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共9篇）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1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其中,合作性金融应该是基于农户的合作金融。由于金融体制上的原因,真正的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1],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功能的发挥。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户金融合作的产物。从农村金融体系视角上深刻认识并大力发展农户金融合作,对于建立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主要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行为“离农”倾向和弱化的启示

金融体系是否能发挥应有的功能,要看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符合金融体系的目标。农村金融体系的目标是充分满足农村各类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特别是农户的融资需求,为农民和农业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从根本上说产生于农民和农业对资金融通的需要。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出现的资金融通需求表现为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不同于城市金融的特殊性,主要不是来自农村工商企业,而是农户(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与其他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相比较,农户的金融需求具有特殊性,主要是农户融入资金的额度较小而且非常分散,农户信贷需求缺乏商业性金融认可的抵押品,而且农业的弱质性也导致农户信贷风险较高。面对农户金融需求,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行为出现不同程度的“离农”倾向和弱化趋势。

(一)从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和实际行为看

农村信用社难以代表农户的金融利益,从事完全面向农户的资金积聚和信贷投放,以引导农村各种生产资源的配置。这是因为存在于各地的农村信用社,并不是因农户的信贷需求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农户金融合作组织。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不再坚持合作制模式,来自农村信用社经理人员的“内部人控制”形成的治理结构成为信用社经营管理的基础[2],“自愿、互助、互利、民主、低盈利”的建社原则已经不能落到实处。现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决定其经营的目标函数逐步固化为机构盈利而非社区农户的融资需求的最大满足。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农村信用社从资金使用的市场效率角度进行信贷资源配置,将资金大量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城镇非农产业,成为农村信用社经营行为的“理性选择”。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是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但在现行农村信用社产权体制和治理结构下,农村信用社和个体农户之间是纯粹的金融交易的两极,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于农村信用社难以代表农户的金融利益,农户的交易谈判地位软弱,在资金获取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所以,在现实选择上,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需求要小于民间融资[3],就是农村信用社的金融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相背离的反映。民间金融虽然为农户提供了一种融资选择,但较高的利率加重了农民融资的成本负担,降低了农民融资的能力。合作金融的本质是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为了能够与其他经济主体相抗衡,在资金融通上自愿联合起来的金融制度安排,它实行“民有、民管、民利”原则。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非民有、非民管、非民利”离农倾向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相背离,是农村信用社历次改革中以机构经营状况改善为核心的政策设计的逻辑结果,换句话说,没有立足于农户的融资需求和农民互助合作愿望将其发展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是农村信用社离农行为的主要原因。

(二)从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来看

面对分散的农户金融需求,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金融资本固有的利润动机和逐利行为,无法将吸纳的农村资金投放于农村经济系统,满足农户和个体经济户的资金需求。无论规模大小,商业银行追求的都是企业经营利润,其信贷投放安排严格遵循通行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通常那些盈利性好、风险小、易变现的投资项目比较受商业金融的青睐。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资金需求总量很大,但它分散于“原子状”竞争的超小规模经营农户之中。农户金融需求这一特点决定了:一方面,对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时的风险比较低,但其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向农户提供大额贷款的运作成本低,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抵押品的缺乏,贷款风险较高。综合成本和风险因素,商业性金融很难以向广大农户提供信贷资源,由此农村资金非农化就是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可以预料,因为分散农户的细小规模导致过高的小额交易频率和风险,无法使商业金融追求到利润,必将进一步退出农村市场。

虽然商业金融供给行为难以与小农的融资需求相匹配,但不能就此认为商业金融在农村经济中的不重要,恰恰相反,现代农业发展的资本形成以及科技投入需要商业金融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带动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商业金融机构的青睐,除了政府政策性因素外,很重要的方面是其规模化和组织化的资金需求能够很好地与商业金融的运作体系相吻合,资金供求耦合的交易成本比较低。相比之下,现代农业在农村全面发展的融资需求仍然要通过农户的金融需求表达出来,这种情况下,商业金融机构和农户在信贷过程中都会发生很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甚至影响到信贷行为的发生。商业性金融的规模性要求与农户的小额信贷要求之间矛盾的消除,依赖于农户在金融需求上的联合。

(三)从农业发展银行的任务来看

农业政策性金融以支农和发展农业为目标。但面对分散的农户生产和经营活动,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存在局限性。就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际任务来看,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把贷款发放给国有粮棉购销企业,提供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民粮食的资金。从流通环节支持农业发展显然不是政策性银行自身功能的全部。农业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和流通两方面,政策性金融作用的主要领域还是在农业生产领域。要避免市场机制下政策性金融服务在农村的失灵,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扩大其支农领域和创新其服务方式是必然的要求。但是,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扩大,如果仅依靠政策金融机构和农户两极的沟通,会使政策金融实施的成本高昂和效率低下,进而很难将农业政策性资金落实到具体的生产经营项目,有违政策性金融安排的初衷。显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需要在政策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建立起某种中介性组织。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行为弱化趋势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缺少内生于农户金融需求的金融合作(组织),不仅农户的金融利益得不到最大限度和有效的保障,而且农村商业性金融也难以持续发展下去,甚至连以支农为目标的政策性金融都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农村金融体系各个组成部分更谈不上形成为农服务的合力,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农户金融合作的制度逻辑和基础效应

(一)农户金融合作的制度逻辑

农户金融合作是产权独立的农户按照合作制原则在资金融通上联合互助所形成的金融制度安排,它源于农户在金融市场中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选择。众所周知,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生产要素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进行配置,容易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但农户有限的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本,使其获取市场资源(金融资源)的能力不足。个体农户在组织农业生产上的有效性与参与大市场(金融市场)的弱势地位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农业经济中符合“帕累托改进”要求的金融制度安排,应是在农户产权独立前提下实行金融供求的自愿合作,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自我金融互助服务组织,以弥补农户家庭分散化、信贷规模小、担保能力有限,不能很好融入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在没有金融互助的情况下,农户进入民间借贷领域和正规商业信贷市场,金融供求双方都存在较高的事前搜寻、签约费用以及事后执行、监督费用,还有风险损失等,高昂的交易成本甚至阻碍资金融通的正常进行。如果社区范围的农户选择资金互助合作,金融合作组织会部分地替代金融市场的作用,将一定范围的外部金融市场运作内部化,从而降低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及风险。在农户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农户选择金融合作是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而且这种安排没有使任何人或机构的利益受损。这种制度优势决定了以农户金融合作为动力的合作金融是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金融业态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农户金融合作的基础作用。

(二)农户金融合作的基础效应

1、农户金融合作代表了农户的金融利益,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上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农户金融合作是农户之间出于共同的金融利益诉求而自愿组织起来解决融资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经营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成员自身的融资需求的满足和服务,不存在组织效用函数与成员效用函数的背离,组织效用函数就是成员效用函数的总和,所以能够完全代表农户的金融利益,对内向全体成员公平地提供金融服务,避免受到资金市场对于中小经济个体的差别待遇。另一方面,金融互助合作具有的资金供求的内部化安排也带来资金融通上的高效率。首先是资金余缺的调剂具有直接性。农户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基础资金由农户自愿入股筹集,入股农户就是资金的供给者;互助合作金融组织资金的投放对象局限于组织成员,入股农户也就是资金的需求者。在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的“准资金交易”上,实现了资金供求的直接统一,较好地满足了农户的资金需求;其次是资金配置的低成本和低风险。互助合作金融的社区性,使其金融行为几乎不存在商业金融机构所担心的信息不对称、抵押品选择及风险控制难等问题,保证了贷款投放的低成本与低风险性,甚至可以较低的利率贷款。随着合作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还可以通过合作金融组织的跨区域联合、获得商业信贷以及接收政府的资金投入等途径,突破农户互助合作金融资金规模的限制,从而在更大规模上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2、农户金融合作是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促进商业性金融持续发展的基础。

足够数量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在是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将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的原因归之于金融机构进入不足,认为只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就可以建立一个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但农村金融机构的实际行为表现却是大量商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撤并和退出农村市场。“不进反退”的现象说明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问题不是简单的供给者的进入问题,而是农户金融需求为什么使金融机构退出的问题。在市场作用主导下,金融机构退出农村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环境不适宜商业金融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户贷款规模小,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无可靠的抵押物等。农户之间的金融合作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通过规范农户的金融行为,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有效地解决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且农户金融合作组织可以代表众多农户向商业金融机构提出规模化信贷需求,为其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从而使商业金融机构获得持续经营农村金融业务的基础,激励金融机构的进入。

3、农户金融合作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制度作用的基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度发展,政府越来越需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发展,为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提供非商业的信贷资金和服务,并通过信贷活动调节农业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贯彻农村金融政策(如农业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等。农户合作金融本身具有多层次联合的特点,它一头连着农户,一头面对政府及其政策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其自身健全的组织体系接收国家财政和政策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资金扶持和引导,因而是政府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组织载体和中介,成为政府发挥政策金融制度功能的基础性组织条件。而且由于农户金融合作基本是以社区为边界,有利于防范农村金融系统性风险。

