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民

社会公民（精选12篇）

社会公民 篇1

一、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 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 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 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 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 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妇联、工会等。

公民社会是个历史范畴。两千多年来, 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公民社会概念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一共经历了三种形态。

1. 公民社会的古典形态。

西方文明一直到17世纪前的社会状况, 国家与社会并未分离或者并未完全分离, 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 这一状况在中世纪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 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 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 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显然, 这一时期对于公民社会的描述是笼统而混淆的。

2. 公民社会的现代发展。

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形成。他们应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法来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 把市场经济当作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 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 也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

3. 公民社会的当代转型。

20世纪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 公民社会观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了“重建公民社会”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 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 并系统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 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领域的当代转型。 (1)

二、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价值

无论是在现代的“政府—社会”的二分结构中, 还是在当代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里, 公民参与在公民社会的政治价值意蕴都是显而易见的。 (2)

1. 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

公民参与各种日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 体验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 形成良好的公民参与精神, 培育了独立的、自由的、理性的人, 最终形成民主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完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 是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地带, 是民主力量成长和积淀的基地, 是民主平衡有序发展的砝码, 这些都离不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参与。

2. 公民参与更容易保护公民的权利。

公民社会是公民独立自由的保护伞。公民社会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 保障政治自由, 改善人的生活。而这一切, 离开公民真正的参与就将形同虚设, 不能完成公民社会自身的使命。

3. 公民参与有助于监督权力的运行。

公民社会具有独立性, 使人们对公共权力采取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 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构成看不见的制约。公民的广泛参与, 可以提高公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权力关系的有效制衡力, 它作为社会的制衡监督着国家, 使之不沦为多数人的专制。

4. 公民参与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有力促进。

合法性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统治权的认同感和支持, 而公民参与可以使得这种认同感得以固定化。民主政治中的政府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依据, 即必须得到广大公民的共同认可、信赖和支持。政府合法性只能到公民社会中去寻找, 只能由第三部门来供给。公民参与带来的政治认同感在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得以培育和强化。

5. 公民参与是公民人格生成的重要途径。

公民社会是免费的民主大学, 公民社会能够刺激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能够培养和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形成健全的参与性公民人格并通过公民事务的参与来践行维护民主的原则和价值。

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 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 而公民参与无疑是这个支撑上最有力的一环。如果公民参与程度不高, 公民社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 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 公民社会是第一位的, 国家则是第二位的。如果政治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社会的权利要求, 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公民社会的权利主张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特性。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道德价值的信奉者, 即抱有不同的价值目标的公民们都在不断的政治参与中追求自己的权利。

三、困境

“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 (3)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 公民的政策参与实际上是公民在利益表达上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反映, 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尺度。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较之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与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相适应, 具有进步性。主要表现为:由政治运动式参与向分配利益性参与发展;由单一的政治利益群体参与向多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发展;由表态性的被动参与向智能性的主动参与发展;由单一的官方参与渠道向多样化的民间参与渠道发展;由失衡性参与向平衡参与发展。 (4)

同样, 在公民社会当中, 由于其不可避免的涉及或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 我国公民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仍很不够, 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

1.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

政治社会化的定义表述有很多种, 在这里, 我们这样定义: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 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5) 由此可见,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政治文化教化。因此, 社会的组织和群体是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和群体把现存政治体系认可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灌输、传授给社会个体, 把社会人培养成为政治人, 以便传承政治文化、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 越能够培养公民政治人的形成, 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参与, 稳定政治体系的秩序。在我国, 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公民参与的稳定性和推动作用。

2. 公民社会内涵不清晰, 公民参与动机不明确。

国家与社会, 作为人类组织和秩序供给的两种基本形式, 两者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古希腊罗马的酝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近代逐渐发展成熟。从理论的角度, 探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思维框架, 梳理西方学者的价值取向和分析路径, 挖掘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个性与特征,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内涵、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6)

3. 沟通渠道不畅, 信息不透明。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决策机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 缺乏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因而极易导致一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个人要么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 要么选择干脆不参与的方式。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也不完善, 而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没有公众参与的明确要求, 因而公众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4. 公民参与伦理规范程度不高。

公民伦理本质上属于公共伦理的范畴, 是市场社会充分发展的产物, 主要是用以处理以公民身份出现的私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组织利益与组织利益之关系的规范体系。 (7) 由于公民伦理是植根于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之中的, 因此, 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一定是在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中。而在我国, 公民伦理一直被放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位置, 这方面的培养似乎都已经被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了, 由此, 公民伦理规范程度不高就使得公民参与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进而影响到公民社会的构建, 而真正受伤害的, 恰恰是公民自身的权利。

5. 受教育程度偏低。

在影响政治态度的诸因素中, 除了公民个体的性别、职业、收入、年龄等之外, 教育水平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显然与公众参与热情是成正比的。 (8)

四、如何更好地发挥公民参与的对策分析

1. 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实现公民参与保证。

在我国, 人们还没有对社会保障机制形成深入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而其基本要旨恰恰是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多渠道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平台。民间互助是我国传统的保障形式, 我国目前的民间保障, 除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家庭保障外, 还有工会系统组织的互助会和互助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及基金会等形式。今后, 应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精神, 发挥民间保障的作用, 在城镇职工中, 应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互助保障, 以使参加互助组织的职工在遇到生、老、病、伤、残及灾害等生活困难时, 及时得到互助组织物质上和经济上的帮助。 (9) 这样, 既是公民参与的过程, 同时也能在促进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的同时, 加快公民社会的形成。

2. 积极发挥社会团体优势, 拓宽公民参与途径。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宏观层面上为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确定了指导原则。“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不仅政府机构, 而且还包括各种民间组织乃至企业, 他们在规范、协调、服务等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0) 社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 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社团的发展迅速,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优势, 形成以社团成员积极参与为主的社团发展模式, 社团内部管理要符合民主、法治原则, 不得以自治或内部行为为由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制度原则可能以强制性规则的面貌出现。

3.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提高公民参与效率。

我国目前监督管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采取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 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 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这样做不仅操作成本很高, 而且假借公益名义谋取私利的组织往往并不能被发现。而从国际经验看, 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 (11) 在这其中, 广泛的公民参与必能使得这样一种社会监督的机制更加运行稳当, 更容易受到监督。另外, 非营利组织由于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 与政府和企业的财务制度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如利润计算、报表项目、评价标准等, 因而建立非营利组织独立的财务和审计制度, 是对其实行监督管理的前提。

参考文献

[1]丛日云, 庞金友.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及特点[J].教学与研究, 2002 (1)

[2]王建文.公民社会的价值诠释与现代意义[J].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5)

[3][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4]梁丽萍.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4)

[5]李元书.政治社会化的涵义、特征、功能[J].政治学研究, 2007 (6)

[6]庞金友.国家与社会:近代西方的理论视角[J].宁波党校学报, 2008 (1)

[7]晏辉.公民伦理的显现领域与实现方式[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8 (4)

[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9]梁丽萍.社会化: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由之路[J].经济问题, 2006 (1)

[10]何增科.论改革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意义——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之一[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8)

王名, 贾西津.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J].大都市发展资源网, 2006年11月8日

社会公民 篇2

论文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政府;善治

论文摘要: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善治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这就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更多参与的公民性。公民性，一方面指在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性被视为一种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公民性涉及的是公民个体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它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公民社会及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扯，所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主导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基础之上，即: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保证公民能够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公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这种观点与善治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会更为积极的参与治理，公民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进而会采取一种更加广阔且更具长期性的视野，去了解公共事务、有归属感、关心整体并与社会达成一种道德契约，这种公共精神是善治的“粘合剂”，它包含着爱也包含着责任。“公民性概念常常会包括:关心共同利益，社区整体的利益，一个人所拥有的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对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容忍，承认社区的决策重于一个人的私人偏好，以及承认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公众和为公众服务。”

公民社会的目标，是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如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管理过程、以及促进民主和防御外敌等，同时，政府也应该努力培养和开发人们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依赖于信任。信任和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时，公民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当公民的信任度增强时，公民也可以体验到他们认识共同利益和根据共同利益行事的能力在增强。政府对于帮助公民明确地表达公共利益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利益也应该指导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政府必须努力保证公民在治理的每一个阶段获得发言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追求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决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制定出所有公民都会同意的政策。公共利益最好被视为公民社会对话和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使人们了解政策定的情况，又可以培育公民意识。因为在民主参与过程中，公民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自己狭隘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有助于人们认识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位于公民性核心的正是这种超越狭隘利益并且认识到共同利益的能力。政府及行政官员负有一种帮助教育公民的责任。政府要创造使公民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对话和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及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界定为信息、协商和积极参与三个层次。信息，包括政府传播信息的“积极”办法，又包括公民获取信息的“被动”渠道;协商，指政府指定问题并且对过程进行管理，而与此同时，公民则应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的参与，指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它承认公民在议程的建立、政策选择的拟订以及政策对话的形成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尽管最终决策或政策阐述的职责归于政府。

