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观

公共新闻观（精选9篇）

公共新闻观 篇1

“公共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场新闻改革运动。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 对于“公共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讨论成为了美国新闻界一大热点话题, 被著名新闻学学者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 誉为是一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内部社会活动”。如今, 随着新闻理念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进步, 公共新闻理论曾经的地位虽不复存在, 但其中关于“社会”和“公众”的革命性理念, 在今天依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其中就包括了公共新闻的受众观。

一、公共新闻运动

“公共新闻”理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公共新闻学最早的基本观点被认为在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和约翰·杜威 (John Dewey) 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中倡议, 将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纳入新闻界自身的责任, 也能从中看到与公共新闻学思想的相似之处。

1988年是公共新闻活动实践的重要年份。它的第一次实践由美国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纪事问讯报》 (LedgerEnquirer) 发起:通过系列稿件《展望千禧年之后的哥伦布市》及随后该报主编组织的市政会议, 即让市民与官员、专家一起讨论了该市现有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1]这次尝试第一次让原本仅停留在报纸上的议题跻身于公众中间。同年, 在媒体关于美国大选的报道中, 呈现出对于候选人个人的关注超过公众利益的倾向, 这个现象吸引了之后公共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 (Wichita Eagle) 主编梅里特 (David Merritt) 和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森 (Jay Rosen) 的关注。

罗森为公共新闻内容下了这样的定义, 即, 公共新闻事业有四点基本价值:第一, 视人们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 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第二, 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了解问题。第三, 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第四, 帮助改善公共生活。所以, 除了日常报道公众所面临的问题之外, 公共新闻的倡导者还呼吁新闻工作者通过组织市民会议, 建立新的公共空间, 在那里为普通公众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新闻工作者应该更关注市民协商的过程, 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二、公共新闻中的受众

大众传播理论进步的一个表现在于受众观的改变。受众从一开始被视作被动、无条件地接受媒介的所有消息的对象, 到有了自己的能力甄别、解读和选择信息;从之前单纯地被告知, 到自主地发出反馈;从被当作一个同质整体的传播对象, 成为了有自我特征的“个体”。在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进程中, 受众的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现代的媒介也就不能再只是单纯的报道新闻, 而是要更加关注受众的需求。践行公共新闻理念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 所以, 公共新闻学的受众观更加突显了受众的自主性。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重视公众参与讨论及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们认为新闻的作用仅是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 真正的决策者是公众自己。在此, 公众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共新闻改变了传统的议程设置方向。“议程设置功能”最早见于美国学者M.E. 麦库姆斯和D.L肖1972年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2]媒介的“议程设置”是指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升某个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如果某个问题能引起大众媒介的关注, 那么它在公众心中的重要性也会得到提升。传统的议程设置方向是自上而下的, 一般由媒介充当报道新闻的“把关人”, 给受众设置议程, 告诉受众应该关注什么。而在公共新闻事业中, 由谁来设置议程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以美国公共新闻的实践先驱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为例, 它在报道1990年地方选举的时候, 采取了特别的议程设置方式:通过民意测验 (如电话调查) , 筛选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然后再进行深度报道, 以促成公众对于特定问题进行讨论。[1]以《威奇托鹰报》为代表的践行公共新闻理念的媒体的议程设置是分为两个步骤的:首先, 公众为媒体设置议程。媒体通过调查公众关心什么话题, 来决定深度报道的对象。其次, 媒体再通过自己的报道为公众建立议题。来让公众进一步讨论, 并引导公众在讨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媒体在公众身上所实现的传播效果, 通常被界定为是认知层面上的, 但在图示的第二个步骤中, 媒体希望能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到的是公众的态度, 甚至是行动。同时, 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也深受公众意见的影响。可以看到, 践行公共新闻的媒体不但再现了自身议程设置的完整过程, 还使公众成为了议程设置的一个主体。但在这个议程设置的过程中, 无论对于谁应该成为议程设置者还是如何选择话题的方式, 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通过少数公众所反映的问题是否能代表占更大多数的公众群体?从受众角度来看, 他们作为单独个体提出的问题, 并不一定符合在公共新闻理念中一再被强调的“协商公众”的理念。而且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如果只依靠公众为媒体设置议程, 他们就失去了一定的工作自主性, 这就违背了工作者接受专业知识培训的初衷。

(2) 公共新闻旨在培养更加主动的受众界。在公共新闻运动之前, 美国新闻业经历了另外几次重要的改革。例如, 以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为标志提出的“社会责任论”, 以及20世纪70年代, 一些新闻工作者希望通过改变报道形式来吸引读者而发起的“新新闻主义”尝试。纵观这些改革, 无一例外是新闻界探索如何与受众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尝试。随着传播学理论的发展, 作为媒体受众的大众, 不再只是单向的信息接收者, 媒体更希望看到他们对信息的反馈。通常情况下, 媒体基于经济利益和媒介质量的考虑, 都以输出优良产品, 赢得更多受众为目标和运营方针。这一点造成了公共新闻理念提出之前的美国新闻界的困境:新闻界庸俗化、娱乐化倾向严重;新闻内容煽情化造成了民众的不满, 民众对政治活动也缺少热情, 而他们所关心的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媒介又报道甚少。实践公共新闻学的媒体希望通过报道让公众参与其中, 来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主动性。公共新闻运动中的几次尝试, 如《纪事问询报》《威奇托鹰报》以及《威斯康星州报》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我们的人民” (“We the People”) 计划等, 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让民众自己提出问题, 还鼓励民众自我解决问题而非依赖专家学者的建议。所以, 无论这些报道在当时的反响如何, 都为整个公共新闻运动和美国新闻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实践让参与公共决策的公众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媒介所提供的资源和机会, 来完善自身并推动社会的进步, 使公众的媒介素养得到了提高,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媒介的自我进步。在这场运动中, 受众的角色从之前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者, 而这正是罗森在定义公共新闻时所倡导的:视人们为公民和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

三、启示与展望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定义为“政治权力之外, 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 公民可以不受干涉地自由讨论。可以看出, 公共新闻实践的目标也是为公众建立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 因此公共新闻的倡导者十分推崇“协商公众”的理念, 要求新闻工作者听到来自公众的声音而不再仅为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服务。

可是, 公众通过共同协商提出的问题, 是否就能代表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哈贝马斯定义的公众是拥有普遍利益、具有自愿性, 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但“公众”不能等同于“每个人”。社会是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及不同的群体组成的, 它具有多样性和高度异质性的特征。拥有“普遍利益”的公众不等于全社会, 如果过度地寻求解决“普遍利益”, 就极有可能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根据社会学家帕克 (R.E.Park) 的理论, 应该将拥有“普遍利益”的公众活动空间合理地归结为“社区”而不是“社会”。帕克认为, 社区的特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当中。[3]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常常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实践活动。虽然也不乏大型媒体进行尝试, 但据统计, 美国75% 的公共新闻运动都是由日发行量二十五万份或不足二十五万份的小型新闻媒体展开的。[4]小型的新闻媒体覆盖的受众面更小, 代表的利益更多样, 更容易参与新闻实践活动。

