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

精神生产（共9篇）

精神生产 篇1

精神生产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不仅在于当今社会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 而且在于精神活动之于人类社会发展、存续的重要意义。从16~18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初争论精神之于社会财富的增长, 过渡到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家抽象思辨地探讨理性与精神, 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将精神生产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考察, 直至今天“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 知识经济超越传统的物质生产成为财富生成的主要形式, 文化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重点。与科技、文化及知识紧密相连的精神生产, 俨然发展成当今世界的“显学”。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 解决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争议, 将劳动时间直接作为衡量劳动产品价值的大小, 明确使用“精神生产”这一概念。“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 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 他们也对精神生产的含义、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历史演变做了粗略的论述, 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写作意志的限制, 他们并没有深入系统地论述精神生产的理论。不过从他们行文严谨的相关论述中, 我们还是可以从丰富的语义信息中发掘出许多可供探讨的线索, 如“‘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 受到物质的‘纠缠’……”。因此, 我们可以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实际, 深入阐发精神生产受到物质制约的关系。

一、“‘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 受到物质的‘纠缠’”

在论述精神生产与物质的关系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句话一直为人所乐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民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和“‘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 受到物质的‘纠缠’, 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 简言之, 即语言。”他们在这里用了两个时间副词作为精神与物质关系的限定词:“最初”与“一开始”, 强调精神并不是凭空而生的, 精神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物质交往, 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发展起来的, 不是“从天国降到人间”, 而是“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原始人是在交往中慢慢地产生意识, 在没有产生意识之前, 世界万物存在那里, 与人类没有关系, 所以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类在意识的基础上, 才会产生更高一层次的精神活动。如果说日常意识是一个反应与接受的过程, 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 那么, 精神则是一个加工与产出的过程, 是人类反作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因而, 在这里, 两位伟大的导师没有使用“意识生产”, 而是用了更准确的“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不仅来源于物质生活, 而且要产出精神产品, 一开始就必须借助于物质媒介即语言来进行传递。看似空灵缥缈、高贵神秘的精神, 如果不借助语言的外壳, 就难以记载和传递, 也不能被“意识”, 也就等于不存在, 所以精神一出现就被物质“纠缠”, 可谓“很倒霉”。而且“我至少会遇到一种危险, 即我思想中的物品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物品, 因而它就只能获得想象中的物品的价值, 也就是想象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认为精神生产不能停留在观念想象之中, 必须首先借助语言传递出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论述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就是说语言和意识紧密相连, 难分彼此, 意识只要表达出来就是语言, 而且两者产生的原因也是一致的, 即“语言也和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 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发生在“关系”之中, 而且只有处在社会中的人才能意识到这种“关系”, 构建这种“关系”的意识和语言, 一刻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 否则置于意识产生之上的精神生产就无从谈起, 精神也无时不刻地不被人这个处在社会中的物质所制约,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 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 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简而言之, 也就是精神生产一开始就不走运, 和物质“纠缠”在一起。

二、精神生产有日益摆脱物质“纠缠”的趋势

思维逻辑严密、行文推论严谨是两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留给后人的一贯印象。为什么一定要加入“最初”和“一开始”这两个时间限定副词呢?能不能去掉?如果不能去掉, 那么接下来精神生产的发展又会如何呢?是不是仍然与物质交织在一起, 受到物质的纠缠而“很倒霉”?两位导师并没有继续深入论述, 即便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少有涉及。从当今精神生产发展的现状看, 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物质相对短缺, 物质生产乃是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 精神生产的作用容易被忽视。但正是由于这两个时间限定副词的使用, 使我们可以大致领悟他们并不认为精神总是永远“倒霉”的, 而是有日益摆脱物质制约的发展趋势。“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世界。”精神的力量不仅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极大地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进步, 而且成就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马恩逝世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 精神生产能够借助的媒介越来越多, 如最初的留声机, 后来的无线电传音、影碟、光盘、U盘等, 尤其是互联网, 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那么耗时费力, 地球变成了精神空间中的一个小村庄, 须臾联动万里, 来往古今。人类的精神产品像井喷一样产生, 新的知识累积越来越多, 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科技日异月新, 科技发明越来越快地推动着物质生产的丰富, 向物质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 精神生产使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使人的精神力量渗透到物质生产的每个环节, 提高物质生产和社会治理的效能, 以致人们并不太依赖物质基础, 只需要坐在书斋、办公桌前摆弄笔杆、敲打键盘、遥控指挥, 就能进行文艺创作、科技发明和企业管理或社会治理。更有甚者, 无需多少的物质帮助, 人们可以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纯理论推理, 在已有的知识积淀中探求新知识, 精神生产似乎完全脱离物质的制约, 就像牛顿一样坐在苹果树下, 想象万有引力。就像斯波拉斯空想“斯波拉斯色子”一样, 无需实验的证明, 就能知晓“上帝粒子”的存在, 在“旅行者”号还远未到达银河系, 就能遥想宇宙有多远、多大……迅猛产生的网络话语可以掀起巨大的社会舆论, 甚至形成强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说, 意识形态中高端的精神生产可以不再耗费有形的巨大的物质武器, 就能掀翻一个国家的政权, 改变一个社会发展的形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 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就是说精神生产越来越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创造自身的生产。看来精神就是这样越来越神奇, 愈来愈摆脱物质的“纠缠”, 不需什么物质力量的帮助也能存在与发展。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是科学家群体大量涌现, 使社会的发展更依赖他们的精神力量, 即便是一片废墟的德国和日本, 由于人才及教育的延续, 战后也能迅速恢复, 并且超越其他国家的发展。二是科技生产异常迅猛, 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强, 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科技之于生产力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各国所重视。三是精神生产主要是科技和文化的生产, 已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外的高科技和文化产业, 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成为各国竞争的重心, 形成依赖于人的精神的社会生产体系, 内部分工越来越细, 环节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大有淹没传统产业的态势。四是表现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 精神生产不仅能够增加社会财富, 而且融合社会交往关系, 如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重在构建人与人之间情感精神的关系及扭转过分重视物质利益的倾向, 起到物质生产不能替代的作用。由此看来, 精神已在越来越发达的人际交往中, 能够越来越不依赖物质就能生产出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 即精神生产越来越摆脱了物质的“纠缠”。

三、精神生产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加速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 精神生产表现出的三个特征越来越明显。

一是理论“创造”理论, 而不是传统的物质奠定理论。理论按照其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推演发展, 增生出新的“纯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发生之前, 人类社会主要是出于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 出于对物质财富的渴求, 不断创新技术, 使得科学技术在这种追求中突飞猛进, 尤其是近代以来, 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 并被迅速地应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中,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而物质生产经验的积累和各个生产领域内技术的进步相互激荡, 又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如特斯拉交流电理论就是在爱迪生直流电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现代以来, 科学研究就其总体而言, 发展的直接动力已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物质生产实践经验, 而是被科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及内在矛盾的逻辑推动着发展。在当今的信息时代, 涌现出大量的新知识、新学说和新理论,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并非人们物质生活的直接产物, 而是由理论体系内在矛盾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形式上看, 它们往往表现为远离或超越现实, 成为构成科学前沿的纯理论, 如相对论、哥德巴赫猜想、宇宙爆炸理论、地壳运动板块模型等。逻辑推理证明是这些理论产生的主要手段, 它克服和超越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物质生产实践经验的局限和制约, 表现出纯理论性而难以被实证, 成为探索真理、论证真理的重要手段。并且, 随着人们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 它日益摆脱现实的物质纠缠, 最终成为远离现实世界的纯理论, 从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由理论到理论的过程, 即理论创造理论。这一趋势使物质生产沦落为一种重复性、周期性和机械性的物质活动, 而精神生产则成了创新的代名词。

二是随着人类知识的激增, 知识“产生”知识, 知识的重组激发出大量的精神产品, 诸多交叉学科的兴起拓展了精神生产的空间。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信息为中心的社会革命, 使人类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又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 获得信息和拥有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起因。20世纪中晚期, 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软件产业的兴起, 使信息数据得以大量储存和传递, 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转化成为信息数据, 是知识经济开始形成的标志。在人们追求信息或数据的同时, 催生出大量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 各门科学之间相互渗透, 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对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分化, 在获取大量信息数据的同时, 又不断促使其交叉、渗透、融合, 从而使各门科学之间的间隙得以弥补, 产生大量的数据。由于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 单一学科的发展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各门科学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如果说前两次科技革命实现了各学科内部综合的话, 那么新科技革命则是对各学科进行综合, 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种学科间的分化组合产生出一个结果, 即增生出来的知识呈几何级地爆发, 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知识爆炸”。知识的直接来源不再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 而是知识产生知识, 精神生产表现出脱离物质“纠缠”的特征。

三是精神生产转化为物质生产的速度越来越快, 时间越来越短, 精神“生产”物质, 虽然物质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制约着精神生产, 但现实是精神生产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引导物质生产, 实质上也就是恩格斯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种需要来自于人的精神, 而不是物质。当今社会实践的认识论功能实现从依附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的转化。精神生产将物质生产推向纯粹意义上的重复性、周期性、机械化的物质产出活动。尤其是电子网络领域, 新的精神生产能够立即转化为社会物质财富, 激发人们对物质的消费欲望, 而物质消费很快地又推动着精神生产的产出。这种周期的迅速缩短, 我们可以从三次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看出:蒸汽机从研制到18世纪定型投产用了84年, 电动机为65年, 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技术大多在10年内就投入应用, 从发现雷达原理到制造出雷达用了10年, 原子能的利用从开发到应用为6年, 晶体管4年, 移动电话4年, 激光从发现到应用不足两年。此外, 据美国国会有关报告统计, 战后十多年发展起来的工业技术到今天已有40%过时了, 电子领域中已有50%过时了。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的30年中已进入第五代, 而微型计算机诞生后几乎每隔两年甚至半年就换代一次。这种表象使人们有了一种印象, 精神生产在“引导”甚至是在“驱赶”物质生产, 精神“生产”物质, 而不再是精神“很倒霉”, 受到物质的“纠缠”。

