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结构（精选3篇）
补贴结构 篇1
近年来, 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强农惠农政策的持续推动下, 菏泽市农机装备总量迅速增加, 同时, 农机装备结构也得到持续优化, 全市农机装备大型化、高新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 结构布局也逐步得到调整、优化。装备水平的连年提升, 装备结构的持续优化, 为加快全市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装备支撑。
1 动力机械两级分化趋势明显, 大型化需求强劲
随着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力度的加大、保护性耕作、农机深松整地项目的实施以及市场更新换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 菏泽市动力机械两级分化的趋势明显。小型拖拉机呈负增长趋势, 而大型拖拉机, 特别是73.55 k W及以上的大型拖拉机需求强劲且呈稳定增长趋势。据统计, 2012—2014 年, 因市场更新换代及小型拖拉机的用途变狭窄等多重因素影响, 全市小型拖拉机已由2012 年的64 889台, 剧减到了2014 年的45 896 台, 减少了18 993 台;而3 年内全市大型拖拉机却新增了4 339 台, 其中, 依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购置的大型拖拉机就达3 795 台, 占大拖拉机新增量的87.46%。在补贴的大型拖拉机中, 由于保护性耕作、农机深松整地项目的实施带动, 73.55 k W及以上的大型拖拉机需求明显转旺, 根据购机补贴数据, 2012—2014 年全市73.55 k W及以上的大型拖拉机年补贴量分别达到了1 146、669 、929 台, 分别占当年大型拖拉机补贴总量的65.56% 、72.32%、82.80%。由此可以看出, 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拉动下, 菏泽市大型拖拉机需求转旺, 动力机械大型趋势愈加明显[1]。
2 粮食收获机械更新换代加快, 高效化趋势愈加明显
在机械的生产效率成为用户考虑的第一因素及市场更新换代加快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近年来菏泽市粮食收获机械的产品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背负式收获机已多年没有增长, 正逐步淘汰;自走式收获机中, 功能单一、小喂入量的机型需求量急剧萎缩, 而大功率、多功能、高效率的机械需求量快速增加。据统计, 2012—2014 年全市共新增联合收获机4 886 台, 而3 年内依托补贴政策购置的小麦联合收获机就达到了7 009 台, 由此可见, 菏泽市收获机械市场更新换代速度已明显加快[2]。
根据近3 年的购机补贴数据, 3 kg/s及以下喂入量小麦联合收获机所占比率已由2012 年的61.05%急剧下降到2014 年的2.94%, 而5 kg/s及以上喂入量的小麦联合收获机的补贴量2012 年仅为76 台, 2014 年却高达1 257 台, 所占比率已由2012 年的7.27%迅速增长到2014 年的87.96%, 其中, 仅6~7 kg/s喂入量的机械2014 年就补贴263 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由以前的以2 行机为主, 已发展为目前的3行机为主, 机械功能也在仅具有单一摘穗功能的基础上发展为目前的摘穗、剥皮功能同时具备。据统计, 2012 年3 行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获机补贴30 台, 仅占当年玉米收获机补贴总量的9.17%;2014 年, 3 行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获机的补贴量高达1210 台, 占当年玉米收获机补贴总量的65.98%。由于得到了去东北跨区作业的机手的青睐, 3行机在菏泽市也有一定的发展。2014 年, 全市共补贴4 行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获机29 台[3,4]。
3 主要经济作物作业机械逐渐增多
长期以来, 菏泽市经济作物机械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随着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已基本实现机械化, 近年来菏泽市将经济作物机械化作为全市农机化工作的重点来抓, 充分利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大力引进和推广大蒜收获机、薯类收获机及花生收获机等经济作物生产机械[5,6]。据统计, 自2012 年至2015 年上半年, 全市共补贴经济作物作业机械逾170 台, 其中补贴大蒜收获机逾126台, 补贴薯类收获机22 台, 花生收获机8 台[7,8]。 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拉动及农机科技示范园的示范带动下, 全市已推广大蒜收获机700 余台, 完成大蒜机械化收获面积9 000.00 hm2, 推广薯类收获机械逾40 台, 完成马铃薯机械化收获面积逾466.67 hm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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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结构 篇2
补贴政策和惠农项目并非一成不变，国家的生猪扶持力度却始终存在。无论是一号文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还是生猪行业的各项新政，都透露出国家对行业的关注。未来，生猪补贴的力度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017-2020年政府倾斜的这6大养猪补贴政策!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这一年，农业部罕见地发布了生猪生产的顶层设计性文件——《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也就是“十三五”生猪生产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我国生猪生产发展的思路、布局，提出了建设现代生猪种业、提升饲料兽药产业发展、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推动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生猪屠宰管理等八项重点任务。
