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行政法

比较行政法（共12篇）

比较行政法 篇1

现代国家已经由自由法治国发展到社会法治国家, 国家政府的功能日趋复杂。为了更积极地保护公民的权利, 更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 行政规划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行政规划是对于未来的预测和目标的确定, 规划法采用“目的—手段”而不是“要件—效果”的规范构造, 其在实体法控制上相较于其他的行政行为非常弱。因此, 程序成为对行政规划权力进行规制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 行政规划程序应当包含行政规划确定、实施、救济的程序。

一、行政规划程序的立法原则

(一) 正当程序原则

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是各国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法的共同原则, 其中民主原则和公正原则更上一位的原则是正当程序原则。虽然英美法系最重视程序法, 但就正当程序原则来说, 两大法系的法律模式都有很强的渗透。在世界法学界, 用程序作为控制权力的手段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 世界各国的沟通与文化碰撞, 德国行政程序法受到英美法系正当程序的影响体现了自然公正原则。德国程序法这一潜在的理念又扩展到日本和台湾地区, 所以正当程序原则成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二) 效率原则

英美法系国家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 也重视效率, 只是他们更注重在合法程序下的效率。美国行政程序法中有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之分, 通过正式程序得到的裁决也能取得一事不再审、间接地禁止翻供的效力。因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程序公正可能导致的损害会使效率变得没有意义, 甚至适得其反。

(三) 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程序中最值得一提的具体原则是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行政法院在受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则, 其实质是政府对人民的诚信。现在不仅仅适用在一般的受益性行政行为上, 只要存在值得保护中的信赖, 行政机关就不得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 或者只能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

二、行政规划程序中的听证制度

行政规划虽然一般不直接对行政相对方产生影响, 但是间接的影响极大, 范围也比一般的行政处分更大。所以行政规划的制定应采取听证的方式, 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使民众的意见在行政规划制定中得到应有的考虑。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 这在各国程序法中都有体现。对于凡事已经影响或可能影响公民重大权益的行政行为, 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举行听证。只有对于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政行为, 涉及国家安全及利益的行为, 外交行为及阶段性行政行为不适用行政程序。听证的精髓是行政相对方能积极地参与到行政程序中, 尤其是在可能有不利于相对方的行政行为产生前能听取其意见。

程序的平等就是参与的平等, 听证的采取有助于保障相对人平等、有效参与行政决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仅仅是, 保护模式的行政程序法以听证程序为主导, 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为辅助;效率模式的行政程序法正好相反。从相对人的保护效果来看, 保护模式比效率模式更加民主, 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程度也更高。在美国, 听证程序实际上是程序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内的最高体现。

当然, 仅仅泛泛地规定行政规划制定要召开听证会是不够的。从实践来看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 日本制定行政规划召开听证会过程中就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附加居民参与程序的规划为数不多;居民的范围大多受到限制;有义务召开听证会者少, 参与方式仅限在提出意见书等范围内;参与时间大多设定在行政机关制定规划案后, 故难以修改;如何将居民通过参与有关活动提出的意见反映到规划中去, 对此缺少法律的规定等等。由于这些原因, 听证程序的规定往往流于形式。此外, 有法学家说过“民主是没有效率的”, 我们深以为然, 过多、过频的听证成本太高, 也不能避免多数人的专政问题。所以, 不管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中, 采取听证形式还是有限的。确定合理的听证事件范围是立法者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三、行政规划程序的公开

行政公开的法律出台对行政程序合法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后陆续于1966年颁布《情报自由法》、1974年颁布《隐私法》、1976年颁布《阳光下的政府法》。这几个法律的颁布强化了民主政治, 对腐败的防止有极大作用。在国家安全允许范围内, 人民越能详细而便捷地知晓政府信息, 参与国家事务, 越能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 从而保护自己的权利。日本1982年4月山形县金山町首次实施情报公开制度, 之后便迅速在全境发展起来, 最终于1999年5月7日经国会审议通过《信息公开法》, 在国家的层面上正式建立起了行政信息的公开制度。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9条规定:“以书面作出或以书面确认的行政处分, 应以书面说明理由。官署应于理由中说明其决定所考虑的事实或法律上的主要理由。有关属于裁量决定的理由中, 也需要说明其使用裁量权的着眼点。”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也有类似于德国的规定。

总之, 没有行政规划程序的公开、透明, 就难以保证依法行政, 因为行政机关很容易形成一个官官相保的利益集团。有了行政的公开, 才能督促行政机关在阳光下正大光明的行使权力。

四、行政规划制定中的调查

政府的一切决策都严格按照科学管理原则和程序处理。美国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不变, 仍应付自如, 关键是靠科学管理而不是长官意志。在国内, 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埋水管, 把地挖开;明天铺电线, 再挖一遍;后天装煤气, 又来挖一次。这说明, 我们市政建设缺乏统一的、合理的、长远的规划。近年来, 推动美国管理水平提高的最大动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现代规划的调查无外乎两个方面:实际情况的认真勘察和科学的计算与预测。

五、行政规划中的司法审查

在美国行政程序法中, 判例法所占据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已经有了《联邦行政程序法》, 但是法院判例的约束力依然存在。这些判例可以解释成文法中的模糊语言, 也可以对成文法中的疏漏补缺拾遗。不管《联邦行政程序法》还是各州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机关是否规定了程序规则, 法院都可以衡量行政机关行为所采取的程序是否符合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5]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 司法审查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般的行政行为都可以被诉至法院。由于行政规划尚无统一的法律规范, 而其本身种类繁多, 单行的法律、法规对其规定难免有遗漏或纰漏。由公正的法院对行政规划程序合法性审查, 又通过为没有法律可依据的规划程序作出判例来创设法律是独特、合理的。就目前情况看, 在判例法国家有关行政规划的问题上, 相对人得到的保护更可靠。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74条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 (草案) 》第125条等对行政规划的救济规定的比较合理, 一般情况下都确认了“利益将受影响的人”的诉权。立法中之所以可以这样规定, 与他们的行政规划裁决的“集中事权”效力分不开。集中事权就是由单一机关统筹, 以单一程序收件审查, 其他机关会同审查, 最后由统筹办理的机关核发确定规划的裁决书。简单地说, 集中事权效力就是以程序集中的方式处理达到决定集中的效果, 相当于我国规划制定行为与许可行为的合而为一。[6]总体来讲, 保护模式的行政程序比效率模式的行政程序更民主、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规划程序中, 牺牲民主的效率可能导致不能全面考察规划的影响广度、深度及可能的后果。而错误的规划的制定、实施, 不但不能实现其初衷, 反而对公共利益、公民利益是一种侵害。靠牺牲公平来追求效率是不正义的。

参考文献

[1]宋雅芳等.行政规划的法制化理念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2]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M].北京:北大出版社, 2005.

[3]王青斌.行政规划法治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4]马怀德.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探索[J].比较法研究, 1999, (1) .

[5][日]室井力.吴微译.日本现代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6]秦朔.离开洛杉矶的日子:美国为什么如此强大?[EB/OL].[2013-2-24].

比较行政法 篇2

课程论文（设计）

课程名称：01 比较公共行政

论文题目：浅析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演变

学生姓名 李依键 专 业 公共管理 层 次 专升本 批 次 132 学 号 w***3 学习中心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2015年 6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目 录 西方政府职能定位„„„„„„„„„„„„„„„„„„„„1 2 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演变„„„„„„„„„„„„„„„„„1 2.1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1 2.2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2 2.3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3 2.4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3 3评价与启示„„„„„„„„„„„„„„„„„„„„„„„4 参考文献..„„„„„„„„„„„„„„„„„„„„„„„„5

【摘要】西方政府职能优化包括服务理念的优化 社会、市场管理职能的优化 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用 对企业的协调与引导等。政府职能是发展变化的不仅不同社会形态国家的政府职能存在差异同一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政府其职能的重点、内容、范围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即政府导向也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适时的调整政府职能导向从而加快政府的转型和社会的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围绕着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执行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经济运行效果实现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与物质取向。

关键词：国家政府职能 古典经济学 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

.政府职能是政府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管理所担负的职责和功能它揭示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作用。可回答政府在社会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规模、结构、组织形态和管理方式是由政府的职能决定的。研究政府职能是研究政府管理的出发点。西方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导致政府职能的优化。

1.西方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职能的定位即解决政府“做什么”的问题它是西方行政改革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由政治压力和经济剧变 转型国家 引起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要承担以下职能:创造和维护正常的市场运行和竞争秩序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调节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结构调节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和合理分工调节对外经济关系调节收入分配和组建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国家安全。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定位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 市场调节的效率 政府作用的优劣都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职能定位的市场化特指重新检讨政府的社会福利职能、经济职能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经济职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从而减少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压缩福利项目收缩政 2 府的社会职能放松对工商业的管制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这些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职能重新定位的具体体现。政府职能定位的市场化并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收缩政府的社会与经济职能是有限度的。因为总有一些职能 特别是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必然由政府承担。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优势进行“杂交”从而提高政府职能输出的能力。因此政府职能的市场化也称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2.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演变

一般的说自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就开始了对政府职能理论的探索围绕着西方国家所要完成的主要历史任务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流变过程。

2.1 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 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主张政府的职能应集中在保护个人最大程序的自由及其私有财产权方面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就会因影响自由竞争而妨碍社会的进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在这种古典经济学有限政府理论的影响下政府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即政府的职能和权限仅在于为国民的自由、财产、人身等提供保障。在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看来除非政府干预能带来“普通的便利”否则绝不允许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的职能只能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即“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简言之就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提供公共服务。可以说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顺应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政府站在市场之外提供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挥保护功能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充分发育和不断成长较好地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却忽视和放任了“市场失灵”主张将政府活动限制于主持社会主义和建设公共设施的狭小范围内这种无为而治的政府职能理论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同时也放任了市场的失效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由“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产品的相对过剩酿成了特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的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兴起。3

2.2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

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核心是干预但国家干预的政府职能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头20年并没有成为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理论的主流而1929—1933面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为国家干预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并由此一举在西方政府职能基本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国家干预典型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而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无法自动扩大这种需求的。这种现实中市场机制的失灵或能力不足就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留出了空间政府应该发现经济体系中的几个关键参数对之加以控制和管理以实现政府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促进经济增长。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领域强调政府职能扩张相呼应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尔斯也从政治学领域论证了政府全面干预的合法性。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指出“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来保证具有类似天赋和动机的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手培养的机会在经济活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中政府应当通过对公司和私人团体活动的管理来防止对较好地位的垄断性限制最后政府还应当确保一种社会最低受惠值。而且罗尔斯把政府分成了配合、稳定、分配和转让四个部门并指出这些划分不 等于政府的通常组织机构划分而应被理解为政府机构的不同职能。” 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政府职能理论使西方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过20世纪30年代那种经济大萧条并创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但不幸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双重社会“瘟疫”一方面商品供过于求生产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停止之中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上升物价不仅居高不下而且继续猛涨。面对这种经济上的“艾滋病”凯恩斯主义者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根治高失业须增加通货通货的增加又会加剧已有的通货膨胀医治高通货膨胀须紧缩货币紧缩货币又必然提高失业率。在此情况下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应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开始勃兴。