四、精神生产日益摆脱物质“纠缠”, 但未脱离物质基础

精神无形, 但却是自然的产物, 离开物质自然的自然界和人的自然界, 精神无从依托。“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类的原始时期,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一体相存的, 每一个人既是物质生产者, 又是精神生产者。今天在我们看来极其平常的生产经验, 是原始人耗费莫大精神的总结, 并直接用于指导自己的生产活动, 也就是精神生产统一在物质生产中。即便是原始社会初期, 最简陋的石制工具也凝结了原始人巨大的精神劳动, 于人类进化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当今的任何一项科技发明, 只是现代人习以为常将其忽视而已。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无需部族全体出外打猎或采集, 其中会有一小部分人 (如巫师) 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精神生产从原来在物质生产中存在的潜在形式发展成为在物质生产之外存在的独立形式, 这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 意味着所谓的真正的精神生产开始出现。“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 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也就是说, 精神生产可以脱离现实的物质制约而去构造某种不现实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又可以现实地表现出来。“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 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 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 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不管精神生产怎么发展, 远离物质的制约, 但永远不能脱离物质基础。其一, 精神生产受人脑这一物质的制约, 头脑需要营养物质的及时补充才能不断创造。人脑的开发即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标志, 精神生产永远也离不开人脑这一基本的物质。其二, 精神生产要借助基本的媒介———语言符号。生产是社会性的, 精神生产只要表现出来, 就要依托语言符号, 否则就是“想象中价值”。语言文字符号这一物质形式是精神交往不能不依赖的工具。其三, 新知识产生与留存累积, 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手段尤其是文字符号, 否则就像远古时代的传说, 极容易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毁掉了不知多少精神产品, 再也不能完全从文字符号形态恢复。其四, 科学技术理论发展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 而是要改变现实的物质世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且, 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得作用于物质力量。社会科学虽然表现得不像自然科学那么明显, 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纯粹的社会科学理论最终还是要变成物质的力量, 才能推进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其五, 精神生产是一个社会生产活动的过程, 最终的结果是把内在无形的精神化为外在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其六, 精神生产的发展规律归根到底决定于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在原始社会末期, 精神生产的一部分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 还有一部分与物质生产相“交织”, 即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创造, 这一点极容易被忽略但却意义重大。20世纪70年代末,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 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到今天, 我党多次提出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即便是从物质生产分离出来的那部分, 它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不能超出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古人想象着能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 但只是到了一百多年前才发明了飞机, 人类才能进一步探索宇宙的奥秘。因此, 精神生产的发展规律归根到底仍然受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所决定。《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好: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还证明了什么呢?

精神生产 篇2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把握边疆大局，于1954年10月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大部队就地集体转业，组成生产建设兵团，以这种新型的屯垦戍边方式长期在新疆执行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任务。此后，一批又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城乡青壮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从祖国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新疆，加入兵团这支新中国屯垦戍边大军。这种服从和选择，注定了这群人毕生需要建立适应屯垦戍边的人生价值观。

兵团精神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兵团人艰苦奋斗，努力开拓，把戈壁变成良田，把荒漠变成绿洲，创造了塞外似江南的人间奇迹，唱响了一曲建设祖国、巩固边疆的壮歌。兵团人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不断地升华了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民族精神，创造了一种极为可贵的兵团精神，用血汗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成为兵团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永久珍惜、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兵团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人民军队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几代兵团人屯垦戍边伟大实践的宝贵结晶。

二、兵团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兵团精神的主要内涵可以用十六字表述，即“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作为兵团精神的基本内涵，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热爱祖国是兵团精神的核心，是兵团人的信念和行为准则。热爱祖国，主要体现在无私奉献和艰苦创业上。无私奉献是兵团精神的品格，艰苦创业是兵团精神的重要内容。开拓进取是兵团精神的内在要求，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和艰苦创业都必须建立在开拓进取之上。事业发展了，整体实力增强了，兵团对内对外才有吸引力，才能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使命。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为基本内涵的兵团精神，承载着具有兵团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它是兵团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兵团人长期坚持的原则。

三、兵团精神的作用是什么？

1．兵团精神具有凝聚作用。兵团50多年来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兵团人有着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感。兵团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到兵团参加建设。兵团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团结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扎根边疆、收为国防；干部职工群众把个人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边疆各族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与兵团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把青春和热血献给边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创和发展了兵团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推进屯垦戍边事业的大发展，就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兵团文化，弘扬兵团精神，形成万众一心的凝聚力。

2．兵团精神的激励作用。兵团精神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具有强烈的激励和凝聚力量，成为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兵团的许多英模都是兵团精神的实践着和示范者。充分利用这种精神资源，使之成为兵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推动力，是培育和弘扬兵团精神的重要目的。

3．兵团精神的导向作用。兵团精神是兵团人50多年的屯垦戍边伟大实践的结晶，是兵团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它对兵团人的价值选择及行为起着鼓励或约束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兵团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更需要用兵团精神统一思想、团结和凝聚人心，把兵团的奋斗目标与兵团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进一步推进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

4．兵团精神的教育作用。兵团精神是在长期的屯垦戍边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培育起来的，对兵团的屯垦戍边实践有着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兵团涌现出来的英雄、楷模的榜样力量显示出来，他们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广大兵团人，始终发挥着教育引导作用。随着兵团改革开放的深入，必须强化兵团精神的教育功能，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的需要，通过教育、启发、引导，使兵团干部职工群众不断提升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为兵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道德和智力支持，推动兵团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弘扬和发展兵团精神的现实意义？

兵团精神是屯垦戍边实践中孕育凝结的。它既是兵团过去克服艰难险阻、经受多种考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也是兵团今后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必须遵循的核心价值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兵团主动适应国家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改革和创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为更好地屯垦戍边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要求兵团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进一步弘扬兵团精神，进而把市场经济的利益本位和屯垦戍边的价值取向更好地结合起来。

1．兵团精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兵团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展进程而产生和发展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美好明天建功立业的激情，始终是兵团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创造不朽业绩的强大动力。“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和“率先在西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兵团人的共同愿望和决心。为了使兵团干部职工能够长期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兵团干部职工的根本利益，在兵团事业的发展中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认真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兵团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展示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西汉以来2100多年的屯垦戍边史中，无数可歌可泣、忧国忧民、舍身报国的将士投身艰苦的边疆垦戍边史，同样是一部为国牺牲、为国奉献的历史。有多少兵团人为新疆的繁荣、边疆的安宁、祖国的强盛，无怨无悔地贡献了青春和生命；用自己一生的奉献和奋斗，书写了爱国主义和兵团精神的壮丽诗篇，书写了兵团人的高尚情怀。兵团精神也在新的实践和探索中不断顺应新发展要求、吸取新的养分、丰富新的内涵，体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格。

兵团的创业，是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兵团的改革，是在缺少参考经验的条件下探索的。正是因为有兵团精神的引领，有开拓创新的能力，兵团人才能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辉煌的成就。兵团是白手起家发展起来，开拓进取精神贯穿于兵团创业史的全过程。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兵团人大胆面对改革和建设中的种种困难与挑战，披荆斩棘，努力探索新思路、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绩。经济、社会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职工群众的收入、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开拓进取使兵团人始终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同步，始终操持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活力。

3．兵团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结晶。兵团精神从属于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体系，是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兵团人爱国、奉献、拼搏、奋进的高尚情怀的集中体现，是兵团人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兵团精神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兵团精神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神动力，在兵团新的实践和探索中不断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吸取新的养分、丰富新的内涵，体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兵团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行为标准，构成了兵团人判断各种事物的基本价值标准和基本道德基础。兵团屯垦戍边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如热爱祖国，在边防斗争、反分裂斗争和维护社会治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服务人民，坚守在艰苦地区行医执教或推广普及先进适用技术的先进工作者；崇尚科学，精心培育良种和开发新产品的优秀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辛勤劳动，在不同战线创高产、创高效、创纪录的劳动模范；团结互助，常年为基层职工、为当地百姓办好事的优秀基层工作者；艰苦奋斗，以主人翁思想为国家增砖添瓦的节俭标兵等。这些在兵团受到大力表彰和广泛传扬的光荣之人，引领周围更多的人提升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构成在兵团工作生活中行为得失、道德选择的基本态度和最高标准，对塑造兵团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兵团精神实质上是兵团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全面和创造性的运用成果。

4．兵团精神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再次升华。

进一步弘扬兵团精神，应当培养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屯垦戍边的工作放到新疆的历史长河中，放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放到新疆发展和稳定的工作大局中加以观察，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进一步弘扬兵团精神的基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为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期。兵团得抓紧改革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把组织化程度高、集团化特点突出、职工素质相对较高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和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致富职工群众，发展壮大兵团。有队伍有实力，才有条件履行好职责、发挥好作用、作出更多的贡献。新疆处于祖国边防和反分裂、反颠覆、反恐怖斗争的第一线。这种斗争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兵团得时刻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坚持劳武结合的体制，不断增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出色完成上级交付的戍边维稳任务。

