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共5篇）
早期文学 篇1
二十世纪在文学上是一个多种流派思潮并存的多元化时代, 后期浪漫派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下出现的特定流派, 是在国家危难时期以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参与到战争与运动中的一个群体, 他们文学作品创作与时代主流保持着复杂的关系。本文以徐訏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来具体分析这种与时代主流保持的亲近和疏离。
一.徐訏前期的创作 (1932-1937) ———左翼文学特征明显, 向时代主导文学靠近。
徐訏从1932年创作小说开始到抗战爆发前创作《鬼恋》这段时期, 与时代的主导文学保持的是一种亲和的关系。徐訏早期的作品中, 左翼文学特征是非常明显的。30年代徐訏的作品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还是与主题的开掘上, 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 都与“左联”的文学倡导有着深刻的联系。他以30年代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为重大背景, 从阶级压迫的角度暴露社会的黑暗, 描写底层人民的挣扎和抗争, 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同时也表达了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
徐訏1931年的戏剧《纠纷》以国民党公安局长治伤求医为线索, 直接表现了阶级斗争的风潮和统治阶级的丑恶。代表反动势力的公安局陈局长因镇压工人暴动被打伤, 他在濒临死亡的辗转呻吟中始终不忘用机枪向工人扫射, 同时还为自己的三妻六妾安排善后。反映阶级斗争现实、突出社会矛盾成为徐訏相当自觉的思想取向。小说《郭庆记》通过洗衣局寡妇及其三个儿子的苦难生活, 控诉社会的黑暗、知识者的冷酷, 同时表现了贫民阶层的反抗精神。《滔滔》这篇小说以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 写进城当奶妈的农村少妇小顺嫂幼稚的梦想及自我身份的最后确认, 作者通过对主人公朦胧阶段意识的觉醒把本来属于城乡对立的素菜转换成表现社会阶级对立的左翼文学主题。写于1935年的戏剧《水中的人们》采用30年代波及全国的特大水灾为题材, 以王乡绅拒绝女仆巧莲回灾区探望家人为线索, 一方面鞭挞了土豪劣绅的冷酷狠毒, 另一方面把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及反抗风潮勾勒出来。在主题选择及表现方法上, 这篇作品与左翼作家丁玲那篇标志着普罗文学重大突破的同类题材小说《水》有着本质的相通。同样以水灾为背景, 无论是写官府的冷酷恶毒和农民的苦难, 还是写群众的觉醒与反抗, 那种反映广阔的现实背景及剧烈的阶级冲突的主题选择都是一致的。写于30年代末的五幕剧《月亮》是徐訏一部有着明显左翼倾向的优秀作品。戏剧以上海“孤岛”为背景, 全面展开对于时代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描绘, 从立意和艺术构思的角度看, 明显受到《子夜》的启发。剧本通过民族资本家李勋位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的矛盾斗争、与工人阶级的对立以及通过其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 全方位地展现30年代末在日本帝国主义渗透下上海“孤岛”的主要社会现实———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及软弱性、工人的罢工风潮以及爱国抗日运动的展开。通过民族资本家李勋位的悲剧命运, 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上海“孤岛”社会的民族与阶级的主要矛盾斗争。《月亮》这种以社会斗争为故事轴心的构思无疑受到《子夜》的影响。以《子夜》为代表的左翼社会剖析文学作品着力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又特别注重人物的经济关系及经济地位的变化。《月亮》的主题建构和人物塑造也以这种社会剖析为依归, 其对左翼文学主潮的呼应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徐訏30年代的文学创作, 其左翼色彩是十分明显的, 与主流文学保持一致, 关注社会现实, 描写重大事件, 揭露阶级矛盾。这些作品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不满与抗议, 显露出作家注视社会现实, 关切人民苦难的人生态度和创作倾向, 创作手法上大体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 尽管这些作品艺术上还比较粗糙、幼稚, 但在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 并与同一时期的民主主义文学的走向一致。
二.徐訏第二阶段的创作 (1937-1949) ———对时代文学的疏离。
徐訏这阶段的创作表现为个人化的对“爱和美”的浪漫主义文学主题的偏爱;对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人性和宇宙的冥想和沉思。与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寄托于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的革命时代的主导性的人生价值不同, 他关注的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生存的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他的创作表现出一种超时代、超功利的, 关注宇宙和人生的永恒真理的神秘主义倾向。与之相对应的时代是一种激进的革命话语, 在抗战文学浪潮压倒一切的时候, 文学创作陷入了单一的话语模式———社会精英意识与功能主义倾向。
《鬼恋》是徐訏的成名作, 发表于1937年1月的《宇宙风》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篇远离现实生活的小说, 恰恰又可以说是对其流行文学话语的解构与回应。与其时代主流文学“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不同, 徐訏在这篇小说里为读者讲述了一段“人”与“鬼”的奇情、奇恋。在一个月光凄绝的冬夜, “我”邂逅了一位全身黑衣, 脸凄白似雪, 并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鬼”的女子。小说在一种舒缓、恬静的叙述中展开, 流动着浓郁的诗情韵致, 给人以悠远、冲淡的感受。在这种浓郁的诗意中, 不管是“我”还是“鬼”都超脱了人间的世俗而被亘古如斯的月夜所净化。然而, 这种极尽幻美的爱, 实则是对现实的诘难。在迷离凄绝的人鬼之恋背后竟是一个“最入世”的女职业革命者理想破灭的故事。“我”的出现唤起了她压抑已久的人性, 于是, 封冻的情感开始复苏。但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 “我”的情感愈浓, “鬼”却愈入矛盾与痛苦。对于“鬼”来说, 一旦放任情感的自然流露, 必将重新回到世俗之中, 难以实现精神的超越, 所以她最终选择了远行, 以斩断心中萌发的俗念。人的不幸来源于希望, 希望把人从生命的寂静中唤醒, 又使他们置身于人生颠簸的大海去追寻光明的彼岸。“鬼”的飘然离去使小说的浪漫情调归于完整, 但却为我们揭示了时代视野所忽略的盲区和残缺:当主流文学还在为某种社会理想狂热高歌、呐喊时, 现实中的人们已经沦为失掉精神与自我的流浪儿。《鬼恋》便是对现实残缺性的否定和沉思。
