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复发（通用8篇）
肿瘤复发 篇1
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 广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循环肿瘤细胞DNA是能够准确预测肝切除术后2年内肝细胞癌复发的一个因子。
“我们发现, 循环肿瘤细胞DNA水平能够准确反映肝细胞癌的肿瘤进程和治疗效果, ”广岛大学Atsushi Ono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循环肿瘤细胞DNA的基因组图谱分析, 可能会指导肝细胞癌的个体化管理。”
Ono及其同事分析了46例肝癌患者的数据, 这些患者都在2009年10月-2012年1月之间行肝切除或肝移植手术。研究人员通过使用针对每个肿瘤体细胞重排测定量化了循环肿瘤细胞DNA (ct DNA) 。外显子测序也采用游离DNA配对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TACE) 后复发性肝癌患者的原发肿瘤组织中的DNA。
“我们研究了ct DNA水平能否反映肝脏肿瘤的动态, 以及能否通过量化每个特定肿瘤基因组排序作为不良诊断的一个预测因子, ”研究人员写道。“我们还在研究肝癌患者游离DNA基因组外显子测序能否识别癌组织的体细胞突变。”
突变可以发生在所有的肿瘤中;然而, 术前46例患者中仅有7例有ct DNA。ct DNA的存在与肿瘤体积大和肝切除术后2年内肝癌的复发是相关联的。此外, ct DNA也会随着疾病进展而增加。
与没有ct DNA的患者 (P=0.0386) 相比, 存在ct DNA的患者复发和肝外转移的累积发生率较低 (P=0.0102) 。
多因素分析显示, ct DNA是门静脉显微血管受侵犯的一个独立预测因子 (OR=6.1;95%CI, 1.11-33.33) 。
此外, 研究人员通过外显子测序在TACE术后游离DNA中发现了45个非同义突变, 在原发肿瘤组织中发现71个非同义体细胞突变。在两个样本都有25个常见的基因突变, 在原发肿瘤组织中发现的突变中有85%在游离DNA也有发现。
“ct DNA的存在反映了肿瘤的进展, 检测到ct DNA可以预测门静脉血管受侵犯及复发, 尤其对于在2年内发生肝外转移的患者。我们的研究表明, ct DNA检测和游离DNA的测序分析对肝癌个体化治疗是十分有用的。”
肿瘤复发 篇2
【關键词】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调强适形放射治疗、临床价值
【中图分类号】R737.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3-0173-02
结合已有的临床资料看，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主要指的是腹膜后淋巴结[1]，在这种疾病的治疗过程中，通常我们使用的放疗和化疗虽然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2]，基于此，我院将以调强适形放射治疗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在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中的临床价值，研究取得一定的收获，现将研究过程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09年9月～2013年5月期间收治的50例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平均年龄40～59岁，50例患者中，卵巢癌4例，子宫内膜癌13例，后期宫颈癌33例。所有患者在进行治疗前，均进行了肝肾功能检测及血常规检查，均未发现异常。
1.2治疗方法
本组所有患者均采用调强适形放射治疗，在治疗后对所有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综合的评价和分析。首先，使用CT确定患者大体肿瘤靶区，然后再GTV的基础上外放大约1.0cm，获得计划肿瘤区（PTV），本组研究中PTV和GTV的中位剂量分别是60.1Gy和64.0Gy。脊髓、肾脏、膀胱和小肠的中位剂量分别是21.9Gy、8.1Gy、34.9Gy、38.1Gy以及20.9Gy。
1.3近期治疗效果评定
根据患者治疗效果的不同，我们将患者的情况分为：进展（PD）、稳定（SD）、部分缓解（PR）和完全缓解（CR）；治疗总有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患者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6.0建立数据库，通过t检验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本组所有50例患者均顺利完成系统的放射治疗，经过对本组患者的资料进行整合，我们发现，50例患者完全缓解18例（36.00%），部分缓解27例（54.00%），好转5例（10.00%），总缓解率为90.00%；此外，有6例患者出现了I级皮肤反应，20例患者出现I～II度骨髓抑制，19例患者出现I～II级消化道反映，详细参见表1。
表1（50例患者恶性肿瘤治疗效果分析）
术前病理例数SCCCIN IIICIN IICIN I卵巢癌4211-子宫内膜癌131237宫颈癌331572050例患者经过治疗均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50例患者中有3例患者为后期宫颈癌，经过4个月的治疗，由于癌细胞扩散而死亡；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和宫颈癌患者经过治疗均有一定程度的递进，治疗效果明显。
3.讨论
