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共12篇）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1

讲座导师简介:

贾建华,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产品信息与追溯应用开发室副主任, 主要负责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和国家食品 (产品) 安全追溯平台相关工作, 对追溯理论及具体实践有深刻的理解。参与《食品追溯信息系统开发指南》《食品追溯信心编码与标识规范》《食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国家标准的编写工作;参与泰祥水产品追溯、广西米粉追溯、天津中药材追溯等追溯项目;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食品安全平台的筹建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始按照新《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保证食品可追溯, 人们对于食品安全追溯的关注度和要求也越来越高。《食品安全导刊》联合物品编码中心推出“食品安全追溯”系列在线课程, 解析食品安全追溯中值得了解的问题。2016年9月22日,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产品信息与追溯应用开发室副主任贾建华做客“食安大讲堂”, 对食品安全追溯的相关内容以及EPCIS追溯事件做出了解读。

食品安全追溯概述

在介绍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之前, 贾建华首先与讲堂听众回顾了当前食品安全追溯中的一些概念。“食品安全追溯”一词最早于2002年欧盟爆发疯牛病后被提出, GS1总部在跟踪这次事件的同时, 也翻译了一些欧盟关于追溯的标准。对于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 食品安全追溯主要起到了“事前防范, 事后补救”的作用。

追溯其实涵盖了两层意思—追踪和溯源。食品安全追溯是指运用技术手段, 通过对供应链上各种食品信息进行标识、采集、记录、分享, 在供应链上每一个节点完成“向上一步追溯和向下一步追溯”, 最终实现生产、加工、物流、零售整个供应链的全过程跟踪溯源。追溯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因为无论多么复杂的过程, 都可以做到“向上一步追溯”和“向下一步追溯”, 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只需追踪上层环节, 再了解该物品的下层流向, 最后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将所有环节串联起来, 就能够形成完整的追溯链条。

食品安全追溯目前在国际上, 包括在国内都非常重要。从2015年10月1日新《食品安全法》正式颁布以后, 国家开始要求企业必须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 同时也明确提出鼓励企业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实现追溯。在国家层面上, 2014年APEC领导人正式会议宣言上, 与会的各国达成了一致意见, 即要采用全球性的标准开展追溯方面的数据合作;2016年, 物品编码中心参与到其中的一个项目—马来西亚的榴莲到中国境内的一个追溯事件, 其中物品编码中心参与了包括系统建设在内的全部工作。2016年初,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指出追溯系统建设要统一规划、分类推进, 统一标准、互联互通。

贾建华提到, GS1是一个全球化的组织, 和ISO的组织一样主要进行标准化工作。目前, 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加入到GS1组织中, 并服务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已有超过250万GS1条码企业用户。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GS1 China) 目前有47个分支机构, 覆盖100多万家商超和95%以上快速消费品, 累计50多万家条码企业用户, 制定条码、二维码、EDI等相关国家标准近100项。

GS1对于追溯的解决方案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追溯标准, 也称全球追溯标准 (GTS) , 主要规范如何实现产品的追溯, 如何收集追溯相关信息等内容;第二为追溯指南, 是目前GS1对每个国家开展的追溯案例实施情况的总结, 通过这些指南, 可以了解到不同的产品如生鲜、乳制品等应该如何去进行追溯活动;第三是全球追溯评估, 这是近几年GS1开展的一项业务。目前国内许多企业在进行追溯, 很多公司也在为企业提供追溯服务, 然而并没有一个标准能够衡量企业的产品是否进行了追溯, 并判断追溯是否有效。全球追溯评估即是提供相关标准, 帮助企业去核实产品在追溯方面是否达到了相应要求;第四则是技术支持。

国家对追溯的要求涵盖了GS1中规定的所有相关标准, 从编码到数据采集到数据的共享全部涉及, 追溯可以称为GS1的集大成者:从编码上来说, 如果要对产品进行追溯, 就要对产品及其货运单元进行编码, 对参与方也要编码, GS1为要追溯的产品和追溯参与方分配全球唯一标识。从载体上而言, 使用一维编码可以进行追溯, 使用二维码也可以追溯。从数据的传输上来讲, 供应链各参与方通过数据交换标准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动态数据传输可以使用GS1的EPCIS标准, 发票信息可以使用EDI标准。

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

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于2007年正式成立。在2007年成立之前, 物品编码中心花费约5年时间在全国对不同的食品、不同的行业收集不同的案例。由于这些案例的收集是在各地进行, 一直没有较大的平台能够将数据统一起来, 所以物品编码中心从2007年开始筹备食品安全追溯平台, 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相关工作。

食品安全追溯平台能够对各个平台的数据进行收集, 贾建华表示, 物品编码中心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为企业提供统一的服务。该平台在2012年得到了国家认可, 发改委正式批复, 由质检总局牵头, 物品编码中心作为实施单位, 搭建了第三方的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尽管追溯有很多种类, 但通过食品安全追溯平台都能够进行实现。根据追溯的基本原则来说, 只要能够追踪、溯源, 通过追溯平台将生产原料信息录入, 将产品的流向信息记录下来, 它就满足了追溯的基本要求。就“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追溯”的问题, 编码中心进行过很多尝试, 包括一维编码、二维码、RFID标签等。但是由于追溯编码具有特殊性, 更多的是大型企业愿意进行定制化的、特殊化的追溯, 因为大型企业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 能够为了实现追溯调整自身的生产线。但是在中国, 食品企业仍然以中小企业为主, 这些企业想要实现食品安全追溯, 就可以通过食品安全追溯平台来实现。企业可以无需在产品上额外加贴条码, 平台能够通过产品固有的商品条码和批次号来实现食品的快速追溯和有效的召回。

现如今, 我国近乎所有的食品企业都已基本具备批次追溯的能力, 而食品生产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以批次为生产单元。尽管现在经常提到“一物一码”、追踪到单品, 然而这些通常都结合了企业其他特殊的需求。从追溯的角度来说, 追踪到批次已经足够, 食品安全追溯平台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批次追溯的需求。

在介绍了食品安全追溯平台的服务内容后, 贾建华又介绍了食品安全追溯平台的架构。除国家级平台外, 食品安全追溯平台还与其他省级平台进行数据的互通互联, 这些省级平台可以通过接口方式和物品编码中心进行数据的交换。同时国家级平台不止会整合追溯数据, 也会和其他部委的数据进行对接, 包括监督抽查信息、检验执法信息都会引入到平台中来。其最终希望是能够做到让消费者和社会大众通过条码和批次信息就可以将与之有关的产品信息都可以查询出来, 关联原材料信息、流向信息、监督抽查信息等所有内容。

当前, 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免费向企业提供, 其主要功能可以分为七个部分—产品基本配置、企业基本配置、批次追溯、单品追溯、预警与召回、综合查询和帮助文档的下载。

①基本配置:企业需要配置其资质文件、供应商信息、零售商信息、生产地址、班次信息。进行追溯的过程中信息量非常大, 尤其是企业的供应商信息、零售商信息等, 无法做到每次都要求企业去填写包含这些内容的表格, 所以可将这些信息提前配置到平台中, 企业在录入数据的时候, 可以通过下拉菜单等方式, 加快数据录入的过程。

②产品基本配置:包括两个最重要的配置, 即关键控制点和检验项。关键控制点是用于产品质量追溯的依据, 企业可以定义每一个产品的关键控制点, 设定关键控制点要定义的相关数据项。食品安全追溯平台根据食药总局最新下发的每一品类关键控制点的要求, 预先帮助企业录入了一部分内容, 可以起到节省企业制作关键控制点的时间的作用。检验项也需要模板化的预先定义, 因为现在进行追溯都是为了向企业、消费者呈现每一个批次的检验结果, 然而不同产品需要的检验项各不相同, 即使是同一种产品, 通过不同的企业生产, 企业要求也不一样。通过这个平台, 企业通过配置关键控制点和检验项, 可以定义一个属于其自身产品的追溯模板, 帮助维护产品的基本信息。

③批次追溯:主要包括进货管理, 进行生产记录, 然后进行生产批次和追溯数据的填报。通过对生产记录向上一步进行关联, 通过对批次信息的填报对向下一步的信息进行采集。在对生产批次的填报中, 能够将关键控制点、检验报告和订单管理都关联出来, 呈现给消费者和企业。

④单品追溯:这部分在平台中涉及不多, 但平台也设计了相应的功能。现在, 单品追溯的应用也比较多, 因为其涉及防窜货、防伪和营销等问题, 有时企业需要在包装上编制产品的唯一标识, 在最小包装上、箱、托盘上都采用唯一标识, 平台将箱也定义为一个产品, 将箱与箱之间自动的进行层级的关联与嵌套, 最终来实现对单品的追溯。

在这里, 贾建华介绍了追溯过程中较为关键的一些技术点:

首先是如何通过模板化技术实现不同产品的动态数据采集, 其中涉及到模板的定义。需要了解追溯是一组事件的集合, 通过模板可以定义每个事件的生成加工环节、追溯对象、对象的属性、属性单位, 然后使用属性值来存储所有追溯的数据, 实现不同产品的动态数据采集。

其次是如何划分不同追溯阶段, 实现准确追溯。要进行准确追溯, 第一步就是要明确追溯的原则, 做到“向上一步追溯和向下一步追溯”, 然后通过是否产生新的对象来界定何时“向上”或“向下”一步, 对不同阶段的对象分别追溯, 使用编码定义各阶段对象的名称, 并记录批次。

最后是如何升级转换成全国通用的追溯方案。目前我国追溯方案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全国20多个省级食药监监管平台使用商品条码和批次对企业生产、流通、餐饮3个主要环节进行监管。二是国际上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基于商品条码, 即GS1的方案实现产品追溯。三是第三方公司在使用自己的一物一码方案为企业提供追溯、防伪、营销、防窜货等服务。目前GS1的编码方案包含产品编码、序列号, 先梳理出产品编码, 然后生成序列号, 然后再添加上AI标识符, AI标识符会分别附加到产品编码、序列号前, 将其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唯一的单品追溯码。而第三方自己的编码方案根据提供服务的公司不同也各有差异, 第三方编码中可能包含数字和字母。想要使第三方的溯源码和GS1的溯源码实现兼容非常简单, 因为商品本身已经具有商品条码, 通过使用商品条码和企业生成的序列号的组合就可以生成一个新的溯源码, 这个码仍然是全球唯一的。通过这样的条码升级, 可以做到将不同的追溯方案相结合, 从而形成全国通用的追溯方案。

EPCIS追溯事件

EPCIS最早应用于电子标签, 是用来做物联网、自动化采集数据的标准。2015年9月, EPCIS正式成为了ISO标准, 它的定义是用于不同应用程序之间实现可视化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共享的商业数据标准, 实现物理对象和虚拟对象在业务流程中的全程可视化:包括在贸易项目、可回收资产、托盘、电子音乐下载、电子书、优惠卷等中使用。

EPCIS主要可分为三部分:第一是数据模型即XML文件, 其用来描述所有的可视化事件;第二是开放接口:数据采集接口, 数据查询接口;第三是统一词汇:用来定义在EPCIS标准中可能用到的所有词汇。