2.3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

西方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触发了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凯恩斯主义一时难以解决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卷土重来并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之所以不 4 尽如人意关键在于政府本身也会失灵而且政府失灵往往比市场失灵更为普通危害也更大。“供应学派的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从本质上说是穿着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在现代的重演”主张用企业的自由经营取代政府干预。公共选择理论则主张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政治市场认为政府如同经济市场的个人也是利益最大化着没有理由相信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政府必然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必然会存在寻租与腐败从而也必然产生政府失灵。所以并不存在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充分理由。然而遗憾的是英国在货币主义学派、美国在供应学派的政府职能理论指导下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力主减少政府干预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自发论”开始在西方国家受到“冷遇”历史的钟摆又开始偏向政府干预新凯恩斯主义开始登上政府职能改革与治理的政治舞台。

2.4 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职能私有化、自由化只是达到了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的目的而公共服务质量并没哟由此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忽视了。并且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失误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持续衰退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学者开始转向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加强社会责任的理论即有效政府职能理论。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对于一个健康运行的经 济来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经济的作用如果没有市场或政府就像一个孤掌难鸣的经济。”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看来正确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互相替代而是相互补充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政府干预而是如何增强政府职能的有效性并提出了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两阶段途径模式第一阶段应将政府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胜任的职能上第二阶段应通过振兴公共机构来增强政府的能力。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英国、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纷纷致力于通过政府职能的改革尤其是市场化和社会化来建设有效政府。

3.评价与启示

西方的政府职能理论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之后产生并随着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过程发展起来。对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评价似乎不应仅仅言及理论内容而应更多地考虑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功效。事实上在当代西方人们已经逐渐 5 认识到社会、市场和政府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与不足。两种主要的政府职能理论之间也开始出现了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倾向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依然强调维护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也不再绝对地排斥国家干预而是要求将这种干涉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职能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寻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对于我国当前政府职能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从一些社会领域中逐步地撤出。与此相适应学界中也出现了批判所谓“全能政府”要求政府减少干预行为的理论倾向一部分学者甚至把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当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这种理论倾向应该说有其自身的道理因为在市场逐渐代替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必将呈现出总量递减的趋势。然而从目标模式的角度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显然是不适宜的。一方面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由于受到其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很难遵循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的基本思路。作为市场发育和社会发展主要推动者的中国政府将肯定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政府另一方面即便是西方国家也已经部分地放弃了对“小政府”的追求容忍了行政权力扩大的趋势。因此简单地用西方某一时期的某种理论观点来指导我国的具体实践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总之西方政府职能理论只不过为我们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至于我国如何在政府干预和社会自主性之间寻求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仍然期待着政府职能理论领域更加具体、深入的探索。

比较行政法 篇3

摘 要：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听证的一个重要环节，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在行政听证程序中又有尤其突出的重要地位，因此，本文主要运用比较法方法对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研究。

关键词：行政听证；适用范围；比较研究

一、立法模式之比较

美国主要采用否定式的立法模式，对不适用行政听证程序的事项运用否定列举式的方法进行规定，而中国要么仅仅作笼统概括式的规定要么作肯定式的规定。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立法模式具有诸多优点。

（一）从理论上分析

当我们把一个对象作进一步的种类划分时，每增加一次肯定，被限定种类的弹性空间就减少一分；相反，每增加一次否定，被限定种类的弹性空间反而会增大一分。这就如同法律对权利的规定，如果法律直接制定授权性规范，那么公民享有权利的范围必定变小，但是如果以禁止性规范进行规定，那效果则相反，公民享有权利的范围反而变大，由此可见否定式立法模式比肯定式立法模式更具有包容性，更能适应立法的需要。

（二）从实践中分析

行政管理内容庞大，行政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采用肯定模式无法穷尽当下我们意欲纳入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那些情況，遗漏不可避免。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不可能靠经常修改法律或频繁地发布带有立法性的司法解释来改变听证的范围。但是如果像美国一样采用否定式的立法模式则既能够避免上述窘境，又能使听证适用范围的边界更加清晰、明确，从而进一步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法律规范之比较

（一）美国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

美国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的听证；二是行政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

对于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的听证，美国法律对制定法规的听证的适用范围分为由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正式听证程序制定的法规和适用非正式听证程序制定的法规。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法律还对制定某些法规不适用该程序的情形作了排除性规定

对于除制定法规和裁决具体事项的法律规定外，应该适用何种行政程序加以解决，美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对于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公民有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拥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至于适用什么样的听证程序，恐怕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事了。

（二）中国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

中国对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简单和笼统，仅就《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作了简单规定。

通过对比中美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发现，美国对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分为对制定法规等抽象行政行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适用范围。而且还把制定法规的听证程序进行了再次的限定，将其分成正式听证程序和非正式听证程序。相比之下，中国仅笼统的对具体行政行为听证的适用范围作了简单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法律则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中国对听证的范围进行了太多的限制，并且法律规定不一，《行政许可法》规定听证为行政机关依职权行使，而《行政处罚法》却规定听证为以当事人申请行使。

三、比较结论

中国仅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笼统性的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法律则没有明确规定。那么接下来将产生中国有无必要建立制定法规的听证程序以及对制定法规究竟应该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还是非正式听证程序亦或是其他更为有利的听证程序等问题的思考？我对中国建立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持肯定态度，建立抽象行政行为听证一方面可以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有利于行政机关吸收社会各界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增强制定规章的科学性、可行性。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应当建立何种听证程序？

首先要排除建立像美国一样的正式听证程序，制定法规等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对具体事实正确性的认定，而是针对一般性事实的调查和研究。作为制定法规的参考，建立像美国一样审判型的听证显然不符合制定法规的立法目的。审判型的听证参加者互相盘问的缺点是费时费钱。在正式听证程序之下，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反复召开听证和证人的互相盘问之上。行政机关立法活动的灵活应变能力将会完全的丧失，处于几乎瘫痪的状态，无法适应近代行政的需求。美国行政法专家戴维斯教授曾这样说，立法者、法官以及行政官员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制定普遍适用的规章并不适宜正式听证程序。因此，美国司法实践中使用正式听证程序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甚至几乎没有，在将来可能会根本消失。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式的非正式听证程序呢？当然可以，作为行政公开有效手段的非正式听证程序具有灵活、快捷、方便的特点，不仅可以使行政机关制定规章的工作效率提高，更能够广泛的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使制定的规章更加科学、完善。

比较两种听证程序，建立混合式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更加适合中国的需要。混合式的听证程序有两种启动方式，一种是当事人申请，另一种是由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召集。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用书面提意见，也可以口头表达意见。听证主持官可以向当事人提出问题，当事人也可以向听证主持官了解有关情况。比较而言，这种听证的模式比以上两种都具有优势，因此，中国对制定法规等抽象行政行为可以采用此种模式。对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马怀德.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J].中外法学，1998（2）.

[3]文正邦.宪法与行政法[J].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行政行为一般理论比较研究 篇4

(一) 域外有关行政行为概念之界定

一般来说, 行政行为是大陆法系首先使用的一个学理概念。行政行为概念因大陆法系行政诉讼制度的需要而衍生。相形之下, 英美法系国家由于不存在独立的行政法律体系, 因而其行政法著述中鲜有行政行为概念的讨论。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国、德国、日本行政法学者分别概括了行政行为的语义并对其做了多角度的界定。在大陆法系国家, 自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图·梅耶尔于1895年以行政机关各种活动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警察和税务行政活动为基本素材, 提炼出“处理具体行政事务”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并与法院的司法判决进行了类比后, 抽象出“主权者的权力作用”、强制性和单方面性等共同性质, 然后概括出“行政行为”以来, 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

在法国, 行政行为是学术上使用的名词, 主要用于说明行政机关进行活动的法律手段。在当代法国, 对行政行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识别标准, 即行为机关标准、行为性质标准和行为作用标准。行为机关标准是从形式意义上进行的识别, 只有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为才属于行政行为, 立法和司法机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行为性质标准是从实质意义上进行的识别, 认为行政行为是适用普遍性的规则于具体事件的行为, 而立法行为和司法行为是制定规则和适用规则处理纠纷的行为。行为作用标准是从功能意义上进行的识别, 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执行公务时, 所采取的能够产生行政法效果的法律行为[1]。其中, 作用标准是通说。

自1826年起, 德国学者从法国引进了行政行为的概念。根据德国行政法开山鼻祖奥·托麦耶的理解,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关于个别事件中, 规律何者为法, 而对人民所为具有公权力之宣示。奥·托麦耶对于行政行为的界定过于笼统, 导致之后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诠释行政行为, 对行政行为概念的认识难以做到统一, 对此, 德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研究, 终于在1976年通过的《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行为做了明确的界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规范公法领域的个别情况采取的具有直接对外效力的处分、决定或其他官方措施[2]。来自于德国立法机关的这一官方定义, 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日本近代行政法受德国法影响较大, 德国行政法的一些理念和制度被日本所移植, 但对源自于德国的行政的概念, 日本学者也是各抒己见。如田中二郎认为立法行为、公法契约、合同行为等都不属于行政行为, 他认为所谓的行政行为要从最狭义的角度去理解, 即行政机关就具体事项所为公法上单方行为。盐野宏教授认为, 行政行为是在行政主体和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动时所运用的、包括契约在内的行政性精神作用, 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即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活动之中, 在具体场合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的权力性行为。

(二) 中国学者对行政行为概念之观点

在中国行政法学理上, 通说认为,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职权过程中做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中国学者关于行政行为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行为是指一切与国家行政管理有关的行为, 包括行政主体的行为, 也包括行政相对方的行为, 还包括行政诉讼中的行为等。第二种观点认为,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所做的一切行为, 意在从机关角度来区分行政行为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总称。第四种观点认为,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第五种观点认为,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人或事件所采取的具体行政措施的行为, 即实际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笔者认为, 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 主要考虑主体、职能、法律要素三个方面, 首先在主体要素方面, 行政行为必须是国家各级行政主体所作出行为,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作出的不属于行政行为;其次在职能要素方面,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行为;其次在法律要素方面,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并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

二、行政行为的基本分类

由于法律要求不同, 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不同, 因此很难对行政行为做出一个合理的分类。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英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对行政行为的分类。

在英国, 根据英国行政法学者N·霍克的概括, 把行政行为分为六类: (1) 行政机关主动采取行动; (2) 颁发许可证; (3) 财政控制; (4) 契约控制; (5) 刑事控制; (6) 纪律控制。

德国行政行为包括形态各异的执法措施, 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 (1) 命令性、形成性和确认性的行政行为; (2) 受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 (3) 控制许可和特别许可; (4) 对物的行政行为; (5) 许诺、保证、答复、临时决定、部分许可、临时行政行为、预备性行政行为。

