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扩张（通用6篇）
城市土地扩张 篇1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卷)资料显示,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1%以上的速度增加,每年新增城市人口超过1000 万,城市居民队伍日益壮大。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伴随的是城市土地规模持续扩张,且扩张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增速。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多地热衷于城市升格,将城市化误读为城市投资与城市建设,甚至直接理解为“造新城”运动。在2012 和2013 年全国31 个省会城市(含直辖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4 个城市提出造城计划,占省会城市总数的77%,新城区总规划面积超过4600 平方公里,很多城市甚至已经将新城新区建设付诸行动。
伴随着城市土地规模的持续扩张,原先的城市边缘区域逐渐演变为城市次中心甚至是中心区域。在巨额土地出让收入和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背景下,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虽然能够满足城市多元用地需求,但也带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居住用地紧张等负面效应,不利于“以人为本”“着力改善民生”等政策的有效实施。2010年,我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颁奖典礼的召开,预示着我们正逐步跨越以盲目经济建设衡量一切的年代,转而对其他软指标提出更高要求。一边是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城市非理性扩张现象愈演愈烈,另一边则是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城市居民生活品位逐年提高,厘清城市土地扩张与城市居民福利的互动作用机理,实现城市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良性互动,将成为当前乃至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回顾
城市土地扩张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福利。目前理论界对这一论题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规模演变侵占了大量农地资源,且城市土地扩张带来的交通拥堵、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提高等负面效应阻碍社会发展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2)调查后发现:城市规模过大可能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王家庭也基于汽车总量增加、城市空气及噪音污染严重、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较低等现实情况,认为城市土地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此前S. Habibi就根据城市土地扩张的种种弊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控制城市扩张的对策,如减少私人汽车拥有量、增设收费站;设立城市增长边界;让城市居民分担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倡导精明增长策略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太多负面效应的存在,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城市规模扩大对城市和城市居民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严正就曾提议厦门要扩大城市规模,并提出了城市规模设想和经济发展方向,张换兆认为城市土地扩张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总和,建议各级政府将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城市土地扩张的核心目标。
也有学者就城市土地扩张对城市居民具体生活的影响展开了研究,Wong(1985)基于美国私人交通调查数据(NPTS)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美国东北部居民平均工作出行距离将延长,但这种作用机制在美国西部并不明显。Burchell et al.、Zolnik和Farber也都看到了城市规模扩大及空间布局所引起的通勤成本增加现象,且Steven Farber对美国42 个大城市超过100万人口的调查后发现,城市扩张会对人们面对面的交际活动产生负面影响。Zhao认为城市面积扩张便意味着人口密度的变化,并且发现人口密度(城市扩张)与城市居民健康存在显著的负面联系,其研究表明若一个城市在都保持较高的人口密度,居住者肥胖的几率将会减少近13%,这与Eid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此后,Gregson、Holcombe,R.G.、James et al.、Reid Ewing都对城市扩张与居民身体质量指数及健康状况作了相关研究,翁锡全认为城市规模动态变化所导致的城市居民居住——就业空间错位,和城市交通环境变迁的双重作用下,会降低居民日常体力活动量,进而影响到城市居民健康。王咏薇以北京主城区及其东部发展带小城镇群1980-2004 年城市区域布局状况为基础进行数值模拟,发现城市发展规模不同,对城市气象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而且城建规模也对周边环境有较明显的影响。
这些研究成果或从宏观上阐释城市土地扩张与城市居民福利的动态关系,或从微观上揭示城市土地扩张对城市居民福利的具体作用机制,对于丰富城市土地利用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具有重要作用。但就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城市居民福利基本内涵、内在逻辑、时序特征等的研究明显缺乏,本文主要以武汉市2000-2014年相关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城市居民福利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城市居民福利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以期在发掘城市土地扩张积极效应的前提下,探寻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城市居民福利稳步提高的全新路径。
2.2 理论分析——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城市居民福利构成
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城市居民福利实际上是客观生活状态与主观生活感受动态变化与均衡的结果。一方面,城市土地扩张会通过对城市居民居住条件、交通出行、生活环境等具体方面的影响,对城市居民的客观生活状态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在客观生活状态的波动中,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也势必会发生相应变化。根据王珊的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选取指标来评判单个人的福利,具体包括居住状况、健康状况、教育和知识、社会交往、心理状况五个方面。但是应该看到,主观感受大多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基础,具有相对性,且在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约束下,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鉴于此,在参照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选取客观指标来探讨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城市居民福利状况变化,详见表1。
2.2.1 经济福利
一般而言,随着城市土地的持续扩张,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经济效率也会不断提高,进而带来城市居民收入的大幅增加,但是城市土地规模扩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大城市的物价水平通常都高于中小城市,城市土地扩张对城市居民经济福利的作用正是这两者之和。本文主要从收入水平和消费两方面选取指标来衡量经济福利,具体包括人均GDP、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
2.2.2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经济福利的非货币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居住状况、基础设施状况、教育和知识状况以及健康状况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居住状况。城市土地规模扩张使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不断加大,用于城市居民房屋及各项生活设施建造的用地会相应增加,聚集在城市区域的人口也会持续上升,给原有居民的居住条件及居住环境造成极大影响。本文主要选取人均居住面积、城市供水管道长度和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3个指标衡量居住状况。
第二,基础设施状况。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出行的便捷程度,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对外交通,如铁路、高速公路等;二是城市对内交通,如城市公共交通状况、城市路网分布等。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城市与外界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对城市对外交通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对于城市对内交通的影响存在一个临界值,在此之前,能提高居民出行便捷度,但超过临界值后,会对城市居民产生消极影响,如大城市早晚高峰的拥堵状态及无充足停车位供应的情况等。本文主要是利用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两个指标来测度基础设施状况。
第三,教育和知识状况。随着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各类教育资源不断聚集,城市居民会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接触到的教育资源也会比以前更系统、更完善、更先进;同时,由于城市中心区域对各种资源的吸附力和集聚效应更强,出于对城市的美好向往,很多农村户籍且有能力在城市居住的人会搬迁到城市区域,并期望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从而使得对城市教育资源的追逐日益激烈。本文主要选取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和人均公共图书馆公用房屋建筑面积两个指标来衡量教育和知识状况。
第四,健康状况。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很多城市居民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之下,生活、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生活品质也有所降低。对于个人健康状况的衡量通常包括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两个方面,个人健康状况包括对个人身体状况及精神状况的感受,心理焦虑与否等,多侧重于主观感受。因此,本文主要从公共卫生方面说明健康状况,包括公共医疗服务以及公共卫生政策,如医院服务、医疗收费、政府对公共卫生重视程度及投入等,具体指标包括每万人拥有卫生工作人员数和每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
2.2.3 环境福利