结合已有的临床资料来看，在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放疗及化疗的方法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由于肿瘤的位置等原因的影响[3]，这两种治疗方法都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很大的损伤。在我院的本次研究中所采用的调强适形放射治疗法，与传统的放疗和化疗相比，不仅能够有效的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而且患者的存活率比较高，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首先根据患者的治疗情况，选择不同的剂量进行放射性治疗，这样不仅有效的降低了患者癌细胞的扩散数量，而且明显的降低了患者肿瘤的恶化进程[4]，调强适形放射治疗法经过精确的摆位和科学的治疗计划，保证了患者肿瘤靶区能够均匀的受到放射线照射，并且由于定位的准确也最大程度的降低了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害，因此，在研究中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比较小，因此，从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在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中采用调强适形放射治疗法具有较大的临床效果，可以考虑将其作为复发性妇科恶性肿瘤的首选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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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复发 篇3
恶性肿瘤手术后,机体淋巴和血液系统仍然存在着肿瘤亚临床病灶,在适当环境和免疫机制异常状况下,可发生肿瘤着床和生长,与中医伏邪学说所述的“邪气伏藏,待时而动”十分相似。因此,从 “伏邪”或“伏毒”立论,病证结合干预恶性肿瘤,或可作为中医药抗肿瘤转移复发的切入点。
1“伏邪”及“伏毒”理论朔源
伏邪之说最早源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云: “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 夏伤于暑, 秋为疟; 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 冬伤于寒, 春必病温。”文中论述四时风、寒、暑、湿之邪可潜伏于体内,不即刻发病,反于季后随时气之所变而发病,奠定了伏邪致病理论的基础。《伤寒论·平脉法》最早明确提出伏气病这一概念: “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至晋代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例》中曰“冬令严寒,……中而即病者,名为伤寒; 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暑病”,首次提出伏邪所处为肌肤,但主要是以外感之邪论其之所。
后世医家逐渐尝试将这一学说用于其他疾病病因的阐释,如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将伏邪致病理论用于温病,指出“凡邪所客,……先伏而后行者, 所谓瘟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 其后则多在伏邪所处和伏邪外发的途径进行论述, 如清喻嘉言谓“冬伤于寒,伏在肌肉; 冬不藏精,伏在骨髓; 冬不藏精复冬伤于寒,则内外受邪”,柳宝诒《温热逢源》指出“必从经气之虚处而出”。何廉臣则认为,凡伏气温病,皆是伏火。
现代医家则扩展了这一学说,认为不应把“伏邪”单纯囿于温热病范围,在内伤杂病中亦有重要意义,指出“伏毒”是指内外多种致病邪毒潜藏人体,具有伏而不觉,发时始显的病理特性,表现毒性猛烈、病情危重或迁延反复难祛的临床特点,认为 “伏毒”既涵盖外感之毒,现今所指的某些感染性疾病,如非典型肺炎、乙肝、巨细胞病毒感染等,更强调内生“伏毒”的广泛性,涉及到免疫性疾病、结缔组织病、肿瘤及某些遗传性疾病［3］。
2“伏毒”认识和病证结合抗肿瘤复发转移
绝大多数肿瘤患者接受过手术、化疗及放疗等现代医学治疗后会表现出与原发疾病无关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从而影响中医的临床辨证施治。此时,临床往往需辨患者在这一特定时段所表现出的 “证”进行治疗,从远期治疗来看,如何针对肿瘤辨 “病”治疗则颇具难度,尤其是癌肿被手术切除之后,患者身体机能逐渐恢复,某些病人甚至出现“无证可辨”的状态,但这并不表示患者不具备复发的风险。此时,需据中医“伏毒”认识,对患者进行干预,可将病证有机结合,针对患者正虚邪实的不同进行针对性治疗。
“伏”是隐藏、潜伏之意; “毒”是指随着机体外界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致病因素。肿瘤前期的病变细胞或手术后残留癌细胞可能为“伏毒”的一种客观存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复杂,有多种因素参与,在这些因素中有部分属于“伏毒”的范畴, 但如果把“伏毒”简单等同于体内癌细胞,则是对癌毒片面理解,缩小了“伏毒”这一概念的含义,限制了其临床指导价值［4］。因此,笔者认为肿瘤患者体内的“伏毒”,既包含癌基因、微小癌转移,也包括刺激肿瘤复发与转移的细胞因子等。
中医学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凡是体内的疾病,必然在体表( 外) 有形迹可寻。在特定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心理状态和外界环境影响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证候在宏观上表现为特定的症状、体征的有机结合,是临床现象的概括和总结。然而, 肿瘤是一种特殊的恶性疾病,临床表现有时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内在的病理本质,这对传统中医辨证治疗提出了挑战。
