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价值分析

传播价值分析（精选10篇）

传播价值分析 篇1

随着互联网的纵向深入发展, 大数据时代与网络时代与日常生活都联系越来越紧密, 以熟悉的淘宝天猫以及京东聚美等大型平台为首卖家平台在互联网的纵向发展中转而向微小的个人买卖平台开始延伸。价值传播大企业网络平台开始向个人传播的方向发展。常见的微商就是借助于微信等个人平台向自己的朋友圈出售产品实现价值传播的过程。

一、微商的基本定义

在互联网时代下, 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用Web3.0时代所衍生的载体渠道, 将传统方式与互联网相结合, 不存在区域限制, 且可移动性地实现销售渠道新突破的小型个体行为即为微商。微商通过个体自身利用网络平台建立自身的网络空间与平台, 借助一定的软件终端实现价值的整个传播, 进而推销产品, 实现产品的有值利用。微信是现今微商使用较多的一个传播平台, 微信原本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 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等信息。截至2015年底, 微信月活跃用户达到6亿, 其中微信支付用户则达到了4亿左右。

微信为个体搭建朋友圈提供平台, 通过加QQ和手机联系人为好友、“摇一摇”、“扫一扫”等方式, 个体与相熟的人架构一个网络平台, 通过发送文字、图片、视频等传播个人的微信息, 进而为发布商品信息提供平台。在架构与网络平台的空间通过个体发布产品信息进而进行有价交易即微商从事的价值传播活动。价值传播的主体个人是使用微信的个人, 通过微信等Web3.0载体渠道在个体的网络朋友圈对所售产品进行宣传, 进而实现产品的传播价值是微商的整个运营过程。

微商不同于淘宝天猫京东等大型互联网企业, 微商个体的价值传播主要有赖于个人的小范围传播, 其价值传播受到自身的朋友交际圈的大小所局限, 但同时微商传播又有无限空间可挖掘, 通过招代理的方式形成人与人的串连传播, 从点到面又从面到点的线性传播方式为微商的价值传播提供巨大空间。淘宝天猫等网络销售店铺主要进行以点向无限空间的价值传播, 做好一个公共的产品宣传会带来不可预计的价值实现, 微信则主要依靠人传人, 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价值传播的平台, 要实现价值的更大化, 一方面需要发动更多人来传播价值并实现价值, 同时也需要发展个体朋友圈的受众量。

二、传播创造的微商价值

基于互联网和电子移动终端设备诞生的微商群体, 其内在机能仍以人际传播为索引。以微信为主要平台的网络社会交际平台在受众互为好友的基础上又隔绝了非好友的留言共享进而为朋友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个人信息活动圈, 在微信朋友圈开始运营的阶段有类似QQ空间、微博等的发布平台, 互为好友的彼此在相互分享文字图片视频等形态的日常生活信息搭建起一个生活交际圈。与此同时, 微商则以文字图片的软文形式发布产品信息, 在网络社交朋友圈里传播商品的价值属性。

产品以消费并满足消费者的基本日常生产生活资料而产生商品的价值属性, 在网络社交朋友圈以信息的基本共享为生存空间, 信息传播的两端是彼此相互熟悉的个人, 特别是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等软件, 其构架在腾讯QQ及手机联系人的基础上, 以个体的生活好友为社交圈, 对产品发布的信息传达终端大都为彼此好友, 信息以点到有限面的范围传播, 微商则构建在对好友信息传播基础上, 以好的产品和诚信的服务为商品价值的传播基础。点到有限面的传播空间又穿插着另一点到面的价值传播从而为微商价值无限空间设置议程。

微商团队的价值观以点到面为基本常态, 又以招收代理为更多点面空间传播价值为价值传播的终端, 此类商品以有规模的产品工厂和微商管理公司为代表。个体手工微商则以单个的微信用户面向好友推出产品信息, 在受众接收并认可产品后则向更多微信用户推荐产品信息, 从而加大单个个体点到面的传播价值, 此类价值传播以区域性手工铺为代表, 特别以手工蛋糕铺等为代表。在传播产品的过程中, 扩展微信好友则是为创造更大价值的有效途径, 以此, 更多的实体商家店铺同时推出微商界面以传播信息进而创造价值。

三、微商的价值传播渠道

借助互联网与电子移动终端, 微商的商业模式一方面冲击着已有互联网电商产业, 一方面又是传统零售产业的新模式, 微商的传播渠道构建在已有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又夹杂着以电子互联网信息为基础传播的价值传播渠道。

(一) 以零售商为主体的价值传播渠道分析

零售业是指通过买卖形式将工农业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直接售给居民作为生活消费用或售给社会集团供公共消费用的商品销售行业。传统的零售销售渠道是以超市商铺或在集市上通过实物店铺进行商品买卖的一种价值传播。微商的零售产业方式则是将要销售的产品通过交易先备货到自己手头, 然后通过网络微商的渠道向在线自己的朋友圈等社交网络圈发布产品信息, 通过电子虚拟货币等实现价值的成功传播。微商零售与传统零售业有本质的共同性, 但在传播过程中将实体店搬到了虚拟的互联网生活空间。

实现微商零售业务的价值传播基础是完善的电子互联网生活空间, 可靠的电子虚拟货币的流通以及便捷的物流交通。个体微商在此基础上实现微商产品的价值交换则倚靠社交朋友圈对产品信息的有效传播, 产品信息发布时段、频次, 以及软文处理的走向都与销售业绩直接挂钩, 从而为价值传播服务。

(二) 以批发代理为突破的价值传播渠道分析

微商的基础传播实现在于个体对个体社交朋友圈的产品信息传播, 在有限范围内实现点对面的价值传播途径。实现个体向有一定受限范围的个体社交朋友圈发布产品信息, 从而实现价值传播的过程是每个微商的存在方式, 在连接微商与微商之间传播过程则是批发与代理模式的传播渠道。微商个体一方面向微商受众发布产品信息的同时实现价值交换, 同时又向受众发布代理招募信息, 发展新的微商, 从而实现了从有限销售范围向无限空间传播模式的扩展。微商的扩展渠道也是价值传播实现翻番的过程, 同时也是从零售向批发的突破过程。

微商的价值传播模式内在地需要微商个体发展更多的代理, 代理则只允许向自己的上级代理进货, 上级代理则可以向自己的上级代理拿更多的货, 拿货越多单价则越低, 从而又赢得更多零售价值, 上级代理则实现了零售与批发的双重价值传播。在单个微商的直接下级代理与间接下级代理发展的数量越多, 其零售业的价值传播模式则向批发商价值传播模式实现转变, 创造的价值则越多。现微商行业有代表性的品牌微商以山东FD芳大商贸所带领的皇胶世家阿胶为例, 其团队微商用户在10万人次左右, 活跃用户达7万人次。

(三) 微商与传销和直销模式在价值传播渠道上的不同

微商与传统销售行业的本质是相同的, 都为实现商品的价值传播而存在。不同的是传统销售行业存在于实体店铺的销售活动, 微商则通过社交网络实现价值传播。微商与现发展成熟的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子商务也有一定区别, 前者是单个个体在自己社交圈的一个价值传播, 后者则是依赖电子网络设备的一个对无限空间的价值传播。

传销模式的传播是无任何实质性商品的交换, 存在于精神和意识上对价值的追求, 其虚假的夸张信息传播只存在于无物质的精神追求, 所以是非法的传播模式。直销模式与传销的相同点在于同样没有实质性商品的出售或者只是以少量的象征性的产品做代表来加入团队, 然后发展代理, 每加入一个代理上级都能从中得到盈利, 其价值来源于后续代理的加盟而不是产品的有效利用。

微商与传销和直销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即价值的有效传播, 其根本传播途径都在于对产品的有效利用, 能为个体和社会团体实现产品价值交换。

四、规避微商的传播误区

通过互联网终端设备以及社交软件分享彼此生活信息本是微信微博等Web3.0时代传播信息的基本常态, 彼此在网络生活空间传播有效的日常生活为形态传播。微商的价值传播则在微信的日常生活形态基础上, 以此来创造有效的产品价值, 在此基础上要规避几点传播误区。

(一) 避免过于频繁发布产品信息, 造成传播阻碍。

微商倚靠发布产品的图文解说软文从而向好友用户等传播有效的价值信息, 受众需要并了解微商产品进而消费则构成一次完整的微商活动。在网络社交朋友圈发布信息频次多少考验的是受众的接收耐心, 过多的产品信息软文广告会造成信息接收者的视觉疲劳从而产生过滤性接收信息, 产品信息传播则失败。同时, 信息发布频次过多会造成被用户屏蔽的几率大大增加, 从而又造成传播阻碍, 价值传播失败, 微商价值传播信息幅度则受限。