4、农户金融合作从组织制度上形成农村资金回流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特殊性要求农业资本的相对独立运行,这是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共同特点。要实现农村资本的相对独立运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目前农村信贷资金流出农村的“水泵机制”,从组织制度上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农户合作金融从两个方面为农村资金回流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一是农户资金互助合作本身会留住农村资金。农户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的入股,入股资金规模的扩大过程也是农村资金的积聚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只投放于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这就在资金的吸纳和使用两头留住了农村资金。二是通过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稳住和吸引资金。农村资金流出的重要渠道是商业性金融,它们将吸纳的农村资金投向交易成本低和风险小的产业和项目。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持续经营创造条件,激励商业金融机构改变资金的投向,从而稳住来自于农村的资金甚至吸引城市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农户金融合作是从组织制度上建立农村金融资源回流农村以及信贷资金向三农流动的基础。

三、发展农户金融合作的政策措施

(一)制定促进新型合作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

鉴于农户对互助合作金融合法性的顾虑,在法律上要明确农户金融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其产权完全归其成员所有,其经营目标是最大限度满足农户金融需求。政府的作用应该局限在指导、扶持和监管的范围。此外,对农户互助合作金融的基本原则,包括合作边界、资金来源、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等给予法律确认,也是确保农户合作金融从一开始就按规则有序运行和健康成长的重要制度保证。

(二)强化财政税收对农户金融互助合作的扶持。

互助合作金融本质上是弱势群体的互助共济行为,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无论是出于社会公平还是资源配置效率,比起其他组织它都理应得到政府更多的扶持与帮助。国家财政税收扶持农户互助合作金融的重点应该是创办上的资金支持和尽可能降低农户金融合作的成本,以降低合作的难度和增加创新的收益。例如,可以通过国家财政安排一部分资金和政策银行低息或无息贷款,以支持农户资金和保险互助合作组织的建立。国家对农户金融合作给予长期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也是降低合作成本和鼓励其发展的有效手段。

(三)积极开展合作金融知识的教育培训和宣传。

合作需求是合作的前提,但农户能否合作起来要依赖于其对合作知识的熟知程度。合作组织成功本身就是通过合作成员之间的重复博弈形成的低成本民主管理达到的,这要求成员掌握必要的合作金融知识。农民的合作金融知识缺乏是当前农户金融合作发展的瓶颈因素,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农民金融素质的提高,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合作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将其纳入培育新型农民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等多种途径开展金融合作知识教育,使农民获得金融合作知识,有利于农户金融合作的持久发展。

(四)推动农户资金合作与其他专业合作互动发展。

农村的资金运动与实体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在发展农户资金合作时不应孤立地考虑资金融通这一个因素,农户除了在资金上需要互助合作外,在技术、供销等方面也存在合作,特别是农户合作的能力、资源及知识的共享有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因此,可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范下将农户在各领域的合作有机结合起来,专业合作组织与资金合作协调配合,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在生产、技术、流通合作的基础上衍生出金融合作。

(五)放宽农村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加大监管力度。

监管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推进农户合作金融组织市场准入,建立以合作金融组织成员自我监督、农户金融互助组织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与国家银行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有关部门要加快研究农村金融互助组织联合体的市场准入规定,允许农户金融互助组织在自愿基础上成立联合社和行业自律协会。

参考文献

[1]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年第1期。

[2]陆磊、丁俊峰:“中国农村合作金融转型的理论分析”[J],《金融研究》2006年第6期。

[3]韩俊:《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2

1.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

(1)农户主体层次化

作为金融市场微观参与主体，农户是农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主体。根据农户家庭财产、收入规模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贫困型农户，温饱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1)贫困型农户，一种特殊的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金以及可抵押物。多为从事简单农业种植业的纯农户。(2)温饱型农户，也就是解决了生活温饱问题的农户。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特种作物和动物种养大户，农业兼业户的比重较大。(3)市场型农户，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向高层次生活迈进，是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主要是订单农业的季节性收购农户、私营加工个体户，包括部分的非农业兼业户，经商户居多。

(2)农户需求多样化

农户的金融需求根据其性质活动内容及规模不同又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上述三层次的农户由于各自的经济状况不同，从事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因而金融需求也存在极大差异。1)贫困型农户，资金需求单笔数额小，户数多而分散，资金使用周期较短，一般在一年左右，资金需求量一般在1-5万元。由于贫困型农户以实物收入为主，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住房等实物，却缺乏商业银行所需要的抵押物，缺乏可以将土地、住房等实物变现的机制，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传统型农户向正式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度。2)温饱型农户，资金需求单笔数额较大，户数较多，资金使用周期相对较长，通常在一年以上，需求量在5-10万元不等。这些农户的信誉度较高，正规金融机构也愿意对这部分农户发放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的回收率也较高，但无法满足这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民间金融的发展恰好能为这部分农户的增收提供很大的帮助。3)市场型农户，资金需求数额大，户数相对少，资金使用周期长，多为两年以上，其需求额一般在10-100万元。由于正规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不敢将资金投放到管理不够规范的农户手中，农户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难以得到基本满足。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仅能满足 20%的市场型农户的贷款需求，大部分贷款还得通过农村民间金融融资来获得满足。

2.农户的增收途径

假定：农户的收入增长与农户可获得的融资量成正比，与融资利率成反比。通常可获得的融资量越多，可用于生产的投资量也增多。而较低的融资利率意味着较低的融资成本。因此增加农户收入的途径主要是提高融资量、降低融资利率。

目前，民间利率相较正规金融的利率较高，降低融资利率依赖正规金融机构采取的涉农贷款贴息服务的间接影响。提高融资量是增加农户收入的主要途径。主要包括获得融资量的多少和获得融资的速度。

(1)获取资本，配置资源

民间金融促进农户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主要基于金融资本的直接及时获取。农户有较多的消费需求时，尤其是生产资料消费比较大时，贷款数量往往较多。当其消费需求较少时，贷款数量相对偏少。消费在各期之间的调整，也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

资源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贷款用途和贷款数量。贷款用途是借款人将贷款和一定的生产要素相结合，最终产生最大的经济效应，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为了研究贷款用途与农户收入的相关性，将用途分为非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和其他四个方面,见表1.1。可见，市场型农户主要投资非农业生产，每100元的民间金融贷款有63元用于非农业生产投资，而贫困型农户的贷款主要用于解决生活困难。贷款数量主要与贷款次数与每次贷款金额相关。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农户在最近两年内曾在民间金融市场上融资，其中市场型农户中两年内借款次数在3次以上的占到84%，且每次金额平均为20万。

(2)加速投资，提高产出

产出效应主要体现在贷款农户的收入变化。一般来讲，农户获得民间贷款数额越多，并且直接用于生产活动进行生产投资，农户可以获得的收入就越多，更有利于农户的增收。就亲朋好友间的互助借贷举例来讲，一些地区由一个村庄、一个大的家庭组成，由德高望重、并有组织能力的领袖人物出面组织大家凑钱，对陷入困境的农户进行帮助，弥补其短暂的资金不足。用数学分析加以计算：

若某一不可分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为m元，同时假定有n个人，每人每期可用于该投资的收入为m/n元，则每个人需要等待n期才能进行项目投资，所有n个人的投资总等待时间为n的平方。若n个人恰好是这个自愿性质的互助组织，每期每个人将自己的m/n元收入交给其中的某一个人使用，那么第一期得到该资金的人的投资等待时间缩短为1期，依次类推，这个民间借贷组织所有成员等待时间为n(n+1)/2，平均每个成员的等待时间为(n+1)/2，是自我积累进行投资方式下的(n+1)/2n倍。

为区别不同类型农户的产出效应，我们将农户收入变化程度区别为明显变化、一般变化、无变化或经营失败三种，其中根据贷款农户较上年的增长幅度来划分，增长幅度在10%以下的划分为无变化或者经营失败，增长幅度在10%—50%之间为一般变化，贷款农户年收入明显变化的幅度为50%以上。三个层次的农户数量占不同类型农户的比例如表1.2所示。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3

关键词:农户经济;农村金融;陕西农户结构;农户金融需求

中图分类号:F8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001-05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对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进行研究以来,农户金融需求一直是分析和理解农村金融问题的难点和关键。[1,2]尽管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献,但省域层面的基于各种农户类型的全景式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过去30年中农户出现了大分化,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农户形态,对农户的科学分类成为一个难点。研究文献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尝试性的分类,例如基于农户的农业规模和兼业特征把农户分为小农户、种养大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和非农农户等[3];或者是根据收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将农户分为贫困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4]但这些分类大多过分侧重于农户的表面特征,不仅缺乏历史演化视角,更重要的是未能反映农户的行为逻辑或农户所特有的经济决策规则。本文试图运用笔者已有的农户分类成果,借助于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对陕西农户结构进行全景式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农户金融需求和发展对策问题。[5]