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能够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随着民主参与和与政府良好合作的深人，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将会在许多层次上发展成为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无论是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都必须是开放的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在设计项目和提供服务方面必须是具有回应性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满足公民的需要，否则公民也不愿意参与。这样做的最佳途径是在实现公共利益中为参与和合作创造机会。于是其目标就是要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和可以接近的，确保政府具有回应性，以及确保政府工作的目的在于为公民服务以及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为公民权的行使创造机会。

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需要我们与政府的良好合作，需要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的政府是属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政府具有较高期望，但是，政府要有效地运转，达至善治，则需要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四善治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善治”理论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范围的扩大、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它也表明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或者说治理理念上的变化。作为一种扩展性概念，“善治”理论还蕴涵着独特的民主理念、为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宽泛的空间和更理想的前景。如今，“善治”既作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理想，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备受关注。

善治本身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善治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起来。”善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在此意义上说，善治提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民主化价值要求，即打破封建宗法社会秩序，粉碎僵化的政治结构和独断的权力结构，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从民本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主’德、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以法为本、德法兼治的政治文化。

公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具有主体意识是公民进人政治过程的前提条件。善治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要求强化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的政治积极性，提升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参政意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为此，从善治角度权衡，在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任务，使个体成为充满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公民，努力塑造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个性凸现、具有公共人格的新型公民文化。

公民社会在中国 篇3

NGO公众参与公民群体福利保障公民社会处于个人和政府之间，执行与政府和与个人交流的双重职能：一方面，它对公众解读政府政策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教育民众合法利用自己的权利；并做出理性反应；另一方面，它把群众的利益和决定反应给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决策的过程，以更好得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做出调节。最终，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增强了这个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把视线转回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公民群体尚未能形成一个有正式组织和明确行动纲领的非政府机构。因此，总的来说，合乎中国本土法律的公民社会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是与政府紧密相连的非政府组织，如中国总工会；第二，是较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这便是中国语境中通常所说的NGO；第三，是一些松散的，未注册的沙龙和兴趣小组，这个可以称其为非正式公民群体（informal civil groups）。所以，在中国NGO不应等同于公民社会，如果把两者加以混淆，则会导致许多因一些原因无法成立正式组织的公民群体的作用得不到重视而日益萎缩，而这种情况本身也是十分不利于中国NGO发展的。

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到了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包含于体制内，原有的组织也无法再起到上传下达和资源分配的作用，市场的引入又加大了贫富分化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政府急需一批机构来协助政府帮助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濒临淘汰的群体，非政府组织在这样的环境和需求中发展壮大起来，我们姑且可以称其为自上而下的形式。他们多是公益性的，并且与政府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微博和其他虚拟网络社区的普及，另外一种形式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一些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和企业界人士正在利用新型的信息平台来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聚集，并在处理一些侵权事件中相互支援协作，增强社会影响力。同样农民工和其他一些社会群体也在以某种方式聚集，这通常是建立在工友关系，老乡或者同宗同族的基础上，如乌坎农民运动。我们姑且可以称这种形式为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这两种公民社会在某一些情况下重合，例如关照农民工利益以及残障的贫困群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但两者更多的是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

对于自上而下的正式NGO来说，有了政府资助和政策支持，当然在一些项目上很容易出成果，可是这种过于依赖政府的方式却大大削弱了其作为公民利益代表的效力。当下的政府的职能，则更多的是偏向于经济发展。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聚集，生态遭到破坏，弱势群体遭淘汰。而正式的NGO，则充当了配合解决和平息严重社会问题的角色。表现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则更多的是资金不足，NGO员工福利不足而导致的缺乏专业人才参与。这些硬件上的缺失则构成了现实层面最大的问题。而对于自下而上的公民群体来说，最大的问题则是缺乏一个可以进行自我管理的规范组织。首先，因为社会与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很多公民群体之间无法进行良好的沟通。一些有维权诉求的群体因为欠缺相关知识和能力，不知如何操作。而许多知识人的意见却仅仅停留于理论和言论层面。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在某些事件的某些环节上恰巧能够碰面，比如群体性事件中的维权律师和记者。而这些群体性事件在出现之前，则很少有人去关注。其次，这些群体因为缺乏基本的伦理和规章，在某些时候会出现暴力，过激的行为和模糊的，夸大的，甚至是虚假的言论，影响到了正常状态下公民社会的运转和整个社会的稳定状态，所以很容易被视作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加以取缔。其缺乏公民意识，缺乏对于不满情绪加以疏导的良好组织形式。正规NGO的过于被牵制和非正式公民群体的缺乏自我管理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想要维权的公民又不知如何操作，最终便可能诉诸于情绪化，造成恶性事件的状态。

近代公民社会发展的最大功绩莫过于提高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理性思维和行动的能力，使得整个世界可以朝向一个更为良性的方向循环发展。我们能做到的，是在既有的框架内去提高公民的法制和权利意识，并且去理性地践行。比较切实可行的建议就是加强正式NGO和非正式公民群体的合作，深入到城市社区、学校和村落中去，联系有理论建树的知识人和有公民维权意识的记者和律师，以及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和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群体，相互合作、交流、支持。

参考文献：

[1]Warren， E. M.‘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Edwards， M.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ivil Socie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377-390.

社会公民 篇4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媒体因其强大的交互性与即时性, 海量性与共享性, 多媒体与超文本, 个性化与社群化的特征, 在公民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完全隐蔽于民众视线之外, 也没有任何机构个人能摆脱媒体的影响。一时间群情激动, 认为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将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绝对“救世主”。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普及, 这一强大的传播工具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至此, 对于于新媒体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 没有人能够下一个绝对的结论。那么,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媒体对于公民社会之意义?正负影响的分歧点又在何处?本文将从公民媒介素养的角度出发, 讨论这一问题。

二、新媒体对构建公民社会的作用与在运用中出现的问题

(一) 公民与公民社会的意义

什么是公民社会?综合多方观点来看, 公民社会应当是一个公民通过手中的公民权在宪法及法律的保障下自愿间接参政, 通过影响政府组建、决策与监督政府行政来行使管理国家职能的社会。这里强调两点, 一是公民拥有受保障的全力, 政府完全服务于公民利益;二是政府作为直接的行政部门应当也必须存在且有效进行社会管理与协调, 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机构。

(二) 新媒体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就宏观层面来看对我国公民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建设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通过即时性的海量信息共享, 让民众获得了对于政府行为以及社会事件的实际知晓权。第二方面,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的强大的交互性, 打破了原先传统媒体的统治局面。因此新媒体的发展, 可以更好的将政府与社会置于民众的监督下, 民众也可以参与舆论的营造以及话题的讨论, 社会个人或团体也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或申诉渠道。

三、公民的媒介素养与新媒体运用及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 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 参与社会进步。主要包括受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在传统媒体阶段, 媒介素养体现在传播者上主要是媒介机构对传播信息的倾向与的把关, 体现在受众上主要是对信息批判接收的能力。所有被接收到的信息总在有意无意间对接受者的思想有着干预, 帮助受众建立自己思维中的“现实世界”, 这种“现实世界”的改变也会促使受者对实际行为作出调整。新媒体时代的一大特征, 就是赋予了公民强大的传播权, 公民媒介素养已经不仅仅是关乎自身发展的问题, 任何一位使用者的信息接收与传播, 已经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 影响更多的人。公民社会建设是一个涉及权力分配的敏感话题, 不仅步步艰难, 而且更需要细致谨慎。作为改良主要动力的民众同时也是新媒体技术的主要受益者, 他们对新媒体这一改良重要工具使用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了改良的顺利与否。

四、公民媒介素养培养的紧迫性

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问题原因又在哪里?我认为可以从这么几方面来看。首先, 我国公民人均素质低下。其次, 新媒体作为一种更加广泛、易于理解并且廉价易于接触的媒体, 增长最迅速的接触者在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 以及心智尚不完全成熟的年轻人群体, 他们的广泛而迅速地进入无疑无形中降低了整个媒介使用者的素养层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即媒介素养教育的严重缺失。

新媒体时代中, 又是在我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下, 上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客观上, 管理者规模和使用者规模差距悬殊, 技术手段也不足以照顾全面。主观上, 职能部门或媒体自身自然不会希望出现批评或损害自身形象及利益的言论或消息, 管理者的大量介入不仅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弱化, 更与民众通过媒体监督、批评执政者的初衷大相径庭。所谓治标治本, 对作为使用者的人不能从根本上更正使用目的提高使用能力, 即使制定了相关规定措施, 也会在执行上步履维艰。所以, 从媒介素养方面着手无疑是改善现今媒介传播环境、纠正不良之风以实现新媒体合理利用的不二选择。