日本对行政行为的分类大致有以下四种: (1) 依行为效果的分类, 可以分为受益处分和侵害处分; (2) 依行为内容来分, 可以分为命令性行为和形成性行为; (3) 依行为效果意思来分, 分为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和准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 (4) 依功能来分, 可以分为命令性行为、形成性行为和确定性行为。

在中国, 通说认为按行政行为的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 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按行政行为受法律规范拘束的程度为标准, 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按行政行为有无法定形式要求为标准, 分为要式行政行为与非要式行政行为;按行政行为启动是否需要行政相对人先行申请为标准, 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与应请求行政行为。同时, 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行政行为做了其他的分类, 如姜明安教授又把行政行为分为受益行政行为和不利行政行为、独立行政行为和需补充行政行为。方世荣教授又把行政行为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单方行政行为和双方行政行为、平时行政行为和紧急行政行为等。此外, 有的学者借鉴德国和日本有关行政行为的分类, 把行政行为分为受益性行政行为和负担性行政行为;命令性行为、形成性行为与确认性行为。

三、行政行为的效力

在法国, 行政处理的特权表现在两个方面, 即行政处理的效力先定特权和行政处理的强制执行特权。德国行政行为效力方面有下面几个特征:法律效果不受瑕疵影响;存续力;行政机关自己执行。日本行政法学界认为行政行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拘束力;公定力;执行力;不可争诉力;不可变更力。

中国通说认为行政行为有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和公定力。 (1)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它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 不论是否合法, 即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也就是说, 公定力是一种经推定或假定的法律效力, 行政行为除非明显、重大违法, 在经立法程序由法定机关使之失效前, 都应对其做合法的推定。 (2)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该确定力是对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一种法律效力, 对于行政主体而言, 其不得任意改变自己所做的行政行为, 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 不得任意请求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行为, 前者是实质上确定力, 后者是形式确定力[3]。 (3) 行政行为的拘束力。指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所具有的约束和限制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法律效力。 (4) 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它是指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对其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

此外, 还有的学者认为, 行政行为除了通说的四个方面的效力外, 还具有存续力, 它是指行政行为效力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或行政行为效力在时间上的持续存在。

在研究行政行为效力的时候, 必然会要探讨行政行为的无效、可撤消、可变更等效力方面的问题。依通说和各国的法例、判例, 行政行为成立时具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时无效。在实行有限公定力模式的国家和地区, 对无效行政行为并非必须由有关机关做出确认或宣告。但在实行完全公定力模式的国家, 对无效行政行为仍需要有权机关的确认和宣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 (1) 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 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 (2)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3)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可见, 中国是实行完全公定力的国家。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学理及立法来看, 无效行政行为大多是因行政行为存在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而引起的。引起型号增行为无效的瑕疵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体瑕疵;二是权限瑕疵;三是内容瑕疵;四是形式瑕疵;五是程序瑕疵。

行政行为的撤消是指行政行为具有无效以外的其他的违法情形, 由有权国家机关做出撤消决定而使其失去法律效力。主要包括合法要件缺损和不适当。行政行为的变更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对具有违法内容的行政行为中的可分离部分做出予以改变的决定, 从而使行政行为的该部分内容失去效力。行政行为的废止是指本来具有合法要件的行政行为, 因法律和政策的变化而不再适应新的社会情况, 而由有权国家机关宣布废除并不再发生法律效力。

行政行为的失效, 是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因某些主、客观原因而不产生实质效力或产生后归于消灭。行政行为的失效可分为主观失效和客观失效, 主观失效包括:因撤消而失效、因废止而失效、因变更而失效;客观失效是因行政行为的终止而失效, 主要包括:因内容的实现而失效、因对象的不存在而失效、因所附条件的满足或不存在而失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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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志远.行政行为概念之科学界定[J].浙江社会科学, 2003, (1) .

中美行政监察体制比较 篇5

摘要：行政监察是国家行政内部监督中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它在预防、监察以及惩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同的监察制度适用于不同的政体，因此各个国家的行政监察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民主集权制国家，一个是联邦制国家，它们的行政监察体制各有优缺，通过中美行政监察体制在领导体制、权利范围和配套法规等方面的比较，体现了中国行政监察机关在双重领导体制、党政不分和配套法规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我们可以从比较中汲取美国的优点来弥补我国监察体制现存的缺点，以达到完善我国行政监察的目的。

关键词：行政监察 监察机关 行政机关 比较

一、行政监察之定义

行政监察是指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专门监察机构对国家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活动实施的一种内部监督。如今，政府腐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对于腐败我们说的较多的是惩治。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预防最重要，就好象监督一样，我们应该注重事前监督而不是事中和事后监督。行政监察就可以通过对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进行监察从而达到预防贪污腐败的目的。行政监察还具有提倡廉洁从政、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依法行政、促进法制建设等作用。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行政监察非常的重要。

二、中美行政监察体制之比较

每个国家的监察体制都不会完全相同，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出各自的优缺点，才能更好、更全面的改进和完善本国的行政监察体制。中美两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体，因此在行政监察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二者的比较，进而找出完善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途径。

（一）领导体制上

我国的监察部门，大都设置在政府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既要接受上级监察机关的领导，同时还要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在组织上，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不是由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兼任，就是由行政机关任命。在经济上，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从同级行政部门那里领取活动经费、事业费、工资和奖金，从而在经济上受制于人。这种监督体制严重影响了监督主体的独立性，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与此相比照的是美国已实行了监察权独立，即监察机关权力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监察长直接对最高行政首长或国会负责，在

实际中取得了较好的监督效果。美国1978年制定了《监察长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各部门和各独立机构设监察长办公室，目前共有62个联邦政府部门设有监察长办公室。监察长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对国会和总统负责并报告工作，无任期和党派限制。为保持其工作的独立性，监察长办公室的经费由国会单独列支，工作人员由监察长自行选聘，部门首长无权干预。为协调各监察长办公室的工作，设立了行业协会性的组织——廉政与效率委员会，各部门监察长任成员。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通报工作，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并且每3年组织成员单位进行一次相互审计，评估各监察长办公室的工作，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二）权利范围上

我国行政监察机关主要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察，以保证政令畅通，维护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监察机关监察监察对象贯彻实施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情况；监督处理监察对象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违反政纪的行为；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受理监察对象不服纪委处分的申诉；按照行政序列分别审议经国务院任命的人员和经地方人民政府任命的人员的纪律处分事项；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给予政纪处分；向有处理权的机关提出对国家行政机关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行为的建议，也可以对如何提高行政机关行政效能提出建议。在美国，1978年《监察长法案》规定监察长办公室不干涉政府部门日常工作，主要是开展监督。监察长办公室实行监审合一，既有审计职能，又有案件调查职能。审计依据国会审计办公室制定的标准进行，主要包括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和对信息系统的审计，监控所在部门资金流向、防止浪费和内部网络安全情况，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整改纠正，发现重大线索就与调查部门合作开展深入调查。案件调查人员依法拥有调查和搜查权，可以调用所有资料包括电子资料，拥有配枪、发出传票、跟踪卧底、实施拘捕等司法权力，经法官批准还可采用窃听、引诱等特殊侦查手段。监察长办公室有调查权和建议权，但没有处分权。调查结束后，发现构成违纪的，通常由监察长提出口头警告、书面警告、停职停薪、除名等处分建议，交部门首长最后决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部，由司法部检察官提起刑事诉讼。由于美国司法程序比较漫长，行政长官通常会先作出纪律处分或人事处理，再等待司法判决，这种办法比较主动，实际效果也较好。监察长办公室每半年必须向国会和总统报告一次工作，遇有重大情况可随时报告。监察报告提交前须送部门首长过目，部门首长可以对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并附上说明一并提交，但无权对报告进行修改。监察长办公室的工作情况对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三）配套法规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由1997年5月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根据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决定》修正。我国和行政监察配套的法案主要有《宪法》、《行政组织法》以及《公务员法》，其他的都是一些规定、通知、规章或者办法，比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监察机关调查处理政纪案件办法》等，这些法规的层级比较低、强制力比较弱。美国与《监察长法案》相配套的许多都是以法律形式出台的，比如《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廉政法》《选举竞选法》等，他们就很少制定那些层级比较低、强制力比较弱的法规与之配套。美国的监察法律法规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严密的体系。对执法主体和如何执法问题有明确规定。比如《政府道德法》，它不仅对财产申报的种类、人员、内容、审查以及利益冲突的解决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还要求设立联邦政府道德署,政府各部门也要设立道德官员办公室，并对这些专门机构的职能、权限和运作程序作出规定，从而使执法主体、执法内容和监督对象在同一部法律之中予以明确。

三、中美行政监察比较启示

通过中美行政监察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行政监察体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缺陷，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把美国行政监察的优点借鉴到我国的行政监察体制上，然后加以修改，使之能适合我国的行政监察体制。

（一）双重领导体制下，缺乏独立性

如前文所述，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双重领导体制和党政合署办公制度严重削弱了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地位，弱化了其行政监察职能。借鉴美国实行的独立监察权，我国可以尝试单独设立行政监察院，实行行政监察垂直领导体制，确保行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行政监察院是行政监察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由代表机关产生，对法律负责。国家行政监察院的监察对象包括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委、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中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领导干部；基层以上地方各级行政监察院的监察对象，是同级人民政府领导、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职能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对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由基层行政监察院的派出机构进行监察，以保证监察的权威性；国家行政监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地方各级行政监察院管辖的案件行使管辖权。也可以将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给下级监察机构办理。在领导体制上，借鉴美国的监察单轨制，结合我国国情实行垂直领导制，即监察部依据宪法属于国务院序列，接受国务院领导。直接对总理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行政监察机关不再接受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而只接受上级行政监察机关的单向领导。

（二）职权范围小，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我国监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有一个演变过程，较过去有了一定的扩大，但是美国相比，我国监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范围还是太小，只能通过建议、劝告等方式间接实现职能，并没有直接的独立裁决和直接罚没的权力，对于实施中的政府行为和公务人员行政行为也起不到有效约束的作用。这种职权范围的局限性，严重影响监察机关职能的发挥。为了保证行政监察机构行使其职能，有必要扩大监察机关的权力，强化监察机关的职能。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扩大监察机关的处分权限。在监察机关原有的给予违纪人员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外，赋予降级、降职、撤职处分的职权。第二，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经济处罚权监察机关的经济处罚权应包括比如因决策失误或指挥不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行政领导、企事业单位干部，监察机关应拥有给予一定经济处罚的职权。第三，深入开展效能监察。效能监察指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行政效能进行监督检查的活动。主要通过设立专门的效能监察机构来逐步开展效能监察工作，并把受理行政效能投诉作为效能监察机构工作的重点。

（三）行政监察配套法规不健全，缺乏法制性

从中美两国行政监察配套法律法规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行政监察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某些规范性文件尚未制定，而某些虽已制定但已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不断完善 《行政监察法》 的基础上，应抓紧制定出一系列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切实保障行政监察工作的开展和职能作用的发挥，推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进程。