(二) 防止夸大不实等产品广告信息的发布, 造成传播干扰。

微商产品的图片广告软文是推销产品的有效途径, 是拓展产品传播价值主要方式。网络社交朋友圈的信息接收受众大多为好友熟人, 其信息推广需要诚信实际有效的软文宣传, 一次来维护长期的回头微信客户。特别针对朋友圈的软文发布构建需要针对产品设计与日常生活常态相关的信息传播形态, 将产品融合到发布者的日常生活并将产品功能的应用与个体的日常形态相连接, 从而更大地创造信息传播吸引力, 创造更大的信息传播价值。

(三) 避免硬性广告的硬性传播, 造成有限传播。

微商软文是一种特殊的广告宣传, 它不同于电视网络视频或报纸媒体等的广告宣传, 一方面要求对产品知识的描述和讲解, 让微信用户对产品有足够了解, 同时又不能过于偏向硬性广告面, 造成用户对硬性广告的反感从而导致对微商的屏蔽或过滤性选择造成有限传播而影响微商的价值传播。微商的软文广告需要有每日的创新与柔和的说明与微商个体日常生活有内在的联系, 避免枯燥重复的图片文字软文的重复发布, 让生活动态与微商产品相结合从而达到最大的产品传播。

参考文献

[1]杨亚静.浅析微商营销渠道的创新与发展思考[J].商场现代化.2015 (03)

[2]公衍梅.微商在社交媒体兴起的传播学原理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 (05)

电商传播价值洞析 篇2

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快速发展，交易总额达8.1万亿元，同比增长31.7%，是中国GDP增速的4倍。截止到2013年6月，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35万亿元，同比增长24.3%。中国的网购人数超过2.71亿人，与美国的总人口数接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电商莅临且不断扩大的时代。而移动电商、大数据分析、Social CRM的发展进一步引爆了电商市场，更多的企业开始了电商之路。

正因为大量企业均看到了电子商务市场的庞大潜力而纷纷涌入，让白热化的烽烟也延伸到线上，可是，电子商务也快速进入到平台级对抗与同质化竞争并存的境地，在用户与市场份额的争夺中，电商企业为确保用户的购买决策倾向，不断采取更高额的营销投资，并不惜血本以低利润吸引顾客数量。当这一切成为电商常态化的格局，便意味着哪一家电商可以提供破局之道，便可在混战中提前占据制高点阵地。

沉于局中，常常无法处身局外看待战略问题，电商环境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首先，国美、苏宁、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聚合了大量注册用户，尤其像天猫这样的巨头级电商平台，注册用户数量达到4亿之多，某种意义来说，这是针对性传播与用户大数据精准匹配的良好契机。

其次，用户更在意在电商平台了解产品的口碑，也更乐意在电商平台分享对产品的评论。这也意味着电商平台得天独厚获取到用户口碑传播的对接桥梁，在用户消费决策之前，毫无疑问之前消费者的口碑传播分享直接能左右后来消费者的购买意向。

再次，电商平台的品牌传播形式极其丰富，从产品的收发，到品牌的专区，从抢购的预售，到免费试用，无一例外均能对精准用户传播提供传播素材。

即便如此，基于电商的传播价值探讨，依旧存在着认知误区：其一，企业常常在电商平台上盲目追求销售业绩，忽略品牌建设对消费者决策的驱动作用；其二，电商平台的运营通常独立且真空，与企业整体大营销战略脱节，缺少配合与默契；其三，面对电商带来的海量用户行为数据，企业缺少快速处理与整合分析利用的能力，空置电子商务最大的黄金资源。

面对机会与困局，匹配电商平台的传播策略，应该匹配三大维度，分别为定位，整合与评价。定位需要明确目标消费者与匹配企业诉求的平台，制定精准策略便于电商环境中的精准转播；整合在于沟通可调度资源在电商平台上的规模应用以发挥最大化效应，科学解析各类资源在营销矩阵中的作用并且予以整合；而评价则需要从转化力、互动力、转化力三大方向了解用户认知，分析用户数据，核算精确成本。

映盛中国于2013年成功操作东风雪铁龙天猫旗舰店案例，可作为电商传播价值洞析的代表作。

在东风雪铁龙的天猫旗舰店项目中，不仅成功帮助品牌在电商平台完成“卖车”这一高难度任务，还同步获取销售线索，引导用户到店，获取用户认知度30%的提升，以及超过5亿次的社会化人群覆盖。显然，这是一个基于电商的营销与传播完美结合的案例，也向业界传递了电商传播价值该如何挖掘的启迪。

以电商战局的制高点看待电商的多种价值，寻求到最大回报的价值组合，这是未来企业商业竞争必需秉承的铁律，而破局之道，则在于对电商传播价值的深刻领悟和解读。

我国民族体育大众传播价值分析 篇3

增强文化认同, 弘扬民族精神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的建构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包括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社会运行机理等各方面的文化变化。过去半个世纪、上溯至“五四”时期, 中华文化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百年冲击, 30多年市场经济冲击的是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和观念。

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记录人、守望人不复存在了;传统习俗、传统礼仪、传统规矩、传统节日、传统艺术、传统技艺, 没有多少人知晓, 只剩下概念的空壳和对典籍望文生义的只言片语。以致有人感叹, “不知从何时起, 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悄然逝去了原来的味道, 《高山》非山风, 《流水》非水声。在大家都感叹‘飘零的国粹’以及海外商业文化的冲击下, 中华国粹已悄然沦落到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西方的强势文化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已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延伸到各个领域, 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实行“西化”、“分化”和争夺下一代的图谋, 对青少年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至关重要, 因此不断增强广大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力量, 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以其民族性、竞技性、娱乐性而在民族和不同地域间传播, 并与各地的文化、艺术相互渗透, 逐渐形成了既有统一意识, 又富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寓教于乐是中国对体育娱乐和娱乐休闲的基本态度, 也是中国某些民间游戏与竞技活动发生基础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历史中的一些民间体育具有娱乐性强、简单、不需要特有活动场地和昂贵的经济开支便可进行等特点。由于我国众多的民间体育与游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再加之地域性和民族性等基本属性, 所以其成为培养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有效形式。认同感是使人们聚合在一个群体中的情感, 是一种使其成员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感到亲近的一种情感。民间游戏与竞技起着使本群体、本民族认同的作用, 并促使群体内部的亲近感。

传承民族体育文化, 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文化价值

一个民族的文化, 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对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 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意义文化, 必须附着、凝结于各种有效载体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角度来观察, 文化载体无疑都是文化传播最为关键的部件”。

而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 它的品质一方面取决于它所承载、表达的文化意义的积极程度, 另一方面取决于表达文化意义的传播手段。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展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也流露出其传统气质和思维水平。体育运动技术本身是无国界的, 但由运动技术所形成的知识、情感、审美以及体现运动技术的各类体育文化却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心智特征、思维方式和创新精神, 因而也必然成为展示民族性格、形象乃至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所呈现出的东方文明特有的气质, 即竞争中有礼让, 情溢而含蓄内向, 趣味横生而不庸俗, 富于观赏而精神气质追求高尚。如西周“以射观其德”、“以舞观其礼”;孔子提倡“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这正是东方文明之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在民族传统体育上的鲜明反映。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格局中, 国家文化形象日趋重要, 许多国家高度重视确立国家文化形象。树立国家文化形象, 是发达国家制定发展战略, 特别是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历来把“民主”和“自由”作为其国家文化形象的核心内容。

我国2006年9月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第一次提出了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任务, 并以此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 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这样清晰的政策思路引导下, “占据文化发展制高点”、“打造文化软实力”、“建设新的国家文化形象”, 逐渐成为学界和高层的共识。

民族传统体育要走向世界, 成为国家软实力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取得普遍的认同, 被异质文化所接纳, 这是打造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前提。由于中国走过特殊的历史道路, 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性, 在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上, 有其独到的精神领悟, 建构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体系, 是人类社会极富原创性的文化资源。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独特的神灵的祟拜等将被摒弃。传统体育如武术、气功等, 不仅在健身、养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具有远远超出体育范围的文化意义和实用价值。而作为传统体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体育, 在新的历史时代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也说明传统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类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作为与人们直接发生密切关系的体育也必然会面临一场从指导思想到理论、方法上的革命, 这场革命将围绕着人类健康的主题而展开。众所周知, 目前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几十种竞技项目并不能代表人类的整个体育, 也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强身健体的需要。要使体育不仅成为少数竞技天才的世界, 而且能成为广大人民锻炼体魄的广阔天地, 民族传统体育是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

