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法（精选10篇）
反补贴法 篇1
1 污染者自担费用原则的内涵
污染者自担费用原则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PPP原则) , 在不同的语境中, 有不同的含义。
1.1 环境责任法
PPP原则是欧盟环境责任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意指污染者承担应当对其污染行为给他人以及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和恢复原状的责任。国内环境法学者通常的解释是:污染者只要造成了环境污染或者公害, 无论有无过错, 都应负赔偿责任, 承担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环境的责任。该原则在国际环境责任法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国际海事组织在《国际油污预防反应和合作公约》将之称为国际环境法的一般原则, 而1992年国际环发会议里约宣言发出呼吁, 要求各国采纳PPP原则, 推进环境污染成本的内部化。1997年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第174条明确地引入了该原则, 使之成为欧盟环境责任法的核心规则。
1.2 环保主义者和贸易自由主义者
在环境保护主义者眼中, 环境补贴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所有破坏环境的行为都应受到制裁, 让污染者承担全部的污染成本, 并将该成本纳入污染者的产品价格中, 将会大大降低污染者的市场竞争能力, 最终以市场的力量, 制止污染行为, 保护自然环境。在自由贸易主义者眼中, 一切补贴都是不是接受的。尽管出发点不同, 两者均主张将PPP原则绝对化, 主张无补贴原则。污染者, 包括污染国, 如果没有承担国内污染所产生的费用, 将污染成本内部化, 进口国就可以对其征收反补贴税。
1.3 反补贴法
在反补贴法中PPP原则是指除了特定的例外情况之外, 政府不应当以减轻企业因承担环境责任而产生的负担, 给予污染企业以补贴。这一原则的根本目的是限制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滥用环境补贴, 以环境补贴的名义为经营者提供资助或其他服务, 提升其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 扭曲贸易价格, 限制国际贸易与投资。而限制产生污染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 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
2 经济合作组织的PPP原则
最早将国际贸易与环境补贴联系起来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1972年, OECD在《关于环境政策之国际经济问题指导原则》 (下称“OECD指导原则”) 首次提出污染者自担费用原则:“污染者应当承担因履行公共机构的决定, 为确保环境处于可接受状态所采取的环境保护与控制措施而产生的费用。”1974年OECD《理事会关于执行污染者自担费用原则的建议》 (下称“OECD执行建议”) 再次强调说:“污染者应当自负费用实施使环境处于可接受状态的有关措施, 换言之, 实施这些措施的成本就当反应在那些因生产或消费而发生污染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之中。”1989年OECD又发布了《理事会关于事故污染中适用污染者自担费用原则的建议》, 要求危险装置的经营者, 应当承担实施装置所在国为公众健康和安全而制定的防止控制装置发生事故污染制定的合理措施而发生的费用。2001年OECD农业与环境联合工作小组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标准, 要求污染者应当承担因事故造成的环境损失的赔偿和清理费用。
OECD提出PPP原则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各国环境保护标准的协调和统一, 减少与环境有关的补贴措施, 促进企业环境成本的内部化。环境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但人们却并没有将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内化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之中, 并体现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价格之上。其结果是, 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为此, OECD提出PPP原则, 以促进企业将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从而以市场的力量促进环境的保护。
但是, 指导原则的起草者也坦言, 在许多情况下, 如果确保环境处于可接受的状态之下而减少污染的措施成本过高, 也是不切实际的, 要求各国实施完全统一的环保措施在实践中, 也是不可能。因此, PPP原则并排斥所有的环境补贴, 而只是反对显著造成国际贸易与投资扭曲的补贴。1974年OECD执行建议倡议提出了严格的限制, 要求每一项补贴应当遵守以下三个条件: (1) 补贴应严格限制于面临严重困难的行业、地区或企业; (2) 补贴应与一项为达到特定的经济社会目标而实施的具体环境项目相关联并预先设定过渡期; (3) 补贴不得导致贸易与投资的严重扭曲。如果一个成员国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之下, 需给予一个新建企业以补贴, 补贴的条件应当比现有企业获得补贴的条件严格。
3 WTO法中的环境补贴规定与PPP原则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环境补贴也被纳入谈判, 并达成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 OECD的PPP原则, 并没有被世界贸易组织法完全接纳。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以下简称“SCM协定”) 和《农业协定》, 对于环境补贴做出了规定。在WTO反补贴法中, 农业环境补贴是允许的, 而制造业中的环境补贴, 则由SCM协定调整。
根据SCM协定第31条的规定, 环境补贴, 作为一种不可诉补贴, 具有临时适用性, 其临时适用期早在1999年12月31日届满。因此, SCM协定对于环境补贴的态度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临时适用期内, 符合协定第8条规定的环境补贴是不可诉补贴。根据协定第8条第2款 (c) 项规定,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了环境保护的新法规, 为了实现新法规提出的要求, 某个企业必须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 如果这些改造将对企业构成很大负担, 则政府可以对此提供环境保护资助, 但应符合SCM协定规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环境保护资助数额在企业适用新法规所需费用的20%以内, 或与公司计划减少废弃物和污染有直接联系且成比例, 不包括任何可实现的对制造成本的节省, 补贴措施是一次性的临时措施等。如果不符合这些规定, 环境补贴措施将是可诉的。《农产品协议》规定, 在农业中实施的环境补贴属于绿灯补贴, 即完全允许补贴。临时适用期结束后, 认定一项具体的环境补贴措施是否可诉, 应当按照SCM协定通常标准以及进口国有关法规进行具体的判断了。根据SCM协定的规定, 不是所有补贴都当然地构成SCM协定项下的可诉补贴。只有该项环境补贴措施是专向性地提供给特定企业、行业或地区, 该补贴才受到SCM协定的约束。
比较OECD提出的PPP原则, 不难发现, PPP原则的适用范围比WTO的规则更加广泛, 它适用于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三大产业中所有造成贸易和投资扭曲的环境补贴措施。而SCM协定有关环境补贴措施专向性的规定给与PPP原则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以为, SCM协定中的专业性规定, 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在长期实践中达成的判断一项补贴是否造成贸易投资扭曲的一项合理标准, SCM协定专向性规定, 与执行建议的要求并无冲突。
从OECD的表述可以看出, PPP原则要求企业应当将其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时为达到公共机构要求的环境保护标准而产生的成本内部化。然而, PPP原则不等于无污染原则, 因为该原则是建立在承认环境污染在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基础之上的。PPP原则也不等于无补贴原则, 因为该原则认识到, 环境污染的成本不应当绝对地、全部地由污染者承担, 也不可能由全部污染者承担。PPP原则提出了以市场手段解决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思路, 但这一思路并没有将政府的补贴完全排除在外, 而是给政府补贴加上了严格的限制。无补贴原则的极端化做法, 实际上使PPP原则成为了一种空洞的、难以落实的口号。
4 PPP原则的争论和启示
OECD提出PPP原则之后, 围绕这一原则,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扭曲的环境补贴措施。发达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频频提起反补贴调查的申请, 申请理由是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或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的高标难相差甚远, 这些国家的工业国不必像发达国家的企业一样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 从而在与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中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 发达国家的做法, 其实是“既占便宜又卖乖”, 发达国家实际上一方面借发展中国家急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心理, 把一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却以反补贴为由, 阻碍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企业在保护环境的同时, 增加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发展本国经济。然而, 近年来, 随着地球环境日益恶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提出了低碳经济发展战略。PPP原则因其符合当前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正在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国内研究者对OECD的PPP原则多有误解, 将其无补贴原则混为一谈。更多的人支持前述发展中国家的旧有观点。这种趋势, 既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 也不符合国际环境与贸易平衡发展的大趋势。本文以为, 我们应正确认识该原则的内涵和功能, 在制定低经济发展战略时, 应当遵循PPP原则及WTO的规则, 否则可能授人以柄, 产生不必要的贸易纠纷。从长期看,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PPP原则的社会功能, 以PPP原则为基础, 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环境责任法律制度, 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
摘要：污染者自担费用原则是发达国家环境责任法和反补贴法上的重要原则, 发展中国家曾对该原则批评多多。然而, 随着全球环境不断恶化, 它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并对WTO的补贴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应顺应潮流, 在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时, 慎用政府补贴, 以免授人以柄, 产生不必要的贸易争端。
关键词：低炭经济,反补贴法,环境补贴,污染者自担风险原则
参考文献
[1]Candice Stevens.Interpreting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in the Trade and Environment Context,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4, 27 Cornell Int'l L.J.577.
[2]Guiding Principl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nex,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oc.C (72) 128 (May 26, 1972)
[3]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luter-Pays Principle, OECD Doc.C (74) 223 (Nov.14, 1974) .
[4]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luter-Pays Principle to Accidental Pollution, OECD Doc.C (89) 88/FINAL.
