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精选11篇）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1
摘要：现阶段,我国制造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首先研究劳动力需求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的影响。其次计算了2010年我国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判断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供给情况。结合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情况,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就业数量增速大幅放缓较大程度导致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速放缓。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在理论上较为充足。因此判断劳动力就业数量增速放缓的原因有可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受经济和政策因素等影响了实际转移的效果。同时也有可能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调整了资本劳动比,逐渐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替代,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逐渐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劳动密集型,剩余劳动力
前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从制造业本身来看,涉及农副食品加工业等30 个行业。根据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贡献度比较,将制造业划分为两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其中,本文中所指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分析近年来制造业结构变化,以2002 年作为基期,2002 ~ 2010 年作为计算期。2002 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增加值占制造业整体仅33% 。而2010 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增加值占制造业整体比例继续下滑至29% 。反映我国制造业已表现出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速明显放缓,远远落后于那些资本密集型行业。
本文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研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原因。一方面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的贡献,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于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判断是否仍有足够丰富的劳动力,为满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就业人员。
1 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文献研究来看,研究劳动力和制造业发展的理论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以马歇尔( 1890) 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以研究劳动力数量和产业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为主,通过构建模型,将具备不变增长率的劳动力引入模型。库兹涅茨( 1955)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美国的国民收入和产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生产函数中,除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数量,还存在其它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随后,索罗( 1957)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技术进步作用下的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舒尔茨( 1962) 提出人力资本在影响产业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并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界定,包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水平等。影响产业增长的因素不再只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卢卡斯( 1988) 将人力资本引入索罗模型,提出了以人力资本外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将借鉴卢卡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的模型中,引入劳动力、物质资本、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制度等因素,通过构建模型,计算不同要素的弹性系数,研究劳动力相比于其他要素,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的作用。
国内外文献中,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最早在上世纪50 年代就由刘易斯在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原因,刘易斯认为,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这些剩余劳动力并不产生任何价值,可以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提供数量上的保障。拉尼斯- 费景汉( 1964) 创立了拉尼斯- 费景汉理论。它强调了传统部门在转移剩余劳动力过程中,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的过程及其重要性。只有在保证农业生产率与工业化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增加农业剩余从而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地被释放出来,为工业部门提供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乔根森认为,传统部门中的劳动力不存在边际产量为零的情况,对于所有的农业劳动力来说,对农业总产出都是有贡献的,即边际产量始终大于零。之所以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存在农业剩余,即农产品剩余。在消费结构变化和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下,都有可能继续增加农业剩余,从而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于城市部门平均工资水平较高的考虑,同时还在于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即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如果预期收入较继续留在农村高时,那么就会发生转移的决策和行为。本文借鉴乔根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思想,考虑在不影响农业产出的前提下,成本最优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农业资本投入,从而进一步与实际农业劳动力投入对比,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并结合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因素,估算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
2 劳动力供需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理论分析
从要素贡献度的角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相比于资本和技术、制度等因素,劳动力数量对其产出的影响贡献较大。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速放缓,落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数量的供需有关。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依托国内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从事组装和简单生产加工为主,技术含量低,产业附加值不高。因此,从长期来看,只要有持续廉价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一直停留在产业价值链低端,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假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长期保持不变,符合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假设前提。同时从相对于劳动力要素投入数量变化来看,劳动力是可变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则视为不变生产要素。
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来看,分析就业人数对劳动密集型产出的影响,借助于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来解释。根据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不同,在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影响下,仅考虑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的增速会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 高速增长阶段、增速放缓阶段、增速下降阶段。其中,产出高速增长阶段,即随着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每新增单位劳动力所带来的产量增加,且增量的增速递增。产出增速放缓阶段: 即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增加到一定规模后,每新增单位劳动力所带来的产量继续增加,但增量增速呈递减趋势。产出增速下降阶段: 即出现每新增单位劳动力所带来的产量下降。当出现后两个阶段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增加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投入,比如资本。
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反过来也会对劳动力投入有影响作用。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假设前提下,不考虑劳动生产率在技术进步下的提升,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受产业的产量影响,产量提高时,势必会增加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但这种对于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吸纳能力也会随着上述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同。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由于技术含量低,对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或者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要求不高,所以假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人员是同质的。劳动力供给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能否为产业发展提供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数量来体现。很大程度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因此,理论上,只要农村仍有剩余劳动力存在,且具备可转移的条件,则劳动力供给将能够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就业人数。
3 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
3. 1 劳动力需求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证研究
3. 1. 1 模型的建立
借鉴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国内学者王金营等人以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模型,如下所示,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对产出的影响。
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为:
其中,H代表卢卡斯所说的有效劳动投入,h代表劳动力具有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得到增长模型为:
由上式可以得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等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和作用大小。
现代经济理论中,除了要素投入外,制度因素也成为影响产出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王文博等( 2002) 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4 个方面。其测算的1981 ~1999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 225。袁开洪( 2006) 在研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与产业增长关系的定量分析时,曾在模型中采用王文博等( 2002) 对于制度变迁指数的计算方法,估算1978 ~ 2002 年制造业中,制度因素对于产出的弹性系数为0. 437,仅次于劳动生产率0. 452 的弹性系数。
借鉴上述模型和理论,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Y代表工业增加值,C代表劳动力投入,I代表物质资本投资,T代表技术进步因素,N代表制度因素,S代表劳动生产率。
3. 1. 2 数据来源和选取
数据主要取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选取1996 ~ 2011 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取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上述行业的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汇总。由于制造业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在2008 年以后的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没有专门的统计,本文通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估算得到。
劳动力就业人数取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上述各行业的全部从业人数年平均数汇总,物质资本投资取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制造业各行业的固定资产合计( 可以理解为: 扣除折旧后的固定资产净值加上当年固定资产投资) 。
对于技术进步因素,本文选取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上述制造业各行业的研发人员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考虑到研发人员数量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研发投入规模,与技术进步程度正相关。其中,2009 年以前数据来源于各年度各行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人数,2010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各年度各行业的R&D人员数量。
对于制度因素,考虑到行业中企业单位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程度,比如数量越多,通常说明进入门槛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竞争更加激烈。因此,简单处理,本文选取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企业单位数量作为制度因素的工具变量。
对于劳动生产率,则利用工业总产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计算得到。
具体数据如表1 所示。其中,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均扣除了价格因素。
3. 1. 3 计算结果
( 1)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整体
由于上述因素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首先通过主成分法对上述因素提取主成分。利用SPSS计算,特征方程的两个最大的特征根分别贡献了78. 5% 和20. 8% ,两者合计99. 3% 。因此,利用上述两个特征根能够代表原来5 个因素中99. 3%的信息。经过整理,两个主成分分别为:
F1= 0. 461Ln C + 0. 481Ln I + 0. 492Ln T +0. 330Ln N + 0. 453Ln S
F2= 0. 392Ln C - 0. 290Ln I - 0. 189Ln T +0. 739Ln N - 0. 425Ln S
将F1和F2作为解释变量,Ln Y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SPS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
其中,R2= 0. 986,F = 475,Sig = 0. 000。对F1和F2的t检验Sig分别为0. 000 和0. 001。因此,F检验和t检验均是显著的。
将F1和F2还原回原来的变量,得到计量模型为: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相比于其他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最大,为0. 472,即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 ,将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0. 472% 。在1996 ~ 2011 年间,结合各要素的年均增长率和弹性系数,计算各要素对于产业增长的贡献。通过计算,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的贡献占产业增加值整体增长的38% 。同时,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因素也表现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较大的贡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分别为34% 和30% 。
而劳动力投入在1996 ~ 2011 年间,如表2 所示,弹性系数低于其他要素。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的贡献占比仅1. 61% 。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速明显放缓,以及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较低构成了劳动力投入对于产值增长贡献较低的直接原因。其中,前者的影响相对更大。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力投入数量有抑制。因此,平衡好劳动力投入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对于发挥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中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
( 2)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各行业
同样利用上述模型和方法,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业的每个行业进行计算。各行业中不同因素对产业增长的弹性系数如表3:
由表3 可知,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均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物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3 个因素,劳动力数量相比于上述因素,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已逐渐减弱。尤其是部分行业,如烟草制造业和纺织业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已呈现负值,即继续增加劳动力投入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因此,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已逐渐向资本密集型转型。