五、结束语

总的来看, 媒体在社会运作中的特殊使命与功能决定了新媒体在当代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公民媒介素养的高低则决定了新媒体利用的方向与效率。因此, 要想让新媒体真正成为公民社会建设强大的支持力量, 必须重视媒介素养的培养, 加大媒介素养专项教育投入, 驾驭新媒体这架潜力无限又难以驾驭的马车, 为公民社会建设输送养料。■

参考文献

[1]熊澄宇:《新媒体时代百科全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1]熊澄宇:《新媒体时代百科全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石磊:《新媒体概论》,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2]石磊:《新媒体概论》,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3]李军林:《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3]李军林:《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宪政与公民社会① 篇5

「内容提要」公民概念是公民社会的特有概念，它界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揭示了公民的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性。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私法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国宪政建设应当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起点，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并以经验理性为重点。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时尚。无论知名学者还是刚刚进校的研究生，都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或者以公民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为工具进行某种“学术”演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②。如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1]（4页）。我国学者也认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宪政实现的一般条件之一[2]，“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3].就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理论还不为我们所熟悉，以此为工具对宪政进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尝试探讨公民社会对宪政的意义。

一、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

“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4]（1页）。但在宪法文献中，“公民”仅仅被简单地界定为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这与“公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蕴涵极不相称。公民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前提。Edward Shils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一特征包含公民观念”，“并孕育了城邦的概念，亦即一个都市以及一群有担任公职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权的公民的概念”[5]（36页）。公民概念是宪法学中第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最具价值的基石范畴之一，其核心要素是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既是政治国家对其成员身份、地位的法律确认，又意味着一种公民个体自愿归属于政治国家的观念。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新著《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所说的，“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需要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使他们把自己理解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成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了解这种政治地位如何影响他们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6]（5页）。

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在于：

（一）它是一个具有公共特性的概念，对公民内涵和公民资格构成要素的界定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宪政的价值预期、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具有某一国家国籍，使公民与某一具体国家相联系，并依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各国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法律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的公民概念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公民资格的构成要素各不相同。公民概念必须与政治国家相适应。因此，公民概念具有极强的.公共特性，公民资格绝不仅仅是公民“私人”的东西，尽管公民资格只有相对于公民个体才有意义。定义公民概念，界定公民资格，是现代公法所要完成的第一项重要使命。

（二）它蕴涵了公民之间关系的普遍意义即自由、平等、独立。

首先，“公民”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公民概念意味着平等。“公民身份是平等的表述”[4]（13页）。现代公民概念的存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公民群体）的存在，二是该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普遍性即平等。因此，说某人具有公民资格，意思是他是某一公民群体（即政治国家）的成员，并与这一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具有平等的地位。在早期，“公民”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古希腊奴隶制国家最早使用公民概念，当时是指那些征服了其它的城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的征服者，即所谓自然公民，他们的后代也就先天地享有公民权，成为城邦公民[7]（292页）。公民是一个特权阶层，垄断了城邦的统治权，城邦政治生活是公民的专利，公民之外的奴隶和自由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③。古罗马的公民概念更为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古罗马的公民也是一个特权阶层，解放自由人、奴隶、拉丁人和外国人都不具有公民的资格。这一时期拥有公民资格的“公民”人数极为有限，它是建立在巨大的、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平等基础上的。对特权与等级的容忍，使得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概念与近现代的公民概念存在巨大

社会公民 篇6

《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部法律出台和实施以来，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社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广，尤其注意城乡统筹

《社会保险法》适应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不分城市和乡村，将我国境内所有用人单位和个人都纳入到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农民工等。具体来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我国城乡全体居民；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社会保险法》对被征地农民入保问题作了特殊规定：被征地农民到用人单位就业的，应当参加全部五项社会保险；对于未就业转为城镇居民的，可以参加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继续保留农村居民身份的，可以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二、社会保险制度筹资渠道多

《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渠道，明确了用人单位、个人和政府在社会保险筹资中的责任。具体来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

《社会保险法》特别明确了政府在社会保险筹资中的责任。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给予补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政府对参保人员给予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给予补贴；国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三、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按照现有规定，个人就业岗位发生变化时，由于地区之间不衔接，城乡之间不衔接，导致企业缴费不能带走，缴费年限不能累计计算，这使得个人待遇无法实现，只能一次性退还个人账户储存金额。针对这种情况，《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转移接续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保险关系随着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这种可转移、可衔接的社会保险制度，从法律上破除了阻碍各类人才自由流动、阻碍劳动者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制度性障碍，有利于形成和发展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四、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

《社会保险法》在总结《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增强了征缴的强制性。这表现在：（1）规定了社会保险信息沟通共享机制；（2）规定了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制度；（3）规定了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的方向；（4）建立了社会保险费的强制征缴制度。强制征缴的具体措施包括：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时，从用人单位存款账户直接划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时，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用人单位不提供担保的，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法》在很多方面都突破了已有立法的规定,并已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一，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方面，《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缴费不足十五年的人员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养老保险累积缴费这个规定较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宽，后者规定达到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人员，不发给基础养老金。

第二，在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方面，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医疗服务提供能力和医疗消费水平等差距都很大，《社会保险法》没有对基本医疗保险待遇项目和享受条件作具体的规定。但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为了缓解个人垫付大量医疗费的问题，法律规定了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直接结算制度。即参保人员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按照规定应当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直接结算。其二，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向第三人追偿。

第三，在工伤保险待遇方面，《社会保险法》突破性的规定有三项：（1）将现行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职工“住院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和“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改为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该规定在保障工伤职工权益的同时，减轻了参保用人单位的负担。（2）为保证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法律规定了工伤保险待遇垫付追偿制度。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然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追偿。（3）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向第三人追偿。

第四，在失业保险待遇方面，《社会保险法》在《失业保险条例》的基础上，提高了失业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这表现在：对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患病就医，由现行规定“可以申领少量的医疗补助金”改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其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五，在生育保险待遇方面，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

（责编/张立新）

微软:社会的企业公民 篇7

微软:微软发展至今一直坚持一个理念, 即:企业社会责任是一家企业实现持续、长久发展的基石。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曾说:“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都应当利用自身资源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公民, 我们的承诺和责任建立在公司使命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要利用整个公司的资源和影响力, 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各种机会, 促进各地的经济增长, 并通过创新技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源于这一信念, 公益理念早已成为微软公司DNA的一部分。

开展CSR事业至今, 微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第一,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企业来说, 选择投入怎样的公益事业是一个重要课题。微软在选择公益项目时, 会结合、发挥自身的特点与能力, 即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

第二,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 “急政府之所急”。现在, 政府提倡构建和谐社会, 那么我们在选择项目时, 就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来缩小数字鸿沟。比如, 我们开展了“潜力无限——社区技能培训”项目、合作成立了社区学习中心扶助弱势人群、建立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试点示范工程等等。

第三, 只有形成一个CSR合作伙伴生态圈, 才能真正发挥这个体系中各方的最大优势和效用, 形成有机、高效、可持续的公益模式, 实现互补, 真正为社会和人民带来长期的帮助和效益。

第四, 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真正为社会弱势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长期、实在效益的企业公民项目必须是可持续的, 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孤立行为。这就要求企业规划项目时, 首先要考虑到与企业自身业务运营的有机结合, 实现企业盈利和企业CSR的良性互补。在此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创新、可持续的项目模式, 实现项目的良性运转和循环。

微软大中华区企业传播及企业公民事务总经理陈然峰认为:“企业公民的实质是企业如何承担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企业要想真正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 必须从战略上着手, 要让企业公民成为企业的DNA, 实现业务运营和企业公民运作有机结合、商业策略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CSR不是简单的慈善捐助, 而是在企业自身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到一个契合点, 通过系统而科学的规划运作, 运用创新的技术手段, 实现企业自身盈利的同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做到企业和社会的共赢。”

《中国外资》:微软CSR在中国的具体实施主要在哪些方面, 有哪些项目?