简析欧盟动态内存反补贴案 篇2
案件背景简介
欧盟——动态内存反补贴案（WT/DS299/R）涉及的主要争议是有关欧盟对产自韩国的动态内存产品征收最终的反补贴税。该反补贴调查开始于2002年7月25日。2003年8月22日，欧盟对由大宇生产出口的动态内存征收最终反补贴税。欧盟认为，下述五个措施是补贴措施，因此对这五项措施征收34.8％的补贴税：（1）辛迪加贷款（Syndicated Loan）：该项财政计划的一部分是8000亿韩元，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大宇的现金流与2001年到期并应支付的债务之间的差额。虽然由十家银行参与了辛迪加贷款，但是欧盟仅仅审查了其中的三家银行。（2）韩国出口担保项目（KEIC Guaratee）：在2001年1月，大宇的90天承兑的出口信用金（export credit facility）从8亿美元上升到14亿美元。大宇的每一笔出口交易，依据从参加的14个银行能够获得立即支付。韩国出口担保公司（KEIC）保证银行能够得到支付，不管出口商或进口商是否破产。（3）韩国发展银行债券项目（KDB Debenture Program）：2001年1月4日，大宇承认存在该计划，到期债务被返回投资者，大宇必须支付20％的到期债务，80％的到期债务由韩国发展银行（KDB）购买，其中70％作为联合债券责任（CBO）和联合贷款责任（CLO）再打包给投资者，该项由韩国信用保证基金（KCGF）担保。剩余的10％由KDB自己保留。（4）2001年5月重建项目（May 2001 Restructuring Program）：该计划由18个大宇债权银行在债权人会议上签署。其包括对大宇注入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 (GDRs) 的13000亿韩元的资金；长短期债务的延期；债权人银行购买的价值10000亿韩元的可转换债券。（5）2001年10月重建项目（October 2001 Restructuring Program）。
涉及《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的法律争议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1)(i)和(iv)条——资金的转移或委托或指令
韩国声称，欧盟关于上述五项计划中存在财政资政的决定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条的规定不符，原因在于欧盟没有证明，参与上述计划的私人个体受韩国政府委托或指导向大宇提供财政资助。专家小组经审查认为：（1）在辛迪加贷款项目中，KEB（Korea Exchange Bank）确实向大宇提供了财政资助，因此欧盟的相关认定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条的规定相符；（2）在韩国出口担保项目中，韩国出口担保公司（KEIC）确实向大宇提供了财政资助，因此欧盟的相关认定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条的规定相符；（4）在韩国发展银行（KDB）债券项目中，诸如KDB这样的公共机构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已经构成财政资助，因此欧盟的相关认定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条的规定相符；（5）在2001年5月重建项目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被指令来参与该项目，债权人银行购买价值10000亿韩元的可转换债券不构成政府财政资助，因此，欧盟的相关认定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条的规定不相符；（6）在2001年10月重建项目中，由KDB, Woori Bank, Chohung Bank, KEB, NACF and Citibank的参与构成了财政资助，因此，欧盟的相关认定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条的规定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小组在得出上述结论时通常考虑了下列因素：所涉银行的政府所有权范围；资助时受益者的财政状况；在决定参加项目时某些银行的公共利益的考虑；在补贴调查中所拥有的信息等。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b)和第14条——利益的存在和数量
韩国声称，欧盟关于利益是否存在及利益存在的数量的决定与第1.1(b)和第14条的规定不一致。
关于利益是否存在，经审查，专家小组认为：（1）在辛迪加贷款项目中，欧盟没有证明由KDB和KEB作为辛迪加贷款的一部分，以第1.1(b)条规定的方式，提供的财政资助所产生的利益确实存在；（2）在韩国出口担保项目中，欧盟作出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即韩国出口担保公司的担保以第1.1(b)条规定的方式给予给大宇一项利益；（3）在韩国发展银行（KDB）债券项目中，欧盟作出了合理的结论，即KDB购买大宇的公司股票的行为已经给予大宇公司一项利益，从而违反了第1.1(b)条的规定；（4）2001年5月的重建项目已给予大宇公司一项利益，欧盟的相关结论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b)条的规定一致；（5）2001年10月重建项目已给予大宇公司一项利益，欧盟的相关结论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b)条的规定一致。
关于利益的数量，专家小组经审查认为，欧盟关于每一项财政资助所给予的利益数量的计算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b)和第14条的规定不一致。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2和2条——专向性
韩国声称，欧盟只是根据补贴使用者的有限数量和大宇使用大部分的补贴项目就得出事实上的KDB项目、2001年5月和10月的重建项目中的被诉补贴的专向性，而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证据支持该结论。经审查，专家小组认为，欧盟关于认定KDB项目、2001年5月和10月的重建项目中的被诉补贴的专向性的结论是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2和2条的规定一致。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2.7条——可利用的事实
韩国声称，在一些情况下，欧盟使用可利用的事实的方式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2.7条的规定不一致。在分别考虑了经济部长会议、雅瑟安德森的报告及花旗银行的做法后，专家小组认为，欧盟没有在采纳可利用事实方面违反第12.7条的规定，因为欧盟作决定时所考虑的相关信息没有被提供，欧盟才选用二手信息（如新闻报道）作为可利用信息用在补贴决定中。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条——积极的证据和客观审查
韩国声称，欧盟没有根据《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条的规定行事，原因在于，欧盟关于损害和因果关系的决定不是根据积极证据，对被诉补贴的进口产品进行客观的审查而得出的。然而，专家小组经审查认为，不能单独审查一项措施是否与第15.1条的规定一致，因为韩国没有对提供任何关于违反第15.1条规定的事实方面的情况。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2条——受补贴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增长
韩国声称，欧盟关于大宇生产的进口产品数量显著增长的决定没有根据积极证据进行客观的审查，因此，这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2条的规定不一致。专家小组经审查认为，大宇生产的进口产品数量可以被认为是显著的。因此，专家小组得出结论，韩国没有有力地证明欧盟的该项做法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2条的规定不一致。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2条——受补贴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
韩国声称，欧盟没有适当地评估大宇的进口产品对价格造成的显著影响，因此违反了第15.2条的规定。专家小组针对韩国诉请的五个方面并最终认为，第15.2条并没有规定衡量进口产品对价格造成的影响的任何具体的计算方法，仅仅要求所选择的方法是合理的和客观的，也没有规定搜集数据期限的明确责任等等。因此，专家小组得出结论，欧盟在审查进口产品对价格造成影响的做法没有违反《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2条的规定。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4条——受补贴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
韩国声称，欧盟对国内产业现状进行的评估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4条的规定不一致。韩国对该项诉请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抗辩意见。其中关于工资方面得到了专家小组的支持，因为，欧盟确实没有对第15.4条规定的工资一项进行审查。专家小组驳回了其他三个方面的抗辩意见。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5.1和15.5条——因果关系和非归因性
韩国声称，首先，欧盟没有证明，在受调查的进口产品与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之间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其次，欧盟没有保证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被归因于受调查的进口产品。专家小组经审理驳回了韩国上述诉请。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22.3条——在审查结论中列举足够的信息
韩国声称，欧盟在最终裁定中没有根据《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22.3条的规定提供关于受补贴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对价格的影响、受补贴产品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足够信息。专家小组指出，韩国的该项诉请是以韩国关于第15.1、15.2、15.4、15.5条的诉请为基础的。专家小组驳回了韩国关于第15.1、15.2、15.4、15.5条的诉请，因此，出于司法经济原则的考虑，专家小组对韩国的该项诉请没有继续审理。
案件意义
通过研究该案，我们发现，在反补贴调查中，对资金的转移、委托或指示的认定通常涉及证据问题。韩国之所以在该问题上处于被动，根本原因在于，欧盟调查当局掌握了MFE给KEB和FSC的信函。该信函要求KEB向FSC申请放弃贷款上限参加到辛迪加贷款中去，还要求FSC同意KEB的申请，并出具弃权函。这封信成为证明存在“指示”的铁证。同时，欧盟还掌握着FSC召开会议时有关该事项的会议记录。