在他随后的一组小说《阿拉伯海的女神》《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卜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风萧萧》等篇中, 徐訏精心编织着幻梦, 企图冲破现实理念的藩篱, 为柔弱的心灵铸造一个自由的空间。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就是一曲人性的颂歌。为了治疗白蒂的精神病, “我”制造了与她的女仆海兰的假恋情, 以激起白蒂爱人与被爱的欲望, 唤起她失去的人格尊严和生命和意识。在此过程中, 海兰弄假成真, 深深地爱上了“我”, 但为了成全白蒂与“我”的姻缘, 海兰慨然以死相报。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 闪烁着圣洁的人性光辉, 为了爱, 为了所爱者的爱, 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海兰这种崇高的爱净化了白蒂的心灵, 使她毅然投入上帝的怀抱, 用宗教的博爱替代了世俗的狭隘之爱。
《吉卜赛的诱惑》则体现了另一种形态的人性美。吉普赛女郎罗拉不但有海兰那样乐于助人的人性美德, 更为重要的是她那种独立奔放、游离于社会约束、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生活的奔放人性美感化了“我”和潘蕊。在这种人性美面前, “我”的忙碌、追求委实是太渺小了。
《风萧萧》所体现的“其实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不同环境里挣扎奋斗, 为理想、为梦、为信仰、为爱以及为大我小我的生存而已。”“我”同白苹、梅瀛子、海伦之间的感情纠葛, 不是世俗观念中的爱情, 而是介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我”正是怀着对白苹、梅瀛子、海伦三人的深爱与期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使生命在远离喧嚣的终极目标之处找到了归宿, 幻化为一种朦胧的超越和自由状态。
在上述作品中, 徐訏在对人性的严肃审视中实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和批判, 以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与理性的严肃思辨对时代的狂躁和粗放提出了质疑, 与时代主流文学保持着疏离。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鬼才作家”, 纵观他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时代文学主流的亲近与疏离, 由此可以发现他的创作倾向的转变,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他的后续创作。
摘要：抗战时期徐訏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与其时代的主导文学由亲和到疏离的过程。抗战开始之前徐訏的创作左翼文学特征明显, 与时代文学保持着亲近的关系, 受左翼影响比较大。抗战之后, 徐訏的创作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而与时代文学保持着疏离。
关键词：时代主流,亲近,疏离
参考文献
[1]陈旋波.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2]耿传明.轻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早期文学 篇2
【关键词】英国 早期文学 女性命运 悲惨
英国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命运曲折回环，将妇女问题与英国早期的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反映出当时的人类生存状态，通过女性特有的个性特征以及文化身份，来展示广阔的人生经验以及社会背景。本文从英国早期著名文学作品入手，试图分析早期英国文学中女性的悲惨命运的表现以及命运根源。
1英国早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在英国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幸福》中，女主人贝莎给人以幸福的初印象。她和丈夫拥有看似幸福的婚姻生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直到她在一天下午无意中瞥见丈夫和女友的私定幽会，听到丈夫向女友富尔顿倾诉衷肠，看到丈夫真面目的她，幸福感瞬间烟消云散，其情感也在瞬间经历了由喜到悲的转换。文章由贝莎的“心花怒放”开头，以其美好愿望灰飞烟灭做结，真实反映了英国早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幸福感只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之下，潜藏着女性的难言之苦与伤心无奈，传达出现实生活中女性要经受众多的坎坷与磨难。
2女性悲惨命运的教育根源
英国早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有其教育根源。在英国文学巨匠托马斯·哈达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一书中，苔丝的悲惨命运让人唏嘘不已。苔丝坚强、善良、自尊、魅力，尽管遭受了身心的巨大伤害，但依旧勇敢坚强。然而，爱人的背叛与落入坏人魔爪使她最终成为绞刑架之上的杀人犯。这其中苔丝所受的教育对其悲惨命运有着重大影响。
英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国对于妇女存在较为普遍的教育歧视。同工同酬必须以接受同等的教育为前提，但当时的社会现状却无法使女性享受到与男性同等的教育。这也就使得妇女所从事的工作具有较低的技术含量与处于较低的地位。苔丝作为当时的女性代表，由于无法接受同等的教育，地位低下，使其悲惨的命运成为人生的一种必然。除此之外，微薄的收入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其必须接受恶人亚雷克的庇护，这也成为苔丝走向毁灭的最直接原因。
除了同工同酬与社会地位，教育对于英国早期女性的影响还在于思想觉悟的提升。小说中有一段苔丝的控诉，名门小姐们都知道该防备什么以及怎么样去防备，可是自己却没有机会通过读小说来了解男人的诡计。我国也有句古话，叫作“女子无才便是德”，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女子被排除在教育体制之外，导致女性成为男性的奴隶。在传统社会中，女子因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使得思想觉悟较低，苔丝只能抱有对于生活与爱情的幻想而无力改变，使其命运的悲剧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