在《规划》中，也提及了多项生猪产业重点工程与政策：良种工程项目，良种补贴政策，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项目，调出大县奖励政策，标准化养殖项目，生猪育种补助政策，生猪养殖保险政策，等等。在未来五年内可以预见的是，生猪养殖补贴政策并不会减少，依然会有多种补贴等待认领。1 良种工程项目与相关补贴
在《规划》当中，农业部提出，要深入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为主体，区域性种公猪站为纽带，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为中枢，同步推进企业集团育种和联合育种。增加良种工程项目资金投入，以提升种猪品质为重点，支持核心育种场、种公猪站、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制种供种能力。继续实施生猪良种补贴，提高人工授精覆盖率。
良种工程项目，属于《规划》中提出的几大重点工程与政策之一。项目计划突出“育、保、测、繁”四大环节，着力提升育种创新、种质资源保护、品种测定和制种能力，改善育种科研、生产设施、疫病防控、种业监管等基础设施条件。在完成该项目的同时，农业部还计划实行良种补贴政策，在天津、河北等省市和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实施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中央财政对使用优良种猪精液进行品种改良的养殖场户给予补贴，每头能繁母猪按照每年使用4份精液进行补贴。
调出大县奖励政策与相关补贴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施行已经有一段时间，早在2010年财政部即印发了《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并于2012年进行了更新修订。生猪调出大县坚持“引导生产、多调多奖、直拨到县、专项使用”的原则，主要以统计系统公开发布的分县分年数据为基础，对统计数据达到规定标准的县予以奖励。统计数据主要涉及生猪调出量、存栏量和出栏量，奖励资金由县级有关部门统筹安排用于支持生猪生产和流通发展。《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每个县的奖励资金原则上不少于100万元，主要用于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的猪舍改造、良种引进、粪污治理的支出，养殖大户购买种公猪、母猪、仔猪和饲料等的贷款贴息和保险保费补助支出，生猪防疫服务费用支出等。在2016年发布的《规划》中，生猪
调出大县奖励政策依然出现在重点工程与政策之列，这项政策在未来的五年内预计会继续施行。标准化养殖补助政策
标准化养殖项目计划在生猪主产区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适度规模生猪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改扩建，包括节水设施、节料设备、清粪设施、漏逢地板等改造，实施自动化环境控制等。同时，选择部分省份开展财政促进金融支农创新试点，采用信贷担保、贴息等方式引导和带动金融资本，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应。
标准化畜禽养殖示范场创建成功后，可以获得一定的补贴，每个改建、扩建项目单位补助资金规模在50万元～100万元之间不等。在《规划》实行后，“以奖代补”的补贴方式预计会更加常见，标准化养殖补贴资金的申领会更加严格。
生猪育种补助政策
生猪育种补助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联合育种，对生产性能测定、遗传物质交流、遗传评估、大数据平台建设给予补贴。并设立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科技专项，支持构建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参考群体，制定基因组育种综合选择指数，为企业开展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搭建平台。长期以来，我国的生猪育种水平较为有限，距离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有较大差距，对外国优质种源的依赖性极强，长此以往，并不利于行业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生猪育种受制于人。《规划》中提出生猪育种补助政策，正是促进行业重视育种繁育工作、自发加强科研力度的一大推动力。但鉴于目前行业的实际情况，能够搭建属于自己的育种平台的养猪场或养殖企业仍在少数，基层养殖户能从这项政策中直接受益的程度并不高。
生猪养殖保险政策
生猪养殖保险政策施行已经有一段时间。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已经印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号)和《关于进一步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7]53号)，在其中明确规划推出多项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就有一项“母猪政策性保险”。在此之后，各地政府陆续制定了多种生猪保险险种，例如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生猪价格指数险。这些险种都被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围内，作为惠农政策的一部分，帮助参保的养殖户在遭遇疾病、自然灾害、行情剧烈波动时挽回部分损失。《规划》将生猪养殖保险政策列入重点工程与政策之列，说明在未来的五年内，各项生猪保险依旧能获得扶持推广，参与投保的养殖户依然能获得一定比例的补贴资金。《规划》提出，要在持续开展育肥猪和能繁母猪保险的同时，推动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可以预见的是，将来生猪价格指数险的施行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废弃物综合处理项目补助政策
在畜禽粪污治理愈发紧迫的今天，《规划》对绿色养殖、粪污综合利用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并提出，要做大做强生猪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建立与猪肉产量、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无害化处理率相挂钩的财政补助机制。完善有机肥生产、使用补贴政策，继续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支持规模养殖场配套建设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引导形成