因此，我国在应诉反补贴调查中，应该注意相关证据的保密工作。如果确实存在政府向相关机构和企业作出的指示或委托，那么应该采取必要保密措施。加拿大近两年对我国提起的反补贴案件中有一起就由于证据不足而终止。另一方面，中国在今后的银行贷款活动中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运作，减少政府干预的力度，不能将反补贴之嫌授人以柄。
加强WTO《补贴和反补贴协定》以及相关反补贴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通行反补贴规则以及运用情况，一方面可以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另一方面也可以关注其他国家的补贴情况以及对我国贸易和市场的影响，及时运用反补贴措施，维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应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国外反补贴调查和WTO争端解决案件。
反补贴法 篇3
一、欧盟反补贴条例的规定
对补贴进口产品引起欧盟产业损害的分析主要是审查补贴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因素。欧盟反补贴条例第8 (5) 条和第8 (6) 条对补贴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做了规定:“5.第2款提及的所有相关证据必须能证明受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 具体来说, 这需要证明第2款中列举的数量和/或价格水平对共同体产业造成了第4款列举的影响, 该影响程度大得足以将之称为实质性的影响。6.还应审查除补贴进口产品以外的, 同时正在损害共同体产业的任何已知因素, 以确保根据第5款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因于补贴进口产品。这方面的可能的有关因素特别包括:未接受补贴的所涉产品的进口数量和价格, 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 外国和共同体生产者的限制性贸易做法及它们之间的竞争、技术发展以及共同体产业的出口实绩和生产率。”
二、欧盟对中国铜版纸反补贴案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2010年4月, 应欧盟纸张生产商协会的申请, 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进行反补贴调查。2011年5月, 欧盟作出反补贴终裁, 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开征反补贴税。
(一) 补贴进口的影响
调查期间原产于中国的35%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对欧盟市场的价格水平造成了巨大影响。调查显示, 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整个考虑期间急剧上涨 (+183%) 。从2006年到2007年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首次翻一番, 而2007年的价格较之往年低了2%。2008年来自中国的进口保持稳定, 而平均价格却下跌超过了1%。中国的进口量 (+71%) 和市场份额 (+120%) 在调查期间再次急剧增长, 而其下跌的价格 (-5%) 削低了四家代表性欧盟生产商的价格7.6%, 从而对欧盟市场施加了价格压力并阻碍了欧盟生产者将价格提到可盈利的水平。
考虑期间的欧盟消费下降了14%。欧盟生产商面临着销售量的显著下降 (19%) 。然而, 销售的下降较之需求的降低更为明显并导致了其市场份额5个百分点的损失。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上涨了3个百分点。这表明欧盟产业的市场份额已经大部分地被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所占据。因此, 应当认定, 欧盟市场上来自中国的低价格的补贴进口施加的持续性的压力并没有允许欧盟产业调整销售价格以适应上升的原材料成本, 尤其是在2008年纸浆价格达到了顶峰的时候。这导致了欧盟产业市场份额的减少和利润率的损失。
就价格而言, 中国进口削低了代表性欧盟生产商的价格达7.6%, 这在高价格透明度的市场上被认为影响重大。除了在中国出口没有增长的2007年该价格有着例外的上涨外, 欧盟代表性生产商的价格在考虑期间是稳定的。2009年欧盟生产商是以损失长远的市场份额和源于那些稳定价格的合作的利润率以及下降的原材料成本为代价来保持他们的价格稳定。
(二) 其他因素的影响
1. 欧盟市场消费的发展和经济危机。
欧盟铜版纸消费在2007年首先增长, 而随后在2008年和调查期间下降。在考虑期间, 欧盟产业损失了市场份额。一家中国的合作生产商和中国政府声称欧盟产业的销售量、市场份额和生产的下降是因为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消费下降和电子媒体的扩张, 因而不应该归因于中国进口;在2007年到调查期之间欧盟消费的消极变化就销售量和产量而言对欧盟产业的处境产生了不利影响。鉴于调查并没有发现经济危机与欧盟产业所遭受的实质损害间有着很强的因果关系, 故该观点被驳回。相应的, 欧盟产业经济形势的恶化被认为主要是由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出口商实行的价格削低而非减缩的消费所导致。尽管需求的缩减会促成损害, 但其不能打破所遭受的实质损害与补贴进口的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2. 原材料的价格。
四家代表性欧盟生产商的平均生产成本2006—2008年间稍稍上涨 (2%) , 在调查期间下降了5%。调查显示, 四家代表性欧盟生产商生产铜版纸的生产成本大体上与纸产业中的一种主要原材料纸浆的价格变化趋势一致。在2006—2008年间纸浆的平均价格上涨了8%, 而之后从2008年末到调查期的最后一个月之间纸浆价格急剧下降。2009年纸浆价格较之往年平均低了19%。如果没有补贴对欧盟产业造成损害, 预计价格会规律性的调整以反映生产成本各种因素的发展变化。然而直到2008年这都没有发生。欧盟产业确实是为了与来自中国的低价补贴进口抗衡而即便是在2008年纸浆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都被迫保持低的销售价格, 这导致了这段时期其利润率的显著下跌。调查期间, 由于纸浆价格不正常的下降, 而此时铜版纸的价格保持稳定, 故情势有所缓和。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例外的时期, 仍旧相当低的利益水平并没有使欧盟生产商从持久的补贴中恢复过来。尽管原材料成本下降, 产品价格仍不能上升到可以取得这种资金密集型产业所必需的固定的利润幅度的层面上。
相应的, 削低了四家代表性欧盟生产商的价格的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产品抑制了欧盟市场的价格, 并妨碍了他们为弥补其成本或获得合理收益而提高他们的市场价格。考虑到调查期间原材料价格显著下降, 故可以认定它们对同期欧盟产业遭受的实质损害没有影响。
3. 代表性欧盟生产商的出口实绩。
为确保其他因素造成的可能的损害不归因于补贴进口, 出口实绩亦作为除补贴进口之外的已知的因素之一加以审查, 因其同时会损害欧盟产业。分析显示, 考虑期间四家代表性欧盟生产商向无关联当事人的外销占据了其销售的重要部分 (约26%) 。虽然在考虑期间出口销售额也下降了16%, 出口销售额的损失远没有欧盟市场销售额 (19%) 的损失明显。因此出口数额的下降并不能解释四家代表性欧盟生产商所遭受的损害程度, 不会打破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产品与欧盟产业所遭受的损害间确立的因果关系。
4. 来自第三国的进口产品。
向欧盟市场出口铜版纸的主要第三国是瑞士、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从进口数量的发展趋势来看, 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增长较之来自任何其他第三国都更为明显。比如来自瑞士的进口, 它们总是以比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高很多的价格来销售。除了在2008年的进口临时提高4%, 而在随后的调查期间又跌至接近2006年的水平, 瑞士产品的市场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就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进口而言, 印尼的产品也是以较高的价格进入欧盟市场。考虑期间从韩国进口的产品数量较少, 其市场份额保持稳定。虽然韩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与中国的相当, 整个考虑期间韩国的价格并没有显示持续上涨的趋势, 而中国的进口产品则相反。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较之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有着明显更高的价格, 并且进口量较低。据此, 来自那些第三国的进口不会加剧欧盟产业遭受的实质损害。
5. 结构性产能过剩。
一家中国的合作出口商辩称, 欧盟产业遭受的损失是由欧盟产业的产能过剩引起的。因此, 产能的下降和欧盟产业的合并并不是中国进口的结果, 而应当被看做解决产能过剩的措施。然而, 调查显示, 调查期间尤其是2008年欧盟产业发生的损失, 即便经历了生产商的重组, 欧盟产业仍然不能够将其价格提高到成本价之上。该情形主要是由补贴进口削低欧盟产业价格从而对其施加的价格压力所导致。因此, 该主张被驳回。
三、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 在整个考虑期间原产于中国的低价补贴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市场份额存在着大幅上涨。而且, 这些进口产品的补贴价格低于欧盟市场上欧盟产业对相似产品类型收取的价格。原产于中国的低价补贴进口的数量和市场份额的上涨与2006年到调查期之间欧盟市场上总的需求的下降相一致, 也与同期欧盟生产者的市场份额的消极进展吻合。与此同时, 欧盟产业经济与财务状况的主要指标呈现了消极发展态势。对可能对欧盟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已知的因素的考察显示, 这些因素还没有到可以打破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与欧盟产业遭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程度。基于以上分析, 在适当地将所有已知因素对欧盟产业状况的影响与补贴进口的损害影响区别开来后, 可以得知, 来自中国的补贴进口已经对欧盟产业造成了反补贴条例第8 (5) 条意义上的实质性损害。[本文系湖南高校创新平台建设项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严重侵害的认定 (12K038) ”和“国际典型反补贴调查案件研究” (10K036) 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颜诣.欧盟反补贴调查中损害的认定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11.
