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国家体制健康标准》（精选9篇）

《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篇1

教育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一直以来就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但是经历了数十年的教育改革, 我国教育可以说已经站到了全社会的风口浪尖。尤其在全国性的规范办学, 着力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等教改运动正如火如荼的今天, 教育改革更是走到了最为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切实减负的前提下, 增效提质, 已经是摆在很多教育人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然而, 我们不难发现, 就在“减负”和“素质教育”大力推行的今天, 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大的改变, 绝大部分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然抱着“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提法, 唱着古老的歌谣。在他们眼里, 教育质量就是学校的“升学率”、学生的“学业成绩”、各级领导的“行政绩效”, 于是大多数学校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只是在玩着文字游戏。把“下达升学指标”等敏感字眼换成“明确升学目标”等更具迷惑性的说法。

其实, 这一切问题的源泉就是源于教育工作者、甚至全社会对于教育质量缺乏应有的正确的认识。这种不正确的教育“质量”意识和工作思维使得“分数主义”“达标主义”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依然盛行, 并且必然导致师生真实的教育需求被忽视, 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由此, 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我国至今缺乏一套教育质量国家标准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规范。我们国家教育改革应该首先从制定一套全面科学的教育质量体系着手。值得庆幸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已经明确指出:要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 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据此, 笔者认为:建立教育质量的国家标准, 迫在眉睫。只有加快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步伐, 我国教育的改革才有可能走上更加科学的发展快车道。

一、建立健全法规, 让提升教育质量走上法制化轨道

我国的教育质量的提高一直以来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虽然早已实施, 但是过于宽泛, 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意见, 对于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及其改革发展, 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健全教育法规, 让教育有法可依, 为我国教育走出其改革发展瓶颈提供可靠的保障。我国急需各种教育方面的法律支撑:《学前教育法》用以规范学前教育的教育行为;《中小学教育法》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高等教育法》来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人教育法》来谋划终生教育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制定一些专门的教育法规, 如《国防教育法》《残疾儿童教育法》《社会教育团体行为规范》, 等等, 以规范各类教育行为。更需要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明显的规章制度去具体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

二、继续加大教育的对外开放, 使得教育质量全国标准的制定有所借鉴

多年以来, 我国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规范的教育质量标准, 原有的教育质量标准内容简单分散、方法单一、形式僵化, 缺乏明确的教育责任体系和规范要求。所有这些无不极大地制约着我国教育质量的提升。教育质量的基本要素诸如教育制度、教育计划、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过程的合理程度, 以及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程度等, 应该最终落实到教育质量标准的尺度上, 成为评价和衡量教育质量高低优劣的根本依据。我国的教育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 但是也坚决不能简单的闭门造车。全国统一的教育质量观的确立一定要多方“借鉴先进教育理念”, 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并注重学习国外先进教学思想、办学经验和人才培养模式”。

三、从中央到地方, 加大教育质量标准的宣传力度

既然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全新教育质量标准, 就必须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在全社会进行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宣传活动。其实这么多年来, 教育改革无法贯彻, 最深层的原因无非是社会对于教育的理解没有深刻变化, 全社会对于教育的期待没有根本转变。确立全新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不仅仅是组织专家研究撰写那么简单, 更需要的就是能够真正的深入民心, 为全社会所了解, 并接受。建议由相关部门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利用各级媒体以辩论会、征文等方式进行正面的宣传, 也可以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官方网站上加大宣传力度;另外, 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寓教于乐的娱乐活动进行辅助宣传。

四、组织多方力量, 广泛深入调查民意

由教育部相关领导牵头, 组织多方力量, 广泛深入调查民意, 正确面对教育现实使得教育质量国家标准能够有最广大的代表性, 能够触及中国教育现状中最深层的问题。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质量标准, 是教育改革的根本保障。新建立的全国标准一定不能够太过笼统, 对于各种标准的概念应配以详尽的解释。并且要组织有关专家深入各级各类学校深度剖析, 以免被各层各级的领导有意无意地歪解。

五、建议分多层次、分类别设立标准

各级各类学校很多, 所适用的标准不尽相同。应根据社会发展要求, 教育对象成长规律, 分层次、分类别健全学校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因为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的学习和中小学生的正规学业学习有着本质区别。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必须要遵循他们身心发展的规律, 珍惜童年的独特价值, 所以学前教育需要一套专门的标准;义务教育由于其特有的公益性、统一性和义务性, 以及高中阶段由于其明显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性特征, 且属于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阶段, 也需要一套适合自身特色的标准;职业学校以其特殊的性质, 表现出地方性与行业性、技术技能性、市场导向性, 需要专门的标准;各级高等院校, 因为不属于基础教育阶段, 其目的就是培养各种实用人才, 当然也必须一套独立的标准。

六、结语

俗话说: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教育作为一项百年大计, 没有一套科学的质量标准, 难以为继。这套标准必须正视中国教育生态, 不可以避实就虚, 并充分考虑国家民族的根本需要。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套经过民主科学的方式制定出来的教育质量标准一定可以正本清源, 为我国教育的飞跃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要：素质教育推行至今, 不可以说没有作用, 但是如果说作用有多大却也很难。教育改革到了关键的攻坚期, 具体如何切实减负、提质、增效已如箭在弦上。但教育工作者, 乃至全社会对于教育质量为何物, 鲜有正确认识,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在教育乱象的根源。据此, 笔者认为教育体质改革要继续或者要取得成效, 必须加紧建立教育质量全国标准。本文旨在为《标准》的制定, 做一些探讨, 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议。

关键词：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质量,全国标准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2010.

[2]王春春.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与评价[J].大学 (学术版) , 2010, (05) .

[3]谢维和.我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教育标准[J].教育研究, 2001, (11) .

《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篇2

国家的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30年来，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了小平同志设计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构思，接下来，就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和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瞩目的焦点。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成为领导中华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在中国这个地域辽阔，民族成分繁多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知识差别积深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最能成为领带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

《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篇3

国家审计体制的类型

国家审计体制, 是关于国家审计机关隶属关系和权力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和体系的总称。各国的国家审计体制主要有四种:

1.立法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部门, 由议会直接领导, 依法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活动实施审计监督, 直接对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完全独立于各级政府的国家审计体制, 是目前国家审计体制的主流, 被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 如美国、英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这种体制的特点是, 国家审计机关的地位高、独立性强, 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干涉。

2.司法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具有司法权, 审计人员享有司法地位, 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可启动司法程序迅速处理。国家审计的司法化, 使其独立性和监督职能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 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既要执行审计工作, 又要对审计结果进行裁决, 因此这种体制具有对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容易被忽视的缺点。采用司法型审计体制的国家主要有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3.独立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单独设置, 独立于任何权力部门, 只对法律负责;审计机关完全根据自身的判断, 决定审计的时间、方式和范围。德国采用的就是独立型审计体制, 联邦审计院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之外, 直接对法律负责。这种体制虽然在形式上独立于三权之外, 但是由于法律是立法部门制定的, 因此这种体制实际上还是偏重服务于立法部门。从这个角度看, 独立型审计体制归属于立法型审计体制。

4.行政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国家行政系列, 是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国家审计机关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对政府所属各部门、各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审计。这种体制的优点是:审计机关在各级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能够对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审计监督, 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但是, 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本身又是政府的一部分, 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审计体制, 行政型审计体制的独立性较弱、监督力度不够。目前, 我国的国家审计采用的是行政型审计体制。

我国国家审计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对公共资金监督要求的加强, 现行的国家审计体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环境的要求。当前, 审计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

