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激励机制

利益激励机制（共12篇）

利益激励机制 篇1

社会进入转型期, 各种矛盾渐显、事件也会频发。当然, 只要真心解决问题, 办法总会有的。失意人群暴力行为发生往往与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沟通及表达的地方及场所, 通俗说也就是要有一个讲理、说理的地方, 否则利益表达不畅, 沟通失灵, 必然导致民意堵塞, 进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建立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种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 已成当务之急。

一、失意人群利益诉求

失意人群利益诉求是指当失意人群利益受到侵害时, 诉诸于执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级社会组织, 以寻求利益保护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发展变化, 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 人们因职业、行业、居住小区、户籍、年龄、经济收入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二、当前失意人群利益诉求中遇到的问题

(一) 诉求渠道缺失

人们的权利和利益意识增强, 开始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反映自己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造成矛盾激化, 引发社会冲突。当前, 失意人群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 有一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失意人群暴力行为的发生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有效的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相对日益增长的民众诉求来讲, 我国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还远远不够, 导致民众无法有效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二) 诉求渠道单一且不畅

我国现有的人民群众表达利益的渠道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信访制, 但这些渠道都存在表达不畅的问题, 不能对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给予有效的回应。

(三) 诉求制度的局限性

体制和机制设计从数量上看, 渠道较多上, 有人大、政协、司法、信访、听证、选举、人民调解、政府调解、新闻传媒、行业组织、社会团体、救助体系、投诉热线等公民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 但在实际操作中, 身为个人的公民权益受到侵害时, 这些渠道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些地方创设的人民群众参与政府行为的具体方式诸如现场办公、领导接待日、领导热线、领导信箱等也缺乏规范化的操作制度, 容易“走过场”、“一阵风”。

(四) 群众利益诉求缺乏理性

由于我国的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加上表达渠道不畅, 一些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尤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 容易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

三、利益诉求机制及内容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利益诉求机制包括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 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 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 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 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一个畅通、有效的公民利益诉求机制核心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 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多样化、便捷化。在美国, 人们有三个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一是通过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 (议员等) 代为反映。向议员反映意见、提出诉愿, 是除司法途径外美国公民投诉的主要方式。在美国, 每位议员都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助手负责处理人们的投诉。二是向行政机构投诉。可通过政府各部门内设的投诉机构, 对这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投诉;也通过专门的机构, 对政府部门或公务员个人进行投诉。三是提起诉讼。美国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服从程度很高, 大量的社会矛盾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在提供利益诉求渠道多样化的同时, 还要提供便捷性, 即方便公民低成本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德国, 德国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均设立申诉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就本人或其他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向申诉委员会申诉。为了方便公民申诉, 德国议会开通网络在线服务, 设立申诉电话咨询服务, 有的州议会还举办咨询活动和建立议员接待日等, 指导公民采用正确申诉方式进行书面申诉。

第二, 权威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为提高基层官员对公民诉求的重视, 一些国家设置了信息可直达中央政府行政首长或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这样就避免了公民合法利益诉求被行政机关推诿和拒绝。

第三, 独立的公民投诉处理主体。公民的投诉对象多与政府机构和公务员有关, 公民投诉处理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性直接影响到投诉处理的效率和效果。在瑞典, 任何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个人都可向议会调查官递交书面投诉信。

第四, 有效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在法国, “协调员制度”能确保处理公民诉求的“协调员”具有独立、权威、连续性的地位, 可以有效地应对公民诉求。协调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协调公民与各级政府、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矛盾和纠纷, 对有关法律条文提出修改意见, 对行政部门的设置及职能调整提出建议。

四、完善失意人群利益诉求机制对策与建议

(一)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需求

做到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及维护群众利益, 把问题及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

(二) 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

沟通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沟通可以实现求同存异。搭建的沟通平台可以采取各种形式, 如面对面交流、信访接待、媒体对话、举行听证会等等, 对那些群众要求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 凡是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应及时予以解决, 限于条件一时解决不了的应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 求得群众谅解。

(三) 完善人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公民利益诉求渠道要多样化、便捷化, 要建立权威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 要实施独立的公民投诉处理主体以及建立有效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自由。引导群众合理、合法地实施利益诉求。在处理利益纠纷时, 应更多的采用调节、讨论、服务、合作、激励等容易沟通的、较温和的方法, 避免矛盾激化。

(四) 发挥大众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作用, 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随着互连网的快速发展, 大众媒体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上有其他表达渠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媒体作出的利益诉求表达, 不必通过中介就可直接抵达决策层, 避免了信息失真, 使群众利益要求能接近决策核心, 实现自主利益的有效表达。因此, 在规范现有各种利益表达方式和渠道的同时, 更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构建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

(五) 对困难群体进行权利救济

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及时、充分的表达, 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对困难群体的需求进行引导。二是要有效运用行政手段加以保障。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 使其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为困难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和制度保证。三是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行救济。

(六) 严格执行信访回复制度, 推行信访受理责任制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预防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七) 加强工会、行业协会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建设, 发挥其作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

五、小结

群众利益无小事。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把群众利益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学习他国先进做法, 完善相关制度, 以制度来维护人们的合理利益需求。一是坚持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制度, 定期开展接访、下访和蹲点调查, 倾听群众呼声, 关心百姓疾苦, 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二是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让不同利益主体都有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平等机会。三是完善决策听证制度, 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四是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让公众对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及时了解。总之, 只有制度的完善, 才能保障人们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才能让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有充分的表达, 也才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丰.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价值观变化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2].刘慧婷.社会转型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困惑及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03.

[3]陈雪莲.国外公民利益诉求处理机制简介, 行政管理改革, 2013.020.

利益激励机制 篇2

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股票期权激励约束机制，以明晰公司的产权结构，进而达到改善公司治理，调动员工积极性，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的目的。激励股票来源于股东的转让，期权激励的对象为一年以上的所有员工，由各岗位的责任和贡献大小决确定员工个人利润分享额度原则进行分配。分配方案如下：高层管理人员，分配比例为授予股本的50％；中层管理人员，分配比例为30％；基层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分配比例为10％；另外剩余的10％作为预留，用于实施计划期内新进员工及有特殊贡献员工的追加授予。为了充分体现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原则，树立激励对象的风险责任意识，我们应对激励对象实行预缴风险保证金制度，所缴纳的风险保证金为当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所需要款项总额的5％；未及时或足额缴纳风险保证金的视同自动放弃行权资格。股权变现时，股权持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如下方式进行变现：（1）由原股东回购，回购价格为上底的每份账面净资产值；（2）向公司内部其他股权持有人协议转让，但不得向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协议转让。

保障合法利益推动保障机制建设 篇3

关键词：保障机制、依法治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司法保障制度。可以说，三中全会公报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为民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在司法活动中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司法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民主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权益保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进一步在司法领域全方位落实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从制度建设层面，积极推动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已经庄严写入我国宪法，成为一项重大的宪法原则。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司法保障是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宪法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维护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继续加强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立法工作，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法律体系，规范司法行为，更好地为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提供司法保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出积极贡献。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依法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充分考虑涉案财物的判决与处理当事人及有关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明确可及时返还被害人的财产范围，加强对涉案财物处置的法庭调查，重视案外人提出的权属异议，完善涉案财物的处理程序，切实保障被害人和财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法律追究，防止有罪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罚。采取有力措施，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司法公开，规范刑事和行政强制措施，健全证据、辩护、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等具体制度，进一步有效约束、规范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力运行，预防、减少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的行为。健全防止冤假错案的制度保障，加强对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设计，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强化责任制，严格落实错案追究制，提高司法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和业务素质。强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制约，进一步完善诉讼当事人、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进一步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进一步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完善强制措施的解除和变更程序。通过法定程序，对劳动教养制度予以废止。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适当减少监禁刑的适用，明确适用非监禁刑案件的范围。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丰富社区矫正、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措施。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努力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当事人都能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正义。强化司法救助的政府责任，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完善刑事被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益保障体系。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标准、实施程序以及法律援助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做好法律解答咨询，办好法律援助案件。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发挥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的作用，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辩护权和辩论权。积极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完善律师结构，加强行业自律。

二、加大对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夯实我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障机制的根基

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有利于推动普遍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文化的构建，从而促进国际范围内的主体间性的认同扩大。享有充分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是全人类长期追求的一个美好愿景，实现人类大同是当下地球村越发呈现的一种理想期待，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的目标既是提倡对个体人的尊重，也是作为一种创建世界文化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的政治性过强，而教育的差异性和引发的争议明显小于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通过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这个特殊中间环节的平缓，即传递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知识，培育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观念，可以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语言的相互了解与宽容，创设一个基于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普遍价值、国际理解、宽容的世界性价值理念认同。这种认同是维护世界和平，构建真正预防冲突文化，促进人类繁衍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就没有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所普及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知识、宣传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标准、传达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价值、理念能促使国家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法治文明与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精神的衔接，能推动“中国梦”的理论架构更为饱满。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作为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实现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也作为一项基本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在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事业全面发展中也就自然摆在首要位置。当前，应尽快建立完善的专门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法律文件，为开展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提供国内法律依据；成立专门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机构，制定国家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方案，明确我国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任务；尽快启动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知识的教材编撰，师资培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等专业期刊和大众媒体在普及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知识、推动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建立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教育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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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我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领域的保障机制

