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思维与语用学论文

翻译思维与语用学论文（精选7篇）

翻译思维与语用学论文 篇1

一、引言

语用学和文学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学科, 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各不相同。但是当语用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在某一个契合点相结合时, 就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文学语用学 (literary pragmatics, 简称为LP) 。文学语用学研究文学语言系统与文学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和文本产出与理解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 以及文学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共性条件。它是语用学在做跨学科研究时衍生出的子学科之一, 它涉及文学语言、文学理论等文学与语言两个学科的一系列问题, 自产生以来, 受到了广大学者关注。

二、文学语用学的发展

荷兰语篇语言学家Van Dijk和美国文学语言学家Pratt是最早把语用学应用到对文学语篇研究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 Van Dijk首先提出了文学语用学的概念, 认为语用学和文学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Pratt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可行性和意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文学作品分析。“文学语用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Traugott和Pratt合著的《文学专业学生的语言学》 (1980) 一书中。芬兰科学院早在1987年就设立了文学语用学研究项目, 并在亚波学院大学 (Abo Akademi University) 英语系设立基地, 次年召开了首次国际文学语用学的研讨会, 以及由Roger D. Sell主编的论文集《文学语用学》 (Literary Pragmatics) 于1991年出版, 标志着文学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文学语用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相继问世, 内容涵盖文学语用学的理论原则、方法论, 以及运用语用理论对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的分析等。

三、文学语用学与文学翻译

1.语用学与翻译。语用学研究的对象是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和语言及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同时语用学派认为翻译是信息交流活动, 译文和原文应对读者产生同等语用效力。翻译实现的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有效转换, 时刻受到语言符号外的其他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要实现交际中的动态等效转换。翻译要兼顾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和语用环境, 强调译文要符合译入语的规范和习惯表达式, 并且传达原语的语用意义。

2.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文学语用学的出现是语用学和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语言哲学和翻译学的“语言转向”向“语用学转向” 的结果与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建立的同时, 语用学也在蓬勃发展着, 并且出现了翻译的“语用学转向”这一历史性的翻译发展转捩点, 这给翻译学百家争鸣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随后, 在90 年代中期兴起了多元系统翻译研究模式。苏姗•巴斯奈特、勒菲弗尔等诸多学者又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之外的诸因素, 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译者目的等多元视角, 尤其是从文化的视野来研究翻译问题, 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这两个“转向”的基础之上, 文学语用学出现并发展起来。它将语用学的理论、方法与文学翻译研究结合起来, 把文学看作是人类的交际形式, 文学语言是交际素材, 而文学创作、欣赏和翻译是交际过程来进行研究。

3.文学语用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Wales指出, 文学语用学是在语言实用学、言语行为理论、篇章语言学和文体学等学科的发展成果上形成的, 它关注的是交往性和社会性语境中作为语篇的文学、读者接受, 以及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出自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真实的人际关系的语言特点。

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语言行为。小说、诗歌、戏剧的搞文学作品在进行文学翻译时要求兼具叙述性、抒情性和戏剧性, 在翻译文学作品时, 译者要兼顾文学语言系统的构成和搭配使用, 以及文学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探讨文学交际中语言现象、社会文化因素与作者和读者心理影响因素。文学语用学为译者提供理论基础。

四、结语

文学语用学作为语言学应用领域的新兴门类, 已经受到相当多的学者重视, 并且文学语用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初具形态, 这为今后对此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文学语用学对于文学翻译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恢复了修辞学与诗学自古已有的联系, 使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找到了新的契合点, 为文学翻译者提供了指路灯。

摘要：文学语用学是将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从而产生的一种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作品皆离不开翻译。本文从翻译的角度出发, 试析文学语用学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 从而得到更好的翻译作品。

关键词：文体语用学,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1]Van Dijk, T.A.Pragmatic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2]Wales, K.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M].London:Longman, 1989.

[3]曾文雄.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 2006, (8) .

[4]涂靖.文学语用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J].外国语, 2004, (3) .

[5]王卓, 洪宇.商务英语教学中多维度心理模型建构研究——以商务谈判课程为核心[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 (1) .

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是非辨 篇2

关键词：可译 不可译 语用等效翻译 零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外国语文2011年2月第1期的《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辩》一文中，罗国青教授提出零翻译可以解决不可译问题，并列举零翻译解决不可译问题的实例。通过举例分析对比零翻译策略和语用等效翻译策略，罗教授认为后者对例子的翻译不盡人意。因深受启发，在此冒昧地就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和不可译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二 可译与不可译；语用等效翻译与零翻译

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界自古即有的一对矛盾。邱懋如（2001）认为可译性是翻译的一个普遍原则；贾影（2002）认为，“不可译”客观存在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从本质上看它是由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导致的；而唐述宗（2002）则认为，不可译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或对某些人的，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所有东西都是可译的，但同时绝对没有信息丢失的翻译也是不存在的。其实，翻译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两者共存于文本中。这意味着原文文本的形式和内容有多少在译文中得到再现：再现的多，流失的少，文本的可译性就高；反之则低。任何文本都是可译的，但是绝对完全的翻译却又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可译与不可译只是程度问题。而所谓的不可译性则是翻译中存在的困难障碍，但是通过不懈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如古诗《静夜思》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但是马红军的《翻译批评散论》就收集了13种译文，钟述孔的《英汉翻译手册》则收集了10种。

针对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相继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翻译观或叫翻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与零翻译。

语用等效翻译观主张从语用学的角度，运用语用学理论解决诸如翻译所涉及的理解过程和重构过程中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语用意义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何自然，2004）。其追求的是立足于社交语用意义（功能）的分析，在语言文化的对比基础上，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不同层面上，不照搬原文的字面意义，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和结构等，大胆进行词汇、句法、结构等的调整，以使译文与原文一样传情达意，尽最大程度地达到语用等效。