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注定了公共新闻运动无法在极大的范围内展开, 公共新闻运动的影响力也在十余年之后逐渐消弱。在电子媒介的产生以及传统社区衰退的背景之下, 公共新闻理论的实践注定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今的世界媒介高度发展, 传媒手段更加多样化, 受众也拥有更多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媒体进行反馈。这时, 需要媒体引领受众对繁杂的信息进行筛选, 新闻界充当“把关人”, “告知”和“教化”公众的功能变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 通过网络, 公众更容易表达意见, 甚至打破地理限制, 在更大的环境中进行讨论, 让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争取发言权。网络创造了新的“社区”, 空间流动性更大, 受众参与更加便捷, 同时受众也被进一步细分成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小群体, 能对所选择的公共事务投入更多的关注。网络时代为发展公共新闻学创建了更好的条件, 它所拥有的特质, 能够将公共新闻践行者培养参与公众、复兴公共生活的目标变为现实。因此, 如今的公共新闻实践应该有如下几个变化:第一, 将目标受众集中于拥有共同利益的少数群体, 让公共新闻媒介成为他们发声、争取利益的渠道。第二, 将公共新闻开展的场合从纸媒转向网络媒体, 以及时得到反馈, 并开展更广泛的讨论。第三, 将重点放在培养公众的媒介素质方面, 在其中充分地发挥自己议程设置方式的优势。

四、结语

社会学理论表明, 社会信念和判断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它影响人们的感知和行动, 促使人们通过行动改变现实。[5]所以, 即使过去的数十年中, 对于公共新闻实践、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应该建立怎样的媒介和怎样的社区始终充满争议, 但无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受众本身, 对于公共新闻保持着自身的信念, 能帮助新闻工作者建立以受众为中心的报道观念, 受众也在参与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中, 解决自身的问题, 得到自我的提升, 这样的实践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 公共新闻运动给美国新闻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新闻改革运动里, 美国新闻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受众观:它要求受众参与到新闻活动中, 并鼓励受众提出以及解决自己的问题。时至今日, 这样的受众观对于当代媒体的改革创新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公共新闻运动,受众观,议程设置

参考文献

[1]西奥多·格拉斯 (美) .公共新闻事业的概念[M].曹进,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13, 17.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14.

[3]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207.

[4]L.弗里德兰, S.尼克尔斯.公共新闻运动进程探究:十年发展报告[R].华盛顿特区:皮尤公共新闻中心, 2002.

[5]戴维·迈尔斯 (美) .社会心理学 (第8版) [M].张智勇, 等, 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89.

公共新闻观 篇2

每当我看到一堆堆废墟时，心里感到十分悲哀;每当我看到一个个不怕牺牲的兵士在不断地营救每一个生命时，心里感到十分激动;每当我看到一个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心里感到十分难过。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许多士兵日夜不断地营救人们，就连温家宝总理也来到了四川。他指挥着兵士，只要有一线的生存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使我惊讶的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武警、解放军、消防员、还有公安人员，就有十多万人了。他们从不怕牺牲，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帮助着灾区人民。

有许多人都在为灾区人民捐钱和捐物品，真令人感动啊!可是，当我听到一阵阵哭声时，便热泪满面。我想：为什么要发生地震呢?这次地震，失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啊!这是大自然的灾害，是许多人不想要的灾害呀!

公共新闻观 篇3

新闻报道下的现实离真实越来越远吗?

8月在全国各大媒体上, “失联女大学生”这个关键词, 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在传统的纸媒, 多家报纸就这一话题推出了专题报道, 罗列各种数据、配上较多的新闻图片或者漫画。而将这一关键词输入百度搜索, 得出的结果——849万条相关资讯。如果以30天计算, 这意味着每天近乎30万条与“失联女大学生”相关的资讯在互联网上传播。深圳有媒体在报道与此相关题材时, 称两名女性失联多久多久, 最后发现她们是去亲戚家了。从这也可以看出, 部分媒体先入为主, 在碰到类似题材时, 已经事先定下了主题。

再看去年厦门公交车爆炸案之后, 全国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公交车爆炸也列为了一个“做大做强”的关键词, 于是, 全国各地的公交车爆炸案报道此起彼伏;同样地, 在对待幼儿园以及校园发生的凶杀惨案上, 各个媒体也高度统一。与传统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 互联网媒体在标题制作上, 更加直白、耸人听闻;再看看关于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相关报道,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 标题几乎都是从多长时间无路人过问、多少路人经过未采取任何措施等切入。

试想, 如果把媒体在这些主题上的报道进行社会现实的还原, 我们会得到一个与真正现实相去甚远的失真世界。至于媒体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或者说影响, 它让大众看到了一个高度不安、极其缺乏安全感并且可以肆意宣泄自己不良情绪的社会, 媒体共同建构这个社会本来只是局部, 但在大众看来, 这或许会拼接成社会的整体。在一定程度上, 对重大社会恶性事件的报道, 媒体这种不加区分、缺乏慎重拿捏角度仅仅采取还原现实、追踪原因的报道加重了社会戾气, 同时也为潜在的犯罪者提供了可以复制的范本。

媒体的集体无意识背后, 谁是推手?

在这一系列重大新闻题材报道的背后, 媒体看似集体无意识, 实际是“有意为之”。其中至少有两点原因值得深思。首先, 作为媒体从业者, 抢新闻、不放过任何重大事件, 是职业所需。在新闻专业主义为首要行为准则的情况下, 在看到诸如幼儿园凶杀案、厦门公交爆炸案等题材时, 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媒体高层, 第一直觉都觉得要做大, 强化案件现场的文字和图片成为支撑整个版面的重要元素。在一些重大恶性社会事件报道上, 从一开始就让媒体保持理性和克制, 审慎拿捏报道角度并弱化暴力、弱化现场, 缩小大众多元化解读新闻的可能性, 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共识。

除了各个媒体自身, 媒体之间, 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 在议题、议程设置上都存在重要的影响。各个媒体之间, 有的媒体可能领导想把某个事件换个角度, 或者弱化处理, 但又担心别的媒体将同一题材放大处理, 自己在同题竞争中处于弱势。而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之间, 互联网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日益加重, 尤其是在新闻的议题设置上, 互联网的置顶新闻、黑体新闻对传统媒体选择选题时影响极其明显, 在几大门户网站上突出处理的新闻, 第二天很多都成为了纸媒的头条, 更甚者, 部分纸媒的标题制作也深受互联网标题党影响。

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媒体之间无形中的互相裹挟, 重大报道上集体无意识背后的这两大推手, 同时又是媒体从业者的基本素养, 如何指挥这两只“手”, 让他们运用自如, 还不能做“恶”, 这需要所有媒体从业者进行思考。