1.行政干预制约着审计职能的发挥

国家审计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对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揭露政府各职能部门财政收支中的不当行为。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型审计体制下, 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 而各级政府既是审计机关的领导者, 其所属各职能部门又是审计机关监督的对象, 这在理论上难以解释。审计机关只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并且职能部门的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领导意志的体现, 因而审计机关对同级其他职能部门进行审计时, 难免会受到行政干预。因为行政干预,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审计难, 处理更难”的状况, 往往是问题未查清就停止审计, 而查出的问题未经处理就不了了之。一项调查结果表明:1989~2000年, 审计署特派员办事处查处的每个单位违纪金额平均是地方审计机关所查处的每个单位违纪金额的68.18倍。 (吴联生《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评价模型———兼论我国国家审计机构隶属关系的改革》, 《审计研究》, 2002年第5期) 虽然这一方面显示了审计署的工作力度, 然而从另一方面却说明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这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不无关系。行政干预使审计工作难以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 审计的职能难以充分发挥。

2.审计后的问责机制不健全

近些年, 一些政府部门屡犯屡审、屡审屡犯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审计后的问责机制不健全。现行的问责主体主要是同级政府, 审计报告出台后, 政府对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责任追究不严, 明显存在问责“太软”问题, 审计机关查处的问题移送到纪检、监察、公安、检察等部门的不多, 使得一些审计工作“有头无尾”。

3.审计机关难以全面、如实地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以下简称《审计法》) 的规定, 各级审计机关每年要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而现实中, 由于审计报告在提交人大之前必须先征得政府的同意, 因此一些地方审计机关在政府的干涉下, 难免会将审计出的一些问题隐瞒不报或大事化小, 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就可能是大大“缩水”后的审计报告。这种状况使人大常委会不能充分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 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

4.审计机关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性

《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履行职责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由于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而审计机关与财政部门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因此审计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约, 客观上影响了审计机关对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

我国国家审计存在的这些问题, 归根结底是由行政型审计体制固有的缺陷造成的, 即独立性不强。

立法型审计体制———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审计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改革现行的行政型审计体制, 而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立法型审计体制, 就是将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因为:

1.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人民将公共资金委托给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管理, 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使用公共资金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人民与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之间是委托与受托的关系。人民对政府使用公共资金的情况有充分的发言权和监督权。已故著名会计审计学家杨时展在《国家审计的本质》一文中指出:“用人民的钱, 必须充分符合人民的意志;是否符合人民的意志, 必须接受人民的审计监督, 这就充分体现出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宪法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因此, 监督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情况的国家审计机关, 理所当然地应当对代表人民意志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即国家审计机关应隶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向人民负责的立法型国家审计体制,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充分体现。

2.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行政型国家审计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实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但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政府职能已从对企业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地宏观调控, 政企已基本分开, 原来的“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模式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 与原来的行政型国家审计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应, 国家审计机关的工作重点已从国有企业领域转向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领域。如果国家审计机关仍然隶属于行政部门, 实行政府内部监督, 那么监督力度必然会受影响。因此, 国家审计体制应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 国家审计应从政府的行政职能中脱离出来, 成为立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重要手段。

3.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是审计独立性原则的要求

《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篇4

2010年12月05日来源：教育部网站

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坚持统筹谋划确保改革协调有序推进

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各地各校大胆试验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通知》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大胆突破，努力形成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坚持统筹谋划，确保改革协调有序推进；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各地各校大胆试验。要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使教育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顺应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新期盼。

《通知》从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三个层面，确定了改革试点的十大任务：

（1）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学前教育发展；

（2）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

（3）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4）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5）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6）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7）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

（8）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9）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10）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

《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要科学制订实施方案，明确改革目标、进度安排、和配套政策，突出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要建立督促检查机制，对试点项目跟踪调研，定期进行评估，加强检查指导，确保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强宣传引导，对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果，要及时总结，组织交流，加以推广，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确定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和试点单位，各地各校申报的国家级试点项目即将全面启动实施。针对社会各界广泛关心的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就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战略部署、新时期新阶段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等问题做了具体解答。[详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综述：推动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以邓小平同志亲自作出恢复高考、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等重大决策为起点，我国教育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步伐。

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即将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些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不断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的新需要。

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探讨 篇5

国家审计体制一般指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宪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将审计机关中各层次，各部门之间关系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审计体制的构成要素包括审计机构的隶属关系、服务对象、内部设置，审计首长的任免决定，级别安排，上下级审计机构的相互关系，审计结果的表现类型等等。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央审计机关归谁领导，对谁负责以及上下级审计机构的关系。本文主要讨论前者。

我国《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同时，《审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可见，我国中央审计机关属于行政部门序列，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受国务院总理领导，对中央政府负责。

我国审计体制的基本框架是随着1983年国家审计署的成立相应确立下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完善，现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制度，对审计部门的正常运转和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行审计体制的一些缺陷也逐步暴露出来：

（一）审计的独立性较差

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虽然《审计法》中明确规定，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实际工作中，审计机关一方面审计政府部门，一方面又受政府领导。审计人员常常遇到来自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压力，尤其是当审计工作涉及到地方和部门利益时，往往会受到行政干预，使审计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审计结果也难以客观、公正。

（二）审计检查权限不足

人民群众对审计机关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审计能深入到政治经济生活的更多层面，发挥更大作用。然而，现有法律却没有赋予审计机关足够的行政权力和检查手段，于是出现了客观上需要审计机关多做事同时又让它做不了事，审计人员检查权限不足同时又无法争取到更多手段的尴尬局面。

（三）审计处理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审计难，处理更难”。虽然国家审计机关是行政机关，但其拥有的行政处罚权力较小，手段较为单一。如果缺少党委和政府的有力支持，审计处理意见就很难真正落实，审计工作也往往流于形式。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审计体制的原因，也有其他非制度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解释增长和效率;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增长、改进效率。从消除审计工作中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国家审计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上讲，我国国家审计体制亟需改革。

二、国家审计体制的比较研究

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国家审计体制存在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这里从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出发，将国家审计体制分为立法型、司法型、独立型和行政型四种模式。

（一）立法型审计模式

立法型审计模式是现代国家审计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模式，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采用的是该模式。立法型审计模式下的最高审计机关独立于政府部门，隶属于立法机构，对议会(国会)负责和报告工作。立法型审计机关的主要职能是协助立法机构对政府进行监督。审计范围主要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有些国家还包括国有企业及接受政府资助的单位和团体。对于审计问题，审计机关有权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建议，但通常不具备处罚权。

在立法型审计模式下，审计机关的职权由法律保证，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审计机关协助议会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监督，能够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有效防止政府腐败并提高其工作效率。

（二）司法型审计模式

采取司法型审计体制的国家主要有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该模式下，审计机构称为审计法院，具有司法性质和司法职能，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也参照司法机构的设置模式。审计机关拥有一定的判决权，有权直接对违反财经法律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理、处罚。

司法型审计模式将审计机构置于司法体系之中，权威性得以大大加强，优点是审计处理易于落实，审计效果好。但国家审计既执行审查工作，同时又要对审查结果进行裁判，兼调查者和裁判员身份于一体，不符合不相容职能分离原则，也有失公平。

（三）独立型审计模式

独立型审计模式下，最高审计机关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机构，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单独形成国家政权的一个分支。实行这种审计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日本、印度等。独立型审计机关只对法律负责，不受议会各政党和任何政治团体的干扰。对某一单位是否进行审计，完全由审计机关依法自行决定。但对于审计出来的问题不具有处理权，一般交由司法机关审理。