3. 2 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实证研究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产量的增加,理论上对于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也将呈现递增的趋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来看,如表4 所示,数量上确实保持了增长的趋势,但增速已明显放缓。
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劳动比,根据资本劳动比直观反映产业发展对于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变化。计算结果如表4 所示:
1996 ~ 2011 年,资本劳动比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只有2003 ~ 2005 年,资本劳动比出现短暂的下降。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物质资本投入已对劳动力投入形成明显的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继续引入就业弹性概念,即单位产值增加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情况,进一步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吸纳能力的变化,用公式表示为: 就业弹性= 就业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由表5 可知,就业弹性整体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吸纳能力显著下降,与上述资本劳动比呈现上升趋势反映的结论一致。
4 关于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测算
本文通过计算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数量来判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4. 1 生产函数法
基本思路是通过回归得到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然后利用拉格朗日函数,计算在不影响当年农业产出的前提下,资本和劳动力成本最小化下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从而根据实际农业劳动力与最优化条件下的劳动力数量的差额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王红玲( 1998) 使用C - D函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将经济系统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二元经济结构,再利用拉格朗日函数对整个系统求最优化解,估算1998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1. 17 亿。
4. 1. 1 计算模型
根据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 ALαKβ,两边取对数,农业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Y是农业产出( 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值) ,A代表技术水平和耕地面积等因素,K是农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 农业资本存量) ,L是农业劳动力人数(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
4. 1. 2 数据
农业产出和农业劳动力人数来源于 《国家统计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在实际计算中,扣除价格因素,以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值进行计算。
其中,农业资本存量的计算采取永续盘存法。其中,糜韩杰( 2008) 利用1980 ~ 2006 年的数据进行过计算,本文在此基础上,利用 《国家统计年鉴》中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行业分”的农、林、渔、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补充2007~ 2010 年数据( 《国家统计年鉴》2011 年未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1990 = 100) ) 。其中折旧率采用王小鲁( 2000) 的估计值5% 。表6 所示2007 ~ 2010 年的农业资本存量:
亿元
4. 1. 3 拟合农业生产函数
利用SPSS,对ln Y = ln A + αln L + βLn K进行多元回归。得到农业生产函数为:
其中,回归方程的拟合系数为0. 941,F =213. 8,Sig = 0. 000。对L和K的t检验,Sig =0. 000。因此F检验和t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
4. 1. 4 最优就业量估计
借鉴乔根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思想,考虑不影响农业产出的前提下,成本最优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农业资本投入。建立拉格朗日函数,如下所示:
其中,w是农业劳动力成本,这里用按行业分城镇单位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村居民收入中的家庭经营收入( 近似认为纯农业收入,收入中扣除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收入) 的加权平均,r是资本成本(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Y0是已知的当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实际值。
最优化问题对应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根据拉格朗日函数一阶条件求导得到:
将k用L代替后,代入Y0的等式中,可以得到最优配置下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以2010 年为例,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根据 《国家统计年鉴》和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年,农林渔牧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6717 元,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375. 7 万。2010 年农村居民平均家庭经营收入2832. 8 元( 扣除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收入) ,农村农业就业人数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去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即27555 万。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农业劳动力平均成本w = 3020 元。
在农业生产函数中取Y0= 2010 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因此,在不影响2010 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前提下,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投入成本最小的约束条件下,最优的劳动力数量为2. 0186 亿,换算为20186 万人。考虑到2010 年,第一产业实际就业劳动力数量为27931,因此,根据生产函数法计算得到2010 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为:27931 - 20186 = 7745 万人。
4. 2 比较劳动生产率法
比较劳动生产率推算法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该方法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应该达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如果达不到社会平均生产率,则认为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2000 年四川省农调队课题组在 《四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跨世纪研究》报告中曾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推算法来估算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公式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 农业实际从业人数- 农业增加值 ÷ ( 国内生产总值 ÷ 社会劳动者人数) 。
结合中国农业发展阶段和特点,考虑到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科技含量低,现代化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低,集约化程度不高,仍以小规模种植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下,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存在较显著的差距。本文假设农业生产率仅需达到全社会平均生产率的50% 时( 2010 年实际仅为27. 5% ) ,则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01202 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533. 6 亿元,社会就业人数为76105 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7931 万人。通过计算,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下的农业就业人数应为15378 万人。因此比较老动生产率方法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27931- 15378 = 12553 万人。
综合上述两种方法,判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介于8000 ~ 12000 万左右,取算术平均后2010 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1 亿左右。反映我国仍然存在较为丰富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城镇化的推进,还将继续释放剩余劳动力。
4. 3 具备可转移条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测算
根据上节讨论,2010 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约1 亿。即如果将该部分劳动力全部转移,在保证一定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将不会影响第一产业产出。但是,从实际转移情况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并不完全等同于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别分析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可转移的主要因素。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主要分析年龄因素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
4. 3. 1 年龄因素
分析制造业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在需求。以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群为例,取2002 ~ 2010 年数据,如表7 所示,从绝对数量的占比来看,青年、中青年和中年人群构成了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主力,三者占比超过90% 。从占比的变化来看,上述三大主力人群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青年的占比呈现较大增幅,中年占比增幅次之,而中青年占比出现下滑。因此,判断青年和中年人群未来仍将是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主力。因此,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30岁以下的青年和40 ~ 50 岁的中年相对更容易转移到制造业中。
根据2008 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告( 第五号) 显示,农村现有劳动力资源中,20岁以下占13. 1% ,21 ~ 30 岁占17. 3% ,31 ~ 40岁占23. 9% ,41 ~ 50 岁占20. 7% ,51 岁以上占25% 。假设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 亿,从向制造业转移的角度看,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5110 万( 30 岁以下的青年和40 ~ 50 岁的中年) 。
4. 3. 2 受教育程度因素
分析制造业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在需求。以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群为例,取2002 ~ 2010 年的数据,如表8 所示,从绝对数量的占比来看,初中和高中人群构成了制造业就业需求的主力,两者占比超过80% 。从占比的变化来看,两大主力人群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初中的占比呈现较大增幅,而高中占比出现下滑。因此,初步判断初中人群未来仍将是制造业就业需求的主力。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初中学历人群也就更容易转移到制造业中。
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年,农村现有劳动力资源中,未上过学的占5. 7% ,小学程度占24. 4% ,初中程度占52. 4% ,高中程度占12. 1% ,中专程度占2. 9% , 大专及以上占2. 4% 。假设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 亿,从向制造业转移的角度看,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约5240 万( 初中学历) 。
因此,从需求的角度,考虑制造业劳动力的年龄因素和受教育程度因素,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5000 万左右。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因素。未考虑户籍制度影响,转移劳动力的心理因素,情感因素等非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将剩余劳动力作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通过对转移收益和转移成本进行比较,判断转移的经济性。
从成本的角度,在转移过程中,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部分。其中,直接成本包括: 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异地迁移成本、在城里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成本、以及在城市中找工作所需的就业成本( 咨询、培训、体检、押金等) 。机会成本即转移劳动力放弃在农村务农取得的收入。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其转移不影响农业产出,但实际转移过程中,多为青壮年群体,不能忽视其在转移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存在。
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由于身份未转换,享受不到其他社会福利,更多地仅表现为工资性收入。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从净收益( 收益———成本) 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是否转移,或往哪个区域,哪个行业转移。
分东中西部地区来看,以2010 年为例,计算不同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差值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的净收益考量。计算得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净收益的平均水平分别为7300 元/人年、4861 元/人年、4026 元/ 人年。因此,从净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仍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区域。但是考虑到劳动力的成本,我国亟需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国家在引导剩余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方面可通过出台更多经济因素以外的有利政策,达到吸引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否则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虽然总量上仍然存在较丰富的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从区域结构上来看,可能部分区域面临供给不足的可能。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拉动的角度来看,1996 ~ 2011 年,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投入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劳动力投入却表现出对产出增长较低的弹性系数,劳动力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结合各要素年均增长率,分析各要素对于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速较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的拉动仅贡献0. 16% 。而劳动生产率、物质资本投入对产业增长的拉动分别贡献了3. 86% 和3. 5% ,远远领先于劳动力。通过资本劳动比及就业弹性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变化,也验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正在不断降低,以及物质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替代。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供给情况。从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因素,估算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有5000 万左右。因此,理论上,从供给总量来看,现阶段在数量上劳动力供给能够满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判断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需求放缓的原因,除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劳动力需求形成的一定程度的抑制,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受经济和政策因素等影响,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转移的进程较慢,劳动力出现结构性供给不足,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可能是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产业若继续加大劳动力需求,带来的边际报酬将不足以支付边际成本,使得产业逐渐转变增长方式,依靠资本投入拉动增长。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2
第一条 本合同____年____月____日生效，____年____月____日终止。
其中试用期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
第二条 乙方担任________岗位（工种）工作。
甲、乙双方对乙方岗位（工种）的其他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条 甲方．应在乙方上岗前对乙方进行职业安全卫生、产品质量管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企业规章制度方面的培训。
第四条 甲方按照国家劳动安全卫生的有关规定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发放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
第五条 甲方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严格实施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
乙方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不违章作业，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第六条 甲方采取以下____形式向乙方支付工资：
（一）月工资____元，试用期间工资____，甲方每月____日前向乙方支付工资。