重大恶性事件报道呼唤建立改善共识新闻观。

尽管媒体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可能导致负面的社会效应, 但个人认为, 并不能就此打媒体从业者的板子。归根究底, 得从整个传媒的新闻观建立上完善。虽然, 我国传媒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也建立了基本的新闻观, 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 仍存在诸多的短板。而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快速发展, 新闻事件的层出不穷, 新闻观也需要与时俱进。建立或改善新闻观, 都是媒体行业的应有之义。

具体到重大恶性事件报道, 或者可能引起读者多元化、过度解读的报道, 在如今的全媒体时代, 更应该建立一个基本的较完善的共识新闻观, 媒体并不仅仅是传达、给予公众知情权, 更需要选择好角度, 真正发挥社会瞭望者的角色, 守护公众利益和情感。而这种共识新闻观的建立, 需要至上而下, 整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必须积极践行。另外, 从媒介批评的角度,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等待业界学界解答。

参考文献

[1][美]李普曼著:《舆论学》, 林姗译,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观《新闻大求真》有感 篇4

经过调查，在全国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情况当中人数最多的就是溺水死亡，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游泳本身是一项特别棒的运动，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会游泳的大多数都在室外游过泳，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溺水过，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幸运的是他们基本都被路过的人给救了上来。

接下来通过两个短片，我学到了溺水救人的知识。救人的时候要从身后抱住溺水的人，拖上岸来。从身前抱，溺水者会用手臂拍打水面，造成营救困难，还可能会死死扣住救人者的脖子，让施救者呼吸困难，严重的可能导致施救者也溺水死亡。虽然学到了溺水救人的知识，真正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不赞成小学生去救人的。因为救生原则说：岸上救生优于其水中救生；器材救生优于其徒手救生：团队救生优于其个人救生。

通过这个节目，我学到了许多的知道，也懂得了许多道理，安全类的节目让我知识丰富，受益匪浅。我一定会牢记节目中的正确方法，也会按照节目中的要求去做到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同学们齐声朗读的安全六不一直在我耳边环绕，让我们大家共同遵守，共同牢记！

浅谈《新华日报》的新闻观 篇5

关键词：《新华日报》,困难,新闻观

《新华日报》创刊的时代背景有两个,一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是国共合作抗日。其性质是国统区公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新华日报》冲破重重阻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扫清障碍,指明方向。在此过程中,其形成了较完备的新闻观念,为日后新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1]

一、人民是报纸的主体

纵观《新华日报》创刊到结束,其办报的基本立场可以总结为“人民是报纸的主体”。创刊之初,吴敏发表文章《我们的信箱》,明确提出希望每一个读者都是本报的作者。1938年4月,社长潘梓年相继发表文章《答复读者意见的一封公开信》《本报读者会的性质和工作》,提议《新华日报》建立读者会,希望读者对本报加以讨论,并指出《新华日报》是以人民为本,要永久保持与人民的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发表《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应永远为中国人民服务》等文章,明确提出人民是报纸的主体,指出《新华日报》要时刻为人民服务。

二、言论自由的斗争

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新华日报》的言论自由问题,即相对自由与不自由。《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发行的报纸,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有及时发布信息、反映民情、报道事实的功能。但是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其性质就不单单只是一个纯粹的新闻媒体,而更像是两党斗争的工具。

(一)出版不自由

经研究,可以明显看出《新华日报》被压制的痕迹。例如,《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等条令,对《新华日报》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从而加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力度。条令的颁布,旨在对报纸实施暴检,但《新华日报》顽强抗争,多次拒检。据统计,1940年12月,《新华日报》违检达18次之多,被新闻检察机关处以4次“严重警告”;1941年1月至5月,其违检更多达136次。此后,国民党颁布的《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军事禁载事项”“党政禁载事项”等诸条规定,成为针对《新华日报》实施专制的反动法律依据。但国民党的阴谋仍未得逞。《新华日报》与其展开了激烈斗争。1941年1月12日的文章中,《新华日报》使用巧妙字眼:“周恩来……告诉我们……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好像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军最近在向北转移中,被敌寇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明了现状的人都知晓,“新×军”即“新四军”,而其驻扎区域并无日寇,这“敌寇”二字乃国民党,这样明确的信息居然也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放行了。[2]

(二)出版的相对自由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掀起了狂热的拒检运动。1944年4月19日,《言论自由与民主》中写道:“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1945年3月31日,文章《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中摘录了其他国家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并表达了自己对言论自由的渴望。1945年9月,相继发表《由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说起》《要求战后新闻自由》《成都二十七家新闻文化团体举行联谊座谈加紧团结,提出七大主张,争取发表自由》等文章,加快了言论自由斗争的步伐。1945年10月1日,周恩来发表文章《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有力坚定地批评了国民党新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专治。

从《新华日报》有关言论自由问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新华日报》并没有十分系统地研究言论自由问题,但其基本的主张是自由报道事实,自由发表评论,并认为报刊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基本组成部分。

三、报人素养的培养

《新华日报》对其工作人员的素养有着严格的把控。1939年9月1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抗战中的记者》《对目前记者工作的几点意见》《在苦斗坚持中的华北敌后新闻工作》《记者要努力理论学习》等文章,提出新闻记者应有的素养,新闻记者要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思想上,要注意理论修养,深刻学习和把握科学的社会科学、马列主义。1940年9月1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数篇有关新闻记者工作的文章:《记者战斗在岗位上》《新中国的新闻记者》《记者的今日责任》《记者的三大任务》《新闻记者的能动性》《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检讨》《记者风格》。几篇文章对新闻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在人格上,新闻记者必须锻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操守,要做到不污蔑事实,不谄谀事实;在社会角色上,要求新闻记者不能只是勤勉的新闻采编者,更应该活跃在群众中;在工作中,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记者要经常自我检讨,不断修正自身的不足,不仅要学会采编、排版、印刷等业务,还要认真学习理论,加强自我修养,做到有所专长。

四、《新华日报》的新闻业务风格

1940年1月4日发表的《报纸应该通俗化》一文,提到为了适应更多人民群众的要求,适应更多群众的阅读水平,大力提倡推行报纸通俗化的编写。1942年5月16日发表的《深入群众,不尚空谈》一文中,谈到报纸要做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认为报纸应该实际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不能不贴合实际地自由漫谈。1942年9月1日《论我们的报纸》《报纸和新文风》《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文章中,指出报纸的报道必须要是实事求是,不能撒谎,不能臆造,而且提倡报纸应改进文风,鲜活报道事实。

总之,《新华日报》形成的一系列新闻观念,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矛盾与问题,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理论,为当代的新闻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韩辛茹.新华日报史[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87:2.