一、农户的行为模式、演化路径与分类

中国农户分类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传统农户,即以兼业为特征的小农农户,它至少已有600年的历史。根据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的“拐杖逻辑”,中国传统农户面临的硬约束主要是人多地少等原因形成的“农业过密”和缺乏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农户只能或者必须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等副业劳动结合起来才能维持生存,并且从农业到副业的劳动报酬率一般是递减的。[6]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约束条件,使他们能够把传统农业与务工、经商或者是经营性农业等具有现代产业性质的劳动结合起来,并且由于劳动产出率的提高、就业性质的改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从而促成了一种新农户——半工半农型农户的形成。由于农户从传统农业向其他产业领域转移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的初期阶段农户的生存状态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半工半农型农户仍然是一种生存性农户,即仍然是按家庭总劳动收入的最大化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这种半工半农型农户是把优秀劳动力用于务工、工商经营等新型产业劳动而把弱势劳动力用于维持传统农业。新型产业劳动的收入水平一般高于传统农业,并且会逐步提高、并达到超出维持生存需要的水平,因此半工半农型农户的进一步演化形态是收入型农户。著名农业经济学家A•V•恰亚诺夫曾重点研究了当收入超过最低需求以后,农户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上是如何决策的[7],他提出了基于“收入与闲暇”两个相互对立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引入了农户对“闲暇”的需求、对劳动辛苦度的评价和“闲暇”与收入的替代率等分析要素。其模型推导出的行为逻辑之一是:在收入超过最低消费需求以后,农户再增加劳动投入所要求的报酬水平是递增的。也就是说,收入型农户与生存性农户的行为逻辑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农户。半工半农型农户转化为收入型农户后,由于演化路径与产业内容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分化为务工农户、农业专业户和经营、服务型农户三种类型。这样,我们就把涉农农户分为传统农户、半工半农型农户、务工农户、农业专业户和经营、服务型农户五种类型。

二、陕西农户结构分析

农户的收入水平与分布是划分农户类型的重要依据之一。陕西农户的收入总体上在全国处于低水平。2007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645元,而全国平均是4 140元,陕西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3.9%。但从农户收入分布上看,陕西农户主要分布于人均5 000元以下的区间,并呈典型的正态分部,而全国呈显著的台阶式分布;二者的最主要差别是人均收入在5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农户,陕西的比重太低,比全国低了22.4个百分点。从全国农户收入分布的演变趋势看,在2000-2007年间其动态特征是:人均收入在1 7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的分布密度呈显著的下降趋势,5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农户呈快速上升趋势,而收入在1 700-5 000元间的中等收入农户的分布密度变动幅度不大。也就是说,推动农户收入水平上升的关键是高收入分布密度的增加。实际上,陕西农户2007年的收入分布形态仅大体上与2000年的全国农户收入分布形态相接近。

表1列出了2005-2007年陕西农村居民的收入人口分布函数。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均年纯收入在2 000-2 500元这一区间的人口分布密度最高,2005、2006和2007年分别为15%、17.9%和18.4%;以此为中心,在这三年间低收入区间的人口分布密度大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高收入区间则呈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总体上看,陕西农户的收入人口分布具有显著规律性。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4

一、农户金融合作下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现状

(一)农户借贷现状

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户的借贷情况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户借贷在非生产性方面的比重较大,根据人民银行统计资料显示,在2014年,农户生活性借贷占据农村贷款的48.02%。其主要应用于子女上学、建筑以及看病等几个方面,用途较为分散。第二,农户借贷的金额较小,根据资料显示,农户借贷的年平均金额为3895.9元,其中2万元以下的贷款比例占据75.9%[2]。第三,在还款期限方面较长,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并且农户需要保障日常生活,因此还贷期限相对缺乏稳定性。

(二)信用社贷款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信用社逐渐向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导致信用社的农业贷款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无法满足农户贷款的使用需求。根据信用社2015年资料显示,信用社在2008-2015年的农业贷款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3]。其具体数据如上图所示。

从图中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信用社的不断改革,在农业贷款的比例方面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

另外,根据信用社农业贷款信贷结构的情况看,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信用社的信贷结构呈现较大的变化,并且农户信贷主要集中在其他贷款种类中[4]。可见,信用社已经逐渐趋于商业化,对农户的支持作用在逐渐弱化。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的信贷结构发生较大的转变,每年的贷款余额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信用社的收益情况较为良好;信用社的开发性贷款前期较大,2012年后为0,说明信用社投资的开发项目已经完成。信用社加工贷款的数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说明信用社已经逐渐提升了对加工产业的重视。而其他贷款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信用社已经降低了农业贷款的比例。

(三)农户金融合作现状

随着农村信用社逐渐商业化,我国推行了农户金融合作制度,以此来推进农户资金的自给自足,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导致该模式的发展较为缓慢。根据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15年,采用农户金融合作的资金总数仅仅为398.6亿元,远无法达到农户借贷的需求。另外,在对农户的调查资料中显示,76.2%的农户缺乏对农户金融合作的认知,并且在认知的农户中,51.2%的农户存在不信任的态度[5]。可见,在农户合作的金融体系构建中,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四)政府管理现状

在基于农户金融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中,政府的引导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可以推动该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是在我国农户金融合作体系中,政府的引导作用尚没有充分发挥。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15年,各地政府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数量不足15%,大部分地区对于农户金融合作行为缺乏细则上的指导和规范。正是由于政府态度不明确,导致农户对该模式的信任程度较低。同时,政府缺乏相应的培训制度,导致农户对该模式认知程度不足,不了解如何通过该模式进行融资或者资金的借贷。最后,政府在引导农户金融合作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资料显示,建立监督机制的地区数量不足5%,并且在人员配置方面多为工会或者政府工作人员兼任[6]。

二、基于农户金融合作下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措施

(一)降低对农村信用社的依赖

目前,农户对信用社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随着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发展,导致信用社的结构形式逐渐发生变化,并且对农业借贷的支持力度逐渐降低。针对这种情况,农户应该降低对农村信用社的依赖程度,更多地依赖以农户为主体发起设立的社区性互助金融组织,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完成资金借贷。首先,农户在考虑借贷资金来源渠道时,需要降低对农村信用社的考虑,以便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资金问题。其次,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户的引导,使其产生对农村金融体系结构的新认知,从而可以积极的采用农户金融合作模式。

(二)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

在农户金融合作体系的构建中,政府等相关部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以此来推动制度体系的改革。首先,政府部门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规定农户金融合作的性质,明确其合法性和农户的产权,以此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在建立规章制度过程中,应该明确资金来源以及分配方式,但是只能够通过引导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来完成。总之,只有政府部门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才可以引导农户金融合作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加快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进程。

(三)强化税收改革及体系监督

在农户金融合作制度下,以农户为主体发起设立的社区性互助金融组织,其属于农户自发的组织,目的是方便农户解决资金问题,但是对于农户互助性组织,政府依然存在税收及监督问题,因此,政府等相关部门应该强化税收改革,并且对其进行完善的监督,以此来推动农户金融合作的发展。首先,在强化税收改革方面,由于该组织致力于农民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减免组织的赋税,并且给予其适当的补助措施,如经济补助或者行政补助,以此来推动农户金融合作的发展。其次,在该模式的发展中,政府等相关部门需要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对农户金融合作组织进行包括业务管理、价格管制、资产负债表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监控活动,强化监督人员的岗位职责,聘请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进行日常业务监督,一旦发现组织存在制度及模式问题,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一般采用协商的方式进行解决,而不是强制性的干预解决,只有促进其自主发展,才可以逐渐健全组织形式,从而可以科学的构建农村金融体系。

(四)加强培训及资源共享

在基于农户金融合作视角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中,由于农户的自身素质相对较低,对金融知识的了解不足,同时政府的引导性没有充分发挥,导致农户对该模式的认知程度较低,接受能力较差。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农户的金融培训,提升农户对于该模式的认识,并且引导农户进行金融合作。首先,政府部门要成立专项宣传队伍,通过逐级培训的方式来完成,采用省-市-县-村四级结构,最终将责任落实到村级领导,这样不但可以提升培训效果,而且可以减少培训次数,降低人力资源的使用。其次,在培训农户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农户之间的资源共享,对于相关产业或者相关经济体的农户,可以引导其实现资源共享和经济合作,以此来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体制的构建。

摘要：在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中,采用农户金融合作模式,可以较好的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全发展。但是农户金融合作模式的构建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如农户借贷在非生产性方面的比重较大、农户借贷的金额较小、还款期限较长;信用社的农业贷款的比例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政府的引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缺乏相应的培训制度和监督机制。基于农户金融合作下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策略是:降低对农村信用社的依赖;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强化税收改革及体系监督;加强培训及资源共享。

关键词：农户金融合作,农村金融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1]李爱喜.基于农户金融合作视角的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的博弈分析[J].财经论丛,2012(6):50-56