应尽快建立健全国内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障机制。毋庸讳言，由于受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发展仍需进一步改善提高。国内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机制本身的不尽完善已成为中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事业顺利健康开展的桎梏之一。为了完成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这一神圣使命，实现人的尊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借鉴当今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国际机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对包括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障机构在内的现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机制进行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体系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改革国内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机构的工作模式，建立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并行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机制是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的选择思路。司法、行政等带有强制色彩的手段作为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措施，所发挥的主要是一种事后救济的作用，这些措施的运用相对比较娴熟也见成效。因此目前国内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应重点放在加强预防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侵害发生的职能上，从而构建一套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并行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机制。建立专门性的国家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障机构无疑是应有的选择，这既是中国进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也是适应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国际机制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

四、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

实现充分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中国来说，要想“有所作为”，走向世界，必须加强与国际社会包括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在内的各个层面的合作。积极参加国际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组织，主动接受其有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护的条约和宗旨。“参加多边国际组织既然是建立国际规范的前提条件，因此从策略上讲，中国就必须参加所有的国际组织。只有参与国际组织有关规则的制定和改革，才有可能使我国有关国际规范的设想得到接受”。中国政府一贯赞成《联合国宪章》有关尊重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与基本自由以及为促进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而进行国际合作的原则。自1971年中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逐步参加了联合国在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领域的诸多活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加快了参加国际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机制的节奏，签署和批准了一系列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公约。截止2009年3月，中国已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25项国际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公约。2009年4月，中国政府公布了 《国家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一份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的宪法原则、推进中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性质的政策文件。该行动计划的最后一部分，有针对性的强调要加强与国际社会在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领域的合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国际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深入参与联合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理事会工作，推动理事会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方式处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问题；认真参加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理事会对中国的首次普遍定期审议，与各方开展建设性对话，落实合理建议；继续与联合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特别机制合作，答复特别机制的来函，根据接待能力并兼顾各类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平衡的原则，考虑邀请一位特别报告员访华；继续与联合国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高专办公室开展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技术合作；继续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专门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有关国家开展双边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对话与交流；继续参与亚太地区、次区域框架下的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活动。

作者简介：

刘波，北京市社科院外国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利益激励机制 篇4

一、委托代理问题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特征

1. 供应链的企业间是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

供应链企业间虽然强调合作,但也存在利益冲突,企业之间为分配合作带来的利益会展开竞争。研究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就是通过代理理论的分析,通过企业间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实现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

2. 供应链企业间委托代理问题是多阶段动态模型。

在商品交换市场上,供方和需方构成一对委托代理问题。企业或许有短期行为,但从长期看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发现虽然从短期行为中得到一时好处,但合作关系也会随之终止,而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所带来的收益的贴现值会远远大于短期利益。正因为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多阶段的、长期的,供应链运作管理的制度设计和激励才显得更为重要。

3. 供应链企业间委托代理是多任务委托代理。

供应链企业间的供应商不仅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而且还要在技术创新、质量改进、缩短产品提前期、提供服务等方面做出响应。供应商在有限经济资源和时间资源约束下,要对多目标间作出权衡。而制造商的评价和报酬标准则是供应商决策的依据。

4. 供应链企业间委托代理的有害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类问题并存。

供应链企业的合作关系客观上要求减少供应商的数目,建立少而精的供应体系。如果供应商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而制造商又由于信息不完全、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就会给日后供应链上的制造商带来损害,最终直接影响供应链整体效益,这就是有害选择问题。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二、信息共享激励监督机制

假设代理方有两种努力;一是直接对自己经营业绩有贡献的工作努力,用一维努力变量e来表示;二是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影响供应链信息共享程度的信息共享努力,用一维决策变量t来表示。

π(e)是委托方对代理方工作努力程度的观察函数,可取为π(e)=he+u,h是代理方经营业绩与其工作努力程度的比例系数,u是无法控制的随机变量,设u均值为零,方差为σ2。信息共享所带来的收益是其努力水平的对数函数:π(t)=k㏑t+ε,ε为随机影响因素,假设ε均值为零,方差为δ2。k为比例系数。t≥1,“1”表示代理方在信息共享方面未作任何努力时的基准情况。代理方工作努力的成本函数C(e)和信息共享的成本C(t)都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假定C(e)=θe2,C(t)=λt2,这里θ>0,λ>0代表成本系数。

采用线性合同的方式,设α是代理方的初始报酬;β(0≤β≤1)是委托方对代理方工作努力的激励强度;γ(0≤γ≤1)是委托方对代理方信息共享努力的激励强度。代理方的激励报酬为:

得到代理方的实际收益:

另设代理方的风险成本为,风险规避度量P≥0。在风险规避条件下,代理方的确定性等价收益为其期望收益减去风险成本:

委托方与代理方确定性等价收益总和: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建立委托方与代理方的信息共享激励监督机制如下:

等价于

委托方选择β与γ使总的确定性收益最大化,代理方选择e和t使自己的确定性收益最大化。其中的w0为代理方的保留效应。

三、集配模型下供应链利益分配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集配中心模式下供应链的利益分配中,集配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生产经营企业为集中核心业务,将外包业务交给专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即集配商来行使,以求提高服务水平,减少投资,降低投资风险,形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外包合作关系中,生产经营企业是委托方,占主动地位,制定合同,而集配商具有信息优势是代理方。集配商负责采购等外包,这对于供应商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客户或者市场信息。因而每个作为委托方的供应商都想通过对代理方集配商进行激励来实现增加其原料商品销量并进而增加其利润的目的。

从委托人角度看,问题便是设计出一个代理人能够接受的方案,这一方案能够使代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效用最大化。从代理人的角度看,他不仅了解自己的努力程度,而且更掌握市场情况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内在规律。代理人会在两者之间权衡做出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为。利用委托代理理念和方法,设计公平有效的供应链激励机制,可较好的约束成员企业的行为活动,从而避免或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败德行为带来的风险,激发合作伙伴的生产及创新积极性,实现三方利益的共赢。

参考文献

[1]王彧 马士华:供应链环境下集配商供应模式的探讨[J].管理评论,2005,17(2):33～36

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篇5

第一，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也就无从谈起。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沟通失灵，容易积累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群体利益呈现出多样性，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整合协调不同群体或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在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形成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以利于各社会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意愿、意见、建议通过相应诉求表达渠道得到反映，进而达到整合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为此，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广开言路，倾听群众呼声。制度具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要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创新，为广大人民群众搭建起利益诉求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如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信访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制度等，都是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基本制度，应在实践中尽快完善，在公众利益诉求表达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工会、妇联、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利益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方面的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确立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要求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目前，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严重阻碍公平正义的实现。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首先要突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鉴于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偏低的现状，政府应加强督导，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公平分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防止资本利润对劳动收益的过度侵蚀，真正做到劳动收入与劳动贡献相匹配。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在信息不对称、投资拉动依然是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背景下，资本依然处于强势支配地位，力量分散的劳动者则处于弱势被动地位，在分配关系中往往存在大量的资本侵蚀劳动者利益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完善相关法律，把工资集体协商由选择性规定变为强制性规定。再次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性收入和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不应低于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幅度，要切实保证职工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实现同步增长，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第三，建立健全利益统筹与调节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等差异，加之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作用，出现贫富差距难以避免。这就需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协调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个人集体国家等之间的利益关系，尽可能达到利益相对均衡，促进共同富裕。首先，要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在税收、金融、财政等政策上更多地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倾斜，支持和帮助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并形成发达地区帮助带动落后地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最重要的是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政府还要通过加大公共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充分就业政策、反贫困政策等创新力度，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次，切实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力度。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财

产税、遗产税等税收政策，抑制高收入人群收入的过度膨胀，缩小贫富差距。再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意义重大。要通过制度创新，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要致力于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制定规划，分步实施，把尚未纳入社保体系的农民工和农民逐步纳入社保体系。最后，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着力建设慈善队伍，开发多种慈善救助项目，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救助困难群体方面的作用。