追溯只是EPCIS其中一个应用环境, EPCIS另外还应用于防伪、资产管理、文档跟踪、促销、海关库存管理等业务中。EPCIS并不是只用于追溯, 但它起源于追溯, EPCIS与GS1的其他标准相辅相成:GS1标准牵涉到数据的话有三个标准, 一是主数据的标准, 用于交换供应链上的关键信息, 比如说产品信息 (名称规格等) ;二是交易数据 (订单、发票、确认) ;三是动态数据 (发货时间, 接收时间) 。其中, 因为动态数据数据是动态发生的, 即可以通过EPCIS来记录每一个时间点相关的对象、地点和发生的内容。

EPCIS事件包含的内容可以概括为“4W”:①what即追溯对象, 如GITN, 批号, 序列号, SSCC, GDTI, GRAI等GS1 KEY;②when即事件的发生时间, 记录时间, 当前的时区;③Where即事件的发生位置, 追溯对象的所在位置;④Why即与业务有关的所有业务动作, 追溯对象的状态, 交易, 发送方或者接收方。WHY也是EPCIS中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除了前面3种“W”中包含的内容共之外, EPCIS事件中其他所有内容全都可以包含在WHY内容之中。

EPCIS中还包含4种事件:第一, 对象事件 (object Event) , 它是使用最多的事件, 是发生在追溯对象上的基本事件, 如接收一个箱子、打包一件货物;第二, 聚合事件 (aggregation Event) :使用较多的情况如箱子装运到托盘上, 从托盘上卸下货物等;第三, 转换事件 (transformation Event) :如多个不同原料或者半成品加工成一个新产品;第四, 交易事件 (transaction Event) :记录追溯过程中发票, 订单等过程。贾建华对以上4种事件做了简单的总结, 指出对象事件、聚合事件、交易事件都是有添加和删除操作的, 最终只会生成一个结果, 即ADD, 事件结束之后生成的ADD会被删除, 即DELETE操作。这两项操作是一个事件的生命周期, 叫做OBSERVE, 也被称为观察者模式。比较有意思的是, 转换事件不存在ADD和DELETE, 因为这个事件在产生的同时就会消亡。

最后, 贾建华介绍了EPCIS的实施步骤, 指导了EPCIS的实际应用。EPCIS的应用分为8个步骤:①收集需求, 设定目标:了解企业现在的业务流程中要解决怎样的问题, 如追溯、防伪、流程可视化等, 然后根据这些问题, 制定相应目标;②编写业务流程文档;③分解每个一个业务步骤;④梳理涉及EPCIS的业务步骤, 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需要进行可视化记录;⑤定义每个事件涉及的数据模型, 了解不同的追溯对象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⑥定义每个事件需要的数据字段和扩展字段;⑦制定每个数据字段需要的业务词汇列表 (CBV) , 只有具备统一的码表, 计算机才能进行自动识别;⑧汇总以上信息, 编写对照表, 了解项目中可以采集哪些事件。

无论多么复杂的追溯过程, 都可以做到“向上一步追溯”和“向下一步追溯”, 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只需追踪上层环节, 再了解该物品的下层流向, 最后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将各环节串联起来, 就能够形成完整的追溯链条。

中小食品企业可以通过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来实现食品安全追溯。企业可以无需在产品上额外加贴条码, 平台能够通过产品固有的商品条码和批次号来实现食品的快速追溯和有效的召回。

追溯是一组事件的集合, 通过模板可以定义每个事件的生成加工环节、追溯对象、对象的属性、属性单位。

EPCIS是用于不同应用程序之间实现可视化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共享的商业数据标准, 实现物理对象和虚拟对象在业务流程中的全程可视化。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2

品追溯平台初露锋芒

2013年10月23日上午8：30，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人民邮电报社主办的“2013中国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推进大会”在北京国宾酒店召开。据了解，此次共有政府主管部门、食品相关协会、电信运营企业、系统研发企业、食品生产企业的300余位代表参与此次会议，就加强防范食品安全、建立食品信息可追溯体系等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度探讨。

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据悉，针对近年来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按照工信部的统一部署，今年消费品工业司在重点食品领域试点开展了以食品质量安全為核心的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工作，先行在婴幼儿配方乳粉、白酒和肉制品等叁个行业开展试点，探索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可行模式和运行机制。

据郭处长介绍，试点工作目前正在稳步推进中。按计划，今年年底前，将在婴幼儿配方乳粉、酒类和肉类行业试点企业中建成实用、便捷、可扩展的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实现消费者采用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及政府平臺网站对食品商品基本法定信息的实时追溯。2014年底将实现试点企业所有应公开信息和產品生产、流通、使用等产业链全程信息的实时实地跟踪、信息汇总与分类使用。

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 需共同推广此外，据了解，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通信、电子、IT、软件、食品工业各行业之间展开合作，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体现在，食品企业的生产特点各不相同，信息系统标准不统一，难以实现从源头到消费者的全程追踪等等。为此，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指导下，人民邮电报社联合食品信息溯源产业链各方，举办此次大会。会议邀请了消费品生产企业的信息系统负责人、从事物品溯源领域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科研院所的专家，交流经验、解决困难，共同推动食品追溯体系的建设。

第三方食品追溯平台初露锋芒

商品追溯信息平台“E追溯”上线 篇3

此次超市追溯体验活动主要针对肉类和蔬菜类产品，并首先在北京家乐福超市和永辉超市等12家门店推广。消费者用手机扫描关注“E追溯”微信公众号后，通过其中的“扫码查询”功能扫描可追溯商品价签上的二维码，就能查看商品的溯源信息。

编辑点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担心自己购买的食品药品是否安全？所用的材料是否可靠？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是否受到污染？遇到了问题商品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有赖于商品电子追溯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国际上，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逐步建立安全可追溯制度。2002年，欧盟以法规形式对食品、饲料等关系公众健康的产品强制实行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等环节的追溯制度，2006年推行“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管理。美国要求企业必须建立食品可追溯制度，同时所有涉及食品运输、配送和进口的企业要建立并保全相关食品流通的全过程记录。日本引入欧盟的食品可追溯制度，于2001年建立了肉牛可追溯系统，随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农产品种类，到目前为止，日本对所有农产品均已实现可追溯管理。

自2010年以来，我国商务部陆续开展了肉类、蔬菜、中药材、酒类等产品电子追溯体系建设，积极探索运用物联网技术解决产品溯源问题。“E追溯”微信公众号的正式上线，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追溯体系、关注追溯体系，亲身参与到追溯体系的建设运行中来，拉近追溯体系与社会公众的距离，让追溯体系走进千家万户，让追溯商品走上百姓餐桌，让追溯理念深入人心。

据悉，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扩大可追溯商品的种类和参与企业的数量，并努力在全国构建统一、标准、公开的平台，确保商品的可追溯性，保障老百姓的“餐桌安全”。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4

目前,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层面关注的焦点, 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食品工业作为制造业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其产品质量安全与企业管理水平及信息化水平、行业监管水平、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程度、标准规范等因素都密不可分;其中, 婴幼儿配方乳粉、白酒、肉制品等细分行业的质量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为有效提升食品质量水平、提振社会消费信心, 亟需运用信息化手段, 建立面向公众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该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在通信、电子、IT、软件、食品工业等各行业间展开合作, 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 包括:食品企业的生产特点各不相同, 信息系统标准不统一, 难以实现从源头到消费者的全程追溯等。

目前, 国内部分食品生产企业已建立了企业级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但各自为政, 缺乏统一的规范与公信力。因此, 亟需建设国家级的追溯公共服务平台, 为消费者随时随地提供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协助生产企业品牌建设与打假、支撑政府监管。

二、追溯体系建设思路

尽管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基础日益加强, 但对产品可追溯信息查询的便捷性不足已成为凸显的难题。目前, 消费者需进入不同企业各自的追溯平台 (网站、移动客户端等) 查询产品信息;例如有上百家生产企业开放了追溯服务, 则消费者需下载多达上百种查询软件, 使用十分繁琐。此外, 从消费者角度看, 企业自建追溯平台的公信力有所不足。因此, 亟需构建具有公信力的公共服务平台。首先, 许多企业已建立了追溯系统, 并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了延伸, 要充分运用现有的工作基础;其次, 应充分体现公共服务平台的公信力, 即由相关政府部门引导其建设;第三, 应实现消费者便捷查询, 例如通过公共扫码软件或某些专用软件的统一入口实现对不同企业、产品的统一查询。

针对上述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规划。2013年5月, 工信部发布了《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工信厅消费[2013]92号文件) , 指出要“建立食品企业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 为消费者安全消费、监督和政府服务、监管, 提供实时、准确、一体化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公共服务,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2013年8月, 工信部又发布了《两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 指出要“搭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公共服务平台, 在婴幼儿配方乳粉、白酒、肉制品等领域开展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建设试点, 面向消费者提供企业公开法定信息实时追溯服务, 强化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在上述背景下, 工信部组织实施了食品质量安全追溯试点工作及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首先, 要在若干重点行业的试点企业建成实用、便捷、可扩展的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及追溯公共服务平台, 实现消费者采用智能手机等终端或政府网站平台等方式对企业基本法定信息的实时追溯。基本法定信息指的是企业根据《食品安全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所必须而且应当公开的信息。在此基础上, 应实现生产企业所有应公开信息, 以及产品生产、流通使用等产业链全程信息的实时实地跟踪、信息汇总与分类使用;上述信息并非向消费者全部公开, 而是按需向政府部门或生产企业提供。

三、公共服务平台设计

(1) 公共服务平台架构设计

依据追溯体系建设思路, 图1给出了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公共服务平台的架构图。平台由六个部分组成, 从用户到食品产业链各环节的子系统分别实现相应的功能。首先在食品产业链上的生产企业端, 为保证产品追溯编码的唯一性, 将基于全球通用的物联网标识标码 (Handle) 为企业现有追溯编码体系统一分配标识“前缀”;“前缀”可位于编码最前端或其他字段, 企业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分配。企业不改变原有编码体系, 将标识前缀置入自有编码体系中, 并采用该编码对产品信息及产业链上下游信息进行标识, 即可实现与公共服务平台的无缝对接。此外, 生产企业需在企业信息系统中梳理、整合可追溯的信息群, 对尚未进入信息系统的数据、文件等进行录入。

第二, 企业的可追溯信息应自动推送至公共平台, 无需人工操作。因此, 在产业链上的各企业端, 需要部署物联网标识应用的核心前端节点“企业数据交换系统”, 实现对企业内部可追溯 (公开) 信息数据的自动抓取, 同时可在企业端实现数据缓存等。

第三, 需建设对追溯请求进行解析与处理的“公共标识服务系统”, 即企业和追溯查询终端、查询网站间数据流传桥梁。利用物联网标识解析技术, 可为生产企业分配、注册物联网标识前缀及编码, 可将用户的追溯请求分发到不同的试点企业或者产品信息数据库, 从而调取相应的追溯信息。该结构安全可控, 依托“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标识的注册、解析等管理功能。

第四, 需建设为用户提供web查询、存储追溯信息的行业应用公共系统。一方面, 充分利用政府相关资源, 例如“国家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在其门户网站中提供追溯查询入口, 实现信息追溯。另一方面, 通过建立产品公共信息数据库, 提取企业法定公共数据集, 可建立公共、具有高可信度的法定追溯信息库, 为企业自有数据提供验证并与其互为备份。

