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沿革

生产沿革（通用9篇）

生产沿革 篇1

1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全球环境严重恶化、环境问题日趋国际化和复杂化的大背景下, 人们逐渐关心产品和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并逐步认识到依靠改进生产工艺和加强管理等措施来消除污染更为有效, 于是清洁生产应运而生, 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实施。目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运用清洁生产理念降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钢材、水泥、电力等高碳行业的碳强度, 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因此, 清洁生产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 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应有之义。

2 清洁生产的概念沿革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正式提出“清洁生产”这一术语, 认为“清洁生产是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 以期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最初的清洁生产概念包括两个层次—生产过程层次以及产品层次。对于生产过程层次, 清洁生产侧重节约原材料, 淘汰有毒原材料以及减降废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于产品层次, 清洁生产概念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出发, 旨在减少从原材料的提炼到产品的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1996年, UNEP进一步修订“清洁生产”定义, 认为清洁生产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 以期增加生态效率并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UNEP于1996年的清洁生产定义拓展了清洁生产的范畴, 增加了“服务”这一层次, 并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修订后的清洁生产内涵更加丰富, 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 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西方的清洁生产概念产生过程如图1所示。

我国清洁生产概念最早于1993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中提出, 认为工业污染防治必须从单纯的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 实行清洁生产。1994年在《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中又一次提出“为了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要采用清洁技术, 实施清洁生产,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历经近十年的探索与总结, 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专门性的清洁生产法律制度———《清洁生产促进法》, 将清洁生产推向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并对清洁生产的概念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界定。

“清洁生产”的概念一经提出,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许多国家和组织的积极推进和实践, 虽然国内外推行清洁生产的起步时间不同, 但可以认定的是, 其基本特征和原则是一致的、相似的。综合以上对清洁生产这一概念的界定, 笔者认为, 清洁生产是由一系列清洁生产方案组成的生产、管理、规划系统, 其目标是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率, 降低能耗, 从源头减少污染, 实现生产全过程综合预防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清洁生产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可取得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它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3 清洁生产的特征

清洁生产的实质是一种消耗能源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系统, 强调通过生产过程的清洁减轻或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清洁生产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 生产源头和生产过程低碳化:目前,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水泥、钢材等高碳行业的支撑。如果从这些高碳行业的生产源头降低碳排放量, 调整或改进行业中的高能耗设备, 使来源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强度降低, 就实现了生产源头和生产过程低碳化。

(2) 能源使用效率高:能源效率是指能源开发、加工、转换、利用等过程的效率, 是一个绝对概念, 强调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能, 它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指标量化反映出来。在经济意义下, 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用较少的能源产生等量的有用产出。

(3) 废物排放量最小化:清洁生产中的“废物排放量最小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产品设计中建立物质闭路循环体系, 努力实现污染“零排放”。其次, 积极采用资源重组技术, 将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作为“放错了的资源”进行资源重组, 作为生产原料重新加以利用。最后, 当产成品完成使用功能时, 仍可以再循环利用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垃圾”。

(4) 资源利用效率高:资源利用效率贯穿于以上三个基本特征, 一方面实现资源综合、高效、合理利用既是清洁生产的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是清洁生产的最本质要求, 资源利用效率高是区别清洁生产工艺与传统工艺的主要特征。

4 清洁生产的评价指标体系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具有标杆功能, 这些指标为评价清洁生产绩效提供了比较标准, 其主要用途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用于寻找减废空间;作为产品设计和工艺开发的基准;展现环境绩效;作为同一工艺前后期清洁程度对比的基准, 也可以用于企业间清洁程度的评比。

4.1 国外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

关于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世界各国没有统一定论。国外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主要包括六种, 分别是生态指标 (Eco-indicator) 、气候变化指标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 、环境绩效指标 (EPI) 、环境负荷因子 (ELF) 、废弃物产生率 (WR) 以及减废情况交换所 (PPIC) 等。

生态指标是由荷兰National Reuse of Waste Research Program完成的, 该指标从生态周期评估的角度出发, 将所排放的污染物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 并建立量化的Eco-indicator。但生态指标的区域性限定性很强, 对其他区域未必适用。

气候变化指标也是由荷兰开发应用, 在测算污染物排放量时扩大了选择的标准物质的范围, 包括将CO2, CH4, N2O的排放量以及氟氯烃 (CFCS) 、哈龙 (Halon) 的使用量转换为CO2当量, 逐年记录废气排放量以评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指标适用于政府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宏观控制, 但是无法指导个别企业进行清洁生产。

环境绩效指标由非营利机构———欧盟绿色圆桌组织 (European Green Table) 设计开发, 该指标涉及行业包括油与气勘探与制造业、石油精炼、石化、铝冶炼业、造纸等, 其中具体开发出能源指标、空气排放指标、废水排放指标、废弃物指标以及意外事故指标。虽然欧盟所提出的环境绩效指标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 但是对于我国建立各行业的指标体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环境负荷因子由英国ICI公司开发, 这一指标的初衷是为化工工艺开发人员评估新工艺提供参考值, 其定义为ELF=废弃物重量/产品重量。公式分子中的废弃物重量不考虑工序用水和空气的重量, 不参与反应的氮气 (N2) 也不算在内, 该公式适合于有化学反应的工序。

废弃物产生率由美国3M公司开发, 它的定义为WR=废弃物重量/产出量, 废弃物产生率与环境负荷因子相似, 公式分子中废弃物的定义相同, 分母中的产品重量也就是产品销售量。废弃物产率指标以总产出 (包括废弃物、副产品和产品) 为基准, 其值永远小于1。

减废情况交换所由美国环保署开发, 这一指标需要经常调查或评估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原料、水和能源的耗用量, 从而对企业生产进行改善, 同时评估改善程度。这类指标适用于评价比较同一工厂工艺改进前后的清洁生产状况。

4.2 国内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

依据生命周期分析的原则, 目前我国较常用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是主要有四类:原材料指标、产品指标、资源指标和污染物产生指标。其中, 前两者是定性指标, 后两者主要是定量指标。

原材料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材料毒性、生态影响、可再生性、能源强度以及可回收利用性这五个方面。而产品指标需考虑产品销售、使用过程、报废后的处置以及寿命优化问题四个方面。这两类定性指标比较宏观, 评价指标主要是靠专家打分, 主观估计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值, 以确定相应的等级。

资源指标可以由单位产品的耗水量、能耗和物耗来表示, 适用于比较同一工厂工艺改进前后的清洁生产状况。污染物产生指标分为三类, 即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 这类指标同样无法表明真正的环境影响程度。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 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 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 也应视行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 其调整周期一般为3年, 最长不应超过5年。

5 我国关于清洁生产研究方面存在的缺陷与展望

自1993年我国开始实施清洁生产以来, 国家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推动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 学术界也在清洁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使我国清洁生产初具规模。但由于我国清洁生产起步较晚, 很多方面仍不成熟, 关于清洁生产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缺陷。

从总体上看, 清洁生产研究侧重于技术和政策方面, 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非常薄弱, 因此完善清洁生产相关法律的研究, 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另外, 清洁生产的研究层次着重于“点上的多、面上的少”, 尚未形成我国大多数企业通用的生产模式, 实践中一些具体的清洁生产实施仅局限于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 导致清洁生产尚未在我国形成规模化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 在清洁生产研究方面, 我国应对清洁生产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进一步完善清洁生产法律理论和制度, 促进和保障我国的工业污染防治战略由污染物末端处理向污染预防、清洁生产转变;在清洁生产实践方面, 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大清洁生产规模, 例如将清洁生产运用到建设生态工业园中, 使清洁生产工作上升到工业园乃至城市或区域范围, 构建清洁生产企业群落, 建设清洁低碳城市, 以实现企业间群落互利共生、信息共享、技术资源集成的循环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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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涤龙, 欧阳胜银.低碳经济统计评价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 2011, (22) :21-24.