四、小结

中美两国的行政监察体制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本文只是从其中的领导体制、权利范围和配套法规等方面作出了比较，并在比较的基础上，结合美国行政监察体制的优点，提出了中国行政监察体制在领导机制不科学、权力功能发挥不够以及法规不健全三个大方面的缺陷。虽然中国行政监察实行中还存在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这三方面的缺陷而导致的，因此如果我国能从这三方面完善我国行政监察体制，将会使我国行政监察体制发生质的变化。随着全国行政监察人员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继续完善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趋势，相信我国的行政监察体制不久就可以如人民所愿，真正有效地实现对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全面监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尚勇, 江水法．中外行政监察专门机构及其核心制度安排的比较研究[J]．求实2004.11 [2](美)F“丹尼尔”小艾赫恩著,胡仙芝译, 张梦中校．美国的总监察长办公室:一种反腐败机构的模式。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一期．

比较行政法 篇6

【关键词】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比较

就当下已经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来看，规定有关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内容极少，体系不完备，不能很好地规范行政公益诉讼。而相比而言，对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制则比较完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于此，以两者的比较为切入点，从而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一、受案范围存在差异

从产生的法律关系来看，民事公益诉讼产生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针对的是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导致公益受损而赋予的法定救济权；而行政公益诉讼产生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导致公益受损而赋予的法定救济权，从这个角度上讲，二者并不存在交叉部分。但现实中并不是这种情况，生活中多数案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既可以选择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选择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与此同时法律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对于如无效婚姻，父母剥夺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等案件，则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于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则只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值得指出的是，在进行制度构建时，抽象行政行为理应被包含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两者的被告及其权利义务不同

从两者的被告主体而言，关于民事诉讼的被告，包括三类主体，即实施侵权行为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而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仅限于实施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公益诉讼，从理论上讲，原告与被告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双方的对抗力量并不平等，原告的弱势地位明显。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上讲原告与被告的权利义务也是平等的，在实践中，虽然有一些差距，但双方基本可以形成平等的对抗地位，力量悬殊比较小。

三、诉讼中的第三人不同

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中有关第三人的制度也有所不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第三人通常为与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有关的民事主体，典型的例子是香烟广告案中的广告公司。相比较而言，民事公益诉讼中有关第三人的制度较为复杂，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涉案主体为民事主体，那么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第二种是涉案主体为有关行政机关，那么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如果想让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需要在制度上加以规制，以保障其参与诉讼的正当性。

四、启动程序的条件不同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或者是很难确定受害人；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是，行政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如果人想要用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受损利益的救济方式，那么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当事人想要用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受损利益，那么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即行政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实际上，在行政诉讼中想要胜诉，并非只具备以上两者就可，在审判时还会考量的因素还包括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行为是否合理与合法的问题等。

五、是否具有前置程序不同

与民事公益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必要的前置程序。所谓前置程序，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向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法律意见或者建议，如果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既没有予以纠正，又没有予以书面答复，那么人民检察院便可直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其予以纠正或书面答复，保障了受侵害权利的救济，实现目的，那么人民检察院便不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对作出的纠正行为或者答复行为不满，仍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来救济权利。

一般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需要经过前置程序，给予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但以下几种情形可以不经过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诉讼。包括（1）明显不属于行政主体可管辖的范围的；（2）如果经过前置程序，公共利益将受到不法弥补的侵害的；（3）不存在事实上的争议，焦点是法律适用问题；（4）行政主体故意不作为或无法救济的；（5）其他通过前置程序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六、举证责任分配不同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依然适用民事诉讼基本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自然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通常具备案情伊娜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等特点，案件中的被告在成大程度上可能存在不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可能会直接干扰相关活动，所以，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和可以采取某些强制措施的权力，从而保障检察机关调查取证顺利进行。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此处可以借鉴刑事诉讼审前侦查阶段实行的任意侦查原则和强制侦查法定主义，慎用强制力，对强制性调查手段提出必要性审查。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依然适用行政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原则，即举证责任倒置，所以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并不需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其需要证明的只是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使得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则需要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提供证据。基于以上考虑，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的权限理应受到限制。

七、诉讼目的和救济措施不同

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上分析，前者主要是追究相关主体的民事责任，从而达到民事救济的效果，后者主要侧重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从而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救济手段，不同的主体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存在差异，所以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呈现多元化的特性。有学者认为，设置行政公益诉讼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制止行政权的滥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有学者认为设置行政公益诉讼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以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从本质上讲，公益和私益是一致的，社会普遍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更何况保障每个公民的私益。所以，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应包含三个方面，即控制行政权，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以上七个方面对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做出了比较，由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没有相应的规定，很多都是运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理来进行判断，从而发现两者的不同之处。因为行政公益诉讼虽然带有公益性，但也应当在行政诉讼的框架内活动，在没有具体规定时，也应当适用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整个法律体系的一致性，也有利于法官做出判断。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公共利益，但民事公益诉讼的存在并不能完全代替行政公益诉讼的地位，行政机关其特殊的地位也决定了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它能够起到民事主体无法代替的地位。所以，借鉴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从而更好地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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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全宝.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特征、模式与程序[J].法学杂志，2015.

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比较 篇7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明定主义”模式,类型化标准

一、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类型及其不足———类型化的缘由

(一) 我国现状

我国现有法律对该问题并未作明确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仅对判决的种类作了划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判决分为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增加了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两种判决形式。学者们通常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受理范围, 结合我国判决形式, 将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为撤销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赔偿之诉、履行之诉等几类。 (1) 在以上几种诉讼类型中, 变更之诉仅适用于行政处罚显示公平的情形, 除了赔偿之诉这种特殊诉讼外, 其他诉讼类型均不可适用调解。

(二) 不足之处

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别之处。比如, 现有的行政诉讼仅限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间的争议, 对于内部行政行为以及行政机关之间因权限划分不清所生纠纷, 并不属于现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前一问题, 虽有《公务员法》作为救济依据, 但是实施并不易。后者本应是行政组织法的辖地, 但目前依然悬而未决。而在日本, 却可以通过机关诉讼得以解决。 (2)

再者, 某些诉讼类型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如上文所提的变更之诉, 仅在行政处罚显失公平时方可适用。对此学理的解释, 主要是从维护行政权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角度出发的, 限制司法权的过度干涉。对此, 法国的做法是为比对。 (3) 法国的完全管辖诉讼中, 法官行使全部审判权力, 可以撤销、变更以及重新认定行政机关的决定, 可以判决行政主体赔偿损失。最典型的是关于行政合同的诉讼和行政主体的损害赔偿之诉。

另外, 诸如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重叠导致诉讼资源的浪费, 效率低下。在高永善诉焦作市影视器材公司房产纠纷案中, 先后经历了民事诉讼一审、二审, 行政诉讼一审、重审、二审和再审, 历时四年之久, 仍未解决, 其主要问题就在于对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关系未能妥善处理。我国没有相应的诉讼类型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同时解决民事纠纷, 致使两种诉讼交叉进行, (4) 产生诸多恶果。

(三) 类型化价值的法理分析

从两大法系的国家来看, 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规范模式相差甚远。除法国等个别国家外, 大陆法系诸国普遍注重行政诉讼类型的明文化, 大多通过行政诉讼法典直接 (如日本) 或间接 (如德国) 对行政诉讼的种类做出明确规定。在英美等非成文法传统的国家, 虽然没有成文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 但判例和学说均认可行政诉讼的分类。 (5) 虽然两者在发展趋势上存在多样化和简约化的差异, 但其依然不失为各国行政诉讼的中心课题。其优势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关乎公民权利保护的宽度和强度。“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 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 (6) 随着福利国家的到来, 给付行政的比重大大提高, 传统的以撤销之诉为中心的行政诉讼模式就很难实现给付行政国家的目的。为此, 各国行政诉讼法纷纷增设行政给付之诉, 以满足公民对国家的公法给付请求权。在以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为例, 各国赋予司法机关确认违法的权力几无例外, 但确认之后政府的作为义务却很少涉及。如日本在2004年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也方才建立了与现代积极行政模式相适应的课予义务诉讼。

其次, 优化行政诉讼程序。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程序相对简单且比较绝对化, 几乎未曾有过细化分类的设计。一个典型例证就是, 对于调解在行政诉讼案件中的适用, 法律作了否定回答。由于现代社会行政争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案件在当事人资格、起诉期限、起诉条件、审理程序、举证责任、暂时权利保护、法律适用、判决形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因而有必要根据不同的行政案件涉及规则的个性部分。把具有相同性质的行政诉讼案件做程式化处理, 可以使法院统一高效的处理行政纠纷, 从而避免因诉讼程序的混乱而使案件审理受阻。 (7) 例如, 在处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的关系上, 德国采取了相勾连的模式。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68条规定, 行政复议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而只是在撤销之诉和负义务之诉提起前, 原则上必须先经过复议程序的救济。至于确认之诉和一般给付之诉, 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此种做法已经为众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奥地利、瑞士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 所沿用。

再者, 有利于厘清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主权范围。在整个行政诉讼过程中, 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争议的关键。行政审判权是“一种由法律赋予法院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 对行政行为进行重新审查的权力, 体现为一种受外在程序规则限制同时又兼具政治性的相对有限的权力形态”。 (8) 现代法院的功能已经从传统的解决纠纷扩张到了权力制约和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等延伸性功能。而诉讼类型也相对应的从单一的撤销之诉扩充至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预防性诉讼等新型诉讼。对此, 德国的“裁判时机成熟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抽象于其《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5款, 是指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要件均已具备, 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作出原告所申请的行政行为。两个条件兼备时, 方为“成熟”:一是案件事实已经审查明确, 二是原告所申请做出的行为必须属于羁束性决定, 或者虽为裁量性决定, 但行政机关的裁量已经缩减为零。相反, 如果行政机关仍然具有判断余地, 则法院只能在判决中陈述自身的法律见解, 并命令行政机关根据其见解作出决定。前者为包含具体内容的课予义务判决, 后者为包含概括内容的答复判决。德国立法实践通过对这两种判决的区分, 表述了在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最终裁判权的一种妥协。 (9)

二、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之模式选择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蔡志方先生曾将大陆行政诉讼法有关诉讼种类的规范模式概括为“不明定主义”, 其缺点在于不明确, 优点在于可随需要而发展。 (10) 笔者认为, 鉴于大陆地区成文法的历史传统, 特别是考虑到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完整性与有效性系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 因而在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应当坚决采取“明定主义”的模式。至于在明定主义之下, 究竟采取列举主义还是例式主义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以我国台湾地区新“行政诉讼法”为例, 若仅从第3条规定来看, 则属于典型的列举主义模式;但如果结合该法第1、2条规定的法治国家权利保障的完善性要求, 以及该法第4至6条及第8条所规定的各种诉讼的特别要件, 则又似乎具有某些例示主义模式的特征。!"#