促进全面健身娱乐的社会价值

当今社会,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保持身体的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体育是通向健康的最佳选择之一。但目前世界上广泛流行并极受重视的若干种竞技项目并不能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 只能是少数竞技天才和多数观众的世界, 而要使更多的身体力行者投入到锻炼体魄的广阔天地, 民族传统体育将是他们的首选”。因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不需要有规格的场地和设施, 而且传统的武术和养生运动是其独特的一支, 正是现代体育所缺乏的, 逐渐得到世人的认可, 对现代体育产生了良好的互补作用。由于大多数竞技运动项目已经发展到了耗资巨大的近乎于杂技化的高超水平, 一般群众仅满足于观赏, 受场地、经费、技能学习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而被禁入。

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已提出要积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挖掘和整理民族传统体育宝贵遗产, 从政策上肯定了民族传统体育在全民健身计划中的作用, 也指明了发展方向。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在山区和边远地区, 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制约, 开展场地、器材等要求较高的现代体育项目有一定的困难, 而民族传统体育对场地条件要求不高, 适应性强, 正好解决了民族地区群众健身难的需要, 民族传统体育已经成为多民族聚居地群众健身励志的主要形式。

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性研究, 既符合国家的全民健身计划要求, 又可以促进其应用理论的发展。

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能否成为奥运会项目。与现代体育相比, 民族传统体育更偏重娱乐性和随意性。娱乐是人类在基本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之外获取快乐的非功利性活动, 包括生理上获得快感, 更主要是指在心理上得到愉悦。娱乐最早并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出现的, 而更多的是为了发泄自我内心的情感。

传统体育真正以娱乐性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阶级的形成, 社会分工的明细, 娱乐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 这种需要在统治阶层中显得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阮炜:《政治民主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载于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网络传播伦理核心价值构建 篇4

关键词：网络传播；生态建设；伦理；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0-0052-02

一、引 言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传播环境中，网络的互动性真正赋予了每位信息介入者平等的大众信息传播参与权。受者和传者身份可以随时转换，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这也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传播是呈多向、发散式流动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交流平台完善，海量信息，互动交流让我们尽享网络传播之利的同时，也备受虚假信息、无价值资讯泛滥的困扰。现有的网络把关体系还不完善，网络传播中道德失范现象严重，梳理网络传播伦理的核心价值，明确网络规范的方向，是保障网络的传播优势和特色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

二、真实性

真实性之所以应该成为网络传播伦理构建的首要要素，主要是基于信息传播的特性和网络的特点考虑。

（一）真实是传播特性的必然要求

真实是信息传播内容所应具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要求信息传播者在收集、筛选、制作传播信息时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尤其在传播新闻信息时不刻意夸大、渲染，借鉴别人劳动成果时尊重其权益，传递他人观点言论时不歪曲，不掺假。这样网络受众在解读和接受信息时才能减少偏差，让广阔、丰富的网络语境清新流畅。做到传播真实可以有效减少因虚假信息和智力成果侵权引起的法律争端和网络负面影响事件的发生，净化网络环境，提高网络的正能量。同时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也要有意识地为传播内容保真创造较好的条件。

（二）真实是和谐传播的需要

网络传播的特点也决定了真实性对建设和谐传播的重要性。网络信息传播呈多向、发散式流动，把关体系不健全，现有的把关效能较弱。在网络传播信息海量背景下，如果匿名网民的恣意“放纵”虚假信息，网络媒介公信度和使用效率无从谈起，网络传播者把真实性作为自己信息传播的职责，是提高网络信息使用和流通效率，减少垃圾信息，提升网络信息品质的需要，也是节约每一个网络中人时间成本的需要。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造成普遍的社会压力和心理问题，如果把网络建成一个疏导心理压力、舒畅心境的便捷通道，就需要网络还要具备容纳各种真实情绪宣泄和意见表达的雅量，减压泄压，舒缓身心，构建和谐。

（三）真实是传播责任的需要

网络传播的威力也决定了真实应该成为一种责任和品格。网络传播海量、即时、无国界、传播成本低等优势如果搭载的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消息，其破坏性和杀伤力也会是惊人的，网络传播者应当拥有这种责任意识，强化自己的媒介素养和新闻价值判断，在传播过程中担负起信息鉴别和筛选的责任，提升网络平台的公信度，人人都是自律自省的把关人。信息传播具有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承以及娱乐大众等社会功能，真实是实现这些传播责任的必然要求。负责任的传播者会时刻提醒自己，每一次传播行为和每一个传播符号可能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三、信息平衡性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转型期，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冲击涤荡下，一些社会矛盾凸显，网上舆论呈现出多元多变的特点。信息平衡可以即时疏导舆情帮助网民客观理性地处理矛盾，应对危机，全面提升对信息的综合鉴别力。

（一）舆论疏导的需要

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技术革新等，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问题，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互动性很强的论坛、贴吧，匿名聊天、讨论成为很多网民生活休闲、日常交流的重要通道，这种即时性强，情绪化表达多的交流方式很容易使相互间的情绪感染，较容易出现非理性声音和起哄的情绪，严重时这种非理性的网上交流会演变成网下现实行动和伤害[1]。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网络谩骂、名誉权和隐私权被肆意践踏等表现尤为突出，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使一些人的人身权利受到极大伤害，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公民道德水准提升。诸如： “史上最毒后妈事件”、“舒淇删博事件”等等。网站管理人员不要一味的追求点击率和关注度，应当积极引导网络热点，疏导情绪，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网民不要一味追求个人的表达快感，适度调整情绪，不要让意见和信息一边倒，需要理性判断和表达。

（二）客观认知世界的需要

针对矛盾对立的复杂事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利益诉求多元的政策出台，是信息传播中平衡传播的难点，为了使信息传播公正准确全面，职业把关人必须兼顾矛盾各方，从不同的消息源和权益角度多渠道获取信息，并将对立面、多侧面的事实和观点同时摆出来让大家客观认识，并及时纠正认识或解读偏差。这是发挥网络传播容量大、即时性强优势的必然要求。尤其在重大新闻事件传播中，更需要媒体平台中的传播者具备对新闻、信息和知识进行整合贯通能力，满足受众对网络传播的广度需求和深度期待。网络传播技术给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和表达意见的空间，也扩展了公民对国家、国际重大事务参与讨论的舆论平台。表达多元化的声音，可以有效地维护各阶层的利益，并集思广益，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网络开放的议题空间可以在互动交流中客观认知我们所居留的世界，认识就是理解包容的前提。

四、人文关怀

任何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发布都离不开有着主体意识的人的精神和劳动参与，人文关怀是保持网络传播吸引力、影响力和亲和力的精神源泉。

（一）尊重差异

网络传播容纳了数十亿计的个体，网民的无国界交流畅通无阻，个体间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人生经验、文化素养、个性爱好、宗教信仰等千差万别，他们的观点、审美、判断必然具有多元化、多层次的特征。网络信息传播中要用平等、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些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世界的千姿百态和多姿多彩。费孝通先生1990年曾在日本东京“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发言，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据他解释：“‘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2]”二十多年后，这十六个字在构建网络传播伦理价值内涵方面也很是适用，很具有概括性和说服力。

（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对于网络传播来说就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创造力，保障其权益，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具体到网络平台上，信息传播者应当让信息制作、分类适应不同群体的人的机体的需要和心理需求，尽可能传播更加舒适的视听符号，关心和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提升社会文化的品格，优化人的生存环境；网络对话、沟通中，从信息传播的质量和数量上，以及网络传播规范的制定上都要以人为中心，体现一种对人的主体地位和精神的关注和尊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发揮技术正能量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的信息承载处理能力和流通能力空前提高，使网络业务日益庞大。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其在给人们到来很多生活工作便利的同时，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黑客和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木马、间谍程序等非法手段窃取国家安全和经济情报以及个人信息的负面事件接连不断，对国家安全和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构成极大威胁，计算机病毒利用其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自我复制和传播蔓延迅速，破坏性极强，消除难度极大，每次都给网络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这些变异的智力成果消弱了网络技术的正能量。网络传播应当在消除信息、财富和身份的不平等，在网络通信、远程教育、生态环保等方面开发技术潜能，节约资源能耗，促进社会和谐，让技术智慧在阳光下前行。

五、结 语

总之，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成为正义的助手，也可能变做邪恶的帮凶；既可以播撒光明和希望，也会扩散阴霾和无助。当前我们对网络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网络技术发展中呈现出的矛盾和利益纠葛纷繁复杂，网络大环境建设需要法律和技术跟进，也需要市场规范的完善和协调，更需要构筑网络传播的伦理价值基石，让网络发展拥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助推网络传播朝积极方向发展，扬起利，扼其弊！

参考文献：

[1]王笑笑.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如何应对[J].新闻与写作,2012(2).