微软:微软一直把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视为其CSR理念的根本:确保其业务实践是诚信、透明和负责任的;确保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支持行业标准, 严守商业道德, 保护环境;确保微软的产品与其它公司的产品之间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在此基础上, 微软帮助人们把握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机遇, 运用技术和创新来促进社会进步, 努力缩小数字鸿沟,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为了缩小数字鸿沟, 微软中国主要在教育、农村信息化和社区事务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

教育方面, 03年11月, 微软中国与教育部合作开展“携手助学”项目 (下文有具体介绍) , 通过建立计算机教室、培训信息技术骨干老师、开发教程和课件等方式, 支持中国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 重点放在农村和边远地区。08年11月, 微软与教育部又签署了“携手助学”项目二期。

为推动农村信息化, 微软与工信部 (原信息产业部) 在06年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信息化技术推广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迄今为止, 微软已经通过建设信息服务中心和综合信息培训中心、提供信息大篷车、开发培训课件等方式, 在河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区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期间, 微软强调三个原则:第一是“Affordability (用得起) ”:价格低廉, 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第二是“Accessibility (摸得到) ”:农民能够轻易地接触到这些技术;第三是“Relevancy (用得上) ”:信息的提供符合农民的需求。这三个原则共同构成这个项目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微软通过自己的技术来影响农民, 缩小数字鸿沟, 为农民朋友的生活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社区事务方面, 微软中国的社区事务与近60家国际、国内非营利组织、政府及学术机构合作, 通过成立社区学习中心 (CTLC) , 为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充分接触信息技术的个人提供技能培训, 从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 为社区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04年6月至今, 微软已在北京、上海、云南、甘肃、黑龙江等14个省 (市) 建立了31家社区学习中心, 直接培训2万人, 惠及人群近20万。同时, 微软对流动工人的生存和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并举办了多次专题研讨会。

此外, 为了促进本地软件经济和本地创新, 微软致力于通过与本地政府、行业领导者以及有影响力的企业有效沟通, 合作建立可自我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本地软件经济, 帮助社区提高技术和技能,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具体实施内容包括了战略投资、人才培训、技术合作、软件外包和硬件采购等方面。比如, 人才培训上, 微软与教育部02年开始启动的“长城计划”到08年底已进入第三期的合作;六年来, 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术交流、课程建设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积极推动了国内高校计算机教育事业、提升了计算机基础科研水平。

微软还与国内多家软件园合作, 扶植创业型企业并积极推进高校学生创新、开发学生潜力。这方面的项目包括:面向中小型ISV先后推出的两项扶植计划BizSpark (创业企业扶植计划) 和“驾驭平台, 升级财富——软件开发商创新应用集结号”行动, 以及每年一届的全球学生科技竞赛——“创新杯”等等。

《中国外资》:金融危机对微软未来的CSR战略实施有什么影响, 该次冲击是否会挑战原来的规划?

微软:微软的使命是帮助个人和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CSR作为微软公司DNA的一部分, 融入在微软的商业战略之中, 是长期性、指导性的理念, 不会因为短期的市场波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 企业开展CSR战略时, 更应认真考虑各项行动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用商业战略的眼光思考CSR也变得愈加重要, 这样才能确保企业的CSR行为可以真正为所需要的人群带来最大化的效益。为此, 微软将继续坚持在CSR方面的几点原则, 即发挥自身优势、与社会热点相结合、重视合作伙伴的作用、建立CSR生态圈, 以及探索可持续的公益项目模式。

《中国外资》:微软领导层在未来关于CSR还有怎样的构想和打算?

微软:为了实现“帮助个人和企业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一使命, 微软将继续通过新的产品和项目, 运用技术、培训及合作等方式, 改革教育形式、促进本地创新并创造就业岗位和机会, 为大约50亿尚未享受到科技所带来便利的人们提供支持, 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 为人们创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将着重在三个方面:改革教育形式、促进本地创新, 以及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机会。

我们相信, 当业务运作和企业公民的努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时, 就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贡献。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建设 篇8

关键词：网络民意,公民社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个人电脑的逐渐普及, 互联网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同时也成为他们关注社会、参与政治的有力工具。网络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 激发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并催生了强大的网络民意。基于个体与政府之间平等对话条件下产生的网络民意, 是对现实的观照, 暗含着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 不仅对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为构建公民社会提供了重要途径。

网络民意的发展与特点

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网络已成为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和广大网民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但实际上, 网络民意真正产生并发挥出巨大作用, 时间并不长。

1994年,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进入互联网, 从而使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自此, 中国被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当时使用互联网的功能和范围都非常有限, 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传输数据, 并未彰显出多大的社会交往价值。之后, 随着互联网进入普通公众生活, 较早接触网络的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 也开始尝试在线交流, 讨论一些现实话题, “公共领域”日渐成型, 网络民意得以萌生。2003年是网络民意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SARS成为网络应用的催化剂, 之后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 使网络舆论以全新的形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并成为公共话语, 网络民意由此步入发展的快车道。2007年被称为网络公民崛起元年。厦门PX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照事件等, 以一种连续冲击的方式, 屡屡震撼大众。2008年, 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传递等激发了全民的参与热情, 庞大的网民队伍中开始涌现出一批先锋群体, 他们通过博客、微博等进行议题设置, 深刻介入重大公共事件, 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 用网络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承担起现代公民的责任。网络民意最终从幕后走到台前, 完成了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嬗变。

中国网络民意产生迄今, 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 纵深发展, 渐次递进。首先, 互联网上的民意聚集, 依次呈现出不同需求, 从娱乐八卦、游戏交友、买卖交易、衣食住行, 进而形成了政治上的诉求。与其相应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门户网站、即时通讯、电子商务、搜索商业模式外, 论坛、个人博客、社交圈群等在网络舆论方面日益显示出独特价值, 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技术与商业层面。其次, 网络的作用一开始并未被大众所认识。例如, 早在2003年民间人士就创立了“中国舆论监督网”, 但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当前, 随着我国网民群体的扩大, 尤其是基层网民的逐渐增加, 反映基层民众的呼声受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和传播, 最终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 从偶然性到常态化。网络民意的形成, 最初沿着个人发帖—网友转贴—媒体介入—政府回应的单线模式发展, 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始于少数人基于各种原因发出的网帖, 传统媒介的关注度是其能否形成民意力量的关键。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网络大军的行列, 有的甚至实名举报, 而媒体和政府也积极主动予以回应, 形成了循环反馈的互动模式。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的联系

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是民间的公共领域。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 包括NGO、社区组织、公民志愿性团体、协会、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1]狭义的公民社会可以理解为公民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公民拥有独立的意见表达和行为能力, 而这也正是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最为相通的地方。当然, 除此之外, 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价值背离。

一方面, 网络民意的形成, 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根据CNNIC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我国网民规模在2010年继续稳步增长, 总数已达4.57亿, 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 互联网普及率也攀升至34.3%, 较2009年底提高5.4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网民7330万, 年增幅19.1%。人数如此庞大的网民在网络世界里先行一步从事公民社会实践, 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不少网民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 懂得如何获取和甄别信息;关注公共事件, 勇于承担公共责任;借助新媒体平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例如, 2002年11月名为“我为伊狂”的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表了一篇近2万字的文章———《深圳, 你被谁抛弃?》, 吸引了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两个月后, 时任深圳市市长与文章作者进行了对话。半年后, 国务院调研组到达深圳, 专门邀请作者参加了深圳问题研究座谈会。凭借网络传播的力量, 各种意见最终汇聚成一股空前的建设力量, 并产生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不断修正和监督政府的政策决策。

另一方面, 网络民意固然与公民社会有着内在的关联, 但其自身也存在诸多不足, 可能导致它与公民社会的偏离。首先, 就网络民意形成的主体而言, 网民本质上还是公民, 他们的权利不可能超出现实社会中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 网民不是公民和公民权利存在的唯一方式, 网络社会也不能涵盖公民社会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它的匿名性, 使其带有强烈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 与公民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其次, 就网络民意的代表性而言, 它也只是全部网民意愿的一部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 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 分布很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的网民数量大大多于西部内陆地区。从年龄层次上看, 2010年我国20~29岁、30~39岁、40~49岁的网民分别占29.8%、23.4%、12.6%, 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较少。从学历上看, 2010年网民中初中学历人群增加明显, 占32.8%, 高中学历、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也保持相对下降的态势。[2]更重要的, 真正参与网络评议, 并最终聚合成网络民意的, 实际上主要是25~40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再次, 就互联网在中国的规范程度而言, 虽然目前它发展很快, 但由于网络具有的虚拟特点和网民道德失范等多种因素, 国家尚难以对它进行有效监管, 相应的自律组织也没有形成, 因此网络民意有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扭曲和冲击, 特别是为数众多的“网络水军”的加入, 大大增加了区分网络民意真实性的难度, 严重影响了它对公民社会建设应有的积极作用。

公民社会对网络民意的要求与疏导

网络民意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设, 而随着公民社会进程的加速, 它反过来对网络民意也起到了疏导和规范作用。

从主观上讲, 网络民意的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举报或揭发, 是维权的需要;二是出于义愤, 或感同身受, 或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网络民意的盛行, 固然缘于网络难以比拟的优点, 但现实的渠道不畅、民意不达也是重要原因。它实际上是在效率低下的传统问政方式外主动寻求一种舆论平台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无奈之举。[3]此外, 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 民意的表达尚待宪政平台和司法体制的有力支持。传统媒体带给人们的大多是过滤后的信息, 而互联网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具有交互特征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民意在这里的表达十分接近于现实社会中的民意表达。[4]网络民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网聚众人之力, 获得常态社会生活所不足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争取和维护自身或公众的权益。因此, 解决网民在现实中所遇问题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对民意疏导和规范的过程。