[2]马九杰,吴本健,周向阳.农村金融欠发展的表现、成因与普惠金融体系构建[J].理论探讨,2013(2):74-78

[3]李明贤,罗荷花.普惠制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4):110-115

[4]贾蕊.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变迁及其优化——基于农户融资需求的视角[J].中国市场,2013(5):93-96

[5]陈希敏,侯英.农户金融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五省农户调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6-23

京郊农户金融需求现状的深入分析 篇5

一、农户借贷需求呈现出以家庭消费为主的多元性特征, 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从农户的借款用途来看, 农户借款既有用于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支出, 又有用于购买农资等生产支出。需求结构失衡表现为以下方面。

1. 在整体资金需求中消费性资金需求比例偏高

从农户的资金需求来看, 农户借款主要用于家庭开支, 占88.3%。从家庭开支的用途来看, 主要用于建房、看病、子女教育和婚事丧事, 分别占了60.6%、27.9%、26.5%和6.3%。尽管不同农户的收入水平高低有别, 收支结构也不尽相同, 金融需求多种多样, 但多为满足家庭消费性支出。

2. 在消费性资金需求中盖房子资金需求比例过高

在938户有借款资金需求的农户中, 60.6%的农户选择的借款用途为盖房子。而这一比例在浙江省为14.6%, 甘肃省为21.3% (其中, 陇南地区由于灾后重建, 选择建房的农户较多, 在调查中, 43.33%的农户借款是用于建房) , 全国平均为24%左右。这说明盖房子资金需求中相当部分为非正常需求、非理性需求。

二、辩证看待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农户借贷需求的错位现象

在向银行申请借款的农户中, 有71.86%得到了贷款。如果我们将农户提出申请贷款视作农户的有效贷款需求, 则这样的贷款满足度是比较高的。当然, 有些农户由于不熟悉贷款程序以及感觉贷款利率太高而没有提出申请, 这一部分人群是潜在的贷款需求。

另外, 专业合作社通过生产资料赊销、内部信用合作等方式, 在解决农户融资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 在被问及“最近3年 (2008、2009、2010) 您借过的最大一笔钱, 是向谁借的?”时, 在986户有借款的农户中, 高达93.4%的农户选择亲戚、邻居, 1.5%的农户选择村里收利息的富人, 5.2%的农户选择农村商业银行或邮政储蓄等银行, 1.1%的农户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

可见, 调查对象中大部分农户大额贷款需求不能获得正规金融的满足, 反映了正规金融与农户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其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规贷款交易成本过高。在942户有效样本农户中, 64.0%的农户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利率高于其他融资利率。二是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手续比较复杂, 甚至还需要提供担保等。

所以, 要根据农户融资特点辩证看待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农户借贷需求的错位。首先, 对于小规模农户而言, 生产支出主要依赖“自我储蓄”, 即内源融资。在自我储蓄不能满足资金需要时, 农户融资首选的渠道是向亲戚、朋友借款, 只有在以上渠道都不能满足资金 (量) 的需要时, 才会选择向银行借款。其次, 农户“贷款难”是当前农村金融运行的主要矛盾, 但应该注意的是, 这种内源融资特点, 并不能必然得出正规金融服务不到位的结论。因为, 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尤其是在存贷款利差很大的情况下, 自我储蓄或者亲朋之间的借贷, 反而更有利于农户降低融资成本。从农户贷款意愿来看, 只有极少数的农户选择在自我储蓄不够且无法从亲朋处获得所需资金时, 才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尤其是非生产性资金需求更是如此。再次, 从调查数据来看, 非生产性需求是农户借款的主要用途, 金融机构往往提供的是生产性借款, 这也就导致金融供求在资金用途方面新的矛盾或割裂。

三、农户信用观念高度非商业化, 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 其风险承受能力亦较低

在被问及“假如您向银行 (包括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或其他银行) 借过钱, 您采取的是什么方式”时, 46.7%的农户选择信用贷款, 只有26.2%的农户选择抵押贷款。而在被问及“您是否希望通过抵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贷款”时, 只有35.2%的农户选择希望, 64.8%的农户却选择不希望。这表明土地在农户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进行借款, 一度被认为是农村金融产品的一个创新, 但从调查结果来看, 超过一半的农户不愿意将土地抵押出去, 很可能的原因是这部分农户也许没有贷款需求。当然, 也许存在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土地不但是生产资料, 而且承载着传统农民的心理寄托, 以至于连抵押 (而不是出让) 都难以从心理上接受。

因此, 信用贷款方式较受农户欢迎, 而多数农户对通过抵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贷款有疑虑。

但无论如何, 需要贷款却又不愿承担风险对价, 是一种典型的非商业化信用模式。这种不正常的、非商业化的选择表象背后反映出了农户信用观念的严重滞后。

农户这种落后的信用观念之所以可持续地发展着, 是因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中国农户长期依赖形成的弱势心理状态和对政府 (国家) 的强依赖心理并没有改变, 寄希望于善意的政府援助来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仍然在农民心里顽强地生存着。这种强依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化和商业运作, 因为任何通过政府运作的事件都会勾起农户对于国家援助的某些习惯性的“遐想”, 并最终形成一种特殊的预期:任何通过国家 (各级政府) 发放给农户的资金 (贷款、补贴、救助金等) , 农户都将不加区分地视为国家对自己的帮扶和救济——对于形成“强依赖”心理的农户而言, 只要是通过政府发放的资金, 都是“赠与”, 因而潜意识里都会觉得那是不需要归还的。

建立在匮乏的物质资本基础之上, 农民普遍采取的策略是等待和观望, 而不是主动承担风险。因此, 需要对农民“贷款难”问题进行深入的辩证分析, 不能把正规金融机构农村“难贷款”和农民“贷款难”问题简单理解为农户可供抵押品不足。金融机构认为抵押贷款比信用贷款风险小, 但农户从自身利益角度来看可能正好相反, 因而不愿承担这种风险。

农户信用观念落后, 必然导致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理财保守是农户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集中表现。在众多理财产品中绝大多数农户看好银行存款。在被问及“如果您有剩余资金, 您希望投资什么样的金融理财产品”时, 88%的农户选择银行存款、国债和商业寿险, 而仅有12%的农户选择黄金、基金和股票。

四、过高的资金自给率与极强的金融需求并存———农户金融在抑制中发展着

一方面, 农户资金自给率很高。在被问及“在农业生产上, 如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等需要支出时, 您是怎么解决的”时, 79.2%的农户选择家里一直留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在被问及“假如您准备盖房子, 您希望怎么凑这笔钱”时, 46.9%的农户选择一直攒钱, 攒够了再办理, 48.5%的农户选择自己先攒一部分, 向亲戚、邻居借一部分;在被问及“如果家人结婚或子女上学需要钱, 您希望怎么筹集”时, 55.1%的农户选择攒钱, 完全用自己的钱, 42%的农户选择自己先攒一部分, 再向亲戚、邻居借一部分。

另一方面, 农户对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很期盼。在被问及“您是否期盼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建立农民资金互助部”时, 79.4%的农户选择是;在被问及“您是否期盼建立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村小额贷款担保公司”时, 86.2%的农户选择是;在被问及“您是否期盼建立农民理财中心”时, 82.9%的农户选择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过高的资金自给率与极强的金融需求反差如此之大, 表明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相当严重。首先, 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的效率非常低下, 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普遍相当严重。其次, 金融知识落后、金融观念保守抑制了金融需求。再次, 农业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 使得农村金融难以可持续发展。农业投入多、产出少、周期长, 决定了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高、收益低, 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难以实现均衡。

问题较多, 希望亦不少。本次调查一个令人震撼的结论是, 农户的金融需求已经多样化。这表明, 在金融素养方面尤其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理财方面, 京郊农民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当然, 这一现象的基础还是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的较快提高。同时, 也应该看到,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农户仍然愿意将剩余资金存入银行。以上两个互相印证的调查选项揭示了这样的现实:虽然农户对新的理财工具有了初步认识, 甚至开始了初步运用, 但基于风险偏好度较低或者由于自我储蓄是生产性资金的主要来源, 剩余资金多数还是存入银行。

本次调查的另一个令人欣慰的结论是, 多数农村居民持有银行卡。这一现象说明, 当前我市农村的支付结算服务已经有了较大改善。这也说明, 农民利用现代金融技术和手段的意识和能力均有较大提高。但是, 通过现象看本质, 农民持有的银行卡多数应该不是信用卡, 不具有透支融资的功能。从持有银行卡的初始目的来看, 应该是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取政府补贴。这与近年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补贴发放方面推广“一卡通”政策有关, 而不完全是农民的自发意识。所以, 通过持有银行卡比率来判断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还需要其他佐证。