第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征地、拆迁、建设性移民等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个人或利益群体利益受损，有必要根据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实践表明，近年因征地、拆迁补偿问题而引发的利益矛盾呈急剧上升之势，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由此而引发。因此，利益补偿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应注重以下几点：首先，利益补偿必须做到公平合理、足额到位。对当事人利益受损情况须作出准确的评估，根据受损情况给予当事人公平合理足额到位的补偿，基层政府和村集体不得截留补偿款。其次，公益性项目和商业性项目要区别对待，不能相互混淆。再次，国家应适时对相关补偿标准作出调整，不合理的要使之合理化，过时的要重新修订。特别是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补偿标准要相应提高。最后，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要维护好受损群众的利益，通过平等协商寻求补偿方与受损方的利益平衡点。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受损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利益补偿合理与否要以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和受损群众是否满意为衡量标准。

整合成败核心在理顺利益分配机制 篇6

戴塔根：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可君：湖南县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教授

尹学朗：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国土资源导刊：湖南省人民政府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全省矿业的产值要达到1万个亿，矿业利税要达到1千个亿的目标，那就是万亿产值、千亿利税这样的宏伟目标。在去年4月份开始的全省新一轮整顿规范矿业秩序的工作和这个目标有什么关系？

尹学朗：本次整规，除了规范、整顿矿业秩序，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矿业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而这个经济发展中还包括了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重要的内容。

全省新一轮整顿规范矿业秩序从去年5月份开始，在当时的整规工作会议上，省政府领导曾经说过，如果要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必须结合湖南实际，紧紧抓住生产要素保障这个关键。省人民政府更提出整顿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行动要把发展矿业经济当做未来国土资源工作和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整规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矿业经济、湖南省经济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戴塔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必然要消耗资源能源。中国现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厂”，遍布全球的MADE IN CHINA也意味着，中国正在消耗着国内的资源为全世界提供着产品。有数据显示，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是来自于矿产资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更要求提高能源资源的保障能力，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在需求量不可能减少的情况下，如何节约高效利用好矿产资源。因此，整顿和规范好开发秩序值得肯定。

易可君：一些地方矿业发展的速度有点太“快”，今天发现，明天可能就要开采；从长远看，这对于经济发展却未必是件好事。但是在矿产资源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资源快速消耗的现在，矿产资源越往后的价值越大。能不开采的资源尽量不要开采，而是要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加工技术，增加附加值来尽量放大资源价值。

国土资源导刊：这一次湖南省的矿业整规力度空前，也提出了按照“治乱、治散、治弱、治本”的总体要求。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些方面发力？

戴塔根：资源竞争已经是事关国家安全的竞争。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有一个体现就是，是否有足够的产量可以左右市场价格。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们的矿山企业规模小产量低效益低，一些优势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甚至没有任何竞争力。只有通过严格规范开采行为，强力整合产能，引进先进的技术，才能扩大资源生产量和利用率，增加资源竞争力，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整合过程中，我个人更偏向于由资金雄厚、技术水平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实现行业整合。

国土资源导刊：本次矿业整规中的，有的地方变化明显，有的地方却依然起色不大。您认为，这次矿业整规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都有哪些？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此次整规的成效？

易可君：矿业整规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被触及到的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整治成效比较明显的地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当地的各方利益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借由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的方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让被触动的各利益体，比如矿产业主、当地政府、以及矿区所在的居民最终在长远利益上达成了一致，并且形成制度，以保证大家都认可的方式可以切实执行，以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

养猪补贴利益运行机制探讨 篇7

一、养猪补贴面临的问题

(一) 养猪补贴资金来源单一

养猪补贴是一种公共财政政策, 是国家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 具有矫正养猪业外部效应、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养猪业生产的作用, 促进了养猪业可持续和谐发展。养猪补贴的公共财政性质决定了国家应该成为养猪补贴的主体。因此, 养猪补贴的资金来源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价值取向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是养猪补贴的唯一来源。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养猪补贴的重要主体, 如扶贫慈善机构、养猪合作经济组织等。当前, 我国养猪补贴制度尚缺乏引导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养猪补贴的机制, 补贴几乎全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承担, 资金来源单一, 而且补贴的力度明显不足。

(二) 养猪补贴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养猪补贴除了要在养猪农户、养猪生产组织和相关企业等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配外, 还要用于降低养猪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流通领域方面。同时, 对于养猪科技教育和推广, 养猪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养猪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 也应给予补贴, 而这些方面正是改造传统养猪业、增强养猪业发展后劲的关键所在。我国当前养猪补贴在以上几方面尽管都有所涉及, 但还是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 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性, 导致补贴利益分配不合理, 直接影响了补贴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的发挥。

(三) 养猪合作组织缺位

当今社会,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无处不在, 在各种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 有制度保障的利益集团占据较大优势。在西方, 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等, 是指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标并且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的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在养猪补贴分配的博弈过程中, 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养猪业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能代表养猪投资者、生产者利益, 反映养猪业主要意愿的利益集团, 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我国虽然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但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尚属初级阶段, 影响力有限, 很多养猪投资者、生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 缺乏发言权和政策影响力。这样, 很多养猪投资者、生产者在养猪补贴过程中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利益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一些非养猪业的利益群体, 凭着自身在利益分配渠道中的优势地位, 运用各种手段对补贴资金进行截流和侵蚀, 造成补贴资金的流失。

(四) 养猪补贴保障机制乏力

养猪补贴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加以落实, 保障养猪投资者、生产者的利益不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威胁和侵害。养猪生产面临的很多风险, 可以通过养猪保险来进行有效规避。养猪保险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需要国家财政予以支持。我国当前养猪保险补贴制度的覆盖面和力度仍然严重不足, 养猪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规避。此外, 由于养猪补贴的本质是一种利益的补贴, 实施过程中容易受到道德风险的威胁和侵害, 如行政机关的寻租行为, 其他市场主体的非法剥夺和侵害等。而当前我国对养猪补贴的立法相对滞后, 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养猪补贴法》, 不利于保障补贴资金的有效分配。

二、构建养猪补贴良性利益运行机制

(一) 拓展养猪补贴资金的来源

资金来源不足是我国养猪补贴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养猪补贴的投入力度有所提高, 但仍远远不足。养猪补贴制度的发展急需拓展资金的来源。补贴资金的来源应分为纵向资金来源和横向资金来源。纵向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增加养猪补贴资金的绝对量, 实现工业反哺养猪业, 促进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横向资金来源是指通过制度安排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针对我国养猪补贴资金来源单一的状况, 可以通过立法逐渐引导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养猪补贴中来, 给予它们相关政策上的优惠, 充分发挥它们在补贴中的积极作用。还可以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结合起来, 积极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为广大养猪投资者提供信贷支持。

(二) 养猪补贴应具有倾斜性

养猪补贴利益的分配应向直接补贴措施和调整养猪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适度倾斜,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恰当的地方。通过对养猪业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使养猪投资者、生产者成为养猪补贴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在我国养猪补贴制度中, 倾斜性的利益分配格局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使补贴利益分配从间接补贴向直接补贴倾斜;二是要明确养猪补贴不应是一种应急措施, 应重视对养猪业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补贴, 重视加强养猪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 加强对养猪业从业人员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 推动养猪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增强我国养猪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三) 发挥合作性组织在养猪补贴机制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养猪大国, 养猪投资者、生产者多而分散, 组织化程度低, 因此, 创建养猪投资者、生产者的利益代表组织, 完善利益代表机制, 是保证养猪补贴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在养猪补贴中, 多而分散的养猪投资者、生产者的利益代表主体应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养猪投资者、生产者通过自愿合作组成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他们在养猪补贴中的谈判地位, 改变其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家与养猪投资者、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降低补贴制度运行的成本, 提高补贴的效率。在养猪补贴中, 我国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立法上除专业合作社外, 还要赋予股份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 明确它们的性质、业务范围, 给予各合作组织必要的经营、民事主体资格, 并应在补贴制度中将合作组织作为养猪补贴的受益主体, 充分发挥其在养猪补贴中的积极作用。

(四) 重视御险性养猪补贴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探讨 篇8

关键词：公众,利益,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在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 利益主体的利益观念也发生重大转变, 此时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不能有效表达、利益差距不能有效缩小极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我国社会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利益差距已经相当明显, 这既反映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不均衡, 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我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因为完善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不仅能够使公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表达, 而且有助于社会利益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整体社会的均衡发展。

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社会的建设也必然要求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都能够通过有效的渠道充分地表达, 从而促进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妥善处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 充分尊重每一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利益诉求, 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削减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器”。因此, 不断创新公众利益表达方式, 畅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建立科学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认为, 公众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旺盛需求, 构建起理性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核心是法制保障, 关键是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着力点是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一、公众利益表达及其意义