[2]COUNCIL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No 452/2001 of 6 may 2009 imposing a definitive anti-subsidy duty on imports of coated fine paper 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反补贴法 篇4
众所周知，我国出口产品长期以来深受国外反倾销的危害，由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反倾销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国内对反补贴等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目前针对我国的反补贴调查较少，但加拿大、美国和欧盟近来已经发出了对华反补贴的信号。而随着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面临反补贴调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外国对华反补贴现状
加拿大：根据WTO统计，1995年至今，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列在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土耳其和南非之后，居第七位；加拿大是针对中国进行特保立法的八个WTO成员之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在2004年连续对中国产品发起三次反补贴调查。
2004年4月13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室外烧烤架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该案是自1995年以来外国对华反补贴第一案。加边境服务署在终裁时决定终止本次反补贴调查，并退还了初裁后已征收的临时反补贴税。
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紧固件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9月10日，加边境服务署发布初裁公告，裁定原产于中国的紧固件存在补贴，并决定征收32％的临时反补贴税。12月9日，加边境服务署对中国紧固件反补贴案做出最终裁决，裁定中国出口加拿大紧固件的补贴量为每公斤1.25元人民币。2005年1月7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存在损害的肯定性裁决。
2004年10月4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中国的复合地板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2005年2月16日，根据初步调查，加边境服务署作出初裁，认定来自中国的涉案产品构成补贴，税率为2.01%。5月17日，根据最终调查，加边境服务署作出终裁，认定来自中国的涉案产品构成补贴，总体补贴幅度为3.0%。6月16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存在损害的肯定性裁决。
美国：2003年4月，美国Ciba特殊化学品有限公司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二氨基二苯乙烯二磺酸和荧光增白剂提起反补贴调查申请。同月20日，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宣布终止该调查。
欧盟：目前欧盟对华还未提起过正式的反补贴调查。但是，已经出现了欧盟涉及反补贴问题的迹象。2005年7月7日，欧盟发布立案公告，宣布对华皮面鞋和合成皮面鞋发起反倾销调查。欧盟在为本案设计的市场经济地位问卷中，罕见地涉及到补贴问题。该问卷最后一题要求出口商列出并简要描述各级政府就以下方面提供的并为贵司带来利益（如比市场条件优惠的条件）的各种各样的财政资助：税收和关税优惠、优惠拨款、贷款或者资本注入、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以外的货物或者服务、政府购买货物。
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还能保护中国避免遭受反补贴调查多久？
《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的来由
一般认为，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来源于美国对“乔治城钢铁案”的判决而形成的判例。1983年，美国乔治城钢铁公司（以下简称“乔治城钢铁公司”）和大陆钢铁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就来自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钢丝绳提起反补贴调查，指控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存在出口外汇留成、奖励和所得税减免等出口补贴。美国商务部调查后认为，美国反补贴法有关条款含义内的奖励或补助无法在非市场经济体中得到认定，并解释说，补贴就其定义而言，是扭曲和破坏市场秩序并导致资源配置不当、鼓励无效率生产和世界财富减损的行为。对于非市场国家而言，不存在市场，所以寻找“市场秩序”的扭曲和破坏没有意义；如果补贴适用于非市场经济体，那么这些非市场经济体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可能构成补贴。原告不服美国商务部的裁决，于1984年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美国商务部的裁决。国际贸易法院经过司法诉讼程序，推翻了商务部关于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裁决，判决原告胜诉。美国商务部于是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1986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判决，撤消了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指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给出口生产企业提供的经济激励不构成补贴。本案裁决后，乔治城钢铁公司曾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但最高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形成判例，对同类案件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该判决在此后对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国家正通过立法程序为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寻求法律依据
在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明确表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15年内，仍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和欧盟至今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这本质上并没有构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提起反补贴调查的障碍。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正通过立法程序为对中国提起反补贴调查寻求法律依据。
1992年，基于中国电风扇在美国反倾销案中有“市场导向产业”这一认定，美国商务部对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进行了重新认定，即《反补贴法》虽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但可以适用于市场导向产业。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争取行业市场经济地位，并对应诉的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为美国对中国适用其《反补贴法》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国内要求通过有关立法，对中国适用美国《反补贴法》的声音一直未曾停止过。
2004年6月，美国缅因州议会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建议美国《反补贴法》应当同样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此外，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中美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国会力劝商务部应当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税。如果商务部不予实施，国会应当以立法的途径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美国目前的政策，即《反补贴法》不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严重限制了美国在面临由于中国政府给中国企业大量补贴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而进行抗争的能力。
2005年3月，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议员提出名为《2005年停止海外补贴议案》。该议案要求修订美国现行的反补贴法，对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视同仁，对中国等国家补贴出口的做法进行反击。该议案发起人指出，根据现行的反补贴法，如果发现法国、巴西、日本或是其他任何市场经济体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就可以对它们课以反补贴税，但是却不能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体这样做。这种不平衡的现象，被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衬托得格外明显。美国需要一系列的补救措施，迫使中国遵守游戏规则。该发起人认为，此次提出的这项议案，能够填补美国贸易法规中最大的一个漏洞。
2005年7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255票赞成、168票反对的简单多数票形式通过了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此前一天，由于未在众议院获得2/3以上的赞成票，该议案暂被“搁浅”。根据这份议案，美国的反补贴法将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部分美国制造商对该议案十分推崇，因为若其通过，美国制造商就将多一项贸易救济“武器”。根据美国立法程序，该议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很小，议案的提出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搏弈的需要。尽管如此，从美国修改反补贴法的意图可以看出，中国在反补贴贸易救济措施方面所面临的新的困境。
据悉，美国、欧盟作为全世界使用反补贴措施的最主要经济体，已经在密切关注我国的各类补贴政策和信息。2004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在向国会提交的反补贴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正在搜集我国的补贴政策和资料；欧盟也开始收集和研究我国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情况，以期时机成熟时并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2003年9月，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制订了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新政策，并于2004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该政策规定，加拿大政府在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进行反倾销复审时，将推定被调查的中国产业为市场导向产业，并采用与其他国家（地区）相同的计算方法来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如果加拿大国内申请方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反对这一推定，加拿大主管部门则将启动市场导向产业调查，以确定该产业是否为市场导向产业。此次加拿大通过修改国内相关贸易法规，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可视中国相关产业为市场经济产业”，为对中国相关产业开始反补贴调查扫清了法律依据上的障碍。因此，加拿大在2004年连续对我国发起三次反补贴调查也就不足为怪。
外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反补贴调查
目前，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有反补贴方面的法律和实践。此前，这些国家由于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长期未对我国采取反补贴行动。根据最新统计，全球已有36个国家相继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的反补贴形势也越来越严峻。
美国前贸易代表也认为，中国一旦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国有资本占有较大比重的行业和任何接受政府补贴的行业在出口美国时都有可能受到美国反补贴法的阻挠，届时中国出口产品就有可能同时遭遇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损失可能会更大。
因此，无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否得到别国的承认，中国当前对反补贴问题都不可掉以轻心，并给予高度的重视。
未雨绸缪：增强危机意识，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针对我国所面临的反补贴形势日益严峻，我国政府、企业、商会/协会、律师以及各级研究机构等应各司其职，尽快地行动起来。
政府：担当起应对反补贴调查的主导作用
反补贴调查应诉以政府为主体，针对政府的出口补贴和生产补贴。
首先，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世贸组织和各国尤其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反补贴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只有熟练掌握游戏规则，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并适时运用本国的反补贴规则进行反击。目前我国政府已经作为第三方参与了美国、欧盟等国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有关补贴案件的审理，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学习和实践并重。其次，根据世贸组织反补贴规则的要求，加紧清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关补贴措施方面的规定，完善补贴手段。第三，加强应对反补贴的组织建设。反补贴调查通常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产业的信息，须有专门的机关进行协调和操作，并保证有足够的专门人才和人力。最后，在实际面临反补贴调查时，积极与调查国进行交涉，同时全力配合调查，填写问卷，争取对我有利的最佳结果。
此外，政府在精通规则的基础上，可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反补贴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危害。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在严格禁止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的同时，对可申诉补贴和不可申诉补贴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就航空工业而言，各国政府对航空工业的补贴，以利用军用飞机和太空发展计划补贴民用飞机研制最为普遍，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运用这一金额庞大又不易被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指控的间接补贴方式。这种补贴策略给中国调整产业补贴方式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
企业：消除畏难心理，积极有效地参加应诉
和面临反倾销调查时的态度一样，国内许多企业都存在应诉不积极的问题，个中缘由多种多样。现代企业应树立现代观念，从国际视角和长远眼光审视所面临的反补贴调查等国际诉讼；有条件的企业可设专门部门，应对可能发生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一般的企业也应了解基本的规则。