关于农村基本金融服务水平也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以来, 金融机构从农村地区大规模撤出, 曾经对农民获得基本金融服务造成很大困难。近年来, 农行改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自主银行等新型服务形态的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状况。从其他数据来看, 由于经济发展较低、人群居住分散、道路交通不便等原因, 目前, 京郊农户基本金融服务水平最低的区域应该分布在京郊深山区。如果不采取“外部干预”的措施, 这些地区将很难依靠自身的发展, 吸引金融供给的流入, 其基本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摘要：通过对京郊农户金融需求现状调查了解到:农户借贷需求呈现出以家庭消费为主的多元性特征, 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如在整体资金需求中消费性资金需求比例偏高、在消费性资金需求中盖房子资金需求比例过高等。对此, 我们分析认为, 要辩证看待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农户借贷需求的错位现象;并且, 农户信用观念高度非商业化, 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 其风险承受能力亦较低;同时, 过高的资金自给率与极强的金融需求并存——农户金融在抑制中发展着。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6

(一) 国外研究综述

互联网诞生于美国, 欧美国家的金融体系也比较完善、成熟。因此国外对于网贷风险的研究比较深入, 随后出现的风险度量技术称为现代风险度量技术成为国外研究的重大成果, 主要有C redit M etrics模型、K M V模型、C redit R isk+模型和C redit Portfolio V iew这四种。C redit M etrics模型是由J.P.摩根于1997年提出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K M V模型是由K M 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来估计借款企业违约概率的方法。C redit R isk+模型假设在相同长度的时间段内违约概率相同、在不重叠的时间段内违约个数相互独立以及在某一时间点最多发生一件违约事件, 在该假设条件下采用了保险精算方法计算出贷款组合的损失分布。C redit Portfolio V iew模型认为违约率和转移矩阵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密切联系, 是由失业率、G D P增长率、利率、汇率、政府储备等多因素决定的。

(二) 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P2P网络平台贷款模式也随之产生, 并且在国外经过一系列成熟的发展之后被引入中国。虽然P2P网络平台贷款模式十分新颖, 对于它的研究也刚开始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对于新事物的好奇以及未来的发展还是引来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杨新求[1]总结了P2P贷款在国内外的运营模式, 在比较了国内外几大平台不同运营模式之后得出我国引入并借鉴实行的P2P平台运营还是比较成功的结论。黄健青等人[2]在新兴平台特点与互联网金融的本质特征之上, 梳理了已有的互联网融资形式, 对其做出了新的定义并建立合理的互联网融资模式分类体系。

除了P2P贷款的运营模式的研究, 风险自然是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苏莉娟、严亮[3]指出, 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监管的缺位、运作的不规范等使网络化的民间借贷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亟待纳入监管范围并实行规范化管理。王艳等人[4]首次提出互联网贷款平台上的监管空白, 其借款利率高达银行利率的4倍多, 这种线上高利贷的模式也正是投资方想要的高收益, 而法律却只保护4倍利率以内的贷款, 由此带来的监管风险十分严重, 所以加强P2P平台上的法律法规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张玉梅[5]指出由于目前我国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起, 所以在网上由个人发起的借款很难通过个人的信用情况来判断, 因此个人信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互联网贷款的发展, 互联网贷款的信用风险的判断也就更加存在难度。

互联网贷款虽然不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全部内容, 但绝对可以代表整个快速扩张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基于众多文献和现状, 我们可以明确看出, 在起步阶段与稳步发展阶段的共同影响与铺垫下, 快速扩张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 并由原来单一的领域的支付领域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共同组成了新兴的互联网金融, 为人们经济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感受,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择

选择相对容易量化的指标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具体变量设定如下:

(二) 模型构建

设P为农户愿意互联网贷款的概率, x1、x2、x3……xm为可能影响农户对互联网贷款的因素, β0、β1……βm为待估参数, 对线性函数进行回归, 并判断各变量系数的显著, 从而确定影响农户进行互联网贷款意愿的主要因素。

三、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在江苏省射阳县调查的113户农户的结果来看, 113户中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人数为63户。从农户自身角度, 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人中年龄还是比较均衡的, 40~50岁所占比例最高, 为23人, 60岁以上最少。教育程度越高, 家庭年收入越高, 越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主要是有小额负债的人。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农户中大多数有条件使用互联网的。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大多还是对互联网贷款有些了解的, 并认为互联网贷款对生活是有一定帮助的。从互联网贷款自身特征角度, 最多愿意互联网贷款的原因是互联网贷款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资金, 有34人。借贷自由, 流程简单是第二大原因。还有互联网的网络借贷的进入门滥低, 平台多样, 选择性多, 交易为在线进行, 借贷由双方自主进行, 为小额无抵押借贷, 投资方的投资金额比较小, 控制风险的原因使农户愿意使用互联网贷款。

另外不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人数有50户。从农户自身角度, 不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人年龄主要偏大, 40~60岁所占比例最高, 为17人, 年轻人比较少。不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人教育程度比较平均。家庭年收入越高, 不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也越多。不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有小额负债的人最多, 35人有1万以下的负债。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农户中多数没有条件使用互联网的。愿意进行互联网贷款的大多是对互联网贷款没有了解的, 并认为互联网贷款对生活没有什么帮助。从互联网贷款自身特征角度, 最多不愿意互联网贷款的原因是互联网贷款无法认证借贷双方的资信状况, 容易产生欺诈和欠款不还的违约纠纷, 有36人。个人信息被泄露是第二大原因。还有贷款利率高, 不能找到经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 易被骗, 相关法律还不健全使农户不愿意使用互联网贷款。

(二) 农户对互联网贷款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经过以上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已经对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 本文运用Eview s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如下表所示, 最终的回归结果中共有7个关键变量, 按照90%的置信区间进行检验, 其中有4个关键变量通过检验。而且Log likelihood=-20.76189, 对于实际数据而言, 拟合程度已经基本符合要求。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X 2、X 4、X 6、X 7的P值较小, 所以年龄、家庭总收入、是否了解互联网贷款、是否认为互联网贷款有帮助四个因素是较显著因素, 实证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1.年龄的系数为-0.024, 为负值, P值为0.040,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明年龄与意愿成轻微反比。年龄越大, 越保守, 对于互联网贷款这种新兴的东西接受意愿低;年龄越小, 对新兴的东西更容易接受, 对互联网贷款的意愿更强。

2.家庭总收入的系数为0.414, 为正值, P值为0.034,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明家庭总收入与意愿成正比。有两个原因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 家庭总收入越高, 会有越来越高的生活需求, 所以越有贷款需求要满足, 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比如买车买房;另一方面, 家庭总收入越高, 农户的自身信用很高, 能够及时的还上贷金融款,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信誉的影响。

3.是否了解互联网贷款、是否认为互联网贷款有帮助的系数分别为0.429、0.426, 均为正值, P均为0.000,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了解互联网贷款和认为互联网贷款有帮助的农户更乐意去进行互联网贷款。

四、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 农户的总收入是影响农户对互联网贷款意愿的重要因素, 处在劳动力年龄的农户更有倾向进行互联网贷款, 是否了解互联网贷款以及是否认为互联网贷款有帮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互联网贷款的意愿。

五、政策建议

互联网贷款需要有针对性的去发展潜在客户。那些处在劳动力年龄或是相对年轻的、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农户更有意愿去进行互联网贷款。有针对性的去发展这些客户, 能够加速互联网贷款行业的发展。

国家及互联网贷款发展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力度普及互联网贷款有关知识, 让更多的人民了解互联网贷款这一新兴的贷款方式。了解过之后, 农户会根据自身的偏好或者只是来形成自己对互联网贷款的态度。知道的越多, 或是越了解互联网贷款, 认为互联网贷款对其生活有帮助, 这一贷款方式才会被更多的农户所接受。

参考文献

[1]杨新求.我国P2P网络借贷运营模式简析[J]知识经济, 2012 (05) .

[2]黄健青, 陈欢, 刘家毓.互联网金融分类及创新发展模式[D], 2014-5-16.

[3]苏莉娟, 严亮.浅谈我国民间网络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建议[D], 2011-12-14.