公众利益表达是协调公众间利益均衡的重要途径, 它是公众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起点, 也是社会能够合理分配利益的重要基础。我们对公众利益表达的理解,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现实中, 公众利益的均衡不是简单的平均化, 公众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公众间存在一些利益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需要公众利益表达来找出矛盾, 缓解矛盾, 进而降低冲突。第二, 既然公众合法的利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那么公众合理的利益表达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是促进利益公平分配、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第三, 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存在一套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都能充分地表达出自身的利益诉求, 当公众间发生利益冲突或者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失时, 公众可以便利的找到一条利益表达渠道, 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关切, 这是现代社会必须具有的一种调整功能。第四, 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使公众可以采取正常的、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及时缓解公众间的不满情绪, 减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发生。最后, 公众利益表达是一种制度性建设, 而政府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责任主体, 所以在建设公众利益表达的过程中, 需要依靠政府建立起社会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制度的安排。

二、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是法制保障

法律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保障, 也是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完善法制保障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 注重公众利益表达的法制化建设

应该在充分遵循宪法和法律赋予公众的政治权力和自由的基础上, 完善相关法规建设, 增强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基础, 将公众利益表达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加强公众利益表达体系的构建, 明确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特别是知情权、集会权、听证权等涉及公众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是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能够有效表达自身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在明确公民相关权利的基础上, 还必须将公众的利益表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经程序和环节。

需要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 针对政府中从事公共政策制定工作的主体人员建立起激励和约束机制, 明确规定其责任和义务, 避免政策制定主体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偏离了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政府作为公众政策的制定主体, 既是“社会服务者”, 也是“社会参与者”, 这种双重身份要求其必须建立公共服务的理念, 才能真正制定出面向公众的公共政策。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引导政府官员以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工作目标, 这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 丰富公众利益表达的制度资源, 让公民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

公民是社会的主体, 公民的各项权利必须得到政府的充分尊重。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要将不同利益群体纳入决策体制的考查范围, 提高各种不同利益群体参与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的积极性, 这种参与方式不仅有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 而且也有利于政府全面准确掌握公众的利益需求。各利益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主要源自于当前制度资源的匮乏和制度设计的不公,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弱势群体虽然规模庞大、分布广泛, 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小, 不能传递到决策者的耳边。政府要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平等地享有利益表达权力, 就必须提供一个广泛参与的制度平台, 让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能够充分地得以表达, 从而消除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中间阶层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

完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是落实不同利益主体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 从而实现公众利益表达的真正平等, 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通过具体的政策制度把原本法规的权利和事实形成的权利统一起来, 使弱势群体真正享有自身利益表达的话语权。

(三) 坚持依法施政, 促进公众利益表达方式的理性化和法制化

培养公众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不仅需要完善公众利益表达制度, 增强公众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而且需要政府必须依法施政, 形成积极的导向作用。在公众选择利益表达方式的过程中, 政府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如果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不能严格坚持依法施政, 或者有意绕开法律、钻法律空子, 长期以来会给社会风气的养成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使公众感觉到不守法可能比守法反而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 于是不守法行为增多。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鼓励公众更多地采用非理性化、非法制化的表达方式谋取自身利益, 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影响社会的稳定运行。反之, 如果政府在解决问题时能够严格坚持依法施政, 公众会感觉到, 守法比不守法获得的利益多, 不守法会损失利益, 只有理性的、法制的利益表达方式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

三、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是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一) 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当前, 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一种重要途径是规范和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民间自治组织主要是指经过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未注册的草根组织等。成熟的民间自治组织可以有效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表达, 集中形成较为统一的利益诉求, 这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公私领域的独特地位, 属于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第三方”, 且具有非盈利性、非官方性的特点, 比较容易整合组织机构和个人之间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在利益的平衡和沟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自治组织可以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它一方面向广大公众传递政府的各种政策制度, 另一方面又能够集合公众的意愿, 向政府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

目前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还原社会功能, 即把社会能够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把公众能够自治范畴内的事情交给公众自己依法办理, 让公众自主表达、自主维护、自主实现。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民间自治组织, 首先是完善民间自治组织的立法程序, 逐步制定和建立不同层次、相互配套的民间自治组织的法律法规, 将民间自治组织的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其次政府需要增加对民间自治组织的扶持力度, 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 同时加强对民间自治组织的有序引导, 完善管理体制, 提高履职能力。例如, 在民主基础上建立的工会、妇联、行业协会、行业学会等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 往往代表各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 在促使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与相互合作方面起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二) 畅通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

现阶段, 我国的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公共政策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等等。畅通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扩大人大代表的直选层次, 使代表能够真正来自于普通老百姓;二是将竞争机制引入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 允许代表候选人采取演讲、问答、辩论等多种方式向选民宣传自己的观点、主张, 使选民能够对代表候选人有一个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三是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日常性、制度化联系, 增强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信息互通, 使人大代表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 实现公众便利、有效的利益表达;四是健全公共政策听证会制度, 扩大听证会的参与范围, 完善听证会中公众代表的遴选制度、听证程序制度和会后反馈制度, 并可以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采用网上听证会, 更广泛的争取民意, 节约公众进行利益表达的成本;五是完善信访制度, 可以扩大信访机关的行政监督权利, 把信访制度纳入法律程序。

四、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着力点是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就是指政府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规划、执行和评估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总和。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是当前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着力点, 也是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最主要途径。

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就是为公众谋取利益, 增加公众的福利。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公共权力机构, 不可能只有唯一的公众利益, 还会有机构利益、组织利益, 以及公务人员自身的个人利益, 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可以有效保证公共政策的公众价值取向, 确保公共政策符合广大公众利益。法律上明确规定公众可以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左右的英国普通法, 该法律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要求任何权利必须公正行使, 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也就是说, 如果某项公共政策对某个利益主体或利益群体不利, 必须听取他或者他们的意见。到20世纪中后期, 公众参与已经在世界大量国家中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 这改变了公共权利的运作模式, 使之由政府单方面主导逐步演变为公众参与主导, 构建出公众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模式。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特点要求必须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首先,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 第一步就要参与公共权力的组建。现代社会制度普遍接受契约国家的思想, 认为国家是由全体人民共同缔结国家契约而成立的社会组织,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通过国家契约, 国家获得公权, 人民获得民权, 而公权来自于民权, 所以必须为民权服务。所以, 国家的公共权力必须是建立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 人民通过选举的形式建立起公共权力机关, 并通过日常的舆论和定期的改选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 使其对人民主权负责。可以想象, 国家契约精神的落实必须构建完善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使广大公众的意志、意愿能够在日常的“监督和制约”中顺畅地表达, 这既体现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 也是公众能够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础保障。

其次,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 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 通过各种利益表达, 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结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公众利益表达显然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它是架起公众利益与公共政策的桥梁, 只有把公众利益有效表达出来, 才能真正落实公共政策的普遍性、有效性, 甚至合法性。

最后, 随着二战后福利国家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 公众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制定和完善更多的公共政策, 政府职责的增多必然引发了政府的部门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膨胀, 权力不断扩张。但是由于政府公共权力机构的固有缺陷, 官僚主义、腐败行为逐步盛行, 政府成本上升、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严重, 直接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而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 有效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 本身这就对政府不良行为的一种有效监督和制约。

应该看到,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设一直是一道难题。鉴于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不同,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关于构建公众利益表达的借鉴方法。而在当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市场经济使利益矛盾逐步显性化、复杂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设。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无疑是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切入点, 它不仅可以使公众有效的表达出自己的利益需求, 缓解各种利益矛盾, 而且可以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法制保障的不断完善, 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不断拓宽与畅通,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逐步发展和成熟终将带领我们完成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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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信瑜.和谐社会与公众利益表达制度的法理思考[J].行政与法, 2008, 5:52-54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法理考量 篇9

一、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构成要素

(一)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主体

利益诉求表达主体是提出利益需求的阶层、群体或个人,他们在利益表达过程中凭借一定的媒介,采取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自身以外的社会、国家、政党、团体或个人提出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承认、保护和促进。利益诉求表达主体是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基础,利益诉求表达主体既是一个利益表达行为的发动者,也是政治诉求的承载者。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大致可分为个体和团体两个层次,利益诉求表达个体指公民个人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新闻媒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它代表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利益诉求表达团体指代表某个特定阶层或集团的组织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这种利益是一种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虽然个体在进行利益诉求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社会团体人数众多、力量强,利益诉求更为专业也更为有效,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提高利益诉求表达的效果,从而降低利益诉求表达的成本。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客体

利益诉求表达客体是在利益表达过程中接受利益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输出的一方,即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表达活动的指向对象,是利益表达过程的终点。利益诉求表达主体与利益诉求表达客体之间具有相互依赖和转换的关系,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决定着利益诉求表达客体的存在。主体和客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利益表达过程中,他们可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利益诉求表达客体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会向相应的对象表达利益要求。但是,在一个具体的利益表达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角色是确定不变不能跨越的。在我国,其主要为党政机关等各级公共权力机构组织及其组成人员。利益诉求表达客体决定着利益诉求表达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行为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作为利益表达客体,政府行政人员的行为态度将推动或阻碍利益表达主体的需求实现,政府行政人员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的提高将推动公民利益表达的良性发展。

