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复发（共7篇）
早期复发 篇1
摘要：目的:探讨原发肝癌切除术后,不同治疗模式对术后复发患者累计生存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64例行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的治疗模式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手术再切除1、2、3年累计生存率最高,分别为83.6%、56.5%、48.3%;保守治疗组累计生存率最低,6例患者无1例存活超过1年,中位生存期8.2个月。结论: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通过不同治疗模式,均不同程度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肝癌切除,术后复发,治疗策略
手术切除是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手术后的高复发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最主要因素[1~3]。手术再切除是肝癌根除术后复发的主要治疗手段,同时肝移植、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TACE)和门脉联合栓塞术(PVE)、射频热凝固(REA)、无水酒精注射术(PEI)等治疗模式也受到重视。现就我院2006年5月至2012年5月期间收治的行肝癌切除术后复发患者64例,针对患者病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6年5月至2012年5月期间我院例确诊为肝癌根切除术后早期复发患者64例。64例患者均为肝内复发。男36例,女28例;平均年47.8岁。
1.2 复发分型和治疗分组
根据肝癌肝内复发分型[4~5],1型:复发病灶与首次手术病灶切缘相近或与原发病灶在相邻或同一肝段;II型:复发病灶小于3处或与原发病灶不在同一肝叶上或位于两个不同的肝段上;11I型:复发灶大于4处,呈弥漫性状分布肝内。分组:A组:手术切除;B组:肝移植;C组:TACE/PVE;D组:RFA/PEI;E组:保守治疗。
1.3 随访
所有的复发患者根据病情采取不同模式治疗后,定期复查,每3个月内复查一次,复查内容包括肝功能、B超,进一步确诊做CT检查。随访时间6~39个月,以患者死于肝癌或其并发症计为累计生存的终点。
2 结果
2.1 64例患者,Ⅲ型复发41人,占64.06%,I、Ⅱ型相对较少。各种复发类型及治疗模式见表1。
2.2 累计生存率
手术再切除1、2、3年累计生存率为83.6%、56.5%、48.3%;肝移植1、2、3年累计生存率68.9%、33.9%、30.8%;TACE/PVE 1、2年累计生存率41.2%、17.2%;PVE RFA/PEI 1、2年累计生存率61.1%、31.7%;保守治疗的6例患者无1例存活超过1年,中位生存期8.2个月。
3 讨论
手术切除仍然是治疗肝癌的首选方法,但术后复发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癌细胞的增殖,细胞粘附分子不断分泌,进入血液和周围的器官组织,给恶性肿瘤细胞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微环境[6],产生了有利于肿瘤停留,增殖的环境,使得肿瘤再次复发[7]通常按复发时间划分,可将术后复发分为两大类型,即为近期复发(1~2年)和远期复发(2~11年)[8]。
手术再切除是治疗肝癌切除术后早期肝内复发的首选方法,但是肝癌复发行再次切除术应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如复发病灶小于3处,再次手术后肝功能代偿良好、患者身体状况好,能耐受手术、复发病灶源于多中心的患者,可考虑接受手术再次切除。而对与Ⅲ型复发灶呈弥漫性状分布肝内的患者不适合。最新数据显示[9]肝癌术后复发补救性肝移植,随着手术经验的不断积累,手术的安全性有保障。Laurent等[10]认为前期肝切除时采用腹腔镜切除可降低复发后补救性肝移植手术的风险。肝移植主要用于II、Ⅲ的复发患者,术后患者累计生存率达到68.9%、33.9%、30.8%,优于其它用于II、ⅢI的复发治疗方法。这说明肝移植手术主要适用于II型复发患,也是Ⅲ型复发患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常规的联合化疗对癌细胞没有杀伤作用,并且有一定的副作用[11]。以前TACE主要作为非手术肝癌治疗手段,REA广泛用于肝癌小节的治疗。李锦清等研究[12]认为原发性肝癌手术后残留癌机会大,所以术后采取TACE治疗措施有助于消灭残存得微小病灶。TACE术后门静脉对肿瘤的血供代偿性增加,使经门静脉介入的化疗药较多的进入肿瘤组织,所以,TACE和PVE两种方法联合应用提高了疗效。对于大于5cm的结节型肝癌TACE联合射频治疗也是很有效的方法;由于无水乙醇可以破坏肿瘤细胞,同时破坏肿瘤血管并使其闭塞,使得在TACE治疗中因细小分支及侧支循环的存在或因门脉供血而存活或继续进展的肿瘤组织进一步坏死,减少复发的概率。RFA和PEI具有创伤小、疗效好、可反复多次进行治疗、并发症发生率低及廉价等特点目前是临床上常用2种术后复发治疗方法。适用于复发癌病灶<3个,最大径小于3cm,而又不能接受手术切和肝移植的患者,部分患者的疗效可达与手术治疗相同效果。
分析本研究中数据,可知术后对患者采取综合治疗措施,能有效降低患者近期复发率和提高患者生存率。
参考文献
[1] Ercolani Grazi GL,Ravaioli M et a1.Liver rese 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on cirrhosis:Univari 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intrahe patic[J].Ann Surg,2003;237(4):536～543
[2]吴孟超,陈汉,沈峰,等.原发性肝癌的外科治疗5524例报告[J].中华外科杂志,2001;39(6):417～419
[3]吴孟超.肝癌外科综合治疗的现状和前景[J].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06;12(1):1～4
[4] PORTOLANIN,CONIGLIOA,GHIDONIS,et a1..Early and late recurrenceafter live r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gnostic andtherapeuticimplications[J].Ann Surg,2006;243(2):229～235