事实上, 列举主义与例示主义之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个法律解释问题。原因在于, 既然立法上已经对诉讼种类做出了明确规定, 那么所谓的无名诉讼只能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诉讼类型之外提起的行政诉讼。而对法定外诉讼类型的拓展适用, 大多数不过是一些司空见惯的诉种的变体而已。因此, 在法律明定主义之下, 对特殊的诉讼类型往往只需要结合法定诉讼种类概念及诉讼要件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必要的解释即可。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 类型设定的问题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息息相关,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能够尽量扩大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 我国未来立法在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明确的同时, 还必须在受案范围上参仿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台湾地区的通行做法, 即采取“概括主义”的模式。如此一来, 当出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诉讼类型、当事人权利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时, 法院就可以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 通过对法定诉讼种类概念及诉讼要件的内涵和外延的解释, 将现实存在的诉讼纳入法定诉讼类型之中。至于依其本质属性确属无法容纳之列, 而司法实践又确实需要建立的新型行政诉讼, 则可以通过及时修改法律或制定特别法律的方式进行弥补。

至于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标准问题, 明确和统一是关键。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范例显示, 类型化的核心标准还是千差万别。如法国传统上以法官审判权力的大小为划分标准, 日本以行政争议的性质和内容为标准, 德国则以诉讼请求为标准, 英国和美国则以诉讼程序和法院的管辖权为标准, 我国台湾地区主要以诉讼内容为标准。类型化的“同一性”和“科学性”是很好地概括原则。$%&其中, “同一性”是就标准的形式要求而言的, 即影响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实因素可能有很多种, 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标准只有一个。“科学性”是就标准的实质要求而言, 即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 其本身应当具有高度的涵盖性, 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类型的本质属性。笔者赞同一些学者关于“应当以诉的请求内容 (即诉讼请求的内容) 作为类型化最基本的标准”的观点。’ () 原因在于, 行政诉讼是对当事人行政诉权提供保障的制度设计, 作为一种基本权利, 当事人提出什么样的请求、要求什么样的保护, 应当完全基于其自身独立的意志而定。基于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 行政诉讼程序的发动首先就依赖于当事人的起诉, 而当事人在起诉时所声明的权利保护事项也直接决定了整个行政诉讼的审理和裁判。正如美国学者阿瑟?库恩所言:“诉讼的性质总是取决于形成诉讼来源的一切事实, 也就是取决于诉讼的原因。”*+, 可见, 以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化区分的主导型标准无疑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中美行政举报人权力保障制度比较 篇8

关键词：举报权,保障制度,制度比较

一、概述

纵观历史, 任何一个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总是有限的。“一个中央政府, 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 也不能明察秋毫, 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 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 (1)

在美国, “举报”直译为“吹哨人”, 是指在发现了违规行为时吹响哨子, 以此来给予以警告。行政举报, 亦可称作揭发、检举, 内部成员 ( 包括现职人员和离职人员) 对行使公权力人员的违法违规违纪的作为与不作为, 向上级部门或专门的监察部门进行的举报、告发的一种行为。

二、中美行政举报人权力保护制度比较

美国政府为了保障举报人, 调动人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将举报人纳入证人 (2) 的范畴加以保护, 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并且完善其配套设施将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加以规定。以下将通过完善立法保障、举报人人身安全保障和救济途径保障这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 一) 立法保护的基本情况比较

1. 美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立法

《欺诈声明法》 ( 1963 年) , 是美国政府鼓励内部员工对雇用人员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重要立法成果, 鼓励内部员工举报、告发, 并以丰厚的奖金给予奖励。但, 《欺诈声明法》缺乏对证人的救济途径。所以, 在工作和胜诉两者之间作出鱼与熊掌的权衡。

《公务员制度改革法》 ( 1978 年) , 是美国政府重新架构了举报人权益保障制度。此法还在设特别调查办公室, 针对作为举报人的公务员, 受理因举报行为遭受到的不公的申诉, 调查事实, 这为《举报者保护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举报人保护法》 ( 1989 年) 。该法扩大了保护的范围, 只要举报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违法或不道德行为就可获得保护。受保护的举报人可以申请工作调换的优先权, 专门咨询委员搜集初步证明的线索, 并将线索上交文官制度保护委员会, 不仅仅这样, 与此同时遭到打击报复的举报人也可以直接上诉至该委员会。

2. 我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立法

《宪法》明确规定, 公民可以行使监督权, 以及通过救济途径表达言论自由的权利, 也提出了国家机关在收到申诉、控告和举报时, 必须查清事实, 并且对于压制或打击报复的行为公正严肃处理的要求。

《刑法》明确规定, 要求保障举报人的人身民主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要求公民举报后, 三机关在接到举报后应当受理, 或者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机关, 并且作出书面通知。同时也规定了举报机关应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 二) 举报人的安全保护措施

1. 美国的举报人安全保护措施

证人保障制度, 是为证人提供保障其安全的项目。“马歇尔项目”为政府打击高能量的犯罪和保护伞犯罪中的主犯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障证人的安全以及项目的顺利的运行, 由四个机关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首先, 由司法部的执行部门负责审核证人是否需要进入保障项目, 然后又美国联邦政府“马歇尔”办公室具体负责案件审判过程中证人的安全、健康, 同时联邦监狱局对强制作证的人的监管, 以防止对证人的报复, 最后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 对案件中需要进行保障的证人进行最终的审批和确认。截至2010 年, 约有七千多位证人及其亲属的到了项目的保护, 进行身份重置, 提供新的身份证件和居所。 (3) “马歇尔项目”下被保护的证人出庭的案件定罪率达到89% 。到目前, 还没有证人在马歇尔项目保护之下受到伤害。 (4)

2. 中国的举报人安全保护措施

从宪法的角度而言, 在公民的人身权利叙述太原则性, 从基本法律的角度而言, 更是鲜有提及, 即使有也并不系统和完整。现有的法律规定在态度上表明了对举报人保障的决心, 但是内容太过于纸上谈兵, 原则性太强, 空洞并无可操作性: 没有明确且被大众所信赖的保护机构, 保护范围狭小、缺少程序规定等, 保护义务机关的不作为和举报人维权无门所激发的问题无法调和。

( 三) 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举报人保护工作

1. 美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负责机构

美国在“公务员委员会”中设立了三个组织: 人事管理办公室、实绩制度保护委员会 ( 和特别调查办公室 (5) , 专门负责统一协调指挥的人身安全保障工作, 另有“马歇尔”办公室专对证人的保护工作事无巨细安排周全。

《举报者保护法》中, 作出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规定。在组织建制上, 让特别调查办公室, 独立于美国政府, 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干涉; 在救济上, 建立“个人权利救济” ( Individual Right of Action) 机制, 实行双轨救济, 规定既可以对特别调查办公室决定不服, 也可以对实绩制度保护委员会再一次申诉。在机构建立并实施《举报人保护法》后的三年里, 发现政府弊端并进行揭发的联邦工作人员人数增加了20% , 同样受到救济和保护的人数也增加了13% 。 (6)

统调证人保障项目的机关共有四个: 司法部执行部门———负责证人进入项目的确认; 联邦“马歇尔”办公室———负责证人的安全、健康; 联邦监狱局———负责强制作证的人的监管; 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它对进入项目的具体案件做最后的审批和确认。 (7)

2. 我国的举报人权益保护负责机构

在举报人保护的方面, 在我国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 举报人保护机关一般被认为就是举报事项的受理机关或主管机关, 针对受理机关和举报事项的特点, 分类如下表1所示:

( 四) 举报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举报权救济制度也是举报人保护中重要的制度, 包括举报权的救济方式, 救济途径以及时效等。

1. 美国的举报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美国《举报者保护法》保护的不仅是现任人员更囊括到离职人员。人事处分行为要求十分宽泛, 不已实质性伤害为准则, 只要是: ( 1) 任命; ( 2) 升迁; ( 3) 不利处分或者其他纪律或矫正处分; ( 4) 调职; ( 5) 复职; ( 6) 恢复权利; ( 7) 再雇佣; ( 8) 绩效考评。 (8) 并由相关公务人员以“优势证据”标准证明, 其证明要求较低, 只需有其行为的客观存在性, 并不要求的主观意图是具有报复性的。

2. 中国的举报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反腐呼声越高, 倡廉势头更猛, 我国出台《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举报、控告人的规定》等, 各省级检察院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

在举报人权利救济制度方面, 申诉受理机关单一, 申诉程序规定缺失。除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比较笼统以外, 《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举报、控告人的规定》都以明确规定的方式要求受报复的举报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现阶段, 我国的保护模式即为分散保护, 受理机关各有一套独立的体系保障举报人的权益。优点在于: 受理兼有保护职能, 对举报人的保护更加的连贯, 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有针对性的有效保护措施。缺点在于: 保护机关的分散, 各个机关各有一套程序和措施, 在具体的案件实践中, 最普遍的问题就在各个保护机关的逃避, 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踢皮球”现象。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2]高一飞.程序超越体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156.

[3]Witness Security Program[EB/OL].http://www.usmarshals.gov/witsec/index.html, 2014-12-10.

[4]宁立成.我国举报人全力保障制度的完善——美国“吹口哨人保护法”及其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 2008.10.

[5]余婷.保护举报人, 美国也挠头[J].世界博览, 2010 (14) .

[6]高一飞.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J].中国社会导刊, 2006 (4) .

比较行政法 篇9

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规范体系比较

我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属于政府主导型, 会计工作由财政部主管。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是在《会计法》、《预算法》的指导下由财政部以制度形式予以颁布的, 包括相对独立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此外, 根据我国事业单位的特点, 分别就中小学、高校、医院、科研单位等规定了相应的分行业会计制度。近年来, 我国对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改革, 如颁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对医院、高校会计制度进行改革。因此, 随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推进,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规范体系也将发生改变。

越南也是政府主导型的会计管理体制, 会计工作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越南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也是在《会计法》、《预算法》的指导下以制度的形式由财政部统一制定颁布的。自2006年3月30日越南颁布最新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后, 为使各领域、各类型行政事业单位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越南财政部陆续起草适用于教育、体育、医疗、社会保险等领域的会计制度。2007年6月22日, 越南财政部根据新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颁布了新的《社会保险会计制度》, 并于2007年7月31日发布第2580/QD-BTC号文件, 对新颁布的《社会保险会计制度》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更正。2007年11月30日, 越南财政部发布第140/2007/TT-BTC号文件颁布《适用于非公立单位的会计指引》, 该指引一般规定中的第二条明确规定, 越南的非公立单位 (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单位) 按照这一指引和《中小企业会计制度》开展会计工作。由此可见, 在越南, 虽然科学、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单位也属于事业单位, 其执行的却是中小企业会计制度。

目前越南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还存在很大差距, 为符合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发展趋势, 使越南国家会计和国际公共会计准则相趋同, 今后越南将会不断缩小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差异, 并试图建立一个更加规范有效且与国际接轨的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体系。

从以上分析可知, 中越两国均是在《会计法》、《预算法》的指导下, 由财政部统一制定予以颁布的, 具有强制性、统一性的特点。同时, 对于非公立事业单位 (即类似我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的改革, 两国均颁布了新的会计制度, 并采用企业会计准则予以规范。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适用范围比较