理论上, 公民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需要网民更多地有序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中, 公民政治参与是一国之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 网络民意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无论是参与决策还是监督实施, 前提必须是依法。这就为规范网络民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制度失灵的情况下, 网民更倾向于寻求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中国的网民群体, 多数是年龄较轻、阅历尚浅的年轻人,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弄清事件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从而使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感情占据上风。因此, 高度开放的网络表达空间极易引发亢奋和极端, 让网络政治误入歧途, 甚至会使一些网民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这非但不能承担起形成理性民意的重任, 反而会助长社会的偏激、盲动和任性。因此, 网络只能充当民意的起点, 其最终解决还是要走现实的程序和路径。

现实中,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府的公开化、透明性不断提高, 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网民的利益诉求。尤其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后,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各地都在信息发布、舆情应对、官民互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探索, 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政府对网络建设的反应力度、对网络民主的关切程度前所未有, 正是网络民意改变领导人的态度和理念, 助推公民社会建设的发展;后者反过来为网络民意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并将其慢慢纳入正常和规范的制度框架内。公民社会的推进, 大大改善了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带来的现实困扰。至2008年底, 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 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 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 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和吸纳公众意见[5]。网络民意正逐渐融入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中, 对于增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明显作用, 同时这也促使更多的网民回归到现实中来。

结语

网络民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努力探寻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以求唤醒公民的参与热情和行动动力, 在积极投身社会事务中重新认知和确立生命的尊严与价值。2006年“网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 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 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 “他们的做法不仅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 这可以说是对网络民意发展的最好注脚。它已成为助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启蒙现代公民意识, 培养民主法治土壤。

同时, 也应该注意到,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 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尽管公民的社会地位确实在提升, 但政府仍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网络民意要发挥更大作用, 必须促成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适时适度的合作。可以说, 网络对中国的舆论开发才刚刚开始, 对民间智慧的释放尚在起步, 对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只有社会大众懂得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 有公民意识、对自己负责, 才能实现公民社会的大步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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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

[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

[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公民” 篇9

现代优秀企业的属性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本质。归纳起来, 企业具有以下属性:

企业是引入人力和物质资源, 发现、创造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社会经济系统。这一特征意味着企业的主要使命不是简单地融资, 也不是简单地提供产品与服务, 而是应该着眼于发现和创造消费者的需求, 并努力去满足这些需求。企业只有持续地履行这一使命, 才能保持良好的现金流状态, 不断成长壮大。因此, 营销和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

企业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目标而创造的一种契约型社会组织。巴纳德 (Chester Barnard) 认为, 企业在本质上是具有各自不同目标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意愿协作体。理解企业的社会契约性和协作性, 对正确认识企业的本质与目标十分重要。例如, 惠普公司的成功靠的是“重视人”的宗旨, 要求管理层关怀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员工的成就, 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靠团队精神达到共同目标。国内著名企业联想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坚持“联想成就人, 成就于人”。韩国著名企业柳韩—金伯利恪守“尊重员工”的经营理念, 不把员工作为公司的一个配件或消耗品, 而是视为携手共进的伙伴, 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 使其成为公司发展的主体。按照人的本性安排工作、开发员工的能力和分享成功, 这些已经成为国外优秀企业的基本价值观。

企业是经济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社会“公民”。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 企业只是经济组织, 管理的使命就是谋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然而, 管理研究表明, 那些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组织宗旨的企业往往是死得更快, 而不是活得更好。这在国内有太多的例子, 假酒、假药、毒奶粉等等, 多少企业在利益诱惑面前灰飞烟灭。企业如何既能赢利, 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摆在企业家面前的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牢固确立企业是经济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社会“公民”这一新的定位。这意味着, 今天的企业在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必须关注自己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模式探究 篇10

20世纪70年代, 随着西方国家经济下滑、政治危机、社会动乱等多方面问题的出现, 新公共行政学兴起。随之, 新公共管理学、企业家政府理论、服务型组织理论都相继产生, 尽管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阐述各方观点, 有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如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企业家政府理论提出的企业家政府具备的十项特点进行了一一批驳, 但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之上的思想碰撞, 即他们都认为政治和价值应再度回到行政组织学的核心位置。由此, 公共管理进入“服务行政”时期。所谓“服务行政”, 是一种以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为导向, 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以服务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政府的角色从控制者转为服务者, 政务的重点由单纯地追求经济和效率转变为重视公共管理与非公共管理、民主与效率的关系, 开始思考如何以“服务者”的角色采取诱导性和服务性的管理方式为社会快而稳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服务行政”是对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必然回应:要求回归传统价值, 重建规范。它不仅对政府的角色转变提出了要求, 还对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 提出了期望, 期望政府、公民、社会三者良性互动。如, 新公共服务理论针对企业家政府理论提出, 政府的职能既不是掌舵也不是划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是要建立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当今社会, 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 政策方案是许多不同意见和利益的混合物。政府的作用不只是提供服务, 更是调停者, 与私营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一起, 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服务行政”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府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在政府的角色转变之中调动起来。在广州, 打响了“广州公共观察”的旗号, 它是在“服务行政”大背景之下产生的一个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典范。

二、“广州公共观察”的模式分析

2013年, 由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创立了“广州文化观察室”, “广州公共观察”的名号就是由这个观察室打响, 这里是一帮“刺头”的聚会场所, 被称为“刺头联盟”。广州市大小事务, 大到城市债务、路桥规划、出租车价格, 小到停车场收费以及公交站牌如何摆放, 只要事件曝光, 这个“刺头联盟”就会“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从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和角度进行批评。他们批评, 政府就听;他们提建议, 政府就同他们一起商量;一直到商量出合适的解决途径, 才算是完结。然后, 他们又开始下一轮的“挑刺”。

“广州公共观察”在广州已经打响旗号。群众拥护, 政府支持。广州的社会土壤, 孕育并包容了“公共观察”, 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化作对话, 使“协商民主”从纸面走到地面;另一方面, 这个“刺头联盟”使整座城市充满正能量, 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提升了城市品位, 拓宽公共的边界, 使公权力一刻不敢懈怠, 使公民社会茁壮成长;可以说是一种“弱政府强公民”模式造就了其成功。这里的“弱”不是真的弱, 不是指功能不强大, 相反, “弱政府”是一个回应力强、公信力强、接近有限政府的强政府。之所以称之为“弱政府”, 是因为这样的政府在公民面前没有过多的强势, 不是以政府享有国家权力的高姿态将其压服, 能够直接面对并接受公民的质疑与批评。这里的“强公民”并不是指一帮暴徒采取暴力方式抵抗政府政策, 无端生事, 而是有着强责任感、强公民意识, 并且拥有深厚的知识储备, “强悍”到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并能为政府甚至是同政府一起出谋划策的公民。

1. 低姿态的“弱政府”

格罗弗·斯塔林将“政府回应”定义为:“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 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在我国, 行政管理学者将“政府回应”定义为“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 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减弱, 国家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 公众对国家、政府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 社会舆论“井喷”, 公众需求显得越来越急迫。以往面对公众舆论的以“堵”为主的传统手段不再适用, 相反, 政府应该正视公众的合理需求, 回应公众的迫切需求, 疏导公众的不满情绪, 认真思考解决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提升政府回应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 树立政府良好形象。

2012年, “广州公共观察室”成员韩志鹏在两会上发声:“同德围是广州的耻辱!”同德围在广州, 占地3点多平方公里, 约有30多万人居住, 公共卫生是其主要问题, 环境恶劣, 就像广州的一个疮疤。韩志鹏的发声引起了市建委等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他们立即采取实地调查活动, 并与之商议确定综合整治工作, 在整个整治过程中, 职能部门将身段放到最低, 主动与韩志鹏及咨监委进行沟通, 每个月通报一次整治进展。这样低姿态的政府, 看似弱, 实则强, 是一个具有强回应力的政府。

强回应力的政府才可能成为强公信力的政府。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利于增进政府抵御风险、化解矛盾的能力, 建立两者之间的互动合作机制。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政府, 应当扎根于民意之中, 只有政府对民声能够有效回应, 政策掷地有声, 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和解决, 群众从政策实施中有获得感, 才能够改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才能够真正地激起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 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

