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益变化（精选12篇）
经济效益变化 篇1
我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 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目前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因此在商业银行经济效益不断变化的情况之下积极拓展业务以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1.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变化趋势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总体来讲是呈下滑的趋势, 导致商业银行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1.1我国经济体制对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阶段。我国经营的企业经营模式也正处于这个转型的关键阶段, 但由于我国企业已经适应了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 因此我国企业向市场经济下的经营模式的转型较为缓慢, 而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速度跟不上社会的转型速度则会导致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模式, 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积极效益, 我国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的下滑趋势跟我国的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有一定的联系, 其具体表现为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 企业处于长期亏损的状态, 企业生产的成品大量囤积, 其不能及时转变成资金, 因此使得商业银行本就单一的贷款利息的经济效益回收起来十分困难, 导致商业银行也随之出现亏损的现象。
1.2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我国除了央行之外又新建立了许多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合作信用社等上百家商业银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也越来越明显, 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大, 其经营成本越来越高, 而社会的总体利益有限, 因此商业银行分割的利润势必会随着商业银行的个数增减而逐渐减少, 因此随着社会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 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下降是必然的趋势。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 然而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全凭银行的道德约束, 而没有切实可行的竞争约束条例来监管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行为, 因此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下势必会出现一些恶性竞争现象, 这些恶性竞争现象势必会影响一些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此外企业多开户头、多头结算、多头贷款等现象屡禁不止, 这些严重违反银行规定的行为使得银行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 而这种多头贷款的行为会导致银行出现很多呆账, 银行在回收贷款利率时因为企业开设的账户在其他银行而导致银行不能正常回收贷款及贷款利率, 从而造成银行的损失, 影响银行的积极效益。
1.3科技的发达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商业银行的竞争也增加了许多信息技术及科学技术的竞争成分。目前商业银行都趋于信息科技化、办公自动化、金融电子化发展。商业银行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不断增加拓展了许多新的业务及功能, 如自动银行、电话银行的建立。这些新建立的业务及功能虽然能给银行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然而这些新业务的拓展也大大增加了银行的经营成本。目前新拓展的银行业务及功能大部分都与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有关, 其不仅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之外, 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日常维护等。这些新技术的使用及新业务的拓展与新功能的研发大大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 从而降低了银行的经济效益。
2.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
目前社会处于信息化的时代, 因此商业银行的电子化发展、信息化发展及自动化发展是目前其必然的发展趋势, 商业银行若不进行新技术的使用及新业务的拓展势必会被社会所淘汰, 因此商业银行想要在众多银行中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则必须要不断拓展符合社会及人民需求的新业务。
2.1加强银行新业务的研发及设计
商业银行新业务的拓展对于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 因此商业银行要积极进行新业务的研究与具体实施方案的设计。新业务的拓展需要根据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及社会科技的发展现状来研究。拓展新业务需要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及人民的社会需要, 此外计算机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商业银行更加便利地拓展新业务。新业务的拓展要秉着为人们提供符合人们要求且能为人们带来更大便捷的业务, 只有围绕人民展开相关业务的拓展才能获得更多社会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从而才能有效提高银行的经济效益。
2.2培养专业的人才, 促进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提升
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及各种新业务的拓展及业务的实施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银行需要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及银行职员素质的提升。目前正处于信息化的社会, 电力技术、自动化技术等科学技术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且其已经运用于商业银行的经营之中。银行要积极培养并引入相关人才, 并将这些人才科学合理的运用, 从而使得银行的业务能力更加娴熟, 进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
结束语
近年来, 商业银行经营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因此我们要积极研究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变化趋势, 从而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积极拓展新业务来提高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 进而加快其发展速度。本文从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变化趋势着手,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了拓阔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的措施, 即加强银行新业务的研发及设计和培养专业的人才, 促进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提升, 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 我国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目前商业银行的竞争越来越烈, 因此积极研究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变化趋势并不断拓展其业务以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目前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发展趋势, 并对商业银行业务拓展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商业银行,经济效益变化,业务拓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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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变化 篇2
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暨“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理论研讨会于2011年9月17-18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隆重举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主持开幕式。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会长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科研局局长晋保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志武分别致辞。
晋保平副秘书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是我院主管的107个全国性学会中办得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会。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应该学术领先，始终引领本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并且代表本学科最高的研究水平，赢得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尊重；应该团结凝聚全国的学术同行，并定期地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大家有条件能够深入地进行学术交流，能够推出既有理论贡献又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应该尊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为年轻一代提供最好的学术环境和展示平台，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张东刚副司长在致辞中正式地发布：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已被教育部列为中国高校部级的优秀成果奖，这种认定首先是对浦山先生的怀念和敬仰，同时也对我们中国的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尊重和鼓励。他说，世经学会是国内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学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他期待学者们能在以学术的贡献为党和政府的服务发挥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技术贡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概括出理论，形成有说服力、影响力、感召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向世界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会主题发言中，围绕“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前景”、“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在哪里?”、“欧洲债务危机的下一步演进和对中国的影响”、“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日本灾后经济与中日经济互动的新内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等主题，9名国内杰出学者和业界精英做了报告，在评论和讨论中碰撞出极富冲击力和启发性的思想和观点。
一、关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前景 1.“格局性变化”与“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转型变化期，通过观察历史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都是静悄悄的发生的。正如工业革命一样，深处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影响人类生活、影响人类进程的革命时期，而当今的世界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处于“静悄悄的革命”进程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基础性问题，也是指标问题，这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在全球化和各国的发展中，虽然没有炮火和硝烟，但世界格局在二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在的革命就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全球过去的几场危机和这种变化是有关的，“静悄悄的革命”的提法值得深思。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稻葵教授认为“静悄悄的革命”不仅是对客观的、正在进行中的、到目前为止的国际形势演变的一个描述，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主观愿望。同时他认为，尽管主观上讲中国人不希望有剧烈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并且从应对革命的准备上，我们在人才储备、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等方面是不足的，但是，客观现实可能会背离我们的主观愿望，世界的格局可能会以某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在未来演变。
2.世界经济格局的确定取决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
张宇燕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背后蕴藏的利益关系。世界格局的主要体现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国之间在面临利益和博弈时达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我们关注国际或国际制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体系或制度是非中性的。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主要由经济实力、货币的力量和价值理论（软实力）三方面因素决定。各国博弈，讨价还价的焦点主要就在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未来十年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中国和许多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确定因素对世界格局及其变化的影响
张幼文认为认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关键是理清四个不确定因素：第一，导致这场危机的世界经济不平衡走向何方；第二个，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后，什么国家可以引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世界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第四，世界从产品合作体系到要素合作体系这样一种转型会走到什么地步，会怎样进行发展。
4.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大变动？
与会的很多专家认为当前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形势严峻，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杜厚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军事方面、经济方面、金融方面、科技方面看，美国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基本格局不会变化，欧洲的情况也没有大家所想的那样严重。杜厚文对美国和欧洲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谈到了美国经济衰落的问题，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都不会垮下去。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演进与前景 1.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首要原因是信贷的扩张、房地产泡沫及由此产生的银行风险控制问题。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前都存在信贷扩张状况。信贷扩张可能与欧元区的成立有一定的关联，加入欧元区后，处于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大幅下跌，其借贷成本降低，由此助涨了信贷的扩张，在爱尔兰、西班牙、英国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第二个原因是财政政策缺乏监督。欧元区成立后，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超过了马约要求的3%以下的规定。希腊、葡萄牙赤字率长期高度超过规定，但是市场却忽视了这一点，仍然以低利率向其提供任资金。第三，金融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使欧洲央行损失惨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银行坏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出现的大量的坏账转嫁到银行，最后银行又转嫁到政府，政府为金融危机买单。但是同时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税收收入下降，支出方面却存在刚性。此外，欧元区自身的缺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但它并不是一个财政联盟，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经济政策的协调，各国财政界都比较松散，而危机爆发后，这种制度缺陷使得各国缺乏统一的政策来应对。
2.欧洲债务危机下一步的演进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欧债危机还要继续恶化，甚至严重恶化。欧洲的危机已经从开始的第一阶段演进到现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本身的问题，私人投资者认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的债务会违约，推高其收益率，这些国家政府要支付的利息会增加，导致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原来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状况，也会被市场推成一个不可持续的情况，这是财政或者债务危机的第一个阶段。现在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银行开始出现问题，最近的数据表明银行间的违约风险比正常情况下提高了八倍。因为银行持有这些大量危机国家的债券，银行的减持会导致企业的资产违约风险增加，银行与银行之间开始出现非常不信任的状态，银行的流动性的出现紧缩。随着危机的深化，大国或者相对健康的国家救助弱国的意愿在下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和以前相比扩大了十倍，救助的人均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救助的可行性下降。一些比较乐观的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国肯定要救小国，当时就说希腊不会违约因为许多大国持有希腊的债券，如果他一旦违约的话，大国的银行都不行了，为保护自己一定要保护他，这个观点在五六个月以前还基本成立，因为当时要救的只有
一、两个国家，救助成本的上升导致救助可行性的下降。
3.欧元区是否会瓦解？
汪涛认为，不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离开欧元区的代价很大。弱国如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是主权债务是违约，退出以后其本币就会贬值，而希腊的债务又是以欧元计价的，其债务成本是非常高的，只能违约，违约后，没有欧元区的保障，希腊没办法再借到钱，国家违约后企业要违约，银行体系会崩溃，国际贸易会崩溃，而本币贬值对希腊没有太大的好处，预计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话那么它第一年的成本就会达到GDP的40%到50%，之后还会有每年巨大的成本。德国这样一个强国，如果退出欧元区，可能有些企业也会出现违约，其银行体系可能需要注资，如果德国退出的话，今年的成本大概相当于GDP的20%到25%，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把希腊、爱尔兰等国全部拯救下来，成本要比前面的20%到25%小，这只是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是更难以计算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软实力要下降的，历史上每一个现代法定货币的瓦解带来某种军政、独裁或内乱，所以欧元区虽然出现诸多问题，但往后走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成本会更加巨大。
4.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认为，欧洲是否能解决当前问题？简单来说只要看四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基本赤字增长速度、利息的支付问题、通货膨胀率。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欧洲很难降低财政赤字，因为这会引发政治问题，利息支付取决于外国人是否能买欧洲的债券或欧洲央行能不能把利率降下来。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国内各阶级博弈解决财富问题，减少赤字，第二个是还有很多傻瓜去买欧洲的债券，如果大家不买欧洲就会有问题。
李稻葵认为欧洲短期内很难避免个别国家的违约，从目前来看，尽管欧洲各国的结构性的基本财政赤字并不太严重，但是国际社会，投资界，金融界，资本市场对欧洲是非常担忧的，资本市场从长期看是非理性，资本市场对欧洲的分析本质上是错的，较高的风险溢水，使希腊等国举债成本很高，短期内这些国家进一步财政紧缩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违约，违约之后把大量溢水包袱给甩掉，同时通过违约将这些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将欧洲国家的财政进一步缩减，财政支出中55%是用于福利开支，其削减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欧洲个别国家如希腊可能出现违约，违约之后，那么这些国家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通过削减福利开支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的一轮金融动荡。汪涛认为欧洲目前的阶段要通过一揽子计划稳住市场信心，包括欧洲央行扩大购买主权债务的数量，要容许弱国债务有序的重组，欧洲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弱国要在宪法或财政的可持续性逐步减少赤字，而强国应有一定的财政转移，当然弱国要出让一部分财政主权，赢得改革的时间，为长期解决欧债问题打下基础。
三、欧洲与美国的经济问题：孰重孰轻？
一方面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债务危机，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美国经济问题，两者的轻重缓急及发展趋势的比较起了与会学者的热议。
这一问题首先由李稻葵教授的发言引出。李稻葵认为当前世界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欧债危机调整相对较快，可以在三、五年之内能够解决，但是美国问题却是很难在几年内解决。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基本面上来看，欧洲的情况比美国要好很多。第二，从问题的表现看，欧洲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充分暴露。第三，从政治经济协调角度看，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更容易。因此美国的情况可能更难解决。欧洲危机和美国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不同。欧洲危机不一定是一个格局性的变化，欧洲欧元的设计本身就有矛盾，会反复出现，这本身是一个调整的过程，而美国出现的二元经济问题对世界格局有重要影响。
马骏、汪涛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黄海洲等则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比美国的危机更严重。
马骏认为，由于欧元区的体制中没有解决债务问题的功能，出现短板效应，几个最差国家的表现即决定整个欧元区的表现。汪涛认为美国下一轮危机要在五、六年以后，时间上看比较久远，欧债危机则是迫在眉睫的危机，可能更值得关注。黄海洲认为美国未来五年没有李稻葵讲得那么悲观。美国的债务问题的关键点是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实际上美国国债问题由来已久，其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要靠增长，然后再靠通货膨胀，增长是治本，通胀是治标。这里的通胀是广义上的通胀，第一是物价的增长，第二是资产价格的通胀，还有货币贬值等。如果欧洲出问题，可以买美国的国债，欧洲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仅是轻度衰退，反而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美国的金融、政府与居民部门出现了问题，但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未来四五年之内美国经济会有问题，但起伏有多大取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五年或六年后美国经济会恢复到3%经济增长率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五年以后美国经济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前面两种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区别在于长期与短期，快与慢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美国问题是更大的问题，美国和欧洲都有债务问题，美国不仅有非常大的内债，而且有非常大的外债，欧洲则基本没有外债，所以欧洲基本是内部老大老二老三的斗争问题。从短期看，欧洲的问题更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向阳认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美国比欧洲有更多的政策工具。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有特殊地位，既可能投放货币，也可能通过货币贬值。而南欧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四、日本、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日本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认为日本地震后经济复苏较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日本经济能较快复苏的原因是，第一，企业的国际化对促进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的救市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需求给日本带来了机遇；第二，日本不是政府的中央治理机制，而是日本的精英治理机构使执行部门不受政权迭的影响而延续其原来的发展模式；第三，日本这场危机中形成了全民摆脱危机的共识，日本各界对日本经济复苏充满信心。