3女性悲惨命运的自身根源
3.1性格的妥协性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尽管苔丝与克莱尔的爱情传达给读者这样的一个信息：苔丝是个敢于反抗传统、追求幸福的女性，但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影响下，苔丝无法彻底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其性格中仍然存在着落后的思想观念。例如，尽管苔丝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当她听到邻里的非议时，却产生了自己“有罪”的心理，这种心理上的矛盾使她备受折磨。
在她与克莱尔的关系上，其性格上的妥协性也充分显露。她一味地抬高克莱尔，贬低自己，使自己在爱情中处于较为低下的位置。面对克莱尔对她过去的不宽容，她选择了忍受，甚至当遭到抛弃时，仍然放弃抵抗。这种失去尊严的爱也使得苔丝失去了自我。
3.2自我意识的缺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往往是缺乏自我的形象。与其说自我意识是苔丝的性格缺陷，倒不如说这是由于她处于这样的社会，只能将自己置于依附于别人的社会地位之中。她自卑，总是过分考虑别人的感受忽略自己的，因此，苔丝总是受到伤害，被当作男人的玩物，最终酿成了人生的悲剧。
4自我独立与父权制社会的抗衡
在《青草在唱歌》中，主人公玛丽独立工作摆脱父母束缚是她寻找自我的第一个阶段。工作之前，玛丽在经济上依赖于父亲，在精神上受制于母亲，使得她丧失了自我。在玛丽看来，父亲的死标志着父权约束自己的日子结束了，她可以享受随心所欲的独立生活，成为独立自由的女性。但是，玛丽对于自由的追求违背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她对于自我的追求再一次遭受挫折。在这第二段旅程之中，对于婚姻，玛丽十分讨厌，她将婚姻看做是对于女人的惩罚，这违背了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的期望，维护父权的人物变成了玛丽的同事和朋友，在这种环境下，她动摇了自己的决心，甚至认为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开始决定找个男人嫁出去，以摆脱这种困境。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传统女性。她开始试图按照社会的标准生活，但对于接受过自由教育的玛丽而言，这并不容易，因此，她再一次做出了抗争。然而，她的所有抗争总是徒劳的，只是使自己变得麻木。在处理与土著人摩西的关系时，玛丽再一次处在了两种力量之中，她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摩西，又害怕摩西的离开，直到惨遭杀害。玛丽是父权社会中的受害者，其一生都在自我独立与父权社会的较量中挣扎，但她寻找自我的旅程最终失败，命运悲惨，也使女性解放与自由成为空谈。
英国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命运是英国早期社会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在当时的传统社会，女性无力摆脱传统的束缚，难以找到自身在社会之中的位置，使得其命运越发坎坷悲惨。
【参考文献】
[1]张玉华. 简析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读《德伯家的苔丝》有感[J]. 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2（9）：67-68.
[2]李耕. 造成苔丝悲剧的根源浅析[J]. 青年文学家， 2011（9）：51-52.
张承志早期文学作品散论 篇3
一、张承志对精神的“母亲”的情感追寻
在张承志早期的文学作品中, “女性”话语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 他对“女性”话语的叙述是以崇拜对象和“性”禁忌的双重角色描写的。他的如椽大笔下的女性要么是高大、完美的“母亲”形象;要么是无“性”的、付出巨大牺牲而不求回报的女性意象;要么是软弱无力的、借以衬托男性的雄伟和有力而存在的辅助角色。可见, 张承志笔下的女性是一个人格和信仰上普遍意义的“大母神”。所以, 我们说张承志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者是一个无私奉献、没有爱情的崇高母亲, 或者是一个为了理想燃烧了自己的无名英雄, 作品中的“她们”通常就是一个人格的镜像。
1.“母亲”的图腾形象。
张承志的“恋母”情结一开始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就表露无遗了。并且这里的“母亲”形象是以完美、高大的图腾形象存在的, “她”坚韧、宽容、慈爱, 并且具有强大的生殖力, 俨然一个栩栩如生的草原母亲的高大形象。
2. 无“性”的母性写作。
张承志笔下的另一女性话语写作是有意规避女性的生理不洁, 尽管面对残酷的现实表现得无奈和彷徨, 也要努力将其写作成内心无“性”的女子, “性”在张承志那里成了禁忌, 他对他笔下的有不洁和杂质的女子, 采取逃避的办法来表达他的无奈。
3. 女性的辅助角色。
女性作为男性的辅助者而存在, 是张承志女性话语写作的第三种女性存在。在“母亲”的图腾形象和无“性”的女性写作中, 女性是以崇高、完美的母亲形象和把“性”作为禁忌, 特意回避残酷现实的方式书写的。除此之外, 张承志还将他笔下的女子描写成软弱、无力, 并以此衬托男子强悍、勇敢的辅助者的形象。
从“母亲”的图腾形象写作到无“性”的女性写作, 再到“辅助角色”的女性写作, 恰恰表明了张承志开始从“恋母”情节里走出, 寻找他认为的更加强有力的精神的“父”, 即抽象意义上的“民间的父”和“自然的父”。
二、张承志对精神的“父”的情感追寻
1. 走向“成人礼”。
张承志在其早期的文学作品中, 尤其是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 对母亲的歌颂是义无返顾的, 但这些都是感性层面的。后来, 伴随作者创作经验的成熟, 他开始思考他笔下女性角色的理性意义。于是, 所谓的崇高伟大、十全十美的“母亲”形象开始动摇, 他认识到他所表现的草原母亲除了具有博大、宽广的胸怀的同时, 也具有没有知识和文化的无知, 遇到事情表现出无原则的忍辱和退让。
在这种“恋母”情结渐趋渐隐的同时, 张承志对更强有力的精神的“父”的追寻愈来愈烈。他作品中父系的自然神和民间人格神的色彩被一再强化, 并逐渐成为了他心灵深处救赎自我的一个追求, 成了他急切地寻找的一个精神的参照系。《北方的河》可以被看作是他这一追求的成功尝试, 也正是《北方的河》的成功探索, 使张承志完成了由“恋母”到“寻父”的漫长精神之旅, 完成了“成人礼”的洗浴。
2.“硬汉”形象的写作。
与女性话语写作相比, 张承志通常是以“硬汉”形象的写作来表达他对“自然之父”和“民间之父”的追寻的, 他此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硬汉”形象。在塑造“硬汉”形象方面具有鲜明特色的是《大坂》和《山之峰》这两个题材比较接近的作品。《大坂》和《山之峰》这两篇作品通过同样是探索但结果不同的两次攀登, 给我们流露出了不同的两种心境, 但其最终的宗旨和意蕴是一致的:即两位主人公都攀登了自己人生的大坂, 都显示出了他们勇敢、进取的精神, 都表现出了他们所具有的那股压抑不住的生命的冲动与活力!