肿瘤疾病的外在表现,往往与其荷瘤细胞的多寡及机体免疫系统的反应相关。在肿瘤发生的初期,机体荷瘤细胞数较少,免疫反应存在逃逸机制, 其外在体征及症状往往不明显; 当瘤负荷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产生相关的症状和体征,如肿块、疼痛、乏力、癌性发热等; 如果肿瘤得到切除,瘤负荷迅速减少,此时与肿瘤相关的症状又可能消失。这种病理过程,可用“伏毒”理论去解释。有研究对218例术后结直肠癌患者调查显示,恶性肿瘤国际临床分期越晚的病人,其气滞、湿热、瘀血等实证表现越明显,提示“伏毒”与体内瘤负荷相关［5］。
辨证论治虽是中医治疗的特色,但对癌病的本质缺乏理论和临床证据的支撑［6］,病证结合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肿瘤疾病的病理、分子机制,结合中医辨证论治,进行个体化治疗,使得疾病共性规律与患病个性特征有机结合,从多个方面认知疾病,明确肿瘤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确立相对应的诊疗方案,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7-8］。
3宏观微观结合辨“伏毒”性质
肿瘤病机概而言之不外“虚、毒、痰、瘀”四端, 四者之间常相互夹杂、相兼为患［9-10］。“伏毒”并非一个单一的概念,应是痰湿、瘀血、热毒的胶结状态［11］。肿瘤的产生往往与血液高黏状态有关,中医认为此为痰、瘀状态,这种微环境更易于肿瘤附着与转移。从临床表现看,出现复发与转移的癌症患者大多见有不同程度的痰瘀互结表现,如肿块、疼痛、出血,舌有瘀斑或舌质紫暗,舌下静脉曲张,脉涩或结代等瘀阻表现; 舌苔厚腻或浊,脉弦滑等痰浊表现。伏毒常与瘀血、痰湿胶结,反复发病,缠绵难解。伏毒不能独自发病,尚需风、火、燥、寒等邪气的引发与鼓动,因此其发病既可有风邪致病时的多动、流窜,开泄动摇; 火邪的燔灼、炎上,生风动血; 寒邪的凝滞、收引,耗伤阳气; 也可有湿邪的黏腻、重浊,困阻脏腑; 燥邪的伤津、劫液,干燥固涩［12］。
近年来,肿瘤相关基因和血清学指标与肿瘤中医辨证相关性研究显示,不同辨证分型其内在的病理及血清学变化亦不相同,提示“伏毒”的存在有其物质基础。赵静等[13]对300例肺癌患者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和临床辨证分型相关性研究发现,痰湿阻滞型以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升高较为显著,阴虚内热型以癌胚抗原升高较为显著,气血瘀阻型以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和胃泌素前体释放肽升高较为显著。童凤军[14]研究54例肺癌患者的中医证型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表达差异,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正常肺组织中不表达,而在痰湿蕴肺型、气滞血瘀型、阴虚热毒型、气阴两虚型中依次增加,痰湿蕴肺型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阳性率35.29%,气阴两虚型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阳性率77.78%,与正常黏膜(表达阳性率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扶正清化“伏毒”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和伏毒之间的此消彼长决定了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手术及术后放化疗是祛邪,然而邪虽去正气却难复,伏毒并未祛除殆尽。待正气虚损至一定程度,伏毒则发而致病,导致肿瘤复发转移［15］。因此,正气是否充沛成为伏毒进退的主要因素。临床也发现,肿瘤的转移与复发往往与患者术后的免疫状态相关,肿瘤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是因为其体内存在免疫逃逸机制。 正常情况下,肿瘤细胞会被机体免疫系统清除,但在肿瘤微环境下,免疫细胞丧失了对癌细胞的监督与清理,则使其有了潜伏的机会。因此,对于手术后残留肿瘤细胞( “伏毒”) 的治疗,重要的是提高机体内环境防御能力,使其不致复发转移。陈卓等［16］观察黄芪、党参及其组方对荷视网膜母细胞瘤小鼠CD4+CD25+Foxp3+调节性T细胞( CD4+CD25+Foxp3+Treg) 表达及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发现,对照组小鼠CD4+CD25+Foxp3+Treg表达随荷瘤天数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而中药治疗则使其呈下调趋势,且可下调白细胞介素-10水平。中药复方可通过抑制肿瘤微环境中的血管生成,促进Treg凋亡,使Treg数目减少、T细胞和NK细胞的作用恢复,逆转肿瘤免疫逃逸对机体免疫的抑制作用,从而起到控制肿瘤的作用。
5搜剔藏伏经络“伏毒”
伏毒之所以缠绵难愈,不仅因其与痰、瘀胶结, 也在于其“久病入络”。伏毒具有随气血流窜的特性,脉络之末为气血循行至缓之处,伏毒循流至此往往易于寻找藏身之处。一旦患者体内存在易于其着床生长的微环境,伏毒便潜伏于此。近年来, 肿瘤微环境与肿瘤干细胞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微环境和肿瘤干细胞的特性解释了“肿瘤遗传异质性”“转移前生境”“失巢凋亡抗性”“肿瘤休眠”“多药耐药”等问题,也为“伏毒”藏于络的理论提供了物质基础的诠释［17］。在临床治疗中,可在扶正祛邪的基础上,配伍入络药,如活血化瘀之王不留行、莪术等; 也可配伍入络搜刮的虫类药,如蜈蚣、全蝎、 土鳖虫等。中医临床善以虫类药物治疗癥瘕,近年来,虫类药的抗肿瘤作用机制研究也愈发受到重视。邹玺等［18］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 MTT) 法测定土鳖虫水提物和醇提物对人胃低分化腺癌BGC-823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结果显示其醇提物能显著抑制人胃低分化腺癌BGC-823细胞增殖,药物作用48小时时抑制率最高,并有较好的剂量依赖关系。