环境福利主要包括城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城市土地规模扩大伴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他们的生产、生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城市自然环境,当城市居民向环境中排放的物质和能量超过城市环境的自净能力时,城市自然环境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具体表现为空气质量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其次,随着城市人口承载力的持续增加,巨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和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对城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业造成极大影响,直接表现在交通、住房、就业和社会治安等方面,考虑到社会环境难以准确量化,主要选取城市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两个自然环境指标衡量环境福利。
3 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位于我国中部,是湖北省省会和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与我国大部分城市一样,长期以来,武汉城市扩张主要遵循蔓延式发展模式,使武汉市建成区面积由解放初期的34.7平方公里增长到2014年的552.61平方公里,为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2011年,武汉市提出“城建攻坚”五年行动计划,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综合功能显著提升。2014年,武汉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10069.48 亿元,突破万亿大关,比2013 年增长9.7%,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70 元,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5.78平方米,同时,城市环境也有了极大改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9.09%,全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9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2.1 灰色关联TOPSIS法
灰色关联TOPSIS法是一种新型的综合评判方法,它是灰色关联理论与TOPSIS法的结合,也是对传统TOPSIS法的完善,它可以更系统、更确切地体现出备选方案与理想方案之间的接近程度,为最终决策提供依据。其基本计算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2.1.1 数据标准化处理
利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正向指标标准化:;
逆向指标标准化:
式中:为指标标准化值;为指标原始值;分别表示该指标在评价时期内原始数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指标标准化后,构建决策矩阵B。
3.2.1.2 指标权重确立
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W方法为:
①计算各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②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Vi,对变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每个指标的权重Wj:
3.2.1.3 构建规范加权决策矩阵
根据各指标权重,建立规范加权决策矩阵:
3.2.1.4确定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正理想解:
负理想解:
3.2.1.5 计算距离
分别计算不同评价对象评价向量到正理想解的距离D+和负理想解的距离D-:
3.2.1.6 计算灰色关联度
①以加权标准化矩阵为基础,计算第i个样本与正理想解关于第j个指标的灰色关联系数:
式中,为两级最小差;为两级最大差;为分辨系数,取值介于0-1之间,一般取0.5。则各样本与正理想解的灰色关联系数矩阵为:
从而得到第i个样本与正理想解之间的关联度:
②计算第i个样本与负理想解关于第j个指标的灰色关联系数:
各样本与正理想解的灰色关联系数矩阵为:
则第i个样本与正理想解之间的关联度为:
3.2.1.7 计算相对贴近度
①分别对欧氏距离和灰色关联度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式中,代表分别为无量纲化后的值。
②综合无量纲化后的欧氏距离与灰色关联度
的取值越大,则样本越接近理想值;的值越大,则样本越偏离理想值。综合考虑无量纲化后的欧氏距离和灰色关联度,得到:
式中e1和e2可由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偏好确定,且;分别反映了样本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接近程度。
③计算相对贴近度:
④样本优劣排序:根据的大小对样本进行排序:越大,表示待评样本越贴近正理想解,样本越优,反之样本越劣。
3.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2000-2013 年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 年《武汉统计年鉴》,2014 年数据来源于当年度武汉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湖北统计年鉴2015》。
3.3 结果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TOPSIS的基本原理,得出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武汉市2000-2014 年城市居民总福利及单项福利变化情况,详见图1和图2。
3.3.1 综合福利变化
从图1 所示的武汉市2000-2014 年城市居民综合福利贴近度变化轨迹中可以看出,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城市居民综合福利总体上呈上升态势,贴近度由2000年的0.3346增加到2014年的0.6211,年均增长率达4.52%。从图1 可以清楚看出,以2003 年为分界,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2003 年之前,武汉市城市居民综合福利整体水平较低,且呈下降态势,贴近度由2000 年的0.3346 减少到2003 年的0.3020,平均每年减少0.0109 ;自2003年起,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居民综合福利贴进度也呈逐年稳步上升态势,10a间净增长0.3191,增幅高达105.66%。
3.3.2 单项福利变化
研究期内,武汉市城市居民单项福利贴近度具有不同的时序演变特征:①经济福利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社会福利和环境福利指数则呈波动上升态势,且阶段性特征明显;②从增长幅度来看,经济福利的涨幅最大,其贴近度指数由2000年的0.1550变化到2014年的0.7892,净增长0.6342,其次是社会福利,最后是环境福利;③从增长速率来看,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环境福利贴近度在考察期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72%、3.38%和3.24% ;④从各项福利贴近度曲线的运动轨迹来看,城市居民经济福利贴近度与社会福利、环境福利贴近度呈“剪刀状”,2009 年之前,城市居民社会福利和环境福利贴近度高于经济福利,但是2009 年以后,经济福利贴近度急剧上升,2014 年,城市居民经济福利贴近度分别比社会福利和环境福利贴近度高0.1809和0.2458。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其一,城市土地扩张会对城市居民福利变化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城市土地平面扩张是当前我国城市化推进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它不仅会通过改变土地区位和基础设施完善度等土地价值属性来影响土地利用系统本身,也会通过特定路径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形成冲击,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通过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城市土地扩张通过不同的作用路径,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和客观福利造成影响,但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发展阶段,这种作用机制的具体路径和基本表现会存在差异,这也将是本文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完善方向。
其二,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武汉市城市居民综合福利和单项福利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幅度和速率存在差异。其中,综合福利贴近度由研究期初的0.3346增加到研究期末的0.6211,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环境福利贴近度则分别由0.1550、0.3825和0.3212增加到0.7892、0.6083 和0.5434。且从各项福利贴近度曲线的运动轨迹来看,自2009 年起,经济福利贴近度开始高于社会福利和环境福利贴近度,是导致综合福利贴近度不断上升的重要因素。
4.2 政策启示
其一,以城市居民综合福利最大化为导向,合理控制城市用地规模。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如何在城市土地达到最佳规模的演变过程中,充分发挥城市土地规模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等是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应该将有效改善城市居民客观福利条件作为城市土地利用政策和城市规划政策施行的重要约束因子,注重城市规模扩张与城市居民福利提高的协调发展,使城市居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同时又能够较少地承担由城市土地加速扩张而衍生的环境问题、治安问题等负面效应。
其二,以城市职能定位的多元化为基础,丰富城市居民福利的具体内涵及外在表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职能定位下,城市居民福利的基本构成和客观水平应该体现出差异性,然而纵观目前我国各级城市城市化的推进模式, “千城一面”多是将注意力主要放在经济方面。未来可以根据城市自身历史和发展特色,如打造生态之城、休闲之城、文化之城等,创造新的改善城市居民福利点,因地制宜,因城而异,在不增加或小幅增加城市土地规模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与城市社会系统整体的良性发展。
摘要：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探讨,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扩张背景下城市居民福利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武汉市2000-2014年城市居民综合福利和单项福利变化状况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城市土地扩张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福利;2研究期内,武汉市城市居民综合福利指数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达4.52%;3武汉市城市居民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环境福利指数也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增长幅度、增长速率和变化轨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该以城市居民综合福利最大化为导向,同时注重单项福利的协调发展,合理控制城市规模。
关键词：城市土地扩张,福利,城市居民,武汉
城市：无法抗拒的扩张 篇2
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中心都市的不断扩张已成长期趋势，曾经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要求限制城市版图的膨胀，也有城市规划专业人士和政府做出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成效不大。