独立型国家审计在四种审计模式中独立性最强，审计机关的地位也最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独立型的国家审计机关只服从法律，而法律又是由立法机构拟定的，所以终究来说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议会的。

（四）行政型审计模式

这是我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审计模式。行政型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受政府领导并对其负责。这种审计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发挥行政监督职能，也适应经济发展初期“大政府”的客观需要。但是，如前所述，行政型审计模式有其突出的缺陷，相对于以上三种审计体制，它的独立性明显不足。审计机关虽有一定的审查处理权，但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审计难处理更难”的局面，

三、立法型国家审计体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鉴于立法型国家审计体制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且为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国内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改革我国现行的行政型审计模式，建立立法型审计模式的建议。即将各级审计机关从政府中独立出来，直接隶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使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直接对人大负责，不受政府行政管理当局的控制和干涉。

但笔者认为，立法型国家审计模式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别，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审计也在性质上和职能上与这些国家迥异。如果脱离国情，盲目照搬所谓的“先进”模式，结果往往会水土不服，适得其反。

（一）从国家审计的性质来看。

不管是哪个国家，也不论审计的类型怎样，审计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控制机制，但具体到审计的性质就不尽相同了。在三权分立的国家，国家审计主要是维系三权制衡的工具，是立法机关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野党对执政党政治权力的制约力量。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与西方议会相似，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两者也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人大，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府部门在党的领导下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审计显然不能也不应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设置。虽然说审计仍然是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工具，但由于性质不同，我国目前并不具备立法型审计模式生存的土壤，将国家审计置于人大之下不太合适。

（二）从国家审计的职能来看。

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审计主要职能就是监督行政机关的运行和效率，而行政机关内部审计一般由另外的职能部门行使。比如美国，美国会计总署(GAO)就是国会对政府的“外部审计”，而在会计总署之外又设立监察长办公室(OIG)履行政府“内部审计”的职责。我国的国家审计机关却同时兼具这两种职能，审计署既是审计机关，又是行政部门;既开展审计监督，又进行行政执法;既监督政府行为，又为政府行政服务。并且，由于国家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经济社会“转轨”尚未完成，各种社会制度也很不健全。在“大政府，小市场”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审计的行政功用非常突出，政府也存在对审计的强烈需求。将国家审计保留在行政序列，更能满足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更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四、关于我国国家审计体制近期改革的设想

我国国家审计体制亟需改革，但立法型审计模式不符合现阶段国情，司法型和独立型模式也不合适，那么是否存在上述四种模式以外的其他模式呢?笔者这里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在调和现实国情和发展需要矛盾，提升审计机关的规格，赋予其更大独立性和权威性

保留目前审计署隶属于国务院的格局，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审计署合并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中央审计委员会书记即审计署审计长，一般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任。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共中央负责，应定期向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提交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署对国务院负责，应每年向全国人大提交审计报告，并有义务向全社会公布。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设置参照中央审计机关模式。这种新设想主要借鉴了纪委和监察部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设置安排，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优点：

（一）有利于提升审计机关的独立性。

在党委系统设立审计部门，可以淡化审计部门的行政系统色彩，提升审计机关的行政级别，能够避免“同级审计”时所遇到的不便和麻烦，增强审计的独立性。同时，审计机关地位的提升能够提高国家审计的权威性，有利于审计意见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审计处理难的问题。

（二）有利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入开展。

作为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抓手和预防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高、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作为政府部门的审计机关对党委系统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存在制度和法理上的悖论。在党内设立审计部门，可以使审计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责任审计活动开展。

（三）有利于更好发挥审计免疫系统的功能。

现阶段国家审计在查处经济犯罪、惩治腐败等方面日益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党内设立审计委员会可以加强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并有助于强化审计部门同纪检监察、政法部门的协作关系。

（四）有利于审计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

我国各级审计机关目前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如果对现行审计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可能会对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冲击，对审计事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相对其他改革方案，上述新旧模式转换明显具有改革周期短、成本小的优势。

发达国家兽医体制模式探索 篇6

国际上动物疫病防治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特别是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虽然世界各国官方兽医制度的做法不尽相同, 但在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共性, 本质上是一致的, 即在管理体制方面他们基本上都采用了兽医机构“垂直”管理的制度。官方兽医由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垂直管理, 并对动物疫病防治和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 从而使兽医卫生执法达到公正、科学和系统,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行之有效的兽医管理制度。据OIE对143个成员国的调查, 76%的国家采取了国家垂直管理的办法, 另外还有7%是省或州内垂直管理。这样就打破了地区分割, 防止了人才、技术、设施重复设置的资源浪费, 也消除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官方兽医制度在本质上是官方兽医由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垂直管理, 并对动物疫病防治和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 以达到兽医卫生执法的公正、科学和系统性。

2 官方兽医的含义及基本特征

每个国家都有其兽医管理体系, 直接管理和领导全国的兽医工作, 这个体系是否合理与完善,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动物卫生状况。国家兽医管理体系是指国家管理动物防疫工作的组织形式及其在该组织形式下的法律体系、管理模式、管理机构和人员队伍。目前世界各国的国家兽医管理体系不尽相同, 也各有特点, 但被公认为最有效的是实行官方兽医制度, 这种官方兽医制度, 是由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授权的官方兽医对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实施全过程监控的一种管理制度。即通过官方兽医直接对动物饲养———屠宰加工———市场流通———出入境检疫的全过程监控。官方兽医制度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是目前世界上相对说来最先进的兽医体制, 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中垂直管理制度是其最核心的内容:

2.1 官方兽医制度在管理体制上是一种垂直管理制度

这种垂直管理制度的特点是, 官方兽医由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任命, 而不是由地方兽医主管机关任命, 他直接对国家负责, 上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实行直接领导, 下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完全负责, 且不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其优点在于:这种管理体制可以有效地防止地方保护主义, 防止执法过程被干扰, 从而维护了兽医卫生执法的公正性。在垂直管理制度下, 官方兽医能独立地对动物卫生工作实施全程监控, 从而也确保了兽医卫生执法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2.2 官方兽医制度以动物防疫技术和行政支持体系为后盾

其执法权由国家法律体系予以明确, 执法能力和过程需要国家防疫技术体系支持, 确保官方兽医融技术和行政管理于一体, 从而维护了兽医卫生执法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2.3 官方兽医权力与责任共存

官方兽医代表国家执法, 具有很大的权力, 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即官方兽医也是执法的责任人。因此官方兽医必须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政策、法律和法规水平, 同时要有很强的责任心, 使其在执法过程中保证执法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3 国际上三种典型的兽医管理体制

尽管世界多数国家普遍实行官方兽医制度, 但具体做法不尽相同, 官方兽医的称呼也不完全一致。从世界各国的总体情况看, 官方兽医制度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欧洲和非洲的多数国家, 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属于一种类型, 其官方兽医制度和OIE规定的完全一致, 属于典型的垂直管理的官方兽医制度;美洲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属于第二种类型, 采取的是联邦垂直管理和各州共管的兽医官制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澳洲国家属于第三种类型, 采用的则是州垂直管理的政府兽医管理制度。

3.1 典型的垂直管理的官方兽医制度

欧洲和非洲的多数国家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属于此种类型。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 实行的是典型的垂直管理的官方兽医制度, 即德国最高兽医行政官员为首席兽医官, 统一管理全国兽医工作, 州和县 (市) 的兽医官都由国家首席兽医官统管, 并以县 (市) 级兽医官为主行使职权, 每个县市都设一个地方首席兽医官和另外三名兽医官, 分别负责食品卫生监督、动物保护 (健康) 和动物流行病等三个方面的工作, 兽医官只与当地发生业务联系, 而不受地方当局领导, 以保证其公正性。