刘少奇的新闻观 篇6

刘少奇较为集中的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论述有三次。第一次是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国革命即将胜利, 面临着从战争到建设、从农村到城市的斗争环境的变化。他的谈话根据两年来解放区经济建设和土改中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环境的论点。这个谈话, 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此前四个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精神, 为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新闻工作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1]的任务, 作了思想准备。

第二次是1956年5-6月听取新华社、广播事业局领导汇报时的三次谈话。这是为起草党的八大报告, 刘少奇听取几十个部委汇报工作的一部分。1956年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刘少奇的谈话贯彻了毛泽东探讨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路, 提出了不少大胆的、具有创见性的改进新闻工作的意见。

第三次是1961年4月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对《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几次谈话, 对该报“大跃进”期间的宣传偏差进行了分析。他以批评《人民日报》的方式, 既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又尽力纠正由于中央指导思想的错误造成的新闻和宣传工作的偏差。

这几次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谈话, 有明显的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刘少奇不断地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生的新情况, 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他和毛泽东在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某些问题上出现不尽相同的思路, 不仅是正常的,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一、“桥梁”、“导线”:党的传媒作用的比喻

我国新闻界关于党领导的媒体作用, 有几种流行的比喻, 例如“耳目”、“喉舌”、“桥梁”、“导线”等。关于“桥梁”、“导线”的比喻是刘少奇1948年的谈话首先使用的。他说:“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 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 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事业, 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 千座桥, 万条线,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3]这两个比喻, 都不是单向传播, 因为桥梁、导线 (电话线) , 都是你来我往的双向传播, 思想的表达较为全面。

刘少奇对记者们说, 党从两方面依靠你们:中央要频繁地依靠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同时, 人民想和中央、毛主席通通气, 也要依靠你们, “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 变成新闻、通讯, 反映给各级党委, 反映给中央, 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人民的呼声, 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 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4]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 将党的媒体联系群众解释为通过记者写的新闻、通讯如此深刻、真诚地反映群众的呼声, 以至通过新闻、通讯反映党工作中的错误, 说得这样明确的并不多。

斯大林关于报刊的力量和作用的话当时在中国党内是著名的, 他说:“报刊是党每时每刻用自己所需要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党和阶级之间架设精神导线的方法, 其他同样灵活的机关, 在天地间是没有的。”[5]在这里, 他强调的是单向传播, 即“党→报刊→工人阶级”, 并在这个意义上看重报刊的作用。刘少奇所讲的是双向传播, 要求媒体所起的作用是“桥梁”、“导线”, 沟通双方。

二、记者的一项任务:考察党的政策

面临复杂的生产建设、群众利益问题, 党的领导机构制定政策亦不像处理敌我矛盾那样相对简单, 需要经常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政策, 刘少奇谈到他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心情时说:“我们坐在这里, 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6]他希望记者们在这方面为党多做些工作, 因而提出一项新的任务, 指出:“你们不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以及马列主义的观点, 而且有权利考察党的政策对不对。这有你们的自由, 没有限制你们。你们对中央的政策可以怀疑, 你们根据许多材料, 证明政策需要修改, 就提出来, 这是好的。”“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 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 允许你们提出, 你们有这个权利。……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 中央时刻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7]

1961年,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个考察党的政策步骤:“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调查的目的就是首先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 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已经不够, 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 过去的政策哪些不正确, 哪些不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在调查中新提出来的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 要根据新问题提出订些什么新政策。”[8]显然, 这是毛泽东提倡的“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在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体现。

毛泽东多次谈到准确宣传党的政策的问题, 是以政策正确为前提的。他没有明确提出过类似记者考察政策的任务。而这个问题, 在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战争转变到生产建设之时, 就显得重要起来。党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和带有全局性质, 一旦政策失误往往影响社会的稳定, 延误国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媒体宣传中出现的问题, 证实了刘少奇1948年提出记者考察党的政策的必要。如果不是盲目地、片面地、一哄而起地宣传党的政策, 在宣传政策的同时记者能够名正言顺地考察党的政策, 形成鼓励记者及时、大胆地反映问题的氛围, 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事实上, 党的媒体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这种工作, 但是没有“名份”, 而且有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 而是揣度上级的倾向反映问题。刘少奇明确提出党的媒体的双重任务———宣传党的政策和考察党的政策, 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

三、关于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和坚持立场

刘少奇一向要求实事求是地报道事实。鉴于过去的教训, 他在1948年说:“故意夸大, 反映得不真实, 就害死人了。”特别对工作中的错误, 他要求“报道一定要真实, 不要加油添醋, 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反对我们, 是反对就是反对, 是欢迎就是欢迎, 是误解就是误解, 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9]

这种态度也表现在他1949年4月解决天津劳资矛盾问题上。当时天津的一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 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 不说他们的好。刘少奇正确地执行了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谈到报纸问题时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 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 我也承认这个错误, 我们的报纸是有一点偏向的, 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 非就非, 好就好, 坏就坏”。[10]这种对真实性的要求并非没有立场, 其立场就是坚持正确的党的政策。在这方面坚持真实报道的压力就如刘少奇所说:“不要怕说话, 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 该说的话不说, 结果是害了工人, 工人失业后骂你, 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 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 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 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11]

在革命战争时期, 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党领导的媒体战斗性的表现。取得全国政权后, 媒体的报道范围不再只限于党内和党的同情者, 报纸和广播面对数亿群众, 通讯社要成为世界“消息总汇”。在这种新形势下, 刘少奇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遵循新闻工作的特点, 以客观的形式报道新闻, 注重新闻的普遍兴趣。

他在1956年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指出:“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 只强调立场, 那么, 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 有片面性。”“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 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 不是我们的优点。”谈到国内报道时, 他说:“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 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 不好的也要讲。”[12]1961年他对《人民日报》领导同志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你们报喜不报忧, 只登好的, 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 我不看, 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13]他观察了资产阶级的客观报道, 注意到这是一种成功的报道方式, 与表达立场并不是对立的, 指出:“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 既报道了事实, 又挖苦了我们, 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人们从他们的新闻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14]

刘少奇1956年根据中国社会的新情况, 大胆将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客观”、“公正”、“兴趣”等视为新闻工作的一般性要求。毛泽东同一时期赞同过新闻要有“兴趣”, 但对“客观”持否定态度;周恩来也主张客观报道。将这些新闻工作职业要求进行整体论述, 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 刘少奇是惟一的。

“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 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 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15]刘少奇的这个思想从50代至今, 一直在我国新闻界流传, 它既体现了党性原则, 也体现了对新闻工作规律的尊重。刘少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对客观、公正的本来认识。

党领导的媒体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新闻媒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划清阶级界线是一种必须的思维方式。然而, 当党即将成为执政党, 党的媒体面对社会而不再只面对党内和党的同情者的时候, 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两类媒体必然发生除了斗争以外的相互接触的问题, 职业上有相通的地方。要人们向资产阶级学习发展经济, 人们尚能接受;但在新闻领域提出向资产阶级学习, 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观念很难使人们接受它。从党的历史文献看, 刘少奇是党的高级领导人中较早地明确提出向资产阶级学习新闻工作经验的人之一。