孙立坚认为日本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是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撑力量。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增长和出口，给国民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支持国内的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增强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教授认为，日本经济是“远虑大于近忧”。日本在灾后很快走出来，日本今天面临的经济环境与和三十年前相比完全不同。如果日本当初能够很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其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亚洲的雁形模式。近年来，随着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日本制造业的优势今天依然还存在，但是已经不太充分，如果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多的是靠其的经济实力，日本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下降。
2.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及面临的挑战
孙立坚认为中日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几方面的矛盾，包括日本市场的开拓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间的矛盾、日本从美的政治体制和亲中的企业体制之间的矛盾。危机之后，日本倾向亚洲一体化，寻求亚元存在的可能空间。日本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方面的合作，寻求增长的源泉。
五、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及评估
辽宁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程伟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的二十年,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叶利钦时期，被西方称之为产量下降的一代，经济各项指标急剧恶化；第二阶段普京时期可以称为较快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梅普组合以后，现在经济进入了遭受重创时期。虽然国内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糟糕，但是在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还可以，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反危机过程中，把反通胀和控制失业作为首要目标。总体看，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经济上是严峻的，但政府是可以控制的，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
2．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程伟认为，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因素，第一，俄罗斯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要提高技术产品和新经济产品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第二，俄罗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好，对经济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三，俄罗斯建立了２４个特区，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也纳入日程，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不利因素方面，第一，过去俄罗斯主要依靠内需和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占20%,在未来外贸和内需作用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是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二，俄罗斯的通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处于7%的较高水平，由此带来的较高的贷款利率是振兴企业的不利条件。
3．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前景及在国际上的地位
程伟指出，俄罗斯第二个十年规划是采取两步走战略，2011年到2015年重点为实现创新经济或现代化打基础，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基础。第二个五年保五争六，2016年到2020年在创新经济基础上实现5%到6%的增长速度。2020年总的目标：进入世界五大强国行列，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对未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当中，俄罗斯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大趋势上看还有可能是提升的态势。杜厚文认为，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一定是军事力量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那些小国是不能成为强国的。
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及中国的角色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研究员认为，认识对象的变化和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认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这一目标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实行，可采取过渡方法，即建立有管理的多元储备体系。实行自愿货币合作。改革中应加强FDI的作用，改善IMF的治理结构。
乔依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丁一凡研究员指出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进入SDR的必要条件。IMF没有要求一个货币进入SDR时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还存在资本管制，凯恩斯和怀特都认为资本管制对促进国际贸易包括投资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和马克进入SDR的时候，日本和德国都是实行资本管制的，实行汇率挂钩，中国完全有理由对现在国际上的要求提出反对。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的中国角色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但是我们对此的认识还没有到位。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是，对美元的过渡依赖的同时又无法约束美元，美元很可能陷入一个慢性危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的推动力量。从目前的政治的格局来看，中国是无可替代的核心的推动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方案，归结起来有三个：一个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第二个方案就是SDR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第三个方案是建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现行体系虽对美国具有吸引力，但长期是对美国经济存在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创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合作方式是，中国维持美元稳定，美国支持中国主导亚洲，中国开放金融和服务业，美国开放实业，中国加快转型，美国进行技术援助。
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1.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余永定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处于停顿状态、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商品价格上升、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新的危机，即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危机。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影响，中国出口依存度较高，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美元贬值及美国国债风险度的提高，都会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遭受严重损失的威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是新的挑战。2011年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反对通货膨胀。从下半年来看，通货膨胀形势有所好转，希望明年也会有所好转，但是前提条件是外部经济环境应该较好。如果美国采取一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果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商品价格的通货膨胀，如果这种价格的上涨非常严重，那么会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危险。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会是一种长期化的趋势，因为工资在上涨，收入在上涨，而这种变化趋势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是长期的和严峻的。中国的长期的挑战，一方面是中国的不平衡，双顺差。第二个就是中国缺少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能力。
2.中国的双顺差问题
余永定着重强调了双顺差的原因及解决思路。中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及资本项目顺差。多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经常项目顺差而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比经常项目顺差所造成的损害更大。中国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FDI的挤出效应。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高达20%以上，而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为1%-2%。为什么是在中国是22%，33%投资机会，中国又是高储蓄的国家，中国不在本国投资而要到美国投资？原因在于中国存在大量的所谓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个省竞相通过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外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被外资占有，中国具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利用，中国有一部分在国内的占有的项目是比较低端的，剩下的资源只能是先出口，出口后把赚来的外汇买美国的国库券，所以中国FDI政策在早期是有它的合理因素的，在现在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是造成中国目前有大量顺差的重要原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纠正缓慢，现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速度缓和了一点，但是还是在增长。金融危机前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大量的增加，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增速下降后，现在又在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内，逃离美元资产、欧元资产、日元资产的资金将可能流入中国，这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
3.价值重估效应
余永定认为，在中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对中国资产的价值的冲击是非常大，存在价值重估效应。美国在2002年—2007年之间，有一个所谓的“两万亿美元没了”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美国所谓的国际收支头寸并没有大幅度的下跌，它本来应该亏几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少亏了几万亿美元。原因是美国在海外的投资的75%左右都是用外币计算的，而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是用美元计算的。如果美元贬值，中国在美国持有的资产按美元计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是以人民币计算的，如果美国人想把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收益换回美元，美元的下跌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将处于两难选择，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价格重估问题，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将继续积累，未来将面临损失。
（二）中国在经济危机的机会与政策选择 1.中国是否应该救助欧洲国家？
余永定、李稻葵、杜厚文等学者均认为目前中国不应救助欧洲国家。杜厚文指出，各界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存在高估，在危机的救助方面，中国应该首先解决国内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诸多问题，而不是先救助其他国家。马骏认为一方面由于危机处于恶化状态，中国购买欧洲的债券要非常谨慎，另一个是有所准备，准备购买私有化的便宜的资产，欧洲银行体系的重新组合，银行会倒闭被并购，同时一些银行需要新的注资，不光是政府注资，还有其他包括中国的投资，中国也要做相应的预案和准备，要及时把握一些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机会。李稻葵认为欧洲的债务问题还不明朗，债务的价格还会下降，目前应先按兵不动，如果投资应尽量投资于实体经济。
2.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
李稻葵认为，中国如果有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话，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金融政策，同时，财政领域的经济刺激计划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重新整顿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这次金融危机。马骏也认为，未来如果全球出现深度衰退，中国不得不进行经济刺激时，一定要把握好政策的力度，上一轮的刺激计划名义上是4万亿，实际是9.3万亿，虽然在短期内把GDP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这导致了通胀和资产泡沫，下一步如何中国还将面临类似的经济形势。中国应把握好政策力度，下一轮刺激要更多注重财政政策，防止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最容易导致通胀。
大会期间，中青年论坛、全球问题与治理论坛、国际金融论坛、国际投资论坛、国际贸易论坛五个分论坛同时举行，吸引了辽宁大学广大师生参与讨论。
大会期间，举行了学会主要刊物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相关刊物的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张斌、《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刊)编辑部主任冯晓明、《当代亚太》编辑部主任高程、《世界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段锡平与学者及辽宁大学师生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交流。
作为换届大会的重要议程，学会代表通过了余永定辞去会长的请求，对余永定会长为学会的发展、为浦山世界经济优秀论文奖的建设、为提升学会的学术水平等作出的杰出贡献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邵滨鸿秘书长关于九届学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选举通过了第十届学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候选人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当选为第十届、第五任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丁一凡副所长等23位专家学者当选为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当选为秘书长。
经济效益变化 篇3
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前景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人类现在面临着一场革命，当然，这种革命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我们关心国际格局其实关注的是主要国家、主要经济体之间在面临利益和权益的博弈时候，达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就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影响一个国家确定国际规则或国际制度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经济实力，第二个就是货币的力量，第三个是价值理念，又叫软实力，这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支撑力量。现在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物质、实体经济的变化。
那么未来世界的趋势是什么呢?原来的全球化是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将来可能是一种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化，要重新定全球化的规则。再平衡问题也是国际间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格局来讲，全球经济在实体上变化的速率、方向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对于中国来说，挑战会越来越多。整体实力上升的速度可能要有一些变化。当然，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未来的国际格局将取决于国际规则，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些国家。
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在哪里?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当前世界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未来世界更大的危机在美国。美国和欧洲之间会有一场重大的调整，这是第一。第二，欧洲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充分暴露。第三个层次就是政治经济的协调，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来的容易，欧洲的情况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国与国之间的二元经济。这个矛盾相对而言，可以通过紧闭的方式，通过违约的方式来解决。但美国的情况非常严重，美国的国内经济出现了二元经济。由于美国社会产生了二元经济，因此，必然反映在政治上也是二元的，这个二元经济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矛盾将被激化。
经过三四年的调整，不超过5年，欧洲能够走出泥潭，美国还要拖。一旦这个格局形成的话，美国大量的资金会从境内流向欧洲，流向中国，流向其它国家，这个时候美国的实际利率就必须提高，美国的汇率势必贬值，这两件事是同步的，这个时候整个国际格局会产生迅速的变化，整个的危机会演变成一个货币的危机。这场危机最开始是资产负债表危机，目前是表现为国家财政的危机，下一步，可能5—8年之后，就是一个货币的危机，而我们中国不可避免的会卷入进去，因为中国金融市场一定会成为投资者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欧债危机的下一步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马骏(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欧洲的危机已经从开始的第一阶段演进到现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本身，第二阶段就是银行开始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银行体系本身的风险导致实体经济的一个危机。银行不能向银行、银行也不能向其它经济体提供流动性，导致流动性萎缩，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就会大幅下跌，造成经济的深入的衰退，这些都是具体的可能发生危机的表现形式。应该考虑大规模的对银行进行注资，甚至国有化。另外，做好剥离金融机构不良金融资产的可能，而且在危机国家中，不能有国家来保障，那是无意义的。需要新的更高的机制来保障，一旦出现这种危机的情况，必须让银行等金融机构先恢复。
随着危机的深化，一些大国或者相对健康的国家，他们救助弱国的意愿在下降，中国也要做相应的预案和准备，要及时把握一些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在中国，我们对欧美经济二次探底的估计不足，对国外的情况过于乐观。美国和欧洲有很大的联动性，欧洲如果陷入深度衰退的话，美国不可避免要显著的衰退。如果全球出现深度衰退，中国要不要搞另外一个刺激计划，如果深度衰退，我们不得不搞经济刺激，没有选择，但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力度，下一轮刺激要更多注重财政政策，防止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最容易导致通胀，我们要更加合理地运用这些财政投资。
欧洲经济问题，主要是欧洲主权债务问题
汪涛(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其实欧债危机是目前的危机，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一个危机。就拿欧债危机和美国打一个比方的话，如果说美国是得了癌症无可救药的话，欧债危机就是得了心脏病大出血，那么你说哪个更紧急哪个更严重。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那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因何而起?首先，在欧洲金融危机以前，一些国家出现了信贷的高速扩张和房地产泡沫。另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缺乏进度，这也是很多国家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改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社会的政治成分，它已经不可能承受了。还有一种就是财政紧缩加经济增长，一方面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其他一些结构改革刺激经济增长。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违约和重组。
欧洲的政治家们虽然现在往前走非常的不情愿，对各国来说都是不情愿，但往后走又没有可能，往后走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成本更加巨大。往前走可能方案各有不同，在目前的阶段要稳住市场信心，稳住市场信心需要一揽子计划，可能包括欧洲央行扩大购买主权债务的量，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有两点，第一，要容许弱国债务重组，只不过是要有序的重组；第二，欧洲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赢得改革的时间，为长期解决欧债问题打下一个重要基础。
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问题与影响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美国现在得了癌症，欧洲得了心脏病，美国要治病，有一味药方叫人血馒头。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博弈的问题，如果欧洲栽进去了，美国可以先拔出来，可以踩着盟友的尸体爬起来，所以，吃人血馒头可以拯救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国债问题由来已久，其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要靠增长，然后再靠通胀，是因为增长问题包含了货币等问题，再有，如果能化解的话还要靠软实力的增长，靠GDP的增长来解决。治本是靠增长，治标是靠通胀。通胀是广义上的通胀，第一是物价的增长，第二是资产价格的通胀，还有货币贬值等。当然还有结构上的调整，引入金融机制问题。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规则的问题。
美国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美国问题是世界最大的问题，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所以要把美国问题
讲清楚一定要结合欧洲问题。全球大平衡大势所趋，任重道远，洗牌继续，赢者先活。美国得了癌症，但美国可能先活过来。美国的国债不会发生改变，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目前难以动摇。第一点，欧洲银行的钱要存在欧洲央行里面。第二点，如果欧洲出问题，可以买美国的国债，欧洲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是轻度衰退，反而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接下来，美国在未来几年内经济会有低速增长，五年或六年后美国经济会恢复到一个常态。
俄罗斯经济现状与前景
程伟(辽宁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俄罗斯的经济现状，概括为两句话，经济上是严峻的，但政府是可以控制的，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投资，过去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内需和外贸因素，这和中国不一样。俄罗斯今后的外贸拉动肯定进一步降低，内需也将降低，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钱人特别多，而有钱人更多是买外国人的商品和有价债券。逼到最后一条路上就是外资，俄罗斯现在把重点瞄向了欧洲，瞄向了欧盟，特别是在欧盟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双方有合作的空间，能不能实现就成为了另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通胀问题，通胀率虽有降低，但与他国相比仍然很不好，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振兴企业经济是很困难的。
道路虽然非常不平坦，但俄罗斯前景不悲观，简单说两条，第一条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俄罗斯发展非常有利，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俄关系都是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外部制约对俄罗斯明显改善。第二条是国内，经过了大起大落的20年，现在真的往前走，再加上金融危机倒逼机制，使国内的阻力小，基本达成共识，这都是有利的条件。未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当中，俄罗斯不容忽视，大趋势上看还有可能是提升的态势，这一点不能低估：俄罗斯原来的计划经济可能进入新的第二次转型，第一轮的转型是由计划转向市场，下一步的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