（二）日工资____元，试用期间工资____，甲方前向乙方支付工资的时间为每月____日。
（三）计件工资：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由于生产经营任务不足导致乙方待岗的，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生活费为____元。
双方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甲乙双方对工资支付的其他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条 乙方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甲方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乙方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乙方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甲方因工作需要执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应事先报所在区、县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甲方安排乙方加班加点的，应按国家规定向乙方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第八条 甲方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乙方办理工伤、大病医疗社会保险。
第九条 乙方违反岗位质量规范、加工产品的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甲方相应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随时解除本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有偷拿财物、赌博、吸毒、打架斗殴行为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甲方规章制度，符合甲方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
（五）严重违反产品质量管理规定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被处罚拘留或劳动教养的；
（七）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一条 乙方解除本合同，应当提前____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乙方擅自离职，应当承担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二条 乙方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个人失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四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甲方所在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悖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第十七条 本合同附件如下，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____________（公章）
乙方（签章）：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者 委托代理人（签章）：____ _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甲方（用人单位）：
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乙方（劳动者）：
住址：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就甲方招用乙方一事，经协商一致达成本合同，供双方遵照执行：
第一条、劳动合同期限：
1、本劳动合同为（选择其中一项并填写完整）：
A、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B、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 年 月 日起。
C、以完成 工作为期限。
2、本合同包含 个月的试用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工作地点： 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路 号。
第三条、工作内容：
1、乙方同意在甲方 部门（或岗位）担任 职务，乙方具体工作内容按照甲方的岗位职责要求执行。
2、若因乙方不胜任该工作，甲方可调整乙方的岗位并按调整后的岗位确定一方的薪资待遇；如乙方不同意调整，甲方可以提前30日通知乙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按照国家规定发放。
3、在工作过程中，因乙方存在严重过失或者故意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第四条、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1、工作时间：标准工时制，甲方保证乙方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具体工作时间由甲方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安排，乙方应当服从。
2、休息休假：甲方按照国家的规定安排乙方休息休假。
第五条、劳动报酬：
1、乙方月工资标准为人民币 元，其中试用期内工资为人民币 元；
（若实行计件工资的按照以下标准计法工资：）。
2、因生产经营需要，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在休息日或者法定休假日工作的，甲方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发放加班费。
3、甲方保证按月发放工资，具体发放日期为。
第六条、社会保险：
1、甲方按照国家的规定为乙方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2、依法应由乙方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甲方从乙方应得工资中扣缴，乙方不得有异议。
第七条、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甲方为乙方提供劳动所必需的工具和场所，以及其他劳动条件；保证工作场所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并依法采取安全防范措施，预防职业病。
第八条、甲方依法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乙方应当严格遵守。
第九条、乙方应当保守工作期间知悉甲方的各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公司机密等任何不宜对外公开的事项，否则造成甲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乙方承诺在签订本协议时，未与其他任何单位保持劳动关系或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否则，给其他单位造成损失的，由乙方单独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
第十一条、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
1、若乙方需解除劳动合同书，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甲方，书面通知以送达甲方（具体部门、职务）为准；
2、有关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事项，按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执行。
3、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乙方应当将正在负责的工作事项以及甲方交付乙方使用的财物与甲方指定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接。因乙方原因未办理交接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赔偿。
4、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乙方依法应获得经济补偿金，但乙方未与甲方办理工作交接前，甲方暂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第十二条、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双方本着合理合法、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三条、本合同未约定的事项，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等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的任何条款的变更，应当以书面形式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签约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_________ 甲方（用人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劳动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民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建立劳动关系，明确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劳动合同期限
本合同期限自_____年___月___日起至_____年___月___日止。其中试用期为_____年___月___日起至_____年___月___日止。
第二条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__________工作岗位，乙方的工作任务为___________，工作地点为____________。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可以调换乙方的工种或岗位。
第三条劳动报酬
乙方按甲方规定完成工作任务的，甲方每月________日支付工资，支付的劳动报酬为________元/月，其中试用期的劳动报酬为_________元/月。
第四条劳动合同的终止与解除
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应按法定程序办理，甲方为乙方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或相关证明，符合国家规定的，支付乙方经济补偿。
第五条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执行。
第六条其他未尽事项按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规定执行，或者通过协商以附件形式约定。
第七条本合同双方各执一份，涂改或未经授权代签无效。甲方_______________（公章）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3
关键词：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劳动力工资差距；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75-09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贸易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外溢并推动了我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不断地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斌经研究指出，我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比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0年的1.64，在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工资差距以年均11%的速度上升。根据本文的测算，我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从1998年的1.32上升到2010年的1.98，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关注的热点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纵观国内外对该方面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关系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从传统的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可以推出，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贸易开放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作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伍德（Wood）、利莫（Learner）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美国，导致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压低，从而使得美国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劳动力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傅李曼和奥斯坦德博（Freeman and 00stendorp）通过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英国和美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与H-0-S理论的推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只占到OECD国家GDP总和的2%，这种情况下H-O-S效应是几乎不能产生作用的。因此，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才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芬斯澈和汉森（Feenstra&Hanson）分析了南北贸易带来的产业转移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模型分析了当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外包时，将会减少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承包的这些生产环节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扩大了工资差距。阿西莫格鲁（Acemoglu）建立内生模型，研究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市场规模扩大引起的技术进步，进而通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终扩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赫尔普曼（Helpman）等在异质性国际贸易框架下，发现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并且出口企业和高技能劳动相匹配，因而贸易开放会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与S-S理论结论相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贸易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许斌认为在发达国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却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贸易开放可能会增加这些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差距。哈耶贝尔（Haral Beyer）在研究智利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原因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确实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若瑟夫（Reshef）在H-O-S理论基础上，通过提出要素密度逆转假设，从而构造了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贸易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的强大力量，从而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高登伯格和帕威斯克（Goldberg&Pavcnik）利用贸易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微观数据，建立了适应发展中国家跨国研究的共同模式，实证分析了墨西哥、中国、智利等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情况，并提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罗伯森（Robertson）分析了墨西哥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主要是由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导致的，贸易开放引起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了工资差距。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高技术与低技术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会导致分析的结果也会有不同，因为在美国认为是低技术而在墨西哥可能认为是高技术，结果两国都可能增加对技术的需求。格林和迪克森（Green&Dickerson）以巴西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贸易开放给巴西带来了技术的流入，并且导致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但是，由于高技能劳动所占比重较小，所以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工资差距的问题。但是已有的文献大部分是针对贸易开放对地区工资差距、行业工资差距的研究，比如杨全发、万广华、宋红军、王怀民、李凯杰、王娜、张衔、赵诗琴、谢申祥、王孝松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扩大了我国地区间工资差距；陈怡、黄央信、杨容等的研究表明贸易扩大了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由于我国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具体统计，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研究还不多。喻美辞分别运用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和进口以及技术进步对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王中华、王云飞、朱钟棣、邓军、赵明亮、臧旭恒等人主要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角度人手，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产品内分工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都是从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劳动力的供给考虑得较少，然而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二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改变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作用，而这种改变是非线性的，其函数形式依赖于人力资本变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这一点的研究在中国尤其具有意义，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使得我国本科毕业人数从2002年的65.5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45.54万人，年均增长率达20.76%，这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本科毕业生为主的人力资本供给在迅速增加。因此，人力资本供给在贸易开放对我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是否有门槛效应，门槛值有多大，哪些地区跨过门槛值而哪些地区在门槛值里呢？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在综合考察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基础上建立门槛模型来分析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门槛模型及数据说明
1.门槛模型的设定
在以往考察通过影响某一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时，通常会采用交互项检验或分组检验的方法。但是交互项检验的方法只能局限于所测定指标的影响是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而这并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对于传统的分组检验方法来说只能简单地依照某个影响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组，这很难准确地反映各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近年来对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改进并产生了“门槛回归”方法，并且在很多领域研究中得到应用。门槛模型中单一门槛回归的基本思想为：在模型内的某一影响变量qi存在一个门槛水平r的情况下，对于qi≤r与qi>r两种情况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采用汉森（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进而考察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即人力资本是否存在一个门槛值，当人力资本大于或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对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的差异，模型具体表述如下：为了分别同时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的影响，还分别建立：