(三)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内容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内容包括我国现存的利益诉求表达的具体制度体系及运作方式。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政治体系中存在的利益诉求表达制度设计大致有以下几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信访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这些都是民众可以利用的利益表达渠道,这些体制和渠道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向利益诉求表达客体表达利益诉求的运作方式有组织表达、舆论表达、行动表达三种。组织表达指利益表达主体通过党政机构(比如人大、政协和各级信访机构)和社团组织(多指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等)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舆论表达指利益表达主体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传播媒介表达自身利益要求。行动表达指利益表达主体通过游行、示威、静坐等实际行动进行利益表达。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法理价值

(一)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促进政治民主化

邓小平曾告诫我们:“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利益诉求表达作为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形式,是联系公民与国家的纽带,是维护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有效途径。健全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推动政治参与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进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公民没有表达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监督,增进了政府以及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心。政府只有进一步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让公民获得多种讨论、协调以及培养政治技能的机会,使其政治实践能力能够得以大大提高,才能进一步激发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合理有序地进行利益诉求表达,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正确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从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实现。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保障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利益均衡,实现利益均衡的关键是实现利益协调,实现利益协调的基础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安定有序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要谋求国家的安定有序,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公民通过正常、合法和多样的渠道表达愿望,维护自身利益,从而缓解社会矛盾,消除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为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的环境。公民的愿望得不到表达,利益要求无法实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途径,矛盾就可能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为广大群众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让公民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出来,把面临的问题反映出来,把隐藏的矛盾公开出来,才能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找到有效抓手,及时有效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各类矛盾,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有效预防和避免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阿尔蒙德在政治体系的过程层次中认为:“要求和支持是通过一定的转换过程变成相应的政策输出,而这个转换过程是由四个方面的功能组成的,即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与政策输出。”公民利益表达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公民利益需求为前提的,必须广泛听取公民的意见或建议。公民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他们也将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偏好等众多信息传递给了政府,这些信息有助于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目标更加清晰,减少了因信息扭曲而带来的决策的不确定性,使政府能清楚地认识到哪些问题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需要加以解决,避免了由于信息不充分而带来的决策失误。同时,经由社会各阶层充分的利益表达所制定的政策,是在政府与民众、各利益群体之间有效沟通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使各方利益都尽可能的得以兼顾,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参与也进一步提高了公民对公共管理和政府改革的理解和认知程度。这样出台的政策,一般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在执行中不至于遭到社会普遍或者一部分人的强烈抵制,大大提高了公共政策实施的效率。

三、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原则

(一)民主法治的原则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治理国家的权力。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需要每一个人的政治的参与。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论,我们各种各样的表达,来知道这个国家是我们自己的。离开民主原则,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就不可能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能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利益表达体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整体意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人民的具体愿望和个人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就是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建立和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就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无论是党内民主过程,还是政府的决策过程,或者是民众参政议政过程中,都应该坚持依法执政、严格执法、法律至上的原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行民主和满足民众的诉求表达,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现治国方略,广大民众必须依法行使监督、表达等民主政治权利。

(二)畅通有序的原则

畅通有序就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程序顺利通过。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保证畅通有序是其重要原则。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表达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准确、完整传输到表达对象那里,经过汇总、分析之后应用于决策工作。要在积极探索包括各级人大、政协、纪检监察、信访部门和群众组织在內的现有诉求表达渠道更好地反映民意诉求的基础上,用制度的方式把网上在线交流、电子政务、博客论坛、民意调查、社会听证会、领导信箱等新的诉求表达渠道及其方式固定下来,实行诉求表达渠道的多元化和便捷化。必须保证各个环节相互配合与协调一致,既要防止诉求表达信息在某一环节发生失真和遗漏,也要防止诉求表达事项因为某些人为因素而被阻挡甚至搁置。解决好“不够有序”问题,要推进诉求表达的制度化,规范诉求表达的方式途径、程序办法等;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坚持团结稳定、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切实抓好社会舆论引导。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有效监督;要依法处置造谣惑众、蓄意破坏安定团结的违法行为。总之,既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能够得到有效行使,又要对其权利的行使予以规范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的、有序的、可控的轨道。

(三)科学发展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质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过程中,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的原则就是要求从民众反映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实现民众的愿望,满足民众的需要,维护民众的利益,通过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及时解决民众合理诉求、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诉求表达机制运行的最终目标,是为党和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策服务。在制定和执行决策时,要通过建立民意为先的多维度善治系统和采取客观可行的操作措施,来保证诉求表达目标的科学实现;而表达者自身,也要通过和谐心理的构建和公民素质的培养,学会用平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摘要：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觉醒,利益观念不断增强,相伴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加剧,必须畅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要认真解读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构成要素,正确认识我国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法理价值,准确把握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原则,将民众的表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和有序性轨道,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关键词：群众利益,诉求表达,要素,价值,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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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卿红.关于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思考[J].求知,2012(8).

供需网企业合作利益分配机制 篇10

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了超国界的巨大新市场体系，各国企业在发展中确立了高度互相依存与互相合作的关系，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已日益显现其不足，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多功能开放型企业供需网模式便应运而生[1,2]。供需网是指以全球资源获取、全球制造、全球销售和提高企业综合能力为目标，相关企业之间由于多种“供需流”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多功能开放式的供需动态网络模式[3,4]。为抓住某一市场机遇，供需网中的节点企业根据各自的资源拥有情况，共同组建供需合作子网。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不仅能够提高供需合作子网中各节点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可以有效地规避各种风险[5]。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方面对企业利益分配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将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的相关研究分为三大类：(1)基于模型考虑的因素进行研究。根据模型考虑的因素不同，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也有所不同。Feng Fen-ling等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铁路运输系统节点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了相应的利益分配模型，并对模型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进行了验证[6]。Guan Bai-hai研究了考虑招标成本后联盟企业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利用合作与博弈理论建立了联盟企业利益分配模型，深入探讨了企业成本系数、知识投资的效率系数和总利益的关系[7]。(2)结合利益分配方法进行研究。戴建华等研究了基于Shapley值法的成员利益分配问题，指出了未经改进的Shapley值法用于成员利益分配问题时所存在的问题，建立了考虑风险因素的Shapley值法模型[8]。刁丽琳等研究多权重Shapley值法在联盟利益分配机制中的应用，构建了能够体现议价能力和贡献大小的利益分配模型，并运用数值仿真实验比较了原始的Shapley值法模型和多权重Shapley值法模型[9]。(3)基于契约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陈菊红等研究了需求具有价格敏感性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问题，分析了供应链成员收益与契约参数的关系，并利用报童模型建立了供应链成员收益共享契约最优决策模型[10]。桑圣举等分析了模糊需求环境下供应链收入共享契约问题，建立了相应原收入共享契约协调模型，并利用仿真实验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11]。

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侧重于某个独立的分配原则，而不同的分配原则将导致不同的分配结果，若最终的利益分配结果无法使每个成员都满意的话，那么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将面临破裂。另外，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没有考虑利益分配机制整体的协同性，没有深入分析利益分配机制对市场销量、价格和节点利益的整体影响。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结合企业管理思想和供需网系统的发展规律，创新性的将企业合作意愿度和利益调节因子引入到企业的合作利益分配机制中，利用合作意愿度深入分析供需网节点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内在机理，通过利益调节因子从整体上协调节点间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

2 利益分配的合作决策

为了抓住某一市场机遇，供需网中企业节点1和节点2共同组建供需合作子网，以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供需网节点1和节点2在供需子网中的获利分别为π1和π2．节点1生产一种产品，并以单位价格p1批发给节点2，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1；节点2将产品加价p2后投入市场，产品的单位销售成本为c2．假设节点2总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节点1也不存在供货不足的情况，节点1和节点2之间保持高度协同，节点1的产品生产量和节点2的市场销售量表示为Q．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将Q表示为Q=α-β（p1+p2），其中α和β为常数。

λ表示节点1与节点2之间的合作意愿度，其中λ∈[0,1]。当λ=0时，表示节点1与节点2完全不合作；当λ=1时，表示节点1与节点2完全合作。

由以上的描述可知，节点1的收益函数表达式为：

(p1Q-c1Q）表示节点1在生产渠道所获得的收益，λ（p1Q-c1Q）是节点1为了提高产品的市场销量，鼓励节点2在市场销售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产品投放市场的前期，将收益分出一部分和节点2共享的让利。因此，节点2的收益函数表达式为：

由式（1）和式（2）可知，供需合作子网的收益函数表达式为：

节点1实现生产领域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为由此可以求得：

此时Q可以表示为：

结合式（2）、式（4）和式（5）可以将节点2的利益函数表达式转化为：

此时，节点2实现销售领域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为由此可以求出p2:

将式（7）代入式（4），可得：

此时市场销售量可以表示为：

将p1、p2和Q的值分别代入式（1）、式（2）和式（3）中，可以得到节点1、节点2和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利益表达式：

3 合作收益优化分配机制

3.1 模型的构建

节点1和节点2的合作收益优化分配模型如图1所示。模型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为合作优化决策阶段，第二阶段为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启动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节点1为了鼓励节点2在市场销售领域投入更多精力提高市场销量，在产品投放市场前期，将生产渠道所获得的利益分出一部分和节点2共享。但是随着产品市场销量的不断提高，节点1让利总额不断增大，最终节点1的利益将会受损，节点2的利益会不断提高。为了使双方的合作能够持续下去，节点2必须要将市场销售领域的一部分利益和节点1进行共享。只有采取这样的合作利益协调方式，双方才能找到共同的利益均衡点。现假设双方的利益调节因子为η，φ表示合作收益分配的协调转移量，则φ可以表示为：

在收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节点1的收益函数表达式为：

在收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节点2的收益函数表达式为：

在收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节点1和节点2的总收益为：

3.2 分配决策对市场销量的影响

对Q在λ∈[0,1]区间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由式（9），分别对Q求λ的一阶和二阶偏导得：

由α-β（c1+c2)>0,(2-λ）>0，知因此，Q在λ∈[0,1]区间单调递增，且单调递增的斜率随着λ的增大而增大。这说明产品的市场销量随着节点间合作意愿的加深而加大，合作关系越紧密，合作的意愿越高，产品的市场销量就越大，并且销量增速度增大。

3.3 分配决策对价格的影响

3.4 分配决策对两节点利益的影响

在λ∈[0,1]区间，分别对p1、p2求λ的一阶偏导：由此λβ（2-λ）3λ4β（2-λ）2可以推出节点1的利益随着λ的增加而减小，而节点2的利益随着λ的增加而增加。综合上面的结果可以发现，随着两节点合作关系的不断改善，节点1的利益最终会下降为0，而节点2的利益会不断的得到提升；在产品投放市场以后，节点1会拿出生产领域的一部分利益和节点2共享，以鼓励节点2在市场销售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使产品的市场销售量不断提升。同时节点1拿出的利益随着产品市场销售量的增大而增大，最终节点1的利益将受到损害，而节点2不仅分享了节点1在生产领域的部分利益，而且在自已的销售领域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最终节点2的利益会不断得到提升。当λ=1时，节点2的利益达到最大值，节点1的利益降为0。

3.5 分配决策对整个供需合作子网利益的影响

4 利益分配机制的实施

从前面的分析知，随着两节点间的合作意愿度的增加，虽然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总收益在增加，但是节点1的利益在不断下降，而节点2的利益在不断增加。当λ=1时，节点1与节点2之间的合作达到完全合作态势，此时节点1的利益降为0，节点2的利益达到最大值。由此可见，要使双方的合作关系维持下去，达到共赢的目的，节点1和节点2之间蹬合作利益必须要进行再分配。

4.1 利益调节因子的调控范围

当λ从0变到1时，整个供虚合作子网的利益增加量为：

节点1的收益减少量为：

节点2的收益增加量为：

根据两节点和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利益变化情况，结合供需网企业合作利益分配机制设置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节点1和节点2之间的利益分配协调转移量φ应满足如下条件：

结合式（8）、式（9）和式（24），将p1和Q的值代入到式（24）中，可以得到利益调节因子η的取值范围：

令R∈[4，+∞），由式（25）可以推出：

可以看出，要使双方达到共赢，其合作利益调节因子η的调控范围应满足也就是说，当时，随着节点1和节点2合作意愿的不断加深，双方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4.2 利益调节因子的变化规律

两节点之间合作利益分配的协调转移量φ=ηp1Q，与利益调节因子η、产品批发价格p1、产品市场销售量Q以及两节点合作意愿度λ密切相关。如果能找出利益调节因子η与合作意愿度的关系，那么可以进一步揭示两节点之间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的运行规律。

现对利益调节因子η求λ的一阶和二阶偏导：

显然，两节点在进行二次分配时，利益调节因子η起主要作用，利益调节因子必须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两节点间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无论是节点1事先拿出一部分生产领域的利益和节点2共享，还是节点2事后拿出一部分销售领域的利益和节点1共享，其分配转移量必须受到多个条件的制约。

5 算例分析

在供需合作子网中，节点1的单位产品制造成本为c1，节点2的单位产品销售成本为c2，其中c1>c2，本文假设节点1在生产某商品时，其生产成本c1=30，节点2在销售此商品时，其销售成本c2=8。需求函数中的常数α和β为弹性系数，分别设为100000和1000。节点1和节点2为了迅速满足市场上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两者间采取合作的方式来生产某个性化商品，节点1与节点2之间的合作意愿度为λ，其中λ∈[0,1]。当节点1和节点2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时，λ=0；当节点1和节点2之间保持完全合作的关系时，λ=1；本文给出了λ与Q、p1、p2、π1、π2、πtot之间的变化关系曲线图，在此基础上截取了λ的4个点，以便于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当λ=0、λ=0.6、λ=0.8和λ=1时，可以计算出Q、p1、p2、π1、π2和πtot所对应的值。同时，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利益调节因子在供需合作子网中所起的调节作用，本文给出了在特定合作意愿度的情况下，η=0.05和η=0.2时各节点的利益转移量。表1为供需合作子网中利益变化表。图2、图3、图4、图5、图6和图7分别为λ与Q、p1、p2、π1、π2、πtot之间的变化关系曲线图。结合变化关系曲线图和表1中的数据，可以很方便的分析出合作意愿度λ和利益调节因子η对各参数的影响。

结合式（14）、式（15）和式（16）可知，在合作意愿度λ∈[0,1]时，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总利益π′tot是单调递增的，从表1中的具体数据也可以看到，合作意愿度从0增加到1时，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总利益从720750增加到961000，节点1的利益从240250下降到0，节点2的利益从480500上升到961000。这说明通过改善两节点合作关系可以使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总利益增加，同时也反映了两节点之间采用合作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利益分配的必要性。

由式（17）和式（18）可知，Q|λ=0=15500、Q|λ=1=31000，同时由此可知，Q在λ∈[0,1]是单调递增的，且单调递增的斜率随着λ的增大而不断增大（如图2所示）。

从表1也可以发现，当合作意愿度λ从0一直增加到1时，市场销量也从最初的15500增加到31000。另外，当λ∈[0,1]时，分别对p1、p2求λ的一阶和二阶偏导，可以推出：并且由此可以知道，p1在λ∈[0,1]是单调递增的，且单调递增的斜率随着λ的增大而不断增大，如图3所示；p2在在λ∈[0,1]是单调递减的，且单调递减的斜率随着λ的增大而不断减小，如图4所示；同时从表1中可以发现，p1从45.5一直上升到61，而p2从最开始的39一直下降到8，刚好下降到产品的销售成本价c2.

图5和图6分别为利益调节因子起作用前节点1和节点2的利益变化曲线，随着λ的不断增加，节点1利益在逐渐减小，节点2的利益在逐渐增加。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λ=1时，节点1的利益π1=0，而节点2的利益为961000。结合图5和图6的变化规律及表1的数据可以知道，两节点的利益必须通过利益调节因子进行重新分配，同时两节点之间的合作意愿度对整个供需合作子网总利益影响的变化曲线图如图7所示。在合作意愿度λ=0.6的情况下，当利益调节因子η=0.05时，两节点间利益分配的协调转移量φ=ηp1Q=57726.44，经过收益的重新分配后，节点1的利益从196122.45上升到253848.89，节点2的收益从686428.57下降到628702.13，两节点的利益都比不合作时所获得的利益要多，因此两节点有继续合作的意愿。

在合作意愿度λ=0.6的情况下，当利益调节因子η从0.05上升到0.2时，两节点间利益分配的协调转移量φ=ηp1Q=30905.74，此时两节点的利益分别为427028.19和455522.83。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合作意愿度λ=0.6的情况下，无论利益调节因子η的值怎么改变，两节点的利益之和都为882551.02，也就是说利益调节因子η不会改变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总利益，它对两节点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因此，两节点可以根据各自参与供需合作子网的意愿程度和实际情况，合理地设置利益调节因子η的大小。

6 结束语

(1)合作不仅可以使供需合作子网的总收益增加，而且可以使节点企业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只要两节点之间采取合作的态势，那么整个供需合作子网的收益就会增加，产品的市场销量也会增加，产品的市场价格随着合作意愿的增加而不断减小，这也说明在两节点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增强。

(2)合作意愿度λ是整个供需合作子网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是节点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当λ=1时，πtot的值达到最大值当两节点间的合作关系为完全非合作的状态时，即λ=0时，两节点间的利益无论采取何种分配方式，其结果是两节点各自的利益都会受损，即两者所获得的利益都没有采取适度合作时所获取的利益多。