[4]王艳, 陈小辉, 刑增艺.网络借贷中的监管空白及完善[J].当代经济, 2009 (24) .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7

近年来,甘肃省逐步加大了对农村的信贷投入力度,农村信贷投入总量也有了大幅增加。截至2010年6月末,甘肃省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469.7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34.05%,同比增长45%。其中,农户贷款余额达到569.2亿元,同比增长44.9%;企业贷款余额达到777.5亿元,同比增长43.9%。金融机构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贷款和占比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农户资金需求解决渠道以农信社、邮政储蓄、村镇银行为主。但是农户的金融需求还是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为此对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农户金融需求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文献,由于开展的调查范围大小不同,计量方法不同,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分析也不尽相同。如:徐璋勇,王红莉(2009)通过分层饱和模型,分析认为农户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贷款用途等是影响农户金融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要因素;李锐、朱喜(2007)运用biprobit模型和match模型分析得出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为70.92%,其中土地面积、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正的显著影响,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负的显著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受教育水平、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对农户资金需求的影响不显著。李建英,窦丽琛,赵翠(2009)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需要从根本上打破河北省农村金融格局,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等。但是基于大量的实证调研数据分析农户金融需求的文章还是较少的。本文依据甘肃省2000户农户的金融需求状况的调研数据,分析了甘肃省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并从农户、金融机构、政策支持的层面分析了农户金融需求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二、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

(一)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而农村金融需求将直接影响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为全面了解甘肃省农户金融需求状况,2010年7月,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组织力量对甘肃省辖区14个市州的189个自然村的2000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本项调查在全省辖区内所有人民银行县区支行开展,由各县区支行派出调查人员在调查村选择30户的村民进行调查。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由村支书协助选定调查农户,在农户家庭经济情况“好、中、差”中各选1/3,以确保问卷调查能够代表一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在调查中,成功发放农户调查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60份,问卷填写合格率为98%。从问卷发放、填写和回收情况看,样本分布合理,问卷质量较高,是比较成功的抽样调查。

(二)问卷调查中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

1. 农户金融需求旺盛,资金需求相对集中在个人创业贷款和农资贷款。

从农户的金融需求分布情况看,57.94%的农户倾向于个人创业贷款,创业贷款之所以高居榜首,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外出务工农民不断增加,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期间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经验,积攒了一定的储蓄,返乡后成了创业的主力军,拉动了创业贷款的需求。有48.56%的农户选择了农资贷款,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农业发展逐步走向产业化和规模化种植,农户对农资贷款需求日趋旺盛;另外,分别有22.32%、21.13%、20.72%、16.19%、6.6%、0.36%的农户选择建房贷款、农田基本设施贷款、助学贷款、创办中小企业贷款、大件消费贷款、其他贷款。

2. 农户迫切需要提供农业保险金融服务。

在农户最需要增加的金融服务选项中,有高达68.9%的农户选择了增加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长期缺失,农业保险意识薄弱,但随着现代农业产业化生产中自然灾害增多、农产品销售中价格波动加剧,农户的农业保险意识越来越强,迫切需要增加农业保险金融服务。27.78%的农户认为应该增加“金融政策、知识的宣传”的服务,目前农村金融政策、知识宣传的覆盖面小,农民对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了解甚少,农民渴求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的要求强烈。另外,分别有13.09%、8.81%、0.52%的农户希望增加个人理财服务、银行卡、其他的金融服务。

3. 农户借款主要用于农业投入、购建房子和教育。

农户借款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投入、购建房子及教育支出。30.05%的农户借款是用于农业投入,农业生产作为农户第一经济来源,农户贷款用作购买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进行本年的生产,减轻家庭经营压力;21.34%的农户借款是用于购建房子,其中,陇南地区由于灾后重建,选择建房的农户较多,在调查中43.33%的农户借款是用于建房;18.61%的农户选择借款用于子女上学,目前高等院校学费不断攀升,加重了家庭的教育成本,农户收入本来不高,再加上教育成本的上升,使得更多农户不得不借钱上学;另外,分别有13.3%、4.54%、4.95%的农户选择借款用于商业投资、婚丧嫁娶、其他用途。

4. 农户对金融产品了解不多,对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兴趣不大。

67.16%的农户没有将结余资金投入金融产品的意愿。在调查的6项金融产品中,农户最感兴趣的金融产品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国债(41%)→保险(31%)→基金(12%)→互助基金(6%)→理财产品(5%)→股票(3%),基本是按照开办业务的时间由早到晚排列的,国债和保险业务由于开办时间较早,在农村具有较广泛的基础,而像股票、理财产品、互助基金、基金这四项产品由于开办时间相对较晚,有些产品在开办业务的初期仅有少数人参与,虽然业务有所发展,但在农村的扩展渗透仍然远远低于城镇。

三、制约农户金融需求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户自身层面的制约

1. 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对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金融需求广度和深度的基本因素。调查发现,随着农户家庭年纯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借款的生活性动机减弱,生产性和商业性动机增强。中低收入农户借款主要用于教育、食品支出,反映出农村教育成本过高和社会保障机制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农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高收入农户借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商业经营费用支出。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对资金借贷用途方面的差异,对金融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差异性和多元化是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但当前农村金融供给特别是正规金融供给在产品与服务方面还比较单一,资金供给中存在较严重的“抑农”倾向,这对于农民脱贫致富和提高收入是不利的。

2. 金融知识落后、金融观念保守抑制了金融需求。

长期以来,农户接触到的金融产品基本上局限在简单的银行机构存贷业务,了解到的金融知识少,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宣传也较少,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农户金融知识落后、金融观念保守。农户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以存款形式存在,调查显示,85.52%的农户没有兴趣购买股票、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27.78%的农户认为最需要对农村增加金融政策、知识的宣传,还有13.09%的农户希望增加个人理财服务。

(二)金融机构层面的制约

1. 金融信贷供给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需求。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贷款需求增加,金额加大,但贷款额度太小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22.06%的农户认为贷款额度太小。调查显示,84.74%的农户有贷款需求,其中:需求金额在2万以下的占18.61%,需求金额在2～5万的占32.06%,需求金额在5～10万的占22.94%,需求金额在10万以上的占11.13%。但是受金融机构监管限制,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单户基本不超过3万元,虽然今年将部分优质农户授信额度增加到了8万元,但是仍然无法满足部分农户的贷款需求,尤其是从事农产品收购、贩运等业务的农户。

2. 利率高、期限短是农户在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43.25%的农户认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过高。农村信用社目前贷款利率普遍存在上浮,且上浮水平偏高,调查中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是10%左右,按照单户5万元贷款计算,一年利息支出达到5000元,对一个农户年均纯收入2万元的家庭来说,仅支付利息一项支出达到总收入的25%,过高的融资成本增加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另外,15.82%的农户认为金融机构货款期限太短。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长、效益回收慢的特点,1年期的贷款很难满足农户的资金周转。以嘉峪关市文殊镇啤酒麦芽种植为例,一般从种植到收益需2～3年,在目前农业生产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对此颇为谨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使用时间大多仅为一年。

(三)政策支持层面的制约

1. 农户有效抵押品缺失成为制约其获得信贷支持的主要原因。

农村金融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就是缺乏有效的、可交易流转的抵押品,17.63%的农户在金融机构贷款中缺少担保人、抵押物。出于风险防范考虑,农村信用社在向农户发放较大金额贷款时(1万元以上)往往要求农户提供相应的担保。但在目前,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农民的承包地、房产不能做抵押用于贷款,而种植户主要的财产(土地和种植蔬菜等),也不能用以抵押,所以担保物品种类较少成为农户取得贷款的瓶颈。而从保证人担保贷款实施的情况来看,效果也不理想。由于部分农户受自身经济条件限制,也不愿意为其他农户提供担保,加之缺乏信用记录,致使贷款无法发放。

2. 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缺失,使得农村金融难以可持续发展。

农业投入多、产出少、周期长,决定了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高、收益低,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难以实现均衡。虽然当前农村金融机构承担了大部分政策性支农任务,但是国家长期以来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却没有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这不仅加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负担,而且遏止了农村金融的良性循环。同时,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滞后,给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风险的控制增加了难度。

四、政策建议

1.扩大贷款范围,满足农户的消费性金融需求。

农村金融的信贷重点一直放在生产性贷款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户的“真正”金融需求。从调查问卷的结果以及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对消费类贷款的需求还较强烈。金融机构应扩大贷款范围尤其是增加消费类贷款的种类,开办婚丧嫁娶、建房、家电购买等多样化的贷款品种,并积极探索农户消费性贷款的发放方式。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农户依靠自身的积累可以逐步还清消费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开发适合这些消费种类的贷款。

2.创新金融产品,增强信贷支持的针对性。

一是遵循特色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适时调整贷款期限和利率。对特色农业和专业大户的贷款,应视其生产和销售的季节性,制定合理的利率和贷款期限,支持农民按季节和市场规律达到收益最大化。二是适当增加农户信用贷款额度。农村金融机构要根据农户种植收入情况和信用环境情况,适当适量地增加信用贷款额度。三是创新农村信贷产品。针对特色农业的金融需求,基层信贷人员应主动了解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创新金融信贷产品,如农民住房抵押、承包土地使用权质押、国家种养殖补偿金质押等贷款方式,以适应不同主体的信贷需求。

3.根据不同的农户金融需求主体,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目前,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缺乏劳动力的极端贫困户。这部分农民应该通过国家政策性资金或社会捐赠来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二是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贫困农户。这部分农户有一定的劳动力和生产经营能力,但是缺乏抵押、担保,可以从小额信贷组织申请资金支持,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三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户。这部分农户有一定的资产或信用度,它们的资金需求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可以通过农村信用社解决。四是有相当规模的资产和较强经济基础的富裕农户、专业户和微小型企业主。这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通常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提供流动资金,它们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农村信用社或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数额较大的担保抵押贷款来解决。