3.2 联邦垂直管理和各州共管的兽医官制度

美洲国家多采取此种类型。此种模式的特点是, 在动物卫生管理方面既要维护国家的权益, 又要维护各州行使职权的相对独立性。美国即属于此种类型, 美国的官方兽医分为联邦兽医官和州动物卫生官。美国动植物卫生监督局是联邦最高的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其局长为最高兽医行政长官, 由农业部副部长兼任。其总部设有若干高级兽医官和助理兽医官, 分别负责全国动物卫生监督、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出口监督和紧急疫病扑灭三方面的工作。此外, 该局还在全国设了 (东、中、西) 三个区域的兽医机构, 分别管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44个地方兽医局。地方兽医局具体负责当地动物调运的审批、免疫接种的监督、动物登记和突发疫情的扑灭工作。地方兽医局的主管为地方兽医主管, 下设3~5个助理兽医官, 划片负责相关地区的兽医卫生监督工作。动植物卫生监督局总部的兽医官和地方兽医官都属于联邦兽医官。除地方兽医局外, 美国每一个州还都设有州兽医管理机构, 属于该州农业部管理。其最高行政首长为州立动物卫生官, 下设3~5名州立兽医。在工作方面, 地方兽医局和各州的兽医管理机构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各自的职责, 共同负责该州的动物卫生工作。

3.3 联邦负责进出口检疫和州垂直管理的兽医管理制度

据OIE对143个成员国的调查, 约7%的国家属于这种兽医体制。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动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检疫, 属于联邦垂直管理, 对防疫工作实行州垂直管理下的官方兽医制度。澳大利亚的动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检疫为联邦垂直管理, 而动物防疫工作则由州垂直管理, 这两个体系的兽医都称为政府兽医, 故澳大利亚将政府兽医定义为联邦、州或行政区的政府兽医官。

在国家层次上, 澳大利亚农林渔业部下设了兽医主管机构和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 (AQIS) 两个兽医管理机构。澳大利亚联邦兽医机构主要负责动物卫生方面的国际事务, 包括进出口检疫、质量认证和贸易条款的签订, 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AQIS总部有20余名政府兽医官, 其中设高级执行兽医官, 并在各州分设了家畜出口高级兽医官, 以及若干助理兽医官, 共同负责澳大利亚以及各州的家畜出口检疫检验事务。

《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篇7

汽车产业是国家重要支柱产业，提高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创立自己的知名品牌，对建立创新型国家，提高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汽车产业开展自主创新的提法时间不短了，奇瑞、比亚迪等大批自主汽车企业也在努力开拓创新，但从全局看，中国车企自主创新效果甚微，整车设计和发动机、变速箱、车身、汽车电子等核心部件研发尚无明显突破。汽车产业自主创新为什么这么难呢?

创新不能凭空而来，需要有广泛而坚实的国民经济生产研发体系和政府相关政策作支撑。自1956年起，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工业，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汽车产业步履蹒跚，进步迟缓，与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汽车工业相比，我们大大落后了。究其原因，我们落后就落后在自主创新不足。我们对汽车的产业属性和社会属性认识不足，仅仅停留在以能造汽车为满足。改革开放后社会需求旺盛，政府和企业强调的都是产量，重整车轻配件，重主机，轻配件，并未在自主创新上下真功夫。从汽车企业的组织机构、人员结构、资金使用分配比例均可说明此问题。没有投入，何来产出?

创新也需要社会氛围，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飞行成功后，纽约万人空巷去迎接，美国政府立即从财政和政策上支持其投入生产，说明社会对创新者的认可程度。英国工业革命、美国上世纪初期崛起，其根本动力就是科技创新。对比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现实，可以认为，创新的国民经济生产研发体系和社会氛围尚未完全建立。

为什么中国汽车工业缺乏创新的传统?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发展，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苦涩而又难以面对的现实，即中国的近现代国工业都是借助“洋人”之手建立，生产和技术主导权都掌握在洋人手里，自主创新自然无从谈起。

上世纪之初，“洋务运动”为中国带来了造船、冶铁、机械加工等工业项目，但那都是在洋人的设计、指挥、管理下进行的，中国人只是充当了出资和苦力的角色。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前，中国国民经济曾经有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但那也只是在“洋人”的帮助下，建立几个工业项目，更谈不上体系建设。而夹缝中的民营经济，也仅仅只有技术含量极低的纺织、面粉、火柴、肥皂等轻工业项目，而且本小利薄，弱不禁风。解放之初，毛泽东曾感叹：我们除了能磨面粉，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火柴肥皂外，还能造什么呢?

解放后，也是在洋人(苏联)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基础工业体系，156个工业项目的建设，使得我们终于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重化工工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汽车工业开始起步，经过艰苦努力，通过学习洋人的技术，我们制造出了解放牌、东风牌卡车、红旗牌轿车和北京吉普，但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这些产品都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技术水平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

改革开放几十年，国际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世界各大汽车厂商在中国都有合作伙伴，通过合资合作，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汽车产销量已经跃入世界第一，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我们仍然只是充当了代工者的角色，并未掌握核心技术如整车设计开发流程，车身、底盘开发技术及整车、发动机、变速器的匹配技术和排气净化技术，突破碰撞安全性、N V H(振动、噪声、平顺性)等关键技术。据统计，在我国汽车电喷系统、发动机管理系统、A B S、微电机、安全气囊等核心零部件产量中，外资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00%、100%、91%、97%和69%。中高端车所需的自动变速器78%为进口产品。汽车电控产品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垄断，其中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汽车电控产品多由外方原配套厂商提供，2010年日本对华零部件出口，电控产品占出口零部件总份额的66%，这次日本地震造成中国很多车企产业供应链中断而停产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可以清楚地看出，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在汽车生产上，我们仅仅只是在数量和品种上有了提升，但在技术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创新上，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主导中国汽车市场的仍然是洋人和洋品牌。

汽车产业是建立在电力、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电子等各种现代基础工业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些基础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现代化的汽车产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辆汽车的身上集中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工业发展成就，汽车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就是建立在不断的发明和创新的基础上的。比如，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汽车的诞生;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汽车大规模生产，成为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电子技术的发明，使得汽车更为快捷安全、更为节能环保，更为智能化，更符合人性特点;材料科学的的发展，使得制造汽车的材料越来越轻，强度越来越高。眼下的新能源潮流，势必将汽车发展引领向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些都生动地说明，创新对汽车产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一辆汽车由数万个零部件组成，如果将汽车形象地比喻为100这个整数，那么所有的这些创新都是一个个单独的“1”，只有这些“1”的相加，才能有完整的“100”。而在中国的“100”中，有很多的“1”都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基础材料工业为例。如钢材，一辆汽车所需钢材为其自身重量的80%，所用部位不同，对钢材的厚度、强度、材质的要求就不同。这就需要相应的生产、研发体系来满足汽车发展对材料不断更新的要求。