1（.）为示性函数，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为真，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同理，双重及多重门槛模型可在单一门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本文不再赘述。
2.门槛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衡量的样本为制造业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使用的是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计量软件为Stata11。
（1）被解释变量：劳动力工资差距（WAGE）。由于我国并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因此，我们借鉴艾沃思（Avalos et）的方法，用制造业中工资最高的前50%行业与工资最低的后50%行业的平均工资之比进行衡量。该指标的计算主要包括以下3个步骤：第一，计算1998—2010年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的工资总额，除以各行业总的从业人数，得到各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把24个行业按工资由高到低排序；第三，把24个制造业行业分成两组，一组是排在前50%的12个行业，另一组是排在后50%的12个行业，然后计算前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与后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之比，从而得到劳动力工资差距。这个指标的计算实际表示，在行业工资分配格局中，被更高工资制造业行业雇佣的工人比更低工资行业雇佣的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门槛依赖变量为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和出口贸易开放度（EXP）、进口贸易开放度（IMP）。本文中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出口贸易开放度、进口贸易开放度分别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和进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门槛变量为人力资本（HUM）。度量人力资本的方法有多种，考虑本文主要衡量的是人力资本的供给情况，因此，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①失业率水平（UNE）：以各地区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来表示。杰逖（Jantti）认为穷人更易于失去工作，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②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具体用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外商直接投资除以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③研发费用的投入（R&D）：采用各地区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R&D投入的提高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直接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扩大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门槛效应的回归分析
1.门槛检验
首先要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我们需要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及门槛的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我们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两个门槛和三个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见表1。
由门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考察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单一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双重和三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可确定为单一门槛模型。在考察进口开放的情况下，人力资本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但三重门槛检验并不显著，说明在所研究的样本内包含两个门槛值，确定为双重门槛模型②。如图1、图2、图3所示，从图中也可以清楚判断出门槛模型的确定。
2.门槛值检验与门槛值区域划分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后，具体门槛值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对于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的门槛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为0.011，因此，根据该门槛值将人力资本分为高人力资本区（HUM>0.011）和低人力资本区（HUM≤0.011）两个阶段，下面列明了1998年、2005年、2010年（见表3所示）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在不断增加，但是低人力资本的地区比重还是比较大，2010年17个省市就处于低人力资本区，即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其中以中西部地区的省市为主。处于高人力资本区的省市有11个，即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这其中以东部地区的省市为主。
3.门槛回归结果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和门槛值后，我们分别考察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三种情况下的门槛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考察贸易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I（HUM>r）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其原因在于，贸易开放会带来技术的外溢和国内技术的进步，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即表示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较少，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于本国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是此时需求和供给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很大，所以会导致贸易开放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同时不够显著。相反，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本国人力资本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大于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此时会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差距。
分别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当出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其回归结果与整体的贸易开放回归结果基本都是一致的，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1）和I（ri
从FDI、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FDI变量在三个模型中1%的显著水平下都为负，即FDI在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的情况下都会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途径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绕过贸易壁垒时，主要投资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因此，会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推动技术的进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第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利用东道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进行加工贸易时，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反而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二种类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偏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缩小了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城镇失业率增加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失业率的提高会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R&D投入表示的技术进步在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的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会带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产品生产的增加，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因此，技术进步将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在进口开放的模型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考察进口开放时，技术进步不会带来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也不会显著地拉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四、结论及启示
1.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深，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问题日益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考察了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首先确定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为单一门槛模型，进口开放为双门槛模型，以此为基础的人力资本门槛值分别为0.011、0.012和双门槛值0.011、0.003。按门槛值进行区域划分可以看到，越过门槛值的高人力资本区域包括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陕西，没有越过门槛值的低人力资本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福建、山东、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其次，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则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对于进口开放来说，当人力资本小于前两个门槛值时，进口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当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虽然进口开放仍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显著了。其他变量中，FDI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都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2.启示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4
在新《劳动合同法》生效“大限”之前, 很多国内著名企业和用工单位都做出了针对法律的规避性动作。在中国本土驻扎的L G、沃尔玛等跨国公司不但裁员, 而且将工厂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其实, 最应该紧张的不应该是这些大型的知名企业, 而是那些在“中国制造”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千万家中小加工制造企业。
中国的制造业一直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换来的价格优势求生存的。新《劳动合同法》强制规范了企业签订劳务合同、使用临时工和试用期、发放工资等问题和各种经济补偿行为, 提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这就督促企业经营重心从降低劳动力成本、走低价路线换成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技术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层面上, 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空间, 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劳动关系的变革对那些只依靠非正式雇用劳动力力求存的弱小企业而言, 是一个生死考验, 东莞许多制造业由于无法偿还职工大规模的赔偿诉求而宣布倒闭。
二、分析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中的劳动力成本现状
1. 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中的劳动力成本现状
我国现阶段制造业的出口产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传统优势制造业。如我国自主生产的鞋袜、打火机和小饰品等, 并由此诞生了多个专业市场。而这些专业市场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群。都是由文化程度低, 劳动报酬低, 生产自动化程度低的劳动者重复简单劳动产生。二是来自国外企业的代工生产。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在我国都设立了制造基地, 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 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即使是像笔记本电脑这类高科技产品, 在中国完成的也只是其中的劳动密集部分, 科技含量低, 技术溢出效应有限。
我国制造业用廉价的劳动力作为生产的基础有其优势所在:
(1) 成本低、利润高。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 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条件下, 获得的利润就会相对较高。
(2) 风险小。新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资金流动不畅会带来风险。相对而言, 单纯的廉价劳动力风险会小很多。
(3) 解决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4) 吸引外资。正是因为我国劳动力的廉价, 使许多国外的公司在中国投资设立制造基地以降低其产品中劳动力成本。
从来自国际劳工联合组织的各国劳动力平均工资的相关数据来看, 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平均工资都在每小时1 5美元以上, 而我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从2 0 0 1年的每小时0.61美元到2004年的0.88美元, 甚至不到美国的6%,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占有绝对优势。这也是近年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设立制造业基地的原因, 因为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劳动力成本, 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
2. 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分析
(1)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屡屡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和贸易壁垒。至2 0 0 9年, 我国已连续1 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涉案产品看, 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 其中纺织品贸易摩擦最为突出。而这些企业均为制造业生产部门。
(2)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消费水平日益提高, 而劳动者的低工资水平已经难以维持日常生产生活, 严重打击了其生产积极性, 以至于出现了“民工荒”。这种对劳动力价值的贬损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相违背的。
(3) 廉价劳动力常与资源消耗型生产相结合。在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中心的时候, 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成为资源消耗最大的国家, 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场, 严重影响了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 发展中国家的起步多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虽然目前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劳动力工资不足其8%, 随着生产技术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平提高, 工资报酬上升的空间还很大。
三、新《劳动合同法》与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 A 8 0 0 0
SA8000 (Socail Accountability 8000) 是一套关于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在上世纪9 0年代初期, 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 成为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制造基地。在这个过程中, 大量本地劳工的生活及本人权益难以得以保证。正是出于保护个体、引导经济发展绿色化的目的, 才产生了S A 8 0 0 0这个企业责任标准。我国商务部对它的标准定义为: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S A 8 0 0 0) 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 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管理标准体系。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如果达不至保障劳工权益的硬指标要求, 产品将逐步为国际市场抵制, 中国也将难以成为“世界工厂”。
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与S A 8 0 0 0相呼应, 我国很多企业已经逐步感受到S A 8 0 0 0的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很多企业因为S A 8 0 0 0认证不合格而导致其出口产品遭到外商拒绝, 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因达不到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而被停单。
如果说SA8000是在“情”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业提出了用工要求, 那么新《劳动合同法则是在“法”和“理”的角度对企业进行了制约。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 两者在两个层次都对中国制造业提出了新的命题——打破劳动壁垒。
四、新劳资关系体制的实施意义