[5] SATO M,WATANABE Y,ISEKI N,et a1..Chcmoembolizati on and percutaneousethanol injection for intarhepatic re cul Tetle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hepatic resection[J].Hepatogastr enterolog,1996;43(12):1421～1426
[6]杨君伶,姚登福.细胞间黏附分子一1异常表达与肝癌的侵袭生长和转移.中华肝脏病杂志,2012;20(2);158～160
[7] Psaila B,Lyden D.The metastatic niche:adapting th eforeign soil.Nat RevCancer,2009;9(4):285～293
[8]孙培春,吴刚,庞志刚,等.肝细胞癌术后复发时间及类型的临床分析.中国肿瘤临床,2002;29(4):252～254
[9] Hu Z,Zhou J,Xu X,et a1..Salvage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a reasonable option forselected patients who have recurren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liver resec tion.PLoS One,2012;7(5):e36587
[10] Laurent A,Tayar C,An dreoletti M,Lauzet JY,Merle JC,CherquiD.Laparoscopicliver resection facilitates salvage liver transplantati 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Hepatobiliary Panereat Surg,2009;16(3):310～314
[11]张华,高志红,许田英,等.常规化疗对肝癌干细胞的作用.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09;18(6):546～549
[12]李锦清,张昌卿,张亚奇,等.肝癌切除术后辅助肝动脉栓塞化疗的价值[J].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06;13(2):135～137
早期复发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02~2008年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我院”) 收治的65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患者均经病理确诊, 肿瘤TNM分期, Ⅰ期214例, Ⅱ期436例;患者年龄28~70岁, 平均 (51.0±17.2) 岁;月经情况:443例未绝经, 207例绝经, 生育情况:晚育 (>24岁) 256例, 非晚育者394例;一级家属中有乳癌者39例;肿块大小:≤2 cm (T1) 206例, 2~5 cm (T2) 346例, >5 cm (T3) 98例;123例存在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 肿瘤位于左侧315例, 右侧335例;病理类型:浸润性导管癌373例, 浸润性小叶癌76例, 导管内原位癌74例, 髓样癌67例, 单纯癌41例, 黏液腺癌19例;分化程度:高分化80例, 中分化264例, 低分化306例。雌激素受体 (ER) 阳性556例;ER阴性94例。孕激素受体 (PR) 阳性514例;PR阴性136例。Cerb B-2受体阳性、Cerb B-2阳性130例;Cerb B-2受体阴性、Cerb B-2阴性520例;Ki-67阳性471例, 阴性179例。常规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术后行化疗371例, 内分泌治疗418例, 放射治疗163例。
1.2 随访及评价指标
用电话、信件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 随访截至2013年6月, 终点指标是患者出现局部复发或者远处转移。分析患者无复发/转移生存情况并对如下因素对其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年龄, 月经情况, 是否晚育, 一级家属是否有乳癌, 肿瘤分期, 大小, 位置, 是否淋巴结阳性, 病理类型, 组织学分级, 是否ER阳性, 是否PR阳性, 是否Cerb B-2受体阳性, 是否Ki-67阳性, 是否接受术后的化疗、放射治疗、内分泌治疗。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Kaplan-Meier法计算患者的无瘤生存率, Log-rank检验对生存率进行单因素分析, COX回归模型 (Backward Wald) 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总体生存情况
215例患者失访5例, 随访率97.7%, 中位随访时间为79个月 (10~94个月) , 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6.7%、91.7%。
2.2 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发现, 肿瘤Ⅰ、Ⅱ期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4.4%、88.8% (P<0.05) ;T1、T2、T3期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5.2%、90.4%、88.7% (P<0.05) ;淋巴结阳性与阴性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4.9%、93.3% (P<0.05) 。病理类型中, 浸润性癌的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7.8%, 非浸润性癌为92.2% (P<0.05) 。免疫组化分析Cerb B-2、Ki-67阳性5年无瘤生存率88.4%、89.3%分别显著低于阴性表达者95.1%、94.4% (P<0.05) 。术后联合化疗、放疗或内分泌治疗均可显著影响患者的生存情况, 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2.4%、97.2%、96.1%;而未行辅助治疗者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7.9%、89.4%、88.3% (P<0.05) 。见表1。