4.完善特色农业风险分散与补偿机制。

一是尽快建立农业保险制度,为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撑起保护伞。建立财政支持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即以财政手段为主,税收、金融、再保险等手段为辅,由国家出资建立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或国家每年拨付一定的财政资金补偿给商业保险公司以鼓励其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专项预算,确保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市场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扶持资金足额到位,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创造前提条件。

5.培育农户的金融观念。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农户金融知识的普及,在欠发达西部农村地区,目前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色彩仍然较为浓厚,由于长期缺乏金融服务的供给以及信息不畅等原因,人们对金融作用的认识有限,从表面上看,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不足,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的状态。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这种所谓的平衡,否则经济落后地区将永远陷人金融与经济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之中,农民也将陷入贫困的陷阱。实际上,很多金融服务如代付代收、转账结算、信用卡,只有在提供过程中,人们才会体会到方便快捷的好处,才会激发人们的潜在需求。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应选择“供给领先”的发展战略。发挥“羊群效应”的作用,让少数开拓型的农民通过金融服务改善生产和生活,率先富裕起来,起到示范效应,以刺激更多的农民产生金融需求,进行创业和创新,带动农村金融的发展。

摘要：本文依据甘肃省2000户农户的金融需求状况的调研数据,分析了甘肃省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结果显示:农户金融需求旺盛;迫切需要提供农业保险金融服务;借款主要用于农业投入、购建房子和教育;对金融产品了解不多,对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兴趣不大。文章还从农户、金融机构、政策支持的层面分析了农户金融需求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制约因素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调查,金融需求特征,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2007 (2):145-155。

[2]宋磊、李俊丽:农户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市场非均衡态势的实证分析——基于泰安市农户信贷供求现状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6(7):55-61。

[3]杜晓山:农村金融体系框架、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小额信贷[J].中国农村经济,2002(7):4-9。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8

上述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共性的假定条件,即弱势农村金融状况下的金融供给或需求取向。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结构瓶颈显著,简单地增加农村金融供给量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有效,但是在实践当中发现简单地扩大农村金融供给,或者解困农村金融需求的过程中,总是会被某些内在或外在因素所减弱或抵消其效果,从而未能实现初衷目标。这里主要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因素,即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农户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户需要的金融服务也应随之发生改变。

一、农户的收支结构变化分析

1.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状况。

作为最基本的农村生产与消费单位,农户的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等四部分构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化,全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在1978年到2007年间均呈现上升趋势, 增长了近30倍。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也呈现多元化,增加了诸如生产经营收入、打工收入、补偿收益等等,收入结构的比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由图1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部分在总收入中占比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家庭经营收入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但1993年以后全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快速,并逐渐缩小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差距,成为农民收入的重大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一直占的比重较小,但也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户收入中财富从实物转为货币化,即实物收入比重下降,现金收入占比提高。因为此时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打工,越来越多的农户脱离原来单纯依靠劳动力获得收入的模式,开始转向向土地收租,走农户+土地+公司的新型发展道路,并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中所伴随的明显特征就是农户现金收入的增加,从图2中看到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8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13.12元,2007年上升到4 958.4元,这就使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有了一定的资金基础。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农户的消费水平和支出结构变化状况。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均呈上升的趋势(见图3)。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38元增长到2007年的3 265元,绝对值是1978年的23.66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405元上升到2007年的11 855元,绝对值是1978年的29.27倍,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还存在差异,但差异却在逐渐缩小趋势。依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将会减少,用于其它方面的支出将会上升,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降到43.1,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由57.5降到36.3。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呈下降的趋势。从下降的幅度上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幅度略大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目前,虽然农村居民没有像城镇居民那样普遍享受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但是这些制度已在政府作用下逐渐均等化,由此变化带来的就是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增加和现金收入的增长,这就为农户对金融服务产品的多元化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见图4)。

二、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新要求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农村金融服务需求越来越接近城市居民的需求特征,因而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的载体不再是集中对政策性金融的要求、对小额贷款类信贷需求的单一化,而是商业化金融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全面深化与需求,是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全新要求,其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金融制度设计要以一体化取代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来架构。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社会功能、产业结构等从经济、文化、卫生、生态环境、社会服务体系等均体现出城乡差别逐渐消失,城乡二元金融制度必然要随此而变革。原先的以弱势金融为假定基础的金融制度设计应转向复合功能的强势金融制度的设计,譬如政策性金融就不再是以农业发展银行所主导的粮食及农副产品收购为主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相应的是中国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的介入和展开并日益扩大化,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不再是农村社区信贷供给和金融服务供给的主体,所有银行机构都应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运行方式,纳入一体化大环境的市场中介服务。

2.金融资源要按现有一体化要素资源的基础来配置。

农户收入结构乃至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改变了传统农村地区的要素资源流动和配置,农业产业化有了巨大的提升,粗耕粗放的传统农业经过了“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形式的演变;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户收入工资化趋势明显,占收入结构比重上升;金融资产多元化和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多层次化日益迫切,由此种种要素资源的更新流动,要求金融资源的配置与此相适应,金融资源的多元化和规模化的配置才符合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及农户对金融服务的现实需求。

3.金融功能覆盖面要根据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全面提升。

根据Merton的金融功能观,金融功能是一个复合的金融服务手段及其载体的组合,金融中介提供包括“资源时空转移、管理风险、清算及支付结算、储备资源及股权分割、信息集散和解决激励问题”六项基本功能。Levine(1997)[9]认为金融体系有促进风险改善,信息获取与资源配置,监控经理与加强企业控制,动员储蓄、促进交易等功能。

从建国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功能的运用非常贫乏,基本上只有单一的投融资功能。随着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上述金融功能除了金融中介的自我强化,扩大金融功能的覆盖面是当代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金融服务功能的必要举措。从金融机构网点分布到金融工具的运用和创新,都符合市场供求关系的规律而运作。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2005年之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在农村区域进行了大量的网点撤并和收缩,致使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金融服务的真空地带。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只设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乡镇全国还有8 231个,仍有1 424个乡(镇)金融机构为零[10],由此导致传统的存贷款、汇兑服务得不到满足,金融基础功能的作用无法体现,更无需谈金融衍生工具的惠顾。在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金融功能的覆盖要求是立体型的,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金融工具的设立和运用,与发达的市场形成无差异的统一体。

三、农户的金融服务模式设计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金融存在较大“失衡”,但是金融资源配置往往具有引导其他要素流动的预调作用,“失衡”反而可以成为中国新时代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进程中的必要金融推动力。第一,这种失衡本身就体现为一种预调性的金融资源配置,金融网点和金融资源向小城镇集中本身体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第二,在传统农业区向小城镇过度并最终完成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原有农村金融机构自然会按照商业化和市场化原则演变为城镇金融,而当前的覆盖面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

正是由于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关注主要仍集中于信贷资金投入总量的增长上。因此,尽管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在农村金融层面上的思考都提到了包括农村信贷、农业保险等广义农村金融服务,但在事实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用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和涉农贷款总量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达程度的标志,也随之产生了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由于信贷投入成为支农绩效的体现,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资源往往被作为公共产品而被过度使用;第二,与扶贫开发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困境类似(扶贫救济资源往往被支配者使用,在农村金融领域则体现为法人治理上的内部人控制),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存在较大的不公平性质,即使这种不公平似乎是为了追求某种效率,比如支持大农户和农村企业;第三,信贷机构高度发展,而风险管理型金融组织却持续跟不上趟,时至今日,农村金融体系依然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主,但很少有人对以下问题感兴趣:农村金融的基本风险特征与城市金融到底应该存在怎样的差别。

信贷机构的发展对农村城市化的有效支撑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广大农户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在增加。伴随中国城市化,农户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要对上述原先农村金融问题进行颠覆性的再造,其基础就是从金融需求结构的动态演变中设计面向城市化的农村金融体制。因此,农村的现代金融服务的推进模式可以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

1.城镇化金融模式。

城镇化金融模式是完全以商业性金融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体系,体现为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机构网点的密集化、服务对象大众化。各类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形成了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环境,电子化技术较高,网络服务畅通,并且个人客户服务以消费信贷和中间业务为主,金融业成为突出的第三产业。以城镇化的金融模式替代农村金融模式,是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适应彻底改变农村金融结构薄弱及低层次状况,以及金融资源运用的政策化倾向所造成的效率低下和高风险特征。通过城镇化金融模式的涵盖,金融主体主动参与竞争,形成在市场化规律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现代金融服务的模式首先是城镇化的金融模式,尽管城镇化也有发达程度的差别,但总是比单纯农村金融形式要发达。

2.规模化模式。

规模化模式以城镇化模式为基础,以农村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变化为依据,推动城市金融服务向农村社区延伸,规模化发展。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形成了“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规模化的农村产业结构形式,因而自给自足、小额信贷需求的生产经营方式和金融需求方式已发生根本改变。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客观上产生了金融服务的规模化需求,要求金融结构规模能够消化农业产业化的资源规模,实现规模衔接则须城市金融下乡,即形成城乡金融一体化和规模化。