生产沿革 篇2

本公司于1998年成立，后于2007年由原东莞市南城富胜印刷厂更改为东莞市富胜印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宣传单、画册、海报、说明书、彩盒、手袋、吊牌、贴纸、电脑条码、商用表格、PVC/PET软硬UV胶盒、烟酒包装盒、各式彩色胶片等包装纸类及胶片制品的专业企业。

目前拥有主要生产设备：进口全新海德堡PM-74四色印刷机，商标机 5台并拥有斯塔尔折页机、全电脑切纸机以及钉装机等完善的生产设备、使企业具备了优良的硬件。同时为了优化管理，引进和培养了一大批素质高、技术优良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我们不段的提升技术革新和完善了企业管理，使企业迅速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

多年来富胜人的不懈努力，目前拥有百家客户，其中有中国电信、中信银行、创维、伟创力科技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均为我们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公司凭借良好的品质与优质的售后服务，荣获伟创力、中国电信等嘉奖，这是我们的肯定和鞭策，富胜人将继续秉承优良的品质，合理的价格，准确的交期，热诚的服务和经营理念与你携手共创辉煌。在业务拓展模式上，我们采取“稳扎稳打、求实务实”的发展战略；优先开展适用面广、操作性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薪科技企业为客户群体，在做好一定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公司将继续吸纳印刷业相关领域专业尖端人才，在业务区域的拓宽方面，我们将采取“以点代面、由浅入深”的发展战略。我们2011年及2012年间实现了，新厂房搬迁、管理人员素质提升和调整等两大战略目标。近期我们继续以珠三角地区“印刷包装业务为主导市场，在做稳做实的前提下，努力开拓海外印刷业务以自身强大为发展主旨，积极带动产业连企业实现综性战略发展。

东莞市富胜印刷有限公司以人为本，做到：理解人、尊重人、引入人、使用人、培养人、激励人、留住人相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员工和公司共同发展。东莞市富胜印刷有限公司必须坚持“诚信双赢”的业务发展思维，公司秉承“信誉第一、效率第一、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遵循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坚持双赢和利益共享的经营原则，与国内甚至国外各界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东莞市富胜印刷有限公司必须做到可持续发展，根据宏观经济、政策法规等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经营策略，与时俱进，持续创新。通过业务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浅析中国古代商标标识沿革 篇3

根据有关标识史料记载, 我国古代标识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在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 就铸有各种标志、符号、图案、花纹和文字等。这些青铜器当时可能并不是完全用于商业交换上面的各种标志、符号、图案、花纹和文字是物品的代号, 标明所有权, 是所属权、权力、财富、地位的象征, 而最后演变成现在意义上的商标含义。当时这些标志、符号或文字为以后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区别于他人的产品, 并为用于交换, 打下了一定基础。同时为现代商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下面将我国古代商标的发展, 初步分成几个阶段, 作一简述。

一、秦汉标识:表明归属、强调责任

商标在我国俗称“牌子”、“牌”、“货牌”、“商牌”等。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就有了商标意识的萌芽。当时, 一些精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在产品上刻上铭文, 以显示其产品品质精湛、技术高超。春秋时吴王得到越国所献的三枚宝剑都刻有生产者的名字:“一曰鱼肠, 二曰磐郢, 三曰湛卢。”还有一些产品则因其产地不同和特殊用途而刻铭文。战国时期齐国的铜量、陶量, 就铭刻有“阳城”、“廪”、“公豆”、“公区”等文字。这些铭文, 基本上可以视作商标的雏形。这些产品虽然都是官方作坊生产, 为官方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管理服务的, 不是市场交易的商品, 但是它们标明了技术等级、产品质量、产地、生产单位等内容, 也就是走向商标的萌芽状态了。

秦汉时标识进一步发展, 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秦始皇穷兵黩武, 为保证在进行扩张侵略中军用物资的质量, 制定了统一的质量标准, 勒令兵器制造者在武器上錾刻、铸造制造者本人和监制人的姓名, 以承担质量保证 (见图1) 。西汉时期经济进一步发展, 生产力得到更大提高, 交通更加发达, 官营、民营手工业规模逐步扩大, 当时颍川郡阳城 (今河南登封市告城镇) 铸造的带有“川”字地理名称标识的铁制工具已经可以流通到今陕西咸阳和河南长葛一带。而《汉书·王遵传》记载“箭张进、酒赵放”, 更是无意中在史书上为张进制作的箭和赵放酿造的酒做了两千年的活广告。

秦汉时印章和印记在商品交流时作为凭信。《周礼》“掌节职”条, 有“货贿用玺节”一语, 据汉代郑康成注释, “掌节职为主通货贿之官, 谓司市也”。又说“玺节者即今之印章也”。刘熙在《释名》中也说“玺者徙也, 封物使可转玺而不可发也。如今各地博物馆中都存有汉代实物“封泥” (见图2) , 就是将货物捆扎牢固, 在固定处打好绳结穿上木块, 再用泥固封后捺上印章, 正如现代火漆印固封手续一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封泥, 上面刻有“侯家丞”字样。另外, 出土的战国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时代的陶器和传世的汉代铜镜上, 也有印章、印记, 标明生产者的姓氏、姓名及产地。扬州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王氏作镜真大巧, 上有仙人不知老, 食饮玉泉饥食枣兮”, 标明生产厂家与产品质量好, 生产技术高超, 产品使用效果好等内容, 是一篇较完善的商标与广告结合的铭文。

二、唐宋元标识:区别同类、考诚验实

唐、宋时期农耕文明发展到了空前丰足的时期, 官、民手工作坊生产的商品数量大增, 产品花色品种增多, 生产同类商品的店铺也不断增加, 人们对于产品质量有了更高要求, 生产者和商业主需要有一个能够区别同类产品的记号, 以便推广宣传自己生产加工的商品。根据唐朝法律典籍《唐律疏议》记载:“物勒工名, 以考其诚, 功有不当, 必行其罪。”唐朝朝廷对产品生产厂商进行了严格的监督。

在唐代瓷器上有“卞家小口 (小口即茶壶) 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自我宣传的字样。北宋名窑龙泉青瓷中有“永清窑记”的底款, 宋时的湖州、饶州、杭州生产的铜镜和漆器上, 都注明生产的铺号, “湖州镇石家念二叔照子”和“湖州真正石家念二叔照子” (见图3) 两种不同的印记, 他们为了声明自己不是冒牌, 在“石家”前面加上“真”或“真正”字样。