近些年来, 随着信息的透明化, 腐败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使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有所下降。面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缺失, 应设法尽快将其恢复。政府的合法性存在基础主要是靠公众的认同和信任来维系的。集权统治之下, 公众对政府只是服从和依附关系, 这是基于政治强制力的结果, 谈不上对政府的信任。而在当今社会, 当政府无力满足公众的愿望和要求, 又无法疏导公众的不满情绪时, 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会加深。相反, 如果政府具有强回应力, 政策拟定征求公众意见, 给群众一个建言的机会, 给群众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 重视公众的想法, 公众就会慢慢恢复对政府的信任。

2. 具有公民意识的“强公民”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 是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公民意识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形态系统, 有它自身内在逻辑联系着的层次结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公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自信、自强意识;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主权在公民的意识;公民的护宪、守法的意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公民应具备现代文化的心理素质。从本质上讲, 强的公民意识表现出来就是高度责任感。

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关系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广州公共观察”得以存在, 因为这个群体的努力是正面和真诚的, 是有公心的。他们愿意锲而不舍地去对话、不断地按照程序去质询, 因为他们内心相信民主法治社会是需要每一个个体去争取的, 而这股争取的力量和信念正是捍卫和信任法律精神的体现, 这也是公民的护宪、守法意识的体现。

另外, 参与社会管理, 并不是简单发牢骚, 也不是一味地宣泄情绪, 而是在发现问题之后, 找出问题症结所在, 并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这才是“强公民”的表现。“广州公共观察”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 他们不仅能挑起事端, 还能够提出建议。“广州公共观察室”的每一次讨论和发声, 不仅仅说说问题, 而是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一定的路径送达政府有关部门。观察室成员曹志伟在面对问题时, 都是自己先把相关政策法规吃透, 在调研时, 先去听各个部门的意见、难处, 等提案完成了, 再征求部门意见, 甚至在部门采纳了建议之后, 还要去跟踪推进。这些参与者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在做事, 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都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是一种高度责任感的表现。

三、关于构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有效模式的思考

要建立类似“广州公共观察”的“弱政府强公民”模式, 在全国推出更多的“公共观察”, 需要从建立合适的土壤和培育高素质的公民、培育自治性的社会组织等方面着手。

首先, 政府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政府和一个接近有限政府的政府。作为一个开放的政府, 要给公民自由言论的空间, 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宽松的环境, 为全国培育更多的“公共观察”提供丰沃的土壤。“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 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愿意“听话”的政府, 要接纳公民的批评, 保证公民言论自由。政府更要主动了解民心, 只有倾听民心才能解开民心之结才能促使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

政府还应该成为有限政府。约翰·洛克在其重要著述《政府论》中, 明确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 强调以基本人权 (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来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权来抗击政府强权。有限政府是西方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的产物, 我们固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但有限政府所体现出的对政府强权的反对、对人民利益的维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公民社会, 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涉, 政府要放下“强权拥有者”的高姿态, 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低姿态, 这样不仅能保证政府的合法性, 还能保证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

其次, 公民素质决定公民言论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而良好的公民素质的培养与形成要靠教育, 包括公民意识的教育, 责任感的教育, 更多的是对解决问题思路和建议、方法的培养。教育的途径有多种, 而学校教育则是重中之重。基础教育是为个人成长打下基础、提供最最基础的知识和培养情感认同, 高等教育则能够将个体纳入到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轨道之中。因为大学不仅培养人才、传授知识, 也具有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大学培养的是具有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精神, 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创造性精神的人, 只有具备这种精神, 才能成为具有“类意识”的独立主体性的现代化的人。这种人是教育当中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理想性的人。教育应关注心灵对可知世界的把握, 教育是引导的艺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 知识本身并不能成为力量, 知识要转化为真理的认识和主体的学识和能力才能成为力量, 才能显示其无穷的力量。因此, 通过对公民的教育, 将知识内化为学识和能力, 内化为主体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本质力量, 从而将高素质的公民纳入到公共管理的坚实力量之中。

再次, 要注意培养独立的社会组织即非营利性组织的重要性。非营利性组织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而产生的, 它是联系政府和公民的桥梁, 是政府与社会的“黏合剂”。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 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 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目前, 我国非营利组织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总体看来, 在我国特定背景之中建立与成长起来的非营利组织, 对政府依赖程度高, 受政府影响和控制, 独立运转能力差, 严重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 难以有效承载由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我们应继续推行简政放权的改革, 理清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以鼓励和引导为主, 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 培育可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责任的自治性、服务型的非营利组织。

参考文献

[1].蔡岚.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政府回应力.党政论坛, 2010 (03) .

[2] .姜涌.中国的“公民意识”问题思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 2001 (04) .

[3] .朱光磊, 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 (03) .

[4] .张旭霞.试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径.南京社会科学, 2006 (07) .

略论社会公民的信息素质 篇11

关键词:社会公民;信息素质;信息意识

中图分类号:D2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063—02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体现为信息的拥有量、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利用水平。劳动者素质特别是信息素质的高低,将极大程度地影响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信息水平和信息创新能力。信息素质成为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的理念,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面对滚滚信息洪流,如何实现对信息及信息技术的正确理解和利用,是时代对信息社会的公民们所提出的一项新的能力要求。如何有效提高全体公民的信息素质,造就更多更优秀的信息化人才将是我国信息化进程中要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 公民的信息素质及其现状

国民信息素质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信息意识、信息处理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包括信息获取和鉴别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等)以及积极的信息心理和良好的信息道德。其中信息意识是指人对信息这一特殊对象的反映和认识,它表现为对信息敏锐的感受力,持久的注意力和对信息价值的准确评估和判断力。信息能力包括操纵信息工具的能力、检索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加工提炼信息的能力、整合创建信息的能力、交流传播信息的能力等,是人们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掘和利用社会信息资源的能力;而信息伦理则是指个人在信息活动中的道德情操,能够合法、合情、合理地利用信息解决个人和社会所关心的问题,使信息产生真正的价值。国民信息素质综合表现为一个国家长期有效的使用各种信息进行创新的能力。据设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的最新《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说,丹麦是世界上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和使用程度最高的经济体,随后是瑞典、美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而中国的排名居于第四十六位。有关人士把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国家生产和开发利用信息产品的综合能力不高,国民信息素质低下,国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持不够等 。笔者以为, 在所有这些原因中, 国民信息素质低下是根本原因。国民信息素质低下的主要表现是对信息的认知度不够或不正确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意识差。报告还说,丹麦连续三年排名第一,这显示了该国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方面的突出能力。世界经济论坛高级经济学家艾琳·米亚说,北欧、美国和新加坡等网络准备程度高的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们一贯高度重视教育、创新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普及。目前,信息意识、信息素质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还很不平衡,大多数国民对信息及信息化缺乏更深入、更自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般应用层面的了解。近期,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的信息能力仍处在世界最低水平之列,其中“信息化人才与人口素质”的评分更低。如何有效提高全体公民的信息意识,造就更多更优秀的信息化人才将是我国信息化进程中要长期面对的重要任务。我国信息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建设信息化城市 、信息化高速公路 、信息化高技术工程,更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现代信息意识的“信息化人”。

二、 公民信息意识的内涵

信息意识是信息素质构成的一个主要方面,强化国民的信息意识观念是提高其信息素质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所在。信息意识对人的信息活动具有能动的指导作用,它是信息素质的根本。信息意识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创新信息运动的全过程。信息意识强,则创新者就能从信息角度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自觉地对客观存在的信息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加速创新信息运动,形成“知识生产力”。美国的“比尔·盖茨”的成功决非偶然,就在于他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和对信息的敏感性。信息只服务于那些有信息意识的人,信息意识是获取信息的前提。纵观日本工业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信息的敏感性极强。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就把信息服务业作为发展的重点,现在其信息服务业的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可见,一个民族的信息意识对这个民族的发展有多么的重要。在实践中,由于信息意识强弱不等,人们挖掘信息价值的能力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即使是对同一信息,因想象力和联想力不同,挖掘的价值也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

笔者认为,每一国家公民都应具有信息价值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创新意识和信息传播意识。其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依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信息的价值、作用与日俱增。人们要充分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形成“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效益”的信息价值观。其二,国家、单位或个人,都有一些信息不宜公开,属于机密或隐私,一旦泄漏出去,会对国家、单位或个人造成危害。作为一国公民,必须具有自觉保护单位、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安全意识。其三,为了规范人们的信息行为,维持正常的信息秩序,世界各国都制订了关于信息生产、传播、获取、利用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人们必须具有良好的信息守法意识,在信息活动中,严格遵守信息法律法规,把自身的信息行为控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如自觉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坚持合理使用原则。其四,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仅要高度关注信息,还要有不断创新信息的意识。应突破常规模式,超越时空概念,开辟新的思维境界。其五,应具有信息传播意识。知识只有得到传播之后,才能显示价值,发挥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信息利用与创新能力是公民信息素质的核心