总之,现代肿瘤学已经进入分子靶向治疗的领域,通过单个基因的检测与针对性治疗,将肿瘤患者进行群组划分,且在敏感人群中取得了较佳的疗效,使现代医学肿瘤个体化治疗获得了显著进展。 这种个体化治疗与中医的辨证治疗相一致,为中西医病证结合干预肿瘤提供了新的依据与切入点,同时也给病证结合治疗肿瘤带来了新的挑战。从传统中医“伏毒”理论认识入手,采用病证结合诊疗模式,将中医证候要素本质研究和微观辨证研究引入到肿瘤领域,将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有机结合在一起,有希望在肿瘤治疗领域开创一片新天地。
摘要：以传统中医“伏毒”理论为切入点,探讨病证结合模式下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术后复发转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将中医证候要素和微观辨证纳入肿瘤转移复发防治领域,指出中医药扶正祛邪及搜剔经络的目的旨在清化“伏毒”,防止肿瘤转移复发。阐述了“伏毒”在肿瘤复发转移中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临床应用的价值。
肿瘤复发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2007年6月~2009年6月间住院且接受TURBT治疗的初发膀胱癌患者52例(2微米激光电切术26例、等离子电切术28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排除淋巴结或其他转移灶可能。52例中男性45例,女性7例,男女比例约6.5∶1;年龄20~85岁,平均年龄60.5岁。手术由同一术者完成,术后均按正规疗程予膀胱灌注化疗(吡柔比星30 mg,每周1次共8次,再每月1次共10次)。术后随访20~42个月,平均28.6个月,期间复查膀胱镜及泌尿系B超(24个月前每3个月1次,之后每6个月1次),将尿路内任何部位出现新的尿路上皮肿瘤视为复发。
1.2 实验方法
鼠抗人COX-2单克隆抗体购自英国Abcam公司,SP试剂盒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有限公司。实验过程严格按照SP试剂盒操作流程,步骤如下:组织腊块连续切片,烤片20 min,常规二甲苯脱蜡,梯度酒精脱水,3%H2O2灭活内源性过氧化酶,抗原修复,鼠抗人一抗4℃过夜,生物素标记二抗作用30 min,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作用30 min,DAB染色,苏木素复染,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树胶封片。
1.3 结果判定
COX-2蛋白阳性表达为胞浆内黄染颗粒,随机选择5个高倍镜视野进行判断,以标本中>10%的肿瘤细胞表达COX-2视为阳性结果,<10%的肿瘤细胞表达COX-2视为阴性结果[3]。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均数间比较采用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评估肿瘤复发的相关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分析,统计结果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52例膀胱肿瘤患者中单发40例,多发12例;TNM分期Ta 10例,T1 25例,T2 17例;WHO肿瘤病理分级G1 26例,G2 22例,G3 4例。术后均获得随访,平均随访28.6个月,复发9例,其中7例为术前诊断多发肿瘤病例,2例单发;9例中分期分级为T1G 32例,T2G 26例,T2G 31例。52例组织标本中COX-2阳性表达30例(图1、2),阴性表达22例(图3)。COX-2蛋白阳性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浆中,呈棕色弥漫分布,大多分布在癌组织中,癌周血管内皮细胞亦可见有阳性表达。COX-2的阳性表达率与膀胱肿瘤T分期有明显相关性(P=0.024),而与患者的年龄(P=0.586)、性别(P=0.641)、病理G分级(P=0.706)、单/多发病灶(P=0.959)之间没有相关性。单因素分析显示膀胱肿瘤患者术后复发与其临床T分期(P=0.003)、单/多发病灶(P=0.016)密切相关,而与COX-2的阳性表达率(P=0.963)、肿瘤G分级(P=0.344)、性别(P=0.321)间没有相关性。
3 讨论
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是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重要的限速酶,通过催化花生四烯酸代谢为前列腺素类产物,从而对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产生影响。COX可分为两个亚型,COX-1和COX-2。COX-1表达于大多数正常组织中,参与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而COX-2属于诱导型酶类,可由各种刺激因素,如炎症、缺氧等诱导产生,近年来COX-2在肿瘤的分化、凋亡等多种生物学行为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具体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促进肿瘤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等有关。多项研究发现COX-2在泌尿系统肿瘤组织中均有表达,且对于肿瘤的发展以及侵袭均有促进作用[4,5]。本研究显示COX-2蛋白在膀胱癌大多数癌细胞胞浆中以及癌周血管内皮细胞中均可见阳性表达,分析COX-2可能通过刺激局部组织前列腺素的大量合成,促进肿瘤血管的形成,进而引起肿瘤的侵袭性增加,导致肿瘤疾病的进展。