2.3 多因素分析
COX回归分析发现, 肿瘤分期 (RR=2.39, 95%CI=1.14~4.71) ;肿瘤大小 (RR=3.92, 95%CI=1.05~5.53) ;淋巴结转移 (RR=2.23, 95%CI=1.21~3.92) ;病理类型 (RR=1.14, 95%CI=1.01~5.78) ;Cerb B-2阳性 (RR=1.49, 95%CI=Cerb B-2) ;Ki-67 (RR=1.69, 95%CI=1.04~6.77) ;化疗 (RR=1.59, 95%CI=1.21~4.47) ;放疗 (RR=1.74, 95%CI=1.11~6.23) ;内分泌治疗 (RR=1.95, 95%CI=1.18~6.42) , 是影响患者5年无瘤生存率的因素 (P<0.05) 。见表2。
3 讨论
乳腺癌的发病率在西方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 在我国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预后与多种因素有关, 早期诊断及治疗患者可获得较好的预后。研究发现, 临床分期早的患者预后较好[5]。本研究对650例临床分期Ⅰ、Ⅱ期的患者进行分析后发现, 对于早期患者, 临床分期仍然可以较好地预测患者术后的复发、转移情况。而且, 肿瘤的大小 (T分期) 及淋巴结转移情况 (N分期) 同样是早期患者术后是否发生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何英等[6]对163例早期乳腺癌患者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 肿块大小、腋窝淋巴结转移及Cerb B-2表达是早期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预测因素, 其预测的灵敏度70.5%、特异度66.7%。Cerb B-2是另外一个预测早期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 本研同样发现其的预测价值。研究认为, Cerb B-2在复发转移灶中的表达与原发灶中存在差异[7,8], 可出现Cerb B-2阳性向Cerb B-2阴性的转变或者Cerb B-2阴性转变为Cerb B-2阳性。同时Cerb B-2阳性不仅可以指导靶向治疗, 对患者的预后也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9]。对于乳腺癌预后的预测, 基因微阵列将乳腺癌分为HER-2型、Basal-like型和Luminal型, 不同分型具有明显不同的预后及治疗反应。但基因分型过于复杂, 袁中玉等[10]根据患者ER、PR、Cerb B-2检查结果对患者进行分型后发现, 不同分型结果患者生存情况不同。说明通过免疫组化检测患者ER、PR、Cerb B-2状态同样可以预测患者预后。李沛雨等[11]的研究也发现乳腺癌复发因素与雌激素受体有明显相关。有学者认为, Cerb B-2一定程度上可促进乳腺癌转移[12]。本研究发现, 不同ER、PR患者其生存率也不同,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可能与本研究样本例数较少有关或者患者ER、PR更直接的是与术后是否接受内分泌治疗密切相关。本研究发现, 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患者5年无瘤生存率显著高于未接受内分泌治疗者。同样的术后行辅助化疗、放疗也能改善患者预后[13]。
注:ER:雌激素受体;PR:孕激素受体
Ki-67作为反映细胞增殖状况的指标, 同样可以预测患者术后的复发转移状况, 本研究发现其RR值为1.09, 95%CI为1.04~6.77, 有研究发现, Ki-67小于14%患者具有较好的预后[14]。肿瘤的病理类型同样可以预测患者术后的复发、转移。阿赛古丽等[15]的研究发现, 年轻的浸润性导管癌发展快、预后差。贾宝洋[16]认为, 这种浸润性癌相对于其他类型乳癌其侵袭能力强, 易发生浸润和转移。
总之, 早期乳腺癌发生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包括:肿瘤分期晚、肿块大、存在淋巴结转移、病理类型为浸润性、Cerb B-2及Ki-67阳性。对于存在危险因素的患者, 需选择合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选择术后辅助化疗、放疗、靶向治疗或内分泌治疗以降低复发转移率。
摘要：目的 分析早期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 为早期乳腺癌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分析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20022008年收治的650例早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免疫组化资料, 随访观察患者的复发、转移情况。Kaplan-Meier法计算患者无瘤生存率, Log-rank检验对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COX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6.7%、91.7%。单因素统计分析发现, 肿瘤分期、大小, 淋巴结转移, 病理类型, CerbB-2, Ki-67可显著影响乳腺癌转移、复发情况 (P<0.05) ;术后联合化疗、放疗或内分泌治疗均可降低复发转移率 (P<0.05) ;COX分析显示, 肿瘤分期 (RR=2.39, 95%CI=1.144.71) , 肿瘤大小 (RR=3.92, 95%CI=1.055.53) , 淋巴结转移 (RR=2.23, 95%CI=1.213.92) , 病理类型 (RR=1.14, 95%CI=1.015.78) , CerbB-2阳性 (RR=1.49, 95%CI=1.137.76) , Ki-67 (RR=1.69, 95%CI=1.046.77) , 化疗 (RR=1.59, 95%CI=1.214.47) , 放疗 (RR=1.74, 95%CI=1.116.23) , 内分泌治疗 (RR=1.95, 95%CI=1.186.42) 是影响患者5年无瘤生存率的因素 (P<0.05) 。结论 肿瘤分期晚、肿块大、存在淋巴结转移、病理类型为浸润性、CerbB-2及Ki-67阳性是早期乳腺癌发生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而术后联合化疗、放疗及内分泌治疗均可显著降低患者复发、转移率。对于存在上述危险因素的患者, 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降低复发转移率。