第一, 制定《劳动合同法》是尊重劳动, 保护劳动者的重要举措。新《劳动合同法》通过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等做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我国国情的规定, 在尊重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基础上, 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全面履行劳动合同、引导用人单位合理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规范用人单位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行为, 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劳动者的这种保护, 也同时意味着企业巨大成本增加。现实是, 几乎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在人力成本上都在尽可能地节约。对于以往没有给工人上过各种保险的企业主来说, 今后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很难反映在产品的最终价格上。因为他们的产品竞争优势几乎都来自于低价格。
第二, 制定《劳动合同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是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基石。新《劳动合同法》在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同时, 侧重于维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以实现双方之间力量与利益的平衡, 从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 新《劳动合同法》的长远效力直接指向了中国制造业的改革方向, 即如何甩掉“劳动密集”生产方式的帽子, 在尊重个体、保护个体的前提下, 使工业经济悄然进行一场绿色的变革。中国企业以往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严重忽略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也带来了劳资双方的互不信任, 其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 不被世界主流生产模式认同。中国制造业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那些牺牲劳工利益得到的优势部分将做减法, 产品的综合竞争力需要重估。而新《劳动合同法》起到的, 正是这样一个助推的作用。
第四, 一味强调G D P的增长, 轻视劳动者利益的经济增长是不能健康持久的。新《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劳资关系体制的逐步完善, 将解决我国制造业中长期存在的工会作用边缘化、劳资关系紧张问题。新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付给予更加公平的回报, 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从而拉动内需, 刺激消费, 使得经济的发展真正成为一种良性循环, 对解决我国所面临的金融危机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中国制造业一直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换来价格优势求生存。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和实施, 让其感到了实实在大的成本压力。继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之后, “劳动壁垒”正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下一个路障。中国制造业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这是实现国家和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需要。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优势,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SA8000)
参考文献
[1]孙艳燕 孙 斐: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现状及对策分析 (.浙江工业大学)
[2]论坛——“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粗暴掠夺, (2007/08/24 13:42) .引用地址:http://bbs.jxnews.com.cn/showthread.
[3]劳动力成本优势反映的是劳动者劣势.引自:柏文学的个人空间copy Bookmark http://blog.hsw.cn/195125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5
为了促进生产，激发班组成员热情，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事业部精益生产活动的开展，完善班组建设，创造争当上游的企业文化，最终达到提升基层管理水平的目的。总装车间特开展了“总装车间优秀质量班组劳动竞赛”。
在制造中心大力推行自主管理，及《制造中心班组长质量巡查管理办法》的实施下，总装车间各班组质量管理工作已逐渐走向规范。根据事业部各产品的生产特性，总装车间一线队伍划分了两个工段，共十二个班组，其中组装工段分为机架装配班、主传动装配班、机舱附件班、机舱下线班、机舱布线班、机舱罩装配班、轮毂装配班和轮毂罩装配班八个班组，屏柜工段分为屏柜下线班、屏柜装配班、变流柜一班以及变流柜二班四个班组，组装工段各班组负责机舱和轮毂总成的总体装配，屏柜工段各班组负责半成品屏柜的生产，两工段因工种不一样，质量项点也存在较大区别，屏柜工段各班组的质量问题以电气布线为主，而组装工段各班组的质量问题则是以机械装配为主。组装工段较屏柜工段的质量管理工作难度更大，其工序较为复杂些，为促使两工段各班组的质量管理工作更上一个台阶，进一步加强总装车间的质量自主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竞争气氛。
总装车间劳动竞赛自2012年1月开始评比以来，各个班组都能积极参与，总体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势头，竞赛主要从班组质量中自检与互检工作、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质量问题反馈、工艺操作规程、质量分析会以及质量改善建议几个方面进行考核，几个月下来，1月屏柜工段变流柜一班获得了劳动竞赛的第一名，2月为组装工段轮毂装配班、3月为屏柜工段屏柜装配班、4月为屏柜工段屏柜下线班，整体来说，屏柜工段获得第一名的次数相对较多，质量管控也较组装工段做得更细更精。
一、自检与互检工作：班组生产过程中需做好自检与互检工作，作业完成时，应在检验流程卡上的自检互检栏及时并按要求填写。通过今年的劳动竞赛，各班组对于检验记录卡的填写已规范了很多，未及时填写、错填、漏填的现象已经显著降低。
二、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控制本班组的质量问题，做好自检和互检工作，确保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达到98%以上。今年事业部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因此对于现场操作员来说，在承受繁重的生产任务的压力下，也要严把质量关，各班组也是通过交流培训来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用敬业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确保完成了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的达成。较去年相比，各班组的质量项点控制有显著改善，均已控制在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
三、质量问题反馈：班组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异常质量问题（如来料严重不良等），应及时反映给质检员处理。禁止将不良品流入生产装配区。今年制造中心安东系统的上线，如果现场操作员发现来料问题可及时按灯，将问题反馈出来，过程检验人员也会及时处理，缩短了问题处理的时间和周期，也让问题“无处可逃”。
四、工艺操作规程：对生产过程的各工序进行巡查，严格按照工艺操作规程作业，确保处于受控状态。通过劳动竞赛的开展，各班组发现了很多工艺操作规程中与实际现场操作中不符之处，促使了工艺文件的完善和现场操作的合理化。
五、质量分析会：各个班组对于每月质量项点都会定期组织召开质量分析会，今年制造中心也对出现质量项点的责任人做出了写不少于1000字的分析报告的要求，并要求在质量分析会上将分析报告读出来，这也是一项创新的管理理念，促使了总装车间所有员工对于质量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6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将于每年5月第二周举行。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5月10日启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发挥我国巨大人力优势，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之举。“职业教育活动周”的设立，目的是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要坚持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注重改革创新，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实现新跨越，进一步培养形成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和服务的水平，进一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和民生不断改善。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启动仪式上讲话时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策部署，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大局，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能力，培养规模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为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促进大众创新创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刘延东指出，技术技能筑牢强国基石，职业教育成就出彩人生。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其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综合改革的突出位置、优先支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以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为契机，推进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用人政策衔接配套，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打通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通道，保障技术技能人才待遇，健全促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标准。优化资源配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学校治理结构，不断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发挥好行业指导和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大力弘扬尊重劳动、鼓励创造的价值观，营造职业教育良好发展环境。精心办好“职业教育活动周”，让全社会了解、体验和参与职业教育，共享职业教育发展成果。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7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制造业升级,微笑曲线
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知识成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要素, 而服务业的比重也成为世界各国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知识密集服务业 (Knowledg Intensive Service, KIS) 指的是在提供服务时, 融入科学、工程、技术等成分, 或协助科学、工程、技术推动服务业, 其界定的知识密集服务业包含了通讯服务 (Communication Services) 、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s) 、工商服务 (Business Services) 、教育服务 (Educational Services) 、医疗保健服务 (Health Services) 等五大类, 它显著作用于集群制造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1]。长期以来, 我国对KIBS的发展一直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大多政策制定者仍将知识密集型服务看作是成本产生者, 而非价值创造者, 使得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机构的发展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
1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特征
发展KIBS是世界各国的趋势, 然而许多企业对于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创价模式仍处于摸索探索阶段, 且目前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型。一般而言, 要评判服务业是否具备知识密集的特性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会运用特定的专业知识来提供服务, 只是不同的产业所运用知识的比例, 以及知识的质量会有所不同而已。
相较于传统的服务业观念, 与知识及创新相关的服务乃是近来最重要的服务业观念, 同时也是先进国家经济成长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知识密集”可以从服务提供商与服务购买者两方对服务的知识密集要求来解释:在服务的提供者方面, 企业倾向因行业本身的特性以及服务需求者持续对行业知识程度的提升, 使服务提供商倾向提供高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趋势, 以不同客制化程度满足市场需求, 同时也提升企业本身的价值;在服务购买者方面, 需求者则在此供需关系下, 具有获取高知识密集的服务之需求的倾向。
Miles (1995) 则提出了两种形式的知识密集服务业: (1) 传统的专业服务:以管理系统的知识或社会事件为主; (2) 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服务:关于技术知识的转移和产品[1]。Hertogand Bilderbeek (2000) 则认为知识密集服务业的特性表现在: (1) 私人企业或组织; (2) 其营运几乎完全依赖专业知识; (3) 经由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而生存[2]。Muller and Zenker (2001) 提出KIBS的三大特征: (1) 提供知识密集的服务给客户 (以区别其他形态的服务业) ; (2) 咨询的功能 (表示有解决问题的功能) ; (3) 提供的服务与客户有强烈的交互作用[3]。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创新特征表现为:知识的高密集度, 创新过程的高互动性和高技术性。
2 发展KIBS促进制造企业战略升级的作用机制———基于“微笑曲线”视角
微笑曲线为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于1992年所提出的观点, 如图1所示, 横轴为跨越上中下游的供应链, 纵轴则为产业的附加价值。在抛物线的左侧, 即产业价值链的上游, 产品附加值逐渐上升, 因此其利润空间大;在抛物线的右侧, 即产业价值链的下游, 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 产品附加值也逐渐上升, 利润空间也较大;而处于抛物线低端, 即产业价值链的中游, 产品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也最低, 其利润空间也最小。
可以看出, “微笑曲线”理论揭示了“技术、品牌、服务”等创新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及利润空间的重要意义。在“微笑曲线”的不同环节所对应的增值潜力的不同, 主要因素是因为各个环节投入的要素有很大不同。在价值曲线中, 两端的业务环节分别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投入, 从而促进制造业实现战略升级。
在制造业战略升级的趋势下, 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有研究发现制造业的最终需求每增加10%, 在保持服务业的最终需求不变下, 将会增加平均约1%的服务业产出;相反的, 服务业的最终需求每增加10%, 在保持制造业的最终需求不变下, 将会增加平均约2%的制造业产出。这代表制造业生产主要中间投入仍以制造业为主, 而服务业生产将大量使用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技术。因此, 由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虽然在后工业化社会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 但是逐渐增加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补关系以及制造业生产中直接或间接从事服务业的活动比例也愈来愈高, 由制造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将是后工业化社会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
3 支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对策
展望未来, 我国制造业将面临新一波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 以及制造业服务化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的战略升级,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供业界参考。
3.1 政府引导增加知识密集服务业总量规模
我国制造业应积极改善传统OEM的代工生产模式, 加强设计研发、品牌建立和销售通路的能力, 以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政府应积极协助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内进行垂直分工, 并扩大开放原物料与半成品进口, 以提升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2 改善融资渠道, 带动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发展
应采取积极的财税、金融、投资和价格政策、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采取措施积极引导社会和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行业的投入力度。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服务业支撑平台建设, 如信息、软件、金融、物流等产业。金融产业为健全经济体系中必要的一环, 在成熟的经济中, 不论是生产者或是消费者都需要有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 金融体系的生产力也相对高于其他服务业。为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与提升经营效率, 应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 以增加市场竞争和资金的更有效率分配, 并可强化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
3.3 加快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整体水平
采取灵活的教育与训练政策以培育新技能的推陈出新。因为服务业的直接服务的对象是顾客, 故人力资本攸关服务业的质量与绩效表现, 因此教育和训练出来的人才必须适合产业与市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提供终生学习环境, 且政府政策必须和业者与劳工的需求相结合, 以提供适当的诱因和学习机会, 协助制造业者扩大经营技术服务的内涵, 尤其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企业。
3.4 鼓励服务业的创新与研发活动
政府支持的研发计划应考虑私部门服务业的需求, 同时在知识产权和服务创新的扩散效果中取得平衡。加快研发中心和技术开发中心建设, 鼓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力量进入服务领域或创办服务企业, 提高服务企业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Miles I, et al.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users, carriers and sources of innovation[M].Rapport Pour DG13 SPRINTEIMS, 1995.
[2]Hertog P, Bilderbeek R.The new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the role of technology-base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Services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2000:222-246.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8