进一步弘扬兵团精神，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兵团广大职工群众是创造兵团精神和弘扬兵团精神的主体，通过科学发展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是巩固新中国屯垦戍边人员基础，进一步弘扬兵团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兵团几代职工奋斗、奉献、牺牲的高尚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应得到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支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在兵团，就得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每年为职工办些实事。首先解决好职工的住房、就医、冬季取暖、子女上学或就业等基本生活需求，加快解决好道路、饮水、卫生、收看电视等公共需求，切实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对于为了国家战略需要，至今仍坚守在资源禀赋、市场发育、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地区的职工，更得统筹兼顾，运用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加快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不断用阶段性的现实成果，巩固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才会有足够的、稳定的、素质较高的屯垦戍边队伍，弘扬兵团精神才能够真正具有历史传承性。

进一步弘扬兵团精神，应当增强其务实进步的时代特征。弘扬不是简单的复制。把兵团精神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内涵更加贴近实际，更加体现进步，是不断巩固屯垦戍边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的必由之路。如今，热爱祖国，不仅体现在随时准备为祖国主权、尊严和安全挺身而出，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平日为自己幸福生活和祖国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始终无条件服从服务于国家大局。无私奉献不仅体现在为各族人民办好事时不讲条件、不怕困难、不惜牺牲，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运用自身拥有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去带动地方、致富百姓，推动兄弟民族共同进步。艰苦创业和开拓进取不仅体现在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遵循客观规律，少走发展弯路，提高效益效能，始终坚持投入少、产出多、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样，兵团精神就会取得职工广泛持久的认可，其引领当代、教育后代的作用就会更大。

资本逻辑下的精神空间的再生产 篇3

【关键词】再生产；资本逻辑；精神空间

一、资本控制的社会下人的“异化”

物的丰盛刺激着我们的眼球，掀起我们心底潜藏着的无尽的物欲：从香车豪宅到服装化妆品，从家居装修到快餐服务一物如汹涌的波涛，从四面八方涌来，令人眩晕。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欲的时代。消费的扩张，对于符号的追逐，（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已经打上了文化的标签，吃的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喝的是星巴克，用的是耐克和纽巴伦，还有奢侈品古奇、兰蔻、蔻驰、LV等等）奢侈品这些东西不是必须的。但是他们附上了文化的符号，他们不再用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成为一种精神的需要，似乎占有他们才能满足自我，因为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活在了其他人的眼光之下，人的私人空间逐渐被公共空间入侵，以至于人需要去占有这些以满足自我的精神生活，然而越是拥有就越去占有，越是占有就越贪婪，越是贪婪就越是空虚，占有并不能满足反而导致更大的空虚，以至于人需要渴望拥有更多，欲求更多，这成为一个悖论，一个死循环。人的精神世界空虚。精神空间不断受到资本的侵蚀和挤压，以至于人属于本心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自我，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活，资本已经入侵私人的领域，无限制地吸收个人的时间和占有个体的空间。所谓的“资本逻辑”主要是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的发展规律。“资本的逻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题。资本既具有破坏性创造，又有创造性破坏。

资本的贪婪如血蛭般地，无限制地吸收和占据你的时间和空间，人们越来受到消费的制约、技术的控制，主要是表现在当前对于符号的消费、文化的消费越来越显异化，人越发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控制着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各种时尚或流行的符号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的最高物神。我们在符号的世界里，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超现实满足感与虚荣心，迷雾繚绕下我们看不到前方的阴暗底色。列斐伏尔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消费和生产关系的错位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引发了人之存在的价值危机和意义失落所导致的人与自身价值的疏远，影响到了当代人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生命存在的意义。

向资本夺回属于我们的心灵和精神的空间已经迫在眉睫，摆脱资本的奴役和控制，回归属于自我的本源和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像黑格尔所说的“人成为真正的人”，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对自己的精神空间进行再生产，占据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休憩所，避免在漫漫长途的人生中无边无际的盲目的漫游着和行走着。精神空间的再生产意味着夺回日渐被资本占领的空间，意味着打破资本对各个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以及对个体微观领域的日渐张狂的入侵。

二、资本的空间占领趋势

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它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是解放人的正效应；另一方面是奴役人的负效应。这种“双重效应”也给当代中国提出了“双重任务”既要承认资本、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又要驾驭资本、规范资本、超越资本，尽力让资本促进中国社会和谐与中国人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借助资本的力量，现代性才得以彰显，现代化才能够实现，现代人格才能养成。但是资本存在的它的另一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奴役劳动的本性”：“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资本就像具有独立的生命，形成独立的个体一样，它影响和控制着人的行为和思想。于是，整个社会被资本逻辑控制和主导，导致了“拜物教”，“资本的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2]资本激发了人对于物质的占有欲，也使人的精神物质化，精神的空间充斥着物质，真正的灵魂深处确实虚无的和空虚的存在，人的本性被资本所控制，人渐渐地不属于自己，精神无所依托。

（一）资本入侵社会发展的宏观领域

资本入侵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发展，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秘密，指出资本的生产方式不仅调动一切条件生产出物质产品，而且也不断地创造着生产力本身。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追逐利益，生产者和劳动者都极尽地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固定资本、生产资料本身的生产逐渐成为社会总产品的主要部分，它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一方面，积极扩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品质，因此资本尽力发展科学以便发现新物体和旧物体的新使用属性。另一方面，资本不断扩大需要，发现并创造新的需要。生产与需求的相互作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统治的短短时间中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超过了之前一切时代的总和。

资本不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资本培养了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成为人自由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包括人的需要、享受、能力和交往的丰富的体系。资本想要获得增长，就要努力刺激并满足在社会化生产中形成的社会人的各种需要。资本增殖的本性促使资本不断幵辟广阔的世界市场，创造出普遍社会交往。资本创造的不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现象，它创造的是社会关系的全部文明。资本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这两个普遍占有，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交换关系、普遍的联系和交往体系、培养了人的一切属性。资本在其增值的过程中满足了人的需要，发展了人的社会属性，也造成了人们之间的隔离，社会的冷漠和文明的倒退和价值的沦丧。资本具有腐化人心的消极存在，欲望的无限性，社会资源的相对不足，最终的结果是社会成为一个战场，发展到极端是社会上的人为了争夺而针锋相对，造成一定的情况下的社会解体。

资本还不断扩张入侵社会的文化领域，一切的文化活动、文化产业和文化创造都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这一过程一方面大大繁荣和发展了社会文化的产业，提高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也扩大了文化在世界的国际影响力。然而由于文化的产业化，当前的文学、艺术和影视都越来越成为资本占领的阵地，金钱似乎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所在，审美和艺术、欣赏和享受越来越被以资本占有的多寡为其体现的标准。特别是当前的中国电视和电影等影视媒体，俨然已经成为了资本的标榜，多数的娱乐产业公司关注的电视和电影的质量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递，社会共有美的追求，而是将大多数的资金投入到所谓的“大牌”和“进口”的引入，借此博人眼球，导致了社会大众追逐的单纯尽是符号化或象征化的个人，对于社会整体道德和价值的传播毫无益处。

（二）资本渗透个体生活的微观领域

微观领域：资本入侵个体的生活、娱乐、工作等等，甚至私人精神空间也遭到入侵。人的主体性还未彻底完全建构的时候，即遭受到资本的入侵和占领，以至于人失去了自我，受资本奴役，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资本挪用了盗走了人的主体性力量，把自身建构成支配人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似乎金钱已经能满足一切的需要，包括精神需要，其实上是自我丧失的一种标志。“欲求取代了需求”，需求是自然主义的，生理的，有限的能够满足的。而欲求是功利主义的，心理的，无限的无法满足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展示出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可能性空间。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正是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才能获得高速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使人的欲望空间不管扩张，而人的欲望的扩张又不断推动着资本的积累，”[4]资本逻辑下使得资本成为自身的目的。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立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5]资本控制下人丧失了自我批判和批判事物的能力，以心甘情愿的方式附庸于资本，去追求人们所梦寐以求的金钱和财富，为了享受世间一切华贵，成为资本的高贵的奴隶。然而，最高贵富有的奴隶，毕竟也只是奴隶。随着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消费的扩充，资本蒙蔽人们的双眼，资本已经悄然以另一种方式去占据人类的心灵和控制人民的精神。

人们的衣食住行本来是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活动，由此产生物质生活的经济空间，但是由于物质空间的有限性，很快地资本便占据填充完了，而文化本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人们精神空间存在的载体，但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性，资本不会也不可能满足于此，于是它向人的精神生活扩张，开始占据人的精神和人的心灵。它悄然将自身融入文化中，通过对于物质产品的符号化和人文化，企图掩盖它自身的本质，将物质产品打上文化和精神的价值印记，将它们与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挂钩，以入侵人的精神领域，比如现代人喝星巴克咖啡，追求的就是一种小资的生活方式，人们消费的并不是这美味的食物，而是一种向往已久的

西方生活方式，它满足了人们对这种符号意义的需求和欲望。购买的奢侈品被打上了爱情和高贵的标志，使得本来的物质产品成为文化的消费品，抽象的观念主导人的消费，资本入侵人的精神领域，控制人的思想和心灵。观念领域的抽象在宰割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个人现在受到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6]

三、争夺空间—与资本的殊死较量

解决方法—争夺空间，与资本争夺空间，向资本夺回精神家园，摆脱控制，成为自我。

（一）国家控管：斩断资本的触角

主要是国家强制力量的作用，避免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保证公有制的地位，防止贪婪的资本越过雷池，防止和控制市场经济的弊端。同时在思想话语领域掌握主导权，传播正确的财富和消费观，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人性的关照和对人的精神的关怀。“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唯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7]个体始终生活在社会中在国家里，个体的精神和心灵始终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人的精神空间夺取的过程中，外在的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特别是资本在产生和扩张中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国家在这个程度上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能够驾驭与导控社会资本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力量，能够创造这些条件来防止资本的过分扩张而造成的对整个社会经济、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入侵。防止资本主义的落后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文化透过包装以经济的面貌对中国人的内心和精神进行占据和扩张。