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处于停顿状态、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商品价格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资产危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第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与出口相连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性。第二，中国面临遭受资本损失的最大威胁，由于美元贬值，由于美国的国债出了问题，它的风险度大大提高，这两个原因都会使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遭受严重的损失，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是新的挑战。第三，我们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对通货膨胀。事实上，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是长期的，是严峻的。
美元的下跌会对中国造成这么一种冲击，就是价格重估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原来我是非常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中央银行不干预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算了，现在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么做的话，如果这种价格重估发生，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也是很大的。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非常明确的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目标保增长没问题，物价稳定没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储备资产的保留，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是非常艰难的。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中国角色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已经具有了核心地位。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同时又没有办法约束它，那么这一体系就存在崩溃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慢性危机，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是改革的最大的推动力量。如果连最大的受害者，你都不想推动，或者不想去挑这个头，那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终是不会搞出来的。从目前政治格局来看，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地位和挑头作用是不可推卸的。
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 篇4
例如, 2008年中国南方大范围冰雪灾害是很典型的例子:民政部救灾司负责人在国新办透露, 截止到1月31日18时, 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537.9亿元。这比截至1月29日的统计326.7亿元, 短短两天内又增加了211.2亿元。在受灾省份里, 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这六个省区灾情比较重。①可见,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开始危及人民的生活, 如何应对、如何减缓这种影响正是气候经济学的目的所在。
同时, 气候变化在经济学上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挑战, 这是迄今为止范围最大、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 经济分析必须是覆盖全球、着眼长期的, 把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摆在中心, 并考虑发生重大的、非边际化的可能。②
因此, 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是必要且紧迫的。通过研究, 有助于制定相应的短期与长期战略, 减小气候变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避免在未来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和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 使政策带来良好的市场信号, 克服市场失灵。
本文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切入, 首先通过阐述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探讨政府和企业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做出的反应以及其中的不足, 从而提出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现象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一、文献综述
气候变化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 更是发展问题。可是, 在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内涵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在这些研究中, 由Nich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的经济内涵》 (
这个回顾采用了国际视角, 认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后果都是全球性的, 只有采取国际集体行动, 才能在所需规模上做出有实效的、有效率的和公平的回应;回应要求在多个领域中进行更有深度的国际合作, 最明显的是建立碳的价格信号和市场, 刺激科技研究、发展和应用, 推广适应, 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这样做。同时, 该回顾认为采取行动减排是一种避免在现在和未来数十年里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风险所需成本的投资, 而要使该投资产生成效就必须让政策带来良好的市场信号, 克服市场失灵, 并把公平和缓解风险作为核心。②可以说, 《斯特恩回顾》的观点代表了现在的主流观点, 并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蓝图。
与《斯特恩回顾》发表的相同时期, WWF全球能源课题组集中了100多位专家学者的智慧也对气候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于2006年公布了《气候变化解决方案:WWF2050展望》的研究报告,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以目前的已知可再生能源资源和现有技术足以应对这个挑战, 即在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避免全球气温升高2℃, 而且仍然有充足的时间来建立和实施, 但必须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内做出必要的决定;显然, 推动这样的转化所必须的经济政策和政府尚未到位, 尽管在某些方面已经呈现了这种景象, 这需要全世界给予紧急关注。③
同样的, 不仅政府和国际有关组织关注气候变化的研究, 部分经济学家也对气候变化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 德国著名的经济议题观察家Friedhelm Schwarz发表了《气候经济学——影响全球4/5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一书, 通过对各种实例的研究, 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不论从全球整体, 还是从个别国家的角度看, 气候都深深影响了企业、生产力、股市和人们的一举一动, 许多未来导向的企业也开始重视气候变化整个不争的事实。④
不仅发达国家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开始了气候变化的经济研究, 中国当然也不落后。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 对气候变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⑤同时, 在中国公民社会中, 包括自然之友、乐施会、绿色和平、行动援助、地球村、世界自然基金会、绿家园志愿者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八家机构启动了《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识与策略》项目。旨在提升中国公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探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公民社会立场和策略, 呼吁共同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但我国经济学界对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仍不够深入, 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也并不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很多学者甚至还不知道气候经济学的研究。
二、气候变化——迄今为止范围最大、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
在《斯特恩回顾》中, 气候变化问题被称为“迄今为止范围最大、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不过这个讲法实际上是比较含糊的, 因为如何可以理解气候变化是市场失灵现象, 这是很多人还不太清楚的问题, 因此, 笔者在这里想做个简单的分析解释。
1. 市场失灵的概念。
所谓“市场失灵”, 主要是指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或缺陷性, 因而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不能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目标。“市场失灵”是主张实行政府干预的强有力的理由。⑥对经济学家而言, 市场失灵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 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 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2. 如何理解气候变化是市场失灵现象。
(1) 市场失灵的各种表现。根据之前的市场失灵概念可知, 市场失灵的表现主要有: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和分配不公。
公共产品指的是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物品。它不具有排他性。这样, 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产品中受益, 这就容易产生“免费搭车” (Free-Ride) 问题, 导致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成本与收益上发生不对称问题。
市场完全竞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信息是完全且对称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往往不是这样的, 信息一般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 而且获得信息往往是要付出成本。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和相应发生的信息成本会影响到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 影响到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外部效应则是指某一个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 给其他个体造成了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却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或者没有取得应有的报酬的情形。
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的作用之下, 市场交换过程只能在既定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却无法改变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 竞争性的市场可能会带来很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 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状态。⑦
(2) 如何理解气候变化是市场失灵现象。气候变化之所以可以看作是市场失灵现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 气候变化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的, 而且负外部效应是大于正外部效应的。气候变化问题直接造成人类自然环境的改变, 例如, 在过去100年中, 海平面上升了10到20厘米。在过去50年中, 北极夏季海面浮冰的面积缩小了10%甚至更多, 冰的厚度则减少了40%。极地以外的冰川正在缩减, 影响到山林生态系统和水流。亚洲和非洲的干旱更加频繁剧烈。世界上许多珊瑚礁遭到与海水升温有关的破坏。动植物生存的地理范围和行为有所改变。极端天气情况可能增加等等。⑧但对人类经济发展有更严重的影响。
其次, 全球大气环境资源 (温室气体排放容量资源) 是全球性的公共产品, 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正是由于全球大气环境资源不具有排他性, 没有产权的划定, 各国为了经济快速发展, 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越来越大, 使得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从而反过来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最后, 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地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对低纬度地区的影响更为严峻, 而对高纬度地区的影响则是初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继续严重, 消极影响逐渐大于积极影响, 这就造成了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不公平。
因此, 将气候变化理解为市场失灵现象是有利于进行经济上的分析的。
三、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 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所造成的。而有证据显示,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 全球平均温度将在50年内上升2~3摄氏度。这种状况必将对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严峻的影响, 但同时也会带来许多新的机遇。可见, 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
1. 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严峻影响。
迄今为止, 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还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 特别是维系人们生命的农业中的粮食生产, 受着气候条件的极大制约, 丰、歉年往往就是气候变化的直接表现。另外, 气候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也是愈加明显。例如, 在《斯特恩回顾》中就提到, 根据简单的推算法, 到本世纪中期, 仅是极端天气的成本就可能达到世界GDP的0.5%~1%。而这将使得保险成本迅速提高, 同时因其起伏不定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并且, 回顾中提到的最终结果, 即把所有情况综合起来,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并超过全球经济GDP的20%。②
同时,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地区上的分布是极为不平均的。这也正是市场失灵的分配不公的表现。从总体上看, 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会更为明显, 而且当负面影响出现时想扭转就已经太迟了。
(1) 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那么, 为什么说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会更为明显呢?首先,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低纬度地区, 这些国家的平均气温比发达国家地区的平均气温更高, 而且降水量的起伏也更大, 因此, 气候变化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收益。其次, 发展中国家的主导产业往往是农业, 而农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气候因素, 因此, 气候变化会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迟缓甚至倒退。最后, 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经济实力就不强, 资金缺乏,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所以, 气候变化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已经很低的收入以及导致疾病和死亡率的增加。农业收入降低致使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 人民的消费及储蓄都会减少, 从而导致投资的降低;而且还会使得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增加财政开支的需要, GDP最终减少。②
(2) 气候变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许多发达国家都处在中高纬度地区, 本身经济实力雄厚, 因此,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同时, 全球气候变暖在短期内对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有一定好处:会促使农业丰收;冬季气温升高, 供暖减少, 死亡率下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但在长期来说, 气候变化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极端天气的“拜访”次数增加;温度上升速度最快, 这也使得基础设施、人类健康、区域经济和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②
2. 气候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气候变化虽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气候变化还是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遇:气候变化将引领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三次联合国气候风险机构投资人峰会”上曾说过:“你们的与会说明你们认识到气候变化既是一种威胁, 同时也是一次机遇;你们认识到向低碳经济转变的过程将带来新的财源, 并将开辟新的市场。”
在《斯特恩回顾》中, 虽然给出了结论, 即若现在不采取行动, 气候变化将使全球经济GDP的20%蒸发, 但仍然提出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近年来实行的允许进行二氧化碳减排交易的计划显示, 有很多机会能够将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损失降至每吨低于25美元。换句话说, 气体减排对我们是有利的。根据一项数据显示, 如果我们长期坚持向低碳型社会转型, 每年获利可达25000亿美元。向低碳型经济转变也将带来巨大的商机。如果全世界都按照要求的规模行动起来, 估计到2050年低碳技术的市场价值将达到甚至超过5000亿美元。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首先, 气候变化政策有助于根除目前的低效率。从企业的角度看, 实施气候变化政策会使得人们开始注意节约资金机会;而从国民经济角度看, 气候变化政策是一种宏观调控工具, 可以改革低效的能源体制, 取消产生扭曲作用的能源补贴。
其次, 气候变化政策还有助于实现其他目标, 例如, 减少由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 保护森林, 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这样也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经济成本。
最后, 国家能源安全目标也可以同步实现。能源安全的保证是能源效率与能源来源的多样化, 以及为发电部门制定的长期政策框架。在这里, 煤就显得异常重要, 而要保证煤的供应, 碳捕捉和碳储存就至关重要了。②
四、目前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所做出的反应
鉴于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与所可能带来的新机遇, 已经意识到这点的国际社会开始做出反应。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为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引起的, 自然地,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根本的措施也就是减少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 或增加对大气温室气体的吸收或埋存。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 国际社会开展了积极的行动, 包括由联合国组织谈判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区域间政府组织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政策、民间组织合作研究报告等。例如《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欧洲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美国加州通过立法要求加州企业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GE公司的“绿色保护计划”等, 而《京都议定书》和欧洲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是其中的典范。
五、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对气候经济学研究上的不深入, 缺乏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的认识, 使得在制定政策方面不是很注重气候变化的问题, 导致近些年来, 中国在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上吃了很多苦头,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南方的冰雪灾害。
国际能源协会 (IEA) 估计, 在2004—2030年间新增排放CO2中, 发展中国家将占到3/4, 而中国将占发展中国家新增排放的39%。因此, 中国应当从发展、公平角度考虑, 积极进行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从政策上进行引导, 探索并推动全球向低碳经济发展, 作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必由之路, 抓住这个机遇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1. 进行碳定价, 使人们对其行为承担全部社会成本。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 温室气体具有外部性:排放温室气体的人们造成了气候变化, 但他们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全部由他们承担, 而是其成本由地球和其子孙一起承担。因此, 要消除这个外部性就应当采取税收、交易等手段对碳进行定价, 使排放温室气体的人们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全部社会成本。这样就会使人们放弃高碳商品和服务, 用低碳作为替代。利用税收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获取稳定的财政收入。另外, 采取交易的方式也是有效的, 例如欧洲温室气体排放机制作为欧洲减排的核心, 不仅使减排成本得到降低, 还增加了收益。②但交易市场还是会有失灵的时候, 因此, 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2. 强国际技术合作, 推动一系列低碳高效率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首先, 应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 使全球共享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惠益;其次, 应建立有效的技术合作机制, 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研发、应用与转让;同时, 消除技术合作中存在的政策、体制、程序、资金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障碍, 为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提供激励措施, 使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在实践中得以顺利进行;应建立国际技术合作基金, 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买得起、用得上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⑤
还应注意到, 虽然目前许多低碳产品的价格偏高, 但经验显示, 技术成本将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经验的积累而递减, 如下图, 以电力产业为例:
资料来源: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的经济内涵
3. 排除对提高能源效率的阻碍, 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说服工作, 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培养对气候变化本质及其后果的共识, 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支持国内及国际性行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利用图书、报刊、音像等大众传播媒介, 对社会各阶层公众进行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活动, 鼓励和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倡导节约用电、用水, 增长垃圾循环利用和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等;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中纳入气候变化普及与教育的内容, 使气候变化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组织有关气候变化的科普学术研讨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进一步充实现有气候变化信息网站的内容及功能, 使其真正成为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一个快速而有效的平台。⑤
注释
1宋蕾.雪灾直接经济损失达537.9亿元[N].第一财经日报, 2008.02.02.