膀胱癌最主要的病理类型为移行细胞癌。初发者约75%为浅表性乳头状瘤,行单纯手术切除治疗后复发率高是其特点,术后5年内复发率可高达50%左右[6]。且膀胱癌有多中心性生长特点,虽然这种生物学特性的发生机理尚不明确,但多发肿瘤较单发肿瘤更易复发是显而易见的[7]。本研究结果显示52例患者术后复发9例,其中7例术前诊断为多发肿瘤。随着肿瘤的复发,尤其是多次复发者,可发展为肌层浸润性癌或转移癌,导致疾病进展。如何有效预防术后复发成为膀胱癌治疗的难题。多项研究探讨了膀胱肿瘤复发与其临床、病理因素间的相关性。何建华等[8]通过COX回归分析了120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平均随访84个月,结果发现肿瘤的病例分级、TNM分期及复发情况均是影响膀胱癌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赵凯亮等[9]回顾性分析了206例膀胱癌患者资料,结果显示3年、5年的复发率分别为36.8%和44.7%,影响复发的主要因素是年龄、组织学分级和术后膀胱灌注。FRIEDRICH等[10]分析了接受TUR手术治疗的105例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结果发现DNA甲基化分析法可作为膀胱癌诊断和评估预后的方法之一。有关COX-2表达与膀胱癌复发的相关性研究见有报道,但结论不一。如FRIEDRICH等[1]发现COX-2表达与Ta/T1期膀胱癌的侵袭性有关,但与肿瘤的复发与进展无关。KIM等[2]则认为T1G3期膀胱癌COX-2的表达量对于预测肿瘤复发和进展有重要意义。最近AZIZ等[11]通过检测266例行膀胱全切加化疗的肌层侵润性膀胱肿瘤组织中COX-2的表达情况,并总结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结果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结转移、新辅助化疗、辅助化疗以及COX-2阳性表达率均是膀胱肿瘤患者特异性生存率的相关因素,认为COX-2有望成为监测膀胱癌预后的指标之一。
本研究结果显示COX-2阳性表达率与肿瘤的T分期之间有显著相关性(P<0.05),而与膀胱癌患者的年龄、性别、G分级、单/多发病灶之间没有相关性。进一步通过Kaplan-Meier单因素分析显示膀胱肿瘤的T分期、单/多发病灶可作为预测膀胱癌复发的相关因素,且T分期用于预测肿瘤的复发更有显著性意义(P<0.01),符合大多学者认同的观点。而本结果显示COX-2的阳性表达与膀胱癌复发的预测没有相关性(P>0.05),且本组52例患者术后平均随访28.6个月,共9例复发,复发率17.3%,分析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病例以浅表性膀胱肿瘤为主,术后病理G分级较低,G3仅4例;(2)随访时间较短,可延长随访期至术后5年;(3)患者术后灌注化疗依从性高,均按照疗程完成了膀胱灌注,灌注化疗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肿瘤复发的几率;(4)TURBT术式成熟,对于浅表性肿瘤能够保证瘤体的完整切除,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因手术切除不彻底而导致的肿瘤复发。因此TURBT可作为治疗浅表性膀胱肿瘤的理想术式,且对于部分肌层侵润性膀胱肿瘤同样可以选择。
近来COX-2抑制剂塞来考昔(Celecoxib)用于膀胱癌的化学预防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DHAWAN等[12]收集了13例侵润性膀胱癌病例,在患者行诊断性电切术后给予Celecoxib口服,400 mg每天2次,服用2~6周,直至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前。采用TUNEL及免疫组化方法分别分析同一患者经诊断性电切术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先后获得的肿瘤标本,结果在13例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标本中有3例无侵润性肿瘤残余,有7例可见肿瘤病灶发生凋亡改变,而对照组(未服用Celecoxib)13例中仅3例发生凋亡改变(P<0.04),且Celecoxib治疗组肿瘤组织中VEGF的表达量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26),提示抑制COX-2表达能够产生抗肿瘤效应。通过进一步研究COX-2抑制剂在膀胱癌化学预防中的作用机制,有望为临床上制定更完善的膀胱癌诊治方案奠定基础。
摘要：目的 探讨环氧化酶-2(C0X-2)在预测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后肿瘤复发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52例行TURBT治疗的膀胱肿瘤患者资料,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肿瘤组织标本中COX-2的阳性表达,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病理资料以及术后随访资料间的相关性。结果 52例标本中COX-2阳性表达30例,术后平均随访28.6个月,复发9例。COX-2阳性表达率与肿瘤T分期明显相关(P<0.05),与患者年龄、性别、病理G分级、单/多发病灶之间没有相关性,单因素分析显示膀胱肿瘤术后复发与临床T分期(P<0.01)、单/多发病灶(P<0.05)密切相关,而与COX-2阳性表达率、肿瘤G分级、性别没有相关性。