国家行政按照市场经济合理性的要求协调经济矛盾，会陷入更深的合理化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危机是“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市场经济会不断地发出指令和要求，比如良好的投资环境、安全的社区保障、便捷的基础设施等等。在理性化的意义上，今天中国各级政府衡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为市场经济的指令服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合理性危机会表现为一种转嫁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本来是市场经济自发的矛盾，如果国家行政决策仍然按照市场经济的理性要求来解决矛盾，市场领域的矛盾就会变成行政指令之间的矛盾。比如，政府通过法律、税收等政策保护经济领域产生的不平衡，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参加到社会化大生产中，结果却只是少数人获益。这无异于将市场经济的缺陷带到了政治和人民生活领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可以保证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公平。西方一些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极力推崇公有制的好处：公有制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与不拥有资本的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他们认为公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不公平现象就会随之消失。当然，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有很大的不同。我国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权威来保证公有制的存在和运行，而不只是作为收入公平的手段。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各种模式重视的是收入平等，没有国家经济制度的保证，这样很难让平等得到保障。

（二）社会监管—防止资本的越位

以社会公共力量去对抗强大的资本，是防止资本越位的有效手段。群体利益的公共诉求在未来社会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领域，如何让经济走上正轨也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分析能力。市场经济关系只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社会中不仅有经济关系，还有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等。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经济方面的需求，却无法满足人与人之间其他各种关系的需求。这就需要国家发挥维持社会各种关系的有序发展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保持经济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在于不是任由资本剥夺社会资源，而是对社会资源有留置权。在判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奉行共同体比个人优先的价值观对社会资源建立起最低的限度，让个人可以过一种有自尊的生活，成为集体的一分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发挥了市场的优势的同时又能有效地控制市场缺陷和不足的一种有效方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效的把握了资本特性，利用了资本的同时也在控制资本的。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其他社会有机体的基础，把握住这一基础和主体，那么其他的部分就能有效得到管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规律同时在其作用，市场多一些还是计划多一些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符合，因此在资本过度发展，过度膨胀的过程中，在资本逐渐渗人政治和公共领域中，此时要多发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规律，牢牢把握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社会公共力量去监督市场，去监督公共政治和市民社会。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的市民社会是摆脱国家而存在的，其基础是市场经济，所以这里的市民社会成为了监管市场的国家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8]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制约，同时对于市场经济和资本扩张也是一种制约。

（三）个人自管：摆脱资本的控制

精神空间的再生产，意味着夺取之前已经被资本入侵的私人领域的同时，还要防止个体生活的资本化，保持本心，主体性建构、独立性张扬，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充实，防止资本符号化的方式迷惑个体，造成假象，建构具有神圣性的和超越性的精神生活内容，摆脱物质性的控制，使人的本质真正得以回归人自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的逻辑在影响中国社会，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生活，“资本逻辑这一强制原则和主导机制的泛化和流行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信念和思想体系，逼迫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最终导致现代虚无主义的出现。”[9]“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容。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10]马尔库塞的陈述揭示了当代的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消解和丧失，而这个意义上就是个人需要得以满足造成的后果，似乎前后矛盾，但却意外地贴切，这个程度上来看，资本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在剥夺人的自由，所以警惕资本的华丽的一面。必须开拓属于自我的精神空间，“私人领域”是个体精神得以休憩的场所，如若被资本所入侵和渗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连最私密的领域也肆无忌惮，那么这也将意味着个人的解构，家庭解体。因此，个人向资本夺回空间在这场争夺战中的意义非凡，同时也是困难的所在，个体性的丧失，自我空间的沦丧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资本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个人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控制资本的扩张和过分渗透，以防止资本对于个体的控制，人应当并且首先应当保证自我的存在，这样个体在茫茫人生中才有可寄托之处。虽然，资本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扮演不可缺少而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个体如果盲目随波逐流，让自我的精神和心灵的空间受制于资本，让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的手段，成为一切行为的目的，那么个体的价值将无所归属。私人的领域和个体的精神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受到自我意识的控制和影响，自我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自我的建构的结果，所以自我应该抛开被他人和环境的过分影响，回归于本心，感受真实的自我和发现真正的美，而非去盲目追逐资本的“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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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4]王庆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隐喻》，《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期。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后记。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7]吕士荣、周宏：《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9]张有奎：《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的批判》，《哲学动态》2011年第8期。

精神生产 篇4

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理论大厦的过程中, 不仅研究了在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 而且富有远见地关注和探讨了精神生产问题。他们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有关精神生产的研究成果, 论述了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为我们认识精神生产问题, 发展精神生产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进行考察, 但却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马克思认为, 考察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及其相互关系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形式出发。他指出: “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 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 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 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往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有着自己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特点和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 一定的社会结构; 第二, 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观念由这两者决定。因而, 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方式也由这两者决定。”[3]这就是说, 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方式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 具体来说是由物质生产一定形式产生的一定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决定。一定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一定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 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精神生产的性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 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4]。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它反映了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 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作为观念形态的生产, 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 归根到底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

首先, 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精神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 劳动条件的这种分配方式使“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一种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公共所有的经济形式, 它把劳动者同作为公有财产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生产过程的主体, 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劳动者虽然由于承担职能的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有差别, 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关系, 是合作互助的关系, 这就排除了社会分为对抗的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生产过程的共同劳动产生了共同的意识和目的, 即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 而不是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因此, 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必须维护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种经济关系, 必须维护由这种经济关系产生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人民大众服务, 其生产的目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次, 所有制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多元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关系, 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占有者谋取福利。”[5]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就是承认和保护不同的产权主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承认和保护他们利用自己的生产要素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利, 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反映到精神生产领域, 使得精神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性质。离开了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基础, 精神生产就会出现两种倾向: 一种是不顾我国社会的初级阶段性质, 生产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精神产品; 一种是不承认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生产落后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的这两种倾向都会导致精神产品和物质生产的不协调, 使精神产品掌握不了群众, 甚至失去群众, 发挥不了精神生产服务物质生产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精神产品的商品性

资源配置就是社会如何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科技、信息等资源合理地安排到各个部门, 使它们得到有效的利用。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配置方式始终是社会经济活动有效运行的中心环节。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市场经济能够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指挥市场主体的行为,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现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因此,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必然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生产和商品关系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方面, 社会经济的运转离不了商品和货币。精神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也就不能不受到商品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要考虑市场的因素。

精神产品的生产要遵循市场规律。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并按照这一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 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 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 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 就取决于时间。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如果我想合理地行动, 在确定某种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计划时, 难道我不必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 如果不考虑时间, 我至少会遇到一种危险, 即我思想中的物品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物品, 因而它也就只能获得想象中的物品的价值, 也就是想象的价值。”[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物质生产遵循价值规律, 精神生产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因此, 无论从事精神生产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 都必须考虑精神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收益, 想方设法节约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改进技术, 改善管理, 降低个别劳动时间, 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劳动时间, 获取超额利润。任何不计成本、不考虑收益的精神生产主体都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精神产品的内容和数量要符合市场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大多数精神产品都要通过市场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为了实现精神产品的价值, 将产品卖出去, 精神生产者必须根据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生产多少。社会的需求状态是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的。当市场供给小于市场需求时, 价格就会上涨; 当市场供给大于市场需求时, 价格就会下降。精神生产者不是通过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意愿, 而是通过观察价格变化不断调整生产内容和数量。

精神产品具有商品性并不意味着精神产品的完全商品化。精神产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 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为经济基础服务, 具有意识形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精神产品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引导人民追求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追求崇高的理想和道德。如果将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 就会削弱精神产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最终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 精神产品的完全商品化, 还会导致“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 使精神生产片面迎合庸俗低级的社会心理, 使精神文化市场上充斥色情、暴力等不健康的产品, 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以, 我们既要承认精神产品的商品性, 关注其经济价值, 又要清醒地看到精神产品的非商品性, 重视其社会价值, 正确处理精神产品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四、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精神生产的规模

社会需求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比例。按比例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经济规律。在任何社会形式下, 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把社会总劳动量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 从而满足社会对各个部门产品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 “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 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 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 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7]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两大部门, 在社会资源的占用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资源在两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取决于社会对这两个部门产品的需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对精神产品的需求, 从而决定了精神生产的规模。马克思指出: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 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 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是主要的, 社会资源主要都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之后, 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才会日益增长, 社会资源才会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 精神生产的规模才能日益扩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 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所以, 我国的主要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于物质生产领域, 精神生产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 这就制约了精神生产的发展规模。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越来越富足,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 必须遵循精神生产的发展规律, 顺应人民的需求, 立足当前的发展阶段不断扩大精神生产的规模, 促进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协调发展。为此,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精神生产领域的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为物质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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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论精神生产受到物质的“纠缠” 篇5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精神生产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意识必须借助语言这一物质外壳，精神更是须臾也离不开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当然，随着物质的积累与丰富，精神生产日益有了摆脱物质制约的趋势，按照自身的逻辑加速分离与发展。但从整个物质生产的历史范畴看，精神生产永远不能完全脱离物质这一基础。

关键词：精神生产;摆脱;自身逻辑;物质基础

精神生产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理论‘生长点’”，不仅在于当今社会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在于精神活动之于人类社会发展、存续的重要意义。从16~18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初争论精神之于社会财富的增长，过渡到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家抽象思辨地探讨理性与精神，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将精神生产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考察，直至今天“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超越传统的物质生产成为财富生成的主要形式，文化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重点。与科技、文化及知识紧密相连的精神生产，俨然发展成当今世界的“显学”。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解决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争议，将劳动时间直接作为衡量劳动产品价值的大小，明确使用“精神生产”这一概念。“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他们也对精神生产的含义、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历史演变做了粗略的论述，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写作意志的限制，他们并没有深入系统地论述精神生产的理论。不过从他们行文严谨的相关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从丰富的语义信息中发掘出许多可供探讨的线索，如“‘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阐发精神生产受到物质制约的关系。