由于基础材料工业落后，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但汽车、飞机、舰艇所需的特种钢材，相当部分自己不能生产，比如，冲压轿车车身所需的双面镀锌薄板，对钢板的延展性、屈服强度、镀锌层的厚度，钢板的幅宽、钢板在恶劣环境下的抗腐蚀能力等都有极高的技术要求。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钢铁工业生产技术与生产设备落后，轧制不出如此高条件的薄板，结果不得不长期进口。以后武钢、宝钢下大力气花高价进口先进轧制设备，才算部分解决问题，但产品在各项技术指标上，与国外先进产品至今仍存在差距。由于钢材材质和加工手段的落后，一台同样马力的发动机，我们自制的重量超过发达国家产品，自重大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公斤输出马力比例低。

随着时代的发展，汽车上装备的现代电子科技产品越来越多，如电子技术推进了防侧滑、防抱死、导航、高级音响、视频、空调、测速、燃料优化等等。发动机的创新带来了高压共轨、涡轮增压、顶置可变气门等。汽车电子技术更是中国汽车创新的短板。除了钢铁、电子技术外，石油、化工、精密加工、精密铸造等基础工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基础材料创新的差距。

基础理论创新的差距就更大了。基础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是解决“所以然”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发动机生产、研制瓶颈一直未能突破，飞机、舰艇、汽车一直患有“心脏病”，中国的特种材料研究总是卡壳，原因皆在于此。反观日本，现在在特殊材料的研究上已经达到材料寿命阶段，即这辆汽车上所用的各种材料均为20年左右寿命，寿命期内各种检测指标完全合格，但一到了设计寿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材料指标急速衰减，这辆汽车必须报废。这样就保证用户必须买新汽车。创新既节约了原材料，又保证了它的商业利益持续不断。

基础材料和基础理论以及与汽车设计、生产相关的所有创新研发分别涉及到一个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1”，每个“1”的研发、创新都需要专门的理论知识体系，都需要专门的研发人员，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都需要千百次的试验，并不断发展。

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原创与传承。创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随着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循序渐进。比如，汽车刚发明时，仅仅是在车架上安装一台发动机，人们在感受快捷时，对发动机爆炸般的噪音难以容忍，于是又发明了消声排气管;车轮与车身是刚性连接，行驶时震动大，乘坐极为不舒服，于是人们又发明了减震器和充气的橡胶轮胎;晚上行驶看不见，于是增添了车灯;发动机油耗高，于是发明了各种化油器和节油装置。发动机、底盘、传动、转向、车架、车身的配合如何做到最安全、最科学、效率最高，都是在一次次的观察、思考、总结、试验以及一次次失败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汽车。将一辆汽车分解开，拿起一个个形状各异，设计精巧复杂的零部件，第一个要问的就是，它怎么长得这个样?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答案很简单，这就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认识深化的结果。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断绝了对中方的所有技术援助，不得已，我们只能对人家的产品进行仿制。仿制就是依样画葫芦，你是圆的，我就画圆的，你是方的，我就画方的。你这儿有个洞，我就按照原尺寸在这儿打个洞。在测绘仿制某型飞机机身框架时，工程技术人员发现有一个洞是空着的，没有用处。没有用处，为什么要打这个洞呢?不明白这个洞是干什么的，但又不知道能不能省掉。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层层汇报，层层反映，一些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也来分析，他们根据自己的科学常识，有的认为是“配重”，即保证飞机平衡而减轻某一处的重量;有的认为是预留安装孔，讨论了很久没有定论。飞机是要上天的，安全为第一要素。仿制飞机时也一定要遵循这个要素。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不允许做任何改动。于是决定，依照原样，也在这里打个孔。中方的图纸上，这里也有一个相同尺寸的孔。多少年来，这个孔一直延续下来。中苏关系解冻后，一次，苏方原飞机设计者来华访问，双方闲谈时，中方技术人员提起此事，这位设计者回答：“这个洞是个废洞，没有任何作用，是当时机械操作人员错误操作造成的。”

听了他的话，中方的人员顿时无语。这个故事可以悟出很多道理：技术创新一定需要从头到尾的全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从中间接过人家的产品，不了解其所以然，创新也就失去了基础。中国有一位知名汽车企业的负责人曾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轿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发动机，四个轮子上放上两个沙发吗。”如果是酒后豪言当然无所谓，如果是内心的真实想法，那真是令人无言了。

现在媒体上不断地有汽车企业购买某国知名品牌为自己所用的“新闻”。从消费者角度而言，这意味着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品质更高的产品。但从制造者而言，你能够购买知名品牌，但能够购买来人家的核心技术吗?能够购买来人家工程技术人员创新的思维吗?能够知道这个品牌优势的“所以然”并加以改进吗?如果我们买一个品牌，人家再创造一个品牌，我们再买，人家再创造，我们能永远跟在后面买吗?这如同给人家奉献再创造的资金，这种引进又有何意义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花巨资从国外买来磁带录音机技术，等到我们耗巨资建设生产企业，产品刚刚投放市场时，外方又推出新一代“V C D”光盘播放机。于是我们放弃磁带录音机转而进口“V C D”生产设备及技术，等到我们的“V C D”产品开始铺天盖地占领国内市场时，外方又推出改进的“D V D”。于是我们再跟进，引进“D V D”技术专利和设备，耗费巨资的“D V D”技术消化和生产布局完成后，市场上“D V D”取代“V C D”风靡一时。就在很多人对“D V D”的操作尚未完全掌握时，外方电子技术从模拟升级到数字技术，推出数字电子技术产品如“3G”手机、“3D”动画、“苹果a p a i d”等等新一代的电子技术产品又成为引领市场的先锋。我们怎么办?再买吗?轿车也是如此，由于缺乏原始创新又缺乏技术储备，我们始终无法掌握产品升级换代的核心技术，只能购买享用人家的产品，成为人家创新技术的资金提供者和产品销售市场。不断购买，不断落后，这种现状发人深思。正是在此意义上说，自主创新任重道远，需要从头做起，有的甚至要从基础研究做起，对引进技术一定要消化吃透，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除了基础产业创新、基础理论创新和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外，自主创新还面临不少困难。

资金短缺是创新的一大拦路虎。任何一件产品从设计到试验到改进定型到批量生产，研发过程需要大量的投资。一辆汽车有车身、发动机、变速箱三大核心部件，有近百个关键总成，有上万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仅从模具而言，便需要极为高昂的资金投入。上海桑塔纳投产后，车门把手使用中出现质量问题，从李鹏总理到普通用户均对此提出疑问。上汽下决心进行改进。改进成功后，上汽董事长陆吉安称，仅仅对门把手的模具以及相关模具的改进，便耗资一个多亿。汽车行业的人都知道，模具与黄金等重，模具开发离不开数控三坐标测量仪、数控三坐标高精度铣、镗等精密设备和仪器，这些都意味着天价的投资。要解决车身、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汽车电子等三大核心部件，仅靠各个企业自身投资远远不够。

自主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没有具有创新思维的人，一切创新都是镜花水月，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和人力资源体系，离培养创新人才有着多大的差距呢?

自主创新任重道远，需要从头做起，有的甚至要从基础研究做起，对引进技术一定要消化吃透，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创新需要能够容忍失败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在一切都以“G D P”作为考核硬指标的社会环境和用人体系下，又有多少人能够容忍花了钱而面对失败呢?

中国的“两弹一星”和军用航空工业都是在国外的严密封锁下发展起来的，航空和航天人在没有技术可买的情况下，坚持下大力气开展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几十年，硬是拿出了可以与美、俄相匹敌的高技术产品，如高速“银河计算机”、东风导弹、神舟飞船、歼十战机等，将日本、欧洲这样的技术强国抛在后面。今天，国家的尊严和安全就靠他们的产品来保卫。对照国防科研和航空航天人自主创新的精神，我们汽车人有何想法呢?

