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精选9篇）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篇1

近年来中央为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一系列举措都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好地流转提供了便利。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要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1];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2]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地向农村发展, 农村原有的熟人社会逐渐被打破, 农村原有的“办事规则”需要逐步被法律替代, 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在土地流转时产生大量合同的纠纷, 亟待解决。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不签订合同或合同签订不明确极容易产生合同纠纷;合同履行过程中不按照约定, 容易发生合同纠纷, 产生违约责任。下文将从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违约责任等方面提出避免以及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纠纷的建议。

1 合理明确的订立合同, 有效减少合同纠纷

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主要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五种。五种方式应按类别订立不同的合同。由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对法律概念掌握不清, 首先容易出现合同类目的选择错误。在明确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几种流转方式的区别后, 选择自己所要进行的流转方式订立相应合同。另外合同中需要对以下事项作以明确规定:

1.1 流转土地基本情况及用途

需要写明流转土地的具体位置、地类、面积、界限、用途, 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原承包合同编号, 以及土地流转后使用方对土地的用途。

1.2 流转期限

需要明确写明流转的年限, 自某年某月某日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止。此处日期要注意符合法律规定的最长时限, 并且不可超过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另外还要写明交付日期。

1.3 支付金额、时间、方式

明确约定流转土地以实物形式支付, 还是以现金方式支付。明确约定具体每年每亩需要支付的实物种类及公斤数或人民币金额。由于流转期限较长, 还可考虑物价等因素另行约定。支付可采取一次性交付或逐年交付。一次性交付的要明确交付日期, 逐年交付的约定每年具体交付日期, 还可约定每年以多少比率递增。当然, 逐年交付也可约定不递增。

1.4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发包方有权按照合同规定收取转包金,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到期收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有权监督承包方合理利用、保护流转土地, 有义务协助承包方按合同约定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干预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承包方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产品处置权和收益权。有义务依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土地转包金。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不得随意弃耕、抛荒。转包期满, 及时向发包方交还土地, 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接受流转权。承包方在流转期限内再次流转的, 需要经发包方同意, 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1.5 流转合同到期后地上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

应明确约定权属及相关补偿措施。

1.6 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双方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合同;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一方违约, 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承包方丧失经营能力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

1.7 违约责任

双方应当明确约定违约的情形以及承担的违约责任, 这样可以促使双方认真履行合同, 同时也可以保护守约方的利益。

1.8 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 也可提请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机关调解解决。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不成的, 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依约履行合同, 有效避免合同纠纷

当事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订立有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后, 应依约履行。

当事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订立有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后, 应依约履行。

发包方按约如期交付;按约合理行使监督权, 不干预接受流转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强迫接受流转方再次流转土地。

承包方按约如期支付价款;按约定用途合理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按约维护土地基本设施, 合理使用;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约积极行使经营自主权、产品处置权和收益权, 不弃耕, 不抛荒;不擅自再次流转土地;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到期返还流转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 合同纠纷解决建议

3.1 发包方违约

我国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纠纷的成因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合同约定不明确产生纠纷, 第二类则是旅行时违反合同约定内容而产生纠纷。在实际操作中, 流转双方对合同约定不明确事项产生纠纷的, 双方需要再次协商, 对约定不明确事项达成一致签订补充协议, 协商不成的, 按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处理。而第二类违约产生纠纷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现实中的案例也多是这种情况。

(1) 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 在一些地方, 不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发包方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实行规模经营或其他理由, 违反农民意愿, 强迫承包方统一耕种某种作物;有的发包方假借统一管理等名目, 强迫承包方购买指定或代销的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承包方如不同意, 有的发包方即采取不正当手段强制推行, 甚至砍毁承包方已经耕种的作物。当承包方按照发包方的强制要求耕种, 产品出现卖难、减产等问题时, 发包方又不予解决或者无力解决, 给承包方造成损失。对上述违约行为, 发包方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2) 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当前, 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思想和行政干预的手段指导农业生产, 强制收回承包地。农民如不接受, 发包方便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达到少数服从多数产生有关决议, 强迫农民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 放弃或者变更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上述行为, 发包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3) 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承包方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时, 除以转让方式流转须经发包方同意外, 其他流转的方式, 发包方一律无权干涉。但是, 目前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过程中, 发包方以结构调整和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借口, 以各种手段强迫承包方将承包地进行流转。这些行为都是严重地侵害了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违法行为, 应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