我国将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分别用制度予以规范。《行政单位会计制度》适用于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和实行行政财务管理的其他机关、政党组织。《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适用于我国境内的国有事业单位, 但不包括已纳入企业会计核算体系的事业单位。

越南将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共同称之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并制定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予以规范。现行越南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有三个层次:一是使用国家预算经费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组织;二是人民武装部队, 包括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三是不使用国家预算经费的事业单位和组织, 但非公立事业单位除外。其中, 非公立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工业科学、环境、社会、人口等领域的单位。这些单位的会计有专门的会计指引予以规范, 并适用越南的《中小企业会计制度》。

比较可知, 我国《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与越南的相同, 均为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行政机关、党政组织等。但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与越南的相比有较大差异。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只适用于支出主要靠财政负担 (即使用国家预算经费) 的国有事业单位。越南除非公立事业单位外,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不仅适用于使用国家预算经费的事业单位, 而且适用于不使用国家预算经费的事业单位。

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模式比较

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采用的是预算会计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 它以预算管理为中心, 以预算收支核算为重点。每一个预算单位为一个会计主体和报告主体, 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组织根据机构建制、经费领报关系分为主管会计单位、二级会计单位和基层会计单位, 各报告主体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主要服务于各级财政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需求, 以便它们对各级政府预算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核算和监督。

越南采用的也是预算会计模式。越南曾经历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预算由政府统筹安排, 预算会计主要服务于国家预算管理需要。越南将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组织分为I级、II级和III级会计单位。其中I级、II级会计单位称为上级会计单位, III级会计单位称为下级会计单位, III级以下的会计单位称为直属会计单位。每一个下级会计单位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向上级单位报送报告, 上级单位则据此检查、监督下级单位的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越南2006年颁布的新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主要在于满足财政、经济管理需要, 增强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经费的管控。有学者指出, 越南行政事业单位、组织编制的财务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未能按国家预算法的规定满足财政预算决算的要求 (裴文梅, 2006) 。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中越两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模式相同, 均为预算会计模式。在该模式下, 政府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组织分为不同级别的会计单位, 各级会计单位之间存在着预算管理关系, 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重在服务于政府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等内部信息使用者对预算进行管理的需要, 但都忽视了政府债务人、社会公众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对政府借入资金、财政资金等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需要。因此, 与目前美国比较先进的基金会计模式相比, 预算会计模式就显得比较落后。

四、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基础比较

会计核算基础是指用以计算、记录和编制一定期间费用成本、收入成果等会计事项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国际公共部门委员会第2号公告中描述了四种会计基础:现金制 (又叫收付实现制) 、应计制 (又叫权责发生制) 、修正的现金制 (又叫修正的收付实现制) 和修正的应计制 (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

我国《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试行)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 但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即对于行政单位, 业务活动主要靠国家预算经费支持, 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对于事业单位, 部分事业活动靠国家预算经费支持, 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 部分靠自身经营活动收支支持, 会计核算则采用权责发生制。

越南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并没有对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规定, 但有学者提出“按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 接受和使用国家财政预算经费的全部过程以及事业活动的各项收支, 按现金制原则来反映;生产经营的各项收支则按应计制原则来反映” (何氏玉霞, 2009) 。

比较二者不难看出, 中越两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基础大致相同, 都除了经营性收支采用应计制 (权责发生制) 核算外, 行政事业单位发生的其他经济业务收支采用收付实现制。不同之处在于, 我国在制度或准则中对会计核算基础作了明确规定, 而越南并没有在制度中对会计核算基础作出明确规定。

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要素和会计科目比较

会计要素方面, 越南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包括七大要素, 即现金和物资、固定资产、清算、经费来源、收入款项、支出款项、表外科目。其中, 现金和物资主要包括各种财产、短期有价证券、原料、产品、用具等, 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各种有形固定资产、无形固定资产、长期有价证券等, 清算主要包括各类应收应付款项、应交应缴款项等。经费来源类似我国的净资产要素。表外科目则采用“单式记账法”的记账原则, 一方面, 反映现存于单位但不属于单位的财产, 如租赁资产、代保管代加工物资等;另一方面, 反映已在科目平衡表内出现, 但为服务于管理要求需进一步反映的经济指标, 如各种外币、活动开支预算等。表外科目的设置使越南财务报告反映的信息更加全面。我国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要素相同, 均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五大要素。只因为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性质不同, 各要素下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存在一定差异。

会计科目方面, 越南将会计科目分三级设置, 并对一、二级会计科目进行编码, 规定除一级会计科目外, 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修改下级会计科目。我国只对一级会计科目进行编码, 规定一级会计科目不得随意变动, 并未对二级会计科目进行编码, 除制度中规定的明细科目外, 单位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明细科目。对有价证券科目, 越南设置了长短期证券投资科目, 我国只设置有价证券这一个会计科目。在进行账务处理时, 越南通常只写会计科目编码, 不写会计科目名称。而我国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第四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可以只使用会计科目名称, 不用科目编号, 但不得只填科目编号, 不写科目名称”。

比较可知, 越南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要素和会计科目与我国相比有相同之处, 如均划分了收入、支出、净资产要素, 均没有设置与企业会计要素相一致的利润要素, 均设置了一级科目, 且规定单位不能随意变动。

但二者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越南将各种财产、债权、实物资产等归为现金和物资、固定资产两个要素, 我国只归为资产一个要素;二是越南清算要素中既反映债权, 又反映债务, 我国则将债权、债务分别反映在资产和负债要素中;三是越南设置表外科目, 使越南的会计报表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我国则没有设置类似的要素;四是越南设置了长短期证券投资科目, 我国只设置有价证券一个科目;五是在会计科目的使用上, 越南可以只用科目编码, 但我国必须使用科目名称。

六、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告比较

我国行政单位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等。其中, 附表是指根据财政部门或主管会计单位的要求编报的补充性报表, 在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中均未作详细规定。事业单位还将支出分为事业单位支出和经营单位支出, 分别设置了事业支出明细表、经营支出明细表。此外, 我国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需编制月报、季报和年报, 报告逐级汇总上报。

越南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告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适用于基层会计单位 (III级以下会计单位) 的一般财务报告, 主要包括科目平衡表 (类似我国的资产负债表) 、经费综合情况和已用经费决算报告 (类似我国的收入支出总表) 、事业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收支报告 (类似我国事业单位的收入支出表) 、固定资产增减情况报告、财务报告说明 (类似我国的报表说明书) 等六类报告, 其中经费综合情况和已用经费决算报告又细分为活动经费明细报告、项目经费明细报告等四类报告。

第二个层次适用于I级、II级会计单位的综合财务报告, 主要包括经费综合情况和已用经费决算报告、事业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收支综合报告、财政预算决算和其他经费来源综合报告。越南行政事业单位只需编制季度和年度财务报告, 并逐级汇总上报。对于报告的编制期间和报送期限, 越南做了详细的规定:对编制期间, 按使用财政预算经费、不使用财政预算经费、处于分立解散合并终止时三种情况进行规定;对季报的报送期限, 按单位所处的级次进行规定;对年报的报送期限, 按是否使用财政预算经费进行规定。

注:本表适用于基层会计单位。

通过比较分析可知, 两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告中均设置有基本的财务报告, 如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报表说明书等, 均是由下级单位编制报告并逐层汇总上报。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越南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告层次分明, 考虑到不同级次单位的需要, 我国则不分层次、统一规定, 无论哪级单位均参照同一模板编报;二是越南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告种类多, 能够提供各方面信息较多, 我国财务报告种类少, 相应能提供的信息也较少;三是越南只规定编制季报和年报, 我国还需编制月报;四是越南对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报送期限分级次、分情况做了详细的规定, 我国只单就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报表的报送期限做了统一规定, 同时我国也没有对财务报告的编制期间做详细规定。

参考文献

[1].梁长敏.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相关探寻.商业经济, 2009;5

[2].罗朝晖.构建中国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 2008

[3].财政部会计司.政府会计研究报告.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比较行政法 篇10

一、行政制度的含义比较

行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方面, 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行政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的地域, 行政制度的发展也在随着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着形式。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所以, 行政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也很难找到一成不变的行政制度。

近些年来, 中国和日本的交流不断增加, 两国在行政制度的比较和分析上, 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在行政制度的含义上, 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我国, 关于行政制度的含义, 我们在不同的书中, 也可以找到不同的界定。

张立荣在其《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 把行政制度界定为:“行政制度是以一定的行政思想和观念指导的, 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产生、职权、组织机构、领导体制、活动规程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政府体制内各权利主体的关系形态。”[1]浦兴祖在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 把行政制度的含义界定为:“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2]

在内涵上, 日本与中国的行政制度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在作用上, 却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制度, 在国家的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通过制度规定约束个人和组织的行为,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只有具有良好行政制度的社会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和谐社会。而行政制度成熟度理论通过对行政制度成长历程的分析, 为完善行政制度、建立成熟的行政制度指明了道路。通过不断完善成熟的行政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实现社会的独立和功能的完善。因此, 成熟的行政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行政制度成熟理论有力地推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中日地方行政制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日两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不同的。从中国政治制度史而言, 无论是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的并世而立还是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同生共存, 无不体现了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发展。实际上, 此一具体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制度性与变通性的良性互动。所谓制度性主要是指部分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逐步固定下来而成为官方正式制度。此与传统政治制度的总体发展趋势颇相吻合。而变通性侧重于表明某一模式制度化后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依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做适当修改乃至废止以适合现实需要。二者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

日本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中国的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他们都是根据不同的条件而采取的管理措施。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体制。根据宪法和地方自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地方自治是指对国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区团体, 按照居民的意愿并为了对居民负责实施地方的政治和行政。国家赋予地方公共团体 (即地方政府) 以广泛的地方自治权。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能主要包括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两个方面。地方公共团体在不违反国家法令的限度内, 可制定与其事务有关的自治立法的条例。即采用地方立法的形式进行依法行政。地方公共团体依据法律全面负责该地区行政事务的实施。如依法建立自己的机构, 负责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经营公营企业, 负责地区治安维护、保障居民的安全、健康等等。为保证公共服务的正常进行, 地方公共团体还负责确保行政活动必要的收入, 适当支出, 管理财产等工作。

根据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财政分担体制, 可以将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完全的中央集权型, 完全的地方分权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不同类型的体制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适合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情况。日本有限的地方分权显然是经济赶超时期日本官僚主导型体制的产物。这一体制对于集中有限的资源促进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进入成熟化阶段之后, 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分配的不合理性逐渐暴露出来。中央政府的过度经济干预不仅抑制了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挥, 而且导致了大量的资源闲置的低效率浪费现象。

从文化内涵角度出发, 从中日两国行政制度的含义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比较看两国行政制度的差异性, 是对两国行政制度进行了解和研究的一个方面, 我们能够从两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比较中, 来推进我国行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环境中, 求得更好的发展和更快的发展, 这对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立荣.中外行政制度比[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比较行政法 篇11