[2]钟年.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N].中国教育报,2001-01-10.

[3]沈继睿.网络传播伦理问题的成因分析[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2(1).

传播价值分析 篇5

一、价值维度:新闻发布制度中的对话与意义

在政府治理实施和政治信仰确立的过程中, 追求政府与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成为现代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而这种对话与意义共享过程离不开公关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范式转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关关系的宣传范式,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说服研究, 及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格鲁尼格夫妇等提出双向对等范式和卓越公关理论, 至此, 宣传——说服——对话的理念沿革成为现代执政者的参考系。特别是格鲁尼格与亨特从有效沟通的四种公关模式发现, 双向对话优于单向独白, 沟通反馈模式上对称的沟通优于非对称的说服, 然而这种卓越模式的构想也因过于理想化被诟病, 它虽然彰显了价值维度的意义共享, 却忽视了实践层面的权力关系。

即便如此, 追求主体平等和信息均衡的沟通理念依然影响了现代执政者的思维。在新闻发布制度的价值维度层面, 新闻执政 (Governing with news) 的理念是对话意义的新实践, 在美国政治传播领域, 这个概念流行甚广, 美国政府的新闻执政实践技艺也颇为高超, 2005年左右被引入大陆就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按照传统主流传播学的逻辑, 新闻执政的内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 信源被执政者掌握;2) 媒体是传播渠道;3) 群众是新闻端。如此分析过后, 发现此定义并未将新闻执政所蕴含的对话与意义突显出来, 虽然被认为是区别于传统的宣传统治, 但是单向的传播模式在实质上并未改变。笔者认为, 更应该结合高度媒介化的社会语境, 新闻执政是因为将政府、媒体和公众紧密勾连而被视为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被提出的。虽然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萌发了信息公开意识, 但此概念引入国内后, 依然获得了国内学界和政界的很大认可, 新闻执政力被作为官员素质的新要求提出。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正是在追求新闻执政过程中寻求公众认同的体现, 在认同的意义共通领域建立对话。

二、事实维度:制度快速演进与个案考察

(一) 新闻发布制度化建设沿革

在中国整个压缩的现代化包裹中, 现代新闻发布制度的生成历程被大大压缩了, 西方国家用一百多年走过信息公开的历史, 不少国家和地区早就以法或其他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 我国制定信息公开条例的时间不仅落后于欧美国家, 比亚洲的日韩也晚了10多年之久。

无论如何, 我国还是以法规的形式将信息公开明文确定下来, 由于具体国情不同, 不能一味指责我国信息公开法治的落后性, 而是要分析制度背后的时代语境。现代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于外是由于我国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 并坚持“开放的持续推进, 扩大发展的新空间”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 于内是由于不断寻求科学民主决策、不断改进执政方式的内在逻辑, 在这双重力量的推动下, 再加上“非典”事件的直接刺激, 使得包括新闻发言人在内的现代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的建设成为可能。以2003年为起点, 此后的每届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官方文件中, 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制度都成为热门词汇, 有关新闻发布制度化建设的基本精神和脉络清晰可见。

(二) 国新办的新闻发布形态

国新办作为我国新闻发布体系中最高的新闻发布平台, 更是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 因此从对它的研究可以窥见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化建设的一般思路与整体特征。笔者将2003年以来国新办平台的新闻发布活动做了全样本分析, 考虑到样本的易得性和有效性, 笔者最终以中国网的数据为准, 获得样本数为647。

1. 发布主体与数量

虽然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 但由于职位性缘故, 新闻发言人并不是国新办新闻发布的主体, 在647场的新闻发布会中, 有发言人出席的总共176场, 占总数的27%, 两位发布者出席发布会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侧重多人联合发布是国新办新闻发布的特点之一, 另外就整体发布场次数量而言, 新闻发布策划数量已渐趋稳定, 数量保持在每年60场左右, 定量发布逐渐成为常态。

2. 发布形式

在塑造阳光政府形象的过程中, 国新办的发布议题十分丰富, 关涉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不但包含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等的宏观议题, 也有就当前热点事件的分析解读, 目前新闻活动形式主要有专场新闻发布、吹风会以及集体采访, 这三种形式中又主要以新闻发布会形式为多, 但是其策划组织新闻发布活动的形式也渐趋多样化, 除了常规的搭台发布外, 以2004年年底首次做年度总结为标志, 国新办开始注重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方面的策划自主发布, 另外选取某主题进行连续信息发布的系列模式也逐渐成熟。

3. 发布议题类型

笔者将发布内容的一级议题分为常规议题和突发议题, 两类议题下又可细分为八小类。笔者通过考察认为, 国新办平台上的新闻发布总结汇报性质的议题最多, 为194场, 而且发布内容多以介绍近年或者近期取得的工作成果, 文件数据议题发布场次数量次之, 其中有关白皮书的新闻发布值得注意, 从1991年中国发表第一份白皮书以来, 平均每年都有3至4部白皮书发布。白皮书的发布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涉及人口、宗教、能源、环境等等, 因此国新办的白皮书发布也是我国有效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议题。

4. 话语的传播者

2003年以来, 有些媒体已成为国新办新闻发布活动的常客, 并成为传播权威声音的渠道。通过分析, 大陆媒体是所有议题参与最为活跃的媒体, 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其中国字号的主流媒体又成为大陆媒体中的主要部分, 内媒在发布会现场保持较高的被点名率, 相比于外媒和港澳台媒体拥有更多的提问权。另外, 发布者和现场记者的问答保持平均7个问题, 发布者与媒体互动最多时, 发布者在90分钟内能够回答15个问题。就本文所考察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来说, 发布主体不仅要面对国字号主流媒体的提问, 也要应对地方都市报、外媒和港澳台等媒体的提问, 不同定位的这些媒体, 问题也多会溢出信息发布者的问题清单, 但是外媒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却有下降的趋势, 并且国际媒体也较少直接引用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其现状为我国未来的有效新闻发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反思制度症结与未来发展思考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本质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 其间作为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非典”, 成为倒逼此制度诞生的重要契机。我国的新闻发布在国家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在努力形塑阳光、民主的政府形象上虽功不可没, 然而这种价值层面的追求在实践中也屡遭瓶颈, 其中因由值得反思。

瓶颈之一:政治话语系统颠覆了传统认知, 价值和事实二分

20世纪以来, 科学话语替代了宣传话语, 这种转换将后者换成了中性的技术话语, 使用传播效果、公关管理等去政治化的科学话语, 我国也赶上了这股潮流, 用信息传播逐渐代替宣传, 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民主政治改革一个必然进步, 它同时标志着中国正在由一体化的宣传观念向社会科学的宣传观念过渡。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 绝非简单地引入一种新的宣传观念, 应当更多地理解为是一种传播理念在我国执政能力建设中脱颖而出, 我们要时刻提防将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视为多了一种宣传的方法。

瓶颈之二:法律体系上的设计缺陷。我国政府在2011年曾正式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但是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专门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法, 仅是一部行政法规, 其法律效力低于配套法律, 当与上位法发生矛盾时, 只能遵从上位法, 不能发挥其政府信息公开基准法律规范的作用。“条例只是一个行政法规, 应该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层级, 提升为法律, 对不公开的情况要标示清楚”, 信息公开流于形式的情况在所难免。

“十八大”后, 新一届政治领导集体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与历届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精神一脉相承的是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 面对新的政治和社会语境, 我们依然面临如何突破新闻发布制度化建设中的瓶颈。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或有裨益:

1.从法治的高度推进新闻发布制度建设

“王勇平”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历史上一个不可抹去的符号, 2011年去职, 即便官方用了“平级调动”的体面说法, 但不可否认其中言论不当的因素, 事过四年之久, 媒体和学界也相对理性地开始反思究竟是发言人出了问题还是新闻发布制度出了问题。“要想获得公正, 就必须首先获得中立而无偏私的权威, 而法律就是一种中立而无偏私的权威。”至今, 发言人在人们的视野已经降温, “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的现象依然严重, 然而新闻发布制度依然需要坚持下去, 制度的保障归根到底还要从法律角度来认识, 因此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 从法的高度赋予政府信息公开权利与义务成为当务之急。