(4) 发包方未依合同约定交付承包标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 发包方应依合同约定的时间或条件将标的物交付给承包方经营使用, 否则, 即构成违约。如发包方逾期交付、拒绝交付等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 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5) 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 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第30条又对妇女结婚、离婚、丧偶时处理承包地问题的原则作了规定。但是, 实践中, 剥夺、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也经常发生, 其表现形式很多, 有的是妇女出嫁时, 不论何种情况一律收回其承包地, 有的是在承包时不能做到男女平等, 有的是非法剥夺妇女的继承权等。对上述侵权行为, 发包方应承担民事责任。

3.2 承包方违约

(1) 承包方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用于非农建设。承包方未履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批准手续, 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 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 其行为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如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活动中出现上述行为, 即是严重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 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是指由于对土地的不合理耕作、掠夺式经营、建造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取土、采矿以及其他不合理使用土地的行为, 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破坏耕作层等严重破坏耕种条件的情况, 以一般的人力、物力难以恢复种植条件的损害。发包方一旦发现承包方有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情况的行为时, 有权制止承包方的行为, 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3) 承包方没有依约定交纳承包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有依合同约定交纳承包费的义务。承包方应当依承包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限、数额交纳承包费, 不得无故逾期交纳、拒绝交纳或少交纳, 否则, 即构成违约。构成违约的, 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因承包费或交纳承包费等方面产生争议的, 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解决。人民法院在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时, 对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承包方应当承担的义务中, 超过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

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中合同纠纷数是最主要的纠纷形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纠纷的处理, 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以及整个农业的良好发展。本文首先提出通过明确的合同订立以及规范依约履行以有效减少纠纷的办法, 在此基础上提出合同纠纷解决建议以更好保障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权利。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参考文献

[1]杜德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及其控防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13 (2) .

[2]朱柳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2012.

[3]张红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性质的法律辨析[J].河北法学, 2011 (6) .

[4]杨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 2011 (10) .

[5]袁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之法理分析[J].河北法学, 2011 (8) .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篇2

作者： 时间：2008-09-18

原始材料

[案情]

2003年，**公司与唐某订立特许加盟合同，约定：**公司向唐某授予“**茶楼”特许经营权、传授加盟店知识等，期限为5年，唐某应支付加盟费15万元(无论何种情况均不退还)，特许保证金10万元(非定金性质，在唐某违约等情况下**公司有权没收)，并按月支付特许使用费、特许广告费等。合同还约定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可解除合同，违约金为30万元，唐某以该特许加盟合同参与设立的公司对唐某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唐某缴纳了加盟费15万元及保证金3万元。唐某与他人共同出资设立了海通餐饮公司，由海通餐饮公司作为经营“**茶楼”加盟店的载体。之后，因唐某长期拖欠特许使用费和特许广告费等，**公司经催讨未果于2004年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特许加盟合同；唐某支付特许广告费、特许使用费4171.28元、违约金30万元、特许保证金3万元；唐某设立的海通餐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唐某反诉称因**公司未履行员工培训、广告制作等合同义务，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唐某认为特许加盟合同中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海通餐饮公司同意唐某的意见，并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异议。

