很多外来人口。而进入村庄内部时,我们看到传统的建筑都破烂不堪,窑洞有的倒塌、有的没有门窗,外面的土坯墙都被风化。即使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房子,也很久没有人居住。在村庄最内部很难找到村民,偶尔碰到的也都是老年人。经了解,大部分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外出打工了,村庄处于“空心化”状态,村内、村外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产业结构方面:单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商贸业、服务业、旅游业综合发展转变

与大多数农村一样,JC在建国前生产条件落后,生活很贫困。建国以后,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实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归集体所有,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大增。随着国家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JC被树为H县唯一的“科技示范村”,成为全LF地区科技兴农的典范。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使得农民得到了切身的实惠,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业经济根本好转。近年,HZ市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城市扩展东移给JC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为其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现代农业、商贸业、服务业、旅游业综合发展。

(三)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JC的村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这也是历届村干部的工作重点之一。村庄路面的硬化,方便了村民的出行。村内设置六个垃圾点,绿化也得到了加强,改善了村容村貌,村民的生活环境更好了。近两年还解决了引水、天然气、下水道的问题,实现了从用水到排水的一体化,改善了农村村民的生活质量,缩小了城乡居民差距。JC人非常重视教育,这也是JC“秀才村”的由来,“三多”就是其中一个体现。“三多”是指出国留学生多、县处级干部多、教书先生多。从古代的私塾、学堂到现在的小学、中学,JC的教育不断得到发展。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文体器材不断丰富,教师队伍也不断壮大,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另外,JC的医疗卫生条件也在不断改善,随着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农村卫生事业步入了正轨,村委会专门设置了卫生所,人们享受着“小病不出村,大病报销80%”的优惠政策。

二、“文化村”的治理困境

号称“文化第一村”的JC,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另一方面又深受改革发展的益处,理应是一个民主、和谐、治理有效的文明村庄,但事实却不是如此。这个“文化村”存在着很多“不文化”的地方,人们所提倡的思想和表现出的行为不一致,村庄治理出现悖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集体经济问题

在一个“文化村”,村干部应该恪尽职守,自觉维护村民的利益,而村民也应该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监督村干部的所作所为。然而,在JC,村务财务公开流于形式、集体资产不明所踪,村民对此竟能漠然处之。据了解,JC曾经拥有三大集体经济:煤矿、电石厂、砖厂,经辗转变卖,现在已无集体经济可言。村民反映,集体资产的变卖没有给予村民应有的补偿,还损害了村民既有的利益。煤矿卖了之后,村委会干部允诺要给每位村民发放400元补偿金,然而最终,村民只得到了200元钱。电石厂卖了之后,村委会声明就不给村民现金补偿了,要给村民免费安装天然气,但是结果远没有当初承诺的那么好,最终还是村民自己交了2 000多元的费用安装了天然气。JC砖厂里原有一些村民的土窑,房地产开发需要占用JC砖厂土地,开发商以土窑已经塌陷为由,拒绝给予村民补偿,村民为此去理论却遭到了黑社会的殴打。

(二)拉票、贿选现象严重

据了解,JC近年的贿选、拉票现象非常严重。在前几届,买票现象普遍,每张票100~500元不等,还有候选人会给村民发烟、酒等。最近一次选举,这种行为有所收敛,候选人不敢明目张胆给村民钱物,但是贿选仍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秘而已。各候选人的亲友团也会深入村民家里,存在不同程度的拉票行为。物质利益的诱导、人情关系的影响、害怕得罪干部的压力,都严重影响着村民在选举中真实意愿的表达。再加上选举程序的严重不规范,更使得村民未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进行投票,选举程序公开、公正只是一句空口号而已。选举流于形式,村民只是看看热闹,选谁都一样。作为“文化村”村民对待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如此冷漠,着实令人担忧,提高“文化村”村民的民主意识任重而道远。

(三)利益分配不均、干群关系紧张

在村民眼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干部的普遍形象。据村民反映,JC的干部人人都有轿车、楼房(还不止一套)。下面是一位村民的原话:“我就说我们村的这个干部吧,老百姓都是种地的,干活打工一年也就收入一两万,人家当官的啥也不干,钱从哪里来,又有汽车又有楼房的,楼房还好几套,哪个干部都有,会计、村委支委干活的都有楼房。干部就支持开发商了,支持就肯定要有好处了。”在村民看来,就利益分配这一方面,进行房地产开发,最终的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村干部,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损害。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村,村民和村干部应该能够平等地进行对话,然而在JC,村民都不接触干部,村民对村里的公共事务没有发言权,干部独断专行,不听取群众意见,干群关系紧张就在所难免了。

(四)低保问题

“富人吃低保,穷人看低保。”这是JC低保问题的真实写照,低保对象的界定存在很大的操作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几户老人特别贫困,没有经济来源、体弱多病,但是仍没有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村民反映,村里的低保名额都给了与干部关系好的亲戚、朋友,而他们往往并不是村里最困难的人。用村民的话说,甚至有些人“住楼房、开小车、吃低保”。或许村民的有些话有失偏颇,但是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真正的穷人享受不到低保的现实。据村民介绍,前些年这种现象非常严重,低保户资格严重不达标,而且低保户的数量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五)党员发展困难,年轻党员培养出现断层

建国以来,JC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由党支部初建时的6人发展壮大到现在的53人,其中男党员43人,女党员10人。但是,在近几年,党员发展困难,尤其是年轻党员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一点可以从JC党员的入党时间和年龄结构得到佐证。在JC的53名党员中,1949—1966年入党人数为6人,1967—1976年入党人数为7人,1977—1992年入党人数为14人,1992—2010年入党人数为26人。在这53名党员中,年龄在25岁以下的党员人数为0(《贾村志》)。据村民反映,最近几年村里很难入党,在职的党支部书记为避免有新党员与其竞争职位,故意限制年轻人入党,抬高入党门槛。即使有名额也是内定为干部的亲属,扩大其个人势力,这实在是一个“文化村”不该有的状况。