规模适度、农牧结合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机制。加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落实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助政策。
生猪养殖补贴
具体的生猪养殖补贴标准如下：
1.生猪养殖规模3000头以上的，补贴80万。
2.生猪养殖规模2000到2999头的，补贴60万。
3.生猪养殖规模1000到1999头的，补贴40万。
4.生猪养殖规模500到999头的，补贴20万。
动物防疫补贴
1.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补助政策
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政策。上述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养殖场(户)无需支付疫苗费用。
2.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政策
国家对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小反刍兽疫发病的动物及同群动物，布病、结核病阳性奶牛实施强制扑杀。对因上述疫病扑杀畜禽给养殖者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助。
3.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
对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每头80元的补助，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
4.生猪定点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
补贴结构 篇3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 即使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 一次能源消费也增长了7.6%.由于石油、煤炭等能源的有限性及可开采量的不足, 近年来, 不论是居民生活还是工商业生产活动, 天然气和电力的消费量、普及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经济增长对电力和天然气愈加倚重。与此同时, 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中国因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对能源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 而能源改革的核心就是理顺能源价格, 形成合理透明的价格机制[1]。
中国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均是采取政府定价的方式, 政府长期以来以低价形式对电力和天然气进行消费侧补贴, 这种补贴在促进电力和天然气等现代能源消费与普及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第一是导致低效或无效的能源消费, 造成能源消费过度和二氧化碳等污染气体排放增加, 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第二是补贴会阻碍其它更有前景的技术发展;第三是中国电力和天然气补贴规模较大, 增加了财政负担。因此, 应该进行能源补贴改革, 逐步减少补贴。这可能会引起电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 涉及到居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会对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而目前对此还没有一个定量研究。所以, 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国经济的CGE模型, 定量研究了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及居民收入福利的影响, 为政府制下一步能源补贴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Brannon (1974) [2]运用局部均衡法研究了取消能源补贴的影响, 结果表明取消能源补贴将提高能源价格, 进而对工业产品价格和居民生活产生潜在负面影响, 对此, Anderson和Mckibbin (1997) [3]、IEA (2002) [4]有类似的结论。Thukral等 (1994) [5]的研究表明, 印度对居民煤油和石油天然气补贴使得高收入群体获益最大, 取消补贴对贫困居民的福利影响较大, 因此改革需要对贫困居民制定相应补偿政策[6]。IEA (1999) [7]估计, 如果取消最大的8个非OECD国家的能源补贴, 一次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将分别减少13%和16%, 8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增加0.73%.Saboohi (2001) [8]使用投入产出模型证明了伊朗削减煤油及液化石油气补贴会使得其他商品价格上涨, 居民生活成本增加。Dube (2003) [9]计算了津巴布韦取消补贴后对居民的影响, 结果表明, 家庭越贫困取消能源补贴对该家庭影响越大。Kebede (2006) [10]利用平均能源支出来表征家庭可以承担的能源购买力, 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亚削减能源补贴对贫困家庭支出的影响较大。在此基础上, Khattab (2007) [11]采用局部均衡法研究发现, 削减埃及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能源补贴将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 从而对这些行业产生很大影响。IEA (2010) [12]的研究表明, 若在2011~2020年间逐步取消化石燃料消费的补贴, 与没有取消补贴相比, 全球的一次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将分别减少5.8%和6.9%.