就现存实物来查考, 最迟在北宋时代 (公元960年-1126年) 就已产生了图文并茂的商品标识。宋代是很重要的城市商业发达的时期, 当时城乡商业和商业组织颇为发达, 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都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手工业生产者为了推销商品, 维护信誉, 特意设计使用了商标。山东济南一家专造功夫细针的刘家针铺, 就设计、制作了一枚以白兔为商品标志的专门印刷商标的铜版 (见图4)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枚完全意义上的商标, 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枚白兔商标, 既有文字, 又有图形, 近于正方形, 上方阴文横刻“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店号, 中间阳刻白兔儿图形, 两侧还竖刻着阳文“认门前白兔儿为记”, 两边平分四字, 下方刻有较长阳文附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提出商标防伪问题, 并且第一次使用动物形象取代姓氏为店铺商标。这一设计, 即使与现代的商标相比较, 仍然显得相当规范。

这种图文并茂的商标形式, 到元代时更有所发展。湖南沅陵出土的元代油漆颜料包装纸上所印刷的商标与广告, 内容更加丰富。纸长33cm, 宽25.5cm, 右上方为长方形版刻墨印, 上部为覆莲叶纹, 下部为莲花基座形纹, 两侧为二方连续环状花草纹, 内部印文字5行, 每行14字, 共70字:“潭洲, 升平坊内白塔街, 大尼寺相对住, 危家, 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 水朱, 雌黄, 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 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 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包装纸的右上方另有一略小的长方形版刻墨印, 上下均为云纹, 两侧为二方连续梅花纹, 内部印文2行, 每行10字, 共20字:“主顾, 收买银朱, 请认元日;祖铺, 内外图书, 印号为记。”这部分文字表明:请主顾们注意, 本店为祖传老字号, 内外图书, 均以有印号为标记。其正中一枚为一完整花篮形图案, 即为该产品商标, 它开创了中国以植物形象为商标之先河。该产品的“印号”即左下方的“父业子传”, 右上方墨印正中的一枚编钟纹饰的“口源”朱印可能为店号, 左上方墨印文字钤有朱印三枚。这可能是现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防伪标志与防伪技术。

三、明朝至清中期标识:日趋完善、取意吉祥

我国农业的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的日趋繁荣, 使城市经济蓬勃发展, 明朝前期日渐拓展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更为畅通。这些都促进了商品经济向前发展, 从而相应地提高了商标的实用价值。纵观历史不难看出, 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为了创立自己的商标、维护自己的商业声誉和经济利益, 不仅很早就开始使用商标, 而且由混沌至明晰, 由不自觉到自觉, 不断探索、实践, 代代有创新、发展, 终使商标的应用逐渐臻于完善, 在人类知识产权史上当仁不让地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江苏扬州谢馥春香粉老店创立于道光十年, 主营香粉头油, 质优价廉, 被别家仿冒, 造成市场份额丢失, 声誉被损, 店主于是置竹筒5只于柜台上, 名为“五桶为记” (见图5) 后来, 店主又在店堂内用金字书写“本店城内仅此一家, 此外并无分铺, 请认清辕门谢馥春老铺, 五桶为记, 庶不致误。”告白张贴在店铺十分醒目的地方, 以引起顾客注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乾刚坤柔, 分别代表男女、龙凤两种性别和祥瑞, 此店主以五个竹筒为标识, 应是取谐音“梧桐”, 意为“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含蓄雅致, 言简意赅, 韵味悠长, 也极大满足了女性群体的消费者的心理, 从商标标识的设计角度来讲符合视觉传达设计的消费者心理, 可谓经典之作, 神来之笔。

明代到清朝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的农耕文明在盛唐繁宋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物产的充盈、在世界经济界显赫的地位, 带动着产品走到了“世界名牌”的高度, 陶瓷、纺织、化妆、食品、药品诸多行业的名牌产品更加注重商标标识设计, 是中国古代商品发展和商标标识设计艺术的鼎盛时期, 功能性产品市场进行比较明确地划分。例如, 明朝宣德年间北方开始形成“景泰蓝”珐琅制品、“内联升”布鞋、“六必居”酱菜、“同仁堂”药品;到嘉靖、万历年间以松江府、苏州府、杭州府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却逐渐产生出“顾绣”绣品、“尤墩”土布暑袜、“张小泉”剪刀等价廉物美, 与老百姓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名牌特色产品。

近代, 在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小农经济的巅峰时期, 中国传统制造业更是迎来了“最后的辉煌”清乾隆年间江苏松江府出产的“丁娘子飞花棉布”、“眉织”棉布, 都是当时“声闻大江南北, 货走运河东西”的知名品牌。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标识自发产生, 并不断完善。起初并不具备现代商标的特征, 只是产品一些属性的特征说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逐步成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商标。这一时间段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 标识的特征鲜明, 从视觉设计角度看可以视为商标的雏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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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历史沿革 篇4

国土资源网(2005年3月16日

16:57)

烟台市因有烟台山而得名。烟台山原无名，古为荒丘，三面环海，海拔53.5米，占地7.07公顷，因位置在北海岸，当地人称“北山”。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袭扰，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 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熨斗墩，亦称狼烟墩台、烽火台，发现敌情，昼则升烟，夜则举火，以为警报，简称烟台。当地有人称“熨斗山”“烟台山”。

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今烟台山西部建成海关码头，东海关在熨斗墩上建灯楼和旗杆，指挥进出码头船只。此后，又称烟台山为“拉旗山”。

1905年，烟台山建起灯塔，命名为“烟台山灯塔”。此后其他名称逐渐消失。到20世纪30年代，统称为烟台山，成了烟台市后来的标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芝罘岛、商埠区（东至今广东街，西至今海防营，南至所城，北达海岸）改为原福山县所辖的芝罘区、烟台区。这是首次以烟台山命名的行政区。1913年，烟台区改为原福山县烟台特别区，亦称烟台警察特别区。1934年春，山东省政府建山东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管辖。1945年8月24日，烟台第一次解放，成立烟台市人民政府。

商代西周时称东夷。春秋时，为**、牟、莱族移民区，属东莱地。秦时地属齐郡县。汉时，先后属青州东莱郡县地和牟平县地。自三国后多为变化，至元、明、清、民国属福山县。1934年，改为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始独立行政建置。1938年为日本侵占。1945年8月，烟台第一次解放，属胶东行政区。1947年10月，烟台被国民党军队占据。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1950年5月，属文登专区；9月改为省辖市。1958年6月，改为莱阳专区辖市。10月18日，莱阳专区改为烟台专区，为烟台专区辖市。直至1983年11月，组建地级烟台市，原烟台市改为芝罘区。

青岛地区昔称胶澳。因胶州湾入口处北侧的小青岛得名，该岛对岸的原青岛村、青岛口、青岛山一带均沿用青岛之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青岛由此建置。翌年，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部移驻胶澳。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澳，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从此，胶澳沦为殖民地，山东也划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侵占胶澳，进行军事殖民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收回青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19年，由于青岛主权问题，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迫使日本于1922年2月4日同中国政府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胶澳，辟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其区域与德胶澳租界地相同。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胶澳商埠，同年7月设青岛特别市。1930年改称青岛市。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接收青岛，仍为特别市。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改属山东省省辖市。1981年被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4月，被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1986年10月15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1994年2月，被列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烟台风物志纷繁多样的烟台古钱币 作者:佚名 时间:2008-6-4 0:0:0