零翻译手段早已存在，但其概念是由杜争鸣在2000年首次提出，而后邱懋如（2001）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可译性及零翻译》，首次正式全面地提出零翻译的定义和分类。邱教授指出，所谓零翻译就是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原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源语中的词汇故意不译；二是指不用目的语中的词语来翻译源语中的词语。刘明东（2002）进一步将零翻译分为绝对零翻译和相对零翻译。绝对零翻译的实现手段如：省译和移译；相对零翻译的实现手段如：音译、音义兼译、补偿、直译加注、归化等。

三 零翻译与语用等效翻译就不可译问题的对比分析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的某些固有特征属于不可译范畴，如语音的押韵、谐音、对联、字谜、古诗等在语言文字方面固有特性的体现，以及文化上的词汇空缺（如赤脚医生）、概念空缺（如“无为”思想）等。但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技能的提高，持语用等效观者则认为是可以逐个攻克的。罗国青教授提出零翻译是解决不可译的对策，并引用下面几例来分析对比语用等效翻译和零翻译的优缺，他认为零翻译才是可取的。

例1：What makes a road broad?

The letter B.

语用等效翻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门变阔？

“活”字。

零翻译观译文：

什么东西可以使road（路）变broad（宽）？

字母B。

（2）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语用等效翻译：

为什么“大”字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偷来“一”杠，不是“人”。（赵彦春）

零翻译观译文：

为什么字母D像个坏孩子？

因为它让ma（妈妈）变mad（疯）。

（3）What flower does everybody have?

Tulips.（Tulips=Two lips）

语用等效翻译：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泪花。（马红军）

零翻译观译文：

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

Tulips（郁金香，注意：Tulips与Two lips（两片嘴唇）谐音。）

就上例的两种翻译观或策略来说，罗国青教授认为第一种并非真正的翻译，因为“完全是汉语自己的字谜，看不到原文的一点影子”。而零翻译则是不可译的真正解决方案。它没有脱离“不可译”之客观原因的根源，是译者解决不可译的主观能动反映。上面例子的零翻译译文“保留了原文文字反映字谜的本来面目”。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上例中的体现，这有助于我们翻译理论的发展，提高翻译技能，培养辩证科学的翻译观。

我们看例（1）英文原文，它是个字谜游戏，游戏过程中主要包含了字的拆分（“road”+“b”=“broad”，即“broad”-“road”=“b”）。游戏设计者的主旨意图即例（1）所传达的众多意义的最重要的一种意义——语用意义：首先，游戏参与者在没有答案的前提下理解问句过程中通过耗费心智努力而辨认出此游戏属于字谜游戏的过程。从时间上看此过程或许很短暂，但却会是个很复杂的心智努力的种种尝试过程。如游戏中的关键词汇搭配road和broad会使游戏参与者投入心力去产生系列相关的联想（如要使路变宽的诸种方法等）。当心智努力的种种尝试失败后，便转向其文字本身所要传递的意义，此时游戏者便认出游戏的目的，或者说是游戏的种类，即文字的拆分。此游戏的乐趣就在于游戏参与者在辨认游戏目的和做出正确答案的过程中，做出种种尝试而所付出的心力，付出得多，得出正确答案后的那种乐趣就多。

现在，我们来看例（1）的两种翻译。通过语用等效翻译，译文中同样包含了拆字游戏（“门”+“活”=“阔”，即“阔”-“门”=“活”）。“门变阔”与“路变宽”有相同的意境，相同的思维，需要耗费相同的心力，从而得到同样的语用效果。游戏的目的和乐趣即游戏的语用意义得到很好的传递。目的语文化的读者以本土的思维和语言做出同等的心智努力处理，从而享受到同等的游戏乐趣。可见，原文和译文达到了近似等同的语用效果。罗国青教授对此例采用了零翻译手段，保留了原文中的三个关键词road、broad和B。很显然，游戏的目的通过原文的照搬而进一步凸显，游戏参与者不需要耗费心力便可明白其是拆字游戏，自然不需耗费心力，直奔目标（拆字）便可做出正确判断，游戏也就失去了乐趣，从而使翻译中原文的一种重要意义无法传递，导致重要意义损失。

因为情况基本雷同，对例（2）和例（3）两例中的零翻译译文不做赘论，我们且来欣赏其语用翻译译文。对例（2）翻译的难点在于英文原文中的字的拆分（ma+d=mad），赵彦春老师从语用等效翻译的角度，同样采取了汉字的拆分来对其进行翻译（“大”=“一”+“人”，“大”不是“人”），而且译文中巧妙地采用了“偷”字将原文的意境更加精确地翻译出来。至于例（3），罗国青教授认为马红军老师的翻译“泪花”失去了英文原文中的谐音（Tulips与Two lips）。请看此译：“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没花（梅花）”。显然，翻译中同样拥有了谐音（“没花”和“梅花”）。从译文的斟酌推敲来看，零翻译译文相对固定，也省时省力；而语用等效翻译译文则需要反复斟酌和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译文可能会一直处于变化中，因为语用等效是抽象的、无极限的概念，译文的语用等效程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就督促译界有志之士不断追求、不断进取，永不停息。