与国外相比, 中国关于能源补贴的研究比较少, 而且大都集中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方面。林伯强等 (2009) 研究表明, 由于电力补贴的无针对性, 真正需要补贴的贫困居民仅获得了小部分补贴, 而高收入群体却获得了大部分补贴, 并指出应在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下, 设计更为合理的电力补贴机制。李虹等 (2011) [13]采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取消燃气和电力补贴对我国居民生活的影响, 结论表明取消补贴对低收入居民, 尤其是农村收入居民冲击更大, 但本文并未考虑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
综上所述,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补贴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而很少研究取消补贴对经济, 尤其是对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然而, 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必然造成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涨, 使各行业生产成本增加, 会对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造成重要影响。方法上则集中在局部均衡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法, 但是, 由于电力和天然气涉及到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局部均衡分析会忽略许多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时的间接和衍射效应, 而且很难考察其对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数量经济分析工具, 能够清晰地反应系统内部各个部门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但是, 固定系数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 简单的固定要素投入系数, 无法实现取消补贴后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带来的要素间相互替代, 而使经济体系走向新的均衡。在本文的研究中, 固定投入系数忽略了提高电力和天然气使用效率的节能效果, 也就无法解释单位GDP电力/天然气消耗下降引起的经济影响。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却可以克服以上局限, 因此, 本文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及居民收入福利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3 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的估算
本文选择价差法估计天然气和电力补贴规模, 该方法是目前接受和使用范围最广的估算能源补贴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是:能源补贴的存在, 使得能源产品终端消费价格降低, 促进了消费, 因此, 通过计算无补贴无市场扭曲状态下的参考价格与能源产品终端消费价格之差, 便可以衡量能源补贴的规模和效果。价差法的理论框架由Gorden (1957) 建立, 随后得到了广泛应用, Larsen和Shah (1992) [14]将该方法引进公共领域的研究, 估计了能源补贴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IEA (1999) 采用价差法分析了取消能源补贴的影响。
(1) 价差法
根据IEA (1999) 和李虹等 (2011) , 价差法的基本公式为:
其中, Si为能源产品补贴数额;Mi为基准价格, 对天然气和电力, 基准价格为长期边际成本;Pi为终端消费价格;Ci为消费量;i为能源产品种类。
取消能源价格补贴会影响能源产品价格, 根据IEA (1999) , 这种影响可以表达为:
其中, q为能源产品消费量;ε是能源长期需求价格弹性;Δq为取消补贴后能源消费量的变化;Q0和Q1分别为取消补贴前后的消费量。
(2) 天然气补贴规模计算
在Lin和Jiang (2010) [15]和李虹等 (2011) 的研究中, 没有考虑外部成本, 但只有将外部成本包括进来, 资源的真实价格才会得以体现。因此, 本文将资源消费产生的外部成本计入基准价格中, 估算在考虑外部成本的情况下, 中国2007年对天然气和电力的补贴规模。
①基准价格 (Mi)
对于天然气, 本文参考IEA (1999) 、李虹等 (2011) , 采用式 (4) 确定其基准价格:
其中, Wi为基准价格, Di为运销成本;Ti为各种税收, Ei为外部成本。
天然气的最终价格由出厂价、管输费和分销成本等组成, 出厂价为全国统一价, 管输费和分销成本对不同的管线、不同城市, 其价格有所不同。本文以天然气的国际价格来确定基本价格, 选取2007年北美天然气平均现货价格1.91元/立方米作为天然气基本价格。
对于天然气使用的外部成本, 根据美国国家研究所 (The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9) [16]的估计得到, 为0.095元/立方米。
对于运销成本Di和税费Ti, 本文参考李虹等 (2011) 的数据, 中国天然气平均运销成本文为1.4元/立方米, 增值税为0.104元/立方米。根据式 (4) , 计算的2007年中国天然气基准价格Mi为3.51元/立方米。
②终端价格 (Pi)
2007年中国民用天然气平均价格为2.15元/立方米, 工业用天然气平均价格为2.47元/立方米。
③消费量 (Ci)
2007年中国民用天然气消费量为136.68亿立方米, 工业用天然气消费量为535.41亿立方米。
根据上述各项的参数确定以及价格法式 (1) 计算得2007年中民用天然气补贴规模为185.88亿元, 补贴率①为38.75%, 工业用天然气补贴规模为556.83, 补贴率为29.63%.因此, 2007年中国天然气补贴为742.71亿元, 平均补贴率②为31.48%。
(3) 电力补贴规模计算
对于中国居民电力补贴计算, 基准价格选取2007年居民电力长期边际成本1.03元/千瓦时③。根据电价执行情况监管报告, 2007年全国平均居民生活用电电价为0.501元/千瓦时;大工业用电电价为0.544元/千瓦时, 非、普通工业用电电价为0.723元/千瓦时, 加权平均工业用电电价为0.655元/千瓦时;商业用电电价为0.882元/千瓦时。对于农业生产用电, 2007年加权平均农业生产用电终端价格为0.485元/千瓦时④。居民用电量为3584亿千瓦时, 工业用电量为24847亿千瓦时, 商业用电3167亿千瓦时, 农业生产用电860亿千瓦时⑤。由以上可计算出电力补贴规模, 居民用电电力补贴规模为1895.936亿元, 工业用电电力补贴规模为9317.625亿元, 商业用电电力补贴规模为468.716亿元, 农业生产用电电力补贴规模为468.7。电力是二次能源, 其消费可以看作不产生外部成本 (林伯强、姚昕, 2009) 。因此, 总的电力补贴规模为12150.977亿元, 平均补贴率为36.35%.