第五, 需建设“客户终端查询系统”, 开发通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 在手机端方便用户查询信息, 同时开发专用终端 (硬件、软件等) , 为执法人员或商超提供查询服务。同时需建立相应的客户端管理平台, 和移动运营商实现无缝对接, 充分运用客户资源。

第六, 需建设“安全认证系统”, 贯穿整个体系。在企业层面进行认证, 确保企业信息合法准确;在用户层面应防止用户的恶意攻击及对企业端数据的恶意查询。

(2) 公共服务平台工作流程

图2给出了公共服务平台的工作流程。从客户终端或门户网站接受用户的追溯请求 (扫码或其他方式) ;请求在公共标识服务层进行解析, 并转发到相应的产品信息数据库或企业端, 从而调取相应数据。数据获取之后, 再通过公共标识服务层转交客户端即可。数据交互采用通用的XML格式进行交换。

(3) 追溯信息群设计

公共平台建设中, 存在追溯信息群分类等标准规范问题。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法》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追溯体系中可制定不同类别的信息群, 重点考虑消费者对信息获取和认知的方便程度及企业内部需求。一次信息群主要用于消费者通过智能终端快速掌握基本信息, 包括产品动态信息:如生产日期、有效期、产品许可证、使用禁忌等。一次信息主要辅助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或者消费开始阶段的基本了解。二次信息群主要用于消费者面临质量问题或需进一步了解产品信息, 可通过网站或移动终端进一步获取, 其中包括企业生产环节的信息, 以及原辅料检验报告等, 同时包括企业想公布的其他个性化信息。三次信息群则存储在企业本地, 其中包括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中产业链管理、企业内控等信息, 满足政府监管和接受群众举报投诉的查询。上述信息应当有相应的机制保证企业上传后不会随意篡改, 需要时可进行可靠调取。

四、追溯体系技术基础

上述追溯体系采用了国际接轨、自主可控的标码技术, 为追溯体系提供全产业链信息的集成与共享、追溯与运用等功能。标码技术作为下一代网络关键技术, 由“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创建, 可解决网络中编码标准不统一的瓶颈问题, 得到多国高度关注。标码属于“国家物联网标识公共服务平台”支持的三大标识技术之一, 可兼容不同的物联网标识, 并通过对等互联机制实现随时随地的解析查询, 为用户提供便捷的物联网查询服务。在物联网标识领域, 电子一所牵头设立并运行全球标码运营管理机构非盈利国际组织DONA授权的标码全球主根节点, 负责亚太区标码运营管理, 提供注册解析、应用推广等服务。

标码技术拥有成熟性 (拥有全球分布式系统, 在近70国应用) 、兼容性 (兼容现有各种标识) 、唯一性 (保证标识在全球范围内唯一) 、安全性 (可保证标识注册、解析、管理操作安全) 、可扩展性 (拥有足够容量) 、实用性 (形态极简, 易于存储、读取和处理, 经济性较好) 等特点, 技术成熟, 已成功运营二十年, 具有国际接轨和自主可控两大关键优势, 对于企业选择不同的二维码码制、编码规则不存在任何约束。标码的形式为两段式, 前段是全球唯一的授权号码 (前缀) , 后段是企业本地自主的编码;通过前段和后段即可保证整个码在全球的唯一性, 从而实现产品在国内外的便捷查询。

五、产业链全程信息追溯模式浅析

追溯体系建设启动以来,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已基本完成, 其中部分婴幼儿配方乳粉试点企业 (伊利、完达山、三元、雅士利等) 将于2014年上半年正式与公共平台实现对接, 实现消费者通过公共平台对企业产品的追溯。

除满足消费者查询的基本需求外, 追溯公共服务平台还应当为企业提供更大的价值。采用标码作为追溯公共服务平台中的标识技术, 其优势在于可方便地实现产业链不同环节上信息的关联, 从而以较低的代价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信息的共享、集成与分类利用, 进而辅助企业进行原料管理、打假、防串货、客户管理等, 打造产业链全程信息追溯模式。

在未来的产业链全程信息追溯模式中, 可以寻求一个“集中”和一个“分布”。“集中”是指生产企业对追溯信息要落实主体责任, 即对上游原料、下游流通环节的信息都要做到可控可了解;“分布”指的是上下游的信息无需全部传输并存储到生产企业, 而是在各环节本地分布式存储即可。在进行全程追溯时, 为将各环节信息进行集成并提供给企业或消费者, 可以依托标码技术实现;尽管信息采用了分布式存储, 但只要产业链上各环节纳入了追溯体系、运用了标码技术进行信息关联, 在产品经过这些环节时, 其彼此间的关联关系便已基于标码技术进行了生成并传输至生产企业, 当出现追溯请求时, 生产企业根据关联关系调取相应信息并聚合, 再统一展示即可。

举例而言, 消费者在超市购买奶粉时, 也许会买到假货或串货的产品;仅凭二维码, 既无法实现有效防伪, 也无法判断假货、串货是经由产业链上哪个环节流入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二维码易复制, 且当前的追溯系统提供的信息大多源自生产企业的信息系统, 是静态的、不包括流通环节信息的。而通过引入产业链全程信息追溯, 辅以动态信息甄别, 扫码后即可获取某罐奶粉由何厂家在何时何地生产、何时经由何环节经销及分销、何时在何卖场上架及销售等信息。如果扫描在北京家乐福买到奶粉的二维码, 追溯系统中显示的信息指出该二维码对应的产品实际流向了上海沃尔玛, 则造假或串货情况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 依托标码等物联网技术, 可以构建低成本、高效的追溯体系及公共服务平台;在实现基本追溯服务的基础上, 通过产业链各环节的加入, 可构建更加有效的全程信息追溯模式。可以预见, 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合理运用, 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将为社会和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摘要：食品安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焦点问题;为有效提升食品质量水平、提振社会消费信心, 建立面向公众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迫在眉睫。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 提出基于物联网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思路, 并阐述标码技术在追溯体系中的作用。

关键词：物联网,标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1]郭晓峰, 孙洵.Handle系统的发展及应用[J].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3 (8) :18-24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5

江苏食品网讯 当你逛商场、在餐厅吃饭或在超市购物时，随处可见“二维码扫一扫，有惊喜”这样的广告语，的确，现在二维码查询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的视野。更多人所不知道的是，通过扫面二维码，可以查询你所购买食品的前世今生。但是，由于我国食品追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推广率不高，大部分的老百姓还不能享受到这种便利。近年来，我国酒类、肉类、蔬菜等食品近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为了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2010年至今，商务部分4批支持全国50个城市开展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从流通领域入手，建立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可见，国家在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的同时也加快了食品行业追溯体系的建设。因为我是专门从事第三方食品追溯的，对可以追溯的产品格外留意，也总结了现在产品追溯的几种方式：

一、超市终端查询：一般适用于肉蔬类产品，记录下商品追溯码后，在超市追溯码查询终端上输入追溯码数字或者扫描二维码，屏幕上商品的产地、生产厂家、发货时间、出货时间等信息。

二、登陆第三方平台或者是企业官网，输入数字形式追溯码即可。

三、短信电话查询：商家在包装上会印有一个联系方式，可以选择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商家客服来追溯产品信息。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会不会在买了产品之后再去浪费时间查询呢?又能查到哪些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呢?有很多实践经验的我发现：大部分可追溯产品包含信息太单一，很多产品的追溯只能查到产品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批次等简单信息。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6

可追溯性与追溯系统

现阶段，对于可追溯性与追溯系统的定义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也不同，如食品标准委员会将“可追溯性”定义为存在于食品生产、加工以及流通整个过程中的能力，而追溯系统则是食品供应过程中的连续保障能力，也有学者认为可追溯性就是产品既有跟踪与追溯特点的能力，而追溯系统则依靠某种手段获得可追溯性的方法与模型等。

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关键技术

追溯编码与产品标识技术。商品，主要包括商品名称、类别、规格以及数量等。在国外，主要是利用EAN.UCC追溯产品编码，该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通用，不仅被应用到工业与商业，还被应用到运输业中，其编码由多部分构成，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对于该系统的使用方法也不同，如欧盟利用该系统跟踪牛肉与蔬菜。

产品标识，是追溯码的载体，由于标识技术的不同，这些技术的特点也就不同。二维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并不陌生，不仅存储信息密度较强，容量也很大，同时具有良好的纠错能力，应用范围也很广。条码技术只能通过人工近距离读取，也难以及时获得大量相关信息，为解决这一不足，RFID技术出现在人们生活中，并不需要接触就可以完成自动识别。为提高食品质量追溯能力，部分学者将RFID技术、二维码技术以及GPS防伪技术都应用进来。为防止出现传统识别方法被伪造的情况，一些以生物特征为主的识别技术也被应用到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中，用于识食品个体，如DNA技术等。由于这些内容都是唯一的，且是不可伪造的，也更加让消费者信服。

供应链各环节的信息快速采集技术。生产环节信息，不仅包括生产环境信息、操作信息，还有食品信息。为满足大众的实际需求，无线传感技术被应用进来，该技术不仅便于布置，方便使用，成本投入少，且能耗较低，因此，在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中有广泛应用。同时，便携式设备也因成本低，方便携带且不受时空限制等多种特点，而被应用到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中。

由于部分食品需要保鲜，以无线传感器为基础的冷链运输也成为现阶段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利用GPS技术对食品运输车辆进行监测，保证车辆在运输中的所有情况都掌握在相关人员手中，防止运输司机出现不良行为，同时也可以将GIS技术应用进来，增强对食品全过程的检测。不仅保证了产品质量，还可以让食品以新鲜的状态运送到相应场地，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实际需求。

质量安全智能决策与预警技术。质量安全智能决策与预警技术，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生产过程预警，二是物流货架期预测。首先，生产过程预警直接关系到食品质量，随着科技发展与成本的降低，以监测为基础的预警与智能决策成为了可能，如有些学者利用頻谱分析技术识别蛋鸡发声，主要对蛋鸡声音进行监测，同时也可以了解蛋鸡的情况，一些人还利用视觉词典通过分析母牛行为，了解母牛临产期的行为。其次，货架期预测，就是以温度为主要影响因素，利用产品外包装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了解肉类食品的剩余货架期。此外，也有学者利用气味辨别食品新鲜度，如电子鼻这样的科技，可以辨别食品气味，了解食品的质量、货架期等，还可以将可扩展标记语言应用到其中，通过这样方式，做到数据无缝连接，实现追溯信息共享。利用这些技术都可以为人们安全食用食品提供保障。

溯源数据交换与查询技术。为做好供应链追溯工作，还要重视溯源中心数据库的建设，在这种数据中不仅有生产中所产生的数据，还有食品加工以及销售中所产生的数据，并将这些信息与中心数据库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就可以对XML进行描述，同时也可以提高可扩展性以及开放性，进而完成信息交换工作。随着追溯信息的增多，追溯手段也得以完善，可以应用到各个追溯平台中，所以，部分学者就依靠Google Earth建立起了农产品溯源系统，实现了精准定位，让信息使用者可以随时了解食品实时信息，并利用FMECA模型了解食品生产过程，跟踪食品真实情况。便于消费者了解食品来源等多方面的情况。由此可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关键技术的应用十分有必要。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现代人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所购买的产品能够满足自己实际需求，不会出现中毒等不良反应，这样一来，也就提高了对追溯系统的要求，这就需要相关技术人员做好研究工作，真正为人们谋福利。在建造追溯平台的过程中也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参与，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食品质量追溯渠道，让消费者掌握与食品有关的信息，真正做到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食品安全的可追溯系统研究综述 篇7