1948年, 鉴于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刘少奇提出:“可以看国民党的报纸, 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 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 甚至还好些。”谈到我国解放前最著名的《申报》时, 他认为《人民日报》有办得比它好的地方, 但也指出:“有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学, 还能接受他们的东西。”[16]

然而, 他不希望党的记者们像唐僧取经那样照搬别人的东西, 但这种情况还是大规模地发生了。50年代初期, 我国的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人民广播电台, 从体制到标题制作, 全面而机械地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 造成新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刘少奇1956年听取新华社汇报时, 也批评了机械学习苏联, 同时再次提出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他说:“要学习塔斯社, 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曾经说过, 对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收下来, 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收下来。”他注意到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工作经验, 提出“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报道技巧。”[17]

对于西方的新闻报道和大众文化, 刘少奇主张有选择地采用和引进。他说:“对于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消息, 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登一些。有些报刊登国际新闻只登说我们好的, 骂我们的或者说一句美国好的都被删去, 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世界各国的电影都要搞进来, 包括美国的。一种是进步的, 一种是无害的。无害的, 能帮助了解情况的, 也可以进口。”“西洋歌剧也要搞。”[18]

当然, 学习和引进要讲立场, 他同时指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能超阶级”, “总之, 要有坚定的立场, 同时还要有极大的狡猾, 要有原则而又很灵活。”考虑到人们对客观报道等的传统认识, 为避免当事人为难, 他建议新华社“写个报告向中央请示, 请中央批准, 免得你们报道了, 人家说你们丧失立场。”[19]

周恩来有丰富的与新闻界民主人士共事的经验, 1949年曾向新闻界的民主人士征求过城市办报的意见;毛泽东1957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报纸的时候, 顺便提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20]刘少奇进一步谈到具体的学习内容, 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勇气。

四、刘少奇的新闻观对我们的启示

启示之一, 是在面临工作中心转移之时, 能够勤于独立思考, 不是教条主义地守着旧有观念, 而是善于根据发生的新情况, 创造性地补充、发展原有的理论, 并及时总结新经验, 将经验转化为新理论。

启示之二, 是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宣传党的政策是党的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 但是在不同时期, 面对不同对象, 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 考虑改革体制。刘少奇这方面的许多论述是不同凡响的。

启示之三, 是对新闻工作规律的尊重。刘少奇把新闻传媒不仅只看作党的一个工作部门, 而且也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业。他对记者说:“在整个社会中间, 有你们的特殊职务, 别人做不好, 不能做的, 有些专门的人, 不做别的事情, 或者少做别的事情, 专门做这件事情。因为社会上有此必要, 因为人民有这个需要。”[21]不言而喻, 这样的工作就不能仅仅属于党的工作部门, 还要考虑它作为社会性工作的规律。同样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论述党的新闻工作, “刘少奇的见解无疑更加全面, 更加符合新闻宣传规律, 对实际工作更具切实的正确指导作用。”[22]

注释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428.

2[2][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494, 56.

3[3][12][14][15][17][19][21]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250, 359、360、363, 360, 361, 359、360, 360、379、361, 248.

4[4][6][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399、404, 399, 399、402-403.

5[5]斯大林全集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 1957:166.

6[7]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26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403.

7[8][13]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M].北京新闻学会编印, 1980:24, 26.

8[10]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N].1968-09-01, 或红旗[J].1968 (2) .

9[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40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254.

10[1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359-36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91-192.

11[20]夏衍.懒寻旧梦录[M].北京:三联书店, 1985:587-588;吴冷西.忆毛主席[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5:35.

公共新闻观 篇7

一、二者的思想源泉

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思想都来源于维克赛尔初期对财政学的一些思考,只不过二者承袭了维克赛尔思想的不同方面。

1、出身的不同

布坎南1919年出身于美国,从遗传角度讲他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混血,在美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最早定居的就是这些吃苦耐劳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为其自由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布坎南经历过美国内战,作为内战中战败方的一员长大成人,性格方面很大因素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同时布坎南出身在平民主义盛行的家族,早期阅读过很多宣传平民主义的小册子。

布坎南的治学之路更是跌宕起伏,1946年作为一名“自由社会主义者”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坚信对于个人自由的政治性约束应该降到最低。在师从奈特的学习期间,他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这为其成为坚实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做了铺垫。也正是在读研究生的早期,他发现了意大利财政学家马可的财政学原理,这些早期的思想和态度正好反映了布坎南不愿意接受常规的假设即政府是与人为善的。布坎南在思考怎样使集体行动获得集体利益的同时又使自己免受他人的剥削时,遇到了对其思想影响深远的维克赛尔,维克赛尔发现考察集体决策形成的制度结构即一致同意原则是必要的,这与布坎南的努力是一致的。布坎南后来的思想深受维克赛尔思想的启发。

马斯格雷夫1910年出身于德国,他的学术生涯从慕尼黑和海登堡开始。马斯格雷夫深受魏玛共和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具有社会民主思想,其在德国传统财政学的耳濡目染中长大,瓦格纳等前人的思想对其影响深远。马斯格雷夫运用私人市场行为的实证模型为政府干预在采用相机决策的政策,特别是在设计税收和指出法则等方面提供了能导致帕累托改进的规则。

2、思想的逻辑起点不同

布坎南是坚实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其立场即政府是恶的。他将交易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决策过程,指出政治决策过程是一项群体成员之间的复杂交易和协定过程。布坎南以政治人与经济人同样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为基础论证政府存在失灵,公共选择理论首次将经济人假设延伸至投票人或国家机构代理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上,得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行为与在市场上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差别,从而进一步论证了需要对政府和公共决策过程进行限制,以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马斯格雷夫具有社会民主思想,其出发点即政府是好的,与人为善的。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以获得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政府具备配置、分配和稳定的职能延伸至政府应该供给公共物品。

二、关于财政任务的讨论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和思想体系,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首先在财政任务上进行了各自观点的交流。

1、政府的扩张

马斯格雷夫认为公共部门的扩张是合理的、必要的,他同意阿道夫·瓦格纳对政府规模的预言即瓦格纳法则。瓦格纳关于政府支出增长的三大因素是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革、社会的民主化和对社会正义的日益增长的关注。而马斯格雷夫则认为政府扩张有以下三大原因:多数裁定原则的谬论,权力被自我服务的政治家和官僚篡夺以及财政幻觉;经济变量;政治权力分配和制度的变化。马斯格雷夫为20世纪后半叶公共部门的扩张进行了辩护。

布坎南则认为公民作为个人是否想采取联合行动集体花费他们的资源应该由人们自己决定,他不否认政府的某些作用,但是他主张必须建立合法的框架,为财产和契约提供保护,同时保证货币价值的可预测性以及维持市场秩序,也即布坎南赞成保护性国家或保护性政府的存在,但是他反对保护性国家向福利性国家和生产性国家的扩张。他认为集体行动也会过度地侵犯个人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