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早在1960年, Johansen构建了一个用于研究挪威经济增长的多部门增长模型, 该模型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以及CGE模型拥有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使得CGE模型快速发展应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CGE模型, 其应用领域包含了国际贸易、财政税收、资源环境、收入分配和贫苦、区域经济等。
(1) 模型构建
与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不同, CGE模型有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它把经济主体、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既体现市场机制的作用, 又体现了经济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普遍联系。本文是以Dervis等 (1982) [17]和王韬、叶文奇 (2012) [18]的模型为基础, 进行了修改。
①价格
价格主要描述实物流和名义流以及各种经济指标之间的价格联系, 在CGE分析中, 生产假定为零利润, 当市场达到均衡时, 各种商品供给价格由按边际原则相互替代的商品总价格来决定, 如国内总产出价格和国内市场的综合产品价格:
其中, PQc是复合商品价格, tpc是商品销售税率, QQc是供给国内市场的复合商品数量, QDc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商品数量, QMc是进口商品数量, PDDc是国内生产供国内消费的需求价格, PMc是进口价格, QXc和QEc分别表示国内产出量和出口量, PXc为国内商品的复合生产者价格, PDSc为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供给价格, PEc为出口价格。
②生产和贸易
生产和贸易模块主要描述国内外产品市场的供需情况。生产模块为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第一层, 每个部门的总产出QAa是中间投入QINTa和增加值QVAa的常替代弹性函数, 即CES函数 (见式 (7) ) ;在第二层, 增加值由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CES函数复合而成, 体现了资本和劳动的不完全替代性, 由式 (8) 描述。各部门根据国内外价格决定总产出用于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 以追求利润最大, 国内总产出就在出口和内销间分配, 具有不完全转换弹性, 用CET函数刻画, 如式 (9) 。在国内市场, 由于进口和国内产出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 采用Armington函数 (10) 来描述复合商品的国内供给, 体现了国内品和进口品的替代性。
其中, QAa是活动产量, QVAa为总增加值, QINTAa为总的中间投入量, QLa和QKa分别为生产活动的劳动和资本需求, αava是生产活动的效率参数, δava是附加值CES函数的份额参数, ρava为附加值CES函数的指数, αct、δct和ρct分别是CET函数的转移参数、份额参数和止数, αcq、δcq和ρcq分别为CES函数的转移参数、份额参数和指数。
③经济主体
模型中的机构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和世界其他地区四个经济主体, 该部分的方程描述了各机构的收入和支出, 相互转移支付等。式 (11) 定义了每种要素的总收入。式 (12) 定义了国内非政府机构的总收入, 包括要素收入之和、国内非政府机构的转移之和、来自政府的转移和来自国外的转移。式 (13) 定义了政府总收入, 它是由关税、间接税、直接税和出口税构成。
其中, YFf为要速的总收入, WFf为要素的平均价格, 为要素报酬在各个生产部门的扭曲系数, QFfa为活动a的要素f需求量。YIi表示国内非政府机构的总收入, YIFif为国内机构i从要素f获得的收入, TRIIii′为国内非政府机构i′向i的转移, trnsfri gov为来自政府的转移, trnsfri row为来自国外的转移, 为消费者物价指数, EXR为汇率。YG表示政府总收入, TARIFF表示关税, INDTX表示间接税, HTAX表示直接税, EXPSUB表示出口税。
④系统约束
模型中的系统约束包括要素市场均衡、商品市场均衡、经常账户均衡、储蓄-投资均衡等, 当达到市场均衡时, 要求所有的商品和要素供给等于需求, 投资等于储蓄, 国际收支平衡。式 (14) 、式 (15) 、式 (16) 、式 (17) 分别表示要素市场均衡、商品市场均衡、经常账户均衡和储蓄-投资均衡。
其中, 是要素f的市场总供给, QHch为居民h消费的商品c, QINVc为固定投资需求, qdstc为存货变动, QTc为贸易投入的商品需求量, pwmc和pwec分别为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 为国外储蓄, MPSh为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 TINSh为居民的直接税率, GSAV为政府储蓄。
⑤宏观闭合选择
根据严斌剑 (2009) [19]、石季辉 (2011) [20]及王韬 (2012) 的研究表明, 基于凯恩斯理论的宏观闭合条件反应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的主要方面, 与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相符。凯恩斯闭合下, 投资和储蓄固定, 如式 (19) , 经济由实际需求决定。由于投资储蓄均固定, 模型过度识别, 于是式 (18) 中劳动报酬WL放松为内生变量, 另外资本要素设定为完全供给, 劳动要素完全供给, 劳动报酬内生。
(2) 数据处理