1 食品安全与可追溯系统

1.1 食品安全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1996年对食品安全给出的定义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使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受害的一种担保,它主要是指在食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没有但到危害程度的一定剂量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因素的加入,从而保证人体按正常剂量和以正确方式摄入这样的食品时不会受到急性或慢性的危害,这种危害包括对摄入者本身及其后代的不良影响。

近年来也有学者将食品安全分为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三个部分。食品数量安全定义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民族基本生存所需的膳食需要,是从数量上反映食品消费需求能力和保障供给水平。食品数量的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内外对食品数量安全的研究多为粮食的安全供给问题。食品质量安全是指提供的食品在营养卫生方面满足和保障人群的健康需要。食品质量安全涉及食品的污染、是否有毒、添加剂是否违规超标、标签是否规范等问题,需要在食品受到污染之前采取措施,预防食品的污染和遭遇主要危害因素侵袭。食品可持续安全是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确定技术和管理方式,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在不损害自然地生产能力、生物系统的完整性或环境质量的情况下,达到所有人随时能获得保持健康生命所需要的食品。以合理利用食品资源、保证食品生产可持续发展为特征。在食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食物安全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问题,甚至也是政治问题。

1.2 可追溯系统(Traceability System)

目前,关于食品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权威定论。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给出的定义是指能够追溯食品在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任何指定阶段的能力;欧盟委员会(E C178/2002)关于食品可追溯性的定义是指在食品、饲料、用于食品生产的动物或用于食品或饲料中可能会使用的物质,在全部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中发现并追寻其痕迹的可能性[1]。

食品可追溯系统(Food Traceability System)是在以欧洲疯牛病危机为代表的食源性恶性事件在全球范围内频繁爆发的背景下,由法国等部分欧盟国家在C A C生物技术食品政府间特别工作组会议上提出的一种旨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控制食源性危害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信息记录体系,主要包括记录管理、查询管理、标识管理、责任管理和信用管理五个部分。根据食品可追溯体系自身特性的差异,美国学者Elise Golan设定了衡量食品可追溯体系的三个标准:宽度(breadth)、深度(depth)和精确度(precision)。其中,宽度指系统所包含的信息范围,深度指可以向前或向后追溯信息的距离,精确度指可以确定问题源头或产品某种特性的能力。

马汉武、王善霞在《食品安全环境下的肉类食品可追溯系统的构建》中指出构建的可追溯信息系统有以下功能:

(1)可以快速发现问题产品及其所在位置,确定相关责任体,实现快速响应,从而保护公众健康,保障食品安全;

(2)可以加强生产控制能力,有助于分析影响产品质量的要素,减少食源性疾病的感染;

(3)可以使生产加工厂商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产品召回、销毁导致的损失,及时控制问题,降低顾客的流失;

(4)可以快速实现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检验、检疫;

(5)可以通过快速识别疾病源控制动物传染病[2]。

2 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关键技术

近几年来,食品可追溯体系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在产品个体或批次的标识方面,需要具备成本低、易识别、易收集及易将标识信息录入数据库等特点。目前,针对动物个体,在饲养场常用的标识有:文身、耳标、射频标识和抗体等。其中,应用最多的就是RFID技术,包括项圈电子标签、纽扣式电子耳标、耳部植入式电子芯片以及通过食道放置的瘤胃(网胃)电子胶囊等。在屠宰加工厂常用的标识有:条形码(纸质和塑料)、分子标记、微波雷达和智能托盘等。在蔬菜等种植业产品上,主要运用条形码技术。在众多编码系统中,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 A N International)和美国统一代码委员(UCC)共同开发、管理和维护的全球统一标识系统GS1系统编码应用最为广泛,已被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构建可追溯系统的另一个技术要素是中央数据库和信息传递系统。基于纸张的记录很难满足日益复杂的食品体系和快速追溯的需求,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各环节的信息必须记录到中央数据库或者与数据库框架无缝联接。网络是将所有分散的个体及各环节的信息连在一起的桥梁,能实现数据集中存贮、管理,数据输入后可立即查询。

2.1 GS1系统

GS1系统(全球统一标识系统,以前称EAN·UCC系统)是对贸易项目、物流单元、位置、资产、服务关系等的编码为核心,集条码和射频等自动数据采集、电子数据交换、全球产品分类、全球数据同步、产品电子代码(EPC)等技术为一体的,服务于物流供应链的开放的标准体系。这套系统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制定并统一管理,目前,已在世界145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贸易、物流、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领域,尤其是日用品、食品、医疗、纺织、建材等行业的应用更为普及,已成为全球通用的商务语言。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00万家的公司和企业采用GS1系统。

EAN·UCC系统对食品进行跟踪与追溯的优点在于这套系统目前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零售业和物流业已得到广泛应用,能避免众多系统互不兼容所带来的时间和资源的浪费,降低系统的运行成本,实现信息流和实物流快速、准确地无缝链接。EAN·UCC系统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编码体系,包括贸易项目、物流单元、资产、位置、服务关系等标识代码,EAN·UCC编码随着产品或服务的产生在流通源头建立起来,并伴着该产品与服务贯穿流通全过程,是信息共享的关键。二是数据载体,包括条码和无线射频标识。三是数据交换,为了使供应链上的相关信息能够在贸易伙伴间自由流动,EAN·UCC系统通过流通领域电子数据交换规范进行信息交换[3]。

文向阳在《GS1系统与产品追溯》中指出采用GS1系统对产品追溯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整个供应链内沟通和提供信息,克服供应链各环节不规范、不统一、不兼容从而形成的孤岛,使企业对信息追溯从而找到问题的根源和起因,阻止问题的蔓延防止再次发生。

2.2 条形码技术

目前国内常用的是一维条码,如UPC码、EAN码、交叉25码、39码、Codabar码等,这些一维条码共同的缺点是信息容量小,需要与数据库相连,防伪性和纠错能力差。一般一维条码每英寸只能存储十几个字符的信息。扫描器在读取条码信息后需要再到与之相连的数据库中查找具体的信息。这样,一维条码对于数据库依赖性就比较大。同时,一维条码码制比较简单,防伪性差。1987年,第一个二维条码49码(Code49)问世。它是一种多行的、连续性的、长度可变的字母数字式码制,且采用多种元素宽度。它的字符集包括数字0~9、26个大写字母、七个特殊字符、三个功能字符和三个变换字符,共49个字符。

随后出现的另外几种二维条码主要有如Code16K、PDF417(Portable Data Fil以17,简称p DF417)、Super Code、Data Matrix码、Maxi Code等。code16K码是1988年研制出来的,其编码规则与一维条码128码类似。1990年,讯宝科技公司推出了PDF417码,它的出现给条码技术注人了新的活力,是条码技术发展的里程碑。随着人们对二维条码研究的深入,信息容量更大、保密性更好、纠错能力更强的条码不断产生,二维条码在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

陈孝庆在《商品条码在茶叶制品安全溯源中的应用》中在对茶叶制品物流过程进行危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对产品安全溯源的实际需要,选择种植、收购、初加工、精加工、内包装、外包装、成品检验、分销共8个环节作为溯源控制点,拟定各控制点的溯源标识,采用中国商品条码标识系统对各溯源标识编码,通过扫描容器、标签或包装物上的标识名称、数据结构、数据载体及可追溯的主要信息项目[5]。

2.3 RFID技术

在RFID系统中,可以将一个带有独特的电子商品代码的数码记忆芯片植入到单个牲畜上,接收设备能激活RFID标签,读取和更改数据,并将信息传输到主机上进行进一步的处理。RFID技术的优势在于:(1)消除了手写所出现的数据记录错误,数据准确可靠;(2)可以快速地进行物品追踪和数据交换;(3)节省劳动力并减少了处理数据所需要的文书工作;(4)由于信息更精确,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肉类食品供应链;(5)可以在潮湿、布满灰尘、满是污迹等恶劣的环境下正常工作,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6)免接触、感应距离远且抗干扰能力强,可以识别远距离物体;(7)用无线电波来传送信息,不受空间限制。

目前,对食品供应链安全管理的手段还不是很多,传统的方法无法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追溯管理,食品行业中广泛采用条码技术进行安全追溯,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条码技术发展得也很迅速,并已在原有一维条码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二维条码。但是一维条码尺寸相对较大,不适宜在较小的物品上使用,而且不具备容错能力,磨损或脏污情况不可读取。二维条形码耳标,属于电子标识范畴,提高了身份标识自动获取能力,但其获取前端属于光学信号读取装置,易受光线、雾气、血污和粪便等物理环境的影响。同时条码技术只能采用人工的方法进行近距离的读取,无法做到实时快速的获得大批量食品的质量信息,而且其在流通环节上也无法提供食品所处环境信息的实时记录。与条码技术相比,由于RFID电子标签具有唯一识别编码、数据可重复擦写、标签数据存储量大、识别响应速度快、标签使用寿命长、可以在高温、高湿和户外等恶劣条件下使用,因此更加适合于食品供应链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管理。应用RFID技术不仅可以对个体进行识别,而且可以对供应链全过程的每一个节点进行有效的标识,从而对供应链中食品原料、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等环节进行跟踪与追溯,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

2.4 可追溯信息数据库

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另一关键技术是可追溯信息数据库。可追溯系统的建立必须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产品外包装上的唯一标识是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它是进入数据库获取产品相关信息的关键字,该数据库可分为多数据系统和单数据系统。多数据库系统可以追溯,也被称作“一上,一下”追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供应链间的每一个实体都要在输入记录和输出记录中及哪里链接,但对信息不负责任,其缺点是每个企业需分别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每一个环节要了解食品信息,必须到上游供应商的数据库查阅,透明度不高,加大了可追溯的难度,降低了可追溯系统对食品安全的保障;采用单数据中央信息,食品供应链中的所有企业和物流商共用一个中央数据库,任何一个环节需要了解该产品的信息,输入该产品的代号,从中央数据库即可得到,追溯速度很快,透明度高。必须指出的是,行业中共同数据库的建立,不能由企业建立,而应由政府或行业协会为食品企业建立一个共同的网络平台。然而现实中合作为基础的“一上,一下”可追溯系统模式多为常见,这主要因为“中心”追溯模式实施起来又很多障碍,比如商业机密问题、数据标准问题等等[6]。

3 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应用

陈雷雷,金淑芳,李俊在《基于RFID的水产食品可追溯体系研究》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水产食品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针对水产食品生产和流通的特点,在分析水产食品可追溯体系所要涉及的环节及相应信息的基础上,提出了RFID系统为基础的水产食品可追溯系统的框架体系[7]。

张兵等在《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中将网络信息技术与蔬菜种植业实际相结合,应用EAN·UCC条码为蔬菜产品标识,构建了一套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实现对蔬菜产品质量的追溯管理。该系统为增强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效率,提高生产企业生产管理水平,增加企业竞争力,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感提供了技术保障[8]。