2Nicholas Stern.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Karl Mallon, Greg Bourne, Richard Mott.气候变化解决方案:WWF2050展望[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7
4Friedhelm Schwarz.气候经济学——影响全球4/5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M], 2006
5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2007.06
6武将, 黄警秋.西方学界关于政府职能的三个争论[J].中国科技信息, 2005 (12)
7邓子基, 邱华炳主编.财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8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3: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Economy[R].www.dynamicsustainabledevelopment.org/showsectionch.php?file=TOCDynamicCH.htm
9《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Z].1998
10徐可.与CDM共舞[J].财经, 2006 (21)
1111庄贵阳.欧洲温室气体贸易排放机制[Z].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研究快讯, 2006.06.07
云南省经济发展变化 篇5
经济发展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云南省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云南全省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0多年来，云南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序，由1980年的第22位，上升至1999年的第18位，以能源、通讯、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一批新的支柱产业正在兴起。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增强，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粮食及各种经济作物生产连续获得丰收。
在中央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云南省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中国大西南为依托，省会昆明市为中心，边境开放城市和边境一线为前沿，面向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对外开放格局。从1993年开始，云南省联合中国各省区及东盟各国，连续16次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随着澜沧江－湄公
云南省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示意图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云南正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通道和前沿。
2006年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大关，达到4006.72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增速创199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比2001年增长61.1%，5年平均增长10.0%。全省人均GDP2001年达到5015元（606美元）；2004年达到7012元（848美元），提前一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800美元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2006年人均GDP达到8970元（1149美元），又跃上人均1000美元的新台阶；2001年～2006年全省人均GDP年平均增长8.4%。
2007年云南生产总值预计4700亿元,增长12%以上，创13年来最高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8%，增幅创10年来最高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3%；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4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8%和10%；城镇登记失业率4.18%；人口自然增长率6.86‰。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7171亿元，新增1041亿元。
2008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700.10亿元，比上年增长1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020.94亿元，增长7.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451.09亿元，增长1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完成增加值2056.95亿元，增长12.5%，建筑业完成增加值394.14亿元，增长5.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228.07亿元，增长12.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人均GDP达到12587元，比上年增长10.3%。非公经济蓬勃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活力增强，创造增加值2194.5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占全省GDP的比重达38.5%，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云南农村除城市附近有一定的商品经济外，大多数地方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耕作技术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特别在边疆一些民族地区，还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和游牧(耕)式的生产方式。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单一粮食种植，资源开发程度低。1949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3.3%；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69万公顷中，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只有727万公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农民从封建地主、土司的残酷压榨剥削中摆脱出来。接着又进行了合作化，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此基础上，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业经济逐步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农、林、牧、渔、工、商全面发展转化。据统计，1952年农民出售给国家的农副产品总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10%，1978年农业商品率为34.3%，1997年提高到56.5%。1997年，农民家庭经营人均收入的1901.11元中，种植业收入占59.18%，林业占1.98%，牧业占24.78%，渔业占0.77%，工副业及其他收入占13.29%。90年代以来，云南支农投入的总量及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均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前列。1997年，全省农村有效灌溉面积达132.1万公顷，比1957年的44.7万公顷增加1.96倍；机耕面积达46万公顷，比1957年的0.15万公顷增加305.67倍；平均每公顷施用化肥由1957年的1.5千克增加到360千克。科技兴农方针的实行，使农业科技覆盖率逐年增加。1997年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8.5%，云南农业已开始由长期落后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1997年，云南农业产值为612.01亿元，按可比价格比1949年的8.3亿元增加6.96倍，年均递增4.42%；粮食产量为1271.9万吨，比1949年的393万吨增加2.24倍，年均递增2.48%；烤烟产量为109.28万吨，居全国第1位；甘蔗产量为1434.92万吨，茶叶产量7.08万吨，均居全国第3位；橡胶产量15.4万吨，居全国第2位。
工业
云南近代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期间有较快发展，但基础很薄弱。1949年，全省工业企业只有1400多家，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以手工操作为主，职工不到6万人，钢产量仅356吨，发电量为5100万千瓦·时，机床产量仅39台。工业集中在昆明、个旧等极少数城市，许多地方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基本没有工业。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进行工业建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遭受严重挫折，但仍然建设了一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国有工业企业经营体制，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卷烟、糖、茶叶、有色金属、磷化工等优势产业，加强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发展电子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使云南工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到1997年，云南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门类较为齐全，并有一定规模、实力和水平的工业体系。全省各地州市县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工业企业。1997年，工业产值达1440.1亿元，按可比价格比1949年的1.95亿元增长281.05倍，年均递增12.47%；烟草工业成为全省主要支柱产业，产量、品种、质量、销售量和利税均居全国第1位；糖的产量居全国第3位；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居全国第4位；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居第7位；化肥产量居第9位；钢产量居第16位。
（四）服务业
云南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增加值1040.96亿元，增长10.7％，其中消费品零售总额、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旅游业总收入的同比增长均超过10%，已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的支柱产业。
——云南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全年接待海内外游客6121万人次，完成总收入369.3亿元，分别增长16.3%和20.44%。全省累计接待海外旅游者110.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1％；实现旅游外汇收入4.22亿美元，同比增长24.1％；接待国内旅游者6010.64万人次，同比增长16.3%；国内旅游收入334.08亿元，同比增长16.3%。旅游业带动了就业，还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全省新增A级以上旅游景区7家，达到86家。
——2004年，云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84.90亿元，总额比上年增长13.1%，增幅在西部排第8位，与上年持平。城市消费品零售额482.05亿元，增长13.4%。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消费品零售额701.13亿元，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80%。汽车类销售额达47.65亿元，增长58.7%，通讯器材商品销售额达7.78亿元，餐饮业零售额149.91亿元。——外资增幅较大。招商引资发展较快，2004全省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42亿美元。同时，外贸进出口也呈现良好态势，2004年，云南海关进出口总额37.50亿美元，总量在西部排第6位，海关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40.4%，其中出口22.4亿美元，进口15.1亿美元，分别增长33.6%和52.1%，增幅在西部由上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4位。
——2004年，云南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63.28亿元，总量在西部排第2位,云南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15.0%。2004年，云南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661.80亿元，总量在西部居第2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增长12.7%。2004年末，云南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404.36亿元，总量仍居西部前3位。云南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年初增长16.8%，增速在西部的排位由上年的第6位升至第5位。2004年末，云南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398.29亿元，总量仍居西部前3位。云南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15.2%。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1998年到2004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004年达到2959.48亿元人民币，增长11.5%，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丽江市地处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2002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丽江撤地设市，辖一区四县，即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总面积2.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0万，有11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8.1%。
近年来，丽江市立足境内旅游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富集的优势，以把丽江打造成“生态产业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国际精品旅游胜地”为发展目标，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进入“十一五”规划以来，丽江市国民经济逐渐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2006年和2007年丽江市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9%和13.9%。2008年，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丽江市经济发展依然以13.1%的增长速度推进。2009年GDP完成117.44亿元，同比增长13.0%，据测，2010年丽江市经济发展形势总体比较乐观，增速将保持在15%以上。
几年来，丽江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旅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但该市发展仍存在经济总量小，支柱产业不大不强，综合实力较弱，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增大等急需改善的问题。促进经济持续科学发展仍然是丽江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丽江市提出按照西部大开发和云南“两强一堡”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生态产业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国际精品旅游胜地”建设，实现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发展，努力把丽江建设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重要窗口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以上，达到35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16%，五年累计完成投资2000亿元以上；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不断完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0:55:35，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0%，城镇化率达到35%，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达到50%。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明显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森林覆盖率达到70.3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8%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5%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以上。“十一五”以来，丽江市在能源开发利用上注重充分发挥丽江优势，扬长避短，确定了建设“清洁能源基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金沙江丰富水能资源积极开展水电开发工作，依托丰富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发展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利用丽江水电和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延伸水电产业链，走“矿电结合”的路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升了丽江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丽江充分认识自身发展瓶颈，在十二五期间进行寻求重点突破。
丽江“十二五”能源规划提出了以建设水电为主的国家级电力基地为中心，以中缅天然气管道建设为突破，以提升煤炭开发层次为基础，以太阳能和风能开发为重点积极有序开发新能源的发展思路。着眼电力优化配置、协调市内需求与电力外送强化电网建设，统筹市内外能源市场需求，鼓励发展高附加值新型载能产业；围绕解决电力丰枯矛盾，优化全市能源结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发展低碳经济。进一步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和建立完善机制为保障，以重大建设项目为抓手，又好又快打造能源产业。充分发挥水电资源丰富、煤炭资源相对丰富、新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大的优势，实现把丽江打造成清洁能源基地、云南省新能源示范基地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思路和打造实力丽江的坚强决心。
鉴于丽江能源资源优势及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十二五”规划，为充分开发丽江市丰富的能源资源，保障未来丽江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调研，提出如下建议。
(一)借国家实施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契机，加快丽江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步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支持和保障。建设“桥头堡”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为丽江能源产业争取国家的大力支持创造了良好条件。建议国家、省在能源产业政策及能源项目、资金投入上给予大力支持。建议丽江市积极培育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重视水电开发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做好移民工作，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促进配套产业发展，延伸水电产业链。做好生物质能原料基地建设，推进风能、太阳能相关资源的调查分析及规划等前期工作，加快地方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网、城网改造及无电电力工程建设。统筹市内外能源市场需求，做好国家“西电东送”和“云电外送”战略的重要水电基地建设工作。
(二)发挥资源优势保障电力供应，加强电网建设。建议利用金沙江中游规划的“一库八级”电站开发带来的新契机，完善辖区内骨干电网。充分利用电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型载能产业，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利用丽江市矿产丰富的特点，走矿电结合的新路子。进一步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步伐，形成覆盖全市腹部广阔区域的220千伏网格状坚强电网。继续推进中西部农网改造升级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项目，基本解决农业生产设施用电问题。
(三)提升煤炭开发层次。建议继续整合煤炭资源和煤炭企业。变煤炭为母体产业，走“能源—环保—材料”的新型产业发展路子，提高煤炭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发展煤炭精深加工，延长煤炭的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针对宁蒗县新建煤炭项目立项难度加大的实际，建议国家及省给予特殊政策支持。
(四)推进农村能源建设。建议把农村沼气建设作为解决农村用能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加大政府投资和社会支持力度，推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清洁能源建设。抓住国家由沼气池建设投资转向大中型沼气池建设机遇，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实施联户沼气池建设项目和大中型沼气池建设项目，为乡村清洁工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五)发展新能源产业，优化能源结构。新能源作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相对于传统能源，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丽江市新兴能源资源富集、开发晚、潜力大，建议加大发展新能源产业，在支撑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对调整丽江市电力结构有着积极的作用。利用华坪多年积累下的和永胜、宁蒗县即将产生的煤矸石，开发建设煤矸石发电项目，既可缓解环境压力，还能弥补华坪电力不足。积极争取国家、省在桥头堡建设中对通道、产业、平台、窗口给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实现丽江能源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六)抓住中缅油气管道建设机遇，加快油气建设。随着中缅油气管道大理至丽江支线的建设，将填补丽江市油气利用的空白。建议以建设中缅油气管道为契机，加快城市油气管网建设，加快农村加油站建设，丰富丽江市能源供应，完善能源结构。减少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并起到保护森林、减少大气污染的作用。