一、“‘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

在论述精神生产与物质的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句话一直为人所乐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民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和“‘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他们在这里用了两个时间副词作为精神与物质关系的限定词：“最初”与“一开始”，强调精神并不是凭空而生的，精神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物质交往，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不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原始人是在交往中慢慢地产生意识，在没有产生意识之前，世界万物存在那里，与人类没有关系，所以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类在意识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更高一层次的精神活动。如果说日常意识是一个反应与接受的过程，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那么，精神则是一个加工与产出的过程，是人类反作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

因而，在这里，两位伟大的导师没有使用“意识生产”，而是用了更准确的“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不仅来源于物质生活，而且要产出精神产品，一开始就必须借助于物质媒介即语言来进行传递。看似空灵缥缈、高贵神秘的精神，如果不借助语言的外壳，就难以记载和传递，也不能被“意识”，也就等于不存在，所以精神一出现就被物质“纠缠”，可谓“很倒霉”。而且“我至少会遇到一种危险，即我思想中的物品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物品，因而它就只能获得想象中的物品的价值，也就是想象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认为精神生产不能停留在观念想象之中，必须首先借助语言传递出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论述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就是说语言和意识紧密相连，难分彼此，意识只要表达出来就是语言，而且两者产生的原因也是一致的，即“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发生在“关系”之中，而且只有处在社会中的人才能意识到这种“关系”，构建这种“关系”的意识和语言，一刻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否则置于意识产生之上的精神生产就无从谈起，精神也无时不刻地不被人这个处在社会中的物质所制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简而言之，也就是精神生产一开始就不走运，和物质“纠缠”在一起。

二、精神生产有日益摆脱物质“纠缠”的趋势

思维逻辑严密、行文推论严谨是两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留给后人的一贯印象。为什么一定要加入“最初”和“一开始”这两个时间限定副词呢?能不能去掉?如果不能去掉，那么接下来精神生产的发展又会如何呢?是不是仍然与物质交织在一起，受到物质的纠缠而“很倒霉”?两位导师并没有继续深入论述，即便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少有涉及。从当今精神生产发展的现状看，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物质相对短缺，物质生产乃是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精神生产的作用容易被忽视。但正是由于这两个时间限定副词的使用，使我们可以大致领悟他们并不认为精神总是永远“倒霉”的，而是有日益摆脱物质制约的发展趋势。“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世界。”精神的力量不仅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进步，而且成就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马恩逝世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精神生产能够借助的媒介越来越多，如最初的留声机，后来的无线电传音、影碟、光盘、U盘等，尤其是互联网，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那么耗时费力，地球变成了精神空间中的一个小村庄，须臾联动万里，来往古今。人类的精神产品像井喷一样产生，新的知识累积越来越多，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科技日异月新，科技发明越来越快地推动着物质生产的丰富，向物质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精神生产使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使人的精神力量渗透到物质生产的每个环节，提高物质生产和社会治理的效能，以致人们并不太依赖物质基础，只需要坐在书斋、办公桌前摆弄笔杆、敲打键盘、遥控指挥，就能进行文艺创作、科技发明和企业管理或社会治理。更有甚者，无需多少的物质帮助，人们可以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纯理论推理，在已有的知识积淀中探求新知识，精神生产似乎完全脱离物质的制约，就像牛顿一样坐在苹果树下，想象万有引力。就像斯波拉斯空想“斯波拉斯色子”一样，无需实验的证明，就能知晓“上帝粒子”的存在，()在“旅行者”号还远未到达银河系，就能遥想宇宙有多远、多大……迅猛产生的网络话语可以掀起巨大的社会舆论，甚至形成强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说，意识形态中高端的精神生产可以不再耗费有形的巨大的物质武器，就能掀翻一个国家的政权，改变一个社会发展的形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说精神生产越来越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创造自身的生产。看来精神就是这样越来越神奇，愈来愈摆脱物质的“纠缠”，不需什么物质力量的帮助也能存在与发展。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是科学家群体大量涌现，使社会的发展更依赖他们的精神力量，即便是一片废墟的德国和日本，由于人才及教育的延续，战后也能迅速恢复，并且超越其他国家的发展。二是科技生产异常迅猛，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科技之于生产力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各国所重视。三是精神生产主要是科技和文化的生产，已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外的高科技和文化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成为各国竞争的重心，形成依赖于人的精神的社会生产体系，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环节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大有淹没传统产业的态势。四是表现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精神生产不仅能够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融合社会交往关系，如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重在构建人与人之间情感精神的关系及扭转过分重视物质利益的倾向，起到物质生产不能替代的作用。由此看来，精神已在越来越发达的人际交往中，能够越来越不依赖物质就能生产出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即精神生产越来越摆脱了物质的“纠缠”。

三、精神生产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加速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精神生产表现出的三个特征越来越明显。

一是理论“创造”理论，而不是传统的物质奠定理论。理论按照其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推演发展，增生出新的“纯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发生之前，人类社会主要是出于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出于对物质财富的渴求，不断创新技术，使得科学技术在这种追求中突飞猛进，尤其是近代以来，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地应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而物质生产经验的积累和各个生产领域内技术的进步相互激荡，又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如特斯拉交流电理论就是在爱迪生直流电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现代以来，科学研究就其总体而言，发展的直接动力已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物质生产实践经验，而是被科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及内在矛盾的逻辑推动着发展。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涌现出大量的新知识、新学说和新理论，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并非人们物质生活的直接产物，而是由理论体系内在矛盾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形式上看，它们往往表现为远离或超越现实，成为构成科学前沿的纯理论，如相对论、哥德巴赫猜想、宇宙爆炸理论、地壳运动板块模型等。逻辑推理证明是这些理论产生的主要手段，它克服和超越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物质生产实践经验的局限和制约，表现出纯理论性而难以被实证，成为探索真理、论证真理的重要手段。并且，随着人们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它日益摆脱现实的物质纠缠，最终成为远离现实世界的纯理论，从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由理论到理论的过程，即理论创造理论。这一趋势使物质生产沦落为一种重复性、周期性和机械性的物质活动，而精神生产则成了创新的代名词。

二是随着人类知识的激增，知识“产生”知识，知识的重组激发出大量的精神产品，诸多交叉学科的兴起拓展了精神生产的空间。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信息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使人类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又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获得信息和拥有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起因。20世纪中晚期，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软件产业的兴起，使信息数据得以大量储存和传递，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转化成为信息数据，是知识经济开始形成的标志。在人们追求信息或数据的同时，催生出大量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各门科学之间相互渗透，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对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分化，在获取大量信息数据的同时，又不断促使其交叉、渗透、融合，从而使各门科学之间的间隙得以弥补，产生大量的数据。由于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单一学科的发展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各门科学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如果说前两次科技革命实现了各学科内部综合的话，那么新科技革命则是对各学科进行综合，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种学科间的分化组合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增生出来的知识呈几何级地爆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知识爆炸”。知识的直接来源不再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而是知识产生知识，精神生产表现出脱离物质“纠缠”的特征。

三是精神生产转化为物质生产的速度越来越快，时间越来越短，精神“生产”物质，虽然物质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制约着精神生产，但现实是精神生产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引导物质生产，实质上也就是恩格斯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种需要来自于人的精神，而不是物质。当今社会实践的认识论功能实现从依附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的转化。精神生产将物质生产推向纯粹意义上的重复性、周期性、机械化的物质产出活动。尤其是电子网络领域，新的精神生产能够立即转化为社会物质财富，激发人们对物质的消费欲望，而物质消费很快地又推动着精神生产的产出。这种周期的迅速缩短，我们可以从三次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看出：蒸汽机从研制到18世纪定型投产用了84年，电动机为65年，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技术大多在内就投入应用，从发现雷达原理到制造出雷达用了10年，原子能的利用从开发到应用为6年，晶体管4年，移动电话4年，激光从发现到应用不足两年。此外，据美国国会有关报告统计，战后十多年发展起来的工业技术到今天已有40%过时了，电子领域中已有50%过时了。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的30年中已进入第五代，而微型计算机诞生后几乎每隔两年甚至半年就换代一次。这种表象使人们有了一种印象，精神生产在“引导”甚至是在“驱赶”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物质，而不再是精神“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

四、精神生产日益摆脱物质“纠缠”，但未脱离物质基础

精神无形，但却是自然的产物，离开物质自然的自然界和人的.自然界，精神无从依托。“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类的原始时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一体相存的，每一个人既是物质生产者，又是精神生产者。今天在我们看来极其平常的生产经验，是原始人耗费莫大精神的总结，并直接用于指导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就是精神生产统一在物质生产中。即便是原始社会初期，最简陋的石制工具也凝结了原始人巨大的精神劳动，于人类进化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当今的任何一项科技发明，只是现代人习以为常将其忽视而已。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需部族全体出外打猎或采集，其中会有一小部分人(如巫师)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精神生产从原来在物质生产中存在的潜在形式发展成为在物质生产之外存在的独立形式，这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意味着所谓的真正的精神生产开始出现。“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也就是说，精神生产可以脱离现实的物质制约而去构造某种不现实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可以现实地表现出来。“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不管精神生产怎么发展，远离物质的制约，但永远不能脱离物质基础。

其一，精神生产受人脑这一物质的制约，头脑需要营养物质的及时补充才能不断创造。人脑的开发即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标志，精神生产永远也离不开人脑这一基本的物质。其二，精神生产要借助基本的媒介―――语言符号。生产是社会性的，精神生产只要表现出来，就要依托语言符号，否则就是“想象中价值”。

语言文字符号这一物质形式是精神交往不能不依赖的工具。其三，新知识产生与留存累积，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手段尤其是文字符号，否则就像远古时代的传说，极容易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毁掉了不知多少精神产品，再也不能完全从文字符号形态恢复。其四，科学技术理论发展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要改变现实的物质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且，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得作用于物质力量。社会科学虽然表现得不像自然科学那么明显，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纯粹的社会科学理论最终还是要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推进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其五，精神生产是一个社会生产活动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把内在无形的精神化为外在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其六，精神生产的发展规律归根到底决定于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在原始社会末期，精神生产的一部分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还有一部分与物质生产相“交织”，即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创造，这一点极容易被忽略但却意义重大。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今天，我党多次提出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即便是从物质生产分离出来的那部分，它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不能超出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古人想象着能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但只是到了一百多年前才发明了飞机，人类才能进一步探索宇宙的奥秘。因此，精神生产的发展规律归根到底仍然受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所决定。《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好：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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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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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9]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1.