陶松滨在《GS1系统与RFID技术在畜牧养殖和肉制品追溯中的应用》中以猪肉制品为例,介绍了GS1系统和RFID技术在畜牧养殖和肉制品追溯中的应用。提出建立猪肉食品追溯系统要抓好以下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养殖,要给每头猪挂上RFID耳标,使其与数据库中存储的猪的来源、饲料及健康状况等信息一一对应。屠宰之前将耳标摘下,利用RFID读写器扫描耳标信息就可查找数据库中养殖阶段相关的追溯信息。第二个环节是屠宰分割,在这一环节是屠宰分割,在这一环节中进行换标,将猪的耳标信息用多个GS1条码标识,并将相关信息如包装、规格、型号等,采集到管理软件中。第三个环节是物流与市场查询,在这一过程中利用GS1条码对产品的流向、存储等相关信息进行管理。在销售环节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查询相关供应链信息,也可以查询终端上扫描GS1条码,追溯产品相应信息,如果产品出现问题,可实施产品召回[9]。

4 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展望

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管理,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消费信心,以及应对食品出口面临日益加高的技术壁垒,我国已积极推行食品可追溯体系,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我国食品行业的标准化程度低;食品生产者对建立可追溯体系的需求不足;国内食品可追溯体系配套技术不成熟;分段管理的监管体制不利于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立。为了加强建设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安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分享可追溯体系建立和运行的经验;(2)鼓励开发用于记录和报告数据的技术和工具;(3)制定信息记录的标准和协议;(4)政府和行业加强合作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摘要：随着禽流感、疯牛病等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的出现,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对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高度关注,用以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并恢复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信任的食品可追溯体系逐步出现。为推进和优化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设计开发,文中对可追溯系统的内涵、关键技术和系统应用情况进行总结,为相关系统开发设计提供借鉴。

关键词：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GS1系统,条形码,RFID

参考文献

[1]于辉,安玉发.在食品供应链中实施可追溯体系的理论探讨[S].农业质量标准,2005,(3).

[2]马汉武,王善霞.食品安全环境下的肉类食品可追溯系统的构建[N].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1)4-7

[3]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商品条码应用指南[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

[4]窦勤颖,姚青.条码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03,25,(5):50-52.

[5]陈孝庆.商品条码在茶叶制品安全溯源中的应用[J].条码与信息系统,2008,(2):8-10.

[6]柴毅,牛楠,屈剑锋,王嘉骐.基于RFID和条码技术的猪肉加工链可追溯系统设计与实现[J].物流技术,2009,(4).

[7]陈雷雷,金淑芳,李俊.基于RFID的水产食品可追溯体系研究[J].农业科学研究.

[8]张兵,等.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食品科学,2007,(8).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8

鸡、鸭、鹅、猪、牛、羊等是人们动物肉类食品的主要来源, 也是我国畜牧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质量安全问题也是人们最为担心的, 因为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餐桌饮食和身体健康。尤其是近年来一些疾病和传染病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动物肉类食品安全引起的, 如“疯牛症”、“瘦肉精”、“口蹄疫”、“禽流感”等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信心。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它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是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 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食品标识制度,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其中, 加快建立可追溯食品安全体系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 需要加快推进。

由于我国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缺失, 消费者无法获得动物食品安全相关信息, 特别是动物食品如活鸡、活鸭、猪肉等来源信息, 如果出现健康安全问题, 很难找到问题所在和起诉责任人;对于动物肉类食品加工企业而言, 由于目前无法追溯每件产品在各个环节的生产责任, 企业就可能推卸责任, 难以保证诚信经营;对于政府职能监管部门, 由于缺乏全过程可追溯, 无法明确食品安全责任方, 难以落实监管、追究肇事方责任。

因此, 建立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助于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有助于食品加工企业诚信经营, 有助于政府职能部门监管, 有助于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人们在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中, 一旦发现或监管到危及人类健康的动物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时, 可按照从动物源头、屠宰加工、流通销售直至成品消费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安全信息, 追根溯源, 确定原因, 采取切断源头、召回未消费的产品等紧急措施, 消除危害, 减少损失, 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1 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概述

20世纪90年代, 法国等部分欧盟国家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生物技术食品政府间特别工作组会议上提出旨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控制食源性疾病危害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信息记录体系———食品可追溯体系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欧盟委员会在EC178/2002条例中将食品可追溯性 (Food Traceability) 解释为在生产、加工及销售的各个环节中, 对饲料、食品、食用性动物及有可能成为食品或饲料组成成分的所有物质的追溯或追踪能力[1]。

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即对动物生产、屠宰加工、流通销售直至成品消费全过程进行监管和追踪, 旨在发生动物疫情或出现食品质量安全事件时, 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解决和信息披露, 有效制止和打击动物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 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它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动物食品安全公共信息平台, 政府监管部门通过它监督动物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 及时发布动物食品相关信息, 增强消费者信心;它让动物食品生产经营者参与到食品安全生产监管中来, 做到安全生产、诚信经营, 为自己树立良好口碑和信誉;它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投诉维护权,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消费之后均可通过它获取食品相关信息。

2 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现状

2.1 国际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 在以疯牛病为代表的动物食源性传染病事件的背景下, 美国、欧盟等通过立法要求动物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

2002年, 欧盟委员会出台了 (EC) No178/2002法规, 要求从2005年1月1日起, 凡是在欧盟国家销售的动物肉类制品、生鲜水果以及蔬菜等都必须具备食品可追溯功能, 否则不允许上市销售, 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同时, 禁止不具备可追溯性的动物食品进入欧盟国家销售。

2002年,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 对食品安全实行强制性管理, 要求生产企业必须建立食品产品可追溯制度, 实施“从农场到餐桌风险管理”, 将食品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强制性食品可追溯体系, 要求本国所有肉类制品从农场到餐桌全程跟踪追溯。

2.2 我国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发展现状

从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到200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 加上其他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构成了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标志着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管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畜禽产品安全, 国内一些农业大学、畜牧养殖企业、农业机械科研院所等在“十一五”期间相继开展了食品安全管理可追溯体系的研究, 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相关生产企业也纷纷加入HACCP与GMP认证, 绿色产品认证及GAP认证等。

2002年, 国家有关部门启动了条码工程, 积极推进食品跟踪与追溯体系建设工作。虽然目前主要应用于部分鲜果蔬菜、牛肉产品等, 但它涉及了产品的几乎所有生产信息———从鲜果蔬菜产地、土质水质, 到鲜果蔬菜的包装、仓储、运输等信息, 已经具备了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基本雏形。此外, 农业部的“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实施的“中国条码推进工程”、《食品召回管理规定》69种重点产品实施强制性加贴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码等工作的开展,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 影响动物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

3.1 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影响因素

饲料发生霉变或受到污染可直接影响动物健康、间接影响人类安全;另外, 饲料添加剂中微量元素添加过量从而引起重金属污染, 如在饲料中添加一定量铜、锌、有机砷制剂等有助于动物的生长, 但一些不法生产、经销商, 为达到快速生长效果, 谋求高额利润, 往往大剂量使用, 过量的微量元素积聚在动物体内, 人类食用后而影响健康;再有, 养殖环节大量使用违禁药物, 如抗生素等, 药物残留在动物体内, 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危害。

3.2 动物疫病影响因素

在现实生活中, 人和动物比邻而居, 感染动物疾病几率大大增加。在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中, 如: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 约100余种, 可直接传染、危害人类健康。一些不法生产企业、商贩为了谋求暴利, 将患有疾病的、本该做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私自宰杀后上市销售, 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3.3 其他加工、流通和销售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在屠宰加工、流通销售和成品消费过程中, 由于动物防疫和卫生条件不合格、操作不规范、监管缺失等导致二次污染。例如, 一些屠宰场由于规模小, 设备简陋, 屠宰、贮藏、冷藏等条件欠佳, 在受到外界恶劣环境的污染或因气温条件影响等发生肉品腐败变质而导致二次污染。另外, 一些不法商贩为了谋求暴利, 掺杂使假, 如注水肉、加工病害畜禽等进行非法销售。

4 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研究

4.1 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基本要素

动物标识、中央数据库和信息传递是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2]。

动物标识是实现动物食品安全可追溯管理的前提和关键, 没有标识, 追溯信息就无从依附。目前, 动物标识技术主要包括非接触式无线射频标识技术 (RFID) 、二维码标识技术和一维条码标识技术等电子标识技术, 与传统畜禽个体标识方法如写耳标号、打耳缺号、烙印、脚环以及在畜体上纹刻等方式相比较, 电子标识方法能够遥感测定, 收集和储存数据, 便于监控和管理, 实现动物产品的可追溯性。

构建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中央数据库。数据库涉及动物个体出生、疾病、用药、免疫、检疫、屠宰加工、转移信息等等, 分别由养殖场、监督检疫部门、屠宰加工企业、流通运输企业等通过互联网上传汇集, 统一管理, 是一个开放的公共信息平台。

信息传递是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养殖场、监督检疫部门、屠宰加工企业等采用B/S (浏览器/服务器) 模式, 通过互联网将相关信息上传至中央数据库, 同时公众、监管部门等也可以通过互联网, 应用终端设备如电脑、手机、手持阅读器等随时随地查询动物食品安全信息, 监督生产, 放心消费。

4.2 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4.2.1 养殖场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动物出生后, 养殖场为其建立“电子身份证”, 即给每头动物个体安装电子标识 (RFID) , 每个电子标识具有全国惟一的ID, 内含养殖场代码 (详细地区) 、批次号、出生日期、出场日期、出生体重、出场体重、疾病、用药、免疫等基本健康信息。

在养殖阶段, 动物个体标识采用非接触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 而不采用成本较低的二维码、一维条码主要是因为: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技术是一种非接触自动识别技术, 利用无线射频信号通过空间偶合 (电感或电磁偶合) , 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 并通过所传递的信息达到识别目的。无线射频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 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 特别适合畜牧行业工作环境, 不会受表面污垢、沾水、外壳损坏的影响。另外, 其大容量存储, 可以将动物档案信息和养殖过程中各项记录存储到芯片中, 用RFID读写设备即可将信息及时读取和写入。

尽管二维码、一维条码成本较低, 但信息存储量小且需贴近读取, 一旦有泥污遮盖就无法阅读, 不适用于较恶劣的养殖环境。

养殖场管理员通过养殖管理系统软件—“首页/网站全局配置/自动上传网址”—输入本养殖场上传网址, 这样养殖场动物基本健康信息数据将固定于每天24时整自动上传至中央数据库 (中央服务器) 。

4.2.2 流通检疫部门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即将上市的活体动物由养殖场转移至动物卫生监督检疫部门, 由动物检疫员通过移动智能读写器扫描动物“电子身份证” (RFID) , 通过其ID在线查询疾病、用药、免疫等养殖信息并检疫其健康状况, 对检疫合格的动物出具电子检疫证, 并将检疫信息以Trace身份添加至系统中, 通过网络上传到中央数据库。

4.2.3 屠宰加工企业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检疫合格的活体动物进入屠宰加工厂, 在屠宰生产线上嵌入了RFID读写系统, 通过RFID读写设备获取活体动物的ID、养殖信息及检疫合格证等, 判断其是否符合屠宰要求。