商会/协会、律师：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和代理工作
商会/协会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扎扎实实地推进行业自律建设，积极组织和协调出口企业应诉，切实保证“谁应诉，谁受益”原则的实现，敢于在调查机关面前积极抗辩，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本领域的代理律师应当积极探索、积累反补贴的应诉经验，加强对外国同行应对类似调查的经验和技巧的研究和学习。通过共同努力，尽可能地化解国外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反补贴立法之不足与完善 篇5
一、中国反补贴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中国反补贴法律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晚,因此,现行制度在结构和内容上大部分借鉴了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的规定,但这同时也是中国的优势,即中国的反补贴法律制度的建设从起步开始就与WTO的相关规定保持较大的一致。
在中国目前的反补贴体系中,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处于核心地位,该条例已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反补贴条例》与WTO《SCM协定》基本衔接,在形式上将反倾销与反补贴分开,单独立法。在内容上《,反补贴条例》注重与《SCM协定》基本保持一致。2004年3月,国务院又对《反补贴条例》作了小幅修改。为了使《反补贴条例》更具操作性,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在《反补贴条例》施行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规章。可见,中国相关部门在反补贴立法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建立了基本的补贴和反补贴立法体系。但相对于中国今后市场经济开放和发展的需要来说,中国的反补贴立法还存在着种种不足。
1.《反补贴条例》虽为主体,但其本身立法层次较低。
一部法律、法规依其制定机关不同而有其位阶层次。调整某一社会关系的立法应有其相应的位阶才足以最大限度地完成法规本身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反补贴立法调整的是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关系,规范的是不同部门、不同地方的补贴与反补贴事宜,效力低下势必影响法规的适用效果。
《反补贴条例》作为行政法规,位阶不高,权威性不强,影响力也不足够大,并且在具体的适用中缺乏足够的信服力。反补贴措施作为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手段,对中国国内产业和对外贸易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强化目前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提高其位阶,使其升格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制定更多的配套法规及规章,建立更加完善的反补贴法律体系。
2. 中国《反补贴条例》中没有对不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绿色”或被保护补贴作出规定。
今后应作出相应的补充规定。
3. 中国的《反补贴条例》明确规定下列补贴具有专向性,应采取反补贴措施,具体如下:
由出口国政府明确确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由出口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指定特定领域内的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以出口实绩为条件获得的补贴;以使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而取得的补贴。此种规定虽然容易实施,只需对号入座即可,但过于具体,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4. 在反补贴程序方面,《条例》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调查程序透明度不高。对调查程序和调查方法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利害关系人明确其权利和义务,甚至可能影响其协助调查的程度。还有,在调查程序上缺乏一个严格、确切的时间规定。《条例》除了规定12个月的调查期限(特殊情况下可延至18个月),临时措施应从开始调查之日起60天后采取,4个月的临时反补贴措施期限,90天的追溯征税期限,5年的确定反补贴税征收和价格承诺期以及12个月的复审期限外,再无其他期限规定。在今后的立法完善上,应借鉴《SCM协定》第12条第l款的要求,即“收到反补贴调查表的出口商至少应有30天的答复时间”。另外,条例还缺少对发展中国家反补贴调查终止的特殊待遇:最小补贴标准和可忽略不计的标准。相对比《SCM协定》其第27条第10款规定,对原产于一个发展中成员方的任何反补贴调查应立即停止,如果有关当局确认:(1)所给予有关产品的补贴总水平对第三类发展中国家来说未超过产品单位价值的2%,对第一、二类发展中国家和那些在8年期满之前已取消出口补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未超过3%(发达国家为1%)。(2)或经补贴的进口产品数量占进口成员相同产品总进口量不到4%,除非所有不到4%的发展中成员方的相同产品在进口成员的总进口量中合计占9%以上。今后,应补充相关内容。
二、完善相关立法,积极应对反补贴调查
反补贴诉讼调查将是今后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面临的一大新课题。各级政府应深入研究反补贴调查的国际规则,加快清理和制定相关规定和政策,使之与世贸组织规则相一致。企业应当积极探索、积累反补贴的应诉经验,提高应对反补贴调查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化解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补贴的产生和泛滥使外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产业受到不利影响,并且很容易导致不公平贸易的产生,从而损害贸易各国的利益,影响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所以,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各国纷纷制定反补贴措施对抗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中国也不例外,由于补贴实质上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或公共机构集合整体性的经济力量支持某一产品以获得极其低廉的价格竞争优势,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和竞争秩序,只有加强和完善反补贴立法,运用法律手段,实施反补贴措施,才能制止外国对进口到中国产品的补贴行为,进而制止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和损害,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最终保证国内相关产业免受实质损害,保障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免受不法侵害。
2.建立和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因为各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都制定了一些支持经济发展、鼓励或限制某些产品出口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有些是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所不允许的,因此需要作适当调整,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3.建立和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备。与反倾销法同样,反补贴法也是各国参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通行的法律规范。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世界经济接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要想在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的同时,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免受外国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就必须加强和完善包括反补贴立法在内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全和健康发展。
三、完善中国反补贴立法措施
中国是贸易大国,要充分发挥补贴与反补贴这把“双刃剑”的作用,并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运用有效的国际反补贴经验与策略,尽快完善中国反补贴立法,以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1. 一定要坚持发展中国家原则。
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内法律体系还在不断建设、完善中,在平衡国内法和国际规则方面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为了维护中国合法权益,在确定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上,我们要态度明确,据理力争。在立法上,一定要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内涵,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指标以及指标的统计计算方法等要作出明确规定,不能含糊其辞,缺乏操作性。
2. 要增加协议许可的绿色补贴。
协议特别规定了用于科研开发、落后地区扶贫以及企业适应环境新标准的补贴,这种补贴虽然具有专向性,但也是被允许的。绿色补贴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缩小地区间差异以及增强综合国力意义重大。比如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就可视为对落后地区的补贴。总之,就是要学会充分利用协议,在其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利益。
3. 要给予中国反补贴主管机关以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由于中国反补贴立法刚刚起步,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反补贴立法不可能十分成熟,从而对法律的适用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应赋予主管机关较多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更好地适用法律。虽然自由裁量权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但通过采取增加调查活动的透明度,进行司法复审等手段,副作用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应建立一个开放结构的反补贴法律制度,如引进国际反补贴法中补贴和损害的各项认定标准,赋予主管机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给主管当局留下一定的运用和解释的余地,从而更加符合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贸易政策。
4. 中国立法应借鉴美国经验,增加上游补贴的相关规定。
上游补贴是指对于受补贴调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物的补贴。根据美国反补贴法,不仅直接受到补贴的产品可能会遭遇反补贴调查,如果一个产品的原料或主要部件(inputs)受到补贴,该项产品也可能受到反补贴调查。此即为“上游补贴(upstream subsidies)。”但并非所有对投入物的补贴均可构成上游补贴。
美国商务部对受补贴调查产品的投入产品所获补贴采取反补贴措施时,采用的是三步分析法。首先,用专向性标准来避免不合理的扩大上游补贴范围。该标准既包括对投入产品生产商补贴的检验,也包括对该受补贴投入产品供给潜在的购买者或使用者的检验。其次,商务部审查给予投入产品生产商的补贴是否传递给了最终产品生产商。在双方无关联的情况下推定不存在此种传递,在双方有关联的情况下,仅在交易价格低于普遍市场价格或低于给予非关联购买者的价格时,才推定存在补贴的传递效果,即投入物补贴对最终产品提供竞争性利益。最后,商务部审查投入产品补贴是否对最终产品成本构成重大影响。中国目前在上游补贴方面尚无任何规定,应借鉴美国这一成熟的立法经验。
此外,完善反补贴立法,还要合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DSB)。认真研究分析其处理过的补贴与反补贴案件,为中国在DSB就该类案件的起诉、应诉工作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还要加大对补贴、反补贴知识与法律的宣传,引起企业和学者的重视;要加快培养一批精通反补贴法律的专业人才,如精通反补贴业务的产业专家、律师、会计师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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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特点及对策 篇6
一、美国对华反补贴的起源与发展
外国对华反补贴的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 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享有双重汇率提出了反补贴调查, 但由于美国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一直存在争议, 该案件半途中止。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商务部又分别对中国电扇、螺母发起了反补贴调查, 但基于其1984年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确立的两项原则 (一是美国商务部缺乏征收此税的明确权力;二是由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受其政府干预, 商务部不能就这种情况下的补贴程度得初有意义的结论) , 美国停止了该反补贴调查。
直到2006年11月20日, 美国正式对中国铜纸版进行反补贴调查, 至此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反补贴局势。金融危机后,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自从2009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华输美轮胎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后,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同年11月15日, 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案的调查, 24日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 以中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 宣称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 涉案金额高达约27亿美元, 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统计, 1995-2009年, 美国共发起192起反补贴调查, 其中对华23起, 为居各国之首。所以不难看出,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将会愈加频繁, 力度也会逐渐增大, 并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导致其他国家纷纷采用反补贴措施来对中国产品实行贸易制裁。
二、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特点
(一) 美国是对华反补贴的最大指控国