早期复发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09—2011年收治的60例行肝癌术并经病理证实原发性肝癌患者, 其中, 男48例, 女32例, 年龄36～73岁, 平均 (52.3±4.7) 岁。甲胎蛋白 (AFP) 阳性39例, HbsAg阳性33例, 所有患者均经过病理确诊。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肝癌根治术治疗, 无围术期死亡病例, 术后每2个月复查血清AFP、HBV-DNA、肝脏CT、超声, 患者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治疗, 如再次手术、血管性介入、局部消融或支持治疗。收集患者发病时年龄、家族史、术后生活环境、术前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等资料。
1.3 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以EPI info6.04软件双人双重录入计算机, 做一致性检查, 依照原始资料修改不一致的记录, 由我工作采用采用SPSS 10.0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2 结果
在本组患者中早期复发36例, 复发率为60%, 术后2年内复发14例, 占23.3%, 术后3年内复发10例, 占16.7%, 单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家族史、肿瘤大小、肿瘤临床分期、卫星灶、术前肿瘤破裂出血、术式、血管浸润与早期复发有关系 (见表1) , 复发时间是影响患者短期生存的因素。
3 讨论
肝癌切除术后肿瘤复发, 特别是早期转移复发严重影响手术效果, 成为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 目前肝癌术后转移复发成为肝癌研究的热点。肝癌术后复发的机制有两类, 一种是非同步多中心复发, 肝癌术后肝硬化及致癌基因持续存在[3], 发生新的癌变, 另一种为单中心肝内播散, 术后残留得肝组织内的癌细胞逐渐生长为癌, 成为复发肝癌[4]。目前肝癌根治性治疗的标准是结节<3个节段, 其他的肝癌均为姑息性治疗。
在本组资料中对8个单因素进行统计, 均有统计学意义。在本组中早期复发组肿瘤直径明显大于晚期复发组, 大肝癌术后合并卫星病灶及血管侵犯。国内文献资料报道, 肝癌肿瘤直径超过5cm时, 在肝癌复发的独立因子。肝癌的肿瘤因素与早期肝癌肝内复发关系密切, 这与肿瘤本身的病理特点有关系, 门静脉浸润是癌细胞经门静脉转移[5], 癌细胞侵犯门静脉及其分支, 肝内压力升高时, 可致癌肿脱落, 经门静脉逆流致肝内转移。卫星结节属于肝内转移的现象, 是癌细胞向外转移的指标, 术前病灶内出现卫星结节, 术后复发明显增加;在本组资料中对两组患者的肿瘤分期进行统计, 病理分级受血管侵犯及肿瘤大小影响, 决定了其判断意义。术式对肿瘤的复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术中挤压瘤体, 能造成癌细胞经门静脉肝内转移, 肝内早期复发。肿瘤边缘的切除范围是肝癌根治术的争论焦点, 通常意义的肝癌根治术是术中肉眼所见肿瘤, 切缘无残余癌, 但是国内学者对此标准争议较大, 章波焕等研究发现切缘在0.5～2cm边缘与切缘在0.5cm复发率相似;Yasuhijo等认为肿瘤直径<4cm的瘤体其切缘与复发率无关。患者是肝炎后肝癌与其复发率关系密切[6], 约20%人类癌症其发生与发展由炎症诱发, 长期肝炎因子的大量存在, 影响基因突变及信号传导, 研究认为炎症因子可助于肿瘤生长及存活的物质, 残余炎症是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Ercolani进行的研究氨酶血症是机体生物活性的临床表现, 也有报道HBeAg水平是独立危险因素及预后不良指标。原发性肝癌根治术后早期肝内复发的危险因素多样, 采取个体化治疗是必须的, 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率, 提高患者无瘤生存率。
摘要：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09—2011年收治的60例行肝癌术并经病理证实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对肝内复发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本组患者中早期复发36例, 复发率为60%, 术后2年内复发14例, 占23.3%, 术后3年内复发10例, 占16.7%, 单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家族史、肿瘤大小、肿瘤临床分期、卫星灶、术前肿瘤破裂出血、术式、血管浸润与早期复发有关系, 复发时间是影响患者短期生存的因素。结论 原发性肝癌根治术后早期肝内复发的危险因素多样, 采取个体化治疗是必须的, 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率, 提高患者无瘤生存率。
关键词：肝肿瘤,复发,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汤钊猷.21世纪初肝脏外科展望[J].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2006, 11 (2) :75-76.
[2]叶胜龙, 秦叔逵, 吴孟超, 等.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的专家共识[J].临床肝胆病杂志, 2009, 25 (2) :83-92.
[3]Lau H, Fan ST, Ng IO, et al.Longterm prognosis after hepatectom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a survivalanalysis of204consecutive pa-tients[J].Cancer, 2008, 83 (11) :2302-2311.
[4]张博恒, 汤钊猷, 余耀, 等.影响肝细胞癌术后长期生存的相关因素[J].癌症进展杂志, 2009, 3 (1) :21-25.
[5]Poon RT, Fan ST, Ng IO, et al.Different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for early and late intrahepatic recurrenceafler res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 noma[J].Cancer, 2009, 89 (3) :5O0-507.