2、公共物品供应

马斯格雷夫认为政府不仅是支出者同时也是投资者,政府在一个项目无法准确衡量成本收益的时候,在供给与否的决策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即政府能够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当然也不排除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政府在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上则发挥着监管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马斯格雷夫论证了为什么政府要提供私人产品,他以“教育”这样一种具有明显外溢性的私人产品为例,提出在政治的决策选择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考量和提供,也即马斯格雷夫主张的是政府应该具备“父爱主义”,即政府应该为人们提供政府觉得对人们有好处,但是人们自己不知道的有益物品。

而布坎南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很少,当从公共物品转到在技术的意义上可分割的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公共供应时会出现问题。

3、转移支付

马斯格雷夫思想中政府具有三大职能,其中之一是分配。财政的分配即转移支付,马斯格雷夫从救济穷人和社会保险两种形式来考察财政的转移支付。

马斯格雷夫用计算公式简单论证了救济穷人的政策必须是选择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他指出向全社会的人提供等额的补助不仅会导致税率的增长,而且会出现不需要帮扶的对象也得到了补助的结果。

在社会保险上,马斯格雷夫强调实施强制性的公共保险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保险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功能。他认为公共保险可以避免在强制性私人保险体制下的低效率的管制,当然他也指出了社会保险的风险性主要在于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上,并指出医保中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正在进一步加大医保的成本,所以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是有待解决的财政问题之一。

4、税收

马斯格雷夫在税收上持税收公平理论,主张横向公平,即境况相同的人受到相同的待遇,他认为按照消费征税比按照收入征税更加公平。他在税收分配调节上更加关注低收入者,主张通过累进税率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

而布坎南则认为累进税率会引起阶级间的冲突或混乱,不会得到将财富从富人转向穷人的分配结果。他认为公平应该是在政府机构行动的合法性中得到保证,同时提倡支持统一税率。他认为国会榨干租金,政府会通过税收漏洞去获得自己的收入,而且政府会清除漏洞削减税率然后在更宽的税基上立即开始再次提高税率,这样国会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增加自己的收入。

总之,在财政任务上,马斯格雷夫认为公平适当的财政体制是市场和社会的有益补充,相信政府是好的政府,考虑的问题是需要什么,政府能够做些什么。而布坎南则认为税收会为政府获得自己的收益提供寻租机会。

三、关于对政治行动约束的讨论

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在评价集体行动的效率方面存在着差异,前者认为集体行动能够做“好事”,而布坎南则更多地看到集体行动可能做的“坏事”。二者对政府实行立宪约束即在选举的约束上是不存在差异的,但是在具体的集体行动或者是政府决策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约束要求。

1、布坎南的程序限制和范围限制

布坎南主张对政府决策进行约束,他提出限制集体行动的两大原因:从个人选择受约束出发引出集体选择中的限制,是为了限制别人来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侵害;多数裁定原则下会出现歧视行为,会形成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和反对他人获取这部分利益的两大利益集团,这两大利益集团的纷争容易引发寻租活动,消耗掉社会资源。鉴于此,布坎南提出了对政治权力程序和范围的约束。

(1)程序约束。在集体决策的程序规则上,维克赛尔主张多数裁定应该向超多数原则转变,布坎南同样呼吁决定性的集体行动应该遵循超多数规则。更多数原则肯定会减少可能受到歧视性集体行为伤害的少数人集团的规模。

(2)范围约束。普遍性的约束消除了针对特定对象的转移支付和针对特定对象的税收。具体体现为确保每人等额的支付或者转移支付,更具体来说是按能支付,普遍性原则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集团享有免税和免征额待遇。对所有人实行单一税率,可以大大减少为了获得有利财政待遇或避免不利财政待遇而进行投资的动机,从而能大大降低对社会资源的消耗。

2、马斯格雷夫的约束规则

在何种程度上对国家和政府进行约束,马斯格雷夫的思考是对政府和个人进行双重约束。在布坎南指出多数裁定原则有可能导致歧视引发寻租行为的缺陷后,马斯格雷夫为多数裁定原则作出了辩护,他认为多数票原则有利也有弊,但是没有布坎南说的那么糟糕。马斯格雷夫还指出互投赞成票,不仅会出现布坎南指出的预算过度的结果,还有可能出现预算不足,公共物品无法供给的现象。

四、财政联邦制的讨论

在财政是否应该竞争上二者所持观点相反,马斯格雷夫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履行稳定职能、分配职能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要求这种供应与这些产品的受益范围一致。财政上的集权有利于削减税收带来的扭曲效应。而布坎南则认为财政之间应该充分竞争以提高效率,政府间的有效竞争必然会对政府施加限制。布坎南认为只有一个联邦化的政治结构才能有效地以类似于市场过程的方式利用竞争的力量。马斯格雷夫则反对这一点,他认为竞争会带来税基的侵蚀、效率的损失。

五、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对于政府和社会存在的问题,布坎南认为是政府规模过度膨胀,政府面临着无穷无尽的被人们认为是应该得到的福利要求,而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去满足这些福利,政府甚至不能满足最低水平的建设基础设施的需要。政治机构和政治官员不能获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尊敬和信任的缺乏,在政治权力的代理机构和代理人中产生了道德堕落现象,这种现象既是内在动机也是自我选择的过程。布坎南认为我们观察到的大量道德败坏现象,究其根源就是相对于整个经济公共部门规模过度膨胀,如果公共部门的比重能比压缩至大约与中世纪描绘的国家规模相等的适当份额,就是削减政府规模,他认为这是解决目前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马斯格雷夫则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将所有的问题全部归咎于政府规模的过大有些牵强,他指出公共部门的扩张正是由于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导致了人们需要的改变。

以上即二位大师在财政学领域的一些真知灼见,结合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发展现状,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六、对二位学者财政学思想的评价

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堪称是经济学某领域的开创者,二者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出发论证了财政核心问题,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二者的思想给现在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借鉴。

1、对政府的认识

布坎南的思想在指导我们客观认识政府上起到了很大的指引作用,他的政府失灵理论打破了常规的政府是市场失灵的有效补充的认识,从经济学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客观认识政府的方法。政府的低效率、腐败现象正是布坎南所指的政府失灵的重要表现。而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这些现象,布坎南的政府失灵理论为我们看待和理解这些现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切入点。

2、公共财政理论正是现今广泛适用的理论

目前我国的财政理论思想和实践很大一部分都是和马斯格雷夫所倡导的公共财政思想贴近的。马斯格雷夫理论下的政府具有分配、配置和稳定的职能,政府是公共产品供应的主体。现实中我国政府正在做大量的工作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和财政职能实行分配公平。在税收上累进税也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目的也是实现社会公平。

3、兼收并蓄、指引发展

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看到的是政府的不同点,所以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更应该结合中国实际去借鉴二者理论的合理部分,我们既要坚持公共财政理论方面的适用思想,也要看到政府的失灵,在承认政府的作用的同时主张借鉴布坎南设计的有利的手段去避免政府失灵所带来的危害。

七、结语

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从不同的出发点构建起了自己的财政思想体系,他们看到的是政府的不同方面,为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政府和实践提供了有利借鉴。

参考文献

[1]布坎南、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匡小平、类承曜.充满睿智的财政思想的交锋——读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J].当代财经,2003(5).