关键词：劳动力上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分析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 还成功地从封闭型经济转型成为“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 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低劳动力成本是构成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持续上升, 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总体影响越来越大。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劳动力成本对行业竞争力的影响, 本质上是影响行业平均成本或价格。具体来看, 劳动力成本涨对企业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成本增加效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增加产品的单位成本;另一个是技术进步效应, 企业为应对成本上涨, 往往会加大设备和技术投资,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又会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劳动力成本上涨对行业成本或价格的影响, 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如果成本增加效应大, 即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 行业成本 (产品价格) 就会上涨;如果技术进步效应大, 即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快于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 行业成本 (产品价格) 不会上涨, 甚至可能下降。因此, 劳动力成本对行业成本 (价格) 的影响, 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和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谁更快。
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从近几年来看, 我国低劳动力成本面临着发生变化的因素。根据均衡价格工资论, 工资就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均衡时的价格。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 近年来我国经济维持着10%左右的高增长率, 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旺盛的需求。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在今年我国被监测的105个城市中, 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37.3万人, 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637.1万人,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1, 与同期相比上升了0.12;需求人数分别比上季度和去年第二季度增长了2.9%和31.7%。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 我国近年来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 导致农民外出务工的比较收益减少和机会成本上升, 另外, 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使农民外出就业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自2003年底以来, 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如珠三角已经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所谓“民工荒”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表明, 截止2010年底,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 只有2481万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 30岁以下的劳动力所占比例很低, 珠三角地区近几年来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了常态, 技工和普工都同样短缺。
综上所述,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使国内工资上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目前, 我国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已不到3000万人, 根据农民工的需求、新增农民工数量综合预测, 这30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2017年左右转移完毕。2010~2017年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年均将下降6.4%左右。按照剩余劳动力下降速度与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推算, 这一期间农民工工资年均实际增速将达到0.8%。如果再考虑物价水平上涨因素, 并假定这一期间CPI年均涨幅为3%, 则这一期间农民工名义工资年均将增长14%左右。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一) 工资上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 工资持续上涨引起我国低端行业结构调整, 主要有可能出现技术、设备升级。依赖低工资赢利的产业导致研发投资不足与创新不足, 长期来看, 工资上涨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 未来一些中部地区, 有可能成为新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从长期来看, 发达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有可能挑选劳动力成本低廉和投资环境稍微好些的地区进行转移, 部分企业将从东部沿海区向内陆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伴随着中西部地区配套环境的提升, 未来有可能出现新的加工制造业基地。
再次, 工资的普遍上涨对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食品制造、服装及其制品、纺织、其他服务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但是, 成本的上升对于上述中竞争充分的某些行业来说, 反过来则能够起到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使我国企业向高新技术创新方向发展。
最后, 高工资水平提升工人整体素质。劳动力价格提高, 一是, 使劳动者收入提高, 而高收入可以使劳动者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继而又使得下一代的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 长期形成良性循环;二是, 致使具有高劳动技能的人员从外企回归国内企业工作。这样以来我国工人的劳动素养提升就得以很大程度的改善。
(二) 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
制造业中工资上调导致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 从而影响产品的最终出厂价格, 这部分影响称为工资上涨对价格的直接影响。同时, 工资提高, 产品生产中消耗的原材料、动力等的价格将会随之上升, 引起成本的增加和产品价格的上升, 这部分影响称为工资上涨对价格的间接影响。
制造业出口通常分为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较少地利用本国的原材料, 而主要依赖于本国的劳动力, 一般贸易则同时依赖于本国原材料及劳动力。因此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分析, 根据二者不同的生产特性, 加工贸易出口品生产使用的国内原材料较少, 区分更多受工资上涨所带来的直接影响的加工贸易与, 同时会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的一般贸易进行比较分析。
由于国内制造业中一般贸易部门工资上涨与加工贸易部门工资上涨的传递路径上的差异, 对各部门及经济总体成本冲击的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加工贸易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 因此加工贸易生产中的工资上涨将不会对国内使用产品和一般贸易出口品产生任何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受工资上涨影响程度较少, 而基础原材料部门在工资上涨中面临的影响较大。尽管这些部门在加工贸易出口中的份额并不大, 但是受影响的程度却很高。因此不难看出, 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加工贸易生产受的冲击远小于一般贸易品生产。
四、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的建议
(一) 一是鼓励设备和技术投资, 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 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用设备替代劳动, 各级政府应适时适度地支持企业的这种替代行为。一方面, 要建立有利于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财税政策体系, 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税收支持, 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 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另一方面, 要制定差别化的监管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增加对企业设备和技术投资活动的融资。注重发展设备融资租赁行业, 加快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的步伐。
(二) 树立危机意识, 培育综合竞争优势
努力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完善产业聚集区建设, 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产业协同能力;加快推进政府部门改革,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善经营环境等。结束语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行业成本, 对行业竞争力和产品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同时也会增加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 面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趋势, 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谢柳;朱紫秋.劳动力成本波动、影响及对策——对娄底市企业的调查[J].金融经济.2008;8
[2]岑丽君.从劳动力成本变化看我国服装出口的国际竞争力[J].经济论坛.2007;14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9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又称社会平均工资)为77560元,按照2014年5月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 (100美元 =616.36人民币),约合12583美元。而在1995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8114元。按照当年5月的汇率 (100美元 =840.74人民币),约合965美元。
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发展成果的体现,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 国家应该继续让市场发挥作用,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国民收入水平,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成果。
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在生产中直接反映为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作为两种生产要素之一,其价格的变动必然会对生产者的一系列决策产生影响。对于在中国的外资制造型企业,他们将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生产,在享受中国巨大市场的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低廉制造成本。中国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尤其显著。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种影响进行分析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外资企业供应链布局的影响
中国国内日益上升的工资水平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外资制造企业无法再像过去一样依靠低成本而获的高额利润。外资制造企业中,操作人员一般的月工资构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不低于企业所在地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的基础工资,第二部分为岗位工资,第三部分是以基础工资为基准,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的加班津贴。由图1可见我国部分省份2015的最低工资标准,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工厂时,鉴于当时的税收、政策、物流成本及市场优势,往往将工厂建立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因而当中国普遍劳动力成本上涨时,向中西部迁移便成了第一选择。这样既可以缓解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许多基础制造领域的外资企业也可以借助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在享受中西部城市开发区的税收及政策优势的同时开拓其在当地的广袤市场。
以上讨论的是外资制造企业在本土内的迁徙,但是细心的人会留意到,那些曾经把中国当做世界工厂的跨国巨头的产品不再是中国制造,而变成了越南、印度或菲律宾制造。
自2004年以来,各领域的外资制造业都有流出迹象,将其部分或全部产能从中国撤出。从流出方向来看,两种方向。
第一种方向是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如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品牌福特汽车、 通用汽车,将部分豪华车型的生产转移回美国。世界最著名的工程机械和内燃机生产商卡特彼勒公司亦是如此。当然, 外资公司将其品牌旗下高级产品的生产撤回国内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有顺应相应西方国家近期的“回归制造”趋势的原因,也出于缓解期国内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的目的。但是作为追逐利益为根本目的的老牌资本家,其转移产能一定是综合比较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缩水,以及生产线撤回国内,利用高素质人才进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这两条路之后得出的最优解。
第二种方向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劳动力价格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涨幅达69%。而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去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达413美元的平均月薪,是越南和印尼的三倍以上。耐克、阿迪达斯、爱世克斯为首的著名运动品牌,已经将其原先位于江苏、福建、广东的生产基地迁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地。
二、劳动力成本上涨后,中国境内外资企业产业结构的变化
外资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撤出中国后,在继续享受低廉的制造成本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问题。新兴的“世界工厂”法律不尽完善,政策经常变动。外资企业与当地政府和劳动力的配合过程中存在着摩擦成本。此外,不够专业的当地操作者也是让企业头疼的问题。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发展制造业的中国,不仅在许多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也有着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及配套设施。还有通过引进外资三十余载所积累的众多掌握先进技术及拥有国际化管理经验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
此外。中国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而制造者必须靠近市场,才能更好地开发出迎合消费者胃口的新产品。 所以,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既有撤离, 也有引进。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市场需求结构变得更高端, 外资企业在撤离低端产业的同时,引进高端制造业,生产更高级的产品来满足中国市场。
三、政策建议
外资加速布局高端制造业,这对国内制造业来说也是一次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的机遇。中国制造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将传统的依赖低成本价格优势的模式,转变为依靠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取胜。
1. 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中西部带动当地经济。外资企业在华投资30多年来,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国际化的人才,但这些人才队伍大部分还分布在东部及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当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升高迫使外资企业重新选择生产地时,中国应再次发挥外资企业在培育高素质人才方面的优势。 在中西部实行针对大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并吸引外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在带动其所在地周边产业链及配套设置的同时为中西部培养优质人才,提高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此举还可以为广大毕业生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地点选择,缓解北上广深持续增加的人口压力。
2. 对国产自动化设备制造进行补贴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那些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又由于物流成本或市场原因而不能进行转移的外资制造业,必然会大力发展如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制造设备,以增加资本要素投入的方式在保证产出的前提下减少劳动要素的投入。自动化设备属于国家应大量扶持的高端制造产业。对外资企业可以采取采购国产自动化设备时给予其部分退税政策以鼓励外资企业选择国产自动化设备。对于自动化设备相关行业的国有及私营企业,可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借助外资企业在华转型的机遇助力中国国内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装配向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设计制造转型。
摘要：中国近20年来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跃成为世界工厂,极大地带动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这给之前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带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这种压力势必会对其在中国的决策造成影响。文章着重阐述在这种与日俱增的压力下,外资企业是如何重新布局其在华供应链及如何调整在华产品结构的。此外,关于如何借助此次劳动力成本上涨迫使外资企业做出调整的机遇以助力中国制造业,也给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10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1]。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 截至2015年底, 中国煤炭、钢铁、水泥、电力、汽车等居世界第一位, 货物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与巨大“人口红利”息息相关。相当长时间内, “中国制造”成为“价廉制造”的代名词。然而, 2008 年至今, 国内“劳工荒”频繁出现, 各地也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国内企业用工成本逐年提高。特别是自2012年开始,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绝对下降。2015 年, 适龄劳动人口继续萎缩。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 “人口红利”窗口已经关闭, 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 中国制造企业不得不面临长期人工成本提升的压力。面对劳动报酬变化, “中国制造”要成功晋级“中国智造”, 必须更加重视管理创新, 向管理要效益, 以管理提升竞争力。