钱币知识 太平天国

当远古人类只会用大自然现成的石块应用于生产生活时，货币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有了交换的需求，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中介物开始出现。随着历史的演进，一般等价物逐渐固定，货币才正式跃上人类历史发展的舞台。

在胶东大地，出土了大量先秦时期的贝币、刀币以及秦以后的各类铸币。与此同时，铸钱模具钱范、冶炼炉的发掘出土也极大丰富了烟台地区的冶炼铸造史。

贝币的流行一时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品除去消耗的几乎没有剩余。当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产品数量增加，除了人们消耗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剩余产品，交换就开始了。

为了方便交换，参加交换的人们把自己的产品先换成大家共同需要的产品，然后再用它来交换自己真正需要的产品。这种共需产品就成为一般等价物，固定下来以后便成为实物货币。

胶东半岛因其地利富产渔盐，食盐作为人类的必需品自然地成为胶东地区实物货币的一种。在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实物货币也和海洋有关，那就是“贝”。

烟台博物馆考古研究员侯建业介绍说，“虽然烟台本土也有很多种贝壳，然而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并非本土产物，而是一种产自南洋的特定海贝。它小巧美观，夏商时期的奴隶主甚至将这种海贝作为贵重的装饰品。” 由于这种海贝产地遥远数量不多，后来便出现了石贝、骨贝、玉贝、金贝等仿制贝。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岛南长山岛王沟村发掘东周墓群时，在十号墓中发现了50枚真贝。经青岛海洋研究所鉴定，认为其属于海南贝，产于广东沿海。长岛出土的真贝体形较大，长3厘米，最宽处为2.7厘米。在蓬莱村里集墓群中，还出土了一种“滑石贝”，都是按照海南贝的大小、形状磨制，数量比较多。

侯建业介绍说，海贝作为货币可能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夏商时代流行。到了商末至西周时期，贝币渐渐被青铜货币所取代，沦为不太贵重的装饰品。

金属货币的出现

实物货币虽然出现早期给人们的交换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货币有了更高的要求———容易保存、方便分割，金属货币开始出现。最早流行的金属铸造货币———刀币形状与工具刀类似，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用它作为流通货币。

1972年，海阳行村镇汪格庄村北的小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窖藏，长宽不足1米的土坑中放置了刀币等古钱币共计两三千枚。考古人员证实此处为东周遗址，钱币排放整齐并且有覆盖物应该是当时的人们有意埋藏的。这批刀币中包含有齐之法化、齐返邦之法化、节（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等众多类别。（返邦、节墨、安阳均为古代胶东地名）

据介绍，齐国的刀币刀身有一定弧度，刃部凹陷弯曲。其中“节（即）墨之法化”刀体重大，通常18厘米左右，最宽处可达到3厘米，是齐国铸造发行较早的一种刀币。

1956年，招远曲侯屯出土了160多枚刀币。比较特殊的是，这些刀币有的从背部直接向前部斜直切去，形成尖细的头部。“考古人员注意到这些刀币刀尖部分的长短、宽窄并不一致，有的地方甚至有剪损的铭文，有的专家分析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小额交换而被分解后的刀币。”侯建业说。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统一了货币以及度量衡。圆形钱币成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制，贯穿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了两千多年，并影响到相邻国家和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蓬莱兴无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铜钱窖藏。在离地表深30厘米的窖藏中，发现的钱币总重300多公斤，包括了西汉至金代的6万多枚钱币，令人叹为观止。汉代沿用到唐代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泉”、“布泉”、唐代的“开元通宝钱”都在此处窖藏中有所发现。

铸币工艺大幅提升

到了元朝，非金属货币的纸币成为基本货币制度，政府开支、税收用纸币，民间交易也用纸币。明太祖颁行的大明宝钞就是一种政府发行并强制推行的不兑换纸币，发行无限额，难以流通。

为了推行纸币，明朝政府曾经禁止金银流通，多次停止铸造铜币，但是民间交易中私用白银、铸币的情况却屡禁不止。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纸币流通已经名存实亡。

明代称本朝官炉所铸的铜钱为“制钱”，以此来区别以往流传下来的钱币，清朝沿用了这一传统。虽然明代的制钱铸造较少，但是铸造工艺大大提高。

明嘉靖时期开始用黄铜铸钱，黄铜和锡的熔铸比例为10：1。为抑制民间私自铸币，嘉靖年间开始铸造金背、镟边等钱币。“金背”是用经过4次精炼的合金铜铸造的制钱，有着黄金的金属光泽。“镟边钱”是用镟车削磨铜钱的外缘使其外侧光滑、轮廓周正，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清朝建立以后，货币大量使用满文，用来记录钱币的铸造地点。

出土钱币丰富多样

宋代商品经济开始出现，铸钱数量为历朝之冠。蓬莱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铜钱，大部分都是北宋的钱币。由于继承了五代时期的货币制度，宋朝时期铜钱和铁钱同时使用，还有铅钱、纸币等币种。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都是宋朝钱币均为铜钱，考古人员推断在宋朝烟台属于铜钱行用区。

和出土的唐朝货币多以“元宝”命名不同，烟台芝罘区出土的明代铜钱主要有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万里通宝、崇祯通宝等。“明代的铜钱之所以不像以前一样叫‘元宝’，可能是为了避讳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考古人员这样推测。

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在烟台地区也发现了不少国外的货币。在烟台发现最早的外国铸币是越南在公元984年开始铸造的“天福镇宝”，发现最多的则是日本1625年开始铸造的“宽永通宝”。这些货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外形均呈现为中为镂空方洞的圆钱。

尽管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存在时间较短，然而在烟台还是发现了不少当时发行的“太平天国”和“太平圣宝”钱币。

铸钱模具———钱范

金属钱币的铸造离不开浇筑的模具即钱范，钱范的材质有陶土、石头、铜等。

胶东半岛矿藏资源丰富，铜矿尤为突出，牟平、福山、招远等地目前仍是重要的产铜基地，考古工作者还曾经在烟台发现了早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的铜器。距今4500年的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过冶炼铜块，牟平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出土过青铜锥，烟台与铸币的渊源在这些出土文物中逐渐明朗。

“这些遗迹及其出土文物说明胶东地区的青铜生产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优越的技术条件，这些都是铸造金属货币必不可少的基础。”侯建业解释说。

福山区三十里堡村古遗迹还出土过汉半两钱石范、三铢钱石范。据介绍，三铢钱为汉武帝时期铸造，发行的时间比较短，在胶东地区发现三铢钱的石范证明三十里堡在当时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铸币地点。

除了钱范，胶东地区也发现了诸多冶铸遗址。在牟平的冶头村，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熔炉群的残迹，单行排练的熔炉有长期使用的迹象，这些熔炉都有着圆坑形的炉膛以及斜坡式的出液口。这里同时出土的有西汉、新莽的货币以及汉代的半两钱范。冶头村南的“铁官山”还发掘了4.5万平方米的遗迹，发现了众多铸币遗物。