美国学者George Zipf上世纪50年代对城市规模做过研究，他认为，当时的城市的人口数量与城市等级之间有某种关联，一般，第一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第二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2倍，是第三级城市人口规模的3倍。之后一段时间，这个规律被工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模糊了，城市中心的人开始到卫星城就业和居住，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曾有所下降。
如果用George Zipf的观点观察中国，结论也很有趣，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别更为巨大，比如在京津石区域，北京的人口接近3000万，是天津的2倍，是石家庄的2倍多。再比如沪宁杭区域，上海的人口约2300万，是南京人口的近3倍，是杭州人口的近3倍。
有学者进行过数据分析认为，如果甲城市比乙城市的规模大一倍，则甲城市水、电、公共设施的人均需求量大约会下降15%。且规模大一倍的城市在收入、专利数、储蓄额人均数方面也上升了15%。
美国学者通过对世界上120座城市的观察，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城市地图且将其数字化，再利用这些城市历年的人口数据，利用电脑对比了1990年到2000年的卫星拍摄图像，结论是10年间这120座城市的面积扩充速度平均数是人口增长速度平均数的2倍。
众多研究城市数据的专业人员似乎证明了一点：城市的扩张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规律。有观点认为就像生物躯体的成长是基于其细胞分裂的自然需求一样，城市的扩张是无法用规划去强行限制的，应该为城市预留尽可能大的扩张边界。
在一片“看大”的思潮中，也有对立的观点，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支持了一个研究计划“收缩的城市”，该计划的成果是一本专著《收缩的城市》，由该计划主持人Philipp Oswalt教授主编，该专著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Philipp Oswalt教授在该书的中文版发行论坛上指出，20世纪开始城市就趋于萎缩，21世纪此趋势继续，上世纪的城市萎缩主因为西方工业区的退化、人口老龄化、居住郊区化、后工业化等，本世纪的城市萎缩主因为产业合理化、写字楼空置、商场空置等，内因是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
有赞同Philipp Oswalt教授研究成果的专家甚至预言，2025年左右（10年之后），中国有一批城市也将步入“萎缩”的进程。有国内专家在该论坛上发表看法，担心这些城市的未来，认为这些过度放大的城市有可能出现废弃的商务楼。
金融之城
200年前，伦敦的人口规模超100万，成为首个人口规模超越罗马的城市，随着英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伦敦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直到1925年，美国的纽约人口规模超过伦敦。
一般认为，日不落帝国现今只是发达国家行列中的二流角色，但伦敦的全球化顶级都市地位却延续至今，伦敦有几大定位：金融之都、商业之都、旅游之都、购物之都。
现代伦敦早已经不再局限于二战前的基本范畴，1965年，大伦敦（Greater London）从概念成为行政实体，大伦敦政府成立。大伦敦下辖一个一级自治市（伦敦市）、33个二级自治市。
21世纪之前，伦敦也曾经历过中心区域人口密度下降，居住郊区化，卫星城和大伦敦的出现也与此相关。英国青年人人涌入伦敦上学，就业结婚，繁衍后代，老年人搬出伦敦（中心）为青年人留出空间，下一拨青年人再入循环，伦敦历来被认为是人口流动性很高的城市，而最新的研究认为，伦敦的人口流动性在变低，而且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
2002年开始，伦敦的人口出生率大增了25%，有人认为是基于原先“不愿意”生育的家庭开始生育了，还有大量移民人口的高出生率。伦敦在2009～2011年间贡献了全英国人口自然增长数的37%，英国每10个婴儿有近4个出生在伦敦。
分析认为，伦敦的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伦敦，而越来越少的人搬离伦敦。本来青年人是迁徙欲比较活跃的群体，而经济萎缩和就业前景不稳定令年轻人不愿意离开伦敦，老年人也不再像早期那样愿意离开伦敦养老，移民们也倾向于定居在伦敦。伦敦的人口据估计将在今后20年内增加100万达到900万。目前英国人口为6200万，伦敦人口相当于英国人口的12%，而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为120万，20年后伦敦相当于再容纳了一个伯明翰的人口。
关于伦敦人口规模的设想，早在70年前就已经给予了足够宏大的边界，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伦敦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阿伯克隆比爵士领衔提出《大伦敦规划》，在阿伯克隆比规划之前，大伦敦规划的前驱当属巴罗爵士主导的保罗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巴罗报告》，巴罗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解决伦敦人口密集问题于1937年成立的。
巴罗报告认为：大城市在公共卫生条件、住房条件等方面，并不是想象中由于人口密集、资源有限而导致紧缺和低水平，相反，伦敦的公共卫生条件好于中小城市，住房拥挤程度不如中小城市严重，但大城市上班路程长，大城市中心区域地价高昂，住房紧张。巴罗报告的一些基本结论至今仍然是大城市的现实反映。
阿伯克隆比大伦敦规划的基本设想汲取了巴罗报告的成果，顺应了伦敦越拉越大的思维方向，阿伯克隆比规划设想：大伦敦覆盖6735平方公里面积，涵盖人口1250万，涉及134个行政区域。
按人口现状和预期发展，在今后20年内，伦敦的人口还不会超过阿伯克隆比规划的设想，目前大伦敦面积为1579平方公里，为阿伯克隆比规划设想大伦敦面积的四分之三。
英国的现代产业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阿伯克隆比规划的时代局限。首先，随着伦敦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区域展现了现代化伦敦的现象。摩天大厦是伦敦金融城的财富象征，有人称之为“垂直的财富”。有人认为伦敦金融城就是一个建筑博物馆，各种各样展现独特个性的设计成为建筑师们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都有特别的命名，而世界上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纽约的曼哈顿区的建筑则多无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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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最初就是建在罗马人建设的伦敦城旧址上，然后逐步向泰晤士河沿岸的贫民区扩展，历史上伦敦金融城作为商业中心，与伦敦的市政中心威斯敏斯特并称为伦敦的双中心。近现代伦敦金融城又不断吞并原来的工业区向东面扩展，越来越大的金融城在昔日的Shoreditch、Hoxton工业区的旧址形成了休闲、娱乐、餐饮、艺术街区。2012年伦敦奥运会，金融城的东面又崛起了奥林匹克中心及其建筑群。
在伦敦的传统中心区域，历史的面貌还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在历史上就富人云集的西伦敦，因为大量连片的私人地产的存在，令大规模的剧烈改建、重建的机会不多。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建筑师兼房地产商纳什的西伦敦观光大道计划，该计划设想修建一条从Regent's Park（摄政公园）通往泰晤士河的马路，但最终未能如愿通到泰晤士河。而这条大道已经成为伦敦最具吸引力的、景色壮丽的步行观光大道。
然而，伦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增长带来的服务配套短缺，尤其是目前英国也面临欧债危机带来的公共财政紧缩。2015～2016年，伦敦大约需要增加7万个学位，特别是近年来发展很快的伦敦东部Barking 、Dagenham两个二级市，人口10年激增了58%，学位需求也激增43%。伦敦市议会决定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学位短缺，比如削减高速公路拨款建学校、议会办公室改成教室、动员私有业主把空置仓库、商店改成教室等。
同样面临巨大压力的还有健康保障体系，特别是当前英国生育高峰带来的产妇床位不足，伦敦东部的医院如果接收产妇的计划指标是8000个，实际上有可能要接收9000到10000个产妇。伦敦产妇的死亡率高于其它地区，伦敦医生数目也面临不足，平均一个手术只有一到二个医生参与，偏僻区域的病人还无法得到这样的服务。
五核之都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排行第二的国家，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8人，是中国人口密度的2.4倍。而东京则是日本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按前述的城市人口规模定律，东京的人口聚集力度远远超过日本其它城市。
按公认的大东京都市圈概念，以东京核心区为圆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包括东京都、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茨城县、群马县、枥木县、山梨县等，号称大东京一都七县，日本的行政区划分为四种平行级别的称谓：都、道、府、县，在都道府县之下再设立市、町、村三级机构。
如此，大东京事实上是一个都市群，有8个行政级别相同的区划。东京都市群占地面积36274平方公里，是日本国土总面积的9.6%，都市群涵括人口4040万，相当于日本全国总人口的32%，也即是日本每100人就有32人居住在大东京。由此推算东京的人口密度为1114人/每平方公里，为日本全国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的3倍。无论人口占比还是人口密度，东京都远在伦敦之上。
按城市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结论，东京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全国也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不到全国面积10%的土地资源，东京贡献了日本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贡献更是高达60%，这两个产业领域正是日本现代化的支柱。
东京发展到今日的规模，精于算计的日本人没少动脑筋，一般认为，从1889年开始，东京经历了4个大的规划阶段，在发展最快的20世纪中叶至今，东京一共进行了5次规划，每次规划都是为东京进一步膨胀做功课，即遏制城市过度扩张、维持适度规模、调整产业区划，不断修正城市边界，一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追求更好的效果。
1958～1975年，人口产业大规模转移至东京，基本确定半径100公里都市圈，区域人口达到2660万，力图抑制23个城区人口；1968 ～1975年，确立一都七县区划，预测人口规模3300万，着手细分产业和功能区；1976 ～1985年，面对人口暴增压力，强调抑制人口，以多中心形式分散压力；1986 年～1998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预测人口4090万，强调人口自然增长，避免人口过度聚集于一点，形成多个分都市圈；1999 ～2015年，日本人口进入银色浪潮高峰，东京人口开始负增长，预计2015年将比2011年的4190万人下降10万人，再次强调分都市圈的独立性和分中心之间的互补性。
有日本学者说，东京的膨胀“像一个多细胞生物，似乎在无序的蔓延，但其实有一种隐藏的秩序。”此说成立就意味着东京的历次规划是建立在这种“无需蔓延”基础上的顺势而为，膨胀的趋势无可避免，但有意识的规划会引导这种蔓延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经过数十年的扩张，东京的功能网络和产业圈已经成型，纵观东京都市圈的规划理论和实践始终围绕一条主线：让东京中心区域的人口密度沿着都市圈半径扩散，再用交通网络把这些扩散点链接起来。
在功能分配方面，北面崎玉县实行与东京中心区不一样的建筑密度标准，容许更高的容积率，可以容纳更多的居住人口。在美军归还立川基地的基础上建设多摩新城，多摩新城被规划为副行政中心，这个副中心的最大功能是应急，据说准备在都心因灾难受困时作为替代中心。
南面神奈川方向成为首选的扩展方向，神奈川处于东京-大阪交通轴线上，在此轴线上还有川崎和横滨两个区域中心，是一串相互呼应和辐射的城市化工业带区域，神奈川方向着重发展为工业带配套的第三产业，由于可用土地较川崎、横滨这些老的成熟工业区宽松，能够吸纳更多的产业和人口。