[审判]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司已依约履行了相关义务，唐某拖欠

相关费用的违约行为已构成合同解除条件，**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应对该合同的后果一并进行处理。遂判决解除双方的特许加盟合同，唐某支付**公司特许广告费、特许使用费4171.28元并支付违约金15万元，海通餐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返还唐某特许加盟费12万元、特许保证金3万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其不应返还加盟费及保证金、唐某应全额支付违约金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特许加盟费是被特许人为获得特许经营权而向特许人支付的一次性费用，系争合同中关于该费用不予退还的条款符合该费用的性质及行业惯例，且合同系因唐某违约致解除，故加盟费不应退还。综合本案实际履行情况，因**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具体损失，原审判决的违约金显属过高，应酌情减少。系争保证金不具有定金性质，应予退还。遂改判撤销原审判决主文中关于**公司退还唐某12万元加盟费的条款，同时变更唐某支付违约金金额15万元为3万元。

[情理法观点]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纠纷产生的原因是特许加盟合同提前解除后，双方对合同解除的后果不能达成一致的认识，这在当前的特许经营纠纷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具有代表性。以下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其反映的法律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同类纠纷的解决提供参考。

一、特许加盟费是否应退还

加盟费一般是在特许经营合同签订后，由加盟方一次性支付。商务部发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将加盟费定义为“被特许人为获得特许经营权而向特许人支付的一次性费用”，虽然《办法》属于行政规章，效力层次不高，但该定义仍可作为本案审理时的一个参考。实践中，特许双方往往并不清楚加盟费的性质，只是约定加盟费“一次性支付”，有的把加盟费看作是合同中特许使用费的一部分或预付款，也有的把加盟费理解为合同保证金。因此，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解除合同时，特许双方对加盟费应否返还产生争议

二、特许保证金是否应退还

关于特许经营中的保证金，《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的定义是“为确保被特许者履行特许经营合同，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收取的一定费用。合同到期后，保证金应退还被特许人。”显然，收取保证金的目的是担保合同的履行，但这种担保形式与通常所说的定金有所不同，差别在于不能适用“定金罚则”：一方违约时，另一方不能扣除或要求双倍返还保证金。

三、违约金如何确定

按照《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一般而言，约定的违约金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功能，合同双方在签约时，对于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是有一定认识的，如无特别不当，法院不宜介入对违约金的调整；但如违约金超出实际损失太多，或者一方依据其强势地位而迫使对方接受不公平的违约金条款，则法院也应予以干涉。

我的案件评析

该案涉及的核心问题特许经营合同提前解除时特许人和被特许人法律后果的确定。以下就该案的争议焦点作出分析：

一、中途解除合同时，特许加盟费应否返还

笔者认为在特许经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解除合同时，特许加盟费是不应返还的。

首先，从法律规定来看，商务部发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将加盟费定义为“被特许人为获得特许经营权而向特许人支付的一次性费用”。在合同开始履行后，特许方如果切实履行了收取加盟费所应承担的义务，将特许经营权授予被特许人，即使中途解除合同，也不存在加盟费的返还问题。

其次，从特许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分析，特许经营权一般包含着特许人拥有的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资源、管理技术等一系列具有商业价值的要素，特许加盟费是加盟者为获得特许经营资格所支付的对价。该案中唐某已经获得经营“**茶楼”加盟店的资格，切实使用了企业商号、经营模式等资源，应该支付加盟费。

再次，该案双方在合同中已经约定了加盟费的处理，即“无论何种情况均不退还”。本案合同的解除主要由于被特许人的违约所致，**公司对合同的解除并无过错。没有显示公平的情况存在，因此该条不能认定为可撤销条款。

二、特许保证金应否返还问题

收取特许保证金的目的是担保合同的履行，其实质是一种以金钱作为质押标的的担保，对合同当事人产生心里压力，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该案当事人在合同中已经明确特许保证金不具有定金性质，即使在一方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也不能适用定金罚则。所以合同一旦解除，特许保证金是应该予以返还的。

三、违约金的确定问题

该案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法院如果就当事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调整。