2006年11月20日美国对中国铜纸版的反补贴调查则正式宣告其“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豁免待遇”的终结, 使得反补贴调查也正式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此后, 美国对华又发起了一系列的反补贴调查, 使中国企业和行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据商务部数据统计, 2004-2010年, 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占全球对华反补贴案件的62%, 美国是外国对华反补贴的最大指控国。
(二) 美国对华反补贴涉案行业集中
目前中国遭遇的美国反补贴调查领域主要涉及化工、冶金、造纸、机械、纺织、金属制品、建材和轻工等8个行业。其中, 涉及冶金产品的反补贴案件数为9起, 位居首位, 在同期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总数中的比重为39%。化工行业排在第二位, 为4起, 占比17%。机械和造纸均为3起, 均占比13%。美国对华反补贴涉案行业主要集中于冶金和化工, 案件总数占同期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总数的56.5%。
(三) 对华反补贴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1995-2003年, 中国并没有遭遇反补贴调查, 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国家认为反补贴调查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而中国也因此由于其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而免遭反补贴调查。但自从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 中国也走上了遭遇反补贴调查的道路。2004-2006年, 对中国实施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只有加拿大和美国, 其中加拿大4起, 美国1起, 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反补贴调查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争议, 要打破这一常规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2004年, 加拿大对华贸易逆差达8.1亿美元, 这促使加拿大对华首开反补贴调查之先河。而这一举动, 也对美国起了示范作用, 美国也于2006年打破其“反补贴调查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论调, 对华实施了首起反补贴调查。而2007-2010年, 中国成为连续4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案例占美国对外反补贴案例的90%以上。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有重新抬头。而在此期间, 中国尽管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影响范围极其有限。在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经济在世界率先回升转好, 中国的对外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因此,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 大多数的反补贴调查矛头指向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四) 反补贴与反倾销的合并使用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加剧, 在大多数情况下, 反补贴和反倾销以一种新的姿态——“双反”出现。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外国对华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 90%以上都是“双反”同时启用。美国在对华实施贸易制裁时, 更多的时候是诉诸于“双反”措施。美国对华反补贴的同时进行反倾销, 对中国企业造成了双重打击, 使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
三、中国应对美国反补贴的策略
(一) 政府的对策
1、完善中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法规政策
在补贴方面, 中国政府应加强立法工作, 将补贴纳入到法制化进程, 防止地方政府滥用补贴政策, 以致使中国遭受严重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 中国也应加强反补贴的立法工作, 使中国的反补贴政策与WTO相关协定保持相一致, 并不断完善,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反补贴形式。同时, 中国政府也应加强对美国反补贴法的研究, 切实提高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反补贴调查的能力。
2、增加对研发环节的补贴
为了规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补贴调查, 政府可以对研发环节进行补贴, 这样既不会招来反补贴调查, 又促进了科技的发展, 引导企业的科技创新,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做到以技术和质量赢得国际市场, 扩大出口,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养
很多企业在应对反补贴调查时, 由于缺乏经验和相关人才, 面对反补贴调查不知所措, 无法收集复杂的涉案信息及应对复杂的反补贴调查程序。因此, 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 帮助中国企业积极地应对反补贴调查, 维护中国企业和行业的利益。
4、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应逐步建立自身的贸易救济体系, 积极运用反补贴等合法手段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来抑制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频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 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损害。同时, 也可以充分利用贸易救济措施向其他国家展示中国在应对贸易摩擦上的能力, 避免其他国家肆无忌惮地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
(二) 企业的对策
1、了解补贴与反补贴的相关法律
对中国企业而言, 相较于反倾销来说, 反补贴的确是一种新型的贸易救济手段, 很多企业在这方面毫无经验, 极易遭到美国对华反补贴的调查, 并且毫无应诉能力。因此, 企业应认真学习补贴与反补贴的相关法律, 学会充分利用政府给以的不可诉补贴, 并恰当利用可诉补贴。同时, 积极利用法律手段提高自身应对能力, 在遭遇美国反补贴调查时, 能做到主动有效的应对。
2、研究涉案产品的国际市场行情
企业在对美国进行出口时, 应研究涉案产品的国际市场行情, 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口计划, 防止出口产品市场过于集中。因此, 必须随时掌握国内外市场行情及国外竞争者动向, 特别是针对一些国家特别保护的产品或行业, 要根据进口国的实际情况, 进行适当的出口, 既达到出口的目的, 又不致遭受美国等进口国的反补贴调查。
3、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过去中国的很多企业一味地以价格优势来进行出口, 赢得市场, 并过分地依靠政府的补贴政策, 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 不可能长久。中国的企业要获得长足发展, 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就必须改善出口结构, 加大对产品的科研投入,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 优化出口结构, 以技术和质量赢得市场, 同时提高效益, 并逐步形成规模经济,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
4、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
中国遭受反补贴的很多产品都是由于出口过多, 且出口目标过于集中, 对进口国形成了极大冲击, 而导致的贸易摩擦。因此, 通过调整出口战略, 实现目标市场多元化, 分散出口产品的对象国家, 不断地寻求新的市场和开辟新的出口发展方向, 从而避免在短期内由于在有关国家该产品的出口急剧增加, 而导致他们以国内市场或行业受到损害为由而采取反补贴调查。
摘要：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对华反补贴成为新的热点。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美国, 其对华反补贴案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 分析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反补贴,贸易摩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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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补贴制度的立法不足和建议 篇7
(一) 我国现行有效的反补贴法律法规
我国在法律层面上, 主要为1994年5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4月6日进行修订。该法在第43条对反补贴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行政法规层面上, 主要为2001年11月26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 明确了反补贴案件提起和立案的程序, 丰富了补贴的性质与内容。2004年3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决定》, 修改后的条例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二) 我国反补贴制度立法的不足
1. 我国对反补贴的立法时间短、立法层次相对低。
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在效力位阶上已然低于法律, 且概括性还相当高, 因此势必需要配套具体的实施细则来补充反补贴措施的可操作性,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部门规章以暂行规则的形式出现。然而, 部门规章由于临时性和部门性的局限, 难以有效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统帅协调各方采取或应对反补贴调查, 尤其在涉及农产品补贴等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合作的问题上。笔者认为, 国务院如能总结近年的立法经验整理部门规章, 或修订反补贴条例或另行颁布统一的反补贴实施规则或办法, 或许更有助于我国补贴与反补贴的实践。
2.《反补贴条例》需要拓宽关于补贴的界定。
与美国的反补贴立法相比, 我国《反补贴条例》对补贴的界定较为狭窄, 只规定了出口补贴一种情况, 而对进口替代补贴等其他专向性补贴未予提及在将来的反补贴法的修改完善中, 至少应考虑将进口替代补贴和上游补贴纳入我国反补贴法的规制中。在明确“专向性”又仅单纯的正向列举五种可能情形, 并把SCM协议中的“禁止性补贴”归入其中, 却忽略了反向排除专向性的规定。这样, 我国的《反补贴条例》只站在了纯进口国的立法角度, 仅仅具有防范攻击功能, 没有从出口国的立场发挥反补贴法应有的促进调控功能。
3. 损害的存在与确定需要明确。
我国的《条例》遵循SCM协议, 对征收反补贴措施明确必须同时满足存在补贴和损害两个条件, 但在确定损害时却跳出协定的立法模式, 不区分损害的种类而只笼统的罗列应当审查的事项。在这类关键问题上的语言不详, 使得《条例》本身缺乏可操作性。
二、完善我国反补贴制度的建议
1.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反补贴立法体系, 增强法律的透明度。由于世贸组织协定在我国不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不能直接适用, 因此我国必须通过制订和完善国内法规, 使反补贴国内立法与世贸组织协定和中国政府的承诺相衔接,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反补贴立法体系。同时, 我国的反补贴立法还必须遵循透明度原则。按照WTO规则的要求, 我国加入WTO后, 凡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措施, 都要在官方刊物上公开刊登。
2.建立和加强我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保护我国产业安全。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之所以能够及时发起并迅速立案, 在于其预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当其国内产业遭受外国产品进口冲击时, 预警机制能够依据一系列的指标快速反映遭受倾销、补贴和损害的程度, 产业界就可以及时抓住有利时机提起调查申请, 政府机关也可以迅速立案并及时展开调查工作。
3.加强反补贴协作体系,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加强国务院有关部门、各行业协会的联系和沟通工作, 把各行业协会作为我国反补贴工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入世之后, 国内企业将真正面对全球化竞争格局, 那些长期受到国家特殊保护和扶持的产业、垄断性行业或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会受到冲击。作为企业的服务者和行业的管理者, 我国的行业协会应当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做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
4.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 符合WTO《SCM协议》和我国入世承诺的要求。《SCM协议》反对和限制禁止性补贴和部分可诉补贴, 中国在加入WTO时也承诺将取消所有的禁止性补贴。我国要依据WTO《SCM协议》和我国的入世承诺要求, 调整我国国内对有关行业、地区或部门的补贴, 使补贴有依据、有客观标准、公平合理, 又不会被其他国家指控为违反WTO规则, 甚至提起反补贴诉讼。要取消那些会被认为属于禁止性的补贴, 尤其是出口补贴, 而通过其他非补贴的形式来实现出口和进口替代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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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索必成译.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法律出版社, 2000.
反补贴法 篇8
1. 补贴的概念。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SCM协定) 规定“补贴是指在一成员方领土内由政府或任一公共机构提供并授予某种利益的财政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的支持措施。”据此定义可知, 补贴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补贴的提供者是政府或公共机构。 (2) 补贴方式是财政资助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 (3) 财政资助授予了某种“利益”。
2. 反补贴的概念。
所谓反补贴, 是指进口国反补贴机关, 依法对造成本国产业损害 (损害威胁或阻碍) 的补贴行为采取征收反补贴税 (或价格承诺) 等措施抵消损害后果的法律行为。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根据国内相关反补贴法律法规, 受损害方 (进口国) 发起调查并在肯定性终裁后征收反补贴税, 而征收反补贴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 进口产品接受了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补贴; (2) 补贴对进口国已建产业产生了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或严重阻碍国内某一产业的兴建; (3) 补贴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受损害方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 通过其授权而采取反补贴措施。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反补贴是进出口国间政府的法律行为。被调查国的宏观经济与产业政策以及总体经济战略将因此直接受到影响甚至被相应调整。二是反补贴的调查范围广泛。其调查面不仅涉及特定企业或产品, 还可能涉及上下游企业或产品甚至整个产业链, 危害性大。三是反补贴具有连锁效应。在反补贴调查中, 如果一成员方被认定为存在某种补贴, 这将引起其他成员方效仿也对该成员方发起反补贴调查。