东面的千叶则长期以小城镇的形态存在，其现代化程度一直落后于东京中心区域或者其它区域，但成田空港及其配套产业链成为推动千叶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东北面的筑波则有一个响亮的绰号：日本硅谷，也称日本科学城。在此处集中了日本大部分科研机构，日本政府从东京及周边搬迁了不少国立研究机构到筑波，还新建一批国立研究机构，吸引一批民间机构进驻，建设新型综合大学筑波大学。在筑波的人口中44%是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筑波有48个国家级研究院所和教育机构，日本30%的国家研究机构和40%的科研人员集中在筑波，日本把国家科研经费的一半投资到筑波。
可以说筑波是举日本全国之力打造的科学中心，在筑波区域内，划分了服务和商业中心、理工研究区、建筑研究区、生物、农业研究区等。
东京最终形成了五核形态的都市，通过将城市功能、产业集群、人口压力从传统23个中心区域分散，尽可能减小传统中心的人口聚集度。
同时，五核形态的东京必须解决各区域之间的人员、物资流动的运转系统，为此，经过50年的努力东京建设起了世界上最密集的轨道交通系统。日本政府对轨道交通建设给予补贴，对市郊铁路予以36%的资金补贴，对新型轨道交通系统（如单轨交通），给予三分之二的补贴，资金来源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东京有30家轨道交通公司，经营着2000公里轨道交通线。
4000余万的人口规模，三分之一的GDP贡献，东京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系于一身的国家中心。
城市土地扩张 篇3
土地扩张是土地资源在当前新常态发展经济浪潮中最具散射作用的土地利用变化形态,从外在而言直接表现为城市建成区面积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建成区面积的短期爆发和长期累积,极大促进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强及城市化指数的节节攀升,但同时土地扩张也变为滋生经济非正常增长的土壤,更为严重的是其逐步演变为一系列社会及生态问题的“导火索”和“助推器”,从而成为学术界研究及热议的焦点。早期学者主要侧重对区域土地扩张的规律、管控约束机制及扩张的影响分析等方面展开初步思辨与探索。随着时代诉求与现实发展的需要,他们逐步将研究内容拓宽到不同地域土地扩张机制、特征与效益、土地扩张模拟与预测、土地扩张与人口及生态安全问题的耦合性研究等领域,研究方法也从早期静态的定性分析渐渐过渡到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遥感、统计经济模型、工程模型等方法,研究视角也从单一的土地利用学科角度实现了向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转型。近些年,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驱动的土地违法扩展行为屡禁不止,学者们针对这一严峻现实遂将研究的重点落脚于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上,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希望为经济健康平稳发展谋求新出路。目前,在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上,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学者们分别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与思考,且在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具有高度相关性方面达成了共识。张占录认为土地要素是开发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但土地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源泉功能处于逐渐弱化态势。姜海基于1999-2007年分省数据,测度近年建设用地扩张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变化趋势,他的研究同样表明: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随着发展阶段演进呈逐步减小态势。这与李鑫运用索罗增长模型和数据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的建设用地扩张减小经济增长率与增长空间这一研究结果不谋而合。部分学者如舒帮荣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也证实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全面加快时期,经济增长始终是城市用地扩展重要因素。李鹏以江苏省为例,基于省域尺度总结出经济增长对城市土地扩张具有更强解释力的重要结论。这些研究均成为验证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性的有力证据。另有一小部分学者尝试运用脱钩理论对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耦合程度分析。白忠菊以重庆市为实证对象,基于脱钩理论分析了城市土地扩张速度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耦合关系。钟太贤将环境领域的脱钩模型加以改进并引入土地扩张分析,从全国尺度对区域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非农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以及第三产业GDP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探索。张俊凤、刘庆和童鹏飞等人也采用类似分析范式,分别从城市群和市域尺度探讨不同地域建设用地扩张与二三产业GDP增长之间的耦合程度。已有的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研究虽对提高区域土地利用价值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在研究视角上亦主要侧重全国和市级尺度,省域基础上的研究较为匮乏。
湖北省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承东启西、转南接北”的战略支点,也是中部经济率先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域。随着土地城镇化工作的有序推进,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协调作用并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土地扩张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利用脱钩模型的改进Tapio弹性系数法,以Arcgis为技术操作平台,试图从省域尺度对湖北省12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程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索,以为湖北省城市间可持续的土地扩张提供了借鉴,为省级政府协调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城市差别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数据,即湖北省2005-2014年GDP总量和建成区面积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及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缺漏的2014年建成区面积为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调研所得。由于建成区面积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的实证对象对湖北省12个地级市。
2.2 基于脱钩理论的Tapio弹性系数法
脱钩模型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用于测算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两者间关联性的方法,常被引入农业生产政策及资源等领域参与经济发展对环境消耗程度的评估。将其内涵延伸至土地扩张方面的研究,即通过观测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依赖程度来判断脱钩关系。因此,本文利用脱钩理论的改进Tapio弹性系数法,选取建成区面积增加速度代表城市土地扩张速度,以GDP总量表征经济发展程度,以建成区面积变化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表示土地扩张速度的经济增长弹性。基于脱钩理论构建Tapio弹性系数模型:
式中:为土地扩张速度与经济增长率间的脱钩弹性系数,ΔLAND、ΔGDP分别表示建成区面积变化量和GDP增量,LAND0、GDP0分别为基期建成区面积和GDP总量。传统的Tapio弹性系数法中将脱钩程度细分为强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扩张性连接、弱负脱钩、衰退性脱钩、衰退性连接8个类型。基于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现实情况,对该分类进行改进,将脱钩类型划分为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耦合3个一级类,其中,相对脱钩又具体落实到相对弱脱钩、相对中脱钩和相对强脱钩3个二级类,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土地扩张速度的时空差异分析
本文借鉴前人对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分级的基础上,根据湖北省12个地级城市的实际情况,将城市土地扩张速度细分为非扩张(≤0%)、较慢((0%,30%])、适中((30%,50%])、较快((50%,100%])及快(>100%)五种类型。
从时间变化特征上,2005-2009年间,湖北省12个地级城市土地扩张均速处于适中区域,其主要原因归结于湖北集全省之力发展武汉市,导致经济投入和产出严重倾斜,呈现出以武汉市一元的快速扩展态势。对平均增速而言,湖北省整体的城市扩张增速为30.31%,仅有武汉和咸宁市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达115.91%和35.48%。这也侧向表明,该2市是该阶段湖北省12个地级市土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对黄冈市而言,研究时间点内,建成区数量保持不变,可见中部发展计划对该市的影响力极其微弱。从空间格局差异特征上,快速扩张的区域分布于位居中心地带的武汉市,非扩张及慢速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周边城区,这与湖北省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荆门、孝感和随州3市土地呈现非扩张态势,反映它们在该阶段土地扩张具有极为显著的项目导向性。武汉市作为华中集文化、政治、人口、经济、金融多中心为一体的特大城市,肩负中部城市崛起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重任,而经济增长以城市建设先行,因而城区土地供应总量增多,城市土地扩张快速。2010-2014年,全省土地扩张的增速明显提升,城市间土地扩张的竞争和辐射效应显著增强。全省建成区面积减少的城市由研究初期的随州、荆门、孝感和黄冈4市减少为随州和黄冈2市,荆门市土地扩张水平由非扩张向较慢扩张过渡,类似的孝感则实现了非扩张逐步转型为较慢扩张状态。黄石市虽土地扩张增速由5.08%上升为15.98%,但扩张水平仍处于较慢区域,相反,鄂州、咸宁和武汉市土地扩张增速有所下降,以武汉市下降幅度最大。其余城市如襄阳和宜昌则朝着较快的土地扩张区域发展。从空间变化上而言,土地扩张较快的区域由以武汉为中心演变为以宜昌和十堰2市为中心的扩张态势,且扩张速度加快的区域由“中心”向“两圈”散射,表现出显著的“由点成片,集中扩散”趋势。如图1、图2所示。
图1:2005-2009年湖北省土地扩张速度
结合两阶段城市间土地扩张增速特征,湖北省土地扩张增速明显放缓,内部增速差异进一步减小,城市间增速均衡程度有所提高。从空间格局变化来看,湖北省内土地扩张速度加快的区域由“一点”向“多面”发展,城市间竞争效应日趋显化。
图2:2010-2014年湖北省土地扩张速度
3.2 经济增长速度的时空差异分析