在进行CGE分析前, 先要构建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本文按照中国经济的社会核算矩阵研究小组的方法 (1996) [21], 编制了宏观社会核算矩阵①。社会核算矩阵是一个正方形矩阵, 每行和每列代表同一个账户, 如居民、政府、企业、世界其它地区等等。相同的行列代表同一个账户, 矩阵中的元素值代表各账户间的交易量, 该值是列部门对行部门的支付。同时, 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 在“活动”和“商品”项根据需要进行合并或细分。本文以此宏观SAM表为基础, 根据42部门投入产出表, 将活动和商品均分为8项:农业、采掘业、轻工业、重化工业、电力业、天然气业、建筑业、服务业。再将居民分为农村居民 (HHR) 和城镇居民 (HHU) , 形成完整的SAM表。
CGE建模除开SAM表之外, 还有一种数据源是弹性参数, 具体在本文构建的中国模型中有四种, 包括各部门的增加值与中间投入的替代弹性σαα, 要素间替代弹性σαvα, 商品的Armington弹性σcq和CET弹性σct, 利用这些弹性值和微观SAM便能够校准规模参数α和份额参数δ, 其他参数如税率仅需要SAM便能校准②;SAM和所有的参数就构成了模型所需的完整数据库。本文中弹性参数来源于GTAP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7Database。
5 取消天然气和电力补贴对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影响
根据上文分析, 天然气和电力补贴规模巨大, 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 还会导致过度消费, 不利于节能减排, 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但是, 由于天然气和电力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 取消补贴是否会对宏观经济、居民福利以及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影响如何?为解决以上的问题, 本文将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定量模型分析取消天然气和电力补贴对宏观经济、居民福利及产业结构的影响。
(1) 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表1是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拟结果。从表中可知, 取消补贴对真实GDP、进出口、就业、消费、政府储蓄、私人储蓄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单位GDP电力和天然气消耗则出现下降, 同时重工业比重也出现一定降低。说明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会对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取消电力补贴时会对真实GDP造成高达4.648%的下降, 但是, 电力和天然气的利用效率却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同时重工业比重下降, 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的优化。因此, 政府在下一步的能源价格改革时, 需要渐进进行, 避免一次性改革对中国经济造成过大冲击。另一个明显趋势是, 取消电力补贴对经济的影响效果远大于取消天然气补贴, 这是因为中国电力消费量要远高于天然气消费量, 对经济体的影响更加深远。
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电力和天然气会由于补贴的取消而出现价格上涨, 因此商品生产成本增加, 物价整体上升, 使得居民实际收入水平降低, 消费需求下降, 消费减少。当取消天然气补贴时,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减少4.568%和4.451%, 整体消费减少4.904%, 同时政府及私人储蓄的减少使得投资减少, 产出进一步下降,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真实GDP下降了1.839%, GDP的下降也导致就业下降了3.364%.商品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使得出口产品竞争力减弱, 从而导致出口减少, 为了保持贸易平衡, 进口也有一定幅度的减少。最后, 高天然气消耗部门产出下降 (见表2) 和各类生产投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情景下的要素替代共同导致了单位GDP天然气消耗下降了7.854%.取消电力补贴时也有类似的变化, 只是在量值更大。
(2) 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表2是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各产业产出及产业结构影响的模拟结果。从整体上看, 与预期一致, 不论是取消电力补贴还是天然气补贴, 都使得所有部门的产出出现不同幅度的减小, 对部门经济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取消电力补贴时, 除电力业外, 采掘业、天然气业、重化工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 服务业、农业、轻工业较小, 对建筑业的影响最小。取消电力补贴时, 也有类似的结论, 只是量值上远高于取消天然气补贴时。从行业分布来来看, 取消补贴对电力和天然气消耗较大的行业具有较强的紧缩作用, 如采掘业、重化工业等。取消补贴会导致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涨, 这些行业生产成本也会随之急剧上涨, 最终产品价格因此上升, 居民对这些行业产品的需求会下降, 其结果就是这些部门产出大量下降。而服务业、农业、轻工业等对电力和天然气资源的中间投入需求较小, 因此取消补贴对其生产成本影响有限, 这在IO表中也有所体现。