我国《合同法》114条的规定已经明确了违约金的性质，即以补偿性为基本功能。虽然违约金一般以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为准，但如果出现双方利益失衡的情况，法院可以作出适当调整。调整的基准也应以补偿损失作为前提。

该案**公司的损失主要包括品牌、商誉、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损失。这些无形财产的损失在实践中较难衡量的。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我国《商标法》、《专利法》等中关于侵权行为赔偿的计算方法，即首

一起承揽合同纠纷案 篇3

原告某冶炼厂因自有的10千伏高压供电线路上高压跌落保险和避雷器使用时间较长，该厂法定代表人满某电话委托被告某县供电局抢修班班长邹某为其代购设备材料并为其进行更换安装。邹某应满某要求，带领所在供电局的2名职工为其更换安装了高压跌落保险和避雷器。不久，新更换的避雷器发生爆炸，变压器烧毁，造成该厂停产等经济损失。于是，该冶炼厂以此为由，将某供电局和邹某列为共同被告诉至某县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34763.55元。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撤销了对邹某的起诉，仅诉请法院判决被告某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经某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某冶炼厂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期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仍维持原判。

2 法律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供电企业员工擅自对外承接业务导致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一审法院以原告举证不能为由判决原告某冶炼厂败诉。本案法院的判决从结果来说是公正的，但各方在本案的处理中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2.1 某县供电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

显然，本案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邹某的行为是否代表被告从事的职务行为。但本案中，邹某的行为并不属于代表被告所从事的职务行为，应视为其个人行为。理由如下：(1)本案中安装跌落保险和避雷器的电力设施由原告所有，其维护管理义务由原告承担，而原告在电话邀请邹某安装跌落保险和避雷器前未曾将该电力设施的维护管理委托与被告，因此被告并无义务为其安装跌落保险和避雷器，邹某接受原告委托安装跌落保险和避雷器的行为并非是基于被告的经营活动;(2)邹某接受原告委托未经被告同意及办理派工手续，事后也未经被告追认;(3)邹某为原告更换的避雷器系邹某自行在外采购，并凭收据直接与原告进行了结算。因此，邹某为原告更换安装避雷器的行为后果应该由邹某个人承担，与本案被告无关，本案被告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但本案被告未将其作为抗辩理由，如果不是出于保护职工的话，显属处理不当。同样，法院在本案判决中并未对此予以说理分析，而是把邹某的行为当然地看作是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于是也就当然地认定某供电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

2.2 违约与侵权的竞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侵权责任。合同法既明确肯定了违约和侵权的竞合，又明确提出了当事人拥有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的选择权。本案中，避雷器的爆炸可能是由于修理合同违约造成，也可能是避雷器产品质量瑕疵原因侵权造成，不过这2个事实是否成立还处于待证状态。原告行使诉权选择的方向不同，带来的处理结果就将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义务主体、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责任形式等方面会大相径庭。违约与侵权只能二者选其一。本案原告为了追究某供电局的法律责任，选择了修理合同违约之诉，但是出于举证难的境地，又采取了侵权之诉的进攻手段，将案件核心往避雷器产品质量瑕疵方面引导，期望以此逃避或转嫁其举证责任。原告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既然选择了违约之诉，原告就要对被告的违约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因举证不能而判决其败诉。

(2)假设原告选择了侵权之诉，本案的处理结果或许会发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生产者的责任，产品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生产者有权向产品销售者追偿。如果依照产品质量法处理本案，第一，适格的被告主体应该是避雷器的生产厂家或经营商家，既可将他们作为共同被告，也可任选其一;第二，避雷器的生产厂家和经营商家的责任性质属于连带责任;第三，归责原则与违约之诉不同。违约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即不以违约方有无过错，均应承担法律责任。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因人而异，生产者承担严格责任而销售者承担推定过错责任(过错责任的一种)。