信息利用能力是指为了某种需要或特定目的,将获取、处理的信息应用于实践,以实现预定目标,使信息价值得以实现的能力。信息利用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个人提取信息的质量和利用信息的效率,是人们信息能力高低最重要的表现。信息是具有潜在价值的信息资源,它向现实价值转化的唯一途径是“提供利用”,信息只有在利用过程中才能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利用能力已成为个人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基本要求。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歇动力。“创新” 是指能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创造出有价值的、前所未有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创新能力人皆有之,只要我们注重人们创新能力的开发,其创新能力是可以得到开发的。创新应成为国家公民广泛关注和参与的事业。创新离不开信息和知识,离开了信息和知识,创新就成为无水之源了。人们对知识的探索、发现和创造实际上是经过一定的信息过程,即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的过程所完成的。拿企业来说,据调查我国企业对如何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战略拓展与创新的关注低于国外企业。中国企业更关注的是信息化提供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服务和信息系统安全问题。

四、提高公民信息素质的措施和途径

提高全体公民的信息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人的信息素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它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应将提高全民信息素质作为实施人才战略、开发人力资源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好,研究国民信息素质建设的主要措施,制定规划,步步落实。尤其要优先重视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的信息素质和信息能力的提高,比如各级政府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等。并由这些社会成员带动和影响其他社会成员信息素质的提高。

教育是提高国民信息素质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应积极研究和建立国民信息素质教育体系,为提升全民信息素质助力。对国民实施信息素质教育,是以全体公民为对象的普及教育,应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方式和途径。

1.借助网络自助教育模式。在线信息素质教育是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的基于 Web 自助教育模式, 其教学活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时间、地点进行自我学习。

2.学校教育。发展学校教育事业是提高民族信息素质的根本途径。目前,中小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并未引起我国教育管理者和教学人员的真正认识和重视。现在中小学所开展的信息技术教育基本上偏重于普及计算机技术使用方面, 对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不多。我们应注重培养学生对信息特殊、敏锐的感受力,要让他们从大量的、司空见惯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事物和现象中去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提高信息意识, 自觉掌握和利用信息的知识和技能。

目前,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普遍开设了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图书馆教育是其主要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以培养学生信息检索能力为主,但对学生信息素质其他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课程中应引导学生广泛获取各类信息,学会有效运用工具书或数据库进行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实际信息利用能力。

3.社会教育。知识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终身教育。应壮大社会办学力量,优化社会教育结构,丰富办学形式,并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群众文化设施,建立信息教育体系。如开展社区学校、成人学校、职业学校等多种教育形式。

4.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家长是其生活的主要指导人,家庭生活经验对其生活素质的发展有着直接和重大影响。我们要倡导家庭文化活动,鼓励家庭文化建设。要提倡新的家教、家风,不断优化家庭文化与家庭教养的环境,发挥家庭教育在提高民族信息素质方面的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程义太.以三大意识推进国家信息化战略[J].中国信息界,2007,(9):17-21.

[2]丁兆梅.邓小平的国民素质观与人的全面发展[D].保定:河北大学,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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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文声.我国中小企业管理者需要强化的信息化意识观念[J].华东经济管理,2007,(4):115-117.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 篇12

上世纪80年代, 公民结社运动在全球高涨, 社会组织在全球化与政府治理危机的背景下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随着其发展需求与力量的增强, 市民社会与国家、市场进行了持续的互动, 成长为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Polanyi认为, 社会与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状态, 二者通过争取国家的支持周期性地占据优势地位影响国家社会的发展 (1) 。法团主义学者认为, 公民组织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公民组织往往通过国家实现其利益, 而国家则通过公民组织获取社会支持, 维护统治。部分激进的学者认为, 公民社会正逐步对国家、市场进行代替, 公民将能通过自我管理使国家与市场成为历史。国内学者, 如赵黎青、吴锦良、王名等着重对公民社会与政府关系作了相应的研究, 认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既存在合作的关系, 又有“创造性冲突”, 国家的合理引导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本文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问题, 将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存在的内部关系出发, 探究三者互动可能的模式与结果。借助历史事实对其互动模式进行细致的分析, 并试图探求决定其互动方式与结果的结构性原因, 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前景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一、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 处在家庭、国家与市场以外的空间中, 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为主体, 追求和保护公民权益的社会领域。在历史发展中, 它先后经历了与国家和市场的脱离, 成为构建和影响社会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有两方面含义:

(1) 权利意义。从权利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启蒙思想家认为, 公民社会是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的防线, “对抗专制的壁垒”。其既是国家权力形成的源泉, 也是监督国家权力、对抗国家强权的唯一阵地。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开展的。分权制与民主选举, 使得公民社会制约了国家权力, 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手段, 限制和影响国家行为, 维护人权。

因此,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存在着一定对抗。限制政府强权与专制, 保障公民的权利是公民社会的本质目标。

(2) 效率意义。从效率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 运用“第三种逻辑”解决日益严重的“双失灵”问题的主要途径。由于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原因, 市场失灵问题在上世纪前半叶引发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间接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以后, 政府迅速扩张, 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发展。然而, 随着财政危机、腐败与政治丑闻的出现, 人们逐渐意识到作为理性人的官员组成的国家, 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现象。“双失灵”问题与全球化, 给社会带来了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公民社会利用志愿服务, 采取互助、自愿的方式弥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并通过国际结社, 对国际关系、落后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公民志愿的供给方式, 提升了社会效率, 降低成本, 成为社会建设新的生力军。

2.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与国家。从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权利意义还是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关系。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同时也在效率上弥补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但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的联合。在解决外部性与公共物品提供等市场失灵问题种, 国家与社会组织结成了伙伴关系, 国家将部分职能外包, 借由公民社会的灵活性与创新性进行生产, 而政府购买进行分配。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既有对抗, 又有合作。

(2) 公民社会与市场。公民社会与市场的关系, 与国家刚好相反。在权力意义中, 市场与公民社会有着相同的要求。市场希望削减国家权力推行自由贸易, 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公民社会则希望限制国家权力避免出现独裁国家, 维护公民利益。这时二者往往趋于相互联合。而在效率方面, 市场自由化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血缘关系淡薄等问题, 商品化的评判标准使得社会价值, 如互助、友爱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 在效率意义上公民社会与市场又存在着对抗。

(3) 三者的力量对比。国家是唯一合法掌握武装的暴力机构, 因此, 国家的力量通常是最为强大的。现代国家虽然经过民主体制与分权体制而被削弱, 但核心的统治力依旧存在。除了掌握武装, 国家往往还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国外资源, 并通过一套完备的制度, 建立了严密、有效的行动机制。

市场通过自由竞争, 凭借科技、创新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 借助寻租等手段, 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一些政治资源与能量。在自由主义盛行、民主体制发达的国家中, 市场往往通过掌握财富渗入议会, 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的选举, 甚至形成一定的分利集团, 控制国家的资源分配。

公民社会相较于国家与市场而言, 力量则略微弱小。由志愿、自由原则组成的公民社会缺乏强制性, 没有严格的行动体制, 并以多元利益为目标。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 使缺乏公民社会不能把人数优势有效地转化成实际的力量。然而, 公民社会通过独特的“第三种逻辑”, 能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 并且以志愿作为行动方式, 成本较低, 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1.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可以看出, 公民社会对二者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 但公民社会的力量往往较弱, 故三者互动主要有以下模式:

(1) 公民社会+市场——国家。由于公民社会和市场在限制政府权力上有着相同的利益, 同时借助自由市场的力量能够对政府起到遏制的作用, 因此公民社会很可能与市场联合, 共同对抗政府。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权力, 要求限制政府;市场则希望摆脱政府干预, 充分发挥自由经济分配资源的力量;政府则通常受到较强的分权制约或者被市场与社会俘获, 主要担当“守夜人”的角色。

这种互动模式的结果通常会使得公民社会较为繁荣, 结社与志愿行动广泛, 公民权益得到良好的保障, 公民社会运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 注重效率, 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在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压力, 权力受到民主制与分权制的限制, 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的秩序, 并建立一定福利制度与再分配措施维护公民的经济利益。

(2) 公民社会+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联合也是常出现的另一种情况。随着自由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加, 公民社会对限制市场、建立福利制度有着强烈的愿望。国家则希望能通过宏观调控, 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干预, 保证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相互联合, 共同抵抗市场。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积极应对自由化贸易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希望能够消除贫困差距, 规范企业行为, 保护环境, 弥补商品化破坏的人际关系;政府则以社会稳定作为其主要的目标, 利用政策工具限制市场行为;市场则通常受到较强的管制。

这种互动往往会带来一个福利型的国家机制。公民社会的权利, 特别是经济权益获得良好的保障, 公民组织繁荣并且更多集中在公益等问题上;国家对市场有着较强的管控能力, 构建福利制度与社会合作共同管理、解决社会问题, 尊重民主权利;市场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发展, 虽然速度不快, 但相对平稳。