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 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对产业结构变迁, 本文借鉴了王少平、欧阳志刚 (2008) [22]和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2011) [23]的研究成果, 将产业结构变迁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 以便更加细致考察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 它一方面是产业之间协调程度的反映, 另一方面还应当是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反映, 也就是说它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结构耦合程度的衡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TL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 Y表示产值, L表示就业, i表示产业, n表示产业部门数。当产业结构均衡时, TL=0, TL值越大, 表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实际上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衡量, 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的度量, 它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TS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 主要反映产业结构是否朝着“服务化”的方向发展, Y3表示第三产业产值, Y2表示第二产业产值。TS值越大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 意味着经济在向服务化的方向推进, 产业结构在升级。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 取消补贴会使TL值下降, 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增加, 产业之间更加协调, 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 这在表1中单位GDP电力/天然气消耗数据中也有体现。TS值上升, 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增加, 意味着经济在向着服务化的方向推进, 产业机构在升级, 这也与表1中重工业比重变化数据相对应。
(3) 取消天然气和电力补贴对政府、企业及居民收入福利的影响
由表3可知, 取消补贴对政府、企业、居民收入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中企业和居民收入减少最多, 而政府收入减少幅度相对较小。这首先与经济总产出的下降以及劳动力价格下降直接相关, 另外, 取消补贴引起的物价水平上涨是导致上述各机构实际收入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取消天然气补贴时, 真实GDP下降1.839%, 劳动力价格下降1.253%, 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因此分别下降4.568%和4.451%, 企业收入下降4.517%.居民、企业收入及总产出的下降使得政府各项税收收入减少, 但由于取消补贴后政府支出减少, 最终政府收入仅下降3.892%.对于居民福利, 可用等价性变动EV指标来衡量, 当然也可以用补偿性变动CV来衡量。由于EV和CV差别不大, 这里仅列出EV指标。从表3可以发现, 由于收入下降、消费减少, 居民福利出现恶化, 取消天然气补贴会使农村和城镇居民福利分别降低4.162%和5.260%.
上述结果表明, 取消电力天然气补贴虽然对经济增长、就业、进出口等宏观经济变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居民、企业及政府收入都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但却可以明显减少单位GDP电力/天然气消耗,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对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实现“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政府在进行下一步的能源补贴改革时, 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循序渐进推动能源价格改革, 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利用价差法计算了我国电力和天然气的补贴规模, 然后在构建的中国经济的CGE模型基础上, 定量分析了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及居民收入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对真实GDP、进出口、就业、消费、政府储蓄、私人储蓄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单位GDP电力和天然气消耗则出现下降, 同时重工业比重也出现一定降低。②从不同行业产出的变动来看, 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均对所有行业的产出都带来了负面冲击。相对而言, 采掘业和重化工业所受影响最大, 其次是服务业、农业、轻工业, 而建筑业所受的负面冲击要小得多, 这一变动特征与不同行业电力或天然气投入强度直接相关。③取消电力和天然气补贴使得居民、企业及政府收入出现下降, 损害了居民福利, 而政府由于补贴支出减少, 收入减少幅度要低于居民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