容隐制立法的沿革 篇5

关键词：亲亲相隐,立法沿革

作为一种法律的文化现象, 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在古今中外的法律中都有着相关的体现和规定, 但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却没有对容隐制度给予理解和承认,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立法者没有认清容隐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并在立法时对亲情做了简单化的处理。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容隐制的漠视及问题

按照我国《法学词典》的解释, “亲亲相隐”也可表述为“亲属容隐”, 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容隐制度作为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 不仅包括实体法上规定的亲属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为罪或从宽处罚, 还应当包括程序法上拒证权的设置, 以及司法上的具体配套实施规定。

于此同时, 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由于亲亲不相为隐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刑法惩罚的是犯罪, 而亲属包庇属于一种亲情关系, 是出于人的本能, 不具有某种可罚性。同时, 禁止亲属容隐的法律会在一定意义上加大社会成本。与现行立法对容隐制的漠视不同, 作为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重要表现, 容隐制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和丰富的内容。

二、我国容隐制立法的沿革

我国容隐制度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普遍认为孔子是提出容隐思想的先祖,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从此, 儒家思想首先为容隐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范忠信的观点, 最早将容隐原则应用于法律的似乎是秦律:“子告父母, 臣妾告主, 非公室告, 勿听。而行告, 告者罪。”这或许可以看做中国容隐法开始形成的标志。也有学人指出这是值得商榷的。两汉时期是容隐制度的发展期。汉宣帝地节四年五月 (公元前66年) 正式颁布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 这一诏令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容隐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隋朝的立法已经灭失, 无从考证。唐朝最大的立法成就是《唐律疏议》, 其关于容隐的规定, 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立法规范体系。这一系列规定为其后宋、元、明、清沿用容隐制度创造了基本的模式。

清末是中国容隐制度的一个转折点, 大规模的变法修律活动使许多体现中华法系特征的内容荡然无存, 但容隐制度却得以保留。经过变法修律, 清末容隐制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 国民党时期, 政府颁布的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保留了清末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

由此可见, 自汉王朝以来, 儒家正统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立法指导思想。其最显著特点就是以宗法等级原则为核心, 通过血缘关系的远近, 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亲疏、远近, 并规定不同等级的亲属在宗族内部拥有不同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义务。清末变法和民国时期法律就保留了容隐制的这些合理因素, 同时吸收西方权利话语, 对我国古代的容隐制立法予以改造, 使其从义务向权利转变。

在历史上, 亲亲相隐是作为儒家法律化的重要思想出现的, 而新中国的立法却对它予以废弃, 不在法律中给予体现。建国以后, 我们一直提倡人人去私心, 存公道, 培养良好的公而忘私的义务本位精神。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的法律对亲亲相隐合理之处的漠视与疏漏就不足为奇了。此外, 也与我国在利益选择时所主张的国家主义、义务本位分不开。因此, 在这种价值选择的支配下, 我们现行法律中没有类似亲亲相隐规定的法律条文, 也就顺理成章。

三、西方历史上容隐制的沿革

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已经初具容隐观念。据柏拉图在《游叙弗伦》中的记载, 青年游叙弗伦为了一个被父亲误杀的奴隶而告发自己的父亲, 智者苏格拉底很讶异, 于是与他展开讨论。虽然在苏格拉底对待游叙弗伦告父杀人的态度问题, 学界颇有争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古希腊社会确实存在着容隐的观念和意识。

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容隐的规定很多, 主要有如下规定:一是家属 (子) 不得告发家长对己私犯 (帝政时代以后, 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申请准许控告严重的侵害) ;同一家长权之下亲属相盗不发生诉权;未经许可而告家父者, 任何人可对其提起刑事诉讼。二是尊卑亲属 (主要指父母子女) 互相告发者丧失继承权 (告发叛国罪除外) 。古罗马时期家子的权利甚至是依附于家父的权利而存在的, 从社会意义上来看父与子是一体的, 因此不能互相控告和作证。

欧洲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期, 法律系统纷乱, 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以至地方法错综并存, 相互竞争而又相互渗透。很难对当时的法律现象作出简单的断语。中世纪教会法是否允许容隐, 未见记载。根据教会法的规定, 亲属之间是不大可能容隐罪行的, 因为所有犯罪的人都应当受到上帝公正的审判以清洗他的罪孽。

西方近现代法律中的容隐制度注重保护个人权利, 崇尚平等, 反对株连或变相株连。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取消了为亲属容隐的义务性规定。第二, 与此相关, 规定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第三, 规定司法官有义务保护证人此种权利, 防止司法专横和变相株连。第四, 再也没有容隐方面不平等的规定。这些变化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自由、平等, 反对专制等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为各国立法 (如法国、德国、日本) 和判例 (如英国、美国) 所普遍确立和遵循。

四、结语

无论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还是西方灿若繁星的文化脉络里, 容隐制都在各自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并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容隐制自身也在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地改进, 从维护封建王权到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 容隐制在东西方的社会里都曾被作为对已有文明和社会秩序予以保护的重要手段而得到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1]法学词典编辑委员会:《法学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年。

荆芥炮制历史沿革研究 篇6

关键词：荆芥,炮制,历史沿革

荆芥为唇形科植物荆芥的带花序的全草或花穗。临床用名有荆芥、炒荆芥、荆芥炭、荆芥穗、炒荆芥穗、荆芥穗炭。最早以“假苏”一名载于《神农本草经》[1]。多系栽培。主产于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等地。原植物荆芥生于山坡路旁或山谷林缘。喜温暖湿润气候, 喜阳光充足, 怕干旱, 忌积水。以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油砂土、夹沙土最宜生长。味辛, 性微温。归肺、肝经。功效解表祛风、解毒透疹, 炒炭止血。《本草分经》:辛、苦, 温, 芳香。升浮, 入肝经气分, 兼行血分。发汗散风湿, 通利血脉, 助脾消食。能散血中之风, 清热散瘀, 破结解毒。为风病、血病、疮家要药。风在皮里膜外者宜之[2]。《本草思辨录》记载:荆芥散血中之风, 为产后血晕第一要药[3]。历代本草对荆芥的炮制方法记载较多, 为进一步研究其炮制工艺, 弄清荆芥炮制的历史沿革及炮制目的是十分必要的。

1 净制

荆芥净制法最早在宋代《卫生家宝产科备要》中就有“不见火, 晒”的记载[4]。而在金元时期, 论述荆芥净制的著作较多, 如《活幼心书》中有“去根, 老梗[5]”;《汤液本草》:去枝, 手搓碎用[6];《瑞竹堂经验方》:去枝[7];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去梗”等[8]论述。明、清时期还注重用荆芥穗, 如明《普济方》中有:“去根净[9]”, 《仁术便览》有“去根土, 用穗[10]”, 《炮炙大法》中有“陈者良, 去梗取穗[11]”, 《雷公炮制药性解》中有“其穗治产晕如神。陈久者良[12]”等记载。清·汪昂《本草备要》也有“连穗用[13]”的记载。

荆芥净制主要以除去枝梗、杂质等非药用部位及优选药用部位为主。如陈嘉谟《本草蒙筌》记载:须取花实成穗, 能清头目上行[14];《得配本草》:血晕, 用穗;散风, 生用[15];《本草分经》:穗, 善升发[2]。