3.“走向民间”的写作。
我们可以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看到他从民间挖掘题材的尝试, 对民间母亲博大的爱也只是停留在炽热的吟唱阶段。然而到他的《黑骏马》和《金牧场》, 以及令当时文坛震荡的《心灵史》, 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对自己的民间文化、民族宗教与传统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宿命般的情感认同与理性皈依。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坚决地皈依了民间, 甚至连同他本人也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职业, 毅然决然地辞职, 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走向民间的文人。在他这种写作民间的创作走向中, 《心灵史》无疑是一块分量沉重的碑石。就如张承志自己所说, “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 “我踏上了我的终旅, 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奋斗, 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 不会再有能这样和底层民众结为一体的文章”。可见, 张承志似乎已经找到了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恰当关系。
摘要：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坚决地皈依了民间, 甚至连同他本人也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职业, 毅然决然地辞职, 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走向民间的文人。本文对张承志的早期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
早期文学 篇4
一、《贝奥武甫》作为早期史诗之一般特征
史诗作为人类文学体式发源最早的一个品种, 一般认为应具有这样的特征:“为伟大严肃主题的长篇叙事诗, 诗体崇高庄严, 叙一部落民族或种族之命运系于一英雄或者半神半人之一身”[1], 另外通常一致地将史诗分为“早期史诗” (primary epics) 和“文学史诗” (literary epics) 两类。《贝奥武甫》属第一类代表。
1. 成书过程
关于几部早期史诗的成书, 虽然至今无定论, 但都大体同意早期史诗均经历了长期口头流传, 然后逐渐被缀合, 最终由一位诗人写定手抄流传这样一个过程。冯象先生曾列举史诗来源四说:部族歌谣说, 成长说, 演唱式说, 天才之创。[2]
《贝奥武甫》之成书较符合成长说并最后经一天才诗人之笔改定的模式。即先有一异教的“原史说”, 后经人不断增益改写, 涂上基督教色彩, 最后由一位精通日耳曼人传说文化的基督徒诗人写定。此人富于虔诚的理想主义和贵族精神, 所以在史诗中染上了巨大的干预时代的悲观色调。另有主张认为《贝奥武甫》原初应是一位诗人独力之作。[3]
2. 主题
早期史诗多涉神魔或半人半神, 或超人之非凡英雄事迹。其中如死亡之恐惧, 对财富荣誉的追逐, 建功业之雄心壮志, 以及对力量的赞颂均构成了早期史诗的主题。并被后期英雄史诗及文人创作史诗所继承发展。
生与死, 战争与和平, 群体与个人, 善与恶这样一些人类生命历程的永远主题, 也是来自文学作品里的永恒话题在《贝奥武甫》中有了一个集中的展现。首篇引子“麦束之子”希尔德枕麦穗拥黄金来复暮年回归大海令人对于生命之灿烂与如焰花之寂寞怅然有感;贝奥武甫之赴丹麦出怪, 一面自然有报恩之题旨, 但更主要则是体现为一个光荣的武士对于自身荣誉的珍视, 舍身出怪, 亦使其在追逐个人功名与兼济世道苍生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
3. 风格
庄严, 华丽, 隐晦, 迷离, 多比喻, 多省略, 既简练又复杂, 既含蓄又强烈。无论早期史诗还是文学史诗都无一例外地风格上呈现出这样的统一特征, 但是每部史诗在达成这些风格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则各有特色。[4]
二、《贝奥武甫》自身之特点
除去作为早期史诗所具的一般性特征之外, 无论与《伊利亚特》《奥德赛》《吉尔伽美什》这几部早期史诗相比, 或是与其它几部中古欧洲史诗如《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出征记》相比较, 产生于不列颠的《贝奥武甫》明显具有为其它史诗不可重复的一些特征, 兹从主题, 文化色彩及修辞特色分叙之。
1. 史诗框架, 童话母题
在英雄出世至英雄暮年这样一个宏大叙事框架内部, 以三战妖魔为主线, 环套着两个民间童话的母题:贝奥武甫战胜格婪代及其妖母属于降妖型;贝奥武甫晚年杀吐火毒龙则是开洞取宝型的故事演变而来。整个史诗则是英国人之先祖盎格鲁·撒克逊人借助流行之民间童话母题, 参之以历史, 敷演出一个非现实的亦真 (巨细的细节描写) 亦幻魔的故事, 创造了一个半人半神的民族英雄形象。此一点, 亦使《贝奥武甫》区别于其他基于一定的历史事迹而成的史诗类型。