二、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现状分析
从2006年11月21日,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铜版纸正式启动“双反”调查程序开始, 截止到2012年3月, 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32起, 涉案金额达上百亿美元, 占全球对华反补贴案件的半数以上。案件波及行业逐渐从钢铁、有色金属、纺织、造纸等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行业向信息产品、清洁能源产品等高新技术产业扩散。
1. 反补贴与反倾销同时进行, 启动频率高。
从反补贴措施使用情况来看, 美国对我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几乎都是和反倾销调查同时进行的。经统计, 在美国发起的32起反补贴调查中, 涉及“双反”调查的共25起, 占78.1%。另外, 这种“双反”调查往往获得肯定性裁决且最终被征收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一方面, 这种合并调查可能会导致重复计税, 是完全违背WTO相关规定的, 但这样做可以给美国国内产业提供双重保护, 以便更大程度、更彻底地限制对中国相关产品的进口;而对我国产品出口而言, 则意味着双重打击。而且, “双反”措施虽然在立案时将反倾销、反补贴分别进行, 但在调查时却予以合并, 或者是在同一时段进行, 并且终裁结果同时发布。这使得我国被诉企业要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应诉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结果是应诉工作量加大、协调复杂、胜诉难度加大。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只征收一个税率不同, “双反”措施终裁裁定结果要对我国被诉出口企业同时征收反倾销税率和反补贴税率。这样, 终裁结果对同一种产品征收两个税率, 我国的出口企业将遭受两个税率的打击和更多损失, 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消极影响也更加严重。
2. 中国成为美国反补贴最主要目标国。
在2004年之前, 几乎没有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其主要原因在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一直把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价格受到政府控制, 很难将政府补贴与企业财产分开。但随着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承认, 欧美发达国家违背及修改其国内法院判例对我国产品频繁发起反补贴调查, 反补贴问题随之而来。美国是世界上反补贴争端的主要发起国, 且其主要目标国是中国。中国自2004年遭遇首次反补贴调查以来, 截至2012年共遭遇国际上59起对华反补贴调查。其中, 2006年至2012年美国对华反补贴有32起, 占总数量的54%。超过半数的反补贴调查都是美国对华发起的, 数量之多无他国可以相比。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焦点问题之一。
三、我国应对美国反补贴的策略
1. 建立产业联盟, 完善行业数据库。
我国出口企业, 应该在该行业内成立更为巩固的产业联盟, 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或者争端的时候, 能以整个产业的力量采取相关的措施。产业联盟是指出于确保产业市场优势, 寻求新的规模、标准、机能或定位, 应对共同的竞争者或将业务推向新领域等目的, 企业间结成的互相协作和资源整合的一种合作模式。成员间一般没有资本关联, 各企业地位平等, 独立运作。由于企业的联合, 产业联盟能在某一领域形成较大的合力和影响力, 不但能为成员企业带来新的客户、市场和信息, 也有助于企业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的开拓。在应对外来冲击的时候, 产业联盟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争取产业的利益最大化。另外, 针对反补贴的取证环节, 产业联盟应该建立详实的产业数据库, 对联盟内企业成本、价格、产量、消耗量、库存、订单以及相关配套零部件等数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提高产业的信息化水平, 加强相关数据的准确性。这样才能使相关企业在遭受贸易壁垒时, 提高搜集证据的效率, 为企业应诉争取宝贵时间, 同时增加证据的权威性。
2. 优化出口贸易结构, 增强区域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
当前, 我国遭受“双反”调查的主要产品仍集中于我国具有成本优势的传统产业, 未来应进一步鼓励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提升产品附加值, 使出口产品从“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同时, 应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扩大对新兴国家市场的出口, 提高市场多元化程度, 减少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依赖。通过区域合作增强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区域合作增强在国际贸易中与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 营造公平良好的出口贸易环境。
3.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是由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 过多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但无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而且有可能加剧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中国方面, 应坚定不移地坚持“自主、可控、渐进”原则, 灵活调控人民币升值节奏,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应敦促美国方面首先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放开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以有效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此同时, 我国可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加大从美国进口战略性储备物资及部分美国允许出口且我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的高科技产品, 增加从美进口, 减少贸易逆差, 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 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维护我国公平贸易权益。
我国应该充分维护自身的公平贸易权益, 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 对国外“双反”调查的不公平行为进行严厉抵制, 避免“双反”措施成为新的不公平贸易壁垒。建立与健全“双反”措施的预警机制, 特别加强对反补贴措施的研究与应对。目前, 我国对于如何联动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合理维护自身贸易利益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我国到2016年将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因此目前对于“双反”问题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对双重计税与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更应关注未来反补贴措施所带来的挑战, 通过规范政府行为与调整产业政策寻求“双反”问题的应对策略。
5. 增强中美战略互信。
中美应该从经济交流开始, 建立战略互信, 然后逐步升级到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对话, 通过战略对话, 消除战略模糊, 明确各自的战略目标, 然后根据相同或不相同的战略目标, 协调双方和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对于中美关系而言, 中国崛起导致中美两国深度的相互依存。中美两国合则双赢, 斗则双输。中美贸易尽管摩擦不断但却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同时也是中国的第四大进口国。而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 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是对美国有利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为美国带来巨大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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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美反补贴措施案获重要胜利 篇9
这意味着，美国不可再用此前方法对中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其发起单边贸易救济的难度加大。
该案于2012年5月由我方发起，2014年7月14日公布专家组报告，并在8月下旬迎来我方的上诉和美方交叉上诉。业内人士认为，上诉机构报告中对中方立场的支持属于“意料之中的胜利”。
战果进一步扩大
由于专家组已经裁定了美涉案反补贴措施在公共机构认定、土地补贴专向性认定、出口限制措施的补贴认定等方面不符合世贸规则，而美方上诉并未涉及我方在专家组阶段胜诉的诉请，因此，我方胜诉早已成为定局，随后的上诉阶段，意义在于将战果进一步扩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本案涉及我重大贸易利益，是中国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反击美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次重要胜利。“在外部基准问题上，上诉机构不仅给出有利于中国的法律解释，还完成了法律分析，明确指出美国在相关调查中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这一点难能可贵。”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WTO与涉外法律研究所徐程锦表示。
针对中方有关原材料补贴专向性和使用可获得不利事实的诉请，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裁决。但由于专家组对此未作充分分析，上诉机构囿于自身权限范围，不能完成对美国相关做法是否违反世贸规则的法律分析。业内人士指出，这并不足以影响案子对我方观点的支持和重大胜利。“上诉机构报告中两次用到cursory（草率的）一词来形容专家组的裁决，并推翻了专家组在原材料补贴专向性和使用可获得不利事实问题上的裁决，这也是中方取得的胜利。”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祁欢表示。“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点上，上诉机构的判决在法律解释上也是对中国有利的。”徐程锦说。“可以说，中国在这个案子上采取了很好的诉讼策略，在最有把握的问题上集中火力，最终上诉机构支持了大部分中方的请求，虽然不是全面胜利，但在关键问题上可以说是完胜。”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总结道。
意义不仅在此案
中国贸易量迅猛增长，在多、双边经贸关系中也面临着新的局面。中国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共起诉12起案件，应诉20起，并作为第三方参与了113件案件的审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保证了中国和其他WTO成员所处的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商务部一位人士评论说。
此外，祁欢还指出，中方提起上诉的6个法律点都是涉及反补贴认定要件的关键问题，中国针对美国对我出口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通常都要在这几个方面寻找突破口。“从当前情况来看，贸易救济措施已经被美国当作政策手段用来保护国内产业，即使在中国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之后，美国也有可能继续在贸易救济调查中使用对中国出口产品不利的调查方法。”徐程锦说。“在未来的贸易争端解决中，中国还需要努力寻找美国调查的漏洞，使其既不能使用外部基准，又不能使用可获得不利事实，逼迫其使用中国国内价格作为基准，降低产品被征收反补贴税的几率。”祁欢说。“这个案子是我国把2007-2012年间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多项反补贴措施进行打包处理，它反映了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美国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现在我们通过争端解决澄清了这些反补贴法律制度上的一些重要概念，督促美方尽快承认错误并且纠正做法。”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刘敬东说。
在磋商、专家组裁决、上诉机构裁决一系列流程结束之后，案件的“口水仗”环节已经告一段落，将进入最后的执行阶段。如何将我国的胜诉成果落实为贸易利益，成为此案接下来的关键。
美国发起调查难度加大
就此案而言，最终执行还是要落实在美国国内。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陈福利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执行标准仍会有不一致的理解。“但无论挑战性有多大，我们都要加强对美方执行的监督，确保案子的胜诉最终能落实为贸易利益。”陈福利说。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一方面，胜诉与案子涉及的出口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本案得到对中国有利的规则解释，保证我国未来对美国和其他WTO成员出口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根据WTO规则，在上诉机构报告通过后30日内举行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有关成员应通报其执行争端解决机构建议或裁决的意愿。如不能立即执行，该成员应确定一个合理执行期，原则上该执行期不得超过上诉机构报告通过之日起15个月。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刘敬东表示，就此案来说，执行裁决意味着美国不能再采取此前的方法对中国涉案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相当于指明美国的调查过程是错的。如果改正了调查的做法，自然就无法得出中国出口产品享受补贴的结论，也就不能向这些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祁欢指出，此案中国胜诉之后，美国必须要改正以往的错误做法，但因为其国内的相关法律没改，就仍然可以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只能说我们在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至少给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单边贸易救济造成一定的困难。”祁欢说。
中国产品在美隐患仍难除
无可否认，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遭遇不公平反补贴调查的局面，很难在此案过后得到彻底扭转。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WTO与涉外法律研究所徐程锦指出，在补贴专向性和可获得不利事实两个问题上，中国或可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乘胜追击，迫使美国商务部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但围绕公共机构的认定和外部基准的使用，WTO裁决的效力未必理想。“在此前的贸易争端中，美国曾经因为对中国公共机构的认定而败诉，但在事后的执行程序中，美国实际的做法甚至比WTO裁决之前更加变本加厉。”徐程锦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中国政府在双边场合多多与美国交涉。”