2 切制

荆芥切制是指将药物切成一定规格的段及碎片等炮制工艺, 以便于煎煮及药效煎出。唐《仙授理伤续秘方》中就有“剉”的记载[16];宋《太平圣惠方》中荆芥的切制方法为“细[17]”, 及元《世医得效方》中“和根碎剉[8]”, 明《本草品汇精要》也记载:“去根剉碎用[18]”。

荆芥切制的目的主要在于切碎药物, 易于药效的煎出。如《药性论》中记载:“取一握, 切, 以水五升, 煮取二升, 冷, 分二服[19]”。

3 炮炙

3.1 火制

3.1.1 炒制:

炒制是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物置于加热容器内, 用不同的火力加热, 并搅拌或翻动至一定程度的炮制方法。如《宋氏女科秘书》中有“炒[20]”, 《济阴纲目》中有“微炒[21]”, 《本草述》中有“以新瓦半生半炒[22]”等记载。

荆芥炒制的目的:魏晋时期《吴普本草》记载:“治血炒黑用, 炒黑者, 以黑胜红也[23]”;清代张秉成认为荆芥“炒黑能入血分, 故又能宣血中之风, 凡产后疡溃血虚感风之证最宜[24]”。《医宗说约》也认为“止血, 炒黑用, 祛风生用[25]”;而《本草新编》更是有详细的论述:“或问荆芥引血归经, 亦有引之而不归经者乎?夫荆芥炒黑, 则引血归经, 生用则引气归经。引血归经者, 有益于血者;引气归经者, 有益于气。有益于血者, 血无乱动之虞;益于气者, 气有过动之失。气过动, 而血不能静矣, 故用荆芥必须黑炒也, 炒黑以治, 无不归经也[26]”。

3.1.2 制炭:

制炭是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物置于加热容器内, 用武火或中火加热, 并不断翻炒至表面焦黑色。荆芥制炭方法应用较早, 在宋代就有文献记载。宋《太平惠民和课剂局方》有“烧[27]”;《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有“烧灰[28]”, 《急救仙方》中有“烧灰, 置地上出火毒[29]”等记载。明代《万氏女科》中有“炒黑色[30]”;《仁术便览》中有“去根土, 用穗, 有生用, 焙用, 烧灰用, 有连梗用者[10]”;《济阴纲目》有“烧灰存性为细末[21]”等记载;明清时明确提出了制炭及“存性”等概念。如明代《药品辨义》中有“如若炒黑用, 须炒极黑存性[31]”;《得配本草》中有“炭[15]”;《本草述》中有“于盏内烧存性不得犯油火[22]”等记载。

荆芥制炭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止血作用。《药品辨义》论述:“生用解散风邪, 清利头目。若炒黑用, 须炒极黑存性, 治肠红下血, 女人崩漏, 产后血晕, 取其凉血及血遇黑则止之义也[31]”;《得配本草》论述荆芥炭:“止血, 炒炭[15]”。《嵩崖尊生全书》也有“生用解散风邪, 炒黑专主崩漏”[32]的记载。

3.1.3 焙制:

焙制是将药物文火加热, 使之充分干燥的方法。宋《普济本事方》中记载:“纸七、八裹焙[33]”;明《仁术便览》记载:“去根土, 用穗, 有生用, 焙用[10]”;清《本草述》也有“微焙为细末[22]”的记载。

荆芥焙制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干燥或粉碎及贮存药材。

3.2 液体辅料制

3.2.1 醋制:

醋制系将净药材或生片与定量的米醋混合后, 稍闷润, 使米醋渗入药材组织内部, 再经炒制、煮制和醋淬制等加热处理的一种炮制方法。如清代《玉楸药解》中记载“敷毒醋调[34]”;《类证治裁》中也有“醋炒黑[35]”的记载。

荆芥醋制可以引药入肝经及增强解毒功效。明·陈嘉谟《本草蒙筌》:“捣和醋, 敷风肿疔疮”[14];《得配本草》云:“敷毒, 醋调[15]”;《药性论》也有“又捣末和醋封毒肿[19]”的论述。

3.2.2 童便制:

童便制是指采10岁以下健康儿童的小便, 喷洒于饮片上稍加闷润, 然后入锅加热同炒至焦黄色。清《本草逢原》、《得配本草》等著作都有“童便制[36]”“童便炒黑[15]”等相关记载。

童便亦名“还元汤”, 具有补中益气、壮元阳、理血、祛痕生新等作用。荆芥童便制的目的主要在于增强止血祛瘀的功效。明·陈嘉谟《本草蒙筌》:“治产后血晕, 杵末搀入童便[14]”。《得配本草》也记载:“止崩漏, 童便炒黑[15]”。

4 小结

桂枝炮制历史沿革研究 篇7

关键词：桂枝,炮制,历史沿革

桂枝为樟科樟属植物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的嫩枝, 其性温, 味辛甘, 具有解表散寒、温通经脉、助阳化气、平冲降气等功效。该药材主产于我国广西、广东等地, 为岭南地区的一种道地药材, 历代医家常用其治疗多种瘀血证。在古代桂枝有多种炮制方法, 现今桂枝以生用为主, 长于发汗解表、温经通阳。本文通过查阅古今文献, 对桂枝炮制历史沿革及现代化学成分研究进行综述, 以期为桂枝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现报道如下。

1 桂枝炮制方法历史沿革

1.1 古代

桂枝的炮制方法最早见于汉代张仲景[1]《金匮要略方论》, 其中有桂枝“去皮”炮制方法的描述, 自汉代至元代一直局限于“去皮”或“去粗皮”等炮制方法。在罗天盖[2]撰写的《卫生宝鉴》中有“以 (侧) 碎用”炮制方法的记载。直至明代陈嘉谟[3]辑的《本草蒙筌》中才开始有对桂枝进行干燥的规定, 即“收必阴干, 勿见火日, 用旋咀片, 余剩须密纸重裹, 犯风免辛气泄扬”, 此外其还详细记载了“柳桂系至软枝梢, 肉桂指至浓脂肉。桂枝枝梗小条, 非身干粗浓之处;桂心近木黄肉, 但去外甲错粗皮”, 明确记录了柳桂、桂皮、桂枝、桂心的入药部位。楼英[4]编著的《医学纲目》中有“去皮”的记载。明朝王肯堂[5]《证治准绳》首次阐述了桂枝去皮的原因, 是由于“桂之毒在皮, 故方中皆去皮用”。在《幼幼集成》中明确提出了“焙”的炮制方法[6]。由此可见, 随着朝代的发展, 桂枝的炮制方法逐渐增多, 越来越多样化。到了清代, 除了沿用前人的炮制方法外, 炮制辅料的种类也有所增加。在严西亭[7]编撰的《得配本草》中首次提出用辅料炮制的方法, 提出了“甘草汁浸, 焙干用”的方法。后来, 在《本草害利》[8]和《时病论》[9]中分别提到了“或蜜炙用”和“蜜水炒”的炮制方法。