[11]引自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EB/OL].载中国经济网，-05-1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2.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精神生产 篇6

余欣荣指出，在粮食“十一连增”的高起点上，继续保持粮食和农业发展的好势头，这是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各级农业部门要以高度的自觉、坚定的信心，紧紧围绕“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增效转方式”的工作主线，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的思想，广泛动员发动、依靠科技进步、强化措施落实，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热潮，为夺取夏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

余欣荣强调，今年夏粮生产基础较好，但还要过干旱、倒春寒、干热风、病虫害等多个关口。各地要立足抗灾夺丰收，广泛动员，加大力度，抓好关键措施落实。要切实加强分类指导，做到促弱控旺、旱寒双防；切实加强病虫防控，重点是条锈病、赤霉病、蚜虫“两病一虫”的早防早控和适时防控；切实抓好指导服务，确保技术方案到位、关键技术到位；切实抓好示范带动，深入推进粮食高产创建和绿色增产模式攻关，集成一套高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复制的技术模式，打造一批增产增效并进、生产生态协调可持续的示范区。

余欣荣要求，在抓好春季田管的同时，统筹抓好春耕备耕各项工作，打牢全年粮食丰收的基础。要突出抓好“一转四保”：狠抓创新驱动转方式，重点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和农业科技创新，落实节肥节药节水措施，促进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狠抓政策落实保面积，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力争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去年水平上。狠抓农机作业保进度，搞好机具调度，推进社会化服务，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耕春播任务。狠抓农资监管保供应，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继续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指导农民科学选购农资。狠抓防灾减灾保安全，做到主动避灾、科学抗灾、积极救灾，确保春耕生产顺利开展。

会后，省农委立即将会议精神向省委房俐秘书长和省政府隋忠诚副省长作了汇报。为了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省农委近期将起草下发关于做好备春耕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提早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备春耕生产上来，提早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全力做好备耕工作，立足抗灾保春播，立足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任务。

精神生产 篇7

关于精神生产的含义, 有的观点认为, 精神生产就是意识的生产, 即“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但是, 严格来说“精神生产”和“意识生产”的概念还是有所差别的。意识生产包括人类全部意识的生产, 涵盖面远远大于精神生产的范围。意识生产包括两种基本形式:其一, 意识的初级形式, 即初级意识的生产。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感受、观点、心理、情感等等, 具有不规律、不系统、自发性等特点。其二, 意识的高级形式, 即哲学、道德、宗教、科学和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这种高级形式的意识生产 (精神生产) , 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 从物质生产中逐步分化出来的。因此“从这时候起, 意识才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笔者认为, 精神生产属于后者, 即意识高级形式的生产。

精神生产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其生产主体是“现实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因此, 精神生产不同程度的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但是“人们是自己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在受生产力制约的同时又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所以,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含义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 劳动者创造先进的精神产品的特殊的社会生产活动。

2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简述

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是个有机整体, 包括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三个要素。这三种生产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从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

首先, 人是构成社会的主体, 人的自身生产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在自身的生产发展中既要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提出目的和需求, 又是这两项生产的现实生产者, 这就要求在社会生产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自身的全面发展。

其次,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基础, 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才得以实现自身生存和繁衍, 然后才能进行其它生产活动。所以说, 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 就没有人类自身生产的发展。同样, “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物质生产为精神生产提供所需的物质基础, 决定精神生产的性质, 并制约着精神生产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最后, 精神生产为人的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提供精神支持和动力。人的自身生产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物质资料, 也有精神生活的需要,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发展。精神生活资料必须依靠精神生产来满足。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生产的同时, 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 精神生产也得到发展。同样, 精神生产也是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 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精神生产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 从而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党中央根据社会发展变化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人的自身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科学发展观又很好的指出了现阶段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精神生产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要在社会发展中高度重视精神生产的发展, 在马克主义的正确引导下, 让其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更多的精神动力。

3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精神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方式之一, 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 随着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物质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改造自然界。然而, 要想顺利对其改造, 首要任务就是认识自然界。人类作为物质生产作用于自然界的中介和主体, 必然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正确, 物质生产的作用就越大。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总结的过程就是不断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 最主要的精神产品就是科学技术。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 人的本质又是其社会属性, 是“现实的人”, 在物质生产过程必然存在社会关系。为了协调社会关系, 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道德等精神产品, 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没有精神生产创造的精神产品, 物质生产就不能前进。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推动作用, 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物质生产格局。物质生产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发展过程中其决定因素是发展科学技术。精神生产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成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 以此为物质生产发展提供精神支持。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除科学技术之外, 理论、政策、指导思想都是精神生产的产品, 对物质生产起着促进作用同时, 也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上,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4精神生产对人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马克思认为,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 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 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表明人的发展不是片面的、静止的, 而是全面的、发展变化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类对自己的发展要求也越来越高。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是人的自身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 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社会的发展, 文明的进步, 归根到底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人的需要是精神生产的动力。人的需要使人成为一种目的性的存在物。人的需要就是人感受到自身内在的物质或精神上的缺乏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 而对外界事物摄取欲望和要求。精神生产来源于人的精神需要, 精神生活是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生产需要不仅是对精神产品的消费需要, 也包括创造精神产品的需要。精神生产是一种自觉地创造性活动, 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人离开了精神需求和生产就谈不上全面。人有了精神生产才可以“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它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精神生产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 是提高人们精神生活,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活动;是在人类精神生产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矛盾。精神生产的目的就是创造精神财富, 用于社会进步和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精神生活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新形势下, 我们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 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 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人的发展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

精神生产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投资、贸易等活动全球化的发展,FDI技术国际化载体作用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FDI会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劳动力流动和垂直关联等途径促进本地企业或东道国生产率提升,即FDI具有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部分实证结果得出与之不一致的结论,例如,苏楠和曹晅(2012)采用2000年～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FDI行业特征和技术溢出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发现FDI对我国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为负向,这说明FDI的技术溢出机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效的[1]。因此学者们将目光转向自主创新的问题,我国自主创新活动在2000年前后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从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来看,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从2000年的6177件增长到2010年79767件,数量增长了近12倍;从创新资源投入来看,国内R&D支出总额由2000年的2050.2472亿元上升到2010年7507.9775亿元。在整体迅猛增长的同时,我国地区创新差异却越来越明显。根据金祥荣和余冬筠(2010)的计算,如果以创新产出率衡量各省单位研发投入得到的创新数量,则各省之间创新产出率的差异呈现扩大趋势[2]。

现有关于自主创新的文献表明,企业家精神对提高本地区生产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学者们有不同理解。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与追求成功、冒险精神、事业心、首创性相联系。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于变革,进而引发社会的进步。国内学者叶勤(2000)认为创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创新是核心[3]。基于以上的观点,本文所讨论的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统一。对于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李宏彬等(2009)采用1983-2003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后指出,企业家精神对我国地区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其中,创业精神的积极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会提高21.88%,而创新精神的正效应不显著[4]。李杏(2011)指出,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生产率有重要影响,企业家精神增长百分之一,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提高0.4%[5]。杨宇、郑垂勇(2008)提出我国东、西部地区创业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而中部地区创新对其的影响更大[6]。Arrow(1962)认为,企业家精神是通过知识溢出进而促进地区生产率提升的,知识溢出会提高地区生产率,但知识不会自动转变为有用知识,在它们之间存在“过滤器”机制[7],并且,Braunerhjelm 等(2010)指出企业家精神就是推动知识溢出并实现其商品化的机制之一[8]。本文沿袭以上理论文献的思路,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框架,实证分析地区生产率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点如下:采用省级面板数据,与Keilbach和Audretsch (2004a, 2004b)[9,10]的研究方法不同,我们将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看作为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地区技术能力看待,而不是类似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这样的地区资源,从动态角度检验这些能力和地区生产率的关系,并且,我们还要对创新精神只是促进地区生产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进行证明。

2 模型的建立及数据说明

2.1 建立计量模型

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不能由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来解释的增长部分可以作为技术进步和知识存量增加的结果[11]。借鉴C-D生产函数形式,地区产出Y由有效劳动投入量L、物质资本存量K和全要素生产率A共同决定,用方程可表示为

Y=Af(K,L) (1)

在方程(1)中,我们将技术进步的变化作为影响生产率或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外生变量,因此经济增长依靠于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可获得性,以及它们的使用效率(Romer, 2007)[12]。

因为地区能力代表资源利用效率,我们应该考虑将地区能力(创新精神IE和创业精神BE)作为提高生产率的无形要素,因此我们将它们加入到方程(1)变量A中,其中A=A(IE,BE)。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一致,创造新知识和创办新企业的能力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异质的,该异质性可以部分解释地区的经济表现。