就文中的几例，罗国青教授对语用翻译译文的异议可能在于：例（1）中的road和broad并不等于“門”和“阔”，而字母B也不等于“活”；例（2）中的D不是“大”，ma和mad也不等于“一”和“人”，自然就不能把它们做出相对应的翻译。我们不能要求用一个英文单词来翻译一个汉语方块字（这样要求是极为荒唐的）（唐述宗，2002），反之亦然。在翻译实践中，为了真实地传递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当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发生冲突时，译者应舍弃语义意义而获取语用意义的对等，使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使翻译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对于文中几例的两种译文（语用等效翻译译文和零翻译译文），对于字谜游戏类的翻译来说，语用等效翻译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使原文的语用意义（作者或游戏者的意图）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而零翻译译文则凸显了原文的语用意义，使游戏难度降低，游戏者体会不到应有的乐趣。当然，采用此译，就意味着耗费大量心力、不断推敲斟酌，但是这不正是做学问者所需要的执着吗？

无可怀疑，零翻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翻译手段或策略，它以源语语言文化为标准，使源语语言文化走进目的语语言文化，尽量保留源语语言文化风貌，为进一步解决不可译问题做出重大的贡献。对文中三例，零翻译便体现了其独到的魅力（如省时省力，译文相对固定等），但它也和其它任何翻译手段一样都不是完美的、更不是万能的。语用等效翻译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源语和译语，分析探讨源语和译语的动态对等，从而达到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可见，零翻译和语用等效翻译这两种翻译观或者手段策略各有千秋，就翻译观或策略手段来说它们是无法实现对比的，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零翻译以源语语言文化为标准，其强调翻译标准；而语用等效翻译则强调翻译的语用效果。针对不同的文体，或语篇特点等，我们可以选取适合的翻译方法，译出最理想的译文。

四 结语

可译与不可译划分的标准是程度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源文信息丢失较多而保留较少，其可译度就低，不可译度就高；反之，则可译度高，不可译度低。可译性是翻译的普遍原则，不可译性指翻译中的难题，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就会逐步解决。因此，承认可译性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务的提高起积极作用，鼓舞着译界努力寻找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以克服更多传统上认为不可译的问题。

零翻译和语用等效翻译是具有不同侧重点、同为不可缺少的翻译理论、观点、手段和策略，前者侧重于翻译标准，后者侧重于语用效果，在翻译实务中各有所长、不可互相取代。只有全面分析对比源语和译语语言文化，结合各种翻译手段，尽量保留源语所传递的语言文化等各方面意义，才能做出最佳翻译。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二语语用发展的体验认知研究。项目编号：2009FYY009。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2] 侯国金：《双关的认知语用解释与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 刘明东：《零翻译漫谈》，《中国科技翻译》，2002年第1期。

[4] 罗国青、王维倩：《零翻译与不可译——零翻译本质辩》，《外国语文》，2011年第1期。

[5] 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试与邱懋如教授商榷》，《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6] 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中国翻译》，2001年第1期。

[7] 却正强：《论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争》，《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2010年第2期。

[8] 唐述宗：《是不可译论还是不可知论》，《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语用等值与广告翻译 篇3

语用学主要研究语言的使用,包括语言的使用环境——语境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语用学已经应用到诸如认知语言学、语言教学和翻译研究等学科之中。语用学对翻译有极强的解释力,语用学与翻译的结合为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待翻译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1]43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语用翻译已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如Hatim&Mason运用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理论等来指导翻译实践;[2]而Emst August,Gutt的关联理论翻译则认为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3]国内学者也对语用翻译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翻译不仅要做到译语与原语在语言结构和语义上的等值,还要达到语用上的等值。[5]语用等值实质上是一种等效翻译,强调译文与原文在表达效果上相似,在功能上与原文达到动态对等。语用等值翻译对广告这种实用文体翻译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 语用等值

“等值”一词一直是西方翻译界的核心术语,1951年雅各布逊在其论著《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指出,含有差异的等值既是语言最本质的问题,也是语言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1964年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将翻译标准表述为“动态对等”,认为译文对译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应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语用学的发展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给翻译等值论注入新的活力。翻译的根本任务在于传递原文的信息,即原语的意义,而“辨义乃翻译之本”。[6]23根据符号学理论,意义可分为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三种,语用学关注的是符号的语用意义。由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可以得出,话语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总是其字面意义,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中,说话者总是赋予其话语一定的意图,所以即便是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其含义也不尽相同。因而语用意义并不是从语言的内部系统来研究语言本身的意义,而是从语言所发生的实际环境来研究话语的实际含义,理解其言外之力、弦外之音。语用意义不在于说话者说了什么,而在于所说的话语意味着什么。语用意义所反映的是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是动态的含义而非静态的意义。语用等值所追求的是话语的语用意义的等值,即交际意图的等值。[7]也就是保证交际功能的对等,使译文与原文达到相同或相似的交际效果。语用等值指语言的运用价值相同,也即语言运用过程中的话语意义和语言结构在特定语境中所传达的实际含义,而并不是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由此可以看出,语用等值实际上是一种翻译的功能对等观或翻译等效观。语用等值翻译要求译者在进行英汉两种差异较大的语言转换过程中,必须考察原语使用的语言环境以及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在词汇、语法、语篇组织等层面对两种语言做适当的调整,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力求保存原作的内容,以求语用等值。[8]186因此,从语用等值的角度来审视翻译时,译文不管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如果它能传递原文的意图,实现话语的交际目的,就是一种成功的译作。