(3)利益调节因子η是两节点保持长期合作的有力措施用来协调节点间的利益，以保证在整个供需合作子网利益πtot增加的情况下，各节点经过再次分配后的利益π′1和π′2相比合作前的利益π1和π2都有所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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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企业间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篇11

[关键词] 供应链 利益分配 博弈

一、引言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商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供应链企业之间除了通常的买卖关系外，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关系，即企业间通过协商供需关系，以获取更高的整体收益。但是，供应链中的企业本质上仍是各自独立的，利益各不相同的法人。它们虽然有共同的合作基础，但对于具体如何进行合作，如何分配利益则各有思路，双方必须通过反复协商及讨价还价才能达成合作协议。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供应链简化为制造商和销售商两个环节。制造商与销售商是否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以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关键在于能否就整体收益的分配协商一致，特别是对供应链建立后所增加的收益的协商，而这种收益的分配主要由产品的定价决定。

二、供应链模型

本文建立的供应链模型，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销售商构成。制造商将一种产品以代理价格卖给销售商，销售商以零售价格卖给消费者。

设销售商的单位售价为P，单位库存成本为C1。制造商的单位制造成本为CM，单位库存成本为C2，其他成本在本文中不作考虑，销售商以单价X向销售商供货。假设在最终用户需求Q与售价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Q=α-βP①，其中α,β>0，一旦他设定价格P，他就可以确定需求，并对制造商下订单。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销售商的利润为：R=(P-X-C1)Q ②

制造商的利润为：M=(X-CM-C2）Q ②

这种情况是在未建立供应链各自所得利润，那么，在供应链情况下，制造商与销售商可实施VMI，由制造商保管库存，假设销售商可实现零库存。这时设制造商的单位库存成本为Cs，C2< Cs< C1+C2。

三、未建立供应链时

假定制造商设定价格为X，则销售商为追求最大利润。可得R=(P-X-C1)（α-βP）。根据微积分，对P求导，令其为0，得销售商的最优售价为 ④。

由①式可得销售商的最优订单为 ⑤

将④，⑤代入②，③可得销售商的利润R1=⑥

制造商的利润⑦

此时，制造商与销售商的利润完全取决于X，问题是制造商应定价多少才合适，制造商为了利润最大，即M1最大，可求得，此时 ⑧

把⑧代入⑥，⑦。可得

四、供应链管理下的情况

为了使整个供应链利润π最大，可求得

很明显，即优化过的供应链的最终售价降低，订单量增大，消费者、制造商、销售商都从中受益。但是，对于所增大的利益，制造商与供应链如何分配必须加以解决。

由于售价下降，销量上升，所定的X只要满足使,即是可接受的。为此，可画出一个图来说明X的取值范围。

从图可知，X应取在(a,b)之间，可满足条件

至此，我们确定了X的取值范围，但到底应定多少，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五、利益分配的博弈论分析

1.问题的一般化

设想制造商和销售商A和B，要就总价值等于V的分配问题讨价还价；如果他们之间能达成协议，V按照协议规定分配；如果不能达成协议，A得到a，B得到b。(a,b)被称“威胁点”或非合作状态（status quo),是不能达成协议时的最好选择.

a+b

我们用x表示A得到的价值，y表示B得到的价值，假定A和B分别从剩余价值S中达到h和k的份额，那么：

x=a+h（V-a-b）；x-a=h（V-a-b）

y=b+k（V-a-b）；y-b=k（V-a-b）

一般来说，总价值V并不是一个固定数，可能与分配方案有关；在存在激励问题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时候尤其如此。

纳什证明：如果满足以下原则：

(1) Pareto efficiency; 最后达成的协议应该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有没有被分配的剩余。

(2) Invariance of linear transformation; 期望效用函数的假设：不改变个人风险决策；

(3)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如果原来可行的选择没有被选择，去掉这些“无关”选择并不会影响讨价还价的结果

那么，讨价还价的惟一结果是如下纳什福利函数的解：

纳什福利函数的解释：（a，b）对最后的分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理解为“谈判砝码”(bargaining power)；h和k：是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又可以理解为谈判力（bargaining strength),可能与个人的耐心有关，或与个人的边际贡献（可替代性）有关；如果两个人是对称的（即可分配价值以过（a，b）点的45度线对称），h=k=1/2。

2.轮流出价谈判

基本特征：两人，A和B，分配价值V；A先出价，B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如果接受，按照A提出的方案分配，谈判结束；如果B拒绝，B提出方案，A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如果接受，按B的方案分配，谈判结束；如果不接受，再由A提出方案；如此等等。此时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有：谁先出价？谈判有无最后时限？谁最有耐心（时间偏好）？谈判的固定成本多大？

假设制造商与销售商就如何分享所增加的价值V进行谈判，确定各自利益后，价格自然可算出。首先定下这样的规则：制造商先提出一个分割比例，对制造商提出的比例，销售商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拒绝，则他自己应提出另一方案，让前者选择。在上述循环过程中，只要任何一方接受对方的方案，博弈就结束，而如果方案被拒绝，则被拒绝的方案与以后的讨价还价不再有关系。讨价还价每多进行一个回合，由于谈判费用和利息损失等，双方的利益都要打一个折扣 σ（0<σ<1），我们称这为“消耗系数”。如果进一步假设讨价还价最多只能进行三个回合，到第三回合时销售商必须接受制造商的方案，则可用下述方式作更清楚的描述：

第一回合，制造商自己得S1，销售商得V-S1，销售商可选择接受与否，如接受，谈判结束，如不接受，则开始下一回合；

第二回合，销售商的方案是制造商得S2，自己得V-S2，由制造商选择，接受则双方得益分别为σS2和σ(V-S2)。谈判结束，如不接受则进入下一回合；

第三回合，制造商提出自己得S，销售商得V-S，这时必须接受，双方实际得益分别为σ2S和σ2（V-S）。用图表示为：

用逆推归纳法分析这个博弈，先分析第三回合。在第三回合，因为①的出价S，②必须接受，因此，通常①会选择S=V，也就是自己独得这笔钱。但是，在供应链这个合作博弈中，①不能这样做。这里暂不确定S，仍然保留S作为①在该回合的出价。这样此时双方的得益分别为σ2S和σ2（V-S）。

现在推回到第二回合②的选择。②知道一旦博弈进行到第三回合，①将出S，自己将得到σ2（V-S），如果②已经拒绝了第一回合①的方案，此时他该怎样出价才能使自己的得益最大化呢？如果他出的S2使①選择接受的得益小于第三回合的得益，那么方案肯定会被拒绝。如果自己出的S2既能让甲接受，又能使自己的得益尽可能大，那么这样的S2最得符合②的利益。其应满足σS2=σ2S，即S2=σS。此时，②的得益为σ（V-σS），比第三回合的得益σ2（V-S）大，这是③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最后再回到第一回合，根据第二回合的思路，可得V-S1=Vσ-σ2S, 即S1=V-Vσ+σ2S即可。此时，乙方接受，1，2双方得益分别为V-Vσ+σ2S 和Vσ-σ2S。是此博弈的均衡解。

现实供应链中，我们不可能规定只能进行三个回合，也不可能规定最后出价必须接受，但也不可能无限期的讨价还价，双方要考虑合作伙伴所承担的风险，企业努力水平和对供应链的贡献等诸多因素，逐步磨合，最后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六、小结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供应链模型分析了制造商与销售商供应链前后各自的收益情况，证明通过供应链管理，不仅使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增加，并且各自的利润也有所增加，并通过图形找到了双方利益分配时，定价的取值范围，最后用博弈论的理论找到了利益分配的均衡点。当然，现实环境是复杂的，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本文也忽略了一些相关因素，致使结论并不完全准确，只能说对供应链企业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出了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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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农业的利益驱动机制 篇12

关键词：低碳农业,发展动力,利益驱动机制

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正成为全世界民众关注的焦点, 也是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课题。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 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 加快低碳农业发展步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而低碳发展模式让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低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效决定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中的地位。目前, 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在试点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低碳农业无论是从发展实践还是从理论研究上来看, 均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 而且当前对发展低碳农业的背景、意义、模式和经验等研究较多, 对低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甚少, 正视和重视这些问题并“对症下药”以形成完善的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是促进低碳农业长足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简述