将劳动力L和资本K均归入地区资源类别中,而将创新精神IE和创业精神BE作为“地区能力”(这两要素决定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A)。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方程(2)

$\frac{Y}{L}=A({\rm I}E,BE)\text{f}\frac{{\rm K}}{L}(2)$

结合方程(1)和方程(2),我们可以建立初步计量模型

PGDP=γ0+γ1·IE+γ2·BE+γ3·k+ε (3)

其中,PGDP为人均收入,表示地区生产率水平,IE为创新精神,BE为创业精神, k为人均资本,ε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行GMM分析,在方程(3)的基础上添加时间维度和动态因素以及对外贸易系数、人力资本、政府购买、FDI技术溢出、信贷支持等五个控制变量,于是得到的最终计量模型为

PGDPit=γ0+γ1PGDPit-1+γ2BEit+γ3IEit+γ4kit+γ5OPENit+γ6HRit+γ7GOVit+γ8FDIit+γ9Credit+μi+ηt+εit (4)

方程(4)中,下标i表示省(市、区),t表示时期,PGDPit、BEit、IEit、kit、OPENit、HRit、GOVit、FDIit、Credit分别为第i省第t期的地区生产率、创业精神、创新精神、人均资本、对外贸易系数、人力资本、政府购买、FDI技术溢出、信贷支持;μi为个体效应,ηt为时间效应,εit为干扰项,μi～i.i.d(0,σ${}_{\mu }^2$),εit～i.i.d(0,σ${}_{\epsilon }^2$),E[μi·εit]=0。

2.2变量说明

(1)因变量 为地区生产率指标,用实际人均GDP来度量(2000年为参照年份)。(2)自变量 为创业精神指标。创业精神是新创企业的行为,一般是用企业所有权比率、自我雇佣比率、企业进入和退出率来度量。由于数据获得的有限性,本文选用地区个体和私营企业安排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度量。(3)自变量 为创新精神指标。创新精神一般是用R&D投入、专利数量、新产品价值来度量。由于数据获得的有限性,本文选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4)自变量 为人均资本指标,用地区单个就业人员平均支配的固定资本来度量。(5)控制变量: 为地区对外贸易系数指标,用地区国际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 为人力资本指标,用地区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占地区人口数的比重来度量; 为政府购买指标,用地区政府购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其中,用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替代政府购买。 为FDI技术溢出指标,用地区实际利用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 为信贷支持指标,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省(市、区)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为了分析企业家精神对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性差异,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将我国31个省(市、区)分别归类为东部经济地带、中部经济地带、西部经济地带三大部分,其中,东部经济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经济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经济地带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市、自治区)。在模型(4)中,因变量与扰动项相关,从而固定效应OLS估计量和随机效应GLS估计量都有偏。为了解决上述估计问题,本文使用stata10.0软件采用GMM分析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4)进行估计。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省(市、区)统计年鉴

3 结果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从全国整体来看,创新精神变量IE的系数为1.542805,t值为1.76,统计量仅在10%水平上显著,显然创新精神对整体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偏弱。创业精神变量BE的系数为0.4571712,t值为1.53,显然创业精神对整体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是R&D投入相对不足。《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东部经济地带、中部经济地带和西部经济地带R&D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149%、0.7078%和0.4833%,只有目前世界领先国家R&D占GDP平均比重3%的38.3%、23.593%和16.11%,与它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第二是风险投资行政功能突出,缺乏完善的运行环境。第三是高校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脱节、满足市场与企业需要的、实用性的项目偏少,技术创新转化率不高。第四是科技人员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五是创新文化相对缺失。第六是民营企业存在融资渠道狭窄、综合实力不强等问题。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内为统计量的概率值。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东部经济地带创新精神变量IE与创业精神变量BE的估计系数为正、且统计量在10%水平上显著外,中西部经济地带均为不显著正数或负数,这说明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对不同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偏弱,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仍然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创新与创业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正效应仅仅在东部经济地带成立,中西部经济地带均不显著,呈现割裂状态。这与东部经济地带较高的R&D投入强度、风险投资初具规模、高校技术创新产业化率较高、创新文化比较浓厚、民营企业融资创新、综合实力较强以及勇于创业、求真务实的民性特征等分不开的。

如果继续对创新进行讨论,创新既包括原创性的、真正的创新,也包括模仿性的创新。模仿性的创新主要是指当地企业把外部市场的产品在性能、外观等方面进行改造以便于满足本地市场需求,此类型“创新”产品通常仅相对于本企业或地区而言。模仿性创新产品在技术水平和市场不确定性方面大大降低,由于已经被外部市场消费者认同,因此一般也不存在消费者接受风险。真正的革新性创新往往先期研发投入巨大,而且在知识商业化过程中,由于经常存在不确定性,不但需要企业家敢于承担风险,而且需要有相对完善的外部条件,如风险投资、金融信贷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当企业从事真正创新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机会才能上升,这样才意味着成功的市场开发,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生产率才会具有实质上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区)尚未具备这些条件,或者还比较缺乏,因此企业倾向于进行模仿性创新,这也导致目前“山寨产品”在市场上泛滥的局面。因为这一类型的创新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要小得多,需要更多的是企业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因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就会大大降低,也就是说创新精神只是促进地区生产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4 结论及对策建议

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皆是提高地区生产率的动力,但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偏体较弱;第二,从全国整体来看,创新精神对全国整体生产率存在在10%水平上显著的正效应,而创业精神对其的积极影响不显著;第三,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除了对东部经济地带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10%水平上显著外,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对中西部经济地带生产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为了提高地区创新与创业精神,促进地区生产率水平提升,我们提出以下五点建议:一是改善风险投资的资本结构及运作环境。首先大力支持民间及境外风险投资的发展,积极建立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股份制风险投资公司,并强化其市场功能。其次,支持风险投资公司参与效益欠佳的上市公司重组,具备条件的可买壳在上海或深圳证券市场上市;对于风险投资境外上市,管理层收购以及其他企业进行股权收购等行为给予政策与税收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强化市场导向,优化选题,促进高校技术创新转化率的提升。建议高校科研人员重视对市场的调查与研究,精心筛选出满足企业实际需要的、创新性突出的科技攻关课题,开发出具有较大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进一步增强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与实用价值。三是实行科技人员产权激励制度。首先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建立具有权威性的专业技术中介体系与技术交易网络平台,使得愿意转让的科技成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估;其次,在东部经济地带进行技术入股市场化实验,不受国家规定的35%的技术股份额的限制,完全由市场和企业决定技术股的份额。四是培育积极创新的文化氛围。积极营造创业光荣,允许创业失败的浓厚创新氛围;对创业成功者给予奖励,失败者予以帮助;倡导政府、企业、个人都来参与创新文化的培育及弘扬。五是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首先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强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向民营企业倾斜的力度,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自主创新产业项目以及安排就业的创业项目。其次,加快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开发符合民营企业特征的金融品种,建立区域性民营企业银行,建立健全融资担保机构。

需要特别指出,中西部经济地带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改善企业家创业环境。一是政府要加大对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支持集资融资、认证许可、市场开拓、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等各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授权民政厅、工商联引导他们建立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整顿中介服务市场,规范中介服务行为,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二是优化创业发展环境。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对政务中心的改革力度,真正实现“一站式”和“一条龙”服务。严格治理“三乱”,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价格主管部门以及省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三是全面构建创业服务体系。首先进行创业辅导。由劳动人事部门牵头,商会组织配合,邀请专家和创业成功人事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辅导;其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确定一批创业培训基地,整合高校、技校、职校等职业教育资源,打造创业人才队伍。再次加强创业融资支持。建立政府、银行、商会、企业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创业者和金融单位之间的沟通,对符合国家政策的创业者和守信用的中小企业给予优先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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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OLOW,ROBERT M A.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65-94

精神生产 篇9

启动会

3月11日上午,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宣讲活动启动会议,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兼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孙华山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田玉章, 副会长刘成江, 副秘书长樊晶光、邱宝杓,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司负责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山西焦煤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太原钢铁集团公司、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等有关会员单位负责人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 孙华山对中国安全生产协会组织“贯彻国务院23号文件宣讲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一是要充分认识宣传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的重要性。紧密围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2011年总体工作部署, 认真学习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安全生产年”活动的有关要求, 把思想统一到国务院《通知》精神上来, 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突出活动主题, 把深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依法监管、专项整治和推进科技进步、安全达标、长效机制建设作为宣讲的重点内容。把握好国务院《通知》精神的核心内容, 进一步增强宣贯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要结合会员企业的实际情况, 创新宣贯工作的方式方法。通过领导解读、专家解读国务院《通知》精神, 加大宣贯力度, 拓展宣贯广度, 延伸宣贯深度, 力求把国务院《通知》精神传达贯彻到企业基层, 在会员企业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的热潮。四是要坚持把满足会员单位的需求作为协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宣讲活动,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为企业、为会员单位服务的新途径、新方法, 加强会员单位间的沟通和交流, 大力宣传会员企业先进的安全管理经验和方法, 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使协会“政府之桥、会员之家”的服务宗旨落到实处, 为推动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好转贡献力量。

为了使宣讲活动真正深入到会员企业, 增强宣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副秘书长分别与煤矿、冶金、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小组的会员单位代表进行了讨论, 各小组会员单位代表结合自身行业企业特点和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 就此次活动的宣讲对象企业、宣讲形式及内容等积极献言献策。

煤矿组

4月19日、21日,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煤矿组宣讲报告会分别在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隆重举行。

来自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和煤矿矿长、安全副矿长以及生产业务部门负责人等300余人参加了宣讲报告会。宣讲团副团长、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田玉章, 宣讲团副团长、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文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安监局局长郭福忠主持报告会。