(七)实施“央企入丽”战略，实现丽江能源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建议发挥丽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强与央企合作，通过改革、重组、嫁接、提升，借力央企推动丽江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丽江能源产业发展。建议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加快规划中的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电站建设步伐，确保丽江实现从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八)坚持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原则，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节能减排效益。建议丽江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坚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与打造生态产业基地和国际精品旅游胜地三个经济发展目标的协调互动，不断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丽江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丽江魅力之所在，也是丽江经济能够持续长期发展的基础性东西，所以在发展能源产业的同时，要重视环境保护，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保效益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进工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建立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技术支撑体系，实现资源—废弃物—资源的循环利用；进一步加强资源节约，继续整合资源，促进能源、矿产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在未来的能源产业建设中，丽江市通过充分发挥能源资源优势，进一步强化能源支柱产业，协调能源建设布局和工业布局，又好又快打造能源产业，推动金沙江水能开发，促进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光伏等新能源研发利用，把丽江建成滇西北清洁能源基地，以能源产业支撑和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如何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一问题亟待破解。”11月上旬，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赴云南省普洱市就绿色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时，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的观点，点明了绿色经济发展的要义。
这已经是一年内白立忱第二次到普洱调研绿色经济发展，也是近年来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围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组织的又一次实地调研。
绿色，是普洱的最大特色；生态，是普洱的最大优势。目前，普洱市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7％，被誉为“绿海明珠”。近年来，普洱市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大胆尝试，勇于作为，确立了以特色产业为支撑，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思路。在这个思路当中，做强茶产业首当其冲，通过加快实施生态茶园改造，发展农民茶叶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实现了传统普洱茶产业的成功转型。此外，普洱市还提出做深林产业、做大电矿产业、做活文化旅游养生业、做精咖啡产业、做优烟草产业、做好蚕桑产业、做稳橡胶产业、做热生物药业、做特渔牧业的一系列发展思路，变以前的“靠山吃山”为“以绿养绿”。
“‘靠山吃山’的结果只能是青山绿水吃成了穷山恶水；而‘以绿养绿’的发展才能守着青山走向富裕。”全国政协委员倪晋仁对于普洱的发展模式予以充分肯定，“下一步要继续搞好规划，注重在绿色产业发展上与国家和云南省全局规划的衔接，同时，要搭建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体系，延伸绿色产业链。”
全国政协委员刘纪远同样提出了人才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展绿色经济就是要理顺‘标’与‘本’之间的关系，发展方式是‘标’，人才基础是‘本’，要实现发展绿色经济的目标，必须有深谙绿色发展理念的管理者，需要一大批符合绿色产业发展标准的劳动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层面形成绿色发展共识，普遍提升人民的绿色意识。”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汪啸风认为普洱市具有生态、资源、区位、人文、后发优势，尤其要利用好后发优势，找到保护与发展的结合点，以绿色产业为主体，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绿色城镇建设带动农村发展，要提高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科技含量，突出绿色行政，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除了生态优势，依托普洱茶的风靡而逐步显现出来的人文历史资源也是普洱的优势。
汪啸风认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休闲旅游业应当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通过创意打造独具特色的节庆文化，结合当地民族特色开发旅游观光项目都是既生态环保，又能带来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要注重提升旅游业的服务水平，引导游客参与其中，过去那种请‘大腕’唱几首歌的宣传推介模式已经行不通了，真正让游客能够从生态旅游中获得快乐，口口相传才能形成品牌。”
“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把普洱建成云南绿色产业集聚高地、国家级绿色经济新区，为云南、全国乃至周边地区走绿色发展之路作出示范。”普洱市市长李小平的这番总结，既是向调研团汇报未来的发展目标，更是向青山绿水和子孙后代的庄严承诺。
宣威市近年来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探索出一条坚持“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的“一主三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道路，经济社会实现既好又快发展。去年宣威市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６６．３４亿元、４．２７亿元、２００３元，五年年均分别增长１０．１％、１８．６％、７．３％；城镇化率达２６．５％，比上年提高２个百分点。
宣威市近年来把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来抓。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解放思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出台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系列政策措施。在引进非公有制企业江苏澄星集团建设磷电一体化项目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成立专门班子，从项目的立项、可研报告到开工的各个环节全程参与，为保证项目的建设需要，涉及搬迁的市第二职业中学，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搬迁安置任务，宣威市的高效率赢得了对方的充分信任，澄星集团在宣威的投资由最初的拟投资７亿元增加到２４亿元，现已完成投资１２亿元，部分项目已投产。这一项目已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全国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依靠同样的作风和高效率，民营企业宇恒公司投资２亿余元建年产１５０万吨水泥厂，一期６０万吨于去年９月投产，二期９０万吨水泥厂将于今年底建成。民营企业恒邦公司投资１亿多元的７０万吨化肥生产项目，今年内即可投产。这些措施也推动了本地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宣威雄业集团公司等３户本地企业跨入全省非公有制企业１００强。宣威市还立足优势、突出重点、着力推进“工业强市”战略，特别是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走在了全省前列。以“电矿冶一体化”开发为主体，引进云南电投、云南盐化、云维集团等大企业（集团）投资７４亿元，建设凤凰山循环经济园区。以“农工贸一体化”开发为主体，引进世界最大的马铃薯加工企业建设艾维贝润凯淀粉厂。引进国内最大的肉食加工企业之一江苏雨润集团开发宣威火腿和肉联产业，合作建设年生猪屠宰能力３００万头、火腿加工能力３万吨的加工企业，并以此为龙头，引导农副产品加工业进入虹桥食品工业园区。三年来，９个省（市）一批企业相继进入宣威投资开发，引资开工项目１３４．８亿元，分期实施到位资金３３．５亿元。一大批经济实力强、科技含量高、生态效益好的循环经济型项目落户宣威。
中国：气候变化中的经济转型 篇6
在采访路上，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有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车子一夜间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小颗粒，几乎变成了黑色。在雾霾严重的日子，他几乎无法呼吸。
包括居住在北京的人们在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位唐山出租车司机同样的噩梦，这促使政府正式向污染问题“宣战”。但迄今为止，并未看到污染减轻的迹象。在东北城市哈尔滨，因燃煤取暖，衡量空气中最有害细微颗粒密度的PM 2.5指数在11月8日飙升至1400，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的每日安全标准的56倍。
在唐山所在的中国钢铁生产大省河北，当地经济已开始感受到治理污染问题所带来的痛苦，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12年的高达9.6%，跌至2014年的6.5%。随着经济向更清洁、更高效的增长模式转型，中国这个拥有逾13亿人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作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些挑战已迫使中国在近几年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中国政府需要与美国和欧盟等其它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以寻求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既帮助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提升产业水平，防止经济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联合国历史性的“2015巴黎会议”（又称COP21）于11月30日开幕。在20多年的相关谈判之后，该会议旨在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最终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高于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以内。在设定减排目标、确保必要资金支持的全球讨论中，中国可以（并且应该）起到重要领导作用。
积极的改变
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一直不那么积极。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合法减排目标的约束，认为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它们制造污染的历史更久。过去10年，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由于缺乏“资金、技术、能力以及政府政策”，中国未能拿出足够过硬的自身数据来用于讨论。
但近几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已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将中国的排放峰值定在2030年前后，或更早的时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宣布，到2025年，美国的排放量将比2005年水平减少26%至28%。
中国还主动承诺出资31亿美元，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该金额超过了奥巴马总统向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承诺的30亿美元，后者属于发达国家承诺义务的一部分。根据相关协议，发达国家每年需向该基金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然而，美国的出资是否能得到其国会支持目前仍不明朗。10月31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敦促发达国家要履行出资承诺，他表示，这一点对巴黎会议的成功与否将至关重要。
全球变暖的危害
如果全球变暖得不到很好的遏制，它将加剧干旱、疾病和可用水资源等问题，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也将十分显著。研究人员在《自然》（Natur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称：“如果人类社会未来的适应状况与过去相似，那么到2100年，相对于气候没有变化条件下，持续的气候变暖将导致全球平均收入水平下降约23%，加剧全球收入不平等，从而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预测，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1%，这一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
美中合作
从贸易、投资到外交政策，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领域仍然是竞争关系。奥巴马总统已将亚洲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支点”，谋求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壮大的影响力。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在10月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并在亚洲和欧洲启动了“一带一路”计划。
尽管存在竞争，气候变化却已成为让两大经济体在共同利益下关系更加紧密的关键议题。任何一国不积极参与，联合国希望减缓全球变暖的目标都无法实现。中美应在《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Ten Year Framework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的基础上，深化在空气质量、水资源管理、数据分析和技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
挑战和机遇
根据2016至2020年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至少实现6.5%的年经济增长率。因国内产能过剩且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今年第三季度GDP更是跌破7%，低于过去十年平均约10%的速度，因此，十三五规划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转型旨在更加注重增长质量，而规划中的高目标可能会让转型问题更加复杂。这将需要深化结构性改革，以鼓励创新并升级价值链。这方面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降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
中国政府还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减排政策的顺利推行。作为加强法制的举措之一，政府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还应该对高排放企业进行惩罚。
中国还必须改进统计制度，确保更精确地估算能源消耗。政府对煤炭年消耗数据的最新修正显示，中国的煤炭实际使用量比此前公布的多出17%。这一修正是改善其数据系统迈出的良好一步。不过，政府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保证数据收集的透明和可信。
中国领导层已经在遏制排放方面做出了明确承诺，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中国强化其负责任的全球领袖形象的一个良好机会。
经济效益变化 篇7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注意下半年所面临的风险。研究发现，当前的运行环境与2008年有相似的状况，具体表现在：上半年生产均高速增长;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在快速增长后呈回落态势;国家出口政策进一步趋紧;政策导向促使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暴露等。面对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轻工行业与企业必须密切关注经济走势，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确保行业稳健发展。
当然，下半年也有很多对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如国家落实节能减排，促进产业升级;推进城镇建设，带动轻工消费;新一轮西部开发战略，促进产业布局优化;特别是中央提出“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落实和完善扩大消费政策”，更是为轻工行业长期稳定发展树立了信心。
面对复杂多变的运行环境，轻工企业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一是企业扩张速度要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匹配，由于下半年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建议轻工企业保留部分既得利润，不要轻易扩大生产规模;二是面对经营成本上升的压力，企业要不断加强核心技术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更要注重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履行好应尽的社会责任;三是要加强原材料采购和产成品销售的时效管理，稳定或缩短流动资金周转周期，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 篇8
我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 世情、国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如何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 由于世界经济调整及不同板块此消彼长变化等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
总体来看, 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但由于世界经济调整及不同板块此消彼长变化、与主要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及景气周期差异等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
首先, 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复杂严峻的低速调整期。不仅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超出预期, 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中长期趋势可能也远比预期的复杂和困难。欧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持续发酵, 去杠杆化将导致消费需求减缓, 难以摆脱增长乏力局面。新兴经济体虽增长前景要好于发达国家, 但并不可能摆脱发达国家的影响, 世界经济总体进入到低速调整期。全球经济不得不进行发展模式、结构和动力机制等新一轮调整。由于短期内难以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产业方面有所突破, 世界经济将在中期内缺乏新的增长点, 我国将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等多方面的冲击。
其次, 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而国际竞争加剧。随着原有新兴经济体产业持续升级和后续新兴经济体的相继崛起, 全球化进程将由原来以收入效应为主的双赢阶段, 推进到替代效应凸显的利益分化阶段。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领导者, 其成本—收益格局开始变化, 来自新兴国家的产业替代放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等严重社会问题, 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强, 从而全球化进程将趋于放缓, 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也将加剧。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领导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 我国将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后起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与挑战。
此外, 世界经济格局及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差速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特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将不断上升, 预计2020年左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必将引起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再调整。作为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 我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位置将发生重大根本性变化。一方面, 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大, 各国与我国合作需求趋于增加;但另一方面, 我国与主要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主要国家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 对我国的基本态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情形, 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再现于我国和美国之间。加上中、美经济周期不同, 相对优势的此消彼长, 将导致外部环境对我国出现不利的变化。