3 经营管理启示

经营承包合同纠纷起诉状 篇4

被告：西华县XXX调味品厂(合伙企业)，住所地：河南省西华县逍遥镇常村。

负责人：XXX

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

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60000元。

3、诉讼费判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被告双方于2003年4月5日签订一份销售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保证原告为其产品在郑州地区的唯一销售代表，被告不得在原告未知、未许可的情况下，向郑州地区任何一家经销商供货，如果被告违约被原告发现，发现一次被告应支付原告100000元的经济补偿。若被告无故解除合同或者违约，被告应给予原告原有收益的10倍的经济补偿。另合同还对双方相互协作、市场开拓、管理、调货、退货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而被告于2003年7月初以来在原告未知的情况下，擅自向原告郑州地区的客户(经销商)供货，致使原告开拓的郑州市场无法控制，使原告的销售额急剧下降，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03年10月下旬，被告无故终止合同，拒不向原告供货，后原告又多次要求被告供货，被告以种种理由搪塞原告。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此致

郑州市XXX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篇5

一、案情简介和法院判决

蔡枝滔等村民诉广州溪头风景名胜区规划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先后由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1年7月10日,村委会在未经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议的情况下,以村委会的名义与规划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规划公司盖章日期为2011年9月30日),约定鉴于蔡氏古堡原租户违约拖欠租金多年, 已造成甲方(村委会)重大经济损失,甲方决定终止原租约,并委托乙方收回蔡氏古堡的使用权,并将位于从化市良口镇溪头村的蔡氏古堡及附属庭院房舍出租给规划公司,期限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2031年9月30日止,租金为4000元/年,以及其它相关的权利义务。蔡枝滔等村民得知后,认为未经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议,该合同将会损害村民的合法权益,遂向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村委会与规划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有二:第一,关于原告是否适格。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和破坏,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因此,蔡枝滔等106个村民认为村委会、规划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侵害了其合法的权益,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不存在主体资格不适的问题; 第二,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因上述合同违反了该民主程序, 故对蔡枝滔等106个村民提出确认村委会、规划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二审法院认为规划公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其单方面的解读。二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判。

二、如何区分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而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则只是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但并不否认合同效力。

在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53号湛江市东海岛实验区东简镇某村村民小组与吴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某村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发包林地给吴某经营,依法属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属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合同有效”。而在本案中,法院却认为,“规划公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其单方面的解读,本院不予采信”。同样是有关处置集体财产合同效力的案件,同样为广东省法院审理,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由此可见,对于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目前暂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般为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那么,我们应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呢?笔者提供参考方法如下:第一,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的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三,如果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则属于管理性规定;第四,效力性规定主要针对行为内容,而管理性规定主要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中介需取得营业执照的规定等,均属于管理性规定。但是对上述判断标准要综合运用,如金融、证券、保险等行业关于营业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虽然调整对象主要是主体资格,但由于此类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与市场秩序, 因此应认为是效力性规定。

三、未经村民民主程序的租赁合同效力定性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里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二审法院判决认定涉案租赁合同无效所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就是说,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笔者不予认可, 笔者认为该法仅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具体理由将在下文中予以解释。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未明确规定未经过民主程序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 (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 (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 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很明显,该条文并没有规定未经过村民会议程序的合同无效。然而本案中法院却直接适用该法认定涉案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有失妥当。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而本案中所涉村民的利益,则为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规划公司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也并没有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

结合到本案中,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大程度着重国家对村民委员会的管理,属于对村民委员会的行为的调整规范,并不涉及到其他民事主体,更未涉及到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该法作为认定民事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然而,笔者随机抽取了广东省内部分法院审理的没有经过村民会议讨论而处置集体财产的合同效力的案件,从2004年到2014年的55个案件样本中, 只有3个案件是认定合同有效(且为农业承包合同而非租赁合同),即94%的该类案件在广东省内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均是被认定为合同无效的,包括本案。

笔者分析,司法实践与理论出现上述悖论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村民集体财产处分案件多为金额大、人员多的群体性事件,处理稍有不慎,社会影响就非常大,进而使得法院的维稳压力较大。因此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院基于实际社会效果、对更多利益体的保护、社会稳定等因素,多认定没有经过村民民主程序的租赁合同无效。