2005-2009年,湖北省经济增长速度的区域异质性较为明显,其中,鄂州市经济增长速度居于首位,高达120.26%,其次4个涨幅超过100%的城市分别为武汉、宜昌、黄冈及咸宁市。从建成区面积的增长来看,鄂州市为12个地级市中土地扩张速度增长最快的城市。这与湖北省重视工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关,也与鄂州的城市发展定位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中部崛起代表着湖北省的发展机遇已经来临,并且武汉已经率先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武汉市区土地扩张成本逐渐升高,再加上黄冈、十堰等城市地域发展限制,鄂州无疑成为湖北省经济迎头赶超的又一有力支点。而黄石市作为省内经济增速最慢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变化也相当缓慢。从GDP总量的空间差异来看,整个湖北省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分为三级,增长幅度较大的区域集中在武汉及东部周围地区,经济增长较慢的区域主要分布于武汉以西区域。武汉以西区域虽大部分经济涨幅均处于中速增长这一区间,但该级别城市内部经济增长幅度存在显著异质性,增幅最大的襄阳市比增幅最小的十堰市高出20个百分点。2010-2014年,湖北省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宜昌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还是维持较高的发展水平。而襄阳市则成为省内唯一一个经济增幅持续增加的区域,可见,各城市内部经济发展并不同步,区域差异性凸显。其中经济快速增长的城市从研究初期的武汉一市转变为宜昌和襄阳二市,武汉市、鄂州、黄冈、咸宁4市则从经济快速增长沦为中速增长,十堰市则从中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成为省内经济增速最慢的城市。与之相反的是黄石市后来居上,经济经历了阶段性突飞猛进的历程,增长状态也从低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另外随州、荆门和荆州3市增速则保持平稳不变。从空间特征来看,湖北省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发生明显波动。武汉以东区域,除黄石外,经济发展均呈现放缓态势,而武汉以西大部分区域,经济增速或不变或加快,发展趋势逐步转好。如图3、图4所示。
图3:2005-2009年湖北省经济增长速度
总体而言,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速呈现“小聚集”的发展特征,并无固定的规律可循。城市内部的增速差异逐步缩小,正经历着省内经济均衡增长的深刻变化。
图4:2010-2014年湖北省经济增长速度
3.3 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
2005-2009年,黄石、十堰、宜昌、襄阳、鄂州、荆州及咸宁7市土地扩张和经济增长间耦合关系的主要表现形态为相对弱脱钩,荆门、孝感、黄冈及随州4市两者间存在绝对脱钩态势,仅有武汉市转变为非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强依赖形态,其外在表现形式为土地扩张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这也表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在研究初期主要依靠建成区面积的扩展。相对弱脱钩的城市中,既有土地扩张较快的区域,也存在如咸宁市的非扩张或扩张较慢的区域,并无一定的变动轨迹可循。处于绝对脱钩趋势的荆门、孝感及随州市土地扩张均呈现非扩张特征,可见该3市经济增长对建成区扩展的压力较小,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弱化趋势。黄冈市的土地扩张和经济发展间的脱钩指数为0,对其而言,两者的关联性并不显著。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呈现以武汉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速与土地扩张速度的关系逐步增强,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依赖程度均有不同程度加深,其余城市则表现出依赖程度减弱的趋势,且表征为绝对脱钩的区域均分布在武汉城市圈周围,表现出相对弱脱钩的地区则大部分集中于武汉以西地带,从而呈现出“中间小,两头大”的耦合特点。2010-2014年,武汉、黄石、襄阳及荆州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间的耦合程度实现了从相对弱脱钩到相对中脱钩的转变,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依赖程度增加,两者间的耦合关系有所强化,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对建成区面积增加的压力加强。对咸宁市而言,其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指数呈下降态势,从第一阶段的0.34减少为0.18,经济增长对土地要素投入的压力日趋减缓,由此可见咸宁市正平稳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类似的,黄冈和随州市两者间的耦合程度在研究区间内则保持绝对脱钩不变,其脱钩指数均为负数,这可能与城市间项目导向性有关,政府因某种需要在某一时间段加大对城市建成区数量的投入,而后期因为另一发展需要或地方财政不足等原因恢复土地的原用途,从而导致土地扩张出现较大范围的波动。另一个经济发展对土地扩张依赖程度减弱的城市为鄂州市,主要归因于2011年鄂州市建成区面积的小幅度减少,最终导致两者间的脱钩指数呈现负数状态。剩余的城市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以相对强脱钩为主要耦合形态的城市,如宜昌和孝感市。第二,以相对弱脱钩为主的城市,如荆门市。宜昌和孝感市虽在研究阶段均顺利完成相对弱脱钩到相对强脱钩的转变,但从脱钩指数而言,宜昌市经济发展对土地扩张的关系更为密切。相比之下,荆门市两者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显著不密切趋势。在耦合程度的空间差异上,与土地扩张的空间差异变化趋于同步。由此看来,脱钩指数受土地扩张增速的影响较大。如图5、图6所示。
图5:2005-2009年湖北省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特征
图6:2010-2014年湖北省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特征
从两个阶段的变化来看,除武汉市外,湖北省城市内部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依赖程度均有加深趋势,在空间上具体表现为从武汉市向两翼延伸蔓延态势。因此土地扩张的规划和管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并制约经济的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第一,对土地扩张速度而言,从研究初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低、中速扩张演变为最终的高速扩张状态。由此可见,伴随着建成区规模的累计效应日益凸显,土地扩张速度整体上表现出明显放缓态势,内部增速差异进一步减小,城市间增速均衡程度有所提高。
第二,对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研究期间城市间经济同期增幅差异性较为明显,其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发生明显波动。武汉以东区域,除黄石外,经济发展均呈现放缓态势,而武汉以西大部分区域,经济增速或不变或加快,发展趋势逐步转好。后期城市内部的增速差异逐步缩小。
第三,对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耦合程度而言,除武汉市外,湖北省城市内部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依赖程度均有加深趋势,在空间上具体表现为从武汉市向两翼延伸蔓延态势。因此土地扩张的规划和管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并制约经济的发展。
本文以湖北省12个地级城市为实证对象,运用脱钩理论的改进Tapio弹性系数法及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利用湖北省12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建成区面积和GDP总量等相关数据,对城市内部土地扩张速度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规律及两者间的耦合关系进行脱钩分析。与以往只注重一个或几个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发展耦合程度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在省域视角的基础上对土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的耦合程度展开深入思考与探讨。在土地扩张及经济增速上,融入动态测算,对空间差异的分析有所增加。但也应该注意到,研究内容上,并没有对城市间土地扩张速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系统研究,后续的思路将更加侧重两者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探索,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摘要：基于脱钩理论的改进Tapio弹性系数法及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利用湖北省12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建成区面积和GDP总量等相关数据,对城市内部土地扩张速度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规律及两者间的耦合关系进行脱钩程度分析,并对其未来变化趋势进行判断,为省级政府协调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决策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在土地扩张速度特征上,城市内部土地扩张增速明显放缓,内部增速差异进一步减小,城市间增速均衡程度有所提高。从空间格局变化来看,湖北省内土地扩张速度加快的区域由“一点”向“多面”发展,城市间竞争效应日趋显化。2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速并无固定的时间变化规律可循,在空间差异上呈现典型的“小聚集”的发展特征。3在两者耦合程度上,除武汉市外,湖北省城市内部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依赖程度均有加深趋势,在空间上具体表现为从武汉市向两翼发散蔓延态势。
城市土地扩张 篇4
关键词：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面板VAR模型；经济增长效率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4-0009-07；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迅速，其扩张量在1996—2011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917%。虽然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誉为“世界最严”的耕地保护政策，但并未扭转耕地面积急剧下降的趋势。耕地大幅流失和经济快速增长并行的局面表明土地代价较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实质上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表现形式的一种反映。因此，评估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绩效不应仅局限于当期GDP的提升，而应该着眼于从长期动态考察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从效率视角认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助于促进农地向城市流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中国经济虽然在GDP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经济增长效率一直备受诟病。技术效率较低、污染严重、单位产出能耗较高和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等多年的顽疾依然普遍存在。房地产业和土地出让金甚至是不少地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表明，我们应该全面考察经济增长效率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行为影响的跨期响应。