1.2 现代

桂枝炮制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及地方炮制规范中均有记载。如《全国中药炮制规范》[10]中提到“取原材料, 出去杂质, 粗细分开稍浸, 洗净, 淋润, 切薄片, 晾干或低温干燥”。地方炮制规范记载的桂枝炮制方法基本相似, 仅在水处理方法、切片规格与厚度、干燥方法上有所不同。《广西中药炮制规范》 (1985版) [11]中提出了桂枝炮制前需“除杂, 洗净, 润透, 切薄片, 晾干, 筛去碎屑”。《江西省中药炮制规范》[12]中提出桂枝软化后的切片方法为“取原药, 除去杂质, 粗细分开稍浸, 洗净, 润透, 切斜薄片, 晾干或者低温干燥”。而在《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13]中有“除去杂质, 干剁成段, 或粗细条分开, 用清水洗净, 稍泡, 淋透, 切薄片, 晾干或低温干燥”的记载。《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1984版) [14]对桂枝的炮制方法记载更加详细, 要求“除去杂质, 用水浸4h, 捞起, 堆放阴处, 外盖湿麻袋, 润1~2天, 每天淋水两次, 至透心, 再洗洁净, 切薄片, 阴干或低温干燥”。2005版《安徽省中药炮制规范》[15]则有“取原药材, 除去杂质, 大小分档, 洗净, 稍浸泡, 润透, 切片或段, 晾干或低温干燥。已切段者, 除去杂质”的记载。2008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16]中有“取原药材, 除去杂质, 粗细分开, 洗净, 浸泡8~12h, 至约8成透时, 取出, 闷润8~12h, 至内外湿度一致, 切薄片或小段, 干燥, 筛去碎屑;若为产地片, 除去杂质”的描述。在历版药典中均有桂枝炮制记载, 其方法基本相似, 仅在切片厚度及干燥方法上有所不同。如199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7]规定桂枝的炮制方法为“除去杂质, 稍泡, 洗净, 润透, 切薄片, 晾干”。2010版《中国药典》[18]则提出“除去杂质, 洗净, 润透, 切厚片, 干燥”。此外, 由王孝涛编撰的《历代中药炮炙法汇典》[19]则收载了桂枝“炒”和“蜜炙”的炮制方法。由此可见, 药典收载的现代桂枝炮制方法主要以生用为主, 但全国及各省中药炮制规范中制定的炮制工艺不太统一。

2 结语

生产沿革 篇8

1. 技术推动下“现场新闻”的沿革与创新

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是新闻生产方式与报道样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2016年初,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了“现场新闻”理念。蔡名照社长对此理念的定义为:运用最新的移动网络技术, 在新闻现场实时抓取尽可能多的现场新闻要素, 通过各种报道样式, 把新闻现场实时地全方位、全息化呈现给受众。

“现场新闻”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在文字报道时期, 记者深入新闻现场, 充分发挥五官的作用去观察现场, 通过对单一新闻事实做出立体、客观的描写与细节的巧妙展示, 力图还原新闻现场的报道, 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现场新闻”。

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现场新闻”的报道样式, 打破了受众与新闻事件现场之间的抽象壁垒, 受众的视觉与听觉得到了极大延伸。电视直播技术的发展更是让受众在第一时间“看见/听见”新闻现场成为可能。

随着人机交互技术的深入发展以及互联网移动端的普及, 受众阅读习惯也随之改变。重大新闻事件发布时守在广播电视前万人空巷的场景也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以手机为代表的碎片化、垂直化、个性化与互动式的移动终端的兴起。

2015年11月, 《纽约时报》率先应用VR技术, 推出第一部虚拟现实的新闻纪录片《流离失所 (The Displaced) 》。随后这份传统报业的标杆推出了其移动应用“NYT VR”, 同时赠送其订阅用户100多万套简易的纸质VR眼镜, 力图在新一轮的技术革新中确立受众市场。“NYT VR”可供观看的视频短片并不多, 内容上主要涵盖了巴黎空袭悼念活动到美国总统大选等相对热门的新闻事件, 也包括一些非洲草原、纽约街头等相对人文的“软”题材。

《华尔街日报》、Time、BBC等传统知名媒体也纷纷试水VR报道的新样式。国内媒体也广泛地开始尝试运用VR等技术, 抢占新技术带来的竞争先机。为此新华社提出了“现场新闻”的新理念, 将手机作为载体, 让记者从复杂的报道流程中解放出来, 以“在线生产、自主导播”的采编方式, 实现新闻生产的“去中间化”, 极大地压缩了信息传播的耗时。通过对新闻生产的革新, 新华社在其客户端上运用“现场直播”“VR报道”与无人机拍摄等不同技术手段, 试图实践“现场新闻”这一概念的内涵, 即将受众直接植入新闻现场中, 让受众与记者同步“直达”第一现场, 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官效果, 重新构建一个由受众主动参与的“拟态环境”。这种新的报道样式依赖于人机互动技术的“沉浸式”体验与“交互式”现实模拟能力, 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音与画面, 极大地提升了新闻报道的“现场感”, 为受众营造了更为真实和丰富的现场, 并为其形成较为独立的认知提供了可能。

2. 以用户为核心, 兼顾内容生产与平台互动

“现场新闻”理念的重新提出到实践时间尚短, 这一崭新的新闻样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技术革新中将对新闻传媒行业带来多大的变革, 仍不得而知。移动互联网时代, 用户是产品的核心。能否满足移动端互联网用户碎片化、垂直化、个性化及互动性的需求, 是这一崭新新闻样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2.1 技术与硬件的升级将更好地为“现场新闻”提供保障

技术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 然而技术本身并不等同于信息。“现场新闻”理念的革新之处在于, 让受众直接参与到“编码”与“解码”的信息传播过程之中, 这种“浸入”式的信息获取与新闻现场的“拟态互动”重塑了新闻报道的表达方式, 成为受众感知的延伸。

以不同技术层面的报道为界, 新华社客户端“现场新闻”中的“现场直播”板块以短文字 (200字左右) 、图片及短视频结合的实时推送方式, 辅以记者或相关专家的简单点评, 满足了受众获取最新动态、提取核心信息的快餐式阅读;而“VR报道”的样式大多是新闻标题与视频短链的简单组合, 受众在获得现场目击式新闻体验的同时, 并未获得甄别有效信息与核心内容的能力, 对于基础的新闻事实与新闻要素交代并不明确, 报道内容的新闻属性有待加强;现阶段对VR大部分软硬件技术研发集中在游戏领域, VR新闻报道与直播技术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无人机航拍提供的360°全景画面成为众多VR新闻素材的来源, 移动视频直播仍然是实现直播报道的主流。此外, 从技术层面考虑, 囿于手机等移动端的限制, 受众观看VR视频的视角固定不变, 容易造成眩晕等用户体验。而对于大部分移动互联网用户而言, 为了提高观看一条VR报道的效果, 而特意配置VR专用设备的成本也较高。另一方面, 及时降低VR设备的可支付成本, 长时间使用VR设备所造成的疲劳及不适也是未来技术发展需要攻克的难题。

2.2 打通社交应用, 实现多平台到达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移动端已经成为我国7亿网民获取新闻的最主要渠道, 媒介技术带来的信息膨胀和碎片化进一步催生了受众的分化发展。打开报纸或电视, 逐条阅读或收听新闻信息已经无法满足移动互联网时期受众对个性化信息更迭的需求。