早期复发 篇4
关键词：低分子肝素,URSA,临床疗效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of low molecular heparin in the treatment of unexplained early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in 60 cases
Liang Qingfen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Lingshan County, Guangxi 535400
Fund project Guangxi Qinzhou C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reau research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umber:20134405)
资料与方法
2014 年2 月-2015 年2 月收治URSA患者60 例。入选标准: (1) 综合分析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化验结果和超声检查结果等资料符合RSA诊断; (2) 夫妻双方的染色体正常; (3) 夫妻双方抗HLA-Ⅰ/Ⅱ-抗体均呈阴性; (4) 内分泌指标正常; (5) 抗子宫内膜抗体和抗磷脂抗体阴性; (6) 母体生殖系统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正常; (7) 无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和凝血功能障碍; (8) 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入组患者60 例,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两组患者的年龄、婚龄、流产次数和体重等临床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方法:全部患者自血β-HCG和超声等检查结果确定宫内妊娠时开始接受药物治疗, 直至妊娠满12 周。 (1) 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接受黄体酮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进行治疗。黄体酮注射液20 mg肌内注射, 1次/d;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注射液1000 U肌内注射, 1次/d。 (2) 治疗组:观察组患者在接受黄体酮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的同时应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注射用低分子肝素, 脐周皮下注射5000 U, 1 次/d。密切观察患者腹部皮下注射部位瘀斑、硬结及是否有渗血情况, 是否有阴道流血、皮肤瘀点、瘀斑等出血情况。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D-二聚体, 如果出现血小板减少50%、APTT升高>1.5倍、TT升高>4倍3种情况中任意1种情况即停止使用低分子肝素肝素。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年龄、婚龄、流产次数和体重等计量资料采用表示, 并采用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对妊娠结局、药物不良反应和新生儿情况等计数资料采用率 (%) 表示, 并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成功率90% (27/30) , 对照组66.67% (20/30) ;观察组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23.33% (7/30) , 对照组20% (6/30) 。观察组的治疗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P=0.028) , 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754) 。 观察组患者的新生儿畸形发生率0% (0/30) , 对照组3.33% (1/30) , 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13) , 见表2。
讨论
URSA是临床产科上难治性疾病之一, 对患者及其家属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有研究报道URSA患者血液纤溶功能降低、凝血功能增强, 在患者的胎盘蜕膜血管中形成血栓, 从而导致胎盘血液循环不畅、胎盘血液灌注不良, 进而导致自然流产[1]。
针对这类URSA患者, 采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 可以促进内源性肝素物质和前列环素样物质释放、提高血浆纤溶酶原激活剂浓度、激活纤溶酶而增加纤溶、激活血管活性物质和血管紧张素等, 可以有效抗凝、溶解血栓、改善胎盘的血流灌注, 从而有助于胎儿的发育和存活[2]。本次研究中, 观察组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 活产儿27例 (90%) , 显著高于未应用低分子肝素组的患者, 结果提示:对URSA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可以获得满意的妊娠结局。
低分子肝素在有效抗凝、溶解血栓、改善胎盘的血流灌注的同时, 可以导致患者出现血小板减少、出凝血功能异常等药物不良反应。结果提示:对URSA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对胎儿影响不大, 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 对URSA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 可以有效促进胚胎生长发育, 有效改善患者的妊娠结局, 安全可靠, 临床疗效满意。不足之处:本次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 随访观察时间短, 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偏差。
参考文献
[1]梁蓉, 石通和, 刘淑芳, 等.阿司匹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血栓前状态致早期复发性流产的效果评价[J].中国现代医生, 2014, 52 (16) :63-65.
早期复发 篇5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0 年1月-2008年3月在我院行结直肠癌根治切除术的134例患者,其中男80例,女54 例,年龄31~77岁,平均年龄(54±11)岁。直肠癌37例,结肠癌97例。临床病理分期:A期18例,B期80例,C期10例,D期26例。组织学分型管状腺癌76例,乳头状腺癌18例,黏液腺癌19例,未分化癌21例。每例均术前经内镜及影像学检查确诊,术后经病理证实,均采取根治切除。
1.2 检测方法
检测仪器由瑞典罗氏公司生产, 检测方法采用放射免疫法, 抽取外周静脉血行定量检测,于术前、术后半年内每月检测1次, 半年后每2个月检测1次,1年后每3个月检测1次。结肠镜于术后每半年复查1次, 全身体检、B超、 X光片,1年内每3个月检测, 1年后半年检查1次。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正常值<15ng/L,>15ng/L定性为阳性。吸烟及妊娠可导致其增高, 本组病例吸烟患者术后均遵医嘱未抽烟, 无妊娠病例。复发组均经结肠镜及活检或再手术病检确诊。
1.3 统计学方法
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大肠癌术后复发情况及各组血清CEA
检出率 随访观察,术后6个月~3年内通过结肠镜及活检、CT或再手术病检,明确术后复发情况,结果显示32例复发。未复发组中83例CEA值在1个月内降至正常, 其后不增高。16例半年内增高,半年后降至正常,且均经随访1年以上影像学检查排除复发。复发组与未复发组的血清CEA阳性检出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见表1。
2.2 大肠癌临床病理分期与术后血清值的关系
临床病理分期不同, 大肠癌术后血清水平各不相同, 随着分期的增加,血清阳性检出率显著增加(P<0.05),见表2。
3 讨论
CEA是一种糖蛋白,是由肿瘤组织产生的标志物,最先在胎儿小肠和结肠癌中被发现, 对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被美国肿瘤协会推荐为监测结肠癌复发的唯一标志[3]。 近年的研究发现,它还是一种细胞黏附分子,在正常人体内扮演着非特异性防御作用的角色,而在肿瘤患者中主要用来调节肿瘤细胞对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的敏感性使肿瘤细胞逃避免疫攻击[4]。
目前,在临床上CEA检测主要用于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判断、术后疗效以及复发和转移的监测。汤钊猷研究发现术前CEA 升高的患者,术后随访CEA水平下降意味着手术效果好; 反之手术效果差且有复发或转移的可能性较大[5]。CEA 虽然对大肠癌的诊断没有特异性, 但是对监测大肠癌术后复发或转移却很有价值[6]。本研究通过动态监测134例大肠癌术后患者血清CEA水平,发现32例复发组中术后的阳性检测率为90.63%,而102例未复发组的阳性检测率只有14.71%,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国内文献报道的结果一致。复发组CEA升高的主要原因是肿瘤的复发和扩散。本研究还发现大肠癌临床病理分期与术后血清值有显著关系,各期不同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Duke分级越高的术后1个月的 CEA阳性率越高,这与国内学者报道的一致[7],并有学者提出CEA水平测定在大肠癌的诊断及分级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8,9]。
总之,大肠癌术后定期检测血清CEA水平能够早期发现其术后的复发和转移,并能进行及时地干预,对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研究表明血清CEA 预测复发转移比影像学及临床检查早 4~5个月,故CEA是结、直肠癌的一个重要的诊断指标,CEA的检测有利于病情发展的早期预报。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癌胚抗原(CEA)对大肠癌术后复发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检测134例大肠癌患者术前及术后血清CEA值,并随访观察6个月3年。结果:复发组CEA水平显著高于未复发组CEA水平(P<0.05),Duke分级越高的术后1个月的CEA的阳性率越高,并且各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大肠癌术后定期检测血清CEA的水平能够早期发现其术后的复发和转移。
关键词：癌胚抗原,结肠直肠肿瘤,肿瘤分期
参考文献
[1]辛学永.大肠癌的诊治进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7,20(5):528-530.