结论 COX-2作为TURBT术后肿瘤复发的预测因子及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环氧化酶-2,膀胱肿瘤,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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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复发 篇5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0年3月至2007年3月应用球囊阻断技术对13 例复发性骨盆肿瘤患者进行手术治疗(设为球囊阻断组),包括骶骨肿瘤8 例(脊索瘤4 例、巨细胞瘤3 例、神经纤维瘤1 例),髂骨肿瘤5 例(巨细胞瘤2 例、软骨肉瘤1 例、转移癌2 例)。复发情况:初次手术后第一次复发1 例,第二次复发10 例,第三次及以上复发2 例。选择1999年前有完整资料的、常规手术下26 例复发性骨盆肿瘤患者作统计学对照(设为常规手术组),包括骶骨肿瘤21 例(脊索瘤16 例,转移瘤3 例,骨巨细胞瘤1 例,神经纤维肉瘤1 例),髂骨肿瘤5 例(转移瘤3 例,骨巨细胞瘤1 例,软骨肉瘤1 例)。复发情况:初次手术后第一次复发8 例,第二次复发12 例,第三次及以上复发6 例。所有肿瘤均经术后病理证实。两组共39 例,男23 例,女16 例;年龄12～76 岁。其中常规手术组26 例,男15 例,女11 例,年龄(44±13) 岁;球囊阻断组13 例,男8 例,女5 例,年龄(45±11) 岁。
1.2 手术方法
麻醉后常规消毒铺巾,采用Seldinger技术于健侧股动脉穿刺放置12F外鞘管,经外鞘管置入9F主动脉球囊导管(Stent-Graft Baloon Catheter,Medtronic AVE),球囊直径为46 mm。采用脉搏波形指示法进行球囊定位,即同时应用2台指脉搏氧饱和度监护仪,SpO2探头分别置于左、右脚趾,调整球囊使位于两侧SpO2脉搏波形同时消失的最低点,此时球囊位于腹主动脉末端,妥善固定。静注肝素0.5 mg/kg行部分肝素化,每30 min抽取静脉血监测激活全血凝固时间(activateel clotting time,ACT),维持ACT 200秒左右,以防血栓形成。肿瘤切除后手术止血时,根据ACT结果给予适量鱼精蛋白拮抗。当肿瘤基本暴露后,拟行肿瘤切除时开始阻断腹主动脉血流。
1.3 观察指标及数据处理
记录两组病例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输血量、术后并发症情况。所有数据都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undefined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总体情况
常规手术组26 例,手术时间最长465 min,最短125 min,平均(243±101) min;球囊阻断组13 例,手术时间最长450 min,最短90 min,平均(238±143) min,两组手术时间无明显差别。单次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时间最短20 min,最长90 min,平均50 min。常规手术组术中失血量400～6 000 mL,平均(2 289±1 602) mL,球囊阻断组术中失血量50～4 000 mL,平均(928±1 317) mL,球囊阻断组失血量明显少于常规手术组(P<0.05)。常规手术组中23 例病人接受输血,输血量800～5 500 mL,3 例病人未输血,平均(1 880±1 050) mL;阻断组中有10 例病人接受输血,输血量400～4 000 mL,3 例病人未输血,平均(733±1 265) mL,球囊阻断组输血量明显少于常规手术组(P<0.05)。
两组病人术后均定期随访,常规手术组26 例中,4 例患者术后10～14个月发生肺转移死亡(1 例脊索瘤,1 例神经纤维肉瘤,2 例转移瘤);9 例局部复发(其中5 例再次手术切除);3 例患者直肠损伤,1 例膀胱损伤,10 例患者术后恢复较好,接近正常的生活质量;球囊阻断组术后随访,未见肢体血栓形成、缺血性坏死及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1 例4个月后发生肺转移死亡;所有病人均无临近脏器损伤并发症。
2.2 典型病例
患者,男性,45 岁。右髋及右大腿肿块15年,快速增大半年。患者于15年前因右股骨上端软骨肉瘤在外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1年肿瘤复发。后又经3次手术3次肿瘤复发,改行放疗、热疗无效,肿瘤进行性增大并合并感染,窦道形成。巨大肿瘤压迫直肠和膀胱,造成大小便功能障碍来院求治。入院时见:右大腿中段到髂嵴见巨大肿块,肿瘤最大径73×30×33 cm,质硬,表面呈结节状高低不平。右骶髂部皮肤呈暗褐色,皮肤变硬皮革样变。肿块表面可见5个原手术切口疤痕,肿瘤破溃,表面见3个窦道,有脓性渗出(见图1)。入院X线片、CT及MRI见右股骨上端巨大肿瘤侵犯髂骨、耻骨、坐骨并累及盆腔(见图2～3)。手术在辅助低位腹主动脉内球囊阻断下行右侧半骨盆截肢术,切除肿瘤重达9.8 kg(见图4～6)。术后诊断:软骨肉瘤。术中见肿瘤经坐骨大孔和闭孔侵入盆腔,与腹膜、膀胱和右侧输尿管广泛粘连。膀胱被推移到右侧髂窝处。切除部分腹膜和小部分受侵膀胱。术中失血约800 mL,输血600 mL,无任何手术并发症。随访30个月无复发。
3 讨论
骨盆肿瘤特别是多次手术后发生局部复发的复发性骨盆肿瘤,常使手术视野广泛粘连,解剖结构不清,常侵犯下腔静脉及骶前静脉丛,手术时出血量大,有报道称平均失血量在7 000 mL以上,最多可达15 000 mL[1]。如此短的时间内大量出血常造成手术野不清,肿瘤显露困难,肿瘤切除不彻底,易损伤临近脏器,更有甚者因出血过多,输血补液不及时导致DIC、低血容量休克甚至死亡,因此控制术中出血对手术治疗复发性骨盆肿瘤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控制骨盆肿瘤术中出血常用的方法有低位腹主动脉临时套扎,术前选择性动脉栓塞和术中髂内动脉结扎等。a)低位腹主动脉临时套扎指术中经腹膜外入路游离并阻断腹主动脉下端。此方法阻断血供彻底,但需要另行手术切口,创伤增大,且术中有损伤腹主动脉的风险,增加了手术的危险性。对于骶骨肿瘤的病人,由于肿瘤手术切口和显露腹主动脉切口对病人要求的体位不同,常给手术操作带来不便[2,3]。b)术前选择性动脉栓塞常用的有经股动脉穿刺行髂内动脉栓塞,此方法可以大大减少术中出血,一般可控制在3 500 mL以内[4,5]。但复发性骨盆肿瘤血供来源常为多源性,单纯栓塞髂内动脉难以达到完全止血的目的,术中出血仍会较多。