(3)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联合并非常态。通常市场追求自由化, 往往拒绝国家管制, 但是这种情形在后发展的赶超型国家中, 却往往可能出现。在后发展国家, 由于其受到国际体系的压制, 或者存在资本稀缺等问题, 经济发展难度巨大。此时, 国家为了争取壮大国家实力, 则会充分调动市场的作用, 与市场进行联合, 集中资源实施产业政策, 引导市场;市场则为了获取利润, 接受国家的指导与援助;公民社会在此情况下, 其诉求则往往在经济发展的迫切目标下淡化, 难以得到有效的重视。

所以, 在这种模式下, 国家权力通常较大, 政府对经济进行指导作用, 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市场在政府指导下, 在有限的产业中迅速发展, 短期内获得巨大的飞跃;公民社会则往往被边缘化。

3. 互动模式的历史案例。

(1) 美国。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在独立战争以后, 通过联邦制、三权分立制、民主选举制建立相互制约的国家体制。国家权力受到了严格的制约, 公民权益则获得明确的保障。二战后,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强国, 市场推行自由化。公民社会发展繁荣, 在医疗卫生、扶贫、教育等多方面建立了诸多社会组织, 对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以上模式对比个可以发现, 现代美国社会是“公民社会+市场——政府”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虽然有强大的暴力机构与官僚系统, 但总体而言国家权力仍受到较大制约。市场全面推行自由化, 并成为新全球市场化浪潮的主要推动者。公民社会在美国享受充分的自由与一定的扶持, 民主权力保障充分。

(2) 德国。德国一向具有强国家的深厚传统, 德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也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德国政府历来致力于保障公共福利, 促进普遍富裕, 维持社会稳定。公民社会与国家在社会建设中一直处在合作的状态。在经济方面, 市场处于半自由状态——金融市场中, 国家通过控制银行掌握了资金流动, 进行经济指导;劳务市场中, 工人与企业通过协商确定工资与福利;准确来说, 德国只有商品市场属于自由市场, 通过自由竞争进行发展。

不难发现, 德国的互动体制是“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模式。德国政府无论在资源掌握还是社会支持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对市场采取限制的手段, 对公民社会给予优厚的福利待遇。德国公民社会在此基础下与国家联合, 共同进行社会管理, 公益组织、非盈利社团等遍布全国。而市场在管制下, 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妥协, 其得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支持, 获得了较为平稳的良性发展。 (3)

(3) 韩国。韩国是后发展国家的典型代表。二战之后, 面对经济发展落后和朝鲜的威胁, 韩国政府通过其武装力量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对市场进行产业政策的指导, 并通过外向型经济策略实现了腾飞。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与政府进行联合, 在利益与强权的驱动下, 接受国家指导。公民社会随着韩国的现代化充实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 也获得了一些发展, 然而由于赶超作为主要的目标, 因此韩国公民社会的诉求常常被政府与市场忽略, 公民结社发展缓慢。

后发展国家韩国, 在互动中属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韩国政府与市场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走向联合, 政府积极指导经济发展, 获得国家力量的提升;市场虽然部分损失了自由竞争, 但是短期内获得了高度发展, 集中利用了有限的资源。公民社会由于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挤压, 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韩国政府在国内中产阶级与国外民主势力的压迫下, 被迫接受了民主体制, 放开了对社会团体的管制, 使得韩国的社会团体近年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4)

三、互动的根源

1. 价值取向。

在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中, 三者之间的相互联合源于共同的利益, 而利益判断则与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 自由、平等、民主是主流的社会价值。对公民社会而言, 保障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 是其首要的目标, 这就使得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成为首要矛盾。市场信奉自由主义, 对于国家干预大多持抵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 美国的体制设计就将限制政府权力作为重点。可见实际上, 公民社会与市场相互联合根本在于维护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利益。

而对德国来说, 其普世的价值观念在于稳定和共同富裕。对于德国政府来说, 社会的稳定与共同富裕是其行政的首要目标, 因此虽然自由市场可能带来更高速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破坏稳定, 国家仍会对市场进行干预与控制, 牺牲发展速度。对公民社会而言, 民主权力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其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 国家与公民社会走向联合。故而根本上, 德国互动模式产生的根源, 与其维护稳定与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面临艰巨的国际环境, 全民沉浸在一种极强的危机意识当中, 社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就是发展。对于政府来说, 只有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与工业化, 才可能抵抗潜在的威胁。而韩国市场虽然不希望政府对其进行干预, 不过集中资源进行快速的发展才可能维护国家的存在, 才有后续市场发展的可能。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韩国形成了国家与市场的联合。从韩国公民社会的角度看, 民主权利与解决社会问题是其所追求的根本目标, 但在严峻的危机下,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则被提到更重要位置, 所以公民社会对民主权利的挤压并没有给予强力的反弹和抵制, 反而为韩国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 互动模式与国家的价值观念有着本质的联系, 由于不同国家在历史、国家环境等情形下形成了各异的价值观念, 影响了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关系, 使得最终产生了不同的互动。

2. 社会结构。

社会价值通过影响利益关系决定了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意愿, 而社会结构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所谓社会结构, 则是指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三者的结构类型,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任意两者的联合, 都需要其在结构上的匹配。否则, 过高的成本则会阻碍联合的正常进行。

美国公民社会经过长期发展, 形成了众多社会团体, 市场则在长期的经济竞争中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 二者共同的小集团结构使之能够有效沟通。而在韩国, 公民社会相对分散, 中产阶级更多以自由人存在, 凝结度不高, 而市场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特性, 形成较为集中的极大产业或利益集团。即使韩国公民社会与市场间拥有一致的利益, 但是二者不匹配的结构模式, 使得公民社会与市场的联合面对巨大的交涉成本和协调难度, 缺乏可行性。相反, 韩国政府与企业一样, 都是集中式的大集团结构, 使得国家和市场联合易于进行。在德国的案例中, 德国政府采用联邦制, 属于分散团体的结构特征, 而德国公民拥有强烈的结社传统, 也依据地域和利益关系形成了分散团体的结构, 使得二者可以顺利的联合。

因此, 决定互动模式的另一个根源是其社会结构, 只有结构相匹配的两方才便于联合, 形成互动体系。

四、结论:公民社会的互动规律与中国展望

现代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逐步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 三者的互动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发展结构, 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公民社会在权力与效率方面的双重意义, 使得其与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 而由于公民社会在三者当中的力量相对较弱, 因此往往需要与其中的一方联合来达到和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 公民社会往往和市场联合, 共同抵制国家, 追求自由、平等,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德国等欧洲福利国家中, 公民社会则和政府联合, 共同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由国家保障公民权利;在韩国等后发展国家中, 由于发展压力, 公民社会面临国家和市场结合的局面, 其自我目标让位于国家整体目标, 发展受到阻碍。互动模式的差异根本上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价值观念决定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利益选择, 从而影响了其联合意愿。社会结构决定了联合中的交涉成本, 从而影响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

由此, 反观我国的发展, 中国目前仍处于后发展阶段, 公民社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在许多问题上, 中国公民社会都还扮演着边缘角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和调控作用, 市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 运用半自由竞争进行发展。因而, 当下中国处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模式。

不过, 中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 中国处在政治经济转型的复杂时期, 作为转型国家, 其固有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和西方民主制有着极大的不兼容性, 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前景难以用西方经验去预测。其次, 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根本性的文化差别, 中国并没有经历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剥离过程, 相反, 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使得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融合性, 公民社会是否真的能在中国出现, 也成为争论的重要焦点。

结合这些分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可能有三种趋势:

第一, 从价值观念上考虑, 中国自古注重稳定, “不患贫, 患不均也”。这样的价值观念与德国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国后发展成功后, 中国公民社会及其互动模式可能向德国的方向发展。

第二, 从结构上看, 中国政府权力集中, 市场在扶持中形成了几个大型集团和利益群, 而市民社会则呈现出零星的小团体。虽然市民社会的凝结度在不断加强, 巨大的人口基数可能使公民社会形成大团体的可能较低, 因此一直保持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在结构上更为合理。

第三, 从中国的特殊性考虑, 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今后的发展和互动可能也会走出自己独特的模式。借助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之间没有明显分离的特点, 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三者协调互动、合作的良好模式。

摘要：随着全球结社运动的不断兴起, 公民社会被放到了与国家、市场同样重要的层面, 成为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宏观要素,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文章从公民社会的定义和特点出发, 结合历史事实, 讨论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互动情况, 并通过进一步分析找出互动的深层原因及可能的特殊情况, 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行尝试性的思考与预测。

关键词：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互动

注释

1 Karl·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2 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王名, 刘国翰, 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 郭原奇.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