2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正在发生“U”型变化
2.1 我国劳动报酬绝对值的变化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动趋势可以用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解析。按收入法核算的GDP可细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种要素收入。改革开放以来, 劳动者报酬的绝对值逐年攀升 (见表1)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2014-7-29
2.2 我国劳动报酬相关值的变化
关于劳动者报酬的相对值, 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理论界则有不同认识。Zeira (1998) 和Zuleta (2008) 提出了基于要素创新 (Factor Saving Innovation) 的经济增长模型, 该模型提出, 人们投资于要素节约型技术, 可以减少稀缺要素需求, 并增加丰富资源要素使用[2], 因此, 要素节约型创新对劳动者报酬份额会产生负面影响。姚慧泽、石磊 (2014) 认为, 在新古典分配框架下, 要素密集度差异扩大导致要素替代弹性变大, 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更为容易, 这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3]。清华大学李稻葵等 (2009) 则采用中国企业2000-2004 年调查数据, 通过分析也得出相似结论, 即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 资本对劳动的比值与劳动者报酬份额呈现负相关。李稻葵同时认为, 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者报酬份额呈现出“U型”变化。转型期内, 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是一种规律性现象, 目前,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处于“U型”发展的左半边[4]。
然而, 我国劳动报酬相对值的变化似乎印证了李稻葵 (2009) 的“U”型理论:
1988 年至2008 年21 年期间, 我国劳动报酬占GFP比重从70.2%降至39.2%。自2009 年开始, 劳动报酬占比改变长期下降态势, 2013 年, 占比提升至46.21%, 即占比曲线开始从“U”型左侧演化之“U”型底部与右侧。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整理并计算。)
3 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劳动报酬占比变化无疑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深远影响:
3.1 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工业企业亏损增加
根据2012 年4 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困难及对策——2012 一季度千户企业经营状况快速调查报告》, “人工成本上升”成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5]。与之相伴, 工业企业亏损增加。2011年, 我国大型工业企业亏损数为869家, 远高于2010年的316家, 2009年的396家。2013年, 我国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5 732.49 亿元, 几乎是2011 年 (3 923.21亿元) 和2010年 (2 359.18亿元) 总和[6]。
3.2 对外资吸引力下降, 引进外资速度趋缓
长期以来,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地。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1978年至2000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保持在20%左右的增幅。2000 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93.56 亿美元。但从2008 年起,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幅下降, 2012年, 甚至出现绝对值增长下降现象 (见表2) 。据此, 国外媒体甚至称, “中国制造”的时代已经过去[7]。究其原因, 劳动力成本上升因素不可疏忽。
3.3 劳动报酬占比与所有者权益的此消彼长
劳动报酬占比提升固然反映出劳动力产权价值提升, 但所有者权益和企业利润空间却相对压缩。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 2005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与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41.40%;2012 年, 该比值下降至34.50%。
4 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倒逼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
4.1 中国制造业的管理困境
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合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过低的人工成本使中国制造业长期忽视管理创新的价值贡献, 管理粗放。主要表现为:
4.1.1 忽视价值链管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 企业被界定为“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其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8]。企业价值链由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构成。前者涉及物料储运、生产加工、成品储运、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后者涉及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基础设施等。“价值链”各环节、各种价值活动之间的协同互动, 彼此影响。长期以来, 中国制造业依赖低人工成本获取利润, 缺乏系统性价值链分析, 以至于在公司战略上, 或贪大求全, 一味追求多元化经营;或长期置于价值链低端, 产品附加值低。
4.1.2 忽视集成管理。集成管理是集成创新思想在管理上的延伸, 包括战略集成、技术集成、知识集成、组织集成等诸多层面。集成追求1+1>2 的效果。长期以来, 中国制造企业, 特别是大型制造企业多依赖劳务派遣、临时用工制度等压低薪酬支出, 忽视管理集成, 忽视精细化管理, 管理效率低下, 管理成本高昂。
4.1.3 忽视和谐劳资管理。和谐劳资关系强调劳资利益共享, 和谐共生。长期以来, 中国制造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以“地板工资制”取代“最低工资制度”, 拒签用工合同, 人为压低劳方报酬, 拖欠劳方工资, 安全保护条件不达标, 缴纳社会保险不积极。其结果, 劳工或“用脚投票”, 辞职潮频发;或“用手投票”, 引发群体性劳资事件。
4.1.4 忽视人本管理。人本管理尊重劳动力产权, 倡导劳动者体面劳动。长期以来, 中国制造企业将工资薪酬作为员工管理的最重要手段, 忽视员工生理、心理、发展需求, 部分企业管理粗暴, 引发员工强力反弹。
4.2 中国制造业必须进行管理创新
劳动报酬占比提升迫使中国制造企业必须进行管理创新, 向管理要效益, 以管理提升竞争力。
4.2.1 实施价值链管理。中国制造企业应根据自身战略定位、资源禀赋和市场地位, 厘定自身所处价值链环节, 细分市场, 培育竞争优势, 或将竞争优势聚焦于价值链某一“节点”, 实施归核化战略、特色化经营, 或调整资源配置, 转向价值链高端, 或调整区位布局, 向低人工成本国家进行产业转移。
4.2.2 实施集成管理。这里的集成管理要求战略集成、组织集成、技术集成、文化集成。中国制造企业应积极迎接大数据带来的机会, 在战略调整基础上, 采取更加灵活组织架构, 缩短管理环节, 提高管理效率、严格成本控制。
4.2.3 实施和谐管理。中国制造企业必须更加尊重劳方诉求, 在待遇留人同时, 营造和谐文化氛围, 创新管理理念, 变革管理策略, 以劳资共治、利益共享等方式实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
4.2.4 实施人本管理。中国制造企业必须尊重劳动力的人力资源价值, 尊重国际劳工核心标准公约, 尊重SA8000等社会责任标准, 实现劳方“体面劳动”。
摘要：制造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 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长期以来, 庞大的人口红利支撑着中国制造业发展,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较低。中国制造业忽视管理创新的价值贡献, 管理粗放。然而, 2009年以来, 劳动报酬占比改变下降态势, 从“U”型左侧演化之“U”型底部与右侧。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 中国制造业必须更加重视管理创新, 实施价值链管理、集成管理和谐管理, 向管理要效益, 以管理提升竞争力。
关键词：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U”型,倒逼机制,管理创新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 (国发〔2015〕28号) [C].国务院, 2015.
[2]林松.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分产业分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D].杭州:浙江大学, 2014.
[3]姚慧泽, 石磊.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差异、要素替代弹性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J].上海经济研究, 2014 (7) .
[4]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U型规律[J].经济研究, 2009 (1) :70-82.
[5]人工成本上升成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EB/OL].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 2012-4-14.
[6]中国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OL].年度数据, 2015.
[7]何金娥.中国制造的时代已经过去[N].参考消息, 2014-8-30.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篇11
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发展最活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伴随着FDI的大量涌入陆续出现了很多地方性的产业集聚,如上海东部的微电子基地、西部的汽车基地;浙江省温州市的鞋革与服装业、绍兴市的印染和织造;江苏省南通市的纺织业、无锡市的光电子和资讯零件加工产业等。随着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效应的逐步显现,更进一步吸引了外资的进入,1985年长三角吸纳的外资仅为0.77亿美元,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493.97亿美元。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受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出口形势严峻、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外资开始大量撤离,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发展经济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方法也不能永葆活力,只有提升长三角产业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利用产业集聚效应吸引高质量FDI的进入,才是保证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以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背景研究产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对于长三角更好的加速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界定,韩燕、钱春海[1]采用资源集约度产业分类方法对34个工业部门进行分类,指出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14个行业。李丹、黄锐[2]将我国制造业行业按要素密集程度分类,指出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本研究中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指产品生产中需要运用大量的资金,单位产品所占的资本金额较高,主要包括一般电子与通信设备、钢铁、冶金、运输设备、石油化工、重型机械、生物医药等制造业。
1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分布现状
1.1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现状
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三角新兴的产业集聚主要发生在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中包括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气机械、电子通信设备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目前,长三角己经成为中国电子通信设备、新型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并居全国领先位置。
1.1.1 上海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布局
上海市产业布局分“三环”,即内环、外环以及内外环之间。上海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聚在外环线以外,如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等。2009年上海市6个重点发展制造业的主要指标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2010年《上海统计年鉴》
从表1可以看出,2009年上海市6个重点发展的制造行业,基本都属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15998.83亿元,比2008年增长10.31%,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2.4%。可以看出,目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上海市经济构成中的重要性,其产业比重以及经济贡献是基本上成正比的。
1.1.2 江苏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布局
江苏省区域发展框架鲜明,产业集聚区分布密集,主要遵循 “沿沪宁线、沿江、沿东陇海线、沿海”发展的“四沿战略”。
沿沪宁线产业带重点发展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移动和卫星通信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该产业带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11658.84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38.46%,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49.3%;沿江基础产业带重点发展冶金、化工、装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该产业带2009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为15201.89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50.14%,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54.2%;沿东陇海线产业带是中国沿海东部优势和西部资源的连接区域,主要为沿江开发提供基础的原材料、电力和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支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比重非常少,该产业带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70.35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6.82%,其中资本密集制造业比重为16.7%;沿海经济带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制造业包括化工、汽车、装备制造业等,2009年,该产业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96.63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14.17%,其中资本密集制造业比重为25.8%。
1.1.3 浙江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布局
浙江省拥有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三大经济产业带,在保持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制造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环杭州湾经济产业带是浙江现代化进程最快的区域,重点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制造业等,其中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与上海、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共同组成了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09年,该产业带合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4308.6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66.59%,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62.8%;温台沿海经济产业带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不发达,2009年,该产业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89.56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20.4%,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12.8%;金衢丽经济产业带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上的发展也不是很发达,2009年,该产业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67.58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12.88%,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10.47%。
总体来看,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受到政府的重视,并在政策导向下逐步形成产业集聚区,主要集聚在上海外环线以外、江苏沿沪宁线产业带、沿江经济产业带以及浙江环杭州湾产业带。
1.2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吸引FDI的重要地区,外商在长三角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以外资规模最大的江苏省为例,世界500强已经超过1/3落户江苏,90%以上是制造业,成为江苏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驱动力。
1.2.1 上海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2009年,上海市利用外资增长态势良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3748项,吸收外资合同金额171.12亿美元,同2008年相比增长15.1%,到位金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00.84亿美元,增长27.3%,其中制造业共批准448个外资合同项目,共吸收外资合同金额42.21亿美元,实际吸收金额32.02亿美元。一批国际著名公司纷纷抢滩上海,投资领域亮点迭出,资本密集制造业新项目有日本三菱瓦斯投资的菱优工程塑料(总投资3.03亿美元)、上海电气阿海珐临港变压器(总投资8022万美元)、英国BP公司投资的上海碧科清洁能源技术公司(总投资7104万美元)。