(二) 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从国内看, 未来10年, 我国经济规模及市场容量巨大、地区间产业梯次升级空间广阔、储蓄率高、基础设施完善等有利于发展的因素仍会继续存在, 发展能力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但阻碍发展的因素也在累积, 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 资源约束凸显, 环境不堪重负等等。这些障碍如果不能成功破解, 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第一, 要素供给增长速度放慢但供给质量有所提高。未来10年, 要素供给增长将明显放慢, 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一是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和老龄化步伐加快,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下降, 劳动力增长减速并转为下降。二是储蓄率将出现下降的趋势。受人口年龄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以及信贷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预计未来10年储蓄率将下降。三是劳动力再配置进程接近尾声。一方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转移难度加大;另一方面, 二次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在减弱。虽然要素供给增长速度放慢, 但要素供给质量将有所提高。其一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 劳动力整体素质提高。其二是研发投入增长迅速。其三是资本存量质量上升, 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装备和重要基础设施, 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 要素禀赋关系与成本上升将改变原有的比较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 主要基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大量剩余这一基本要素禀赋关系。但随着资本存量在高投资带动下迅速积累,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 以及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放慢,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将发生逆转。这种要素禀赋关系变化, 将对建立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的原有增长模式构成强烈冲击, 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叠加, 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比较优势的转变。
第三, 资源、环境压力更大。相对其他国家, 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从未来发展趋势看, 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由国际市场保证资源供给的难度进一步上升。如果现行资源利用方式没有重大转变, 今后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将明显上升。尤其在国际环境趋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海外资源供应将成为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掣肘因素。而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的双重对外依赖, 将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凸显也是不争的事实, 加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 原有发展模式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此外, 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减缓的同时, 我国在高速发展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显现。比如, 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足, 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且有限的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地区间差距较大等等。
(三) 统筹兼顾, 改革创新, 在关键领域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及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挑战, 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与任务:一要增强发展的公平与效益;二要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重构增长动力;三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环境污染;四要促进对外平衡, 扩大国际影响。为此需要在以下几大重点问题上进行突破。
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 发展重心必须兼顾经济与社会, 将公平正义的理念贯彻于各项经济政策之中, 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是要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 大幅度提高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要强化环境保护、城市交通等经济发展环境的问责制度, 弱化经济增长速度的绩效考核。三是要破除阻碍地区间、城乡间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流动的障碍, 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间及区域间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四是要鼓励各类公益型非政府组织的建立, 为其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
二、依靠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未来10年是我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 必然要求以加快技术创新来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首先, 应主要解决创新的主体、动力、领域和平台等问题, 应将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 将市场竞争作为创新的动力源泉, 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其次, 应遵循产业创新的规律, 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技术进步方式上采取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双轮驱动”, 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良性循环。二是形成技术创新的政府和市场“双向引导”,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解决技术创新领域内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三是实现二产和三产创新的融合发展。四是以硬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推动创造有利的技术创新内部条件, 营造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
三、以促进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要看, 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 都必须把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放到扩大内需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应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 完善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等政策, 着力改善消费环境, 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四、稳步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目前, 我国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必然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 必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行, 要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积极提高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 从而实现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战略性提升。
五、破除资源环境约束, 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 资源环境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自然资源利用率低下, 环境问题呈现不断恶化趋势。要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 实现可持续发展, 应将战略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方面。需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同时入手, 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承载力, 减少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及对环境的损害。一要提高资源的持续供应保障能力, 二要完善高效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激励与约束制度, 三要促进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四要健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体系。
六、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未来10年我国经济地位将持续上升, 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 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 有效防范风险, 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总之, 未来10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阶段,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需要健全的体制机制作保障。因此, 我们要坚持既定的改革方向, 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体制机制, 形成有激励有约束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 要在关键领域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比如, 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焕发经济主体转变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增强金融市场功能;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等等。
我国经济规模及市场容量巨大、地区间产业梯次升级空间广阔、储蓄率高、基础设施完善等有利于发展的因素仍会继续存在, 发展能力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
浅析入世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变化 篇9
1 入世以来, 我国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我国形成了以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形成了从过去主要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 转向以发达地区为主, 东、中、西部并举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同时开放领域从过去主要以制造业为主, 转变为以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协调进行的对外开放, 农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我国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的各种限制, 全面放松了对外资的准入限制, 扩大了对外商投资开放的领域, 逐渐取消了地域及股权方面的限制, 加快了建立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步伐。在货物贸易领域, 我国关税平均水平从加入前的15.3%降至2009年的9.8%, 并按时间表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 彻底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在服务贸易方面, 在按WTO规则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中, 我国已经开放100个, 并承诺进一步开放11个分部门, 涉及银行、保险、电信、分销、会计、教育等重要服务部门, 为外国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
同时, 为建立符合WTO要求的法律体系, 我国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 这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WTO最主要的功能是法治, 法治是WTO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我国入世承诺中至少有60项承诺明确涉及到我国需要颁布、废除或者修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除此之外, 承诺还涉及到透明度、司法调查和法律的统一实施、非歧视待遇等。而这些规则的调整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在适应WTO规则, 履行承诺的过程中, 社会的法制意识、规则意识逐渐增强, 入世加速了我国涉外法律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2 入世以来, 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入世以来, 我国有效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创造的重要的体制条件和政策保障,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我国经济规模稳步提升,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0年我国GDP的规模是9.92万亿元, 2009年已达到34.05万亿元。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视数据表明, 2009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产值的18.6%, 位居世界第二。2010年我国GDP达到39.79万亿元, 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第二, 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快速提升, 1981年至1990年, 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11.3%;1991年至2000年, 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14.9%;2001年至2010年, 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21.6%。在三个10年中, 近10年的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速是最高的。现在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2000年我国出口额为2492亿美元, 2008年达到1.43万亿美元, 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仍然达到1.2万亿美元, 去年我国出口额已超过2008年的水平。在出口迅速扩大的过程中, 我国的进口也在迅速增加。2000年我国进口额为2250.9亿美元, 2010年进口规模超过1.25万亿美元。目前,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
第三, 我国涉外税收增长迅速。2000年关税收入是750.48亿元, 2008年关税收入上升到1769.95亿元, 受金融危机的贸易下滑的影响, 2009年我国关税收入为1483.81亿元。但是从实际来看, 加入世贸组织虽然逐渐打破关税壁垒, 但我国关税十年来翻了一番。
第四, 我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大幅增加, 应对经济风险能力显著提升。1990——2000年, 我国黄金储备一直保持在1267万盎司的水平, 入世后, 2001年黄金储备增加到1608万盎司, 2002年增加到1929万盎司, 此规模一直保持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为了增加抗风险能力, 黄金储备迅速增加到3389万盎司。入世前的外汇储备在2000亿美元以下, 2001年达到2121.65亿美元, 随后各年度大幅度增加, 到2009年已经达到24000亿美元, 10年增加了十倍。可以说, 在一定程度上, 我国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这已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得到证实, 为确保各项涉外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此外, 衡量我国经济安全风险的重要指标:偿债率、负债率和债务率从2000年的9.2%、13.5%、52.1%下降到2009年的2.9%、8.7%和32.2%。
第五, 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据统计, 2010年, 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4641万吨, 比1978年增长79.3%。棉花产量597万吨, 增长1.8倍。油料产量3239万吨, 增长5.2倍。近年来, 我国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等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入世加快了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 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使占总就业48%的农业人口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
3 入世以来, 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入世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普遍性和公正性, 它对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入世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加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 大大改善了我国的产业和投资环境。与此同时, 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从而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商机。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十年的变化来自于自身的开放程度, 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墨西哥相比, 我国的关税水平是最低的, 我国的贸易壁垒是最少的。我国进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我国1978年这一指标为5%, 2009年超过30%, 是美国的两倍, 日本的三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 提升了我国的全球影响力, 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在重大国际性会议上逐渐具有话语权和决策权, 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体现出自己的意志和主张。
在刚刚闭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的讨论转向了“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 这暗示着中国已深深嵌入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 而且已是举足轻重。对此, 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 与美国崛起或日本与欧洲的复兴对于世界的意义是相同的, 因为一个富裕的邻居总好过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邻居。对中国而言, 以更负责也更具合作精神的姿态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 这或许可以同时回答“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的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提供了加入全球经济竞争的机会,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 贸易竞争将日益复杂化, 如何在统一的世贸规则下, 保持我国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 低成本的制造业优势不断削弱。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 主要动力来源于低成本的制造业,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的长期低估, 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主要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在欧美市场一直倍受青睐, 其原因就是物美价廉, 但随着人民币的被迫升值以及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增加, 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 随之出口贸易压力将剧增。
第二, 大规模的资本投入, 拉动内需将受到制约。过去十年的高增长, 也归功于政府的大规模资本投入, 但在拉动GDP的同时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 居高不下的房价和CPI, 是百姓不能接受的, 也是政府不能容忍的。因此, 我国政府将控制物价作为当前第一要务, 势必会收缩银根, 减少对市场的资本投入, 造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第三, 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法制意识还很薄弱, 制度不健全。这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有一定影响。1995～2009年我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措施的最大涉案国, 涉案金额不断增加。
此外, 我国成为经济大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多, 同时享受的优惠和权力减少, 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更大,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国际产业转移, 各国经济政策制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另外, 能源消费量巨大、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较多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我国积极履行世贸组织的协议条款, 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承诺, 最大程度地开放国内市场, 在双边贸易中, 尽量避免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 不搞贸易保护, 为整个世贸大家庭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毋庸置疑, 入世以来我国已经成为世人眼中的经济大国, 但尚未成为经济强国, 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 我们要继续抓住机遇, 积极参与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经济体系变革, 并以此为基础, 为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建堂《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人民日报2011.3.17