摘要：通过对行政机关和企业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建设现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这两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在本质特征方面，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具有政治性、强调共性建设和稳定性等特征，而企业组织文化具有经济性、强调个性化和动态性以及受领导者影响较大等特征。在建设现状方面，行政机关对组织文化建设的认识、先进价值理念的贯彻、组织文化的传播途径等方面与企业存在较大差距，而企业组织文化缺乏规范性。建议行政机关加强领导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贯彻先进的价值理念，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企业家，从而落实组织文化建设；而企业应加强社会责任感培养，进一步规范企业文化建设，形成稳定可传承的制度。

关键词：组织文化；行政机关；企业；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2-0050-06

一、引言

组织文化是组织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中所形成的，为组织多数成员所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组织文化在当代企业管理与发展中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推动力。

国内外对企业组织文化的诸多研究表明，企业组织文化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强有力的组织文化是企业产生良好绩效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员工个体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化，行政机关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需求也日益凸显。然而，针对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建设的专门性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并不充分，现有文献多数是对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内部系统的研究，将企业文化与行政组织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尤为少见。

笔者在此拟通过对行政组织文化与企业组织文化的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行政机关与企业在组织文化本质和建设现状方面存在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以求为行政机关与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二、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文化的本质差异

行政机关与企业是社会组织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即狭义上的行政组织，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具体实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正式的组织实体或组织系统，其有别于各类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而企业本质上是从事生产、流通与服务的追求赢利的盈利性经济组织。

(一)组织性质的差异导致组织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异

组织性质的差异导致了行政机关与企业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行政机关以维护公共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为主要价值取向；而企业则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利润为主要价值取向。由于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普遍认同和共享的组织核心价值观，所以行政机关与企业核心价值观不同，必然导致二者在文化特征方面存在差异。

1、企业组织文化具有经济性特征，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呈现显著的政治性特征

企业作为经济主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且服务于企业经济发展目标的企业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是一种经济文化。王长斌、时旸在对中国国内学者1990—2008年期间对企业文化定量研究所选取的维度进行频数统计的基础上得出“顾客导向、创新精神、团队协作、表现绩效”是企业文化公认的维度。这充分表明企业文化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并以追求经济利益，追求高绩效产出为其价值导向。

行政机关是国家的代表，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实现政府职能的机构。因此，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人民公仆”、打造“服务型政府”等价值理念，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人民主权原则一脉相承，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

2、企业组织文化更突出特色和个性，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则共性突出

企业与行政机关的组织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个性与共性，并且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但由于企业与行政机关的组织性质、组织目标不同，导致企业更重视企业组织文化的个性化建设，而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建设则追求共性。

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唯有塑造鲜明的个性特征才能维持其在市场竞争中鲜活的生命力。对个性的追求是企业的先天特质。企业组织文化个性化是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最根本标志，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有无个性是衡量企业组织文化含金量多少的标尺。因而，塑造具有个性特征的企业组织文化是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的首要目标。企业家的个人性格、企业独特的成长经历又为建设个性化的企业组织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行政机关是依法代表国家行使政权的组织，以国家法律、权力为后盾，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具有政治性和权威性。行政机关是中国行政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整个行政组织系统只有保持统一的行政原则、作风和面貌才能保证国家公权力的统一与权威。因而，行政组织文化建设不允许行政机关追求自身文化的个性而破坏行政组织系统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在实践中，不同的企业呈现出迥异的文化特征。如：同为世界大型手机生产商，诺基亚以“追求成功，不断创新”为核心价值观；而索尼爱立信则更强调“关注用户体验”。不同的行政机关则以“为人民服务”、“依法行政”、“合理行政”、“高效便民”等理念为其共同的核心价值。

3、企业组织文化呈现较强的动态性，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则相对稳定

组织文化的动态与稳定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国内许多学者经过研究表明企业和行政机关的组织文化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为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成员共同信仰并遵守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价值观是相对稳定的，在特定的时间内不会改变，或者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组织发生变革或更换领导人方可改变。

正如全秉荣研究鄂尔多斯企业文化特征时所描述：作为社会形态的文化制度，一般强调它的稳定性，而作为企业组织文化形态的制度，往往具有一种渐变性。由于企业处于“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的时代，企业的组织文化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调整企业制度，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实现更高的企业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以无形的手调节着企业的兴衰存亡，随着企业的消亡、建立、成长，企业组织文化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同时企业组织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企业主要负责人影响，随着企业家价值观的转变，企业组织文化也可能随之产生相应变化。所以企业组织文化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而行政组织文化由于中国国家性质、行政组织领导人任期制度和行政组织环境的稳定性，尽管改革开放后行政机关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改革，但总体上相对稳定。

(二)组织权力构成的差异导致组织领导者在组织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行政领导与企业领导权力来源不同。行政领导的权力来源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体现，行政领导者需要接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另外还要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同时还有监督部门的约束。其决

策权受多重领导的约束。企业尽管也要受经济监管部门的领导，但企业领导者拥有企业发展的独立决策权，其自主权超过行政领导。所以在组织文化建设方面，企业领导者较行政领导者在人员、资金、物质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自主权，对组织文化影响较深。

国内许多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决定着企业组织文化的性质和风格，并制约和引导着企业组织文化的个性和发展。企业家组织文化价值观会对企业组织文化产生影响，企业家文化价值观取向的不同，会倾向于不同特征的企业组织文化。行政机关领导尽管在组织文化管理和维护方面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自身性质的限制，其在运用权力时受约束，组织文化的产生多数是由中央下达，通过文件、会议、规章制度等途径进行传播，再与组织自身特点相结合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机关领导在组织文化的创建中作用不明显，更多的是担负管理和维系的作用。

三、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现状的差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组织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重视。2005年3月1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国有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的进程。相反，行政机关的组织文化建设则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理论体系也不够健全，与国内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存在较大差距，对行政机关组织建设的推动作用不够明显。

组织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组织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为适应组织生存发展的需要，首先由少数人(通常是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倡导和实践并经过较长时间的传播和规范管理而逐步形成的。从组织文化建设主体和主要手段出发，通过对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机关与企业在组织文化建设现状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组织领导者对组织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上的差异

组织文化建设的主要源动力是组织领导者的倡导和推动。组织领导者只有在认识到组织文化对组织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引领组织进行组织文化的建设工作。组织领导者对组织文化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是组织文化建设的前提。

研究发现，中国大多数行政组织领导没有对组织文化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但一直在组织结构、组织成员、运行机制等外部进行变革，很少关注组织文化的创新。比较而言，企业的老板、高层管理人员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较为充分。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4年8月对2881名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组织文化认识的调查中发现，有88.2％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影响很大”或“影响较大”。

(二)先进价值理念贯彻方面的差异

价值理念作为组织文化的核心要素，是组织进行管理和服务活动的指导性观念，对组织价值观、组织精神的确立有引导作用。价值理念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作用已经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研究证实。魏杰认为企业组织文化是真正解决企业问题的价值理念。李志、杨帆认为，企业价值理念是企业组织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最能反映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手段。优秀的市场价值理念被普遍认为是企业发展所应遵循的理念。根据科学发展观以及十七大报告中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吸收优秀的市场价值理念，才能有效地提升自身服务水平。

李志、杨帆在对中国优秀企业价值理念进行频数统计的基础上得出：优秀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进取、诚信敬业、人才、市场、绩效和社会理念”六种理念。王长斌、时旸在对国内学者1990－2007年期间对企业文化定量研究所选取的维度进行频数统计的基础上得出前五位的分别是：“顾客导向、创新精神、团队协作、表现绩效、社会责任。”验证了李志、杨帆对企业价值理念特点的研究。笔者在综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取“创新精神、以人为本、绩效和社会责任”四个维度对行政机关与企业进行比较，得出如下观点。

1、保守求稳的心态导致部分行政人员工作中缺乏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精神有利于提高组织系统的生命力，扩展系统的生命周期。创新精神的培养有利于提升行政机关公务服务的能力和质量，也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在行政机关和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企业受利润驱使追求持续的市场竞争力，要维持持续的竞争力，必须靠生产经营管理的不断创新才能获得生产力的优势地位，所以多数企业将创新作为他们的核心价值理念。而在具体的行政工作中，部分行政人员往往趋于保守缺乏冒险精神，甘愿平庸而不去创新，抵制变革而不是适应变革，甚至对创新尝试的个体给予打击而不是鼓励；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改革创新一旦失败，将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这给创新者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种种原因使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创新氛围难以形成，工作效率难以提升。

2、落后的思想观念导致行政机关落实“以人为本”障碍较多

“以人为本”作为组织文化的核心理念，越来越多地被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重视。“以人为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尊重员工，二是尊重客户。“尊重员工”反映了组织的人才理念，“尊重客户”反映了组织的市场理念。所以，组织是否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影响组织内部激励水平和外部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1)等级观念影响行政机关先进人才理念落实。

“以人为本”是核心价值观中的高频词。营造员工之间平等、宽松的工作环境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践中，行政组织“论资排辈”现象尤为突出，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与“以人为本”的人才理念不相符合；而企业在市场经济影响下，越来越追求组织结构的扁平化，逐步消除了员工间的等级差别。如康佳、恒源祥等企业内部基层员工与高层管理者之间都被看作是企业的主人，不存在等级差别。

(2)“官本位”思想影响行政机关“顾客至上”观念的形成。

“以人为本”的市场理念要求尊重客户，尊重服务对象。行政机关尽管对“顾客至上、服务至上”的公共服务理念有所认识，但受传统行政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如企业有力地贯彻。“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观念在行政活动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颠倒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忽视行政服务意识，最终导致了“官强民弱”的博弈局面。

3，片面的政绩观导致行政机关先进绩效理念贯彻流于形式

绩效理念作为市场导向价值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适应外部环境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得到了当前政府机构和企业的重视，产生了一系列的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来引导组织合理高效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一方面习惯于以投入项目的多少、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快慢、建设规模的大小等指标来评价政府的表现；另一方面尽管多

数行政机关也建立以“德、能、勤、绩、廉”为指标的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但最终往往以“不出现重大差错”来衡量公务员工作的表现。这也就促使公务员形成一些如片面追求“政绩”、好大喜功等思想观念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态度，使追求卓越绩效、提高行政效率的理念流于形式。而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下，很容易明确绩效导向问题，选择围绕利润的实现来设计指标，能够很好地引导企业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

4、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停留在文化的“表层”

社会责任是指一个组织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一个组织应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行政机关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行政组织文化的应有之义。但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才刚刚起步。企业的社会责任还只停留于文化的表层物象。部分企业在公众场合高调谈及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信誓旦旦地表示将认真履行其社会责任，然而受利益驱动的短视企业早把责任抛到九霄云外，没有真正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文化中，把它作为一种理念贯彻下去，内化为企业的行为习惯。