外部基准问题在此前的案件中就有涉及，当时中方并未能获得有利的裁决，正因如此，本案所取得的胜利更显宝贵。但陈卫东专门指出，我方在此问题上胜诉的根源是美方所发起的调查没有运用肯定性的证据材料，而并非此前所确立的外部基准认定的标准发生了改变。刘敬东告诉记者，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允许成员方在不履行裁决时另一方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手段，比如使用贸易报复进行制裁，但这种情况鲜有发生。“到目前为止，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还是良好的，我相信此次裁决之后，美国当局的做法会有所改变，否则一旦引发强制执行程序，不仅可能导致经济损失，也会成为不执行国际法的恶例，声誉受损。”刘敬东说。
反补贴法 篇10
2010年10月21日, 美国国内企业再次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 要求针对中国的复合地板提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当天已经立案, 并已经向中方发出通知。据申请人提供的美方统计数据, 2008年和2009年我国涉案产品出口总额分别约为1.48亿美元和1.20亿美元。原告起诉材料, 针对中国制造复合地板的反补贴起诉的六条理由分别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生产型企业税减免、生产型企业地方税减免、特定区域外商投资企业税减免、进口设备增值税和关税减免以及电价补贴。
美国地板企业协会在“双反”调查的申请书中称, 中国出口美国的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和强化地板存在倾销和政府补贴, 且倾销幅度高达242.2%, 严重损害了美国地板生产企业和贸易商的利益, 要求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立即对中国地板企业启动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该协会根据所获信息准备了一份将近200家中国企业的指控名单, 但不管是否被列入原告指控名单, 只要在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对美国出口了复合地板的企业都属于反倾销被调查企业, 凡是在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出口复合地板产品并进入美国海关的企业都是反补贴调查对象。
据中国海关数据, 2009年涉案的木质地板产品金额达1.2亿美元。如经美国方面裁判程序败诉, 中国地板企业要么放弃美国市场, 要么将被迫缴纳最高242.2%的惩罚性税收。
在中国对外贸易有了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 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据商务部统计, 2007年, 我国在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后, 又骤然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相对于对反倾销问题的可谓汗牛充栋的研究, 反补贴在最近几年才被引起重视。因此本文主要对反补贴调查加以研究。
二、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的相关规定
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又称《SCM协定》) , 补贴指一成员方政府、任何公共机构或政府通过某种筹资机制或私营机构向特定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 以直接或间接增加从其领土输出产品或减少向其领土输入某产品, 或对其他成员方利益产生损害的政府性措施。其表现形式包括:资金直接转移, 如政府赠与、贷款;潜在资金转移, 如贷款担保;政府对本应收取的资金给予豁免, 如减免税收;政府提供一般基础设施之外的其他服务或商品, 或政府购买商品;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等。
SCM协议还重点从主体、形式和效果三个方面对补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补贴的提供者必须是WTO成员方领土内的政府或公共机构;补贴的形式必须是财政资助或各种形式的收入和价格支持;必须有利益存在, 即企业由于补贴而获得了利益好处。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三类:禁止性补贴、可申诉的补贴和不可申诉的补贴。禁止性补贴是指: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仅向出口活动, 或作为多种条件之一而向出口活动提供的有条件的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仅向使用本国产品以替代进口, 或作为多种条件之一向使用本国产品以替代进口而提供的有条件的补贴。可申诉的补贴措施指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实施, 但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贸易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或产生了严重的歧视性影响时, 则受到损害和歧视影响的成员方可对其补贴措施提出申诉。不可申诉补贴是指补贴不具有专向性。专向性是指向特定的企业或行业或行业的部分企业提供的补贴;如有专向性, 就要符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条件。
三、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原因
(一) 反补贴调查的合规性。
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各国的市场都面临着“狼多肉少”的状况, 我国因产品质优价廉而受到各国消费者的青睐。这样, 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国内企业的发展造成影响。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 一方面宣扬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好处, 宣扬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与弊端;而在实践中, 他们为了保护本国的企业, 利用各种关税与非关税的措施为贸易自由化设置障碍。而反补贴连同反倾销、保障措施一起被视为世贸组织允许的对本国产业实行保护的合法贸易救济措施。为防止其他国家对本国实施贸易报复, 一些国家更倾向于实施反补贴措施, 这一合规的贸易保护措施来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扩大。
(二)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被更多国家所承认。
相对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遇的反倾销调查, 到2004年为止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调查案件的数量并不多。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在“入世”后15年内中国将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到2016年中国才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方视为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被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这些发达国家看来, 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在出口中的补贴难以计算和划分清楚,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事实上在执行中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发达国家大多只运用反倾销来应对中国的低价出口。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国产品会遭遇不断增加的反补贴调查措施。如2005年7月27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国际贸易权利执行法案》一改美国23年来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政策, 其导向性和示范效应极大, 标志着中国开始面临国外反补贴调查的严峻挑战, 反补贴调查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威胁。
(三) 一些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与WTO规定冲突。
中国政府于2001年在清理出口补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由于对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和规定的学习和研究不够,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等考虑对一些专项资金的清理仍有遗漏, 不仅仍存在争议性较大的可诉性补贴, 还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的直接出口补贴。如在由省级以下各级政府设立的各类开发区中, 地方政府往往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 以退税等方式私自让渡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给企业。此外, 我国对企业的补贴都是具有非常强的专向性, 对高新企业, 尤其是先进技术型企业和出口型企业, 或是被政府认定为先进技术企业和出口型企业的外资企业获得了远比其他企业优惠的政策。而且, 这些补贴名目繁多、形式多样, 如所得税以及流转环节税退抵减免、成本或费用补贴、折旧或科技费用提取、贷款或购置土地优惠等补助, 而且在贷款、返还利润和税收、提高折旧率等方面给予优惠, 把采购国产设备或者配套的零部件视做进口给予减免进口环节税收的优惠等等, 这些补贴都是被WTO规则列为禁止性的。
(四) 与发达国家贸易顺差所造成的压力。
据统计, 2008年中国进出口25, 616.3亿美元, 增长17.8%, 其中出口14, 285.5亿美元, 增长17.2%, 进口11, 330.9亿美元, 增长18.5%, 贸易顺差2, 954.6亿美元。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 072.2亿美元, 其中出口总额12, 016.6亿美元, 进口总额10, 055.6亿美元, 贸易顺差1, 961.1亿美元。中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一些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国家, 为了保护本国企业, 改善贸易环境, 就可能会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同时, 有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和加拿大, 大多拥有发起反补贴诉讼的法律依据和实践经验, 反补贴措施很容易成为它们的贸易保护手段。
四、应对反补贴调查的对策
(一) 政府层面
1、完善中国的反补贴法律制度。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 贸易摩擦也随之快速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 虽然中国已经在反补贴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由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历史较短等原因, 尚不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仍然存在总体立法层次不高、规制内容不全、权威性不高等问题, 仍有不符合WTO规则要求的地方。因此, 中国要进一步强化目前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 提高其位阶, 使其升格为法律, 并制定配套的法规规章。此外, 在反补贴立法与实践中还要贯彻与WTO协议相一致的原则。
2、加大对反补贴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及人才培养。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要成功应对反补贴调查, 首先要熟悉WTO反补贴方面的规则。目前, 我国应对反补贴调查的实战经验比较少, 熟悉反补贴方面规则的综合型人才比较缺乏, 再加上反补贴调查本身的复杂性, 涉及的信息搜集难度又很大。因此, 要尽快熟悉游戏规则, 加大对补贴与反补贴相关案例的研究, 认真学习WTO反补贴规则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反补贴法, 加大培养懂业务、懂法律、懂外语、熟悉WTO争端解决机构运作程序的综合型人才, 为积极应外反补贴调查做准备。
3、进一步清理我国的出口补贴政策。
中国政府于2001年在清理出口补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由于对WTO的反补贴规则学习和研究不够, 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等考虑, 通过信贷、税收、电价、运价等措施对很多产品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补贴, 而按照《SCM协定》的规定, 上述补贴都是被限制或者禁止的。因此, 各级政府在已有或者将要制定的规章和具体政策措施中, 应考虑与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一致性, 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补贴或者潜在补贴。
4、充分利用《SCM协定》的特殊规定。
WTO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 充分利用这些优惠待遇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实质意义。如《SCM协定》明确规定, 原产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总补贴额不超过单位产品金额的2%;或者该产品不足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4%;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该种产品加起来不足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9%, 则进口国不得发起补贴。又如, 在SCM协定中明确规定国家对环保、科研以及贫困地区的补贴属于绿色补贴的范畴, 政府应当充分利用。
(二) 企业层面
1、积极应对是关键。
我国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和诉讼时, 普遍存在惧怕心理。如在2006年6月加拿大提起的反补贴调查中, 只有浙江两家规模不大的企业积极应诉并最终取得胜利。相比之下, 未应诉企业不得不承受242%的最高税率。因此, 中国企业应当克服惧诉心理, 在反补贴调查中据理力争。应该看到, 积极应诉是一次积累经验的过程、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和规范自我的过程。遭遇反补贴调查时, 首先要组织律师积极应诉, 同时要及时寻求政府的帮助, 尽量由政府出面与其他国家磋商, 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企业应建立健全财务制度。
企业应该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 加强财务管理, 使之符合国际标准, 以便在反补贴应诉时准确、有效地提供各类数据, 进行自我辩护。企业应注重会计知识的运用, 检查目前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售价和定价的方法、依据、程序, 以及据此安排的采购、生产和销售, 结合国际市场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适时作出调整。
3、做好国际市场调研。
企业作为参加国际竞争的微观主体, 还应注重国际市场调研, 了解其他WTO成员方出口相关产业的情况, 注意了解某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及动向, 特别是针对一些敏感的、涉及国家利益的产品, 以便能够及时地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 做到既满足当地需求又能够避免反补贴调查。同时, 出口企业应力求避免价格水平过低, 以致超出合理的竞争范围, 对进口国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商造成损害。不触犯或者尽量少触犯当地生产商利益, 以减少反补贴调查。
摘要：近年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同时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也增加迅速。本文主要对反补贴调查加以研究, 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反补贴调查,非市场经济国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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