活体动物进入屠宰生产线, 工作人员通过RFID读写设备获取活体动物ID、养殖及检疫信息并进行屠宰。屠宰完成后, 动物胴体进入加工生产线, 进行最初分割, 包装成物流单元, 并形成相对应的标准条码标签。根据需要, 可以形成箱/盒标签和托盘标签。当产品进入销售, 则生成箱/盒标签, 标签内含:批号、日期、屠宰加工厂代码、电子识别码、服务器IP等;当产品进入物流或仓储, 则生成托盘标签, 标签内含:物流或仓储的SSCC、GTIN、数量、日期、净重、毛重、屠宰加工厂代码、电子识别码、服务器IP等。

4.2.4 终端销售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动物经屠宰形成分割产品后需要标识的转换, 包括动物胴体标识转换、分割动物产品标识分发、消费者查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三个环节。

在动物屠宰分割过程中, 工作人员通过RFID读写设备获取活体动物ID、养殖及检疫等信息, 并将活体动物的ID、养殖场代码、屠宰加工厂代码等信息由RFID标识转换为二维码或一维条码标识, 同时打印出动物胴体标准条码, 粘贴于分割产品包装箱/盒上, 以产品标签形式随同动物胴体出厂。

零售经营户将动物产品标准条码信息 (“电子身份证”、服务器IP等) 注册于电子秤, 电子秤完成零售动物产品的称重后自动打印出包含该动物电子标签号码所传递的追溯码的收银小票。

消费者买到动物产品后, 可以根据收银小票上的追溯码信息 (“电子身份证”、服务器IP等) , 在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上, 通过互联网、以B/S (浏览器/服务器) 模式进入中央数据库查询认证所购买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 达到追根溯源、放心消费的目的。

5 结束语

我国在可追溯动物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实施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我国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批发经销方面电子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 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技术基础薄弱;二是活体动物产品的生产、经销、批发的参与主体, 组织化程度较低, 难以实行规范的行业管理;三是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完善, 制约了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四是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认知度还不高, 对可追溯食品安全的需求强度和支付意愿不强等。这些需要我们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 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林凌.我国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研究[J].标准科学, 2009 (4) :55-60.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9

转瞬间，《食品安全导刊》又陪伴大家度过了三百多个日夜。回首过往，从日本蛋糕糖果业巨头“不二家”用过期牛奶做蛋糕的丑闻到震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全球范围内的食品安全事件接连不断的发生，导致食品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从而给政府机构和生产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

自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以来，各国政府和组织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控制体系，诸如食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等，虽然上述体系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已具备相当大的优势，但从整个食品产业链安全管理角度来讲，仍需要一种完善的食品可追溯体系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把控。与此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也需要一条有效途径来获得所消费产品的相关信息，从而使其知情权得到有效保障。鉴于此，除了出台相关法律制度之外，采用科技手段对食品安全进行追踪管理，将整个过程中与质量安全有关的信息记录下来，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为每一个产品添加一个安全ID，让消费者可以随时查询，放心购买，也就显得极其必要了。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10

关于产品质量追溯的话题, 由来已久。工业产品的质量追溯问题, 已有很成功的案例。比如:汽车制造企业可以根据汽车的合格证编号, 确定该车生产的批次, 使用的零、配件等相关的信息。当发现了车辆的质量问题后, 可以方便地召回有问题批次的车辆。能做到这些, 主要有赖于完备的标识系统及数据采集系统。对于食品, 在标识上有很多困难。比如:蔬菜、肉类等农产品, 在销售时往往没有包装, 所以对其标识就有困难。即使一些经包装后出售的肉类农产品, 在包装时也很难了解每块肉的原始信息。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食品的卫生安全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也已经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本文介绍了我国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发展和应用情况, 以期能对扭转当前比较严重的食品安全监管形势有所裨益。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概念和意义

1.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性的概念

食品质量安全, 就是保证食品应该是无毒、无害, 符合人体必需的营养要求, 具有相应的色、香、味、形等感官性状。从某种意义上讲, 食品安全是一种客观上的概念, 主要针对食品及相关活动本身而言, 要求在食品生产、收获、加工、储运、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免受有害物质的污染, 使食品有益于人体健康所采用的各项措施。可追溯性是一个基础概念。ISO 8402中, 可追溯被定义为:通过记录标识的方法回溯某个实体来历、用途和位置的能力;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将“可追溯性”定义为能够追溯食品在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任何特定阶段的能力, 将“食品可追溯体系”定义为食品供应各个阶段信息流的连续性保障体系;欧盟EC178/2002关于食品可追溯性的定义是指在生产、加工及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对食品、饲料、食用性禽畜及有可能成为食品或饲料组成成分的所有物质的追溯或追踪能力。

2.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意义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对于保障食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安全方面准确、详细、清晰、透明、放心的信息, 是食品企业应尽的义务, 也是政府的责任。从其他各国进行的产品可追溯管理看, 对产品可追溯管理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有效工具, 同时, 也可减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顾虑。第二, 可以提高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让产品实现可追溯管理, 不仅是保护消费者的有效方式, 也是对产品企业的有效自我保护。以“三鹿事件”为例, 在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时,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可追溯性”系统, 快速追本溯源, 有效地控制病源食品的扩散, 商家可以减少对自身不利的影响。政府也可以由此对其危害性进行评估,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迅速地把危害控制到最小。第三, 可有效控制动物疾病, 提高动物健康水平, 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可追溯系统对本地区动物品种、饲养、防疫的详细信息记录, 为流行病学提供了直接的信息数据。最后, 可追溯系统与国际贸易与出口规则相适应。为了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和畜产品的品牌优势, 世界各国争相发展和实施家畜的标识制度和畜产品的追溯管理体系, 有的国家还立法强制执行。要提高我国畜禽产品在国际贸易的地位, 我们必须根据国际规则, 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 创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可追溯管理系统, 保证畜禽产品的安全与卫生质量, 以增强我国畜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食品质量可追溯系统的技术原理和基本结构

1. 技术原理

由于食品的安全特性不同于其他产品的质量特性, 食品的供给、需求双方同样面临着食品信息的不完全性。这意味着消费者很难在购买前识别、获得有关食品质量和安全的全部信息, 而这种信息缺失发生在食品链的整个过程, 并且随着食品链条的延长出现递增效应。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质量信号传递机制, 解决或缓解食品市场内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信号传递是指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采取一定的措施将其私人信息传递给没有掌握信息的参与人, 进行 (帕累托改进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所谓“帕累托改进”, 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 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上述一切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 再要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改善, 不得不损害另外一些人, 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在经济政策中为了改善某些人的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些人, 这就不是帕累托改进。) , 实现最优的市场交易。在食品市场内, 即通过实施可追溯体系的企业自身或第三方创造激励的形式来记录原材料投入、食品生产、加工、储运、分销、零售等环节的信息。并将这种质量信号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和监督机构, 使食品生产、流通信息透明化, 能够为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和政府相关机构提供产品真实可靠的信息, 满足各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充分发挥质量信号传递的作用;提高食品企业供应链管理效率, 其通过供应链各个环节的产品信息进行跟踪和追溯, 通过上下游各成员企业的信息共享和紧密合作, 提高食品质量安全, 并增强食品链不同利益方之间的合作和沟通, 优化供应链整体绩效;最终使供应双方在食品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均衡状态, 促进帕累托改进, 优化食品市场交易。

2. 基本结构

一个完善的追溯系统应该至少包含以下4个部分, 即标志系统、数据存储系统、数据采集和传递系统、信息查询系统。而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一般由以下各系统组成:中心数据库系统、种植养殖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生产与加工管理系统、食品供应链管理系统、监控系统、食品安全基础信息服务系统等组成, 通过种植养殖生产、加工生产、流通、消费的信息化建立起来的信息链接, 实现了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安全控制和对流通环节的实时监控, 达到食品追溯与召回。

我国食品质量可追溯系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1.我国食品质量可追溯系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在我国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北京金维福仁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的牛肉产品跟踪与追溯应用示范系统、山东寿光蔬菜安全可追溯性信息系统和上海农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查询等应用示范系统已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但是对整个中国而言, 各地区、各行业发展不均衡, 要不断完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设, 保证整个链条不脱节, 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要达到欧盟、美国那样以法律法规形式来明确食品追溯, 更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支撑体系落后

当前, 我国的食品监督管理体制与国际通行制度差距很大, 这就造成了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技术支撑体系比较落后, 主要表现为:管理制度跟不上、现有的人员水平低、法制建设尚不完善, 执法行为不独立, 其执法的公正性、权威性、透明度等常常遭受质疑。

(2) 食品可追溯的多环节的控制问题

由于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牵涉到多个环节, 生产、加工、运输、贮藏、销售以及最终消费者,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链。在这个链上, 涉及的企业众多, 企业间的协调很困难, 如何将各个环节的信息有效、及时、准确地进行串连, 是可追溯系统建立的难点。

(3)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管理问题

在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管理中, 信息录入的选择至关重要, 在收集信息过程中, 信息当然是越全面越好, 但越全面的信息, 越容易加重系统的负担。因此, 如何有选择性地进行信息的录入, 是系统日常管理中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另外, 由于目前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主体多头现象十分严重。食品生产过程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分段执法。这种管理状况, 造成的结果是责任不明, 相互扯皮、管理脱节, 出现信息不能共享或信息不及时, 对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有效运行极为不利。

2. 应对措施

(1) 政府应加强对食品质量可追溯系统支持

由于我国的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管理刚刚起步, 原来基层的设施薄弱, 加上我国的食品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 在农村农产品的生产又多呈分散型态, 因此需要政府对基层的资金、设备设施给予投入, 配备与信息库相适应的现代化工具和熟练操作人员,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可追溯系统的最底端有完整、准确、详细的资料输入。

(2) 加强食品质量可追溯系统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目前, 我国的基层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队伍水平不高, 而本系统是建立在网络传递的信息系统, 所以应加强对基层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的有效培训。另外,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设计、开发和管理人员, 很多都是计算机开发和应用人员, 不具备食品质量安全专业知识, 在具体应用时有很多需要了解和探索的地方, 所以也应该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因此, 只有加强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建设, 才能使系统更加合理完善和有效运行。

(3) 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

通过加强媒体对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的曝光, 让这些企业进入“黑名单”, 以促进企业自觉维护自身形象, 生产出合格的安全卫生产品。同时, 对消费者要进行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管理知识的普及宣传, 让消费者建立“追溯”的习惯, 从产品的最终点对产品进行监控, 以促进整个社会对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重视。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发展中主要面临技术支撑体系落后、多环节控制、多部门管理等问题, 应该通过政府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支持, 加强食品质量可追溯系统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以及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等措施加以解决。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11

关键词：食品可追溯体系；影响因素；影响程度；fuzzy logic；DEMATEL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5-0047-05

1、引言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信息流使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监控食品生产过程与流向且通过追溯来识别问题和实施召回，被认为是从根本上预防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工具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继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并且不具有可追溯功能的食品已被禁止进入欧美国家的市场。