(三)企业文化传播方式较行政机关更为多元化

组织文化的传播是组织通过各种媒介向组织成员和外界社会大众传递自身组织文化的过程。尽管文化传播存在一定的共性，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企业与行政机关在组织文化传播的方式上也存在极大的差异。

研究发现，行政机关组织文化传播具有较强的正式性，其文化传播多为有意识的传播。通常选择思想政治工作、规章制度学习、评比表彰、听证会等制度性且形式较为正式的渠道传播组织文化；媒介多选择文件、规章制度、机关报等。

企业文化传播则表现得更为多样化，兼有正式与非正式的形式。传播也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方面。制度化渠道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内部培训、发文、开会等。但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产品、广告、企业内部文艺活动、仪式以及内部人员之间的联系传递企业文化，更凸显了其非正式性。

(四)行政机关较企业在组织文化表现形式上更强调制度化

文化务虚，制度务实。制度化是组织文化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组织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符合新形势下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有利于良好的组织文化的传承，能保证文化传播的准确性。如果缺乏制度化建设，呈现出随意的特点，则难以发挥组织文化的正确导向作用，容易将企业引向歧途。

研究发现，行政机关组织文化较企业组织文化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更强调制度化。中国行政机关的组织文化是在政治文化、行政文化、民族文化等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通常情况下表现为成文的制度或者规范的政策条款。例如，行政机关对富含组织文化的外部形象也有制度的要求。北京市怀柔区服务中心为了就“私自改用电线路及加装电器”、“工作台面脏乱，打印机、电话等办公设备不按要求摆放，非生活必需品摆放在工作区明显位置”等有损“中心”外部形象的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制定了《关于各驻厅单位窗口及工作人员管理考核办法》来加以规范。而企业文化的表现方式较为灵活，文艺表演、员工私下交流和仪式习俗常常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带有非制度性的特征。这种非制度性亦可称为企业行为的无序性和无规定性。企业行为的许多环节和操作过程，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顾丽认为企业组织文化与制度脱节是中国企业在企业组织文化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根源。由于企业经营者忽视文化的作用，制度文化两张皮，只把文化当作是“口号、标语、贴在墙上的东西”而缺乏制度化要求，因此便导致了企业文化的随意性。所以企业进一步提高制度化水平，将企业先进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等转变为具有操作性的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推进企业的发展。

四、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的相互借鉴

戴维·奥斯本认为，政府和企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前者是公共机关，后者是经济部门。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竞争，政府则来自种种垄断。但是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管理主义认为，管理是一种纯手段性活动，具有共通性，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既适合于企业部门，也适合于政府特别是公共管理部门。

(一)行政机关领导应当解放思想，摆正对组织文化内涵的认识

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应当从本质上认识组织文化的内涵和组织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摆脱自身错误观念，明确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通过学习、培训。加强组织成员对组织文化的理解，从思想上为组织文化建设开好头、铺好路。

(二)行政机关应加强对公共价值理念和市场价值理念的整合

行政机关应当重视吸收企业文化中优秀的市场价值理念，并与传统的优秀公共价值理念进行融合。包国宪、张壤认为，如果将公共价值取向(强调民主政治责任)与市场价值取向(强调利润、绩效、顾客、服务)两者价值理念相结合，将行政机关的绩效概念与责任概念结合起来，将人民的公民概念与顾客概念结合起来，将第三部门的自愿概念与义务概念结合起来，将私营部门的利润概念与社会责任概念结合起来，强调行政机关服务的民主导向、顾客导向以及公民参与导向和非管制导向，那么，必将对行政管理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1、行政机关应鼓励创新，培育创新氛围

行政机关虽然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将创新融入到政府管理当中。行政机关应从制度和氛围人手激发创新行为：一方面，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创新制度来有效评估创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尽可能规避创新产生的风险，创造出适合创新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去激发公务员的冒险精神，激励其时刻保持创新理念，从而在行政机关中营造出“时时有新意，处处有新劲”的工作氛围。

2、行政机关要积极落实“以人为本”，摒弃“官本位”

行政机关应当从企业的市场理念中汲取“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研究其产生的根源，从权、责、利视角出发，切实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行政的管理制度，规范行政管理活动；在行政机关内部，应从转变政府官员的观念人手，明确权力的来源。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进一步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平等民主意识与顾客至上的市场服务理念。政府应当学习企业用人观念，注重对公务员的培养，真正“以人为本”地选才、用才、留才。

3、行政机关应树立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绩效理念

首先，行政机关应当从企业绩效考核理念中认识到核心价值观对绩效实现的指导作用。树立以人民利益的实现为根本目标的价值理念，消除“好大喜功”、“但求无过”两个极端的绩效观念产生的消极影响。其次，通过借鉴企业绩效考核的技术和方法，扩大考评主体，真正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属点，通过融合“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的价值取向，完善自身绩效考评体系。

(三)行政机关应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企业家”

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建设核心是行政领导，行政领导应承担“公共企业家”的角色，称其为行政机关组织文化的缔造者。在打造政府“企业家文化”时，“公共企业家“应向卓越的企业家学习，将公共管理的特点与任务进行整合，特别是要具备卓越企业家的精神。李志、曹跃群通过对比分析，排在前三位的企业家精神分别是：创新、积极进取和冒险。所以行政领导应当树立创新意识，确立积极进取的态度，敢于承担风险。政府中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公共管理者，才能使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自觉运用企业经营中诸如顾客至上、以人为本、表现绩效等理念和策略，使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组织文化得以真正实现。

(四)企业应进一步加强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企业应当切实将社会责任意识贯穿企业文化核心精神层面，摒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负担的短视认识。国外许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表现(CSP)与企业经济效果(CF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与研究，大量的证据表明：CSP与CFP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禹海慧研究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提升企业外部形象，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有利于推动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五)企业应重视企业组织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文化制度化是践行企业组织文化的关键。企业应当重视文化的制度化建设，将企业先进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转变为具有操作性的管理制度。同时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以企业组织文化为指导不断修正和完善管理制度，以不断创新的管理制度来保障企业组织文化的践行。应当通过企业组织文化制度的建立，实现企业组织文化对内、对外传播的正规化。通过企业组织文化制度约束员工行为，进而将企业组织文化制度内化为员工一种“自然习惯”，最终实现“企业文化制度”到“企业文化”的演变。

比较行政法 篇12

校企合作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培养学生具备适应企业工作岗位的实践能力、专业技能、敬业精神、严谨求实作风和综合职业素质,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学生对社会的认识,适应社会的能力等。就美国和中国而言,校企合作教育都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行而有效的方式,并为高等职业教育所服务,这就决定了校企合作教育势必会依附高职教育而发展。也正是因为中美两国在高职教育发展水平上的不同,决定了两国校企合作教育上的特殊性。

2 两国校企合作教育的不同点

2.1 名称不同

各国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都有不同名称,如美国称之为“合作教育”,在美国,比较成功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有两种:“辛辛那提模式”和“安提亚克模式”;而中国称之为为“校企合作”,主要有“人才订单模式”、“校企联合模式”、“顶岗实习模式”等。

2.2 产生时间不同

美国校企合作教育起源于1906年,辛辛那提大学工程学院教务长赫尔曼·施奈德推行第一个校企合作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学生在一年当中必须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到专业对口的企业去实习,并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中国的校企合作教育产生于1985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与滑铁卢大学进行合作,采取“一年三学期,工学交替”的模式,率先在我国进行校企合作教育的尝试。

2.3 政府支持力度不同

美国政府从国家这一战略层面助推产业和学科高效整合,使得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得到有力的保障。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颁布了数十部法案,如《史密斯—休斯法案》、《国防教育法》、《伯金斯法》等职业教育与培训条款,着重强化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干预。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又于1965年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出台了《地方重新开发法》,在这一地区实施了近千个职业教育项目,拨款额达3.3亿美元。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提倡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虽然这些政策文件对合作教育有诸多的规定,但是很多都只是落实到了纸面上和会议里,具体操作的渠道和机制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宏观的指导多,具体的落实细则少是目前合作教育所面临的瓶颈。打个比方,对于涉及如何激励企业积极参与合作教育的问题,如何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具体实施细则没有明确的规定。

2.4 企业参与积极性不同

美国企业素有积极参与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优良传统,根据一项相关调查数据的样本分析,约17万家企业成为了美国职业教育项目“学校到工作”(school—to—work)学习项目的合作伙伴,25万多家企业为高中生或者社区学院的学生提供了职业教育实习活动。其参与职业教育具有多种动机,主要为社会公益服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降低成本、(下转第63页)(上接第11页)招募员工等。

从我国的现状看,企业有参与高职教育但积极性不高。虽然有些企业为高职院校的学生安排了场地和机器设备供他们操作实习,也安排了企业职工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技能的指导等,但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他们不明白企业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得到高校人才和技术的支撑。企业认为高职教育是国家公益事业,而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这种公益事业理所当然的要由政府担当,企业是没有义务的。

3 美国校企合作教育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 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健全校企合作教育的规律法规

国外早已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诸如美国的《拜一杜法案》为大学与企业界的研发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它保证了校企合作教育的顺利进行。但在我国,目前仍然没有相关的政策文件能确保合作教育有效、顺利地开展。因此,加强校企合作方面的规章制度建设,从根本上助推合作教育的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那么,如何做好该项工作呢?一是以法律法规等形式把产、学、究等各个教育的上下游关系给予明确,并且把它们在合作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清晰的区分,从法制的层面使合作教育各方利益体的结合日趋稳定,同时,产、学、究等教育合作主体也都能够从中获益,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这些主体的办学积极性;二是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颁发能够激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的有关政策。政府部门应以资金为杠杆,鼓励和引导校企开展合作教育;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应以政策和法规的形式建立校企合作教育拨款制度和政府专项基金,使得实施该项工作的高等职业院校和合作单位能得到有效资助等等。

3.2 转变思维角度,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参加校企合作教育的最主要动力因素。在校企合作教育形式中,企业需要提供场地费用、科研费用、设备费用以及具备熟练技术的教师。但是,如果最终企业没能接收这样的学生,那么企业的投入将更加打折扣。希望企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支持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教育是不现实的。美国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史充分地验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换位思考,以企业利益的思维角度考虑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问题,而不仅仅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从而建立双赢互利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是双方共同进行校企合作教育的纽带和桥梁。

3.3 优化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校企合作教育全面发展

美国的教师培养机制是非常健全的,其从培训到取得任职资格有着一整套严格而又科学的程序,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教师培养和任职机制还尚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教师的数量还不能满足我国教学的需要;二是我们的教师不论在培养方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都还落于与美国等教育大国。基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和完善教师培养的规模和机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双师队伍发展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从而进一步规范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确保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地向前发展。

校企合作教育是高等职业院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养学生创新、实践和竞争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更是高职院校实施高职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校企合作教育的深入实施迫切需要政府部门、高等职业院校和企业的共同联合。

摘要：校企合作教育在中外高等职业院校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对美国校企合作教育的模式和我国校企合作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为促进我国高职教育中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完善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国美国校企合作,教育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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