尽管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增长联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仍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拓展现有研究：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土地扩张驱动力的单向关系，且忽略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1]-[3]由于城市土地与其驱动因素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难以通过单一模型来反映。将上述因素纳入到一个系统，进行互动影响分析的文献较少。而且，研究相互依存变量的单向影响关系时，忽略内生性问题会得到有偏非一致的估计结果，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甚至错误。第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相关因素对城市土地的驱动机制。[4]-[6]但关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效率互动机制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第三，研究方法多为时间序列方面的VAR模型，这使得地区间差异的信息难以得到应有的反映。[7]第四，研究视角多为经济增长数量。[8]-[10]数量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它无法代表经济增长的全部，目前鲜有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增长效率关联性的研究成果。
有别于多数研究关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GDP的当期影响，并且主要采用时间序列方法来研究的事实，本文基于1996—2011年的面板数据，将城市化、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增长效率等相互依存的变量纳入到一个分析系统，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客观评估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动态关系，并结合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冲击经济增长效率的动态机制，进而为协调土地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效率的互动机制
经济增长效率通常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下文简称TFP）来衡量。因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增长效率的互动机制，将通过城市建设用地与TFP的关系来说明。
（一）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
城市建设用地是生产的空间载体，它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因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其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土地资源的配置
虽然一个经济体的土地资源总量在短期内是常数，但可以通过农地城市流转，重新分配农村用地和城市土地，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在完全竞争且土地市场化的框架下，如果城市土地价格高于农用地价格，城市建设用地的边际产出就会高于农用地的边际产出，从而，农地城市流转将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土地作为重要的TFP投入要素之一，其利用效率的提高将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效率。
2.城市化
城市化意味着资源、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从而造成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城市化引致的技术创新、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累积能提升TFP。[11]-[13]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也有不利于TFP的一面：农地城市流转不仅恶化了农地资源的短缺状况，而且也增大了失地农民的数量，有损于国家的粮食安全，动摇经济增长的基础；土地财政使得地方政府热衷于在短期内能带来巨大收益的“炒地卖地”和“旧城改造”，忽视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大量生产要素流入房地产行业，而非实体产业，这将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削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14]
3.产业结构
目前，农用地和城市用地分别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因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处于完全垄断地位，政府可以利用土地政策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宏观调控。通过控制土地供给，促使土地利用走节约型和集约型道路。严控技术落后、污染严重、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淘汰类产业用地，以此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各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促使生产要素流向生产率水平高或增速高的部门，从而促进TFP的提高。[15]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缓解了城市用地供需紧张的矛盾，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而提升TFP。
（二）经济增长效率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制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将TFP的变化分解成两部分：技术进步的变化和技术效率的变化。经济增长效率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将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在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的条件下，考察一个包含自然资源和土地拓展的索洛模型，产出采用如下的CD生产函数形式：
Y（t）=A（t）×K（t）α×R（t）β×T（t）γL（t）1-α-β-γ（1）
在式（1）中，Y、A、K、R、T和L分别表示产出、技术、资本、自然资源、土地和劳动；α、β和γ分别为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的产出弹性，且α+β+γ<1。
1.技术效率
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效率（TE）为相同投入下实际产出（YR）和理想最大可能产出（YN）的比率。假设实际产出和理想最大可能产出所对应的技术水平分别为AN和AR，则这两种情形下的产出分别为：
YN（t）=AN（t）×K（t）α×R（t）β×T（t）γ×L（t）1-α-β-γ（2）
YR（t）=AR（t）×K（t）α×R（t）β×T（t）γL（t）1-α-β-γ（3）
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滞后、组织欠协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原因，技术欠缺效率的现象比较常见。因此，有下式成立：
TE=YR/YN=AR/AN<1（4）
假定在其它投入相同时，为得到同一产出Y*，实际生产曲线和理想最大生产可能性曲线所对应的土地投入水平分别为TR和TN。根据式（2）和（3），可得：
TγN=Y*/（ANKαRβL1-α-β-γ）（5）
TγR=Y*/（ARKαRβL1-α-β-γ）（6）
因为（TN/TR）γ=AR/AN<1，所以TN 2.技术进步 假定劳动、技术、城市建设用地和自然资源的增长率分别为n、g、m和-b，则有dA（t）dt=gA（t），dL（t）dt=nL（t），dT（t）dt=mT（t），dR（t）dt=-bR（t）。若投资的产出份额为s，资本折旧率为δ，则dK（t）dt=sY（t）-δK（t），由此可推导出： dK（t）dt/K（t）=sY（t）/K（t）-δ（7） 由于L、A、T和R的增速假定为常数，于是平衡增长路径需要资本和产出的增速也是固定的，这就需要在式（7）中，Y（t）/K（t）的值保持不变，即Y与K的增长率相等，设该增长率为gY。对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lnY（t）=lnA（t）+αlnK（t）+βlnR（t）+γlnT（t）+（1-α-β-γ）lnL（t）（8） 由于一个变量的增长率与其自然对数对于时间的变化率相等，对（8）式两边取导数，即可求出Y与K的增长率gY： gY=11-α[g-bβ+mγ+（1-α-β-γ）n]（9） 于是，可得t+1时刻的产出： Y（t+1）=Y（t）egY（10） 假定在t和t+1时刻，除土地外，其它投入要素都相同，且产出都为Y*，则： Y（t）=Y*=Tγt[A（t）×K（t）α×R（t）βL（t）1-α-β-γ]（11） Y（t+1）=Y*=Tγt+1[A（t）×K（t）α×R（t）β×L（t）1-α-β-γ]egY（12） 由于gY>0，则有egY>1，所以： Tγt+1/Tγt=1/egY<1（13） 即Tt+1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VAR模型虽然得到广泛应用，但其通常要求较长的时间跨度，Holtz-Eakin等（1998）[16]首先将VAR模型拓展至面板数据模型中，以便使其适合多数面板数据所具有的“截面大、时序短”的特征。基于前述互动机制，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因素包括城镇化的进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等。本文设定的PVAR模型如下： Yit=αi+βi+A1Yit-1+…+ApYit-p+εit（14） 在模型（14）中， Yit=（Duleit，Dltfpit，Dlinstit，Dlurbait）T为4×1列向量，下标i为地区的标识号，Ai（i=1，…，p）为滞后i期的变量系数矩阵，α和β分别为4×1个体效应向量和时间效应向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相关变量描述见表1。其中，TFP通过DEA -Malmquist模型来估算。为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能耗大、污染高的特征和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TFP的投入指标为：资本、劳动、土地和能源；产出指标为：GDP和环境污染。其中，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劳动通过年末从业人口数来衡量；能源通过能源消费总量来衡量；采用播种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衡量土地；使用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折算为实际GDP（1978=100）；参照胡晓珍和杨龙（2011）的研究[17]，环境污染指数采用熵值法估算。 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变量（ule除外）都做取自然对数的处理。不对ule取对数的原因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量并不总是正数。河北、黑龙江等八个省2008年的非农业人口数据缺失，使用2007和2009年的均值代替。鉴于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的可得性，研究时间范围为1996-2011年，研究地区为中国29个地区（不含港澳台，川渝合并。因数据缺失，剔除西藏），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四、PVAR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PVAR模型的估计与结果
首先，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平稳。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采用IPS检验。所有变量的P值均远小于005，这表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原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I（1），所以可以构建PVAR模型。然后，根据AIC、BIC和HQIC准则来判断P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这三种判断准则都选取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一阶。表2给出了模型（14）的GMM估计结果。