3 语用等值与广告翻译

3.1 语用等值对广告翻译的指导意义

从上文分析可知,语用等值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等效翻译,强调译文是否成功传递了原文语篇的交际目的,语用等值就是交际意图的等值,即交际功能的等值。何自然也认为语用翻译就是等效翻译,语用等效分为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前者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复制原文的明示意义(explicit meaning)和暗含意义(implicit meaning),相当于“动态对等翻译”,即不受原语形式之束缚,保留原作之内容以求等效;而后者则指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交际的等效翻译。[8]186可见,语用等值翻译特别强调译文的交际目的和功能,这对广告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广告就是广泛告知公众某种事物或活动,以引起受众的注意,从而采取某种行为的宣传手段。广告的意图十分明显,旨在通过宣传,引起人们消费产品或参与某种活动的行为。提供信息和劝诱读者是广告的主要功能,而广告的真实意图并不是要向读者提供信息,提供信息只是手段,是想通过提供信息的方式实现其劝诱的功能。广告语篇的最终目的是诱发读者的购买行为,能否影响读者是广告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语用等值的角度来考察广告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在译文中要将原文广告语篇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将广告语篇的话语意图(illocutionary act)再现出来。换句话讲,语用等值关照下的广告翻译要以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为旨归,以译语读者为中心,以目标语言和文化为导向,采取灵活恰当的翻译策略,从而成功再现广告原语的劝诱功能。

3.2 语用等值指导下的广告翻译实践

语用等值不仅在理论上适用于广告语篇翻译,而且对广告翻译实践也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英汉语广告的相互转换中要完全做到语言形式的对等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以求传递原语广告的意图,达到功能对等,获得语用等值。

3.2.1 采用创译的方法获得语用等值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实用文体,其语言要求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为了能有效感染读者,广告通常喜用简单句,讲究修辞。然而,英汉广告语篇在语言上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在语音层面,汉语属表意文字,而英语为表音文字,两种广告的语音修辞方式存在差异;在词汇方面,汉语广告较多使用四字词组和抽象概念的词语;在句法层面,汉语重“意合”,多用流水句,而英语重“形合”,在句子主干上面层层叠加从属成分。在进行英汉广告语篇的翻译转换时,要运用以目标语言文化为取向的翻译策略,灵活使用意译、调整、重写的翻译方法以求译文与原文功能对等,实现语用等值。如下面一则广告:

例1原文:Far beyond the ordinary in styling and performance.Brilliant new timepieces with a solid emphasis on perfection,and the unequaled accuracy of a quartz movement.Handsomely refined.Meticulously detailed.Elegantly slender.To keep you looking your best every moment.From Seiko.

译文:款式和性能都远远优于普通钟表,可谓尽善尽美,那就是精工牌手表。其石英元件走时无比精准、打磨细致、做工讲究、造型轻便。精工表使你赏心悦目、百看不厌。

广告原文中运用大量的形容词及形容词短语来描述钟表,如:“unequaled accuracy”,“handsomely refined”,“meticulously detailed”,“elegantly slender”等。译者没有逐词按原文翻译,而是以目标语为取向,根据汉语广告常用四字词组的习惯,考虑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心理,将它们翻译成为“无比精准、打磨细致、做工讲究、造型轻便”。译文广告读起来与原语广告在效果上一致,成功再现原文的语用等值。

3.2.2 改变文化意象获得语用等值

由于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其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其民族心理、思想观念、传统习惯和认知方式都有明显差异,一种文化里的意象在本民族读者的心里会受到欢迎和喜爱,而进入到另一文化读者的心理就并非如此,有时甚至非常反感,这种情况在英汉广告语篇中也相当常见。根据语用等值原则,翻译时应按照目标语读者的心理需求,用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化意象来替代原语广告中有可能引起心理排斥的文化意象,以便获得翻译的语用等值。

例2原文:衣食住行,有龙则灵。

译文1:Your everyday life is very busy,our Dragon Card can make it easy.

译文2:Your everyday life is very busy,our Long Card can make it easy.

原文为建设银行龙卡的广告,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神兽,在中国人心中是倍受欢迎的吉祥之物,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却是凶恶的动物,是一种不祥之物的代称。译文1保留原有的文化意象,没有考虑英语广告读者的心理感受,只会让目标语读者产生误解,哪会产生购买银行卡的欲望呢。译文2巧妙的避开文化差异,采用归化的翻译方式,用汉语拼音表示“龙”的读音,在英语中又表达了“长久”之意,可谓一石二鸟,更好的体现了广告的效果,再现了广告的感召功能,不失为一种成功的译文。

3.2.3 增删文化意象获得语用等值

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导致汉语里有的文化意象在英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这种情况就会造成翻译中的“文化缺省”;而有时原语中的文化意象如果直接传递到目标语中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遇到上述情况时,为了在译文中成功传递原文的交际功能,实现译文的语用等值,翻译时有必要删减不必要的文化意象,增加必要的文化意象,迎合译语读者口味,完成广告的劝诱功能。

例3 Lacov乐口福(饮料品牌)

例4 Poison百爱神(香水品牌)

例3这种饮料的名称在英语文化中不表示任何意义,是一个杜撰的饮料品牌,而译者为了使汉语译文吸引读者,将其翻译成“乐口福”,成了一个味道可口,有益健康,造福于人的品牌形象。例4这种香水品牌的名称在英语里是“毒药”,如果直译成汉语,势必让人望而生畏,译者采用音译,舍弃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使译语读者乐于接受,意欲购买,成功完成广告翻译的交际任务。

4 结束语

语用等值原则实质上是一种等效翻译,该原则强调在翻译中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应成功传递原语的交际意图,再现原语的语篇功能,从而实现语用等值。语用等值对广告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广告是一种旨在引起读者注意力,诱发受众消费欲望的感召型文本。语用等值原则指导下的广告翻译要以目标语言文化及其读者为取向,成功传达原语广告的交际目的,实现语用等值为宗旨。

参考文献

[1]吕俊.普通语用学的翻译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

[2]Haim B.Ian Maso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London:L ongma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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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宪才.语义语用与翻译[J].现代外语,1993(1).