2. 异教与基督教一神教色彩并陈
在几部早期史诗里《贝奥武甫》反映出的基督教色彩与一神教色彩并陈, 是较特殊的一个例子。现在基本一致认为《贝奥武甫》之最后手订成书是出自一个基督徒诗人, 这部史诗可以指向基督教传统, 尤其与《旧约》有关。如除了多次提及“上帝, 天父, 造物主, 异教徒”这样一些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指称外, 一些诗行直接袭用圣经事典, 比如叙葛婪代之身世:
造物主惩戒他那一族
该隐的苗裔
亚伯的凶手
亲弟弟的屠夫, 被上帝远远逐出了人群。 (诗行107-110) [5]
为的是该隐对弟弟举起屠刀
杀害了同父的骨肉
从此, 他远远离开了人的欢乐
出没于茫茫荒野。他生下一族
十恶不赦的魔鬼, 葛婪代即其中一员 (1260-1265) [6]
另外如贝奥武甫所获葛婪代母亲所持剑柄上铭刻大洪水事。其它还如一些与基督教圣教相关之数字:贝奥武甫赴丹麦之前挑选勇士一十四人 (合圣数七) 加上本人为十五人 (十五为五之三倍, 五为神圣圆满之数) ;贝奥武甫战吐火毒龙携十三人, 十三为不祥之数, 又耶稣为其第十三门徒犹大出卖。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基督教痕迹, 整部史诗无论从内部隐含结构还是个别细节都难脱前基督教 (Pre-Christian) 时期遗存之异教色彩。诸如对于贝奥武甫, 罗瑟伽的赞美已溢出接近一种神灵膜拜;贝奥武甫死而举行火葬显然是异教习俗, 引子中“麦束之子”希尔德海葬亦近北欧维京人习俗。史诗中这种基督教与异教色彩杂陈的现象, 部分学者认为是由于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诗人部分地尊重六世纪前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异教徒之历史实情, 从而在自己的宗教倾向于历史真实之间作的一个妥协处理。[7]
3. 修辞之特色
(1) 套喻 (kenning) 之大量使用
据统计, 《贝奥武甫》中总计有一千余个套喻, 占总词汇量三分之一强。[8]这种大量的独特的比喻语言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史诗的表现力, 使这部公元后史诗显出一种原初质朴的美感。如以“鲸鱼之路” (whale's path) “天鹅路” (swanroad) “海鸟的浴池” (sea bird's baths) 等指代大海;以“天烛” (sky's candle) “上天的珠玉” (heaven's jewel) “上帝的明灯” (bright signal of God) 指代太阳;以“战地之光” (battle light) 指代剑;以“光荣使者” (glory's wielder) “裁判者” (judge of deeds) 、“天庭守护者” (protector of heaven) 指代上帝;以“财富的赐予者” (giver of treasure) “金环的赐主” (giver of rings) “天地间至尊者” (great under the skies) 指代国王;而对魔怪葛婪代, 则在不同情景下用“邪怪” (Evil doer) “罪恶滋育者” (fosterer of crimes) “异族的精灵” (alien spirit) “夜魔” (walker in darkness) “人类公敌” (enemy of mankind) 等一连串生动的喻词指代。
(2) 委婉语及克制陈述
委婉语及克制陈述 (understatement) 的大量使用也是《贝奥武甫》修辞之一大特色。如把战斗称“刀枪游戏” (swordplay) , 将死亡称“睡眠”, “离开生命的筵席” (leaving life's feast) “躲开人的院落” (turning away from the courts of men) “选择上帝的光明” (choosing God’s light) 等。这类修辞的使用, 可能部分的原因是与古代史诗多由吟游诗人在各种会筵场合说唱, 大量委婉语和克制的陈述语的使用既是为了照顾公开场合的礼仪之要求, 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口头传播现场的幽默气氛。从史诗塑造英雄形象的角度来说则非常刻切地刻画出英雄视死如归的气概。
(3) 对衬
史诗第一部分写贝奥武甫青年, 第二部分写暮年是为结构对衬。主要情节虚构的童话性质与插曲之史料形成虚实对衬。武士贝奥武甫与狂妄的辩士翁弗思 (Unferth) , 国王贝奥武甫与暴君海勒摩德之对衬等等。这种对衬一是使结构均停庄严, 人物之对衬深化了人物的塑造, 突出了史诗贬恶扬善的主题。
(4) 插曲
在主要故事线索之外, 《贝奥武甫》中还出现了七段支离主线的插曲。这在现存史诗中虽非孤例, 的确是比较独特。这些插曲起到了衬托主要故事, 营造英雄生长社会环境的重大叙事功能。同时这也是《贝奥武甫》曾经历早期口传的证据之一。
4. 女性之地位
妇女在这部叙事史诗中突显较之其他史诗不寻常的地位。如薇瑟欧 (Welthow) 往往在宴会上祝酒致辞甚至可以托付儿子的佑护重任。而贤慧的皇后则在夫君死后可以有权将帝位让与任何人。此一点与早期及其他晚出诸史诗将妇女置于传统家庭美德承载者的既定位置或者作为男性的对立着、被观看者的立场殊异。
三、“伟大传统”中的《贝奥武甫》