四、小结

承租人承租前应要求村委会出具租赁物业事宜已经履行民主程序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均规定了村委会处分 集体财产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否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由此可见, 承租人在承租农村集体物业时,对该物业的出租是否已经履行民主程序负有谨慎注意义务。因此,承租人在承租前应要求村委会出具租赁物业已经履行民主程序的证据,对村委会是否有权处分集体财产保持应有的谨慎,确保合同有效。

对尚未履行民主程序的农村集体物业租赁合同的补正措施。若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时农村集体物业尚未履行民主程序,则其面临着合同无效的风险。此时,可对无效合同予以补正。所谓无效合同的补正,是指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导致合同不能满足有效条件,当事人可以通过事后补正来使合同满足有效的条件,促使合同有效。就农村集体物业租赁合同的补正,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第一,重新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农村集体物业租赁事宜;第二,根据村委会的议事规则或章程规定的补正手续进行补正;第三,让村民代表在村委会的资产报告或财务报表上签字;第四,由村委会出具承诺函,书面明确由其自行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诉讼时应确保能够取得的证据都已在举证期限前提交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那么,何为“新证据”呢?法律规定,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本案中,规划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了其与村委会签订的《房屋交接备忘录》、《公证书》、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等,因该证据均可在一审期间取得,故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二审法院不予接纳。

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解决的途径 篇6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 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 (镇) 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2条规定,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 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篇7

2012年6月, 某建筑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 承包了南京市某开发企业开发的建设工程。同年8月, 建筑公司与王某签订工程转包合同, 约定该工程由王某施工, 王某承担工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 工程工期、结算方式等依照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大合同”为准, 建筑公司收取工程造价5%作为管理费。

2012年10月, 王某与南京某模板公司签订《建筑材料购销合同》, 约定由王某购买模板公司模板若干。合同载明双方当事人为王某、模板公司, 签订合同时王某未能出具任何委托代理手续, 在合同落款处没有建筑公司加盖公章, 仅有王某个人签字。协议签订后, 模板公司将模板分批送至施工工地交付王某。王某每次收取模板的收据均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工程竣工后, 经结算王某累计拖欠模板公司8万元材料款。2013年11月, 模板公司以建筑公司、王某为被告起诉至南京市玄武法院, 要求建筑公司、王某支付货款8万元。

模板公司要求建筑公司、王某支付货款理由如下:

1.签订合同时, 王某自称代表公司。

2.模板均送至建筑公司的工地, 建筑工地外悬挂该公司名称等信息, 模板公司一直认为建筑公司是模板的买方。

3.尽管建筑公司与王某签订转包协议, 但是模板公司从未得知有该份协议存在, 该份协议对模板公司没有约束力。

4.王某收货的收据均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 应当认定就是建筑公司购买模板。

建筑公司抗辩理由如下:

1.依据建筑公司与王某的转包协议, 王某承担工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 该工程发生的债权债务与公司无关。

2.建筑公司从未授权王某签订任何模板买卖协议, 模板公司与王某的买卖合同未经公司加盖公章, 为得到公司的确认, 建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3.尽管收据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 这是王某个人的行为, 公司从未认可。

王某认可模板买卖合同是其与模板公司签订, 也认可拖欠货款8万元的事实, 并表示该份买卖合同是其个人与模板公司签订, 与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支付拖欠货款, 应当由其个人承担, 公司没有任何责任。

法庭审理认定

1.南京市某开发企业开发的建设工程工地的中标单位是建筑公司, 本案涉案模板用于该工地。

2.王某在签收模板的收据中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 从而使模板公司有理由与相信其模板卖给了建筑公司。

因此, 王某以建筑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 模板公司有理由相信是建筑公司的行为, 王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判令建筑公司支付8万元货款及利息。