[5]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王宗炎.辨义为翻译之本[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英汉文化差异与广告的语用翻译 篇4

【关键词】广告语言 语用意义 文化差异 等效翻译

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地增多。中国产品依靠品牌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广告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各个地区的文化背景和习惯、观念的的差异，使得读者对广告的理解因地而异。广告活动作为一种创作活动，实质上是文化的结晶。任何民族文化均对广告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因而，民族文化也必然影响和制约着广告语言及其表达。广告语言的创作只有注重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广告语言的语用意义与语用翻译

1.广告语言的语用语言等效。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必须重视语言的语境，翻译时根据语境辨认原词语的暗含用意。例如：广告词：It's the taste！（味道好极了），但在很多语境中的意思是“味道太差太糟糕了”。

2.广告翻译的社交语用等效。

（1）文化共性的社会语用等效翻译。广告翻译的社会语用等效要从社会文化交际的角度考察语言的使用。翻译者要对两种不同语言的语用原则熟悉，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能进行沟通语用意义的差异，实现等效翻译。

（2）文化异性的社会语用等效翻译。洗发香波名为Poison。Poison的原意为毒药或毒物，体现了一种逆向思维的命名方式。研究发现，一些女性追求野性的异国风情。名为Poison的洗发香波正是为了迎合这种情况，反而受到很多国家女性的青睐。在中国，追求野性风情的女性较少，所以在中国把产品命名为“百爱神”，符合了中国的文化。

二、文化差异与广告语言的翻译

语言文化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在广告语言的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不同的文化形态对应不同的思维方式，继而影响各自的语言。

1.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使各地人们对同一广告的理解因地而异。中西国际广告的跨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中国崇尚人文主义精神，强调“内省”、“克己”。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文精神强调道德规范，逐步使中国人形成内倾的性格。而西方人是外倾的性格，更强调大胆个性的外在形式。（2）不同的心理结构。中国国民心理结构稳固，讲求“仁”、“务实”，具有大统一观念、从众心理、小农意识、人情至上的特点。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较复杂松散。（3）不同的地域与人文环境。中西文化差异较大，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家庭观念比较强；而西方国家历史比较短，是迁移形成的，家庭观念淡薄，具有较强的个人主义和冒险的探索精神。

2.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文化的差异形成对文化的理解不同，不同的语言之间会有相悖的地方。导致“语用失效”，主要表现在文化差异影响且误导广告信息的获得，造成广告信息交流障碍。（1）文化差异影响广告信息的获得。广告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在不同的文化地区语言情况不同，要保证产品能够得到准确的表达，保证传递产品的形象与信息准确无误。（2）文化差异误导广告信息的获得。广告翻译过程中，对广告信息理解不到位，则会在翻译中误导广告信息的获得。（3）文化差异造成广告信息交流障碍。中西方对事物的理解方式不同，消费双方会存在信息交流障碍，所以广告翻译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购买者的消费心理。

三、广告翻译的跨文化语用失效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由于不明白对方的语义而造成了交际障碍，其中语用失误有重要的责任。

1.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失误。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失效主要表现为：

（1）片面的字面理解，不了解真正的语用意义。例如：千层饼译为“thousand-sheeted bread”，在语句中的 “千层饼”代指层数多，并不是有一千层，所以译成thousand-sheeted bread 会造成外国人的误解，要加入部分音译，译为“qianceng bread”。

（2）违反英语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在汉语中，啤酒、葡萄酒、白酒等酒类都用“酒”代替。但英文中“wine”，“ alcohol”，“liquor”和“beer”等都表示酒，并且表示不同的种类。“wine”仅指葡萄酒，“alcohol”为含酒精的饮料或液体，“liquor”指烈酒。所以在翻译时一定要注意英语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

2.广告翻译的社交语用失误。在中英广告翻译中，常由于忽略或不知英美文化中的特定准则和意义联想造成社交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化习俗的差异引起联想意义的差异，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引起社交语用失误、误用禁忌语。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广告的语言和诉求手法要尽可能与当地顾客的文化心理相吻合。

总结：由于各地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思维模式和语言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进行广告翻译用语时，要更加具有针对性。进行不同的翻译用语。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风俗习惯、文化习俗等实际情况做到准确表达，实现商品的有效推广。只有达到等效翻译，尽量避免语用失效，广告才能够达到有效宣传的效果，不断地树立企业品牌形象，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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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思维与语用学论文 篇5

上个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了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后来话语标记逐渐成为话语分析、语用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由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因此什么是话语标记,各家说法不一。英语中常常把and,but,so,or,because,then, now,therefore,well,however,oh,you know,I mean等词和词组看做是话语标记。

二、话语标记语的定义及特征

国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较晚。上世纪80年代国外对话语标记的研究日益成熟,并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以Deborah Schiffrin、Bruce Fraser以及Diane Blakemore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chiffrin(1987)认为,话语标记语被定义为依附在句子中的、非独立的、用来分割话语单元的话语成分,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Schiffrin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十一种话语标记语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话语标记语具有指向功能, 通过这种功能能够促进话语的连贯。Fraser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话语标记语的代表人物。Fraser(1990)形象地将话语标记语比喻成话语成分之间的“粘合剂”。他认为话语标记语在句法研究方面不是独立的语法范畴;在语义研究方面具有核心意义; 而其功能主要是语用方面的,并且对上下文的理解起着某种制约作用。Blakemore(2002)是以关联理论为基础研究话语标记语的,但她并没有给话语标记下定义。她认为关联原则制约着听者对上下文连贯的理解,而听者对连贯的直觉是为了寻求关联的结果。

三、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辨析与翻译

话语标记语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体现丰富的语用功能(冉永平2002),因此对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分析在翻译信息处理过程中至关重要。根据冉永平的分析,well具有转换话题、表明态度、 以及连接上下文等多种语用功能。本文以《绝望的主妇》第一季中的语料为实例,对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和翻译进行了分析。

1.转换话题的功能。

例(1)Mrs Huber: When it comes to discipline,sometimes you must be creative.