并且由于长时间完全阻断血流或发生误栓,手术并发症也会增加。c)术中结扎髂内动脉,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术出血[6]。术中结扎双侧髂内动脉可降低局部血流量的48%。但对于复发性骨盆肿瘤,盆腔内重要脏器与肿瘤粘连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分离并阻断髂内动脉对手术操作来说,难度较大。且大部分肿瘤有来自髂外动脉、骶正中动脉和腰动脉的多源性血供,单纯结扎髂内动脉,难以达到完全控制术中出血的目的。本组资料中,我们采用低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技术,直接阻断骨盆及骶尾部主要血供,与常规手术组采用髂内动脉结扎或单侧髂总动脉临时阻断技术比较,阻断血流范围更广,不因交通支血管网的作用而降低阻断效果,止血时间可根据手术的需要随时实施并可重复使用,所以更适应局部血供丰富、解剖复杂、体积较大的复发性骨盆肿瘤的切除。本组资料中,球囊阻断组术中平均出血量928 mL,明显小于常规手术组2 289 mL,术中输血量也明显减少。局部出血减少,使手术视野更加清晰。在使用该技术之前,我们手术时常因出血较多而不得不放弃完全切除肿瘤,使术后局部复发率增高。术中出血较多造成术野不清,手术时常损伤邻近重要器官。对照组的26 例病例中,有9 例出现术后复发,4 例发生邻近脏器的损伤。而球囊阻断组只有一例发生术后局部复发,无邻近器官的损伤。
球囊阻断技术的关键是球囊的部位。我们采用SpO2脉搏波形指示法进行球囊定位,两侧SpO2脉搏波形同时消失的最低点为球囊的最佳位置,此时球囊正好位于腹主动脉末端,术中透视可以进一步确定球囊的位置。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操作简单,手术过程顺利,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7,8]。球囊导管必需完全放置在肾动脉以远的腹主动脉内,若球囊位置偏高会栓塞肾动脉和卵巢(睾丸)动脉,造成肾功能衰竭和生殖功能异常。我们采用SpO2脉搏波形指示法对球囊进行定位,球囊正好位于腹主动脉的最未端,不会出现栓塞肾动脉和卵巢(睾丸)动脉的现象。本研究中,球囊阻断组的所有病人无一例肾功能和生殖功能障碍。球囊单次阻断时间尚存争议,国内外资料一般认为控制在40～60 min,间歇10 min,避免阻断部分以下组织因长时间缺血造成损伤[9,10,11]。近年来有学者指出长时间阻断血流后突然松开球囊有造成肺动脉栓塞的风险,故球囊阻断时间不宜过长。本组病人每次阻断时间为60 min,间隔10 min,但有1 例病人因手术要求最长阻断90 min,术后随访,13 例病人均未出现肢体缺血性并发症。
该技术也有一定风险,我们曾对1 例骶骨脊索瘤患者施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时发生髂血管破裂,因修补及时,未对患者造成大的危险。该患者是初次手术,且在行髂外动脉修补时结扎了髂内动脉,未施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故未列入本组资料。
综上所述,低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法可以更好达到控制肿瘤区域出血的目的。尤其对于巨大的复杂骨盆肿瘤,可以更彻底阻断局部血流,使手术视野更清晰,手术操作更方便,肿瘤切除更彻底;同时可以明显的减少术中出血,降低术后并发症,提高手术成功率。我们认为低位腹主动脉阻断技术是一项有价值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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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复发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182例, 男106例, 女76例。年龄38～82岁, 平均58.6岁, 所有病例均行TURBT术, 病理检查均为移行细胞癌, 病理分级分别为G1为123例, G2为42例, G3为17例;临床分期分别为Ta为113例, T1为48例, T2为12例, T3为9例。
1.2 灌注方法
将患者随机分为三组, 所有患者均于术后一周行膀胱灌注, 灌注前4h禁饮食, 排空膀胱内尿液, 将化疗药物加入注射用水30ml, 经导尿管注入膀胱。每周1次, 共6次, 每两周1次共6次, 每月1次共24次, 术后一年内每3个月行膀胱镜检查, 以后每6个月行膀胱镜检查。灌注剂量及保留时间见表1。
注:HCTP:羟基喜树碱组;THP:吡柔比星组;MMC:丝裂霉素组
2 结果
三组患者3年内无瘤生存率见表2。在1年无瘤生存率上吡柔比星组明显高于羟基喜树碱组及丝裂霉素组, 且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2年无瘤生存率上丝裂霉素组明显低于羟基喜树碱组及吡柔比星组, 3年无瘤生存率三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3 讨论
膀胱癌是尿路上皮性肿瘤中最常见的肿瘤, 约70%以上为浅表性癌。目前, 治疗膀胱癌的方法主要是保留膀胱的开放切除手术或经尿道切除手术。由于膀胱癌有多中心性及多发性的特点, 保留膀胱手术后的复发率一般为60%～70%[1], 膀胱灌注治疗是膀胱肿瘤术后最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法, 膀胱肿瘤复发率除了与药物的作用机制有关, 还与患者本身的免疫状态、肿瘤的分期以及给药途径与药物剂量等因素有关。国内外报道, 通过膀胱灌注化疗药物可使浅表性膀胱肿瘤近期复发率下降约15%～20%, 远期复发率下降约6%左右[2]。
羟基喜树碱是从我国特有的珙垌科乔木——喜树种子中分离提取的一种微量生物碱, 是一种天然的抗肿瘤药物。分子量392.40, 是一种Topo-Ⅰ抑制剂, 在体内与Topo-Ⅰ以r DNA结合后, 阻断DNA在切口部位的重新组合, 结合成的复合体出现在DNA复制区, 抑制DNA合成并导致双链DNA断裂, 从而控制DNA复制, 阻断RNA合成, 干扰细胞周期, 延迟G2期, 使染色体DNA断裂并降解, 最终导致癌细胞死亡。通过现在细胞分子生物学检测发现, 羟基喜树碱对体外培养人膀胱癌细胞有急性杀伤作用, 明显抑制C-myc癌基因的表达[3,4]。