（二）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源自于某一变量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它变量单方面的动态影响。各变量的脉冲响应效果见图1，其中，横轴s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外侧两条曲线为95%的置信区间（通过Monte-Carlo模拟500次得到），中间曲线为IRF响应曲线。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相关变量冲击的反应：在本期给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自身一个标准冲击后，影响作用由正变负，且在第一期达到最小值，其后又有所上升，并从第2期开始出现收敛的趋势，表明当期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在以后的增速。来自于城市化、产业结构和TFP的一个正交化冲击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是类似的，它们都呈下降的趋势，且从第二期开始收敛。此外，这三类冲击的零刻度线都包含在95%的置信区间内，表明来自于城市化、产业结构和TFP的一个正交化冲击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当期值和未来值并无显著的影响。
TFP对相关变量冲击的反应：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冲击对TFP的影响在第一期为负值，其后一直呈现出一种正负交错更迭变化趋势，且影响程度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这表明在短期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不利于TFP的改善，长期来看，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TFP的影响并不稳定，且其影响有收敛于零的趋势。在本期给TFP自身一个标准冲击后，其影响作用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自身冲击的反应是类似的，表明短期内TFP的改善并不利于自身在其后时间中出现进一步的改善。城市化和经济结构冲击的零刻度线都包含在95%的置信区间内，这表明它们对TFP无显著影响。
城市化和经济结构对相关变量冲击的反应：经济结构对来自于自身冲击具有同向作用，表明经济结构的改善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化对来自于自身冲击，其影响在第一期为负值，随后收敛于零，表明短期内当期城市化水平能减缓城市化的进程。TFP的冲击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一直到快接近第二期的期末时才从负转正，其后呈现收敛趋势，表明短期内TFP对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负效应。其原因可能是：过去的产业结构体现了“重生产和积累，轻生活和消费”的经济发展战略，TFP的改善需要生产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逐渐向技术型密集型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发展途径转变，这表明对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行大的改造甚至进行局部重组。从而，在短期内，我国会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阵痛期。此外，在相应变量的冲击对城市化和经济结构影响的其它情形中，影响都不显著。
（三）方差分解
为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并度量变量在长期中相互影响的程度，对P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得：第一，结合前文的脉冲响应图，所有变量均在不超过两期时出现收敛趋势，因此在第5期后，变量的影响关系趋于稳定。第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984%的变动是由其自身的变动引起。TFP对其的影响虽然位居第二，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变化中只有11%是由TFP引起的。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变化中，由城市化和经济结构引起的比例较小，分别只占04%和01%。这表明，在长期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TFP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变动的主因，其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自身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第三，TFP 973%的变动是由其自身引起的。其它因素对TFP变动的影响较小，这些因素对TFP变动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结构、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这表明在长期中，TFP的改善主要依赖自身的积累和完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则对其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原因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低效率，土地价格偏离了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以商品房用地为例，统计资料也表明一些地区商品房空置现象严重，低迷的人气还造成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的滞后。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数量的快速增长，但GDP只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有必要考察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动态关系，以客观评价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效率视角，本文采用PVAR模型动态地评估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当期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会抑制其在以后的增速，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效率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当期值和未来值均无显著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效率无显著的长期影响。（2）不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城市化、产业结构都对经济增长效率不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在短期内能对其自身产生抑制作用。（3）在短期内，城市化水平对其自身有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增长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不显著。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城市化对产业结构都不产生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对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其在短期内迅速衰减为零。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效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结构的改善。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评价的核心是政府应该坚持数量和效率并重原则，而不是仅关注GDP的短期收益。[18]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城市化应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不可能通过“抄地卖地”来实现。生产要素应该更多地向实体产业引导，并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不能一味地追求规模和速度。城市土地的节约和集约利用才能保持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协调度。经济增长效率与数量携手并进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完善官员考核指标，从制度上约束和引导官员重视经济增长效率，进而促进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勇刚，高波，任保全.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与公共品供给——来自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1）：13-24.
[2]周彬. 土地财政、公共服务和地方政府行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6）：1-10.
[3]姚原温等. 贵州省大坝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4（1）：67-74.
[4]吕彩云，陈宾. 城市化趋势下西北地区土地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分析 [J]. 城市发展研究，2012 （12）：38-42.
[5]罗媞，刘耀林，孔雪松. 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城乡统筹视角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4（4）：461-467.
[6]赵可， 张安录.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实证研究——基于辽宁省14市市辖区数据 [J]. 资源科学，2013（5）： 928-934.
[7]赵可， 张安录. 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 7-12.
[8]黄志基， 贺灿飞， 王伟凯. 土地利用变化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2013（7）： 35-43.
[9]蒋南平， 曾伟. 土地资源与城市化发展：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证研究 [J]. 经济学家，2012（4）： 52-62.
[10]辛波， 于淑俐. 对土地财政与地方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探讨 [J]. 当代财经，2010（1）： 43-47.
[11]孙广生， 黄祎， 田海峰， 等. 全要素生产率、投入替代与地区间的能源效率 [J]. 经济研究，2012（9）： 99-112.
[12]张三峰， 吉敏.市场化能改善环境约束下的能源效率吗——基于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1）：65-75.
[13]郑丽琳， 朱启贵. 纳入能源环境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 [J]. 统计研究， 2013（7）： 9-17.
[14]王贝. 我国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关系的实证研究 [J]. 学术探索，2011（2）： 64-67.
[15]Peneder， M.， 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Growth [R]. WIFO Working paper： 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Vienna， 2002.
[16]Holtz-Eakin， D.， Newey， W.， Rosen， H. S. Estimat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anel Data [J]. Econometrica， 1988， （6）： 1371-1395.
[17]胡晓珍， 杨龙. 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及收敛分析 [J]. 财经研究，2011（4）： 123-134.
[18]高兴佑， 高文进. 我国房价虚高的成因、危害及治理路径分析 [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2（2）： 62-68.