1.2.2 江苏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2009年,江苏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4236家,新批协议外资507.3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251.2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14.7%。新批及净增外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459个,9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168个。实际利用外资仍然以制造业为主,合同外资355.9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76.29亿美元,比重占到70%。2009年江苏省外资主要制造业构成情况见表2:
数据来源: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
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项目多,投资额大,是江苏省吸引外资的主要产业,在外商主要投资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制造业吸收投资额占81.2%,这与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有密切关系。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台资为主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江苏省电子信息业,并在该地区逐步形成产业集聚,不断吸引电子信息产业的跨国公司进入。菲利浦、西门子、爱立信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已经在江苏省电子行业投资了31家企业,故良好的产业集聚效应是吸引FDI的重要原因。
1.2.3 浙江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2009年,浙江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858个,合同外资178.2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100.7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合同外资118.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8.29亿美元,比重达到67.8%。2009年浙江省外商投资主要制造业构成情况见表3:
数据来源:2010年《浙江统计年鉴》
由表3可以看出,浙江省吸收的外资虽然没有江苏省的数额多,但是外资构成基本相同,也是大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外商主要投资的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制造业吸收投资额占80.4%。从主要制造业和投资比例可以看出,浙江省与江苏省的外资分布趋势十分相似,都是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其中以电子信息产业吸收外资为首位。
2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互动的路径分析
2.1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分析
关于产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分析,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从集聚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入手的,这不能凸显产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讲,产业集聚只是产业内企业空间集聚的一种现象,FDI是一种逐利投资,投资者偏好利润率高的产业,因而产业集聚并不能直接吸引FDI,而是通过产业竞争力这一间接导体形成的,产业集聚使得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聚集,同时带来了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使产业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产业的竞争优势所带来的利益才是吸引FDI的关键。
2.1.1 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路径分析
结合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现状,本研究得出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是通过资源共享和节约成本、专业分工和协同合作、技术溢出和鼓励创新等机制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1)资源共享、节约成本
Scott(1992)指出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综合考虑内外部交易成本的结果,大量的企业集聚可以有效的降低外部交易费用,促进企业内部进一步垂直分解,以降低内部交易费用,从而产生企业内部规模经济[3]。①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共享当地的公共设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与服务以降低成本。②集聚区域内集聚着大量的专业信息,紧密的社区联系网络使得信息流动很快,这样就节省了信息流动的费用,使得企业能够迅速并以低成本获得有关技术、产品和市场的信息。③集聚区内可以实现人才的共享,人力资源和企业在集聚的范围内双向选择,使得集聚内部企业的人力要素市场达到一个相对的动态均衡,人力资源的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就相对较低。
(2)专业分工、协同合作
Krugman(1999)指出产业集聚之所以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是因为跨国公司为了使运输成本最小化,往往会选择发展环境有利于其开发市场和建设配套体系的区域选址[4]。因为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区内存在成熟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其中包括原材料供应商、生产部门、销售部门以及售后部门的垂直分工;生产差异性的同类产品企业的水平分工;为生产服务的辅助部门的职能分工。这种专业化分工体系使得生产要素得到更充分的使用,企业也能够更高效的得到原材料供应商的服务,从而以更高的生产力组织生产;同时成熟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为协同合作提供了前提,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主动联系协作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共享,从而产生协作机制。
(3)技术溢出、鼓励创新
Duranton和Puga(2003)对知识外溢的研究认为,如果知识是慢慢传播和隐性的,企业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就依赖于空间接近性,只有在相同的当地环境中,人们反复地会晤,这种信息才能得到交换[5]。这成为加入产业集聚区才能获益的主要机制,同时也是外商趋于产业集聚区域内投资的原因之一。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区内,企业间密切合作,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使得区内的其他企业感受到隐形的竞争压力,这样有利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传播,由此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获取学习经济,增强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能力。集聚区内领先的企业会主导产业技术发展方向,一旦某项核心技术获得创新性突破,集聚区内其他企业会相互支持,共同创新合作,参与这种网络化的创新模式。
2.1.2 产业竞争力对FDI的影响路径分析
根据Porter的“钻石模型”,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高级要素等需要持续投资,改造的稀缺资源所占比例很大,而这些被创造资产正是跨国公司投资经营寻找的目标。因此,可以说FDI的投资更倾向于具有产业竞争力的产业,产业竞争力对FDI的影响路径如图2所示: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取决于3种优势:(1)所有权优势,即企业拥有的某项专利、专有技术或知识产权使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拥有排他性和垄断性权利;(2)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在拥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扩大经营活动,在企业内部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3)区位优势,即在某地拥有直接投资生产比出口产品更有利的优势,包括低廉的资源成本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当企业同时具备这3种优势时,才可能选择对外直接投资[6]。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跨国公司所特有的无形资产尤其是知识技术资产的转移性更强了,东道国之间吸引FDI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同时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谈判地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FDI的投资形式更加倾向于效率导向和资源导向。因此,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中自然资产的作用减弱,被创造资产的重要性增强,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优势作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内容成为吸引FDI的关键因素。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资本、技术、人才都是重要的要素优势,因此,其吸引的FDI也相对较多。
综上所述,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是通过提升产业竞争力吸引FDI,随着企业的集聚,外部规模经济逐步显现,加之企业在集聚过程中形成的被创造性资产,由于其不易复制性而对FDI的吸引日益增强。
2.2 FDI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分析
结合大量国内外文献,本研究得出FDI的进入会通过资源配置、示范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降低垄断优势、带动当地企业、促进先进技术转移,从而提升东道国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促进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具体影响路径如图3所示:
2.2.1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Anthony(1996)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投资产业的市场竞争加剧,这不仅可以刺激当地企业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并把稀缺资源转移到相对竞争优势高的产业,还使得原本具有较大进入壁垒的产业降低垄断竞争优势,使得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竞争中去,资源得到重组,配置效率得到提升,相应的产业产出水平也会增加,产业绩效随之提升[7]。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战略角度出发,外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跨国经营,考虑到企业生产上下游环节、关键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和合作伙伴的依赖关系,客观上会产生滚雪球般的“联动效应”。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外资企业在某产业的投资会带动数个、进而数十个同行业的配套企业的跟进。
2.2.2 企业示范效应
Canfei(2003)指出在外资选址集中的地区会形成一种“核心——外围”体系,这种体系会在该地区形成一种引力,外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遵循引力模型形成集聚效应,例如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由于临近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8]。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外资带来的企业示范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通过不断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这种学习和模仿不仅局限于新产品、新设备、新加工方法,外资企业先进的销售策略,企业文化,管理方式等非物化的知识技术,也可以通过企业的示范效应传达给当地的其他企业。与外资企业直接接触后,长三角当地的资本密集制造业企业就可能有机会了解并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方式,因此,生产率可能会有所提高。此外,外资企业的雇员转到当地企业工作时,通常将他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方式运用到当地企业,这样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
2.2.3 技术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的先进知识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向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和溢出。外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会给东道国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通过与当地供应商、分包商、客户的实质性交易可产生关联溢出效应,当地关联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交易活动中在技术能力与管理经验等方面获得的额外好处,形成了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的重要溢出效应,通过对企业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知识技术随着人力资源的流动而得到转移[9]。
3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互动的典型案例分析
以日企在苏州的电子信息产业投资为例,在1980~1991年日企投资的初期阶段,日企投资的态度都比较慎重,一般都要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考察地形,并进行可行性分析后才会确定投资意向,签订投资合同,而且投资金额及项目都比较少,并且倾向于非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很少将资金投入到电子信息产业这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直到1991年,日企对苏州市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才首次超过非制造业的投资,达到53%。
1992~2001年是日企大规模投资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日资企业在苏州市投资力度较第一阶段逐步加大,据中国对外经贸部统计,截止2001底,日企在苏州市累计签订合同数目1029个,累计投资金额为35.58亿美元,占日本在华投资额的8%,占苏州累计合同外资额的8.6%。以日企投资的苏州爱普生有限公司为例,1995年7月,日企投资6000万美元兴建了苏州爱普生公司,2000年2月追加了8500万美元,此后两次又增加资金7500万美元,总投资额增至3.3亿美元,员工数量也从100余人增加至7000人,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额度,在苏州市外企中都位居前列。在这一阶段,除爱普生外,佳能、索尼、松下、雅马哈、东芝等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进驻投资建厂,使得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苏州新区也成为了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区。
2002年至今是日企投资的成熟阶段,在第二阶段电子信息产业大规模投资以后,许多其他从事制造业的大企业都纷纷将资金投向苏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如富士、三洋、夏普、日商岩井等知名企业。在苏州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的企业有26家,其中投资电子信息产业的制造业企业达到70%之多。
综上,从日资企业在苏州市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案例可以看出,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初期,FDI的进入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随着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成熟,又进一步吸引了FDI进入苏州地区。同样地,其他资本密集制造业的发展也与此相似,如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等,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资本密集制造业在我国的发展几乎为零,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开放,FDI的进入使得资本密集制造业集聚起来,进入21世纪,资本密集制造业的发展越发成熟,集聚效应的显现更进一步的吸引了FDI的进入,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4 结 论
本研究结合大量国内外文献以及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的分布现状,以产业竞争力为切入点分析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以及FDI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资分布也较多;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成长阶段,FDI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因为,在外资没有进入的时候,一个落后的产业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区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种需要大量资金的产业领域,外资显得尤为重要,FDI的进入会通过加强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交流,强化企业的内部协作,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成熟阶段,产业集聚又进一步吸引了FDI,产业集聚使得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聚集,同时带来了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使产业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也进一步吸引着FDI的不断进入,二者之间通过产业竞争力这一间接导体产生了一种“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韩燕,钱春海.FDI对我国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基于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8,(5):55~58
[2].李丹,黄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湖南财经学报,2010,(12):99~102
[3].Scott A.The collective order of 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s:lesson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andstrategic choice[J].Economic Geography,1992,(68):220~229
[4].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99(3):143~157
[5].Duranton G,Puga D.Micro-fou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Urban Studie,2003,(37):513~521
[6].Dunning J.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es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 activity[J].InternationalBusiness Review,2000,9(2):163~190
[7].Anthony J.Venables.Equilibrium location of verticallylinked industrie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6,(37):341~356
[8].Canfei He.Loc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rs in China:agglomeration economics and country of origin effects[J].Papersin Regional Science,2003,(3):35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