[2]Chen CC,Yang SH,Lin JK,et al.Is it reasonab le to add pre-opera tive serum level of CEA and CA19-9 to stag ing for colo-rectal cancer(J).Surg Res,2005,124(2):169-174.
[3]Mecall JL,Black RB,Rich CA,et al.the value of serum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in predicting recurrent disease followingcurative of colorectal cancer(J).Dis Colon Rectum,1994,37:875-881.
[4]吕洋,刘博,吴靖芳.大肠癌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病理学进展(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7,2(1):81-82.
[5]汤钊猷,主编.现代肿瘤学(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531-560.
[6]刘宝善,燕锦,左明,等.大肠癌的复发与转移大肠肛门病外科杂志(J).2002,8(1):59-61.
[7]卫洪波.大肠癌患者门静脉及外周血与组织病理变化关系(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1994,113:150-151.
[8]王怀志,吴金生,赖大年,等.血清CEA,CA 242测定在大肠癌诊断中的应用评价(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4,8(3):10-11.
早期复发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5年9月至2008年12月, 我院共收治大肠癌术后复诊病例47例, 全部为本院住院患者。病例均分别经电子肠镜及组织病理学证实为原发大肠癌, 并行根治手术。其中复发的、有完善手术病例记录的大肠癌42例, 包括肝转移23例, 局部复发19例。复发时间在术后3~28个月, 其中男26例、女16例, 年龄47~79岁、中位年龄64岁。所有患者术前检查无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疾病, 肝肾功能正常。42例患者经病理检查证实或综合各项检查结果证实有复发。
1.2 检测指标与诊断方法
肿瘤标志物CEA、CA125、CA199等均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 仪器为美国雅培AXSYM化学发光仪, 试剂由美国雅培公司提供。正常值上限: CEA<10 ng/mL, CA199<37 U/mL, CA125<35 U/mL。分别在患者术前、术后及复诊时检测, 取早晨空腹静脉血4 mL, 离心后提取血清, 按照检测系统操作步骤进行操作。所有阳性值以>正常值上限为判断标准。术后2年每3月复查1次, 2~5年内每6个月复查1次, 直至肿瘤复发。
同时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肠镜、下消化道气钡双重造影、B超、CT、MRI等检查及其他必要的辅助检查诊断患者复发。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1.0统计软件包处理所获数据, 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数据采用方差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EA、CA199、CA125水平 复发病例各项肿瘤标志物水平则明显上升, 甚至高于术前水平, 复诊时未复发病例各项肿瘤标志物均未见明显上升。详见表1。
与术前比较 *P<0.05, **P<0.01; 与复发比较 △P<0.01。2.2 大肠癌复发类型与肿瘤标志物关系 肝转移、局部复发病例肿瘤标志物水平均明显高于未复发者, 且局部复发病例高于肝转移者, 说明肿瘤标志物与肿瘤生物学行为有关。详见表2。
与未复发比较 *P<0.01; 与肝转移比较 △P<0.05
2.3 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验对诊断大肠癌复发的价值 CA199与CA125均为阳性者69.8 %确诊为大肠癌复发;CEA、CA199与CA125均为阳性者94.6 %确诊为大肠癌复发。
3 讨论
近年来, 大肠癌的手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生存率仍无显著提高, 其主要原因是癌肿术后复发率较高, 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大肠肿瘤术后复发的诊断是综合病史、体检及各项辅助检查确定的。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肿瘤标记物的检测, 能更早地检测肿瘤的复发。大肠癌术后复发以血源性转移所致的肝脏转移较为多见, 其次为盆腔淋巴结复发, 局部复发少见。