东恒律师分析

依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满足四个要素:1.代理人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2.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3.第三人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是有权利进行民事行为;4.相关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且没有过失。

本案中, 争议焦点有3点:1.王某是否构成以建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2.模板公司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王某有权签订合同。

首先, 可以肯定的是王某没有以建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王某与建筑公司签订转包协议, 双方没有其他任何法律关系, 王某与建筑公司自始至终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王某没有取得建筑公司的授权, 其本人也认可该合同是其个人与模板公司签订, 与建筑公司无关。合同载明的双方是王某与模板公司, 与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虽然, 模板的收货地址在建筑公司工地, 但不足以证明王某是以建筑公司的名义购买模板。因此, 王某没有以建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

其次, 合同签订时王某没有出具任何建筑公司的授权手续, 仅仅是载明收货地址为建筑公司的工地, 这一点不足以证明, 王某具备建筑公司的授权。模板公司基本的权限考察都未进行, 变轻易订立合同, 显然其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王某具备订立合同的权限。

合同纠纷两例 篇8

绿园公司与江豪在2007年12月签订购销合同, 约定由绿园公司在一年内为江豪提供50吨草鱼, 并由绿园公司送货到100公里外的江豪处, 具体供货时间和数量以江豪要货传真为准, 价格以目前市场价格7元/公斤为基础, 随行就市。此后, 双方按7元/公斤履行了20吨。2008年3月2日, 江豪发传真给绿园公司, 要求以7元/公斤的价格提供10吨草鱼, 绿园公司以所在地鱼价上涨为由, 告知江豪只能以9元/公斤的价格供货, 而江豪却以其本地鱼价未涨为由拒绝。由于绿园公司未供货, 江豪遂以绿园公司违约为由诉诸法院, 要求绿园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5万元违约金。

在绿园公司看来, 双方事先已经约定价格“随行就市”, 自己便有权依市场价格决定供货调节价格, 加之存在江豪不肯按调节价收货的情形, 故不构成违约。可法院的判决恰恰相反。原来, 一方面双方约定价格以7元/公斤为基础而“随行就市”, 既是为了双方交易安全, 也是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 彼此明知价格的可变性, 并愿为此承担风险, 是双方在考虑利益平衡基础上的真实意思, 当属有效。但由于双方分别处在不同的地方, 而合同没有言明“随”何处的“行”, “就”哪儿的“市”, 导致了绿园公司仅仅以其所在地的“行”“市”, 来决定江豪应当接受的价格成了一面之词。另一方面, 《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分别规定:“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 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适用下列规定:…… (二) 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 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同样指出, 有关价款约定不明确,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内容不能确定, 当事人又不能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 其价格应当以订立合同时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地的价格行情为确定标准。由于本案是由绿园公司送货到江豪处, 即双方约定的交货地点 (履行地) 为江豪处, “随行就市”当然也就只能以江豪处的市场价格变化为依据。

点评:其实, 绿园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可明确以自己所在地的价格“随行就市”。还值得提醒的是, 签订合同时, 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应尽可能明确。实在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难于明确的, 可以根据下列法律规定, 区别不同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方: (一) 质量要求不明确的,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 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 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 按照规定履行; (三) 履行地点不明确, 给付货币的, 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 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 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 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 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 履行方式不明确的, 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 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 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案例2“以物抵债”成一纸空文

2008年3月3日, 柳春到王娴处赊购价值18万元的货物, 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如果柳春不能在两个月内还清货款, 其提供作为抵押物的店房则归王娴所有。期满后, 柳春未能清偿贷款, 王娴提出办理转移抵押店房所有权的手续, 遭到柳春拒绝。仅过了几天, 柳春却将店房卖给了他人并玩起了“失踪”。王娴无奈, 以自己抵押在先为由, 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柳春与他人的店房买卖无效, 将店房交自己所有。