2.完善党政军三者联动的新闻发布体系

结合国新办的新闻发布议题来看, 十余年的新闻发布以政务公开为首要内容, 然而期间军务、党务在明确建立专职新闻发言人之前, 早已参与到国新办发布活动中, 这也表明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 全覆盖构成理念在最高国家新闻发布平台上的实践。继政务信息公开常态化后, 党和军队的发言人纷纷走上国新办发布平台, 这标志着我国新闻发布“三者联动”有机格局已初步形成。目前来看, 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已逐步进入成熟阶段, 党委新闻发布工作虽起步较晚, 但开始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军队的新闻发布工作已取得一定成绩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 但在新闻发布的整体制度性建设和新闻发布内容与形式上仍需进一步探索。

3.注重监测—策划—传播—评估整体流程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 不管是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还是常规发布, 都应当将舆情监测作为首要环节, 这是发布主体制定新闻发布活动的基础,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 任何一个新闻都有可能在网络上发生舆论地震, 把握时机及时回应舆论关切是完整新闻发布的切入口。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多渠道听取发布策划建议, 能够拓宽发布活动思路, 例如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活动, 就拥有复旦和清华两个常设新闻评估组, 不仅在日常发布活动会听取意见, 而且每逢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新闻评估组也会及时将舆情和传播效果评估及时反馈, 使新闻发布成为一个有机的动态链条。

参考文献

[1]See A.M.Lee, The Fine Art of Propaganda, Internation-a引l Society for General Semantics, San Francisco, 1979, p.4.转胡百精, 危机传播管理[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p.23.

[2]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者, 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J], 新闻记, 2005.1.

[3]刘海龙著, 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赵2013, p235.

[4]丽、杜晓等,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年[EBOL], 法制日报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12-31/3573656李_4.shtm京

[5]丹丹, 政府信息公开晒问题多数“笼统”[EB/OL], 新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4/04/01/311413.html京

传播价值分析 篇6

跆拳道运动的技战术目标核心是“迅速、有力、准确”, 这也符合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环境下对高素质人才应当具备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近几年, 在以韩国为首的亚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已经把跆拳道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充分的渗透到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中来, 不仅传播这种武道的文化与精神, 也将该项运动普及化、产业化发展。可以说, 跆拳道运动的飞速发展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在韩国, 跆拳道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中国人喜欢乒乓球运动一样, 韩国队体育运动是非常重视的, 比如跆拳道项目在韩国基本是一项群众性比较普及的的运动, 就像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运动一样几乎在大街小巷, 各类人群都爱好。而且, 在韩国从中小学校就已经把跆拳道作为一门常规的课程全面开展, 这中氛围不仅使跆拳道运动普及化发展, 也为该国的竞技运动培养和发现后备人才提供了坚定的基础。

1、跆拳道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跆拳道古称跆跟、花郎道, 最早起源于古代朝鲜的民间武艺。《帝王韵记》一书中有记载着跆拳道活动的相关内容。在古代王朝时代, 跆拳道运动主要盛行于军队和武士, 其有该项记载的作品就有《武艺图谱通志》等。经过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后一段特殊历史的变革, 跆拳道运动在朝鲜境内销声匿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自卫术的兴起, 跆拳道运动开始逐步复兴, 形成了现在的跆拳道体系。韩国于1961年就出现了唐手道, 这可以说是跆拳道的前身, 后演化为跆拳道运动, 并正式成立了跆拳道协会, 并成为全国性的大型比赛的正式竞赛项目。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跆拳道组织———国际跆拳道联盟于1966年成立, 并于1973年5月在汉城成立了世界跆拳道联合会, 随后“世界跆拳道协会”成立。1975年国际体育联合会吸纳“世界跆拳道联合会” (简称世界跆联) 成为正式会员。直到19世纪末期, 跆联得到了国际奥委会正式认可, 跆拳道运动逐渐走进了奥运事业。时代是不断变化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的, 跆拳道运动也在不断地发展延伸下去。到今天, 世界各国都已经创建了自己的跆拳道协会、跆拳道俱乐部、跆拳道学校等。

跆拳道运动传入中国比较晚, 直到1992年10月7日, 经原国家体委综合司、国际司会签及袁伟民同志批准, 中国跆拳道筹备小组正式成立, 跆拳道运动逐渐开始在我国发展起来。早期, 由于人才的匮乏和缺乏经验, 发展较为缓慢。经过近10年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的努力和经验积累, 中国的跆拳道竞技运动在国际重要赛事中共取得过1个奥运会冠军、7个世界冠军, 夺得数十枚奖牌, 并于2003年获得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随后, 全国上下刮起了一阵“台跆风”, 不断发掘跆拳道在国内的发展的巨大潜力, 这也推进了该项运动在国内的快速发展。

2、跆拳道运动在我国发展的价值研究

跆拳道运动可明显改善机体功能状态, 除了在精神层面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礼仪习惯, 促进心理健康, 尤其是有助于提高参加者的柔韧、力量、速度、耐力和灵敏等身体素质适合在普通学校中进一步推广。由于该项运动在精神与物质层面都极具推广价值, 目前在中国, 中小学生已经普遍参加跆拳道运动的兴趣班、训练班。全国各大高校也陆续对大学生开设了跆拳道选项课、提高班, 并成立了俱乐部、校队等形式培养高水平人才。跆拳道运动在我国发展的主要价值及功能有:传播武道精神文化的正能量, 有助于帮助青年人认清历史使命担起重任;促进武术文化发展的国际化、多样化、交叉学科, 提升文化的社会地位, 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丰富校园育人的人文环境, 构建“和谐、友爱、积极进取”的校园文化, 培育高素质人才;强身健体, 提高整体国民身体素质;促进体育运动项目的多样化发展, 满足不同层次的体育锻炼需求;激发爱好者的学习兴趣, 为培养后备竞技人才奠定基础。

摘要：跆拳道运动所特有的“激发国民精神、倡导顽强拼搏”精神与作风成为许多国家弘扬和发展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重要载体。跆拳道运动具有很强的搏击性, 要求参与者具备勇猛善战、敢打敢拼的素质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但在双方激烈的实战过程中又非常讲究礼仪修养和完美的人格, 可以说很好的培养了练习者和观赏者言行举止和道德品质。

关键词：跆拳道运动,发展与传播,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奇.跆拳道简史初探[J].四川体育科学, 1998 (03) .

[2]刘志成.跆拳道的起源与发展[J].赤峰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0 (06) .

[3]董文金.跆拳道运动员的素质练习与康复方法[J].山西体育科技, 2005.8 (3) .

[4]唐金勇.跆拳道技术动作学习过程的研究[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研究生论文专刊, 2006 (6) .

[5]王燕军, 刘传信.浅析跆拳道运动风靡世界的原因及发展趋势[J].吉林体育学院报.2003.

[6]岳维传.中国跆拳道[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2001 (1) .

[7]王智慧.现代跆拳道运动教学与训练[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8]刘卫军.女子跆拳道高级教程[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1.

[9]黄腊梅, 刘重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跆拳道[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2 (03) .

[10]曾庆国, 张玉妹等.跆拳道[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8.