汽车产品关联度广，技术含量高，开发需要的周期长，投入资金量大，自主创新绝非易事，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时对自主创新打造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曾有过一个精辟的说明：打造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关键取决于中国汽车业在自主研发能力上的突破和创新。一个成熟的汽车自主品牌的研发，一般要求企业达到200万辆的生产规模，1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投入，10亿美元的运转费用，同时还需要8000到1万人的技术研发队伍，约30个实验室，且平均两年能开发一款新车等。从投入产出来讲，一个新车型的开发，必须要求产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收回研发成本。

今天，几乎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技术中心”、“研发中心”，都有自己的研发队伍，都投入了相当数量的研发资金。但凭心而论，至今为止，我们这么多的研发中心又解决了几个“核心技术”难题，掌握了几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呢?

汽车是科技密集型产品，中国汽车产业要开展技术创新，面对基础理论和和基础材料产业落后，缺乏原创技术，缺少甚至没有技术储备的现实，这不是各个企业投入有限的资金各自为战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集中巨额资金和大批具有聪明才智的工程技术人员选定课题集中攻关。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已不复存在，各家企业都是市场上的“自由人”，谁能将他们统一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共同攻关呢?只有国家。

为了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安全，使我们的庞大的汽车产业能够真正成为不依赖外人的支柱产业，面对自主创新遇到的重重困难，我们应当借鉴当年研发“两弹一星”的经验，发挥国家体制上的优势，充分依靠国家力量，由国家相关部委出面，组建国家控股企业参股的“研发中心”，集中产学研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集中财力、物力，重点解决车身、模具、发动机、变速箱、汽车电子等汽车开发核心问题，实现国家主导，企业参与共同投资的创新研发体系，最终实现谁投资谁受益，谁参股谁受益。

自主创新需要有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研创新机构体系，需要大量团结协作、不畏艰苦、富有创意的创新人才队伍;需要有异想天开的创新思维;需要巨额创新资金投入;需要默默无闻的研究;需要坚忍不拔经受得起失败打击的创新意志;需要国家的创新政策支持;需要建立完整的国民创新体系和社会舆论氛围，需要社会对创新的理解与宽容。急功近利，巧取豪夺，投机钻营，唯书唯上都是自主创新的天敌。

自主创新是人类进步的起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是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最高精神境界。

《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篇8

人力资源, 从狭义上讲, 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从广义上讲, 人力资源也指一定时期内社会或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社会或者组织所用, 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经济学把为了创造物质财富而投入于生产活动中的一切要素通称为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等, 其中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 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一样也具有特质性、可用性、有限性。人力资源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源的特性。物质资源一般来说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会逐渐消耗, 但是人力资源在此过程中不但不会消耗, 反而会增加。在其他各类资源稀缺和消耗的情况下, 人力资源就成了财富创造最重要的资源。

人力资源战略, 是指根据国家或者组织总体战略的要求, 为适应国家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科学地分析预测国家或组织在未来环境变化中人力资源的供需变化状况, 制定必要的人力资源获取、利用、保持和开发战略, 确保国家或组织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岗位上, 对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使国家、组织和个人获得协调的发展。人力资源战略是国家或者组织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源战略, 相对于组织层面的人力资源战略, 更具有长期性、宏观性、政治性等特点。国家人力资源战略, 必须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必须适应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国防发展等方面的人力资源需求, 以保证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中保持长久的战略优势。国家人力资源战略包含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体现在国家的多项政策和法律中, 包括人口政策、劳动人事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等。人力资源的开发层面, 就是把人的智慧、知识、经验、技能、创造性、积极性当作一种资源加以发掘、培养、发展和利用的一系列活动,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是在经济、社会和人类总体发展的环境下, 国家为增加人力资源的存量和质量, 促进个人、组织和国家利益的产生所采取的开发战略。可见, 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是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教育体制是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的结合体、统一体, 它是由教育的机构体系与教育的规范体系所组成。国家教育体制是国家教育政策、法律和战略的具体实施结果, 是国家教育发展意志的体现。自从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源的理念后, 人力资源在国家经济增长中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其开发的成败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综合国力以及国际竞争实力的强弱。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途径, 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和关键。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发展方向和实施效果, 也就最终影响着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发展结果。通过国家人力资源战略视角, 可以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国家教育体制的发展差异, 从而可以提出深化中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二、美国的国家教育体制分析

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是世界上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 具有结构完整、成熟的教育体制与种类繁多的教育类型。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共存, 专业培训与学术研究并重。美国战后经济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本质原因, 也是通过有效的教育开发人力资源。发达的、成熟、完善的教育体制, 奠定了其经济、科技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坚实基础。

(一) 美国教育行政体制

美国实施和管理教育事业的责任, 以州为主体负有主要责任, 地方承担具体责任, 联邦具有广泛影响。美国宪法明确规定, 州政府对本州教育事业中的各项工作, 从政策制定到经费使用, 从师资标准到学生考核内容, 都有直接决定权。联邦政府对教育所提出的任何改革意图, 必须依赖于各州政府的合作意愿, 而不能强施其意。联邦政府即使制定教育法规政策, 也没有强制性, 只有指导性。

美国联邦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内阁级的联邦教育部, 由原教育总署升格而成。联邦教育部下设14个职能机构。教育部还设有若干顾问委员会, 各顾问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向教育部提供制定、实施、检评、修改有关教育计划决策的建议, 并且每年要向部长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总结和建议汇编。联邦政府教育部, 虽然不负有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责任, 但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对教育的发展施加重大影响。

州政府的教育责权来自于州宪法, 也来自于州立法机关和法院。它与联邦教育部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州教育委员会是州教育决策机关。它的职责是: (1) 对全州公立学校系统进行监督; (2) 依据有关法令确定州教育政策; (3) 在某些州还指派州教育专员, 根据专员的推荐确定人员任免; (4) 批准由专员制定的预算; (5) 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教育资料; (6) 就本州的教育问题向州长和立法机关提出建议等。州教育厅是州教育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州教育厅设厅长一人, 副厅长若干人。由于各州学校的类型、性质和传统不同, 决定了各州教育立法和州介入教育的程度也不同。学校的多样化决定了管理体制的多样化。

学区 (School District) 是美国管理学校的最基本的教育行政单位。学区包括基层学区和中间学区两种。大多数的教育政策不是由联邦政府而是由州政府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制定, 具体由各州教育部门及各地方约15000个学区中的教育董事会 (Board of Education) 来负责实施。董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教育界以外的各界人士, 如企业家、律师、医生、家庭妇女、退休人员、州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 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从州立大学系统到各个私立大学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美国教育行政体制符合美国民主自由的精神, 使得各相关利益方利益得以平衡, 也符合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特征, 限制政府权力和对教育的直接干涉, 重视发挥微观层面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对教育的影响以宏观指导为主。

(二) 美国教育规范体制

美国教育体系早在其建国时就初具规模,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逐步完善, 形成了今天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级体制。美国现行学制基本上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2年, 高等教育4年, 加上研究院, 总计学程为20年左右。并且有完善的大学后继续教育体系。美国各级各类教育在结构上相互衔接, 上下沟通。按照法律规定, 美国公民不分男女、宗教信仰、民族、阶级, 也不论居住地点和年龄, 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一生都可以选修正式课程或参加非正式课程。这是美国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教育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称为单轨制。

美国的义务教育, 有29个州从7岁开始, 16个州从6岁开始, 3个州从5岁开始。义务教育的年限, 长则12年, 短则8年, 一般为9年, 通常到16岁结束。美国50个州都规定中学和小学为免费教育。