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官方媒体, 在客户端的新闻分发上仍然采取了较为传统的“编辑分发”模式, 而依靠大数据抓取用户感兴趣的资讯, 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公司, 凭借“算法分发”的模式在竞争激烈的移动互联网新闻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未来“现场新闻”客户端如何从“编辑分发”向“算法分发”模式转变, 实现精准化内容推荐将会成为吸引稳定用户的重要手段。

2016年6月, 中国手机用户即时通讯软件使用率已经达到91.9%, 其中微信与微博成为用户获取信息与分享新闻的重要来源。如何实现“两微一端”的多平台到达与互动, 打通社交媒体与客户端的交互壁垒, 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强大关系链, 实现微信、微博的嵌入式播放与客户端的流量带入, 是“现场新闻”得以在互联网移动端快速、广泛传播的重要环节。

2.3 挖掘“现场新闻”的适用性, 突出优势

移动视频直播仍然是目前最主流的直播形式, 其题材涵盖了秀场、生活、发布会、突发事件等众多内容。作为国内最大的国家级通讯社, 新华社全力打造的“现场新闻”在人才及设备、技术支持上有着绝大优势。挖掘“现场新闻”这一报道样式的适用性, 将新华社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与“现场新闻”移动报道端的新闻样式相结合, 开辟在特定领域内的报道优势。

从报道议题来看, “现场新闻”可重点聚焦于以下几方面的报道:重大或突发事件现场的报道、体育赛事现场的报道、调查类新闻的现场报道、历史人文类软新闻的现场报道。这几类报道对新闻报道的技术、设备、人才等要求较高, 重大、突发及体育新闻赛事本身也拥有较高的关注度, 而受众往往无法亲临现场, 通过新华社客户端“现场新闻”的信息发布, 受众不仅能够得到权威的信息来源, 更能获得“浸入式”的观看体验。

3. 结语

传播技术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新闻生产与报道样式的变革, 为人类认知世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新闻报道长文字+图像/视频的传统采编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受众对新闻获得的及时性、便携性的需求, 而VR、无人机等拍摄技术的兴起, 则为新闻的“实时再现”与“浸入体验”提供了可能。尽管目前“现场新闻”在实践层面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但是未来以用户为核心、以内容为主导的全息、全面的“现场新闻”报道样式, 将成为主流媒体数字化转型的范本。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 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 2000:33.

宁都采茶戏的沿革研究 篇9

一种戏剧最有研究价值的要属它的沿革历程, 宁都采茶戏的沿革历程曲折且时间久远。宁都采茶戏的沿革历程大致经历了七个阶段即:孕育时期——曲艺阶段、初兴时期——歌舞阶段、三小戏时期——三角班阶段、中戏时期——前半班阶段、同台时期——半整杂阶段、衰败时期——后半班阶段、创新时期——大班阶段, 每个阶段有着各自的发展方法和创新手段。

(一) 曲艺阶段 (1768--1778) 曲艺阶段大约起始于清朝乾隆中叶, 是在民歌、小调、顺口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经历了大约十年的时间 (1768--1778) , 流传至今的单台歌舞有《十来转》、《十字绣》、《等朗歌》等曲调。三角班时期的剧目《拧牛子》中的山歌曲调, 以及半班剧目《九连杯》中的小调, 都是从这个曲艺阶段的曲调演变而来。

师公林官保最初利用工余时间为群众唱小戏, 深受欢迎, 进而用一面小苏锣, 自主改编顺口溜, 走家串户贺新年, 这便步入了曲艺形式之一的“春锣”阶段。“春锣”阶段的艺术特点是即兴辩词而且唱的都是吉利词, 后来的半班剧目《财神送子》、《大打卦》等都是从这演变而来, 因此曲艺阶段又被人们称为宁都采茶戏的孕育阶段。

(二) 歌舞阶段 (1778--1783) 歌舞阶段是宁都采茶戏的初次丰富阶段, 此阶段有歌有舞并伴有茶蓝灯、担花篮等民间表演形式。茶蓝灯是宁都采茶戏的前身, 茶蓝灯的表演载歌载舞, 并有简单的表演身段和步法。开始由一个茶女表演, 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茶童配合表演, 还有锣鼓唢呐伴奏。

(三) “三角班”阶段 (1783--1813) 三角班产生于宁都、于都、兴国交界的三角地带, 大约出现在明末清初。开始为载歌载舞的民间小调演唱, 后来发展为一男一女喜剧的表演, 称为一旦一丑的“对子戏”, 现在保存的传统剧目有《送宝》《扇子花鼓》等。又因剧情需要, 根据民间茶灯“两茶女、一茶童”表演形式改革为“二旦一丑”的三小戏。此阶段队伍规模较小, 只有小生、小旦、小丑三种角色, 故称为‘三角班’。

(四) 前“半班”阶段 (1813--1863) 前“半班”在三角班基础上演变而来。清道光初期, 东河戏、宜黄戏、湖南祁剧进入宁都, 得到人们的喜爱。三角班受到它们的影响并吸收了多种表演形式和音乐曲牌, 发展为6到7人的演员队伍, 能够演出故事完整而人物较少的中型戏。这时的阶段比三角班时期有所更大的进步, 但与大班相比又有点逊色。

(五) “半整杂”阶段 (1863--1891) 清朝光绪初年, 这时有很多外地的剧团来到宁都,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祁阳剧团、宜黄戏、东河戏、越剧等。当时进入宁都的大班祁阳戏班, 在封建统治者的摧残下, 被迫解散。这个时期, 两类剧种同台演出, 既演民间故事剧, 又演宫廷戏和公案戏。祁剧和宁都采茶戏各演半场, 有时则互相串演, 这种大班、半班同台演出形式被人们称之为‘半整杂’时期, 是一种举世罕见的演出形式, 它使宁都半班从季节性、串堂性演出发展成为职业性质的专业演出。半整杂是宁都采茶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它为大班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 后“半班”阶段 (1891--1949) 在清朝光绪年之后, 这些外来剧种的戏班演员年老过世以及一些演员回到自己的故乡以后, “半整杂”时期开始解体, “七紧八凑九逍遥”的半班又回过头来兴起“半班戏”, 此时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民国初年之后, 随着半班老艺人的过世, 大班的剧目基本无法演出。

(七) “大班”阶段 (1949--1955) 1949年解放之后, 宁都采茶被称为“宁都地方戏”。1955年4月江西省文化厅将小戏统称为“采茶戏”, 从此“宁都地方戏”改称为“宁都采茶戏”, 成为全国335个独立剧种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具备了大班的规模 (也称为“全班”) , 演员发展为18—20人, 能够演大戏。从此宁都采茶戏告别了过去的乡村草台班, 走进了城市大舞台。

二、结语

一种戏种有着自身的特色是其保存的最有效的途径, 但还应吸收毗邻戏种的艺术表演的养料。宁都采茶戏在其形成之后的发展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它不但吸收了兴国采茶戏的艺术养料, 而且还吸收了赣南之精华的赣南采茶戏的艺术养料和表演形式, 从而使其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为自身的保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宁都县志编委委员会[Z].宁都县志, 1986.

[2]黄国强.宁都地方戏音乐[M].省人民音乐出版社, 1954.

[3]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4]费孝通.江西农村生活及其变迁[M].华夏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