陈凌:城市建设不宜盲目扩张 篇5
维思平建筑设计执行董事、主设计师陈凌指出, 目前, 我国的城市化出现了一系列城市问题。较为典型的是:不少城市仍在以缓解老城区人口承载压力为由, 盲目扩建各种类型的城市新区, 完全不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 也不顾及城市生活实际。从全国范围来看, 绝大多数城市现有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能满足其现有甚至规划人口的实际生活需要, 但遗憾的是, 很多城市现有的物理空间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GDP, 总在以各种理由和名义简单、盲目地将城市外扩, 结果却导致城区面积变得越来越大, 呈现围棋一样的散点式布局。
“无线城市”进入快速扩张期 篇6
9月27日, 厦门市莲前路, 记者从这里出发, 前往目的地火车站。
通过手机登录无线城市平台, 可以清楚地知道下一趟公交车的实时位置:最近的一趟28路车, 距离卧龙西站有1站之遥。因为预约了响铃提醒, 在公交车到站时, 手机会提醒乘客准时上车。
“通过车辆GPS系统, 所有公交车辆的运行信息可以及时传送到公交公司, 公交公司再将这些信息与中国移动的无线城市平台对接, 每几秒钟就刷新一次, 手机用户可以对公交实时信息准确掌握, 避免了盲目等车之苦。”中国移动厦门分公司行业经理施展说。
施展所说的这项服务, 在厦门市被称为“掌上公交”, 是厦门无线城市平台上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据统计, 目前, 每月超过90万人使用这一服务, 减少了60%以上的等车时间。
用手机登陆厦门无线城市平台, 可以看到厦门市内各条道路的实时拥堵程度。红色, 意味着通行速度低于15公里/小时, 黄色为15～30公里/小时, 绿色则是高于30公里/小时。车主可以根据实时路况, 选择驾驶路线。
噪音在厦门也被置于“无线”之下。在各社区, “工地噪音远程无线监控系统”让居民可以用手机查询所在小区的噪音污染情况, 并选择投诉与否, 如果噪音未达标, 系统甚至会自动将结果传送给环保部门, 并向施工单位示警, 施工噪音扰民监管难度大、投诉后取证难的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重复检查是当前看病贵的一个痼疾, 换一家医院就要重新检查一次, 让患者所费不菲。厦门移动与厦门市卫生局合作的“厦门市民健康信息系统”, 覆盖占全市95%以上医疗资源的医疗卫生机构, 建立市民健康档案150多万份, 实现了患者的检查检验、影像图片、用药记录等区域共享, 每月共享调阅达上万次, 为患者节约了大量费用。
厦门发生的这一切, 是中国“无线城市”的一个缩影。在运营商的推动下, 无线城市正在中国迅速铺开。
加速推广期
“建设无线城市, 将是中移动未来的一个重要工作”。9月26日, 中移动副总裁沙跃家向记者表示。
2010年10月, 中移动总裁李跃在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上表示, 将全面推动国内“无线城市”建设。截至2011年7月, 中国移动已在9个省超过80个城市展开无线城市业务体验试点。
截至2011年8月, 中国移动已与26个省份的161个城市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其发展规划, 到2011年末将有超过1600万用户成为无线城市的受益者。“无线城市”在中国的起步较晚。早在2004年, 美国费城率先提出“无线城
市”计划, 随后, 浪潮席卷全球。仅仅两年后, 已有400多个城市开始或计划建设无线宽带接入网, 以满足公共接入、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的需要。
然而, 被誉为“除水、电、气、交通之外的第五项城市基础设施”的无线城市项目, 在世界各地达到了千个试点之后, 却鲜有成功者。绝大多数运营商都认为, “如何建设、运营、维护这项设施让人头疼”。
中国的无线城市项目仍在坚持。
在厦门试点中, 政府、运营商和第三方厂商通过实践, 建立了一个兼顾公众服务和可持续盈利的完善商业模式:政府不投钱, 投入政策扶持和资源整合;运营商和其他厂商则分担资金投入、网络建设, 设备和应用开发。同时对公众服务和商业服务划定明确界线, 在政府增加服务效率, 民众获得更方便服务同时, 产业链也能实现盈利增长。
无线城市由此驶上快车道。
2010年开始, 在厦门模式成熟后, 中移动开始加速“无线城市”推广。在今年的中移动工作会议上, 李跃提出, 中国移动要面向各行各业, 搭建“无线城市”平台, 发展物联网应用, 推动社会信息化, 使移动通信服务和信息化产品更广泛深入地融入到各行各业中。
目前, 在各地, 可复制、可推广的无线城市群已在形成。江苏省宣布将加速打造以南京等主要城市为核心的江苏无线宽带城市群, 福建省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了“无线城市群”建设, 四川省斥资百亿正式启动“无线城市群”建设。
2011年6月14日, 广东移动正式发布, 无线城市覆盖全省, 业务类别涵盖无线政务、便民服务、商家优惠、掌上娱乐、企业应用、旅游资讯和时事新闻等多个领域。试运营期间, 该平台今年前5个月累计访问量已突破2000万人次。
截至今年7月底, 贵州、重庆、江西、四川、河南、江苏、安徽、北京、吉林九省市地方政府已和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签订《无线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广东、福建、浙江、陕西、山西等15个省区市还与中移动各地分公司签署了《无线城市战略合作协议》;而上海、云南、天津、湖南、宁夏、青海、西藏等七省区市也在就建设无线城市和中移动进行商谈。
据中移动有关人士透露, 未来中国移动将和更多省市签订《无线城市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无线城市战略。
“无线城市群建设正初步实现以立体化的无线网络、基础化的信息系统、聚合化的运营平台、多样化的业务应用, 开创了政府、运营商、产业链、客户、社会等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运营新模式, 实现了无线城市由‘分散型’向‘聚合型’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无线城市普惠服务”。上述中国移动人士告诉记者, “中国移动将在无线城市建设方面, 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态度与产业链优质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共同创造价值。”
竞争者加入
中移动捷足先登, 但并不代表其一定能够垄断市场。
中国电信和联通也都瞄准了宽带无线城市这一市场, 推出了各自的类似业务, 并在各地全力扩张。对此, 业内有人士表示质疑, 认为无线城市扩张过快, 目前还是以炒概念为主的发展过热。
而在运营商人士看来, 无线城市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工程, 在推动过程中, 需要充分考虑各地政府与用户的实际需要, 以此为突破口加快无线城市建设。通过此前的摸索积累, 运营商已经建立相对成熟的经验, 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 从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入手, 推出公交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等应用, 同时借助政府的资源, 加快推广速度;另一方面, 还能帮助政府解决燃眉之急, 形成双赢合作, 令无线城市的应用都落到了实处。
比如, 中移动的无线城市推出“政务、公共事业、交通、医疗、教育、就业、金融、旅游、生活服务、消费购物”十大门类、五十个重点应用目标, 已获得所在地市民较为广泛的使用。
在北京, 市民可以通过手机查看14家医院的科室、医生及可挂号源信息, 并进行预约挂号;在福建, 市民可以通过手机购买长途汽车票。仅在今年春运期间, 就有近50万人咨询, 并购买汽车票4万多张。
在宁夏, 中国移动与电力公司共同进行了无线智能抄表系统的改造, 以实现电网运行情况实时监控。在广东, 市民可以通过专用终端查询违章、停车、驾驶证信息。
在重庆,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查询电影时刻表、场次, 并进行在线选位和购票, 也可以用手机查询甚至点播超过40个数字电视节目。在贵州, 考生可通过手机第一时间查询高考成绩。应用推出后不到3天, 仅贵阳市查询访问量就超过了17523次, 安装包下载量达到了1000余次。在江苏, 中国移动与南京市政府合作开通了市长互动信箱, 用户可以随时发送建议到政府相关部门……
开放与融合的挑战
无线城市在中国展开, 运营商是第一推动力。作为承载中国城市信息化的公共服务平台, 愿景很清晰:整合政府信息资源, 打造高效电子政府, 融合行业信息资源尤其是公共事业服务信息资源, 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生活。
然而, 有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中国行业信息化孤岛现象严重, 政府管理部门及各个行业间, 在信息化开放的政策和开放意愿上, 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的步伐。这就使得无线城市在聚合信息资源服务城市居民的过程中, 可能面临着来自行业及其管理部门的种种行业壁垒。如果壁垒不打破, 无线城市的应用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