低碳经济是追求温室气体最小化排放的一种高能效、低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主要的农业大国, 而且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是巨大的碳汇系统和温室气体的第二大重要来源, 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 加快低碳农业发展步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是指影响低碳农业发展各相关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而形成推动低碳农业发展所需动力的产生机理, 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任卫峰认为, 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相应的金融性激励机制;[1]刘传江认为, 发展低碳经济的手段应该是“一主两翼”, 即以市场手段为主, 以政府手段和道德手段为辅;[2]普雷斯科特指出, 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 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和财政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3]但首要和本质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必然需要经济手段来解决。当然, 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情况下, 还需要其他手段加以辅助, 将其他激励约束措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利益的刺激, 形成强大的利益驱动机制, 才能促进作为低碳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和居民自觉地发展低碳经济,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存在的问题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低碳高效农业是转变农业生产模式的当务之急。低碳农业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发展动力机制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 大多尚处于试点阶段, 大面积推广还存在重重困难。

1.缺乏健全的政策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传统价值观的改变, 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作稀缺资本, 通过法律和政策规定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之间的不对称性, 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改变地方政府的考核体制, 从而促进地方政府转变片面注重经济增长的行为方式。但我国缺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健全政策体系,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完全的经济效益导向、资源价格形成、生态补偿和有效监督监管等机制, 规划、财政、货币和产业等政策工具之间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加上一些政策缺乏可行性、可操作性、连续性和全面性, 甚至一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间还存在矛盾和冲突, 使得政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以GDP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 导致环保部门比较积极努力, 而经济部门则相对消极松懈, 地方政府在政绩的驱使下, 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出现矛盾时, 往往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因此, 尽管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 低碳经济发展成效并不显著。

2.缺乏有效的科技支撑

技术进步理论认为,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沿着固定的轨迹或路径发展的, 具有路径依赖与锁定的特点。[4]在低碳农业技术领域, 经过多年的探索, 在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测土施肥、垄作免耕、节水灌溉、养殖粪便处理、病虫害生态综合防控和低产田改造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由于长期的路径依赖导致技术锁定, 造成许多有效的低碳技术未能得到很好的应用和推广。仅仅有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不能形成科技支撑, 还需要有采用先进技术的驱动力量, 否则先进的技术可能沦为“摆设”。在我国农村地区,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占主导地位而使采用替代技术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受人多地少矛盾的制约, 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区, 增加播种面积、提高单产被认为是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主要措施, 因此退耕还林还草、减免耕、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的低碳生产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 由于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导致农村劳动力大为减少, 农业被边缘化, 只有简单省时省力的农业耕作技术深受农民的欢迎, 极易为农民所采用。所以, 一方面, 虽然低碳农业技术较多, 但适合农民耕作习惯、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低碳技术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采用低碳替代技术的外生变量推动, 因此, 尚未形成有效的科技支撑体系, 不能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支撑。

3.缺乏有力的社会推动

低碳经济的社会推动是社会公众及组织践行低碳经济理念的综合体现。一些人认为, 推进碳减排, 控制气候变化是国家的事情, 与自己无关;一些人认为, 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是工业的事情, 发展低碳农业对改善气候条件贡献不大, 这些对低碳经济、特别是低碳农业的片面认识导致社会推动力量不足。一是社会对发展低碳经济、发展低碳农业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 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 但这一现象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由于宣传不够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普通居民特别是农民不容易获得低碳经济的信息资源, 导致对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低碳生产和消费意识不强, 社会参与意识薄弱。三是缺乏民间的、非官方的群众性的低碳促进组织, 造成中间环节缺失, 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尴尬局面。

4.缺乏高效的市场手段

低碳农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 促进其发展最主要的手段是市场手段, 但目前缺乏高效的市场利益驱动机制,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家许多资源价格偏低, 采用低碳农业替代技术不经济, 导致一些减少碳排放、增加固碳能力的技术无法得到利用。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偏低,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仅造成农业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较弱, 而且使消费者对农产品价格的认识形成了定势, 导致低碳高效农业发展缓慢。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投资、消费和税收等方面向低碳农业倾斜的力度远远不够, 无法对低碳农业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的调节, 造成企业涉足低碳农业的意愿不强, 动力不足。

三、低碳农业利益驱动机制的完善措施

发展低碳农业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利益驱动机制 (见图1) , 低碳农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 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和农民, 只有具备足够的经济利益刺激, 才能形成发展低碳农业的内在动力, 企业和农民才有发展低碳农业的积极性。

1.政策推动

从哲学的层面来讲, 内因起决定性作用, 外因影响内因, 因此, 应将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转化为内在的利益。当某种制度能使经济主体获得预期的最大利益时, 就会使其积极作为, 以适应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政策推动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举措构建低碳农业的利益驱动机制, 保证企业、民众从低碳农业的发展中得到实际的利益。一是建立低碳农业发展基金。对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提供资金支持, 对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低碳农业项目进行补贴。二是制定支持和鼓励企业和民众参与发展低碳农业的经济政策, 包括制定税收政策, 对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涉农企业征收环境税, 对实施低碳农业技术、有利于改善气候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通过征收碳产品税, 使得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 以矫正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异, 实现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统一;制订财政政策, 政府投资兴建大型低碳农业示范项目, 强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低碳农业的投入力度。

2.需求拉动

低碳农业的需求拉动力量主要来自于政府和居民两个方面, [5]所以,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及需求拉动作用。由于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全球性, 各国政府有减少本国碳排放的需要, 而对于我国而言, 实施低碳农业是减少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可以为我国实施低碳外交奠定基础。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低碳农业技术研发及应用扶持制度、低碳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对低碳农业的需求度从而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是充分激发居民对低碳农产品的消费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逐渐成为一种自发和自觉的行动, 可以在此基础上借助低碳消费理念的宣传和低碳产品标示制度等进一步提高居民对低碳、绿色农产品的需求。

3.机遇促进

全世界对气候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为发展低碳农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首先是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一味追求经济增长, 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 特别是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 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影响危及人类健康与生命, 甚至会带来不可恢复的或毁灭性的灾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某个国家所能做到的, 必须依靠全球共同的努力, 全球对气候问题一系列共识为共同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国际碳排放及交易制度为我国发展低碳农业提供了极大的压力和动力。气候政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部分, 这形成了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的外源性动力。近年来,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在气候变化、高碳排放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施压, 将一系列环境问题主要归咎于发展中国家, 力图确立世界低碳经济的国际气候体制,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形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责任承担机制。我国承诺延缓二氧化碳的排放, 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40%~45%。再者是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对发展低碳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大量采用, 农业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 而化石能源是一次能源、不可再生能源, 我国储存量十分有限, 其价格必然不断攀高, 因此, 发展低碳农业、促进能源需求结构转型, 不仅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抑制能源需求而降低能源价格。耕地的减少和化肥、农药的使用对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发展低碳高效农业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举措。

4.金融服务

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 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相应的金融激励机制。在市场机制下, 政府利用限额排放交易制定一个金融创新体系是一个极好的举措。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虽然没有减排约束, 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 已形成碳交易市场的雏形。做好这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 首先是确立碳排放权。碳交易市场是以碳排放权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 是以碳排放权的确认为前提, 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目前, 国际上的碳交易市场主要是指两个发达国家之间或多国集团内部的国家之间碳排放额度的买卖市场, 通过碳交易可以使那些难以完成碳减排任务的国家, 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以确保在总体上完成碳减排任务。其次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开放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允许国内企业对从政府环保部门获得许可的碳排放量进行交易。这一方面可以使那些环保措施好的企业将节约的碳排放量卖给一时无力整改的超排放企业, 使卖方以获得的碳减排收益作为碳减排投资或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回报;另一方面, 买方可以用购买的碳减排额度弥补碳减排指标的不足, 以作为对生态损失的补偿。开发碳交易市场不仅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 也使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5.创新带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离开了低碳技术的支撑, 发展低碳农业就是空谈。低碳农业是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像生态农业那样提倡少用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 而在种植、运输、加工等过程中电力、石油和煤气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况下, 低碳农业还更应注重农业整体能耗和碳排放的降低。这就要求不断推进低碳农业技术的创新, 加强以新型育种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农业生产废料的再利用、立体农业多种模式的尝试等为基本内容的低碳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6.人才支撑

人才是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经过对农业经济问题的长期研究发现, 促使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已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或金融资本投入的增加, 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发展低碳农业主要需要三方面的人才支撑:一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发展低碳农业意味着传统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变, 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对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拓展低碳、绿色农产品市场空间的发展潜力。二是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人才。目前, 实用的低碳农业技术相对较少, 存在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批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人才, 而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前提, 因此, 必须要打造一支低碳农业技术研发队伍。在此基础上, 鉴于低碳农业技术推广中面临的种种制约, 还需要培养一支低碳农业技术推广队伍, 将低碳农业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 多数农民无力负担日益增长的教育和培训费用, 而农民中敢于尝试新技术的往往是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因此, 要通过培训、观摩等方式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 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03) .

[2]刘传江.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中国低碳道路的选择[J].吉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3) .

[3]普雷斯科特.低碳经济遏制全球变暖——英国在行动[J].环境保护, 2007, (6A) .

[4]熊鸿军, 戴昌钧.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与锁定及其政策含义[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