人体细胞癌变过程中, 新陈代谢的结果可使细胞表面糖蛋白和糖发生某些变化, 表现出肿瘤表面糖类抗原的升高[8]。常见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CEA、CA199、CA125等。这些肿瘤标志物任一种对肿瘤均缺乏特异性, 一种肿瘤则可以有多种肿瘤标志物的升高。CEA是较早被临床应用的肿瘤标志物, 最早从结肠癌组织中检测到, 随后的研究发现其在多种消化系统肿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其阳性率与肿瘤分期、转移、复发等因素密切相关。一直以来, 肿瘤标记物CEA、CA199和CA125作为大肠癌术后随访、预测复发的常用指标。有报道称, CA199的阳性率高于CEA, 而且CA125检测胃癌早期复发的敏感性甚至要高于前两者[9]。上述三者的联合检测可能更有意义。
因此, 许多学者正寻求多种指标联合检测以提高特异性, 提高临床诊断价值。赵明等[10]发现, CEA对胃癌诊断的特异性虽然高达90 %以上, 但阳性率仅为46.8 %;CA-l99对胃癌诊断的特异性也高达90 %以上, 但阳性率仅为55.3 %。因此, 任一种单独检测意义都不大。但两者联检则灵敏度达78.7 %, 准确性达84.7 %。多指标联合检测已成为提高诊断价值的重要方法, 并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观察验证。
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的升高一般可出现在临床诊断复发或转移前[11], 术后转移、复发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与未转移复发患者相比明显升高[12]。本文检测结果, CA199与CA125均为阳性者69.8 %确诊为大肠癌复发;CEA、CA199与CA125均为阳性者94.6 %确诊为大肠癌复发。可见多个指标联合检验能有效地提高阳性率, 提高诊断价值。故血清肿瘤标记物对监测大肠癌术后复发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早期复发 篇7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项目
自1998年～2007年本院治疗腹部手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共7例,其中2例为院外会诊病例。来院发生5例,其中男性5例,女性2例,最大年龄76岁,最小7岁。
1.2 发病前疾病及手术方式
贲门癌根治空肠间置,空肠食道端端吻合,空肠残胃增侧吻合1例;穿孔性阑尾炎切除术后1例,复发性胆总管结石胆肠R—Y吻合1例,外伤性脾破裂脾切除1例;直肠癌根治术1例;粘连性肠梗阻松解术1例;回肠末端急性穿孔1例。
1.3 术后至梗阻发生时间
术后4天1例;术后5天2例,术后8天2例,术后9天1例。
1.4 临床特点
术后病人均已有肛门排气或排便,拔除胃管,开始进食,此后病程中又出现腹胀(重度3例,中度3例,轻度1例),呕吐,腹痛(较重3例,较轻4例),肠鸣音减弱或消失,无气过水声,腹部无肠型,腹部压痛较重5例,较轻2例;白细胞:10×109/L以上者4例,血象正常范围者3例;腹部平片:均见多个气液平面,肠腔内积液,肠袢扩张,报告肠梗阻或不全性肠梗阻;CT示:肠壁水肿,肥厚,粘连,肠腔积液,积气,肠管扩张,腹腔内渗出等现象。胃肠减压引流胃肠内容物日均在800ml以上,胆肠R-Y吻合术后吻合术后1例日引流量在1500mL以上。
1.5 治疗及结果
均经非手术治疗治愈出院,治愈时间最短5d,最长41d,治疗包括禁食、胃肠减压、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生长抑素(2002年后应用3例)、维持水电平衡、肠外营养支持。恢复期应用大承理气汤加减胃管内注入等治疗。
在本组病例中1例回肠末端穿孔在病程中因饮食不当,3次梗阻复发的教训特报告如下:
顾××,男性,24岁,江苏省灌南县人,工人。2007年7月13日晚暴饮暴食后中腹部突然剧烈、持续性腹痛,迅速扩延至全腹,否认有外伤史。呕吐5～6次,发病6h后入院.查体BP:100/60mmHg,P:110次/分,痛苦貌,呻吟不止,四肢冷,腹平坦,腹部呈板状腹,全腹部均有压痛、反跳痛、肌紧张.B超:双侧中下腹部见散在性液性暗区。血淀粉酶正常。血常规:白细胞:1.5×109/L,中性86%。胸片:心肺正常。腹部平片:双侧膈下无游离气体,考虑上消化道穿孔,7月14日06:00左右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取上腹正中切口,探查胃、十二指肠无溃疡,无穿孔,见腹腔内有大量棕色稀脓样粘液体,总量约3000mL,探查发现食物残渣,空肠未见穿孔。另作右下腹部腹直肌切口探查,发现回肠末端距盲肠5～6cm处穿孔,1.5×1.5cm大小,粘膜外翻,不断有肠内容流出,肠腔内容充实扩张,肠系膜水肿,淋巴结不肿大,回肠未见其它异常病变,但肠浆膜面炎性充血,水肿较严重。腹腔污染严重,腹腔内在右下腹、盆腔内找到7粒西瓜子,及其很多食物残渣,均行清除,以细针0号线作穿孔间断缝合修补,渗出稀脓性液体吸尽后,大量生理盐水反复多次冲洗,在下腹部两侧各放置乳胶多孔引流管一根。7月16日(术后三天)肛门排气,腹胀减轻,自述“肚子松了”,下午腹泻,水样便3～4次/日,无里急后重,给予复方苯乙哌啶后腹泻停止。