传播价值分析 篇7

在全球化与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 本土特色逐渐同化, 各区域文化逐渐走向同一, 地域文化面临着危机。作为湖南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 《潇湘晨报》创办的《湖湘地理》周刊, 着眼于宣扬和保护湖湘文化, 通过对湖湘地理景观的书写、对地方文化的传播、对地方生活方式的描述, 来反映湖湘文化的特色, 增强人们对湖湘本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一、地方景观书写

地方景观分为地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随着时代变迁, 各种人文因素的加入, 也往往会演变成人文地理景观。不同地区的地理景观, 往往有着明显差异。不仅自然景观迥异, 各地的房屋建筑, 人们的衣着服饰、饮食习俗, 以及出行、娱乐、健身方式等也各有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地方媒体的传播, 再现地方景观的自然人文之美, 增加人们对地方景观的认知, 同时也有利于地方景观的保护。

湖南三湘四水, 灵动多彩, 自然景观多而秀美。从古至今, 湖湘山水养育着一代代湖湘人。独特的地方景观与独特文化的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湖湘文化。因此, 独特的地理景观是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湖湘地理》通过对老街道、老建筑、自然风光等景观进行再现与描述, 体现强烈的地方特色和城市文化, 增强人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和地方认同感。

周刊2012年7月16日的《湘西小溪, 40万亩植物小王国》一文, 对湘西小溪有着详细描述:“车与人俱少, 山道上, 一不小心就会轧到蛇。3.7米深的潭清澈见底, 游弋着‘泉鱼子’, 蹲到水中, 会有洋角鱼围着你啃。跟蜻蜓长得很像的‘斗娘’, 你伸个手指在空中, 就可能飞过来停驻在你指尖……”作者用朴实的语言写出小溪的原生态之美, 让人有回溯“世外桃源”的感觉。

在“岳麓书院八景”专题中, 作者对柳塘烟晓等的详细介绍, 不仅体现了自然之美, 还有着悠久的历史价值, 展现其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融合。在“寻访古潇湘八景”专题中, 逐期报道了潇湘夜雨、平沙落雁、山市晴岚、江天暮雪、远浦归帆、渔村夕照等景观, 既有对自然之美的描述, 也夹杂着古代名人诗文、民间传说等的引用, 体现自然与人文交融之美。

《湖湘地理》除了关注自然景观外, 还对老街道、老建筑等具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予以报道。如《东鱼塘街:如今因拆迁成基地, 缘由十六七条小街巷》一文中, 作者回忆了童年在东鱼塘街的往事, 描述了原东鱼塘街的面貌:四通八达的街巷、各式各样的店面、热闹非凡的街道生活, 给人以一种沧桑和人情之美。当历经上百年且被认为不具备文物保护价值的市井街巷民居, 被功能齐全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时, 作者表现出一种对老街道消逝的惋惜和怀旧之情。对老建筑的一系列报道, 有利于人们建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报道所反映的古老人文景观逐渐消失的问题, 使得人们认识到保护老建筑就是在保护传统、历史和地方特色。

二、地方文化传播

地域文化是打上了地域烙印的独特文化, 表现出一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特色。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 又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苗蛮文化、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这副对联形象揭示了湖湘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进程。湖南三湘四水, 闭塞的地理环境以及环境的艰苦, 形成了湖南人独立思考、刚烈、敢死、霸蛮的个性, 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 又保有一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 浩然独立、海纳百川的创新与开放精神, 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地方媒体是地方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湖湘地理》重视对湖湘文化的传播, 通过追踪报道湖南被人淡忘的、没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民俗风情等人文历史, 营造湖湘文化底蕴, 寻找湖南的根, 激发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而重拾被人遗忘的、没落的人文历史, 也有利于湖湘文化的传承, 有利于湖湘精神的发扬。

2012年1月3日的《唐群英:在国民党大会上掌掴宋教仁又给他写了最长的一篇祭文》一文, 描述了同盟会第一女会员、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唐群英的一系列英雄事迹。报道描绘出一个聪慧勇敢、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的英雄形象。如对彭劢将军等抗战英雄的报道, 展现出热爱祖国、敢于抗争、卓励敢死、“霸蛮”的湖湘精神。

地方媒体是地方传统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和传承有着重要作用。“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传统文化中, 民俗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遗产。”民俗风情、民族传统的传播与传承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地方认同感。《湖湘地理》在民俗方面做了大量报道, 通过不断追踪、搜寻各种民俗来展现民俗风情之美, 同时呼吁人们重视对各种民俗传统的保护和传承。如2012年2月14日的《会同舞龙:一个湘西南县份的舞龙民俗现状考察》中, 记者在龙年春节去会同县走亲访友偶遇一次舞龙狂欢活动, 便对当地这一民俗进行了深入考察, 既记录了大年期间舞龙的热闹场面, 展现出侗族龙特有的柔和美, 又报道了会同舞龙的独特形式以及龙的做法, 体现了会同舞龙这一民俗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 还报道了会同舞龙的传承面临的问题, 呼吁人们对民俗的关注和传承。

三、再现地方生活方式

每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发展程度不同, 历史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也有差异, 直接导致地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各地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既映衬着世界多姿多彩, 也反射出人们对地方的认同。地方媒体对地方生活方式的再现, 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地域归属感。

《湖湘地理》开设的微观版, 稿件来源于普通民众, 他们用平淡朴实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回忆着自己与城市的点点滴滴, 感受着城市的变化, 表达出普通人的城市记忆和生活体验。如2013年3月19日的《我不了解化龙池过去的几百年, 却从头到尾看她由一个典型的长沙生活区变成酒吧街》一文中, 作者回忆三十多年前的化龙池, 彰显生活的气息, 充满韵致与活力, 是烟火人间:“南起大古道街, 北止织屐街, 横平竖直铺着丁字湾购来的上等麻石”,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走进整改过的老街时她展露出的那种韵致:房屋栉比, 路面平整”。在变成一条酒吧街的今天, 这条街已面目全非, “扭头望向窗外, 昔日光可鉴人的石板路上, 染得无数片擦洗不掉的污渍;每一栋精心修整的老房子, 都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城市的变迁背后是普通人的心理变化, 对街区昔日的美好回忆和对日新月异的今天的叹息。

在微观版上, 普通民众诉说着自己与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故事、情感, 拉拢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距离, 彰显着对自己本土文化的喜爱, 加强了自己与本土的联系, 有利于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

四、地域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

近年来, 国内报刊涌现了一批宣扬本土文化的版面或栏目, 这些专版专栏对本土文化的传播, 树立了良好的本土形象。《湖湘地理》周刊的策划主要以本土题材或本土文化为着眼点, 探索“家园”的美, 追溯“家园”的历史文化, 关注“家园”的问题, 让人们更好、更全面地认识湖湘文化, 重拾文化记忆, 也能让失真的、扭曲的历史得以纠正, 让湖湘文化在湖南人中得以传承。

在地域文化传播中, 文化记忆得以延续, 人们的怀旧情结得以释放和实现。快速的现当代都市生活容易使人们感到焦虑和困惑, 面对这种无根漂浮的状态, 人们迫切地转向记忆寻找安抚和平衡。地方文化专版专栏通过对本地历史文化、旧人旧事的追溯, 并与当代现实相联系, 实现对文化记忆的延续和传承。《湖湘地理》对“家园”美和忧的追溯, 对几近消失的历史文化的探访, 唤醒了人们封尘的记忆, 为人们的怀旧提供了一个空间。借助读者来信、微博等互动方式, 报纸还可以让读者参与进来, 讲述他们自己的记忆和故事, 使人们的怀旧情结得到释放和实现。因此, 地域文化专版专刊的传播, 激发了人们的本土自豪感和认同, 使之更加重视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摘要：报刊专版专栏在地域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潇湘晨报·湖湘地理》专刊通过对湖湘地理景观的书写、对地方文化的传播、对地方生活方式的描述, 来反映湖湘文化的特色, 增强人们的本土归属感和认同感。

关键词：湖湘文化传播,湖湘地理,传播策略,传播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娟.当代媒介文化视野下的地域文化传播与话语建构[J].广西社会科学, 2012 (1) .

[2]雷国珍.湖湘文化及其现代意义[J].新湘评论, 2008 (4) .

传播价值分析 篇8

一、真实记录尖锐矛盾所展现的社会价值

《中国市长》将镜头对准被誉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历史文化古城——大同,在现代化今天的重塑和再造。拆迁问题一直是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乃至世界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首先,该片在选题上就具有非常高的社会价值。关注棚户区拆迁改造,关注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百姓,关注看似挥斥方遒的市长背后的辛酸,通过不同视角、多个层面立体展现城市拆迁中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其次,《中国市长》通过对这些既有共性也有特性的困难的记录和再现,非常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城市拆迁过程,各种矛盾都被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最后,通过跨越体制内外的视角展现社会的尖锐矛盾,让观众有了更多的思考,也让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两个迥异的阶层有了相互理解和换位思考的可能。

在本片中可以发现,在城市拆迁的过程中有着非常多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城市规划与城市基建问题;拆迁安置问题;征地补偿标准问题;工程质量与工期控制问题;文物保护与文物造假问题以及招商引资与城市转型问题;等等。在片中,有些矛盾是官民激烈对抗,如由于征地补偿标准问题而引发的强拆、斗殴、死伤等;有些矛盾则是相对缓和,如城市转型和文物保护等;还有一些矛盾是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对立,如文物的保护性开发和文物造假问题等。