不料, 法院竟认定王娴与柳春自愿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无效。原来, 设立抵押权或质押权时, 抵 (质) 押人与抵 (质) 押权人在抵 (质) 押合同中约定, 债权到达清偿期而未受清偿, 抵 (质) 押物的所有权就转为抵 (质) 押权人所有, 这种约定叫流质契约。《担保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六条分别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 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 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 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即我国《担保法》是禁止此类流质契约的。本案中, 如果柳春不能在两个月内还清货款, 抵押店房则归王娴所有的约定, 明显属于抵押权的流质契约条款。正因为如此, 王娴便无权按约定取得店房的所有权。

论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篇9

很好的传递和收集, 在信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施工企业集团总部在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很难对下属企业实施有效的控制, 这就决定了施工企业的财务管理比其他行业更需要信息系统的支持。

采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要找准切入点, 针对当前资金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采用统一的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的软件, 可以有效解决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改善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业务流程, 减少以至消除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不规范做法, 节约管理费用, 提高施工企业资金管理能力。

3、集中管理权限, 明确授权范围。施工企业分散的特点带来了资金管理上的诸多问题, 企业应适当的集中管理权限, 对子 (分) 公司在投资管理、生产管理、订立合同、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合理的授权, 确保子 (分) 公司经济活动在公司授予的权限内规范的进行, 避免由于资金管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持及当事人利益的调节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至今, 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实施, 与此同时, 立法部门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然而, 依旧有一部分不法分子无视国家法律, 利用合同进行各式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色色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 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 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 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

理失衡而导致的财务风险。

4、建立资金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实现资金的有效管理。资金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是通过定期编制现金预算表, 对一定时期内的资金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预算平衡, 将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等以计划的形式反映出来, 并严格按照预算表计划组织落实当期资金流入, 执行当期支出项目, 以达到合理使用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有效地组织与协调企业全部的经营活动的一种科学、有效的资金管理手段。施工企业须对施工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实行预算编制、执行、分析、考核, 实施现金预算, 充分发挥财务工作的管理职能, 严格限制无预算的支出, 通过对资金周转的全过程组织控制, 达到降低资金使用压力的状况, 满足施工生产需要的目的。现金预算以“量入为出、节约使用、保证重点”的原则编制, 对编入预算的资金收支项目需进行认真分析, 资金收入项目要保证落实, 资金支出项目要逐笔研究。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 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 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 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 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 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 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 特征不同。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 有三种观点:

1、客观论:

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订了经济合同, 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 就构成合同诈骗。

2、履行能力论:

认为签订合同时行为

实行预算内资金支出责任人限额审批制度, 对限额以上的重大开支由集体审议, 增强业务开支的真实性和透明性, 实现对资金的有效管理。

四、结束语

资金管理是施工企业管理的集中体现, 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大事。施工企业必须克服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规范对资金的使用行为, 提升资金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果, 满足施工企业在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中对资金管理方面的需求, 实现企业的更好更快发展。

(作者单位:中铁12局四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陶礼智.浅谈施工企业如何加强资金管理[J].商业会计, 2005.6.

[2]俞立青.施工企业财务管理[M].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9.

[3]李立新.施工企业资金管理的探讨[J].新华月报, 2008.11.

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3、主观论:

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笔者认为, 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 相比之下, 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悖的方法与对方签订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 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订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有的只是想借用, 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 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 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

(二) 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 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是严重的违法, 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 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 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 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 侵犯的是债权, 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理论上说, 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 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1、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 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 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 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 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 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 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 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 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 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行为人签订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 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 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 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性行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 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 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 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这种情况下, 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往往是签订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 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 当目的达到时, 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 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 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4、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是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 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5、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 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 甚至进行挥霍, 致使财物无法返回, 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并没有挥霍财物。

(三) 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 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 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项犯罪行为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显然, 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 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 但是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 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 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 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综上所述, 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 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 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 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 分析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 我们应当认识到, 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 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 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 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 进一步分析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相似相异之处, 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 从而推进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