My mother knew that.Smart lady.Of course,she’s in a home now. And her mind has just turned to mush.

Lynette: Well,like I said,I should go back and get dinner ready.

Huber和Lynette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Huber告诉Lynette, Huber小时候在妈妈开车时调皮捣乱,妈妈将她放在半路,过了一会儿才回去接她,结果她就再没有捣乱过。但是跟Huber母亲有着同样经历的Lynette认为这样的方法太不可思议。这里的wel应该译成“你说的对”,表示同意上文观点,并且是急于转换话题,结束谈话。

2.表明态度的功能。

例(1)Mike: Just the two of us?

Susan: Well...and Julie.

Susan对Mike一见钟情,想邀请Mike共进晚餐,但是两个人并不熟悉,Mike确认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吃饭,对此Susa比较尴尬,她又不想让Mike太快知道自己的新意。因此,此处well是延缓标记,因为说话者需要时间来考虑怎么回答对方的问题。原文中没有翻译出来,我认为这里可译成 “呃......不是”, 加上“不是”更能明确表达其功能,促进上下文衔接和连贯。

3.连接上下文的功能。

例 (1)Rex: A dinner party? Do I have to go?

Bree: Well,given that we’re hosting it,I’d say so.

Rex和Bree是一对感情破裂的夫妻,但是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感情不好。因此Rex明知是妻子举办的聚会,但是仍不愿意参加,此处well表示一种承接,是对上文的解释说明和强调。因此这里well应该译成“当然”。

四、结语

本文在语篇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话语标记语well在美剧 《绝望的主妇》第一季语料中的使用情况,分析得出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标记语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话语标记语制约着语篇上下文的连贯,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只有将其放在整个语篇中进行研究,才能对其语用功能做出准确的定位,从而使上翻译更加准确。

摘要：话语标记语的翻译在实现话语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Hatim和Mason的语篇分析理论为基础,以美剧《绝望的主妇》字幕中的话语标记语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话语标记语well在语料中的语用功能及其翻译。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语篇分析理论,语用功能,Well

参考文献

[1]Blakemore,D.Relevance and Linguistic Meaning: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Marke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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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思维与语用学论文 篇6

1 汉语古诗中人称信息的表达方式

汉语古诗格律严谨, 对字数和用字都有严格的要求, 遣词造句时受到很大限制。古人做诗的目的多以叙事抒怀为主, 依据诗的主题内容决定人称信息的表达, 比如写景抒情诗中通常不含或含有较少的人称信息, 而咏史诗中则含有较多人称信息。由于汉语古诗多不以平铺直叙为主, 而更强调含蓄, 因此对于人称信息的表达也时常不直接体现在语言中。人称信息

在汉语古诗中的表达方式可归纳为三种:明示, 暗含, 替代。其中, 明示的人称信息最易辨认, 通常直接使用表达人称信息的名词或代词。暗含和替代两种方式所表达的人称信息则通常需要根据语意结合语境进行推导。下面就这三种表达方式分别加以说明和讨论。

1.1 明示

明示, 最直接地表达人称信息, 通常包括人名、职务、别称和称谓、人称代词等。这类表达方式按所表达的内容又可分为三种:一、因用典而提及古人, 这一种表达方式多为名词, 以直接使用人名或称谓居多, 如“岑夫子, 丹丘生” (李白:将进酒) 用人物的别号, “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李白:临终歌) 用人物的名字;二、诗人自称和称呼对方, 这一种表达方式多为人称代词, 偶用人名, 如“湖月照我影, 送我至剡溪”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用人称代词“我”, “李白乘舟将欲行” (李白:赠汪伦) 用人名“李白”指称诗人自己;三、吟咏对象, 即诗中所提及的除前两种外的人物, 亦即交际中的间接参与者, 这一种表达方式多为名词, 或确指, 或泛指, 确指时以人物的身份和职务为多, 如“萧关逢候骑, 都护在燕然” (王维:使至塞上) 用人物的职务, “行人刁走风沙暗, 公主琵琶幽怨多” (李颀:古从军行) 用人物的身份,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王维:鹿柴) 用名词“人”做泛指。对于以上三种表达方式而言, 诗人对信息的传达、对诗歌意境的塑造以及诗歌创作格式的要求对语言的选择起到了限制作用, 如“李白乘舟将欲行”一句, 与“我乘舟将欲行”在人称信息的表达上并无分别, 但考虑到诗歌字数和韵律的需要而选用人名而不是人称代词, 使用人名也更像是由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叙述。

1.2 暗含

暗含, 多为副词, 常作状语, 如:“欲行不行各尽觞”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 “同是宦游人” (王维: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这一类表达方式中, 又尤以“相”字使用最多, 其具体使用情况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指人与人之间, 如“儿童相见不相识” (贺知章:回乡偶书) ;另一种指人与物之间, 如“相看两不厌” (李白:独坐敬亭山) 。“相”字的使用, 是诗人在提及自己时的一种灵活的语言表达, 同时又涉及所吟咏的人或物, 充分体现了诗歌言简义丰的特点。虽然“相”字本身并不包含任何的具体人物所指, 但依据上下文语境, 却大多涉及诗人自己这一人称信息, 因此在对诗歌的理解和翻译时需酌情补足暗含的人称信息。除了以状语暗含人称信息外, 诗歌中使用的大量无主句也暗含人称信息。这种情况也极为常见, 主要因为汉语形式相对灵活, 允许无主句的大量存在, 使诗歌因字数限制或表意需要而不得不减少字数时便常选择省去主语, 但这给诗歌的理解与翻译带来了难度, 如“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贺知章:回张偶书) 。此外, 在对人物进行描写时, 比如提到身体部位或衣着饰品时, 也通常暗含了所有者的信息, 在翻译中经常通过修饰语补出, 如“玉颜不及寒鸦色” (王昌龄:长信秋词) 中要补出谁的“玉颜”。