一般都认可《贝奥武甫》为英国语言文学开山之作, 乃中古欧洲之伟大史诗。但《贝奥武甫》在英国或扩大而言之在英语文学“伟大传统”中的位置则十分暧昧。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这是伴随着英国文学成为学院里的学科而出现的一个发明。自18世纪以来, 随着英帝国的扩张, 从文化上定义“英国性” (Englishness) , 成为了帝国的文化工程, 试图“提供能使一个动荡的阶级社会得借以融为一体的社会‘粘合剂’” (Eagleton1996) [9]。在阿诺德 (M.Arnold) 、利维斯 (F.R.Leavis) 等人构想的文学版图里, 从乔叟、莎士比亚延伸至劳伦斯的长长清单里并不包括更早期的《贝奥武甫》等宝贵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这些文学遗迹显然还无法与古希腊罗马先贤们的作品相比。同样, 在艾略特的“传统”也未必认可这些古代文献对帝国国民的教养有多少价值。[10]
同属早期史诗的荷马史诗可作为一个参照。荷马史诗作为希腊罗马文化之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荷马之于整个西方文学犹如《诗经》之于中国文学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物, 原因就是这些作品的血肉骨架在后世文学中不断得到生发, 融合。而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则看不到《贝奥武甫》有类似的影响力。如鲁宾斯坦博士 (Annette T.Rubinstein) 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From Shakespeare to Shaw) 其副题即是“从莎士比亚到萧伯纳”, 更多的英国文学史则是从乔叟讲起。一般认为乔叟才是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真正开端。文学史中提到《贝奥武甫》多是作为不列颠文学遗迹之一成品陈列, 鲜及其影响。就近而言, 英国文学史中后期史诗巨著《仙后》《失乐园》均看不出《贝奥武甫》的影响。更多是“两希”的影响。
一直到20世纪, 随着英国文学作为学科的不断深化推进, 《贝奥武甫》逐渐被纳入英国文学的版图, 现代译本不断涌现, 减少了古英语的语言阻隔, 使得更广范围的读者有可能接触到这部史诗。尤其是到20世纪90年代两位重要诗人斯考特﹒毛根 (Scot Edwin Morgan) 和爱尔兰诗人希摩斯﹒希尼 (Seamus Heaney) 同时将《贝奥武甫》用现代英诗译出, 吸引了现代读者的极大阅读兴趣。特别是希尼的译本成为了行销英语世界的畅销书, 并收入《诺顿英国文学选》。至于融入传统, 成为文学生产的资源, 也是在20世纪有了具体的成果。比如乔伊斯在其《尤利西斯》 (Ulysses) 中模仿《贝奥武甫》的语言片断, 另外托尔金 (J.R.R.Tolkien) 之《指环王》 (The Lord of the Rings) 的创作在形象典故多有所袭用。关于古代史诗在当代的复兴, 可以作为后工业化时代后现代文化之怀旧表征之一端做观察。而道森 (E.Talbot Donaldson) 则以为史诗实在是在“诉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暴力以及曾经先民们如何应对暴力的勇气。”[11]
摘要：作为古英语文学之最高成就的代表, 《贝奥武甫》是最早用欧洲地方语言写成的英雄史诗;除去作为早期史诗所具的一般性特征之外, 无论与其它早期史诗相比, 或是与其它几部中古欧洲史诗相比较, 从主题、文化色彩及修辞特色而论, 《贝奥武甫》明显具有不可重复的一些特征。但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 《贝奥武甫》却是一个孤立事件, 并未有机地融入其中。
关键词：史诗,贝奥武甫,中古文学,伟大传统
参考文献
[1]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52-153.
[2]冯象译注.贝奥武甫[M].北京:三联书店, 1992:197.
[3]Ian Ousby edit.The Cambridge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M].CUP, 1988:84.
[4]李赋宁.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J].外国文学, 1998, (6) :66-70.
[5]冯象译注.贝奥武甫[M].北京:三联书店, 1992:6.
[6]同上, 66
[7]Sarah N.Lawall.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M].W.W.Norton&Company, 1999:23.
[8]Ronald Carter, John McRae.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M].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1998:11.
[9]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6:21.
[10]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2-11.