我国从2000年开始探索性地建设食品可追溯体系，主要由政府推动、企业自愿性地实施，尚未取得明显成效。然而，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再次警示我国建设食品可追溯体系已刻不容缓。企业是投资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主体，而可追溯体系能够提高食品供应链管理效率，降低因食品安全风险而引发的成本，满足消费市场需求，最终能够使食品生产企业获得净收益。但在我国为什么企业投资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意愿普遍不高？本文试图运用模糊集理论（Fuzzy Set Theory）、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等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影响我国企业投资食品可追溯体系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可追溯体系提供决策服务。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根据现有的研究、作者前期的研究积累和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本文归纳了影响食品生产企业投资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15个因素，并结合研究主题，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2.1 净收益预期

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需要增加额外的生产成本，并且所增加的额外成本还取决于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宽度、深度和精确度。企业是否意愿投资主要取决于其投资的净收益是否能够弥补成本。由此假设：

HI净收益预期（C₁）影响企业投资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2.2 国内消费需求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

净收益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消费需求。Golan等和Buhr的研究认为较高的消费需求促使企业投资食品可追溯体系。Bailey等的调查表明，牛肉加工厂商投资可追溯体系的积极性随着消费者对牛肉安全关注度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假设：

H2 国内消费需求（C₂）和消费者对国内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C₃）对企业投资意愿产生正相关的影响。

2.3 国际市场的需求

Souza Monteiro、Bailey等的研究认为国际市场的需求与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正相关。2002年开始，欧盟和美国等国家陆续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目前中国食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的需求必然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由此假设：

H3 食品出口（C₄）的生产企业更愿意投资可追溯体系。

2.4 政府监管和政策支持

政府往往通过监管、惩罚与支持相融合的措施来提升食品安全水平。Schulz等的研究证实，政府的支持措施、监督惩罚手段等影响了美国母牛生产者实施可追溯体系的积极性。而Golan等、杨秋红等的研究认为，政府的政策扶持可提高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积极性。由此假设：

H4 政府监管（C₅）和政策支持（C₆）影响企业投资可追溯体系意愿。

2.5 行业特征

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是促使食品生产企业投资可追溯体系的重要动力。Heyder等的研究认为，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的生产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可追溯体系。由此假设：

H5 食品生产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C₇）影响其投资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2.6 企业管理者特征

不同年龄、学历和性别的食品生产企业管理者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创新性和投资的魄力等不同，进而会影响投资决策，如中等年龄、高学历和男性管理者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的魄力越大。由此假设：

H6食品生产企业的管理者的年龄（C₈）、学历（C₉）、性别（C₁₀）及管理理念（C₁₁）影响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2.7 企业从业规模

Sodano等对意大利番茄加工企业的调查表明，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收益随着企业从业人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由此假设：

H7 食品生产企业的从业规模（C₁₂）影响其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2.8 企业销售规模

Sodano等认为销售规模大的企业涉及更多的消费者，同时面临更大的监管压力，从而更加愿意实施可追溯体系来保障食品安全。由此假设：

H8 食品生产企业的销售收入（C₁₃）影响其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2.9 食品安全质量认证体系的实施

Banterle等、Mora等、及杨秋红等的研究发现，已经执行了某些食品安全质量认证体系的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成本更低，也更加愿意实施可追溯体系。由此假设：

H9 食品生产企业安全质量认证体系的实施（C₁₄）影响其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2.10 供应链垂直一体化程度

食品安全可追溯平台 篇12

一、理论假说

主流经济学的自利模型假设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社会偏好, 包括利他偏好、差异厌恶偏好及互惠偏好等[8], 人们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出于社会偏好的动机, 而将他人的福利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之中[9]。传递可追溯信息会花费信息传递者一定成本, 但信息的传递有利于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所以, 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是否会影响到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行为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 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有助于提高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在无惩罚的实验局中, Fehr等 ( 2000) 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发现公共品的初始平均自愿供给水平大约为禀赋的一半, 自愿供给水平在以后阶段呈下降趋势; 在带惩罚的实验局中, 公共品每期平均自愿供给水平呈稳定的上升趋势[10]。当引入惩罚机制后, Nikiforakis和Normann ( 2008) 的研究, 也发现公共品自愿供给往往能够达到一个相当高且稳定的水平[11]。这说明被试的社会偏好在公共品供给实验中普遍表现出互惠特征, 而在这种特征下的恰当惩罚制度有助于激发被试的内在动机。由于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会改善社会食品安全环境, 可追溯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 专业机构的监管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农户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影响其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积极性, 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越高, 其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积极性越强[12]。通过问卷调查和建立Logit模型, 姜励卿 ( 2008) 分析了蔬菜种植农户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 结果显示提高农户对追溯制度本身的理解和认知, 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13]。可追溯信息的有效传递是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关键, 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会影响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 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 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二、实验设计

在本实验中共有22名被试者,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12人, 对照组10人, 被试者在实验组中要在“无监管环境”和“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 被试者在对照组中需要做同样次数的试验, 但所做实验均在“无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组12名被试者被分为A组和B组, 每组6人。A组和B组分别随机挑选5名被试者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 ( 对其进行编号为: 1 - 5号) , 每名信息传递者每轮实验前都会得到10枚虚拟实验币, 另外1名被试者扮演信息监管者的角色。A组和B组的区别在于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不同, 实验者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基本知识以及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告知B组的信息传递者, 但是不告知A组信息传递者上述知识。A组、B组里的每一位信息传递者都按照相同的实验程序进行实验, 具体实验程序以A组为例: A组中的5名信息传递者都要进行6轮实验, 实验组织者在实验开始之前先向被试者宣读实验说明, 告知被试者实验任务、实验规则、实验步骤等, 待被试者充分了解实验说明后开始实验。第1轮实验开始时实验组织者都会发给被试者一份信息表 ( 见表1) 和一张决策表, 第2轮实验开始时实验组织者会发给被试者另一份信息表 ( 见表2) , 第2轮至第6轮均使用该信息表。两份信息表的内容有一定区别, 信息表主要告知被试者在实验中的任务以及做出决策的依据、收益函数等, 决策表主要用于信息传递者填写传递决策、实验组织者核算被试者的收益。在第2轮至第6轮实验中, 信息监管者分别对信息传递者进行20% 、40% 、60% 、80% 和100% 的抽检比率进行监管, 具体抽检方法为:

将5名信息传递者进行编号 ( 1 - 5号) , 用标有1 - 5数字的卡片代表五名信息传递者, 信息监管者在接下来的5轮实验中分别抽取1、2、3、4、5张卡片, 抽到哪几张卡片就代表抽到卡片数字对应的信息传递者, 信息监管者将对抽检到的信息传递者的信息传递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出相应处罚或奖励。每轮实验结束后, 实验组织者都要对信息传递者的反馈信息进行有效记录。6轮实验全部结束时, 实验组织者按照获得收益 ( 虚拟实验币) 的多少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现金奖励, 奖励额度依次为40、35、30、25、20元。此外, 扮演信息监管者角色的参与者将获得30元的实验参与费。表1为A组中实验组织者在第1轮实验时发给被试者的信息表, 被试者通过此表了解第1轮实验的相关信息, 被试者在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后将做出第1轮实验的决策。

表2为A组中实验组织者在第2轮实验时发给被试者的信息表, 被试者通过此表了解第2轮至第6轮实验的相关信息, 被试者在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后将做出第2轮至第6轮的决策。

B组的实验程序和现金奖励形式与A组相同, 但在实验前实验组织者会向被试者讲解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基本知识以及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 讲解信息如下: 第一,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相关知识: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建立在食品供应链上的一种信息查询系统, 根据信息传播和控制的基本原理设计而成。这种体系从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到销售, 每个环节都需要进行信息采集, 让相关者特别是消费者能随时随地了解食品的来源和生产过程。第二, 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及时发现问题根源, 有效找到问题食品去向, 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健康, 保证食品安全; 提高可追溯食品的价格, 有利于增加信息传递者的收益。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分组情况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组是在无监管环境和有监管环境两种背景下展开实验, 而对照组仅在无监管环境下展开实验。对照组10名被试者被分为C组和D组, 每组5人, C组和D组的所有被试者均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 每名信息传递者每轮实验前都会得到10枚虚拟实验币。C组和D组的区别在于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不同, D组的被试者被告知与实验组中B组相同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相关知识, 而C组和实验组中的A组一样上述知识不被告知。对照组的实验程序与实验组中第1轮实验的实验程序相同, 由于C组、D组没有信息监管者, 只按照获得收益 ( 虚拟实验币) 的多少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现金奖励, 试验结束后的奖励额度依次为:40、35、30、25、20元。

三、实验结果及分析

我们于2014年9月选取了中国海洋大学的22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该实验, 整个实验持续时间大约2小时。先由实验室工作人员大声宣读实验说明, 然后在匿名和无讨论的状态下进行实验。本文将A、B、C、D四组被试者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及收益以表3和表4呈现, 表3表示的是在监管环境下的A、B两组被试者六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及收益, 表中括号外数字代表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 括号内数字代表被试者在该轮的收益。

表4表示的是无监管环境下的C、D两组被试者六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及收益, 表中括号外数字代表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 括号内数字代表被试者在该轮的收益。

( 一) 信息传递者社会偏好的实验结果分析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 在传递可追溯信息决策时, 在无监管环境下, 不传递或传递极少可追溯信息是信息传递者的最优策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社会偏好, 本文假设信息传递者在无监管环境下仍然会选择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上述实验结果显示A、B、C、D四组信息传递者在6轮实验中都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 虽然A、B两组第1轮中不存在监管环境, 信息传递者仍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C组除了被试者1, 其余4名被试者在前3轮都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D组除了被试者3在第5、6轮实验中不传递外, 5名被试者在其它实验中均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由此可以看出人具有社会偏好, 信息传递者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 假说1由此得到了验证。

图1为C、D两组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折线图, 由于C、D两组是在无监管环境下进行的实验, 该图可以直观显示社会偏好在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时的作用。C组信息传递者6轮平均传递0. 2 - 2. 4条可追溯信息, D组信息传递者六轮平均传递1. 2 - 2. 6条可追溯信息。从第1轮到第6轮, C、D两组均呈现一个明显的向下倾斜的趋势。可见随着实验轮数的增多, 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逐渐减少, 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呈减弱趋势, 这是因为信息传递者存在“学习心理”: 在每一轮实验结束后, 信息传递者都会被告知该轮本小组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整体情况, 信息传递者可根据可追溯信息整体传递情况算出该小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水平, 在注意到小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水平低于自身传递水平时, 信息传递者心理会降低社会偏好; 在下一轮信息传递时, 易于做出传递少于上一轮信息的决策。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出于某种策略, 尽管信息传递者知道在无监管环境下不传递或传递极少可追溯信息是一个占优策略, 但他们在早期可能不会这样做, 一开始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以“静观时变”, 根据以后的情形决定自己的策略。

( 二) 监管环境和认知程度变量作用下的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设计中的方差分析和F值检验, 探究监管环境和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 ( 以下简称认知程度) 对结果的影响。随机区组设计主要是考察实验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验变量对实验结果影响的实验分析方法, 通过随机区组设计可以将不同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剥离开来, 在随机区组设计中有如下线性模型:

其中yhj为实验观察值, η为总均值;为需要被控制的因素对实验观察值的影响, 即区组效应;γj为第j个实验设置的实验效果 , εhj为均值为零的随机扰动项。

注:“区组间”用于考察区组的不同 (该实验中为认知程度)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验设置间”用于考察每组内部其它重要变量 (该实验中为监管环境)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总效应”用于考察所有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本实验涉及监管环境和认知程度两个变量, A、B两组在认知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但各组内部认知程度相同, 这种情况下非常适合运用随机区组设计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将被试者按照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进行分成A组和B组, 在认知程度相同的各组被试者内, 分别比较不同程度的监管环境对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我们运用这种方法, 将监管环境对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和认知程度对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剥离开来, 表5体现了A组和B组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结果。随机区组设计中的观察值到总平均值之间的离差平方之和, 可以分解为实验组织者所感兴趣的实验效果, 需要被屏蔽掉的区组效应以及不能被上述两种因素所解释的残差 ( 见表6) 。

总平方和S可分解为区组间平方和Sblock, 实验设置间平方和Streatment以及残差平方和Sresid。Sblock显示区组效应, Streatment显示实验效果, Sresid显示无法被解释的其它因素, 在本例中使用这些公式可得表7。与实验效 果对应的 均方比 [Streatment/ ( k -1) ]/[Sresid/ ( n - 1) ( k - 1) ], 可用于检验各实验设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是否相等且是否为零。

零假设H0:γ1=γ2=…γk=0。

备择假设H1:其它情况。

当零假设为真时实验效果为零, 表7内所示的实验设置间均 方与残差 均方之商 [Streatment/ ( k -1) ]/[Sresid/ ( n - 1) ( k - 1) ] 服从F ( k - 1, ( n -1) ( k - 1) ) 的分布, 我们可以用F检验判定零假设的真伪。当随即扰动项εhj服从相互独立且同方差的正态分布时, F检验为准确检验。在其它情况下, 该检验被视作非参数随机检验的逼近近似检验。在本实验中, 区组数量n = 2 , 实验设置 ( 监管环境) 数量k = 6 , 当各监管环境对实验结果不发生影响时实验设置间均方与残差均方之商服从F ( 5, 5) 分布。当显著水平为5% 时, 该分布下的临界值为5. 05。表7中所得均方比为186. 50, 因此可以拒绝零假设, 可以断定信息传递者所处的监管环境对实验结果有显著影响。

类似地, 与区组对 应的均方 比 [Sblock/ ( n -1) ]/[Sredit/ ( n - 1) ( k - 1) ]可用于检验区组效应是否相等且是否为零。

零假设H0:

备择假设H1:其它情况。

当零假设为真时, 区组效应为零, 表7内所示的区组间均 方与残差 均方之商 [Sblock/ ( n -1) ]/[Sresid/ ( n - 1) ( k - 1) ] 服从F ( n - 1, ( n -1) ( k - 1) ) 的分布, 我们可以用F检验判定零假设的真伪。当随即扰动项εhj服从相互独立且同方差的正态分布时, F检验为准确检验。在其它情况下, 该检验被视作非参数随机检验的逼近近似检验。在本实验中, 区组数量n = 2 , 实验设置数量k = 6 , 当参与者的认知程度对实验结果不发生影响时区组间均方与残差均方之商服从F ( 1, 5) 分布。当显著水平为5% 时, 该分布下的临界值为6. 61。表7中所得均方比为40. 50, 因此可以拒绝零假设, 可以断定信息传递者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对实验结果有显著影响。

1. 监管环境对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图3为A组和C组信息传递者6轮实验中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情况折线图, A组5名信息传递者第1轮平均传递2. 4条可追溯信息, 而在接下来监管环境中的5轮实验中, 信息平均传递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为了更有效说明监管的作用, 我们引入了对照组实验, 在C组中除了无监管环境外, 其它实验规则和流程与A组完全一样, 这就可以剔除其它因素对信息传递效果的影响。通过A组与C组比较发现A组在第2轮开始信息平均传递情况明显高于C组, 说明信息监管者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监管可以约束信息传递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监管力度越大, 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效果越好。图4为B组和D组信息传递者6轮实验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情况折线图, B组在第2轮开始信息平均传递情况明显高于D组, 说明在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有较好认知的前提下, 是否实施监管对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仍有较大影响, 且监管力度越大, 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效果越好。因此, 实验验证了假说2的合理性。

2. 认知程度对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图2为A组和B组信息传递者6轮实验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情况折线图, 比较两条折线可以看出A、B两组在6轮实验中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平均数量均呈上升趋势, 且B组折线高于A组折线, 说明在监管环境背景下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对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具有较大影响, 而认知程度越高, 信息传递者越会主动承担一定社会责任, 传递较多的可追溯信息。图1为C组和D组信息传递者6轮实验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情况折线图, 比较两条折线可以看出C、D两组在六轮实验中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平均数量均呈下降趋势, 但D组折线高于C组折线, 说明虽然不监管导致可追溯信息传递效果不理想, 但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有较好的认知可以提高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效果, 假说3得到了实验的验证。

3. 个别现象的分析。

(1) 在前文分析中, 随着监管程度的越来越大, 信息传递者传递的可追溯信息数量会越来越多。但在图2中A组前3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平均数量出现了先大幅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走势, 这可能是信息传递者的收益和所处的监管环境互相博弈的结果。由于A组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程度较低, 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 在第2轮面临着可能被抽检到的压力时, 信息传递者往往会采取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策略。由于第2轮监管力度较小, 导致许多信息传递者投入的多但收益较小。由于第2轮中自己损失了一定的收益, 并且已经对监管机制有了一定的了解, 而第3轮40%的抽检率不是很高, 导致一些信息传递者愿意“铤而走险”, 希望通过传递较少可追溯信息来获取较多的收益。通过对表3中A组可追溯信息传递情况的具体数据可发现, 在第2轮实验中除了3号被试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有所减少外, 其余被试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都有一定量增加, 尤其是1号和2号被试者, 传递信息量增加幅度较大, 而该轮被试者的收益较上一轮都有所减少。第3轮中面临着监管程度的增加, 除了3号被试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有所增加外, 其余被试者都选择了不多于上一轮的信息传递量, 尤其是1号和2号传递者, 传递信息量较第2轮有所减少, 其收益由于在该轮中没有被监管到而有所增加, 说明这两名信息传递者实施“铤而走险”策略成功。B组前3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平均数量呈先大幅上升后缓慢上升的走势, 在第3轮实验中之所以出现与A组相反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B组信息传递者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有较深刻的认识, 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较A组信息传递者更为理性, 在传递可追溯信息时不会轻易受到收益的“患得患失”心理的影响。因此,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 在第2、3轮实验中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逐步增加。

( 2) 在前文分析到在无监管环境的实验中, 随着实验轮数的增加, 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会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 但图1中D组在第3轮实验中出现上升趋势, 这可能出于信息传递者的一种试探心理。如表4中D组可追溯信息传递情况所示, 在第2轮实验中除了4号和5号信息传递者信息传递数量保持不变外, 其余三位信息传递者信息传递数量都有所减少, 而其收益都有所增加。由于D组是在无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 被试者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做出决策, 这可能导致被试者在第3轮尝试与之前两轮相反的决策趋势进行决策 ( 前两轮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呈减少趋势) 。因此, 在第3轮中除了4号和5号信息传递者传递信息数量继续保持不变外, 其余三名信息传递者信息传递数量均有所增加, 而其收益都有所减少。通过3轮决策, 信息传递者总结出了信息传递量和收益呈相反方向变化的规律, 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在接下来的几轮中越来越少。

( 3) C组中1号信息传递者6轮实验均不传递可追溯信息, 传统经济理论里“理性经济人”的存在性在实验中得以生动证明。由于是在无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 1号信息传递者发现不传递可追溯信息收益是最大的, 在6轮实验中均选择了不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策略, 而实际上其各轮收益在所有被试者中是最大的, 但是其收益呈现逐渐降低的走势。这是因为随着实验轮数的进行, 其他信息传递者传递的可追溯信息越来越少, 每位信息传递者得到的公共收益越来越少, 这充分说明了可追溯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对信息传递者收益具有重要影响。

四、实验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实验分析,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在可追溯信息传递过程中, 信息传递者具有社会偏好。由于农户或企业在传递可追溯信息时不仅考虑自身利益, 还会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 能够主动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但是, 农户或企业的社会偏好不是一成不变的, 易受到自身利益、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第二, 专业机构的监管有利于提高农户或企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监管力度的不同对农户或企业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较低的农户或企业尤其如此。在刚开始实施监管时, 农户或企业会采取谨慎的态度, 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 在对监管机制有一定了解后, 在监管力度不大的情况下, 农户或企业会在增加收益和面临监管之间进行衡量, 选择“铤而走险”的策略, 传递较少的可追溯信息。随着监管力度的越来越大, 面临着普遍被监管的压力, 农户或企业会主动传递较多的可追溯信息。第三, 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显著影响农户或企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认知程度越高, 农户或企业越愿意担负越大的社会责任, 其社会偏好越强, 传递的可追溯信息也就越多。此外, 认知程度较高的农户或企业不会轻易受到“患得患失”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决策时更趋于理性。第四, 传统经济理论里的“理性经济人”在实验中以独特的形式生动呈现, 增加收益是农户或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首要出发点。尤其对于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小规模农户或企业来说, 利润最大化是其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然而个人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在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活动中, 如果所有信息传递者均不传递可追溯信息, 短期内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从长远来看, 集体合作遭到破坏, 可追溯信息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 最终损害相关主体利益。第五, 长远来看, 可追溯信息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一个普遍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经济环境对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可追溯信息给相关主体带来的公共收益的显著增加难以短期内实现, 其不仅取决于相关主体的社会偏好、政府的有效干预, 更取决于对相关主体切身利益的刺激。

基于上述实验结论, 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 加大专业机构对农户或企业可追溯信息传递行为的监管力度。专业机构要分工明确, 完善监管机制, 制定严格的监管信息标准, 以提高对农户或企业的监管效率。第二, 加大对农户或企业的宣传力度, 提高他们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户或企业主动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 提高其社会偏好, 在传递可追溯信息时从大局出发, 做出更理性的决策。第三, 政府应充分了解农户或企业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切。在食品供应链上游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 加大可追溯信息传递相关设备的购置补贴, 拓展农户或企业了解可追溯信息传递方法的咨询渠道。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对表现好的信息传递者进行奖励。在食品供应链下游加大可追溯食品知识的宣传力度, 使消费者认识到可追溯食品的优势, 增加其对可追溯食品的支付意愿。通过可追溯食品供应链上下游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 增加农户或企业的收益来调动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第四, 充分发挥可追溯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效用, 这不仅需要提高农户或企业的认知程度和社会偏好, 加大专业机构的监管力度, 更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追溯信息传递机制。政府应规范市场秩序, 引导相关交易主体签订订单, 保证对可追溯食品的有效需求, 以此形成经济刺激, 使农户或企业主动参与到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中来, 促进可追溯信息的传递, 有力保障食品安全。

摘要：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 考察影响信息传递者 (农户或企业) 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人类具有社会偏好, 信息传递者在无监管环境下仍会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专业机构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监管, 可以约束信息传递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提高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且监管力度越大, 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越多;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显著影响信息传递者的可追溯信息传递行为;可追溯信息从长远来看具有公共物品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