1.3 替代

替代, 通过描述身体部位或衣饰或所有物等内容来传达人称信息, 与修辞格中的借代近似, 这种情况需要根据语境确认人物信息, 如“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王绩:野望) , 以坐骑“猎马”代指猎户;再如“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题都城南庄) 中的“人面”代指诗人所遇之人。

2 人称信息的语用解读与翻译对策

汉语属意合语言, 汉语古诗具有用语简练而含义颇丰的特点, 又因为中国文化注重含蓄而使诗歌语言更多隐晦的特征。因此, 许多信息, 尤其是人称信息, 大多隐藏在语境之中而并非直接表达。英语属形合语言, 即使诗歌这种注重简练表达的文体形式, 其语言也多具有完整的句子结构, 符合语法规则, 主语很少省略。对于上述分析的人称信息的三种表达方式, 汉诗英译过程中通常采取不同的翻译对策。

明示在翻译中通常以直译为主, 译文中多用名词或人称代词直接表达出原文所包含的人称信息。但是, 这样的直译并不是字字相对的死译, 而是基于对原诗人称信息的充分理解和准确表达的基础之上。如“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中的“古人”并没有简单译作the ancient men, 而是译为the great men of the past, “来者”也没有译作the men to come, 而是译为those of future years。原诗中的“古人”一词, 并非指所有先于诗人存在的古人, 而是指“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 (萧涤非等, 2004) 。该诗是诗人因进言遭拒并被降为军曹后, 因屡遭挫折而觉报国无望, 登上幽州台时所发的感慨。因此, “古人”是诗人对先贤的追思。由此可见, 对于汉语古诗的人称信息, 不但要掌握字词的本身意义, 还要依据上下文以及写作背景等宏观语境进行理解, 这样才能做到准确的翻译。再如“李白乘舟将欲行” (李白:赠汪伦) , 句中“李白”是诗人的自称, 通常说话人的自称都是使用第一人称代词, 称呼听话人或第三方时才使用名称, 此处因为考虑到诗歌字数与韵律的要求。译文为I, Li Bai, sit aboard a ship about to go (许渊冲, 2000:189) 。用第一人称代词I标明是诗人自称, 用Li Bai做同位语与原诗对应, 既体现了说话人的角度, 也保留了原诗的人称信息, 同时又满足了六音步的音节数量, 可谓一举数得。

暗含在翻译中通常以转性译法和增词译法为主。转性译法就是“在翻译过程中, 根据译文语言的习惯进行词性转换” (冯庆华, 2002:66) 。增词译法则是“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 (同上:58) 。暗含的人称信息通常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确定, 如“相见时难别亦难” (李商隐:无题) , “相看两不厌, 唯有敬亭山” (李白:独坐敬亭山) 。从词的构成来看, 两句诗中的“相见”和“相看”基本一样, 但所指不同, 这是依据在宏观语境下对诗歌的具体分析。“相见时难别亦难”译为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许渊冲, 2000:565) , 将副词“相”转性译为介词短语for us;“相看两不厌”译为Gazing on Mount Jingting, nor I/Am tired of him, nor he of me. (同上:181) 其中“相”转性译为人称代词I, 并增译出him, he, me以符合英语的句法结构。再如“独”字的使用, “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译为Here and now I alone shed tears. (同上:35) 其中增译出“独”所包含的人称信息, 即诗人自己I。对于以无主句形式暗含人称信息的情况, 汉语古诗的“作者在许多诗中是毫无疑问的主语, 而在古诗中由于字数, 韵律的需要, 主语常常省略。在英译本中考虑到读者的理解问题, 人称代词经常被添加来作主语。” (周晓博, 2012:259) 如“誓扫匈奴不顾身” (陈陶:陇西行) 增译出第三人称主语they, 译作They would lay down their lives to wipe away the Huns. (许渊冲, 2000:587)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 则增译出第一人称主语I, 译作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同上:141) 替代在翻译中或用意译, 或用直译加增词译法的方法。意译如“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王绩:野望) , “猎马”与“牧人”相对, 实际指猎户, 因此译作the shepherd drives his herd homebound;/The hunter loads his horse with game. (同上:11) 其中“猎马”意译为the hunter, 是译出其所包含的人称信息, 两句中各增译物主代词his, 既符合英语表述的习惯, 又满足了音步的需要。直译如“人面不知何处去” (崔护:题都城南庄) 中“人面”虽指诗人曾邂逅的少女, 但仍直译为pink face, 同时增译定冠词the以与前文呼应, 该译文仍保留了借代的修辞手法。

汉诗中的人称信息, 根据不同的表达方式, 须以不同的翻译方法进行处理, 但准确的翻译则必须以在语境下对原诗的正确理解为前提。

3 结束语

本文从语用学视角对汉诗中人称信息的表达方式和翻译对策进行了分析, 指出汉诗中人称信息的三种表达方式为明示、暗含和替代, 在翻译中需要依据语境和译文表达的要求而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本文仅是语用视角下对汉诗英译的初步探索, 以期对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与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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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翻译思维与语用学论文 篇7