早期文学 篇5
一、钢琴的传入与中国早期钢琴音乐艺术作品创作的发端
钢琴最早传入中国,和传教士利玛窦有关。 1583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到达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大部分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目的是将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并不愿意学习中国文化。而利玛窦却不同,他到中国传教之后,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详细真诚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读四书、祭祀孔子、穿长袍,俨然一个“ 中国通”,完全融入中国当地的社会生活当中,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展现了他丰富纯熟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 获得了我国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同与赏识。 利玛窦采取的此种传教方式被称之为“ 中国化策略”,认为只有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交朋友、融入中国当地社会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传教目的。 确实如此,利玛窦的“ 中国化策略”传教方式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民众的认可,同时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认可与欣赏。 1601年,利玛窦向万历皇帝呈上一架大西洋琴 ,当时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赠送的大西洋琴就是古钢琴的一种,是我国历史典籍所记载的最早的古钢琴。 利玛窦向宫廷赠送的古钢琴,受到了宫廷内外人们的欢迎,因为其能够发出一种非常奇特的声响,这在中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利玛窦自己所写的《 利玛窦中国记》 中,说中国人 “ 羡慕我们的乐器, 他们都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1]99。 利玛窦传教的“ 中国化策略”, 给其他传教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为之后的传教士打开中国大门更好地进行传教具有重要作用。 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 充分利用古钢琴美妙的音乐来吸引中国民众,天主教堂礼拜之时吸引许多中国人前往观看,教堂中利玛窦美妙的钢琴音乐使中国民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种让中国人觉得奇怪的有键盘的乐器,被作为欧洲一种奇妙的古钢琴而在中国流传开来, 后来的清康熙皇帝进一步接触了钢琴,并且还能十分娴熟地演奏钢琴曲,康熙皇帝也因此而成为东方中国人能够熟练演奏钢琴曲的第一人。 康熙皇帝为了学习钢琴演奏,专门聘请天主教堂的琴师作为其钢琴教师,在琴师的“ 教导”下很快学会了钢琴演奏。 十分遗憾的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下令闭关锁国,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被完全阻断的同时,也完全阻断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 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才被迫打开。 晚清时期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传教,国外教会还在中国境内开办了不少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向学生传授钢琴演奏知识技能。同时,晚清政府也派出不少留学生到国外留学,留学生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涯中得以接触钢琴教育。 上述这些条件,促使我国钢琴音乐作品的创作成为可能。晚清时期“ 西学东渐”的逐步推动下,更多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国家语言、接受西方科学文化,西方钢琴音乐更多地传入我国,钢琴音乐艺术逐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钢琴音乐艺术作品,并且不少人逐步开始尝试进行钢琴音乐作品创作,中国早期钢琴音乐艺术作品的创作由此发端。
二、古典文学对中国早期钢琴作品创作的影响
我国早期的钢琴音乐艺术作品创作,大部分是模仿西方国家的古典音乐进行创作的,在音乐的曲式、和声、风格等方面都注重对古典钢琴艺术作品的模仿。 赵元任创作了我国第一首钢琴曲《 花八板与湘江浪》后,又创作《 和平进行曲》。 1916年,我国著名音乐家萧友梅创作了钢琴独奏曲《 夜曲》。 自此之后,我国音乐家创作的钢琴曲逐步增多起来。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音乐家创作的钢琴曲受到西方钢琴名作的影响较大,甚至在不少钢琴曲中有着肖邦、舒伯特等名家的风格和“ 影子”。 萧友梅创作《 夜曲》,其旋律和写作显得十分优美、流畅,和肖邦的《 夜曲》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除了萧友梅之外,我国著名音乐家老志诚也曾经公开坦言,其十分喜欢肖邦,并且在自己的钢琴曲创作中模仿和借鉴肖邦。 为了纪念肖邦,老志诚于1930年创作了钢琴曲《 夜曲———肖邦的回忆》,整首钢琴曲充满了浪漫和幻想的精神气质,在和声、曲式、风格等方面均模仿肖邦的《 夜曲》。
由于我国当时的钢琴曲创作还处于早期阶段,钢琴音乐艺术是从国外引进的“ 舶来品”,我国早期进行钢琴曲创作的音乐家在创作中借鉴西方名家的创作手法,是很正常的现象。除此之外,我国音乐家在早期钢琴曲创作中还注重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元素,传统古典文学对早期钢琴曲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古典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和音乐有着紧密的关联,对于钢琴曲同样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3年,我国早期著名钢琴家萧友梅创作了钢琴曲《 新霓裳羽衣舞》。而国人所熟知的是,《 霓裳羽衣舞》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歌舞大曲。在此,萧友梅按照唐朝《 霓裳羽衣曲》的结构和音乐特征,结合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作品《 霓裳羽衣舞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进行创作,巧妙地将古典文学和钢琴曲的创作结合起来, 在钢琴曲中融入了古典文学的元素,取得了良好的创作效果。 萧友梅之所以能够将中国古典文学与源自西洋的钢琴曲融合起来,和萧友梅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分不开。 萧友梅的父亲是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萧友梅小的时候其父在家里举办私塾教人学习古文,萧友梅参加学习了长达10年的时间,通过10年的封建旧式的学习,萧友梅积累了十分深厚的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很显然,萧友梅按照白居易古诗的描述创作钢琴曲,无疑受到了我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李树化创作了钢琴曲《 艺术运动》、《 湖上春梦》、《 感旧》、《 林间》 等,李树化所创作的这些钢琴曲也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比如,在钢琴曲《 感旧》中,作者于曲末附言“: 阅读古人词,最喜南唐李后主《 虞美人·感旧》一首,尝屡屡试谱,总嫌不自然。 现作此曲,以音乐表其情意,甚为满意。 ”[2]77由此可知,我国早期钢琴曲创作者李树化在钢琴曲中融入了古典文学元素,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作者也认为能够较为充分细腻地表现其情意。