在该片中,首次出现社区办公室主任曹在劝阻棚户区居民搬迁时,两方的谈话就以失败告终。到影片再次出现棚户区场景时,已经是强制拆迁的现场。棚户区居民自行组织起来,有的坐在地上阻止施工,有的站在压路机前面阻止其前进,而后的场景更是官民激烈对抗的高潮。拆迁办、城管、公安等政府部门联合强制拆迁,影片虽然没有直接展示强拆的全过程,但可以从一位目睹强拆全过程的被拆迁户的采访中再现当时的场景。片中这位女士痛斥政府和城管的强拆行为,说自己的弟弟用自残的行为来表达对拆迁的不满,并表示如果政府再咄咄逼人就也用相同的手段死给政府看,强烈地表达对政府强拆的不满。之后的场景也有涉及对于政府强拆的控诉,一位拆迁户表示自己和姐姐被多人轮番殴打,以至于自己姐姐失禁等都非常真实地记录了由于政府强拆而引发的社会动乱。

片中所呈现的矛盾不仅仅限于官民之间的矛盾,还有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对立。就像片中出现的新建宏伟的古城,用耿彦波自己的话说:“我没有在单打一个,我是文化牌、崭新路、特色城三位一体。大同将来的文化产业要站起来,将来肯定是要在文化方面大做文章的,最具有的就是传统文化。”但就是在所谓的文物保护性开发的时候,到底是如何保护、如何开发才能最大限度地传承这些古遗迹、古文物,专家和老百姓有着不同的看法。就像片中采访的群众说的那样,“那城墙又能给修几个钱回来?像这样的城墙,一百年以后中国全成了文物,遍地都是,真的!全国现在都在搞这个,都是赝品!”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对立在本片中虽然只是偶有涉及,但这种矛盾却决定着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也是古城是否能够真正复兴的关键所在。在这场造城运动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但导演周浩用不忌讳、不回避的态度和真实的纪实手法以及平视社会人生的视角呈现造城运动中的各种尖锐矛盾,再次体现本片的社会价值。

二、意识形态下“形象化政论”与“软宣传”导向的不同

纪录片自诞生之日起,就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它忠实地记录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里,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关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纪录片与政治生活的相互影响中,“形象化政论”这一创作理念在我国初期的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通过教化与指导直接服务于政治,以宣传口径直接决定传播内容。但在实践中,这种源于苏联的纪录片宣传模式的弊病日益显现,已经愈发地不适应21世纪的今天。与“形象化政论”不同的是,本片自始至终都没有歌功颂德式的赞扬与褒奖,而是借他人之口从侧面反映“城建市长”耿彦波的功绩。

导演将本片主角耿彦波塑造为一位非典型官员,他争议不断但深得民心,安贫乐道却又励精图治,这是这部片子对于耿市长这个角色的整体塑造。首先,在市长和官员视察拆迁安置小区的时候,片中一位中年男子略显激动地说道:“耿市长我刚才有点激动,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对市长说,大同市这是第一任,第一个好市长!”紧接着就是市长在会议上直面批评不作为官员的画面——“拆迁和安置两个大事,怎么一件都办不好!你这是失职啊,赶紧写辞职报告,赶紧换个能办事的人。我给你说呢,你这么个态度不行的!我现在都很不高兴,让你上来就拿掉你啊!大同是需要干活的,不是需要什么官!”最后,出境的是在善化寺前交谈的老百姓,“我听说朝鲜一个月一个人才供应9颗鸡蛋,中国共产党你真不能太苛责,这么多人,真是很难养活。你吃共产党的,穿共产党的,你有什么理由去骂他”?通过导演给我们展示三组不同角度的叙述,很巧妙地达到了借他人之言表自己之意的目的。纪录片天然所具备的意识形态性和影响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但片中最为高明的手法莫过于采用跟拍、偷拍的手法记录耿彦波与妻子的对话,妻子在电梯说道:“我都快气得跳楼了!天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了,天天这样,你让不让我活了?”之后的场景也是妻子抱怨丈夫每天每夜不辞劳苦的工作,没有做到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责任。相信看到这里,观众们都会发自内心地心疼这位传统语境中所谓的好官,同时导演也非常成功地树立起一个在普通大众眼中“舍小家,为大家”的正面形象。

政治影响在本片中有着非常清楚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对于纪录片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控制和操纵信息、态度和情绪等而间接地发挥作用。流向公众的信息就是对其观点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1。这种间接的权力要求纪录片传播的信息、态度、情绪等服务于政府,从而起到文化整合以及教化社会的作用。但这种“软宣传”和“软教化”的舆论导向和“形象化政论”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可以在纪实的基础上选择、运用情节化的叙事手法,更好地刻画争议漩涡中的人物形象,也更能够深入人心地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而后者却不能。

三、监督、批判与改良——纪录片政治的双重性

纪录片天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甚至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看影视艺术,也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它总会不断地试图引导舆论、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纪录片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它对社会历史承担起道德甚至政治导向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监督社会利益团体、批评社会主流意识和改良社会风气。恰恰和我们传统认知不同的是,纪录片所具有的社会监督功能就要求纪录片可以对现行政治体系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由于影视媒介隶属于大众传播媒介,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都是非常广泛的,对于监督社会、健全社会有着比较良好的效果。

片中在善化寺前,在关于强拆的讨论中,一群百姓群情激昂地说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政府,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反倒欺负开老百姓了!你搬不搬?不搬我就砸你!谁给你权利打老百姓了?哪一部法律说,老百姓不搬家,给我打!哪有这样的国家?”在这段记录中,导演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展现老百姓关于强拆的强烈不满,就是要借民众之口警示政府办事的手段,就是要借助自己大众媒介的舆论影响来批判、监督政府,促使其自我完善。另一组极具张力和讽刺性的镜头更突显了纪录片的社会批判和监督功能。纵观以上两个大方面,纪录片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且也具有监督、批判社会的功能,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批判的力度是要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允许的范围内,其意图是改良社会而非颠覆、推翻现有政权。这一正一反的两种政治作用,都能够起到维护既定政治制度的作用。导演周浩巧妙地平衡两者之间关系,使之相辅相成,也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时代在不断前进,现代化、城市化是我国必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伴随着诸多阵痛,城市拆迁可能是阵痛中最受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导演周浩通过纪录片这种具有纪实美学风格的作品,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态度真实记录中国社会中盘根交错的利益矛盾,让受众产生了感同身受的认同感,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传播价值。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2]史可扬.影视传播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3]周浩.纪录片是我和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J].中国新闻周刊,2015.

[4]何映宇.“大同模式”双声道[J].新民周刊,2013(10):72-74.

[5]潘则福.耿彦波的城建政治[J].廉政瞭望,2011(10):30-33.

传播价值分析 篇9

关键词：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融合；大学生价值观

大众传播在传播的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上无可比拟，但是人际传播在互动性和劝服性上优于大众传播，二者的结合是实现较好传播效果的需要。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合为大众传媒，会导致大学生群体经受着强烈的冲击，也在思想上有了巨大的转变，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

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定义与融合

人际传播与人内传播的最显著区别就是传播者打破了只面对档案进行信息传播的空间，将档案信息传播互动放在两个主体之间，具有自主性、民主性和自发性，是目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主要有正式的及非正式的，两种拥有同样的传播动机和目的，即准确获取对方主体给自己传达的信息，通过接收信息分析环境，对自己的行为及时做出调整。

从定义上来说，大众传播主要表现为在特定范围内的，能够在短时间内确保元素传播的传播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大众的传播意识，另一方面传播渠道相对单一；人际传播通常为一对一。两者的共同点表现为信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完成，在两种相互融合的话语体系下，参与的主体才可以实现对流传播。

从功能上来看，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同样具有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特点，大众传播一方面弥补了人际传播的不足，同时扩展了其传播渠道。与此同时，人际传播加强了大众传播的成效与传播力度，促使传统的单一渠道变成多元渠道，实现了受众与传播者随时随地的信息互动与传播。

二、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特点与影响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积极融合，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融合程度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文化逐步形成，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为社会各领域带来了不良影响。

分析当前二者融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文化的多样性。第二，文化的流动性。第三，文化的商品性。首先，人际传播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开始考虑文化所处的环境及文化传播的整体环境，更多年轻人的出现与参与促使人际传播逐步向着大众传播转变，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主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体系，社会精神娱乐文明更加显著。但是，这种融合也造成文化层次逐步下降。