[3]陶红:马斯格雷夫与布坎南财政思想交锋——读《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2).

公共新闻观 篇8

一、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历史演进

最早的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认为, “个人只有作为社会成员才能发挥其全部的潜能。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 也是一切理想特征的总和。”[1]在这种自由观的指导下, 社会事务往往以权力和权威作为衡量的标准, 以个人绝对服从于国家作为前提, 扼杀了个人自由的天性, 束缚了人的价值。在柏拉图的国家目标学说、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安全学说、霍布斯的国家主权说以及黑格尔的国家意志说中, 均体现出为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的权力, 通过剥夺个人自由权力而捍卫国家利益的特点。之后的英国、法国等较早运用印刷术及新闻媒介的国家先后采用颁布特许出版制度, 实行新闻检查制度, 征收知识税和津贴制度等一系列方式限制个人新闻出版自由。“当印刷术在西方世界传播约200年后, 集权主义报业理论提供了决定近代报纸对当代社会作用和关系的唯一基础。在新闻观念的历史上, 可以说, 集权主义报刊理论比任何的报业理论, 在较长的时期中, 决定了新闻传播的具体模式。”[2]

在经历了多年的黑暗集权统治之后, 弥尔顿、洛克、密尔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 打破封建教会的束缚, 开展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从而呼唤人的理性, 重视人的价值, 推动个人的自我实现。自由主义者认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本身就是目的。”[3]提出人的理性特征, 为个人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提供了行动依据。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指出, “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理性的自我修正”, 观念是可以放到公开的市场上相互比较的,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判别观念的对错;在公开的观念市场中, 经过每个人的理性判断和频繁交流, 真理会更加明确地被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在自由被放开后, 自由主义新闻观为西方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保障, 促进了报业的发展, 同时推动了本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一部保护新闻出版的完整法律法国《新闻出版自由法》及《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均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

新闻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生, 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但与此同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新闻媒介逐渐成为少数拥有者控制的工具, 新闻机构部门滥用新闻自由权利, 因此, 社会责任论的出现, 目的正是考虑新闻自由背后的传媒责任, “目前的危机仅仅是为争取表达自由而进行的长期奋斗的一个阶段”[4], 以及处理好新闻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试图改善传媒的表现行为, 寄希望于传媒自身、公众和政府三个方面;提出新闻自由不仅应该包括“免于……的自由”, 还应包括“从事……的自由”。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是对原有的新闻自由观的修正和完善, 使新闻传媒更好的发挥作用。媒体的责任就在于积极地采取行动, 促进社会秩序的改善。

二、新闻自由的规律与趋势

新闻自由观的不断演进和变化, 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自由的不断探索。从当今来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是落后的, 缺乏人性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生产力条件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仍然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生产力低下和国家的巩固阶段, 集权主义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上, 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稳定, 理应具有进步性。并且, 从新闻自由观后期发展的情况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逐渐渗透和影响了新闻自由主义观和社会责任论。

新闻自由主义观尽管高度强调人的理性价值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但弥尔顿在倡导出版自由的同时, “承认可以对自由讨论的权力加以限制, 但是他避开了这些限制背后的基础原则。他要求那些虽有不同意见但认真诚实的人能够享有不受政府新闻审查的自由。弥尔顿拒绝给天主教徒和当时出现时间不长的新闻工作者以充分的自由, 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不是按照他的诚实标准生活的。”[5]因此, 弥尔顿所倡导的新闻自由观也并非绝对的, 无条件的, 而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新闻自由观指导下的新闻实践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体现出新闻自由观以大局利益为重, 从中渗透出集权主义观念的影子。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不仅是对新闻自由观的完善和拨正, 也是媒介变革的体现。“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就是一个思想的混合体。这并不是说社会责任理论最终要向极权主义发展。相反, 它正是要用传媒的社会责任来防止极权主义。”[6]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 言论者起着重要的作用, 媒体赋有自由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政府不能只允许自由, 还必须促进自由;同时, 自由是伴随着一定的道德义务,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新闻自由。西奥多·彼德森指出, “社会责任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报刊在宪法保护下享有一种特权地位, 因此就有义务乃完成大众传播的主要功能以及对当今社会克尽其责任。”[7]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集权主义和社会责任论, 从本质上讲是完全不同的, “社会责任论是从服从个人利益出发, 通过对社会负责来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与幸福;集权主义理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通过限制个人的某种自由来实现社会的利益。”[8]

在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实践中, 尽管各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不同, 在历史上一国也时常出现专制与自由的交替和反复, 但从总体上说, 新闻出版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自由的, 自由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发展自由的权力, 尊重人的价值已成为各国行政管理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共识。当今考虑自由问题并不是说需不需要自由, 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自由, 以及如何把握自由的限度。诚然, 新闻自由的宽松度与政府执政的民主化程度密切相关, 当今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和历史地看待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应该把自由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来探究它们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实践的, 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和被斥为异端邪说的自由观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对立和冲突, 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重新界定了自由的内涵。”[9]事实上, 从历史的进程看, 政府执政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革命后, 西方社会政府管理经历了以“理性”为主导, 讲究市场效率的高度自由开放的竞争, 到以“公平”为主导, 发挥市场“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 最后发展到新近的追求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新型服务型政府。自由与民主化的程度是在相互地磨合与调节中, 在社会的进程中把握自由的限度把握, 在不断地“试错”中进行的。

三、新闻言论自由在现今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以来, 电脑和互联网在日常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在整个世界正发生着另一场科技革命, 这就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即以数字或者比特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以数字为DNA的科技革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场所、知识学习等方方面面, 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10]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 深刻地改变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方式, 同时, 也为当今探讨新闻言论自由的意义与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

网络传播的特殊性, 使之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互联网扩大了信息传播的地域范围, 使传统的信息内容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网络的匿名性, 使网络使用者在网络世界中自由地交流, 接近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合理化的“公共领域”。“因特网令人激动的地方, 除了近乎无限的信息, 还在于它能够自由获取和发出信息, 限制似乎尚不存在。在到目前为止公众可以借助传播工具中, 电脑的网络传播提供了新闻与言论的最大自由度, 并且对传统体制和观点形成了冲击。”[11]网络的应用逐渐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变, 社会管理、教育培训、硬件投入等越来越多地使用到网络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互联网技术, 为民所用, 同时发挥网络的优势特征, 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是当今面临的重大问题。