田玉章在讲话中明确了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宣讲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任务。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监察司王万生处长对国务院《通知》精神和煤矿行业贯彻国务院《通知》的实施意见进行了详细解读。

参加宣讲报告会的代表感触颇多, 山西焦煤集团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监局副局长牛新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务院《通知》最大的亮点是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和煤矿六大系统建设。他说:霍州煤电六大系统中, 除紧急避险系统正在按计划实施, 其他五大系统已经完成。现在紧急避险系统的建设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等实际问题, 但是, 在2013年之前, 我们一定要建成六大系统。

4月21日上午, 来自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单位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安监部门负责人和铜川矿业公司的领导、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 8对生产矿井的矿长、书记、生产矿长、总工程师、安监处长, 各矿的生产、动力、安监、通风、地测管理科室科长, 以及8个生产辅助单位负责人、书记、安全负责人、安全科长近300人参加了煤矿组第二次宣讲报告会。宣讲团副团长、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田玉章, 宣讲团副团长、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闵龙出席会议并讲话。铜川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兼安监局局长刘水利主持报告会。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一位代表都拿着一本铜川矿务局培训中心印制的《〈安全生产法规〉汇编》。一位代表告诉记者:我们每周三都要学习国务院《通知》, 这次会议以后, 我们还会继续学习, 并且将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为了监督领导带班下井制度, 我们矿开展了‘零点行动’, 因为零点是一个容易让人麻痹、疏漏的时间点,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开展不定期抽查, 确保领导带班下井。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新汶矿业集团公司、开滦能源化工股份公司吕家坨矿业分公司的代表在宣讲会上分别介绍了各自单位学习贯彻国务院23号文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做法和经验体会。永煤集团安监局副局长武凤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落实国务院23号文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实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 但那时领导并不是副总工程师级别以上。国务院《通知》出台后, 我们也作出了严格规定, 领导交接班必须在井下交接班。”在谈到六大系统建设时, 他说, “除紧急避险系统正在建设中, 其他五大系统都没问题。现在关于井下救生舱和避难硐室具体规范还没发文, 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 集团公司在安阳鑫龙煤业公司主焦矿搞了一个避难硐室和井下救生舱的试点项目, 共花费6 700多万。下一步要进行验收, 如果验收合格, 就在全公司推广。”

会后, 宣讲团一行人到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杜儿坪煤矿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澄合矿务局王村煤矿进行现场调研, 并听取了两家煤矿在落实国务院《通知》方面的工作汇报。

冶金组

4月19日上午,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宣讲团”冶金组第一场宣讲报告会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事业部隆重举行, 宣讲团副团长、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刘成江,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四司副司长马锐以及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昆出席会议并讲话。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宝钢股份各子公司、事业部分管安全负责人、安保部长及安全专业条线有关人员等近140人参加了宣讲报告会。4月21日上午, 宣讲团冶金组赴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在杭钢集团会展中心4楼多功能厅就促进冶金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强化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举行宣讲活动, 来自杭钢集团炼铁厂、焦化厂、财务部、安全环保处等生产及职能部门, 以及新世纪大酒店、银星公司等杭钢集团辅业公司的代表近15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宣讲团由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会长刘成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四司副司长马锐、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部部长王高峰以及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主管蒋惊波等有关人员组成。

刘成江在讲话中指出, 此次宣讲活动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的又一重要举措, 是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2011年工作部署和工作要点, 推动协会会员企业学习、贯彻、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行动。他说, 宣讲的目的是为满足解读国务院《通知》出台背景、深刻领会和把握国务院《通知》基本内容、推动广大会员企业落实安全生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冶金行业实施意见宣传贯彻、指导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发挥协会服务功能6个方面的工作需要。

随后,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四司副司长马锐就总局关于冶金行业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实施意见制定的目的和背景、主要内容和贯彻落实实施意见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进行了阐述, 并结合冶金行业实际案例, 紧紧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了重点解读。

武汉钢铁 (集团) 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主管蒋惊波、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安管部部长王高峰分别作了题为《构建安全履责考评体系, 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以落实通知精神为契机, 促进企业安全绩效的持续提升》的经验介绍。

宣讲活动结束了, 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学习和实践还没有结束。杭钢集团纪委书记王安平说:杭钢集团的安全职责体系、管理系统都相对比较完善, 关键是抓好落实, 责任要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时刻警惕思想上的放松, 同行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此前的4月19日, 宣讲团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事业部进行完第一场宣讲活动后, 宝钢集团公司安监部小曹也谈了自己对安全生产的认识, 他认为企业领导干部对于安全的认识以及态度很重要, 是工作的关键。

在宣讲活动后, 宣讲团一行还参观了宝钢集团公司安全体感培训中心、罗泾炼铁厂和杭钢集团高速线材厂。

非煤矿山组

4月19日上午,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宣讲团非煤矿山组第一场宣讲报告会在中国铝业云南铜业 (集团) 有限公司隆重举行, 同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在各地包括北京总部设立了23个分会场, 会议由云铜集团总经理杨超主持。宣讲团副团长、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副秘书长邱宝杓, 宣讲团副团长、中国铝业公司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刘祥民, 云铜集团党委书记施维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云南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白光福也应邀出席会议。中国铝业云铜集团、云铜股份公司领导班子及安委会成员以及公司所属企业有关人员约600多人参加了宣讲报告会。4月21日上午, 宣讲团非煤矿山组赶赴中国黄金集团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第二场宣讲报告会, 会议由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友元主持。中国黄金集团及三鑫公司、鸡笼山金矿有关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约120多人参加了宣讲报告会。

在宣讲报告会上, 邱宝杓介绍了此次宣讲活动的背景和意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一司处长刘瑾对国务院《通知》精神和总局关于非煤矿山贯彻国务院《通知》实施意见进行了详细解读, 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文件要求。参会人员普遍反应此次宣讲更加细致务实、更加侧重现场。三鑫公司的安全员陈国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听了刘瑾处长的解读, 对非煤矿山重大安全隐患的分类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为今后预防事故的发生指明了重点和方向。

中国黄金集团陕西太白黄金矿业公司副总经理贺小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工程师代雪峰及云铜集团玉溪矿业公司副总经理舒宗宪分别介绍了各自单位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的有关做法和典型经验。三鑫公司采矿车间主任湛若中表示, 通过这些经验介绍使他受益匪浅, 学到了很多好的安全管理经验, 比如太白公司的“四级确认制”、赤峰中色的“末位淘汰制”、玉溪矿业的“过三关考试”等等。

会后, 宣讲团第四组一行还分别到云铜集团、三鑫公司的生产一线进行实地考察, 并与企业有关人员就如何落实国务院《通知》要求、如何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等问题进行座谈, 云铜集团副总经理沈南山在座谈时提到, 国务院《通知》的印发, 犹如给了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一把“尚方宝剑”,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好这把“尚方宝剑”, 他认为学习落实国务院《通知》要求, 不仅是安全管理人员, 更是整个管理层、所有员工的责任。据介绍, 云铜集团对于国务院《通知》的培训已经进行了2万人次, 他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 想要真正学习好、落实好国务院《通知》要求, 不能够一蹴而就, 要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

危化组

4月22日上午8点50分, 在位于兰州市西固区的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的石化文化宫, 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炼油与化工分公司、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及中石油驻兰州其他企业分管安全的负责人、中层以上干部及安全管理人员等1 200余人济济一堂, 参加在此举行的中国安全生产协会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宣讲报告会。

9点整, 出席会议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副司长孙广宇、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管三处处长蔡文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副总经理吴苏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兰州石化公司总经理玄昌伟等领导步入会场。报告会由兰州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李家民主持, 他首先告知参会人员会场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逃生路线, 并宣布会议开始。随后, 兰州石化公司总经理玄昌伟向大会致辞。

会上,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副司长孙广宇作了题为《贯彻国务院<通知>要求, 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报告, 重点对国务院《通知》和危化企业贯彻国务院《通知》的实施意见进行了深入解读, 介绍了实施意见的出台背景, 逐条讲解主要内容, 并结合危险化学品典型事故案例, 针对大家关心的建立全员责任体系、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如何在危险化学品企业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阐述。台上, 孙广宇副司长讲得细、讲得清, 台下, 参会的同志专心地听, 认真地记。

经验分享是宣讲报告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也是企业非常欢迎的形式。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督部主任谭海麟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塔里木油田公司副总经理兼安全总监安文华分别作了题为《落实主体责任, 强化安全监督, 实现企业安全发展》和《以安全文化为主线, “转变观念、养成习惯、提高能力”, 努力建设安全生产型油田》的报告。两家企业结合自身安全生产特点, 通过学习贯彻国务院23号文件, 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虽然做法不同, 但对企业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精神具有借鉴意义。如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中要求, “在新建项目的投产、装置开停车、重大工艺调整、装置抢修、特级用火等特殊作业环节, 以及重大活动期间、节假日等特殊时段进行非常规作业的重大作业时, 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必须现场带班, 由领导干部填写带班作业确认表, 并签字确认”。如塔里木油田公司全面推行直线负责和属地管理, 把安全责任、安全压力细分到各个管理层级和岗位, 建立直线领导、直线组织和属地主管全方位的安全责任保障体系, 同时广泛开展属地意识强化活动, 引导员工关注职责履行, 形成“我要安全”的良好氛围。特别是高度重视对领导干部的安全感召力和安全领导力的培养, 提出“让员工‘听到’领导强调安全, ‘看到’领导实践安全, ‘感受到’领导重视安全”的“有感领导”, 以各级领导的实际行动兑现安全承诺、履行安全职责、落实HSE9项原则, 带动全员参与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