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 即在我国早期钢琴创作期间, 许多优秀的艺术歌曲得以创作出来,其中大部分受到我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歌曲旋律之间实现了密切的有机配合, 达到了一种较好的烘托歌曲的意境。 比如, 音乐家青主于1920年按照宋朝大词人苏轼的古词 《 大江东去》创作了同名钢琴伴奏作品,于1930年又按照宋朝词人李之仪的古词《 我住长江头》创作了同名艺术歌曲。 青主创作和古词《 大江东去》、《 我住长江头》同名歌曲的过程中,作者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融入其中,并且以此为自豪。《 大江东去》钢琴伴奏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中国古典诗词韵味,同时也具有音乐中的五声音阶特征,将中国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西方音乐完全交融编织在一起,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成为早期钢琴作品创作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 我住长江头》的钢琴伴奏十分精彩,将主人公内心起伏不定、奔腾波折的心理状态和源远长江水一泻千里的感情结合起来。除了《 大江东去》、《 我住长江头》之外,青主的其他钢琴伴奏作品《 意境》、《 清歌集》 等也和古典文学结合起来。 和萧友梅的家庭环境类似,青主之所以能够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钢琴音乐艺术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和青主本人自小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有关,青主在幼年时期就十分喜爱中国古典诗词等文学艺术。我国早期钢琴作品创作的另外一名代表人物黄自,曾经谈到其为何如此喜爱古典诗词,原因在于“ 古典诗词的音阶铿锵,念起来非常好听”[3]95。古典诗词实际上也具有音乐渊源,讲究押韵、音阶、平仄等,自小就受到古典诗词熏陶的青主在创作钢琴作品时融入古典文学的元素,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黄自创作的《 卜算子》、《 花非花》、《 南乡子》、《 思乡》、《 点绛唇》 等钢琴伴奏,其歌词的创作手法和意境均融入了古典文学的元素。
三、传统美术对中国早期钢琴作品创作的影响
我国早期钢琴作品创作者不仅将古典文学和西方音乐艺术融合起来,甚至将我国传统美术和钢琴创作融合起来,成为我国早期钢琴创作的鲜明特色之一。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钢琴曲《 牧童短笛》中,其牧童的形象受到了我国传统美术中水墨画艺术的影响, 展现了我国传统美术水墨画的艺术精髓,即通过十分简洁明了的笔墨和构图展现作者丰富的精神内涵、深邃的文化、独到的情意。贺绿汀在进行《 牧童短笛》钢琴曲的创作中,采取了复调二声部的作曲技法,从而使其旋律显得特别流畅、简洁和干净,在发源于西方的钢琴曲音乐艺术作品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美术的精髓, 可谓独具匠心、颇富创造性。 人们在欣赏钢琴曲《 牧童短笛》的过程中,天真无邪的牧童、小桥流水、田野风光、憨憨的老牛、杨柳成荫、翠绿的竹笛等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会呈现在你的眼前,让人觉得仿佛在欣赏的并不是单纯的音乐作品,仿佛让钢琴曲欣赏者看到了一幅美妙的“ 江南放牧图”。 贺绿汀创作的《 牧童短笛》将钢琴曲艺术和中国传统美术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兼具中西方格调的钢琴曲音乐艺术作品,较好地传达了作者含蓄而细腻的情感,实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4]36。后来,在其他国家出版的《 牧童短笛》乐谱中,许多版本的乐谱封面上均采用了一个小牧童在牛背上吹笛子的水墨画。 由此可知,外国音乐家亦十分认可贺绿汀将中国传统美术水墨画和钢琴曲创作结合起来的艺术创作手法。
贺绿汀之所以创作《 牧童短笛》 钢琴曲并和传统美术水墨画结合起来,是有其考虑的,认为能够较好地实现传统美术和钢琴音乐艺术的结合, 以传统美术影响钢琴曲作品并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 实现艺术创新。 牧童短笛的形象,自古以来就受到我国各门艺术家的喜爱,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钱币、陶瓷、汉白玉艺术品、青铜器、石雕等器件上,在这些器件上的牧童短笛形象非常普遍,而对牧童短笛的形象塑造最为成功的还是水墨画,贺绿汀于是选取将传统美术水墨画和钢琴曲相融合的方式进行创作,取得了钢琴曲创作的巨大成功。 正因为水墨画是我国传统美术的精华之一, 除了贺绿汀将水墨画和钢琴曲结合起来外,我国著名音乐家老志诚在创作钢琴曲之时也和贺绿汀异曲同工地将牧童形象与钢琴曲结合起来,老志诚创作的《 秋兴》、《 牧童之乐》 钢琴曲中的牧童形象也十分鲜明有趣, 是老志诚本人在香山度假之时对秋天田园风情、 牧童放牧景象的真切感受而创作的。 老志诚的《 秋兴》 钢琴曲的节奏十分美妙自然,在欣赏钢琴曲的过程中不禁让人的脑海中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秋天景象。 而钢琴曲《 牧童之乐》 的开始,作曲家通过运用附加二度音乐色彩和弦、四度和五度和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种恬静而清新的令人向往的画面, 之后又跟进了短小音型,就像是牧童在放牧过程中开心地嬉戏游乐,钢琴曲的中间部分在F宫调上进行了一段悠然、无拘无束、完全放松的歌唱,之后又再现前段,创造了一种令人向往的意境,使整首钢琴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 将中国传统美术和钢琴音乐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获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摘要：我国早期钢琴曲创作中,通过古典文学和传统美术艺术的运用与糅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意识、生命意识,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萧友梅创作的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以及李树化创作的钢琴曲《湖上春梦》、《林间》、《感旧》,青主创作的艺术歌曲《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清歌集》的钢琴伴奏等,在创作手法和意境创造等方面均融入中国古典文学元素。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老志诚创作的《秋兴》等钢琴曲,将中国传统美术和钢琴音乐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