2008年胡锦涛主席视察人民日报社指出,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 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现阶段只有正确地发挥网络优势, 科学推进媒体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 不断提高我国民主化水平, 才能形成新形势下舆论引导的新格局。通过互联网公开、透明的特征, 向公众提供沟通民情民意的渠道, 进一步扩大民主的渠道, 利用网络平台下情上达, 可以促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 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之中, 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12]当今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的声音, 对推进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舆论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仍然要指出的是, 扩大民主的渠道并不是说放弃对参与民主讨论的管理和完善, 只有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 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表达的权力。目前从国外对互联网的管理来看, 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双重角色。“一方面, 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促进了互联网的从无到有的蓬勃发展, 在将人类带入网络时代的过程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 当互联网产生后, 美国国会又数次通过立法来限定通过网络进行的表述。”[13]一直标榜以“民主、自由、博爱”的美国对互联网的态度表明, 网络时代既不可能任网络自由发展, 也不可能放弃对网络的监管。自由是人类的天性, 但自由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自由的同时不可忽视公众、媒体和政府须共同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我国在近十年内不断制订和完善互联网方面的法律法规, 旨在依法保障公民的网络新闻自由权和言论表达权。2000年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网络管理方面的法规, 2005年9月25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法律制度的制订, 为公民在互联网信息的使用、表达及传播方面提供了制度参照, 对抵制不良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新闻自由还应具有相应的中国特色。中国新闻媒介承担着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重使命。因此, 提高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意识, 须合理把握新闻传播的大局意识, 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 规范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 加强必要的网络监管。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也是人类的精神福祉。在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世界各国都试图合理地寻找时代的元素, 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 赋予新时期的新闻自由以新的意涵, 这正是追寻着历史观的发展精神给予社会发展增添的新的活力。人类对真理追溯和探索的过程, 也是对自由不断追溯和探索的过程, 新闻自由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如此。

摘要：本文分析了西方新闻自由观发展演进的三大历史进程, 归纳出新闻自由观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与趋势, 就现今网络时代互联网新闻言论自由所呈现出的特点与各时期的新闻自由观相联系, 总结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自由应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 同时须提高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意识, 规范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 加强必要的网络监管。

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 篇9

团结人民、鼓舞士气, 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一个新的时间节点来了。

2016年2月19日, 是值得所有媒体人共同记住的重要日子。

当天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调研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3家中央新闻单位;下午, 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论”, 提出了48字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为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工作。2013年8月19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他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网络是重中之重”;2014年8月18日,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4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发表重要讲话。

此外, 在视察解放军报社 (2015年12月25日) ,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 (2015年12月16日) ,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 (2014年2月27日) 等场合, 习近平总书记也都在讲话中, 重点谈及新闻舆论相关话题。

今天, 我们整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关新闻舆论工作的相关讲话。这些讲话, 不仅厘清了“职责和使命”, 强调了“党性原则”, 还就如何适应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 如何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深刻改变, 如何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等一系列问题, 给出了针对性极强的解决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新闻观”和“方法论”, 不仅对媒体人有启发, 对其他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谈党性原则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 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创新方法手段, 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主要媒体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

长期以来, 中央主要媒体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事关旗帜和道路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事关旗帜和道路, 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 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团结人民、鼓舞士气, 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 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要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 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 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 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 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 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办好《解放军报》, 必须坚持军报姓党

新形势下办好解放军报, 必须坚持军报姓党。《解放军报》是党领导和掌握、直接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务的, 必须在恪守党性原则上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始终不渝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高度自觉维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权威, 坚定不移传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声音。这是《解放军报》必须坚守的政治灵魂,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不能丢。军报姓党, 就要爱党、护党、为党, 为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竭尽全力, 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2015年12月25日, 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

◆军报姓党、强军为本、创新为要

要紧跟强国强军进程, 弘扬改革创新精神, 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 努力使《解放军报》政治上更强、传播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

——2015年12月25日, 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

◆《解放军报》是党在军队的喉舌

创刊于1956年1月1日的《解放军报》, 是中央军委机关报, 是党在军队的喉舌, 是我党我军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 也是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个特色。60年来, 《解放军报》坚持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同步伐、共奋进, 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 不愧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声音的传播者, 不愧为军队建设发展改革的促进者, 不愧为广大官兵成长进步道路上的好朋友。

——2015年12月25日, 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

◆要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阵地意识

要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阵地意识, 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 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这是《解放军报》的鲜明政治特色, 也是《解放军报》的“品牌”, 一定要保持下去。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 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 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2015年12月25日, 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极端重要的工作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谈舆论导向

◆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主要媒体突出宣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阐释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 反映人民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 唱响了主旋律, 传播了正能量, 有力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做好正面宣传, 要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 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 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 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 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从《人民日报》里寻找精神力量和“定盘星”

《人民日报》是党的阵地。毛泽东同志当年亲自给《人民日报》题写报名。全党全国人民都从《人民日报》里寻找精神力量和“定盘星”。要适应变化、不断壮大, 关键是不忘初衷、坚定信念, 新闻舆论阵地既要坚守也要与时俱进。希望大家永远朝着新的目标不断努力。党中央支持你们, 我也支持你们。

——2016年2月19日, 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

◆网络舆论宣传要弘扬主旋律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 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 运用网络传播规律, 弘扬主旋律, 激发正能量,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014年2月27日,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 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 把握好时、度、效, 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 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 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谈创新融合

◆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随着形势发展,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 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 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读者在哪里, 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

新形势下办好《解放军报》, 必须坚持创新为要。现在, 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读者在哪里, 受众在哪里, 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 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

——2015年12月25日, 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强化互联网思维, 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 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 一手抓管理, 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2014年8月18日,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 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 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 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

今天, 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 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 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 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 现在则需要突破。“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

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 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 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 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 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 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 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做这项工作不容易, 但再难也要做。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谈专业素质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 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 牢记社会责任, 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提高业务能力, 勤学习、多锻炼, 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要转作风改文风, 俯下身、沉下心, 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 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严格要求自己, 加强道德修养, 保持一身正气。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人才队伍

新形势下办好《解放军报》, 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人才队伍。包括解放军报社同志在内的全军新闻工作者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 加强党性修养, 提高专业素质, 弘扬战地记者优良传统, 努力成为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要加强队伍教育管理, 严肃各项纪律, 强化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确保队伍可靠、干净、过硬。

——2015年12月25日, 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

谈国际传播

◆做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创刊30年为起点, 总结经验、发挥优势、锐意创新, 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 讲述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2015年5月, 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

◆传播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 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传播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外国观众更多更好了解中国。

——2016年2月19日, 在中央电视台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增强国际话语权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增强国际话语权, 集中讲好中国故事, 同时优化战略布局, 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2016年2月19日,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 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阐释好中国特色。

——2013年12月30日, 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

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 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 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 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 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创新对外宣传方式,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