公示语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实用语言, 是一种公开和面对公众的, 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的特殊文体。公示语是国际化都市、国际旅游目的地语言环境、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示语在公众和旅游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对公示语的任何歧义、误解、滥用都会导致不良后果。错误的翻译会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形象和对外交流, 也给外国游客带来诸多不便。吴伟雄在《中文标语英译浅谈》中写到:“标语口号的翻译, 主要是英译, 越来越成为开放城市一个不可回避又颇感棘手的问题。”因此, 统一规范服务行业的公示语, 创造一个促进文明、经济交流的便利空间, 是目前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世界各国政府, 不同行业, 赢利和非赢利机构都极为重视公示语的规范和标准使用。“以人为本”在公示语使用和翻译方面不是一项“准则”, 或是一句口号, 而应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国际化、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都对公示语研究、翻译提出了迫切、严格的要求和期待。公示语的汉英翻译实际就是基于公示语应用特殊语境和特定功能, 特定受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需求进行特定信息或文本的功能对等、转换对应的运作。公示语种类繁多, 涉及范围较广, 包含具有规范、调节、制约、信息等功能的公共场所公示用语, 以及企业、地区、媒体、产品、服务、活动等的标语、告示或广告语。

1.银行专业术语 (金融词汇) 公示语的翻译

基于银行的特殊性与专业性, 银行的公示语中存在大量与业务相关的专业术语。因此, 在英译的过程中是否了解银行业务的背景知识, 是有效进行语际转化的关键。就银行的业务种类而言, 主要可以根据服务对象和具体业务种方式来分。根据服务对象分可将银行业务分为对公业务和个人业务;根据具体业务分可将银行业务分为储蓄业务、信用卡业务等。翻译中应多参照国外银行已有对应术语表达法进行转化。例如:调查中发现“对公业务”常用的英译为“Corporate Banking”或者“Business Banking”, “个人业务”或“对私业务”通常译为“Private Banking”或者“Personal Banking”, 具体译法基于不同银行而不同。通过走访发现, 美国银行营业大厅的表述为“Business Banking”和“Personal Banking”。通过语用学的研究, “Corporate Banking”专门针对大型企业或者机构, 而“Private Banking”主要针对优质客户, 最后本课题会建议银行的“对公业务”与“对私业务”采取“Business Banking”与“Personal Banking”的英译。金融专业术语具有词义的单一性 (陈黎峰, 2006:23) , 因此在翻译中应注意统一表达, 这样有利于行业形成规范, 也便于外国顾客理解。

2.银行服务性、指示性公示语的翻译

作为服务部门, 银行必须标识出服务性用语, 或者指示性公示语, 例如大堂经理, 叫号机, 填单台等。考虑到广大公众的文化水平, 公示语往往使用常用的词汇, 避免使用生僻词语、古语、俚语和术语 (贺学耘, 2006:59) 。因此一些通用型的公示语翻译中应当把握易懂的原则, 选择公众熟悉词汇。例如, 有的银行将迎宾台英译为“concierge”。该单词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不高, 建议改为更加通俗易懂的“Information Desk”。另外, 作为服务性行业的公示语, 银行使用的公示语应注意礼貌和体谅。如“残疾人优先窗口”在美国为“Window For Disabled”, 若译为“Special Window For the Disabled”不仅字符较长, 且会让顾客觉得自己因“特别”而有别于常人, 会感觉被区分对待。

3.其他原因

目前, 个别银行的公示语英译存在语法错误、拼写错误, 甚至使用拼音代替等现象。如“个贷业务”被英译为“Gedai Business”;“电梯维修请走楼梯”被英译为“Elevator mistake, please stairs”等错误翻译。

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认为, 语言的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 而不是传统交际理论所认为的编码——解码过程。人们总是以相关的认知环境为出发点来认知新事物, 即通过在交际双方共知的认知环境中寻求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 来推断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达到目的。关联理论把翻译看做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 最佳关联性则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由于不同语言的话语方式不同, 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非本族语者有时不理解本族语者的语用含义而没有做出恰当的反应, 托马斯 (1995:91) 将此类交际失败成为“语用失误”。语用失误又被分为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语言语用失误是指第二语言习得者附加在语言上的语用意义完全不同于操目的语的本族人的语言习惯。如“小心台阶”被英译为“Be Careful Step”。“小心”在英语中不用“be careful of”。这里的“小心”是“警示—beware of”, 不是特别“细心—be careful”的意思。为此, 涉及汉语“小心”的英译, 如“小心路滑”可以有两种译法“Beware of Slippery Road”或“Caution:Slippery Road”;“小心地滑”译为“Caution:Wet Floor”或“Watch Your Step”。而社会语用失误则是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语言形式选择上的失误。汉语公示语中, 有关“禁止……”之类的命令式祈使句随处可见。这种表达法的特点是凝练简洁、醒目易懂。从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出发, 作为社会指令信息, 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 一旦将它们译为英语, 我们则需要考虑是否具有对等的接受程度。根据英语国家 (强调消极面子) 的语用原则, 得体性往往产生于间接、含蓄, 过于直露的、强加性的禁止用语不是很受欢迎。正因为如此, 我们经常看到被动句式、无人称主语句式和名词短语在英语告示语中大量应用。所以“禁止吸烟”或“禁止乱丢垃圾”正确译法应为“No Smoking”和“No Littering”。

作为城市对外宣传、交流的窗口之一, 银行的文化环境以及语言环境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更正或者改进银行的公示语不仅有利于规范银行系统氛围, 更有利于方便外宾顺利的办理相应业务, 以此提升大连这个旅游城市的国际形象。

摘要：作为城市对外宣传、交流的窗口之一, 银行公示语的重要性在大连这座旅游城市越来越凸显。本文选取大连市中、工、建、农、交五大银行以及个别地方性银行的公示语英译预料, 对目前银行公示语英译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通过语用失误方法研究, 指出目前公示语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语用失误理论, 本文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错误翻译进行分析, 并提出修改意见。

关键词：公示语,英译,语用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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