[2]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学术月刊》2011 (3)
[3]许宪春《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证券市场周刊》2011-04-2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篇10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主要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和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两个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是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下提前发生和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到90年代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始显示, 但是随之2000年, 全国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7%以上, 也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提前到来。
从下图可以看出, 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到1987年都处以一个上升时期, 最高点在1987年达到23.33个百分点。但从该年以后出生率都处于一个下降趋势, 从最高点开始下降到2010年11.90个百分点;死亡率的变动情况一直处于一个变幅不大的水平区间, 但是2000以后可以看出, 死亡率开始上升。由于死亡率保持一种不变的速率, 人口增长率的起伏与出生率正相关, 在1987年是一个临界点, 该点之前, 人口增长率表现出高增长水平, 1987年以后, 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从人口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的情况来看, 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正相关。自改革开放后, 人口总负担比与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7年, 在这一阶段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迅速下降, 可表现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 儿童数量开始下降而劳动者开始增加;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 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变化不大, 处于平稳波动过程, 可认为经过计划生育政策后, 出生率陡然下降, 但是随后出生率达到平稳下降水平, 此时劳动力却在之前儿童成长后开始增多, 也达到劳动者数量略有增长的平稳过程;第三阶段是2000年到现在, 经过十多年人口变化后, 十年前的劳动者开始走向老人阶段, 老龄化开始出现。因此, 总负担比中老人负担比开始增加, 儿童负担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更加理性地对待“一个孩子“的问题, 出生率下降。老人抚养比在三十多处于平稳增长阶段, 以2000年是一个临界点, 在2000年老人负担比上涨到7.0%以上, 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国经济奇迹有很大因素是来源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劳动力的贡献超过了25%。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 对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的发生改变, 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15岁-59岁的劳动者在2008年出现下降, 2012年出现负值, 15岁-6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将会持续到2014年, 达到9.97亿人口。社会总供给劳动力数量开始递减, 劳动力出现短缺既能表现在总数量, 也能表现在质量上面, 中国对儿童成长教育的观点是以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为荣, 而对少年去参加技校, 学一门技术的职业学校却带有鄙视心理, 这种心理的作用也造成了我国劳动者在蓝领阶层出现短缺, 在大学生及以上学历的水平上毕业生出现过剩的现象。
资料来源:根据张为民等 (2004) 《人口变动预测》计算。
通过分析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动轨迹可以总结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体呈现以下特征:第一, 劳动人口在总人口比重逐渐上升, 其中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也呈增长态势;第二, 相比劳动人口比重, 少年和老人人数在总人数的比重呈现相反趋势, 儿童少年人数逐渐下降, 老人人数比例逐渐增加;第三, 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 人口结构转变速度要高与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人口转变速度不是指的是人口增长速度, 而是人口逐渐老龄化速度加快, 与之相配套的经济增长总体结构并不能与之相适应, 会呈现养老福利基金缺口现象;第四,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和人口红利的出现、消失以及老龄化的出现是在计划性政策的干预和经济发展共同驱动的结果;第五,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具有不均衡特征, 表现在城乡变动不均衡和地区变动不均衡。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农村中存在无限劳动供给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 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相东部地区迁移, 随着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政策和中部地区的崛起政策, 以及东部发达城市生存成本过高导致东部地区劳动者又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二、人口负债分析
随着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消失, 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变迁所呈现的经济、社会负债。老人的增加, 势必会增加财政支付和较少生产劳动力, 降低社会总体收入, 对于这一系列的影响, 可认为是人口负债。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负债上面。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 但是中国经济尚未达到应有的发达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质的提高, 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中国现行家庭的“四二一”格局使得家庭赡养压力增大, 中国将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国由于在政策上对人口变动实行强制性的管理, 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其他国家变动不一致, 在中国经济运行规律上也表现不一致, 使中国在没有达到富裕水平的时候人口就已经在开始老龄化, 而这种“先老”的局面也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供给紧张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 在2030年以前, 中国0-14岁区间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15-64岁区间的人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情况。劳动人口的绝对规模在2015年将会达到最高点。从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中国人口总体不仅出现老龄化, 并且劳动力人口也在将来出现老龄化现象, 这种现象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也可以认为是提前到来的人口红利对在未来进行经济补偿, 也就是人口负债会在我国出现。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分析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其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9.79%, 这种高速增长状况一直保持着持续性, 被世界称为“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资为主要形式,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 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与索洛模型所得出来的结论向左。索洛模型认为, 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与人均产生水平成正相关, 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使人均产生的增加, 但是这种稳定状态不是稳定的, 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是因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有充足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各部门自由流动, 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 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逐渐增加, 劳动者所占比开始下降, 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方向发展, “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基于此背景, 中国一直保持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战。另外, 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资扩散效应, 他们对投资和储蓄的需求会导致外资流入国内;但随着人口偏向老年型转移, 这种投资扩散效应也开始消失, 随之对资本流入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规模, 也体现在人口质量上。社会对教育的投入, 使得劳动者中有一部分具有学历成分, 而且通过“边干边学”的模式增加了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冲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对经济的负作用。但是, 中国在20世纪末的大学扩招, 是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到了一个极限值, 所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速度也开始放缓。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达到一个极致水平。
入世十年: 中国经济发展之变化 篇11
1、经济总量世界第二
2011年席卷欧洲的债务危机，让世界齐刷刷地将目光瞄向了中国。这与两年前全球遭遇金融危机时的情形何其相似！指望中国拯救世界显然并不现实，但这个现象却明白无误地彰显了今日中国经济在世界的重要地位。
中国经济十年间的变化到底有多大？从2011年初即层出不穷的纪念“入世十年”活动中，从商务部长到专家学者，念叨最多的就是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GDP从2001年的1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近4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超过10%。而世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2、中国制造行销全球
据财经作家吴晓波考证，“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这个词是2001年之后才真正走红的。2001年之后的中国，因加入WTO带来的大量订单，令中国制造繁荣一时，成群结队的中国农民涌入长三角、珠三角，低廉的劳动成本使得“中国制造”行销全世界。如今，从美国人的被子到意大利人的皮鞋，从俄罗斯人穿的衣服到科特迪瓦人使用的餐具，几乎都能发现“Made in China”的影子。
十年间，中国真正成了世界工厂。而当大量商品涌入他国时，也引来了贸易保护的争议，所以就有了温州鞋在西班牙遭焚烧等极端事件的出现。2009年11月，“中国制造”形象广告开始在美国主要媒体播放，传达“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真相。事实上，中国制造也是世界分享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代工的中国工人获利微乎其微。以苹果手机为例，每卖出一台iphone，苹果公司独占58.5%的利润，中国工人获得的利润只有1.8%。
3、不再怕和老外打官司
对爱国者数码科技公司总裁冯军来说，2011年的秋天注定不同寻常。2011年10月9日，爱国者电子从2010年开始起诉东芝惠普侵权USB plus技术获得初步结果，西安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东芝专利侵权成立。这是中国企业在技术专利标准上第一次胜诉国际品牌。
自入世以来，中国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而企业的应对方式也有了颠覆性转变，从早前面对国外反倾销起诉的不知所措甘当沉默的羔羊，到有组织地积极应诉，再到某些领域主动出击起诉他国企业侵权，在应对贸易保护和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企业十年内完成了三连跳。贸易保护重灾区浙江、广东、福建等外贸大省，面对频频找上门的洋官司，应诉率从2002年的40%提高到90%，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甚至达到了100%。从害怕“狼来了”到“与狼共舞”，路透社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不断增加的自信。
4、中国企业走出去
十年前，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曾预言，加入WTO以后的前5年，中国将会出现4000万人失业，国内企业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十年过去了，当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吉利收购瑞典巨头沃尔沃的时候，当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制造商把生意做到五大洲的时候，所罗门美邦当年的预言已经成为笑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越来越多地开始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
专家认为，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大踏步地走出去。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2010年，投资流量再创新高，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5、汽车、电信资费越来越便宜
14万元一辆的捷达，如今只要8万元；动辄数千元的手机，如今一两百元就能买到。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变化，却是中国入世带来的最显著红利之一。
十年内，汽车关税从3位数降至13.4%，这曾让很多人担心中国汽车业会全军覆没。入世后，奇瑞、吉利们得到了合法的准生证，政府不再对汽车限价，令汽车越来越快地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几乎所有的跨国汽车公司都来到了中国。而过去十年，国产汽车年产销也从200多万辆增长到1800万辆，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汽车第一产销国。电信等行业亦殊途同归，截至2011年9月，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2.8亿，移动电话用户数9.5亿。手机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必备品。
6、全球同步看大片
当2002年1月26日，《哈利·波特和魔法石》在上海举行中国首映式的时候，或许没人会想到，这部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力作会见证中国文化出版业入世十年的发展历程。入世之初，中国承诺将每年进口10部大片的数量提高到20部，压力之下，中国电影人不得不开始了破釜沉舟，快速产业化成为中国电影的必然選择。国产电影从2002年的100部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年票房从2002年的不足10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超过百亿，增速全球第一，票房挤进全球前十。
一方面，中国观众可以看到全球同步上映的大片；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越来越以“大片”之姿走向全球。
7、外资银行触手可及
“假如你有1万美元，会选择存在哪家银行？”10年前问这个问题，和5年前的选项会有很大不同。
按照入世承诺，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开始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相关限制，汇丰、渣打、花旗等在华主要外资银行一夜之间获得了国民待遇，而普通老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与之前担心的人们会把钱都存到外资银行去相反，经历了“五年狂奔”的中资银行，因不断改善的服务和灵活的信贷产品，反而得到了更多的青睐。信用卡、按揭贷款、分期付款购物等业务方式，都成为了老百姓新的消费习惯。
8、纺织业、农业等历经风雨
“漫长的寒冬”、“沉默转型期”、“反倾销调查”、“困境仍在”、“深层弊端”……打开中国入世十年史，你会发现，没有一个行业像纺织业一样被如此多的“灰暗词汇”所拥抱。作为最早开放的行业，纺织服装业曾被认为将在入世后获益最大，因为困扰多年的出口配额将在2005年1月1日寿终正寝。但没想到的是，随后铺天盖地的反倾销调查和贸易壁垒浪潮又盯上了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棉价原料供应和价格的起伏、出口仍依赖贴牌为主的模式、人民币汇率因素等，都困扰着中国纺织业的前行。
相比之下，中国农业的入世答卷亦在令人欣慰之余藏着隐忧。在粮食总产“七连增”并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农民收入连续增长的背景下，却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诚如有报道所言，长期以来，中国粮食供求始终处于一种脆弱平衡的状态。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进口量已占到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可见，粮食安全未来仍将是中国农业常抓不懈的命题。
9、学会按国际规则办事
“你可曾知道，原来中国的外贸数字是国家机密？”2011年11月，在纪念中国入世10周年的一个论坛上，WTO前副总干事斯道勒说。
十年前，很多政府管理部门还习惯红头文件管理的模式，对经济事务的介入和干预很多。而入世，首先要求政府入世。这就客观上倒逼政府管理部门加快改革进程，逐步与国际接轨，建立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入世之初，就开始按照WTO规则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十年间，共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审批流程简化，政策越来越透明，民间行业性协会逐渐取代半政府性质的商会……诚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所评述的，中国入世进口的是“全球秩序”。而在斯道勒看来，入世使中国的政策更加透明，立法和行政更加适应WTO规则，“这些都表明中国是按照国际准则办事的”。
10、悄然更新的发展观念
杨澜曾经问过中国入世谈判代表之一的龙永图，15年的WTO谈判中，为什么每当西方提出知识产权或者环境保护这样的条款时，中国的代表往往反应会异常激烈？龙永图的答复很坦率：“当时我们想，什么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90%都在你们跨国公司手里面，都在西方国家手里面，保护知识产权就保护你们吗？这样想好像很理直气壮。再就是保护环境，你们过去一两百年工业化把世界的环境糟蹋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发达了，你们现在有钱了，我们发展中国家刚刚要建设，你们又说要保护环境？”
如果说入世十年中国的最大变化，或许可以归为不断与时俱进的观念上的更新。朱镕基曾说，入世谈判从黑发人谈成白发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害怕入世”。实际上，入世十年后，保护知识产权、环保意识等当年谈判时很害怕的条款，现在已经深入人心。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11-12-09）
经济效益变化 篇12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 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普遍的提高。但是, 各地区的增长速度是不同的, 导致了地区差距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地区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召元、李善同, 2006;陈秀山、徐瑛, 2004;王小鲁、樊纲, 2004) 。这种地区差距非常明显地从各地的产业结构中反映出来。相关研究表明, 2001年的工业布局特征与1978年相比,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著上升, 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显著下降, 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 (金煜、陈钊、陆铭, 2006) 。文枚 (2004) 的研究也发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制造业在地域上变得更为集中了, 即更集中于东部地区。
知识溢出是一种非市场行为, 而且具有非常强的地方性。其溢出的形式多种多样, 如阅读科学文献和专利设计、非正式接触、对竞争对手的观察和模仿、商业间谍以及劳动力流动等。由于知识的溢出存在空间上的限制, 厂商若选择工业集中的地区更能从知识溢出中获得好处。马歇尔曾这样论述过工业集中的利益:“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的了, 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 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成绩, 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的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 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 因此, 它就成了更新的思想之源泉。”虽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 空间距离对知识溢出的限制大为减弱, 但它仍然是决定知识溢出的重要因素。如Glaeser、Kallal、Scheinkman和Shleifer (1992) 所说, 知识穿过走廊和街道比穿越海洋和大陆容易的多。
2 模型的构造