美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宗旨在于把教学与科学原理、技巧和技术训练结合在一起, 帮助青年人或成年人找到工作或搞好他们现有的工作;同时使受教育者成为了解经济的、社交的、热情的、体质好的和文明的公民;还应对受教育者从事相应工作的能力、态度、习惯和判断能力进行培养和锻炼。普遍重视实际训练, 把培养实践技能放在首位。

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 为每个人以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帮助他们把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通过研究及学术成就扩展人类的知识和幸福;通过相应的和适应的服务, 满足社会的需要。美国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进行的。

美国的继续教育特点是紧密联系社会发展, 培养专业化人才。突出表现在培训工作是根据学员及社会的需要来确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整个教学过程采取理论讲授和模拟实习相结合的形式。

(三) 美国的教育法律法规

虽然美国政府审慎地通过行政行为直接干预教育, 但是为保障教育体制的规范运行, 美国制定了详尽的教育法律法规, 确定了通过教育立法来体现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这一原则。其教育法律法规主要特点为: (1) 覆盖面广。由初始的义务教育到如今国民教育系统的所有领域, 皆有相应的立法。 (2) 种类丰富。据不完全统计, 仅国家教育立法的种类, 美国联邦有成文法规80余个。 (3) 内容细致。从教育行政体制设置、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修业年限, 到关于应开设课程、教育内容、授课时数的原则性规定;从教育经费的筹集、使用到教职员的责任、权力、利益、资格、进修、待遇、考核, 以及私人教育、家庭教育等, 几乎无所不包。内容极为丰富。 (4) 层次完整。在宪法的教育条款下, 以“教育基本法”为基础作原则性规定进行统率, 以“学校教育法”为核心作一般性规定, 下设各单项教育法规进行具体规范, 并以“实施细则”“实施办法”使之更加具体可行。再加因地制宜的各级地方教育立法和日趋重要的不成文法, 构成了相当完整的立法层次。

以美国的几个著名教育法规为例。1862年林肯总体签署了第一个大学法即《莫雷尔法》。此法案作为第一个高等教育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对于全面推动各级学校改革, 倡导利用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为教育服务产生了重要作用。美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法是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 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教育立法。明确了联邦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和方法。1966年美国正式通过了《成人教育法》, 该法案系统规定了美国成人教育的目的、任务、师资培训、管理体制及经费筹措等要求, 确立了美国成人教育的法律地位, 为美国继续教育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1984年的《帕金斯法》是一个由联邦拨款资助的计划, 帮助各州更加全面地发展接受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的学业和职业技能。将美国职业教育带入一个新境界。1994年通过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该法的宗旨是使学生能够更顺利地向工作岗位过渡。由以上法律可以看出, 美国教育体制的法律法规体现了支持其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特征。

三、中国的国家教育体制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政府单一办学体制。三级教育的学校几乎全部由政府举办, 政府是唯一的办学主体。这种办学体制同计划经济下的单一公有制相适应。全民所有制居支配地位, 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政府单一办学体制正是单一公有制这种基本经济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 教育决策也是高度集中, 政府不仅是唯一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 也是唯一的教育决策者, 学校仅仅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包括各种非公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结构, 公有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仍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这种基本财产关系决定了教育领域中的办学体制, 必然是以政府办学为主, 包括多种非政府办学主体的多元的办学形式。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 排斥集中决策, 不同的决策主体, 在决策权上明确划分。

然而, 虽然经过多次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教育体制仍然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目前, 中国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也滞后于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发展要求, 未能很好地达到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

(一) 中国教育行政体制

我国现行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分为中央、省 (自治区、直辖市) 、市 (州) 、县 (区) 四个层次, 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基层, 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管理, 形成教育行政管理的纵向系统。在各级教育行政组织所属职权范围内还设有直属单位, 按其职能管理相应的教育事宜,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教育部为首的纵横交织的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倾向于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就形成了不管哪一类教育哪一类学校的管理, 基本上是集中统一管理模式。

(二) 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

中国教育体制的规范体系在此不再赘述。现行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且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掣肘, 既存在着总量和水平的问题, 也存在着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中国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较低。从总体上看, 它有待大大提高。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2%, 而大学生人数只占世界的8%, 每万人的大学生比例虽有较大提高, 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 教育结构不合理, 突出地表现为在我国这样的欠发达、低收入水平的国家里对职业技术教育重视不够, 导致职业技术教育一度萎缩。 (3) 培养目的不明确, 没有突出人力资本的特性, 教学内容、专业设置与实际需要严重脱节。首先是初中等教育的内容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从而无法给予学生在生产劳动和一般技术岗位发挥有效作用的必要知识、技术和观念, 而大多数人在未来将从事这类工作。即使是高等教育, 也脱离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大多模仿发达国家大学的功能和结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1) 过于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它使得教育不依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动和投资收益而转移。由于办学主体单一, 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也就难以使人力资本得到有效的形成和高效的增长。 (2)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滞后, 没有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服务。没有从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视角进行国家教育体制的设计。

四、国家人力资源战略视角下的美中国家教育体制比较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但如果没有优越的教育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这个主渠道就可能不畅通, 甚至被堵塞。国家教育体制的优劣和效率, 将影响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结果, 最终也将会带来人口素质、竞争力上的巨大差别, 影响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实施, 造成国家人力资源存量和质量的巨大差异。

美国的国家人力资源战略是要为维持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服务。美国人力资源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都离不开教育立法的支持和推动。通过立法程序保证教育在人力资源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而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美国人力资源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策略。美国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源战略是一种竞争型的战略模式。美国的人力资源战略, 是体现在具体的人力资源项目中。为维护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 美国不断更新自己的人力资源战略, 在实施过程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 以强化人力资源战略对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支撑作用。美国的国家教育体制是与其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相适应的。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服务于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现实要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坚持以国家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 完善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 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造就人才, 构建人人能够成才、人人得到发展的人才培养开发机制。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充分发挥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立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突出培养创新型人才, 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深化教育改革, 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统筹规划继续教育,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 (2010-2020) 》也指出:“到2020年,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深化改革, 提高教育开放水平, 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应是如何使我国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适应, 如何满足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发展要求, 如何使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最大化。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是要明确办学方向和目标, 把培养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力资本作为教育的中心任务。二是要解决教育的运行机制问题, 特别是要引进市场调节机制, 使人们对教育的投资和个人对接受教育的选择建立在利益比较基础之上并成为自主行为, 从而使教育所提供的劳动力与社会所提出的需求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 还要建立人才流向生产、技术和第三产业的传导机制, 从根本上使我国的教育水平和结构协调发展。三是要加大教育投入, 也就是加大人力资本开发投入。打破教育垄断, 推行办学主体多元化制度, 努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

摘要：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国家教育体制的优劣和效率, 将影响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结果, 最终也将会带来人口素质、竞争力上的巨大差别, 影响国家人力资源战略的实施, 造成国家人力资源存量和质量的巨大差异。通过国家人力资源战略视角, 可以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国家教育体制的发展差异。从而可以提出深化中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国家人力资源战略,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国家教育体制,美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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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制健康标准》 篇9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创业作为一种有效化解矛盾的手段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通过创业活动激发国民创造力、增加社会财富和缓解就业压力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当前,我国在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国际社会发展的诸多共性问题,作为“富民之本、发展之基、活力之源”的创业实践活动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政府促进创业、市场驱动创业、学校助推创业、社会扶持创业、个人自主创业”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