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趋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有人对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做出这样的解释，即它是超脱于传统的媒体模式，具有创新理念，是一种新的媒介主体。随着网络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得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在传播各种信息的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文化冲突正在加剧。在信息社会里，大众传媒环境的繁荣使大学生呈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理性精神，他们不崇拜权威，不一味顺从长辈，不循规蹈矩，他们崇尚自主自立，相信自己的选择，“我就是我”成为现代大学生的生活逻辑。目前，渗透到校园中的大众传媒对世俗文化的宣传使当代大学生的审美情趣走向发生改变，新媒体时代的多元信息促使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社会观和恋爱观都呈现出世俗化和现实化的色彩。

2.大学生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导致大众文化更加娱乐化和多样化，当今大学生的生活中获取文化的渠道千变万化，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随之根据不同的爱好取向，以多元、多变和多样的形式“占领”他们的思想。最典型的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等成为大学生思想的一部分。

3.文化多元化的产生与影响。众所周知，网络的流行进一步加快了文化元素的交融与流动，一些网络微电影、广告、网络平台娱乐节目、流行舞蹈等，为许多年轻人带来了精神空间。尤其是大学生，正处在价值观、世界观等不稳定的情况下，思想还未成熟，容易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误导其价值观。

四、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合下培养大学生价值观的对策

综上所述，随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体时代的到来，诸多社交软件层出不穷，大众内容传播并不再是简单地单向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大学生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新媒体时代，丰富多彩的媒体形势已经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学习方式以及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清楚了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教师要对大学生当前的身心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要对其所在文化环境进行实地了解，清楚其文化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师应结合当前大众文化发展趋势，充分合理地运用文化的正面影响，以及合理的手段与方式来维护学生的尊严，扭转其错误的价值观、世界观等，推动大学生积极参与到正确文化宣传及传播过程中，使其形成正确的文化道德观念。

2.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当前大学生周边娱乐环境太复杂，尤其是网络渠道。对此，笔者认为需要成立专门的大学生文化协会，有组织、有系统地为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组织各种实践活动，进一步将正确的大众文化融入当前的大学生校园文化中，帮助大学生辨别是非，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3.借助多媒体，给大学生提供自由交流的平台。高校管理部门或者思政教育者可首先播放社会热门视频短片，时长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并向大学生介绍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基本过程，然后就此事件进行分析，介绍事件的影响和发展趋势。大学生在教育者的解说下能更全面、客观和理智地了解媒体传播的价值观，防止因为不了解事件真相而导致大学生产生偏激观点。

五、结束语

随着全球化势态的逐步深入和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全球思想文化交流、碰撞，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和复杂信息通过人际传播被大学生接收，日益渗透到大学校园，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

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对于大学生来说有利有弊，必须要加强和改善新媒体时期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还要树立一种新的传播理念，对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帮助他们提高道德素养及自我判断力。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3]张琦.试论人际传播与大众媒介的融合互动关系及其新时代特征[J].传播与版权，2013（6）.

[4]林昇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J].中国传媒科技，2012（20）.

[5]覃宁.浅析人际传播在网络中的影响[J].新世纪论丛，2006（1）.

传播价值分析 篇10

作为当代中国最为主流的社会价值标准,青年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研究必须从个体认同出发,同时关注群体认同的宏观层面,这就必须借助于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为此,本研究通过采用CATI系统进行了相关调查。根据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内涵,问卷分为五个部分:基本情况、核心价值观整体层面、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2015年8月,研究者从H省某高校学生中随机抽取2812名学生作为调查样本,样本涵盖该校理工、文史、艺术、医学四大学科,且在年级、性别上的分布基本均衡。通过CATI系统,研究者对样本学生进行了一次性随机访问,成功电话访问了485人,有效访问率为17.25%。本次调查呈现了一幅当代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图景,调查结果显示,当代青年虽普遍了解、接受核心价值观,但在认知、态度、行为三个层面仍存在困境。

1 认知困境:普遍接受核心价值观,但缺乏深度了解

青年对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认知是其内化与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调查结果表明,当下的青年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呈现出低层次与不均衡的特点。整体来看,75.46%的样本知道核心价值观整体层面的内容,但其中仅有25.15%的样本对其内涵有全面的认知。对核心价值观各个具体层面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知道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内容的样本分别占71.34%、67.63%、75.46%,但全面认知各个层面内涵的样本分别为21.44%、23.92%、29.07%。这说明在国家、社会和高校合力倡导下,大学生普遍对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产生了一定的认知,但尚未完全掌握其内涵,大多仍然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的状态,缺乏深度认知和领会。同时,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既有的认知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性,29.07%的受访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内容和内涵有较为全面的认知,这一比例要明显高于国家层面全面认知的比例(21.44%)。

认知层面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式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们接触、了解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途径非常多样,包括课堂传授(77.94%)、网络媒体(77.73%)、电视或广播(73.40%)、户外宣传栏(70.10%)、党员团干培训(62.47%)、书刊杂志(55.46%)等,其中,课堂传授和网络媒体是最主要的两种途径。显然,高校教育和媒体引导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方式。但是,多元的传播途径并未取得与之相应的传播效果。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被纳入思政教育的体系中,但繁杂艰涩的思政教育内容、宣传灌输式的教育模式以及单一呆板的传播载体,忽视了当代大学生的认知规律,致使高校培育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往往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此外,网络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僵化的思政教育的缺点,但移动化、碎片化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显然也不利于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深入认知。

2 态度困境: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分歧冲突明显

态度是个体能清晰意识到的一种价值选择,是一种外显认同,更是当代青年是否能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内隐认同的关键。调查显示,76.08%的样本对中国GDP增速提高和国际地位逐步提高持肯定态度,18.56%的样本则认为这是主流媒体宣传的结果,中国离大国还很远。81.85%的样本认为冤假错案的平反和重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7.01%的样本则持有相反的态度。“因为钓鱼岛问题出现的国人打砸日系车辆的事件,是不是爱国”的调查,得到了受访者高度热烈的回应,72.78%的样本认为这是不理性的爱国行为,24.12%的样本认为这不是爱国行为,但仍有1.44%的样本认为这是正确的爱国行为。这说明在态度层面,大学生基本接受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但群体内部仍存在多元的价值取向,表现为调查中的意见分歧和矛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内部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消极政治参与态度,5.36%的样本认为中国GDP增速提高及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与自己关系不大;11.13%的样本不关心冤假错案的平反和重审;1.65%的样本对于打砸日系车辆的事件无看法。

显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多元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受此影响,青年们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甚至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政治冷漠现象。因而,进一步整合多元的价值观念、稳固和深化既有认同,对青年群体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3 行为困境:基本践行核心价值观,但缺乏主观能动性

青年人全面接受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倡导、媒介建构以及学校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调查显示,在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践行上,大学生表现出了高度认同,90.52%的受访者在坐投币公交车时从未逃过票,仅有0.21%的受访者经常逃票。62.06%的大学生在公交车上每次都会为老弱病残让座,36.91%的大学生偶尔不会让座,经常不让座的样本仅为1.03%,从来不让座的样本为0。82.27%的受访者会认真完成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任务,完不成的比例为0.21%。但是,结合其对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全面认知表现出的较低比例,这些数据更大可能是出于大学生的无意识选择,而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果。

而在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受访者虽然大多基本践行,但缺乏主观能动性。比如,88.24%的大学生会关注每年的两会新闻,其中有16.49%的大学生是主动了解、非常关心,21.03%的大学生是出于专业需要、还算关心,50.72%的大学生是因为很多媒体报道才关心。95.67%的大学生会参与普法活动,其中有12.99%的大学生会主动组织并参与,58.97%的大学生不会组织、但会参与,23.71%的大学生不抵触也不参加。值得关注的是,内部因子对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观能动性产生了影响。调查显示,在所有主动了解、非常关心两会新闻的大学生中,78.75%的样本具有学生干部身份,在所有主动组织并参与普法宣传活动的大学生中,80.95%的样本具有学生干部身份。由此可见,学生干部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表现出了更高的积极性。但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在所有具有学生干部身份的受访者中,积极关注、非常关心两会新闻的仅占20.13%,主动组织并参与普法宣传活动的仅有16.29%。这表明,即使是学生干部群体,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比例也相当有限。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而大学生又是当代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在及未来整个社会一段时间内的价值取向。通过对H省某高校的实证调研,我们发现大学生虽然对核心价值现形成了初步的社会认同,但其在具体的认知、态度和践行方面,仍存在三大困境:普遍接受核心价值观,但缺乏深度了解;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分歧冲突明显;基本践行核心价值观,但缺乏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