3.城乡金融同质化模式。

所谓同质化模式,就是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以综合金融功能拓展消除城乡金融差别,改变原先农村市场金融机构不足、非竞争市场、金融功能不全的状态,代之以资金融通渠道的多元化,金融机构服务多层次,金融工具多样化,信贷、证券、保险市场广覆盖的无差别市场。农村金融不再是政策性金融和弱势金融的代名词,金融资源的流动在一体化的城乡之间其市场选择和预期效率处于同一平台,信息传递效率同等透明和畅通,金融产品的供求水平与城市区域市场化水平相当。

四、结论

农户收入的增长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中国农村金融需求正从单调的信贷规模需求转向多元化金融产品及较高品质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要根据农户收入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变化并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发展符合农户需要的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体系。第一,确立商业性金融为主导、政策性金融为补充的信贷机构体系。第二,大力建设从事汇兑等中间业务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以满足由于劳动力流动所衍生的对汇兑业务的需求。第三,建立一批主要从事创业性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以弥补由于缺乏必要的风险投资管理形式,而使农村信贷萎缩的金融服务方式,并且可以在税收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政策上给以优惠来鼓励风险投资机构的准入。第四,突破城乡金融资源画地为牢式的金融机构制度安排,以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为基础,在本省成立专门的产业投资基金,让基金投资者(包括城市居民)真正分享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剩余,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现代产业发展的金融约束,通过投资基金实现专业化的风险管理。第五,建立主要从事系统性信贷风险的再保险机构,由此实现农村金融风险在全国范围内的分散化来适应农户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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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兴庆.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J].当代金融导刊,1998(3).

[3]乔海曙.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约束及解除[J].农业经济问题,2001(3).

[4]高帆.我国农村中的需求型金融抑制及其解除[J].中国农村经济,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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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琴,赵丙奇.从农村金融需求的视角看农村金融改革[J].软科学,2006(2).

[7]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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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evine,R.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

农户金融的互联网+ 篇9

(一) 采取政策性和商业性互补的金融支持模式

一方面, 陇南市10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市农业银行利用自有资金为农房重建提供金融支持, 累计发放农户住房重建贷款19.99亿元, 支持住房重建和维修农户9.96万户, 其中:9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房重建贷款9.6万户, 金额19.03亿元;市农业银行发放2414户, 金额6846万元;陇南金桥村镇银行发放1220户, 2766万元。另一方面, 国家开发银行以委托贷款形式弥补农房重建资金缺口。国开行 (委托) 发放农村住房灾后重建贷款13.42万户, 金额21.4亿元。全市累计发放农房重建贷款达41.66亿元, 为灾后农村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和农村灾后重建顺利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采取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相结合的双重保障模式

在政策扶持层面, 陇南市从减轻承贷金融机构财务压力, 增强贷款能力入手, 为灾后重建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人民银行执行了区别于一般地区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和优惠支农再贷款利率。灾后重建期间, 存款准备金率较一般地区累计下调4.5个百分点, 有效增强了法人金融机构贷款能力;执行了低于一般地区0.99个百分点支农再贷款优惠利率, 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财务压力。在资金支持层面, 人民银行合理运用支农再贷款, 保障法人机构流动性充裕, 累计投放支农再贷款43亿元, 年均余额达到12.2亿元。财政部门通过对农户住房重建贷款利息进行补贴, 有效减轻了贷款农户在重建期间的付息压力。

(三) 采取政银对接的贷款投放模式

通过由受灾农户向所在乡镇政府提出贷款申请, 提供贷款材料, 乡镇政府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同意后移交承贷金融机构, 再由承贷银行核实资料并发放贷款的方式, 有效减轻了因集中时间大规模投放贷款对承贷银行造成的工作压力, 提高了贷款发放效率。金融机构结合受灾农户实际, 对灾后重建所需贷款, 简化手续、明晰审批流程、减少环节, 做到快速审查、快速放贷、灵活期限并执行优惠利率;对因灾不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单位和个人, 不催收催缴、不罚息, 不作不良记录, 为受灾群众提供了重建资金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 缺乏健全有效的融资担保机制

由于陇南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 金融体系的构成和服务模式单一, 长期以来未形成健全的融资担保机制。灾后重建期间, 陇南市仅一家商业性担保公司和两支政策性担保基金, 其数量和规模远不能满足实际融资担保需求, 导致了信用风险缺乏有效的分散渠道, 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集中。承贷金融机构发放农户住房重建贷款过程中, 因融资担保机制缺失, 有效担保抵押缺乏, 虽然采取“五户联保”的形式控制风险, 但由于农户受灾面广, 且均有贷款, 进入还款周期后, 借款农户相互观望, 联保效果收效甚微, 使灾后重建结束后信用风险集中暴露, 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区域金融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二) 缺乏成熟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

虽然, 陇南市各金融机构、各相关部门在支持灾后重建过程中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为农村灾后重建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由于缺乏较为系统成熟的应急处置机制和前瞻性的配套措施, 在此期间积累的一些问题随着重建结束逐步显现, 对承贷金融机构经营管理造成较大压力。一是农房重建信贷投放任务在金融机构间分配不均衡。占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份额32%的法人金融机构承担了全市96.6%的重建贷款投放任务。因农户住房重建贷款期限均为3~5年, 导致承贷金融机构期限结构配置失衡。灾后重建期间, 承贷法人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增长21.33倍, 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59.6个百分点。二是风险承担主体不明确。承贷金融机构以商业性贷款模式发挥政策性支持作用, 但在贷款投放过程中损失承担缺乏与政策性贷款相对应的政策保障, 最终仅能以承贷金融机构拨备和资本覆盖风险, 出现权责不对等的情况。

(三) 缺乏科学系统的贷后管理机制

由于灾后重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范围广, 且事前未建立完善、具有针对性的重建贷款贷后管理机制, 对承贷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在贷后管理和贷款到期后的清收造成诸多障碍。一是贷款性质宣传解释不力。因陇南市农房重建实行“自筹1万、补助2万、贷款3万”的筹资模式, 且相关部门对贷款性质缺乏明晰的解释, 使部分借款农户将贷款和补助款混淆, 对还款形成思想障碍。二是信用环境建设未能及时跟进。灾后重建过程中对软环境建设重视不够, 未将灾区信用重建作为完善重建贷款贷后管理, 优化金融生态的重要措施, 对承贷机构贷款清收造成不利影响。三是贷款贴息制度设置不合理。陇南市农房重建贷款实行重建期内全额贴息制, 财政贴息在重建期内掩盖了贷款真实形态, 使承贷机构不能及时依据贷款形态前瞻性地做好拨备计提和风险处置工作。

三、经验及启示

(一) 完善融资担保机制, 防止风险向银行体系集中

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的模式, 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担保机制。一是完善农村政策性担保体系。加快发展政府财政出资控股或参股设立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在融资担保机构发展中的积极引导、增强实力、提高信用和风险补偿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完善商业性担保体系。大力发展法人资本、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 扩充已有担保平台。三是进一步扩大有效担保物范围。通过法律修订、法律解释、或者特许试点等措施, 逐步放松对农村抵押物的限制。如根据地域确定允许抵押的农村住宅房地产范围;根据用途, 允许农村经营性房地产抵押;允许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二) 因地制宜, 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贷后管理措施

一是加大信用知识和重建贷款性质宣传解释力度, 扭转部分借款农户对重建贷款性质的错误认识, 消除因宣传解释不力对金融机构清收贷款的影响。二是实行差额贴息制度。贴息期内, 承贷金融机构可按照贴息额的一定比例向借款农户计收利息, 贴息期满后将所付利息一次性返还或在贷款本金中扣除。进而培养借款人还款意识, 以便于金融机构准确了解贷款形态并做好风险的处置和预防工作。三是建立还款激励机制。对于提前还款的给予贷款借款金额一定比例的奖励或利息返还, 同时再次贷款时给予更简便快捷的审批和更多的信贷支持, 如果不能按时还款, 则可采取提高利率等措施, 促使逾期贷户早日还款。四是地方县乡政府应承担一定的贷款清收责任, 进而减轻金融机构清收压力。

(三) 加快推进巨灾风险处置机制建设

在巨大自然灾害风险波及下, 单个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损失极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 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的金融稳健运行。因而, 建立巨灾风险处置机制, 有效化解自然灾害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运营运行的不利影响, 对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相关法律法规,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推进作用, 建立健全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二是加强银保合作, 扩大农业保险、商业保险的覆盖范围, 缓释因自然灾害对微观经济实体造成冲击形成的风险;三是制定科学完善的巨灾风险金融处置应急预案, 加强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沟通协作, 提高巨灾风险应对效率和金融风险处置能力。

摘要：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家, 在实施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来自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支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策性灾后救助难以有效契合, 同时存在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 应对措施不完善等问题, 导致巨灾风险向金融机构聚集对金融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本文梳理了5.12地震后金融支持陇南市农户住房重建的做法、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就金融支持灾后重建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