考虑一个两地区经济 (r=e, w) , r=e代表东部地区 (East) ;r=w代表西部地区 (West) 。该经济体包括两个部门, 农业和制造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 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 其生产需要工人和土地 。制造业部门则提供大量的差异化产品, 是不完全竞争的, 而且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任何一种制成品的生产需要所有制成品作为中间投入 (Either, 1982) 。地区间制成品的贸易是需要成本的, 而农产品的贸易不需要成本 (Krugman, 1991) 。同一地区的所有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是同质的, 不同地区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可能不同。工人可以在两个地区之间完全流动。
2.1 偏好和需求
对于农产品和制成品这两类产品来说, 所有的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偏好, 效用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则r地区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 (Mγ, Aγ) =MundefinedAundefineds.t. pmMγ+parAγ=yγ (1)
其中Mγ代表制成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Aγ是农产品的消费量;γ是常数, 表示制成品的消费份额。pmr是制成品的价格指数, par是农产品的价格;yr是r地区消费者的收入, 它来源于工资和当地制造业企业的利润 (在没有达到长期均衡时, 企业的利润不为零) 。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来源于地租, 且他们和工人具有相同的偏好。
Mr是定义在制成品种类的连续空间上的子效用函数;m (i) 表示每种可得制成品的消费量;ne和nw分别表示两个地区的产品种类数。
undefined (2)
其中, 0<ρ<1, ρ表示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当ρ趋近于1是, 差异化产品几乎是完全替代的;当ρ趋近于0时, 消费更多种类的差异化产品的愿望越强。令σ=1/ (1-ρ) , 则σ表示任意两种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因为某一特定地区的所有制造业企业都是同质的, 所以任一地区的所有差异化产品有相同的价格。我们假定地区间的制成品贸易存在冰山贸易成本, 即要运输1单位的产品到目的地, 在生产地必须装运τ (τ>1) 单位的产品。则r地区的价格指数为:
pmγ=[nγpundefined+nv (τpυ) 1-σ]1/ (1-σ) (3)
其中, r, v=e, w;且v≠r。pγ和pυ分别r地区和v地区的差异化产品的价格。
r地区的消费者在制成品上的最优支出为:
Ecγ=γ (wγLγ+nγπiγ+rγKγ) (4)
wγ表示工人的工资, Lγ是r地区所雇佣的工人数量, wγLγ表示r地区的所有工资收入;πiγ表示r地区任一家企业的利润 (我们已假定特定地区所有企业是同质的, 所以πiγ也代表该地区的平均利润) , nγπiγ表示r地区的所有企业利润总和;rγ表示单位土地的最大利润, Kγ表示r地区的土地数量, rγKγ表示r地区所有地租收入。 (4) 式的含义是, r地区的消费者将其总收入的γ部分用于制成品的消费。
2.2 制造业部门
制造业部门是不完全竞争的, 而且存在规模经济。我们假设规模经济只在产品种类水平上存在, 不考虑范围经济 (Ecomonics of Scope) 和协作经济 (Economics of Multiplant Operation) 。由于规模经济、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偏好以及存在无限种潜在差异品的可能性, 没有一家厂商会选择与别的厂商生产相同的产品, 这就意味着每种产品只在一个地区由一个专业化的厂商生产, 所以现有厂商数目与可获得的差异产品数相同。给定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aγ, 生产qiγ数量的i种产品需要一个固定投入α/αγ, 和可变投入β/aγγ, 那么r地区第i种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undefined (5)
其中, α, β, aγ>0。aγ反映出该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它与当地的企业数量有很大的关系。Iiγ表示生产qiγ产品所需的投入。制成品的生产需要中间品和工人, 假定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则Iiγ的表达式为:
undefined (6)
其中, 0<μ<1, μ表示中间品所占的份额。我们可以根据 (5) 和 (6) 式得到生产qir所需的最小成本:
undefined (7)
由于厂商将总成本中的μ部分用于中间品投入, 所以r地区企业对制成品的支出为:
Emr=μnrTCir (8)
从而我们可以得到r地区对制成品的总支出为:
Er=Ecr+Emr (9)
2.3 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 且规模报酬不变。其生产需要工人和土地, 两地区的农产品是同质的, 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别。其生产函数为:
qar=g (Lar, Kr) (10)
Lar为r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 Kr为r地区的可耕地数量。我们构造一个有限利润函数来表示农业部门利润:
undefined
由于农产品被假定为无运输成本, 所以在两个地区的价格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将农产品的价格单位化, 即par=1。所以我们可以将 (11) 写成如下形式:
R= (1, wr, Kr) =Krrr (wr) (12)
其中ri (wr) 表示单位土地的最大利润。特别地, 当我们在考察均衡时, 我们假定农业部门也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ar=LundefinedKundefined (13)
其中, 0<θ<1。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得到:
undefined (14)
由 (13) 式和 (14) 式, 我们可以得到:
undefined (15)
undefined (16)
2.4 均衡
我们已经考查了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 下面我们要考查长期均衡的条件。对r地区生产的某种制成品i来说, 一部分用于满足当地的需求, 另一部分出口到v地区。当地对制成品i的需求为:undefined;v地区对制成品i的需求为:undefined。这样, 我们得到对r地区制成品i的总需求为:
undefined
对于r地区每个企业来说, 都面临着 (17) 所表达的需求约束。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会将产品的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 即:
undefined
不失一般性, 我们可以令α=1/σ, β= (σ-1) /σ。则r地区每个企业的利润为:
undefined (19)
当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时, 长期均衡的企业利润为零, 且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从 (19) 式我们可以得到长期均衡时企业的产量为:
q*ir=1 (20)
r=e, v。从上式可看出, 在长期均衡时, 不论是在哪一地区, 任何一种产品的产量都是相同的。即规模经济仅存在于产品种类水平上。同时, 自由进入和退出条件意味着在长期均衡时必须满足:
nrπir=0, πir≤0, nr≥0 (21)
由于工人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在长期, 工人关注的是实际工资水平。r地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定义为:
undefined (22)
wr是名义工资水平, pundefined是r地区的价格指数, e-kλ表示企业集中所带来的负外部性。λ表示r地区的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份额, 即λ=nr/ (nr+nυ) 。λ越大, 即制造业越集中, 所造成的负外部性越大。k>0, 表示工人对经济集中所造成负外部性的厌恶程度。k越大, 工人对负外部性的厌恶越敏感。长期均衡时, 两地区工人的实际工资必须相等。即:
ῶe=ῶw (23)
最后, 我们考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undefined (24)
上式右边的第一项是制造业中的工人数量, 第二项是农业中的工人数量。这样我们获得了达到长期均衡的所有条件, 但是没有考虑调整的过程, 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中考查调整的动态过程及可能存在的均衡结构。
3 技术进步与扩散
在这一部分, 我们要考查技术的演化过程。根据Henderson&Wang (2007) 的研究发现, 大城市的技术效率要高于小城市。因此, 我们将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定义为关于当地企业数量的函数, 即ar=a (n) , 其中a (0) >0。任一家企业发生的创新活动, 可以使该地区所有的企业同样获益, 从而同一地区的技术水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 由于知识溢出的空间限制, 另一地区可能无法从中获益。则r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undefined, 且undefined。这表明一个地区的集中的企业数量越多, 则其技术水平越高。
一个地区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取决于当地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取决于对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由于不同地区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同, 所以落后地区可能从技术领先地区的知识溢出中获益。即落后地区可以学习领先地区的先进技术, 这一过程是在与领先地区的贸易和交往等联系中发生的。因此, 对于领先地区来说, 其技术进步完全依赖于自身的研发能力;而对于落后地区来说, 其技术进步既依赖于自主研发, 也依赖于对领先地区的学习能力。显然, 如果地区间联系的障碍越小, 落后地区对领先地区的学习越容易, 其学习能力越强。我们用贸易成本对这种障碍进行替代。我们假定, 只有当贸易成本低于某一临界值τ0时, 才会发生地区间知识的溢出。另外, 落后地区的学习能力还取决于地区间的技术差距, 差距越小, 则学习能力越强。我们假定v地区是技术领先地区, 即aυ>an;则r地区的学习能力可以表示为:
其中c>0, 表示影响学习能力的其他因素。这样, r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可以表示为:
undefined (26)
领先地区v的技术进步速度为:
undefined (27)
根据 (26) 和 (27) 式, 我们可以得到两地区技术进步速度之差:
undefined (28)
当a′v-a′r>0时, 意味着领先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要快于落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更愿意选择于领先地区, 因为从技术进步中的获益更大, 落后地区的企业、工人也会迁往领先地区, 形成缪尔达尔所说的“回波效应”。这一过程促使地区间的差距拉大。
当a′v-a′r<0时, 意味着领先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要慢于落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扩散效应”很强, 地区间差距将会缩小。在缪尔达尔看来,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首先是形成“回波效应”, 地区间差距拉大;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才出现“扩散效应”, 地区间差距缩小。
在 (28) 式中, 学习能力ϕ (τ) 是影响两地区的技术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ϕ (τ) 与贸易成本τ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τ与技术差距的关系。
当τ≥τ0时, 即贸易成本非常高, 两地区的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当τ1<τ<τ0时, 即贸易成本处于中间状态, 虽然两地区的技术差距仍在扩大, 但是落后地区可以从领先地区的知识溢出中获益。当τ<τ1时, 即贸易成本很低, 落后地区的学习能力很强, 其技术进步速度很快, 两地区的技术差距缩小, 落后地区可以追上领先地区, 甚至超越。
4 均衡的结构
在这部分中, 我们讨论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 (即不考虑技术进步) , 可能存在的均衡结构。即在长期均衡时, 制造业是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 还是分布在两个地区。
4.1 完全集聚
首先, 制造业如果集中在一个地区 (比如v地区) , 且是可持续的, 其条件是什么?为简化分析, 我们假定两地区有相同的资源禀赋, Kr=Kv=K。由于企业可以自由的进入和退出, 工人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v地区的一家企业若要迁往r地区, 其产品的销售量至少要达到一个均衡产量, q*ir=1。如果低于这个产量, 企业会发生亏损, 则其不会迁往r地区, 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如果大于这一产量, 迁往r地区则是有利可图的, 这种情况下完全集聚则是不稳定的。在附录一中, 我们给出了在给定技术条件下, v地区完全集聚可持续的条件:
undefined
根据上式我们直接得到τ的范围比较困难, 可以先分析该函数的性质。当τ趋近于1时, undefined, 且∂qir/∂τ<0。当τ趋近于无穷大时, qir=+∞。根据这一性质, 可以推定, 随着τ的变大, qir先变小后变大。我们将τ*定义为完全集聚可维持的临界值, 当τ>τ*时, 完全集聚是不可维持的。
下面我们要确定undefined是大于还是小于1。显然, 由于σ>1, k>0, 0<μ<1, 所以eσk (1-μ) >1。根据第三部分关于生产技术的假定:undefined, 所以av>ar, 且undefined。
当undefined时, 意味着在贸易成本很低时, 地区间的技术差距很大, 或者拥挤成本不是很高, 技术优势大于拥挤成本。图1的曲线反应的是qir关于贸易成本τ的函数。这种情况下, 只要τ<τ*, 制造业部门完全集聚在v地区就是可持续的。若τ>τ*, 则制造业部门的完全集聚是不可持续的。
当undefined时, 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完全集聚的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 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 完全集聚发生非单调的变化。当τ>τ*, 或者τ<τ*1, 完全集聚都是不可维持的。只有适当的贸易成本的情况下 (τ*1<τ<τ*) , 完全集聚才可以维持。
从图3中可以看出, 完全集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完全集聚带来的拥挤成本过高, 抵消不大的技术优势、国内市场效应。此时, 离心力超过了促使经济集聚的向心力。这一点不同于Puga (1999) , 在他的文章中没有考虑到技术差异和拥挤成本的情况, 只要τ<τ*, 完全集聚就是稳定的, 即只存在图1的情况。
4.2 内点均衡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完全集聚的条件, 本节我们讨论内点均衡 (即制造业分布在两个地区的情况) 存在的条件。假定长期均衡时两地的企业数量分别是n*r和n*v, 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保证了长期均衡时企业的利润为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是个缓慢的过程, 我们可以将调整过程写成如下形式:
n′r=δπir (30)
其中, δ为大于零的常数。从上式中看出, 当r地区的企业利润大于零时, 会有企业进入, 当地企业的数量增加;当利润为负是, 企业数量减少。为了方便, 我们可将调整过程表示为:
n′=δπ (31)
其中, n=[nrnv]Γ, π=[πirπiv]Γ。为了更清楚地分析调整过程, 我们将变量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 其中nr和nv是慢变量, 其他的都是快变量。因此, 我们可以区分出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短期, 各地区企业的数量是固定的, 企业的利润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快变量依赖于慢变量, 在达到长期均衡的过程中, 快变量随着慢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 π是关于n的函数。我们可以对 (31) 式重新表示为:
n′=δh (n) (32)
对 (32) 式在均衡值n*=[n*rn*v]附近进行泰勒展开:
undefined (33)
在长期均衡时, h (n*) 。所以:
undefined (34)
这里的undefined实际上就是 (31) 的雅可比矩阵。
undefined (35)
如果系统是稳定的, 即存在稳定的内点均衡, 则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为负 (若特征值为复数, 则其实部为负) 。如果至少有一个特征值为正, 则不存在稳定的内点均衡。在Puga (1999) 的文章中, ar=av=1, 内点均衡是对称的。而本文中, 由于考虑了技术差异和拥挤成本的影响, 内点均衡通常是一种非对称的情况:一个地区拥有较大的制造业份额, 另一地区拥有较小的制造业份额。而Puga (1999) 的文章的分析表明只存在对称均衡和完全集聚两种极端的情况。
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情况下, 雅可比矩阵J1的特征值由贸易成本和其他参数决定。只要贸易成本和其他参数使得J1的两个特征值为负, 内点均衡就是稳定的。
5 技术变化对均衡稳定性的影响
在上一部分中, 我们讨论的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下的均衡结构。在这部分中, 我们考查技术变化对均衡结构的影响。首先讨论对完全集聚的影响, 再讨论对内点均衡的影响。
5.1 技术变化与完全集聚
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个地区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在这里, 我们关注的不是技术的绝对变化, 而两地区技术水平的相对变化。在第三部分中, 我们讨论了这种技术变化的可能性情况。即:两地区技术差距可能扩大, 也可能缩小, 当然也有可能维持不变。通过 (29) 式, 我们得出qir是关于av/ar的减函数, 即undefined。所以, 当地区间技术差距拉大时, qir变小。通过图3, 我们可更清晰地考查相对技术变化对完全集聚的影响。
图4中曲线1、2、3的相对技术水平av/ar分别为3/2、11/8和5/4。从中可看出, 随着技术差距的减小, 完全集聚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即τ的范围越来越小, 甚至不存在完全集聚。相反, 技术差距越大, 制造业的完全集聚就越容易。对于领先地区来说, 若要维持其在制造业上的稳固地位, 必须加强研发,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对于落后地区来说, 如果自身的创新能力不强, 就要更多地与领先地区联系, 增强学习能力。这样, 即使不能追赶上领先地区, 也能从其知识溢出中获得很大收益。
根据图4中的曲线, 我们发现, 即使贸易成本很小, 即τ接近于1, v地区的技术优势并未能保证制造业的完全集聚。究其原因, 正是企业集中带来的拥挤成本过高, 完全抵消了技术优势。由 (29) 式, 可得到undefined, 即工人对拥挤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越厌恶, qir越大。我们通过图5来考查k的变化对完全集聚的影响。
图5中曲线1、2、3的k值分别为3/4, 5/8, 1/2。我们发现随着k值得增大, 完全集聚的条件变得苛刻了, 即满足完全集聚的τ的范围变小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企业在某地区的集中必然会对该地区的资源与环境带来压力, 如何处理好企业集中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即降低k值) 成为该地区能否保持其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对于工人来说, 即使在核心地区有很高的名义工资, 也有可能因为当地环境污染严重 (以及较高的价格指数) , 而迁往外围地区。因此, 对于任何地区来说, 改善企业集中带来的负外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5.2 技术变化与内点均衡
在第四部分的第2节中, 我们讨论了给定技术水平下的内点均衡问题。此处我们结合第三部分的内容, 讨论技术变化对内点均衡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可根据 (26) 和 (27) 式, 得到两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为:
a′=a (n, τ) (36)
其中, a′=[a′ra′v]Γ, a=[arav]Γ, n=[nrnv]Γ。结合 (32) 和 (36) 式, 可得到存在技术变化的雅可比矩阵:
undefined
由于undefined。我们可将雅可比矩阵J2改写为:
其中J1即是 (35) 式, (31) 式的雅可比矩阵。若内点均衡是稳定的, 要求雅可比矩阵J2的所有特征值小于零。如果有一个特征值大于零, 则内点均衡就是不稳定的。我们看到 (38) 式的分块矩阵中, 包含了J1, 就是说J2中的两个特征值与J1是相同的。因此, 在考虑技术变化的情况下, 内点均衡的条件更加严格了。相比于第四部分第2节的分析, 我们发现J2的特征值不仅取决于贸易成本和其他参数, 还取决于两地区的技术水平ar和av及其相对变化。但无论如何, 只要保证J2的四个特征值都为负, 内点均衡就是稳定的。我们同样可以预见, 内点均衡一般是非对称的。
6 结论
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等因素, 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 并显现出自我维持的趋势。虽然政府采取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的政策, 但是由于经济集中所产生的收益递增和正反馈作用, 东部地区在可预期的未来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不会改变。本文的分析表明, 地区间技术差距是决定空间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 技术差距的扩大有利于领先地区提高其经济地位。目前, 在东部地区在高等教育资源、研发等方面明显优于西部地区, 即其创新能力要强于西部地区。那么, 对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 提高其学习能力是改善其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对于当地政府来说, 一方面应加强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 采取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另一方面要降低区域间的联系障碍, 加强与东部地区的联系, 从而促进其学习能力。
实际上, 不仅一国内部的落后地区可以从领先地区的知识溢出中获益, 在国际层面知识溢出上也是如此。相比于改革开放前, 在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不仅可以从参与世界分工, 还能从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学习先进的技术, 这对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的作用是巨大的。再比较韩国与朝鲜的发展路径, 可清晰地看到:采用开放性政策的韩国现在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而闭关锁国的朝鲜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因此,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其技术水平, 以及经济地位的重要途径。
由于拥挤成本促使经济活动的分散化, 所以对于制造业更集中的地区, 更要关注它带来的影响。当人们更关注生活的质量, 即对环境的污染更敏感时 (即k值变大) , 拥挤成本的影响越大, 越能促使经济活动的分散化。因此, 对于政府来说, 若能更好的治理污染, 改善环境, 就越有利于工人的流入, 以及制造业在该地区的集中, 和更好地维持其经济地位。
摘要：在新经济地理中, 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的空间结构的演化。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拓展了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范围, 将技术变化与拥挤成本纳入到空间经济模型中。对模型的分析表明, 地区间技术差距的扩大成为促使经济集中的向心力, 而地区间的知识溢出和拥挤成本是促使经济分散化的离心力。根据这一结果, 我们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地区差距,知识溢出,拥挤成本
参考文献
[1]G.M.格罗斯曼, E.赫尔普曼著, 何帆等译.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1.
[3]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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