然而,《全球创业观察2011中国报告》显示,我国“创业活动虽然以机会型创业为主,但是总体质量不高。高学历创业者少,而且较多集中于低技术行业,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主,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出口贡献相对不足”。如何保持我国创业活跃指数排名的前端优势;如何提高国民的创业质量,提升创业对经济、社会促进的贡献率?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本上调动人们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本质上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机制体制。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发布,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明确规划了下一阶段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表明我国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全民创业工作的决心,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创业领域的改革布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

1 我国创业机制体制建设的现状

创业体制机制是指为推进创业而创建的机构、体系、制度以及创业系统各因素、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良好的创业机制体制非常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植创业企业,提升创新和创业文化,推动创业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创业机制体制自身不够完善,缺乏鼓励、支持、服务和保护创业者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直接影响到全社会的创业成功率。

鉴于这种现实,党和中央政府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推进创业工作,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团中央、国家税务总局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创业的扶持政策;地方政府和社会各部门也根据上级精神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制度,这些政策、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全面覆盖劳动者创业的每一个环节,为广大创业者提供了系统的保障。尽管我国的创业体制从政策层面来说较为完备,但从实施效果看,其对创业的推进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具体体现在:(1)创业机制中缺乏专门协调、统筹的工作机构,不利于整合资源和形成政策、制度的互补性;(2)政策、制度主要停留在宏观指导和原则性要求的抽象层面,没有后续的实施细则和考核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搭好戏台,无人唱戏”的局面;(3)很多地方性创业政策、制度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是面临创业问题所作的权宜应对之策,既不能充分发挥政策、制度的导向功能,也不能有效满足创业者的实际需求;(4)创业机制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与配套性较弱,难以为创业者提供持续、顺畅的支持和保障。

我国现行的创业机制体制作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促进我国创业工作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其他部门,下一阶段应该在重视体制机制完备性建设的同时,强化其可操作性和实施便利性的相关工作。高校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在促进国家创业体制机制建设中的作用理应得到充分尊重和利用。

2 高校在国家创业体制机制建设中的应有之用

服务社会是高等院校传统的三大职能之一。高校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有能力、有义务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创业风暴席卷全球和创业教育成为世界教育改革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高等院校更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应该自觉参与到“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主动创业”的创业机制体制建设中。

2.1 高校为完善创业机制体制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经济上行发展压力和社会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倒逼各级政府主动出击,积极寻求与其他部门合作以化解当前危机。高等学校是人才富集地和学术高地,其优势资源可以为政府决策、试点提供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2.1.1 高校作为监测社会创业环境的“晴雨表”

高校学生是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其择业观、创业观、创业欲望、创业能力、创业兴趣是社会创业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创业和社会上很多普通人创业一样面临资金、技术、项目等相类似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校园创业环境就是社会创业环境的缩影。此外,大学生群体在年龄、资金、学识、经历等方面都比较接近,创业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且集中程度高,创业需求、创业趋向等特征重叠明显,可以作为政府了解社会创业环境的重要视角。

2.1.2 高校作为制定创业政策的“智囊团”

在公共决策强调科学性和有效性的今天,政府部门越来越需要一个聪明的“外脑”为其提供咨政建议。高等院校高度集中的人才和优秀的研究能力决定了它具有其他政府咨询渠道所不可比拟的绝对优势。高校不仅是创业研究的主力军,还是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的实施者,对创业规律、创业问题的洞察力和体会都非常深刻。基于以上学术基础和从业经验,高校有能力成为政府部门的“智力源”和“咨询部”,在政府进行创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提供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信息和咨询服务。

2.1.3 高校作为探索创业扶持的“实验田”

政策试点是保证政府决策科学化、合理化的通用做法。作为一项新兴、富有挑战性的事业,政府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创业优惠政策和创业服务体系建设,通常都应该将拟定的政策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局部性的施行试验,以此验证政策执行机制、实施程序及实施效果并进行有针对性地完善。大学生是最具有创业潜力的群体,大学校园的创业环境是社会创业环境的一个典型缩影,是对创业政策进行先行先试的“实验良田”,具备保证试验成果顺利向外移植推广的气候。高校具有近距离地研究大学生创业群体和大学生创业实践的天然优势,非常清楚大学生创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需要政府提供的帮助,同时也可以较为容易地了解创业政策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为政府部门有效介入和推进创业工作提供实践参考。

2.1.4 高校作为输送政策效能信息的“反馈器”

高校创业教育工作者在创业研究、指导和教育实践中,与创业者保持近距离接触,对政府推行创业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有比较全面、清晰的认识。高校在作为创业优惠政策、创业服务“实验田”向政府反映试点信息的同时,也有责任和能力对全局性的创业政策效能向政府进行反馈,直接或间接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2.2 高校为社会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提供舆论支持

创业机制体制建设不仅包括创业组织机构、创业政策制度建设,也包括“鼓励创业、崇尚创业、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建设,通过创业文化的潜化和导向作用,激发劳动者内在的创业能量。高校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引领者,对积极社会氛围的营造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2.2.1 高校作为创业文化的挖掘者

文化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命脉,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始终担当旗帜与号角的重任。创业文化价值的发现是一个永无止境、与时俱进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业文化都能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成为驱动人们勇于创业的巨大精神动力。和其他文化一样,创业文化只有在不断地阐释、挖掘中获得全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高校具有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是学术的高地,通过专业化的研究,创业文化所秉赋的时代价值才可能得到较为彻底的挖掘,其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才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2.2.2 高校作为创业文化的传播者

高校是先进文化的优秀传承者,也是先进文化传播的主阵地。高校依托多元的文化传播渠道和丰富多彩的校园创业文化活动,运用课堂、报刊、杂志、网站、社团活动等载体,广泛向学生和社会劳动者输送积极的创业文化,履行“文化育人”的社会职能。高校在传播文化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宣传力和渗透力,成为国家构建完善创业机制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2.2.3 高校作为创业文化的实践者

高校是系统进行人才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发挥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推动创业文化意识与创业文化实践紧密衔接。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来说,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实现育人目标,这既是现代教育的要求,也是学生成材的需要。在创业教师指导下,学生在艰苦的创业实践中磨砺积极进取、艰苦奋斗、敢冒风险、团结协作、不断超越的创业品格。创业实践历炼了创业文化,通过真实可感的行动向社会演绎创业精神的内涵及培养历程。这样,创业教育实践不仅是教学行为,也是创业文化的实践行为,客观上推动了创业文化建设。

2.3 高校为劳动者创业能力素质培养提供技术支持

2.3.1 高校为劳动者创业能力素质培养提供路线设计

和其他能力和素质一样,劳动者创业能力素质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成规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专业机构,对于教育教学规律的理解相对深刻。高校能够根据教育实际有针对性地对劳动者创业能力素质进行较为科学的培养路线规划,不断优化教学培训内容和课程设置,制定完善以创业能力素质为培养目标的教育、培训计划,完善、提升创业能力素质的培养条件。

2.3.2 高校为劳动者创业能力素质形成提供培训指导

高校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是实施创业指导的优良基础,通过健全的工作制度,广泛开展面向社会的创业教育、培训和指导。高校对创业能力素质培养的手段丰富,形式多样,能够较好地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充实全民创业机制体制建设的内容。

3 结语

2013年11月15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我国政府制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发展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将“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作为党和政府未来工作的重点,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新机制。在构建全民创业机制的过程中,高等学校理应对“创业革命”的担当义不容辞,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创业机制体制建设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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