7月17日拔除胃管,进流质,患者自食半流质且超量,下午即感腹胀、腹痛,轻,可忍受。发热:38℃,晚上起呕吐3～4次,肛门停止排气,腹胀加重,肠鸣音低弱,右下腹部压痛。B超:肠腔积气,腹腔未见液平。腹部平片:肠管扩张,右上腹部气液平2～3个,肠梗阻。这次梗阻病人自食半流质,且量多,进食过早等。7月19日腹腔引流管引流液逐日减少至10ml时拔除。7月21日(术后第8天)体温已降至正常,肛门恢复排气,但仍然腹胀,肠鸣音消失,右下腹压痛已消失,精神好转,有食欲,饥饿感,停胃肠减压,进食,允许进半流质,但病人吃未去油鸡汤,量多,晚上自食鸡肉,肠梗阻第二次出现,这次腹胀重,不发热,肠蠕动消失(3分钟未闻及肠鸣音)。重复梗阻处理。7月31日(术后16天)两个切口肌膜裂开,在全麻下清创缝合,组织灰白色,短期内愈合困难,给予腹膜外口腔科用钢丝间断减张缝合。8月4日切口缝合后无炎症,肠梗阻症状解除,再次停胃肠减压,禁食,进流质,8月6日半夜趁家属熟睡时,自食馒头,粥后第三次发生肠梗阻,经B超,CT增强扫描腹腔无残余脓肿,肠壁水肿,肥厚,部分肠管成团,肠腔扩张积液积气。第三次肠梗阻因病程较长,应引起重视,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需加强肠外营养支持,每天给予新鲜血浆1单位,脂肪乳剂、氨基酸等,维护水电平衡,生长抑素(善宁0.1mg,bid)地塞米松20mg,qd,延长禁食、胃肠减压时间。至8月13日开始进流质,劝说病人吸取教训,要求家属加强监管,从低脂流质,少量多餐开始,8月20日开始进半流质,无不适,全身情况改善,每天可下楼活动,于8月23日出院,嘱腹部减张钢丝在术后6周当地医院拆除,历时41d。
2 讨论
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一般是指腹部术后1个月内发生的肠梗阻,发病率大约为0.69%～14%[1,2],根据本组报告7例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全部发生在腹部手术后2周内发病,手术操作范围大、广。1例回肠末端穿孔,腹腔严重污染,在治疗过程中因进食过早,饮食不当引起三次肠梗阻复发,类似病例过去很少见有报道,应引起外科重视。
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多发生在手术范围大,腹腔严重感染,对胃肠道功能恢复影响较大的手术后,因创伤或腹腔内炎症导致肠壁水肿和炎性渗出,形成的一种动力性肠梗阻,很少发生绞窄。非手术治疗效果满意。临床特征表现以腹胀为主,腹痛相对较轻,腹部无肠型,无肠蠕动波,但有饱满充实感,有压痛,听诊肠蠕动音减弱,稀少或消失,听不到气过水声,金属音响。X线、CT、B超均发现肠管扩张,气液平,肠壁肥厚,肠外渗出等肠梗阻改变。本文报告一例手术后治疗期间三次肠梗阻复发应吸取教训,引起重视;对恢复期病人的治疗中严格要求胃肠减压、禁食时间要适当延长几天;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所以发生因手术创伤大,腹腔内炎症重,胃肠功能恢复缓慢,时间长;所以病人恢复肛门排气后即停胃肠减压,开始进食,加重胃肠道负担,是引起复发的重要原因,体验到减压,禁食时间应延迟到5～7无病人停禁食后的饮食管理十分关键:严格限制在流质开始,还要求低脂性流质,牛奶、豆浆易产生气体并不适宜,米粥汤最好.本例还有与患者性格因素有关,过分自信,认为自己病好了,不遵医嘱,不听家属劝阻,都在半夜里自行偷食。
药物治疗观察到生长抑素的应用后对胃肠道“休息”起到良好作用,它主要能减少胃肠液的分泌量,减少肠腔内液体的潴留量,使肠道“减负休息”利于功能恢复。善宁0.1mg,一天一次时胃管引出量可减少一半,0.1mg一天二次时引出量减少2/3. 不用善宁胃肠引出量均在800ml/日左右。肾上腺皮质激素能有效减轻肠壁炎症、水肿。任何影响肠蠕动恢复的药物都不宜使用,如阿托品,山茛菪碱等。中药复方大承理气汤恢复期自胃管内灌入,要浓煎,减少汤量,对肠功能恢复,促进排气、排便,清除炎症,水肿都起到良好作用。
全程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很有必要,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一般取非手术治疗。但有时也会发生绞窄性肠梗阻的可能,如出现1、出现持续性阵发性加重的剧烈腹痛。2、呕吐物,肛门排出血性物,或腹腔穿刺有血性液体.3、观察中病变发展迅速,早期出现休克,抗休克治疗效果不佳。4、有明显腹膜刺激征。5、腹部不对称,局限性隆起或肿块,有固定压痛。6、腹部X线检查有孤立、固定,扩张的肠袢,动态观察肠管进一步扩张。7、CT提示:腹水,肠系膜血管充盈,肠系膜水肿,肠壁增厚,增强扫描肠壁增强不明显[3]。综合考虑绞窄性肠梗阻不能排除时果断剖腹探查,避免肠坏死的发生。
关键词：腹部手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复发
参考文献
[1]黄志强．现代腹部外科学[M]．长沙：湖南可及技术出版社，1995，116．
[2]Stewart RW,Page CP,Brende J,et al.The incidence and risk of early pos toperative small bowel obstruction[J]. Am J Surg,1987,154(6):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