三、出现悖论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人的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早已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市场经济的趋利性特质,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1],提高了人们的物质利益意识,激发了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产生牺牲长远发展,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见行为,这是JC出现治理悖论的根源所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但是不能盲目追求速度,急于求成。房地产开发、土地征用,给乡政府和村干部都带来了巨大的牟利机会,很容易使二者形成利益共谋。JC的房地产开发一方面给当地政府创造了税收,另一方面也给村干部带来可观的收入。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追求,乡镇、村干部共同推进着征地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的默契,用村民的话说就是“村干部与乡镇领导一个鼻孔出气”“官官相护”。但是,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损害农民利益、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党员发展候选人内定、低保对象界定模糊、民主意识淡薄等问题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贿选、拉票更是村民短见的直接体现,谁给钱就投谁,只顾个人眼前得失,漠视公共利益。为了几百元,不惜牺牲自己手中那宝贵的一票,放弃自己神圣的选举权利。

(二)直接原因:旧的文化传统逐渐没落、新的文化元素尚未形成

JC受城镇化影响发生的转型只是外在的,而与之相匹配的内在文化涵养还没有培养起来。旧的文化传统逐渐没落、新的文化元素尚未形成,新旧文化之间出现断层,没有实现成功的跨越衔接,村民的行为缺乏文化意识的指导,表现出了自私、短见、不民主、不文明的表现,这是导致“文化村”出现治理悖论的直接原因。JC的许多优良的传统文化是其他村庄所没有的,但是这些文化传统正在消退,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提高,对精神文化的要求却在逐渐降低。虽然JC的文化设施不断完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形式的。“文化村”既有的爱文好儒、孝悌情浓、崇尚礼仪的文化传统正在消退,牌匾文化、书法字画、古碑文化几近遗失,还有面塑、剪纸、套色版画、演戏等很多民间艺术也渐渐退出了生活的舞台。传统文化没落的同时,适合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文化元素却没有相应培养起来。如果能将多元、民主、自由、开放等这些先进文化、进步文化培养起来,这样“文化村”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村民才能实现全面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村”和“文化人”。

四、走出迷思:悖论的破解之道

(一)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创新文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充分发挥JC的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文化第一村。首先,要将那些优良的文化传统重拾并加以创新。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对乡村文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孝道文化、礼仪文化、爱文好儒这些优良传统,即使在新时代也还具有其特殊的意义,需要重拾并加以创新,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慢慢实现,当这种思想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内心,这种道德体系就得以构建了。新的孝道礼仪文化不仅对于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具有巨大的作用,如果将其加以倡导的话,还有助于营造敬老孝亲的良好社会氛围。对于那些保守、迷信等不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要予以摒弃,要着重培养科学、精明、开放的文化氛围。其次,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3]。要充分利用JC的古建筑群,发展旅游业,丰富文化内涵,挖掘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娲皇圣母庙、玄帝庙、魁星楼、状元桥、凌云塔、牌坊、鼓楼、刘氏宗祠等都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资源,但是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这些遗存的资源已经有些破败了,需要“修旧如旧”[4],在修缮的同时尽量保留这些古建筑原有的风貌。据了解,现在这些文化遗产已经取得一些经济收入,圣母庙、玄帝庙等的“香火”收入已经投入了JC的教育事业,为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一点资助。

(二)努力培养新时代文化:追本溯源,以传统文化为坚实根基

牢牢抓住城镇化发展的契机,实现文化跨越转型。首先,以现代文化引领社区治理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培养民主意识。要改变以往“一言堂”的局面,培养民主开放的风气,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具体到村庄,就是要居委会、居民能够共同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居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村庄事务的民主管理中。丰富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形式,拓宽群众了解政治、参与政治的渠道,加强村民对选举活动的认识和对选举程序的了解,提高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教育、引导群众将目光放长远一些,顾大局、识大体,不要被眼前利益迷惑,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投好属于自己的神圣一票。另外,要加强村干部村庄治理能力建设,加强廉政教育,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全局意识。其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一方面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村民的素质教育。在这一点上,要充分把握城镇化这一契机,利用JC有利的地理区位优势,向邻近的城市学习,向先进社区学习,吸取先进的经验,感染现代气息。近年来,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使得JC人眼界得到开阔,形成了JC人勤劳、热情、精明、圆滑、开放的品质。当然,这直接受益于城镇化的发展,但是,这些优良品质都与JC“文化村”的文化传统是息息相关的,是有着深厚渊源的。JC一直都有着勤劳上进、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在城镇化这一现实背景面前,JC人能够超越其他相近村庄,紧抓城镇化契机实现经济政治腾飞的原因。

总的来说,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实现JC的文化转型,打造名副其实的“文化第一村”是大有裨益的,在此道路上,值得JC尝试探索。

摘要：JC,号称猛将谋臣如云,秀才举人如雨,是一个以“文化第一村”著称的村庄。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JC由一个传统农村转化成了典型的城郊村,给世人留下了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显赫、村庄和谐、民风淳朴、环境优雅的美好印象。但是通过对JC的实地调研发现,就是这个“文化第一村”,却出现了与其应有状态相悖的治理问题。鉴于此,描述在城镇化背景下JC发生的转变、治理悖论,探讨出现治理悖论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文化村,治理悖论,破解之道

参考文献

[1]姜丽芳,苏艳霞.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J].集团经济研究,2006,(33).

[2]张英洪.城镇化要重拾乡村文化价值[J].农产品市场周刊,2015,(4).

[3]方旭.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探析——以咸宁市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