吡柔比星是第一代半合成蒽环类抗肿瘤药物, 分子量为664.1, 进入细胞核内迅速嵌入DNA核酸碱基对间, 干扰转录过程, 阻止m RNA合成, 抑制DNA聚合酶及DNA拓扑异构酶Ⅱ (TopoisomeraseⅡ, TopoⅡ) 活性, 干扰DNA合成。因本品同时干扰DNA、m RNA合成, 在细胞分裂的G2期阻断细胞周期、抑制肿瘤生长, 故具有较强抗肿瘤活性。
丝裂霉素为抗生素类烷化剂, 为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 能与肿瘤细胞DNA双链交叉连结或使DNA降解, 抑制其复制, 从而抑制其蛋白合成, 发挥抗肿瘤作用[5]。
理想的膀胱灌注化疗应是药物能迅速在膀胱上皮内达到有效药物浓度, 而全身吸收量少, 毒副作用小[6]。目前膀胱化疗药物分为两种:一种为生物制剂, 包括卡介苗、干扰素等;另一类为化学药物, 如:有丝裂霉素、阿霉素等。前者可以通过诱导机体的免疫功能, 预防肿瘤的复发和浸润;后者可以延长肿瘤复发的时间。
本实验三种化疗药物在1年无瘤生存率上吡柔比星组要明显高于羟基喜树碱及丝裂霉素组, 2年无瘤生存率上丝裂霉素组明显低于羟基喜树碱组及吡柔比星组, 而3年生存率上则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三种药物虽然作用机制不同, 但是总体疗效是相似的, 预后基本相同。
摘要：目的 观察羟基喜树碱、吡柔比星与丝裂霉素膀胱内灌注预防浅表性膀胱肿瘤复发的疗效。方法 将182例膀胱肿瘤术后患者分成羟基喜树碱组、吡柔比星组及丝裂霉素组, 进行膀胱内灌注并随访观察三年。结果 羟基喜树碱、吡柔比星及丝裂霉素三组患者无瘤生存率1年为69.4% (43/62) , 86.2% (50/58) , 64.5% (40/62) ;2年为69.4% (25/36) , 77.6% (45/58) , 50% (31/62) ;3年为64.5% (40/62) , 69% (40/58) , 50% (31/62) 。结论 三种药物膀胱内灌注预防浅表性膀胱肿瘤复发3年无瘤生存率无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浅表型膀胱肿瘤,膀胱灌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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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复发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收治的脑深部肿瘤患者51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按照检查方法的不同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其中实验组31例患者, 男性患者16例, 女性患者15例, 年龄为3～68岁, 平均年龄为 (58.3±4.1) 岁, 病程为6～27个月, 平均病程为 (17.4±3.2) 个月;对照组20例患者, 男性9例, 女性11例, 年龄为5～70岁, 平均年龄为 (54.2±4.2) 岁, 病程为5～27个月, 平均病程为 (16.4±2.8) 个月。所有患者在年龄、性别、用药史、过敏史、体质、病程长短等方面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在检查期间资料均保持完整, 签订知情同意书, 并积极配合随访复查。
排除标准:经SWI检查出现运动伪影者。
1.3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仰卧在病床上, 采用子公司Mageton AvatoⅠ-class 1.5T核磁共振扫描, 包括MRI平扫、增强扫描和在强化前后均行SWI序列。所有患者均常规行横断位T1WI、FLAIR、冠状位T2WI、矢状位T1WI, 横断位、冠状位及矢状位增强扫描, 横断位SWI序列[1];T1WI (TR/TE=450/15 ms) , T2WI (TR/TE=3800/90ms) , FLAIR (TR/TE 7800 ms/86 ms) , 层厚5 mm, 间隔1 mm, 层数19, 视野23 cm, 激励次数1, 矩阵256×256。SWI序列采用完全速度补偿, 三维梯度回波序列, SWI (TR/TE 50 ms/40 ms) , FOV=23 cm×23 cm, Matric=256×256, 翻转角20°, NAQ=2, 层厚2 mm, 层间距0 mm。增强对比剂应用Gd-DTPA, 剂量为2 mL/kg, 注射流率为2.5 mL/s[2]。
1.4 统计方法
应用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 计数资料可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检测结果分析
两组患者经SWI和MRI检测方法检测后可得如下检测结果, 见表1。
2.2 术后出现患者脑部病理变化
两组患者手术后经随访调查可知, 采用SWI检测的患者复发率较低为6.45%, 而采用MRI检查患者的复发率为55.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组患者仅有5例患者脑部出现新的出血情况。见表2。
3 结论
SWI是根据人体组织的不均匀性而导致不同敏感性进而成像的技术, 包括相位和幅度图像, 属于三维立体图像, 具有较高分辨率、较高噪声比。它对脑静脉血管、血液中的各种代谢产物、铁的沉积物最为敏感, 可以很好地检测细微病变的所在, 如脑血管病变、脑深部肿瘤的病变等。脑深部肿瘤常指发生在头颅底部的肿瘤, 如基底部、丘脑部等, 包括基底节区胶质瘤、海绵区脑膜瘤等[3]。该类肿瘤临床手术切除较困难, 瘤体寻找较困难, 手术往往可能有残留, 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
由该实验表1和表2可知, 常规的MRI检查中T1WI和T2WI序列信号较弱, 无法检测出肿瘤新血管形成情况以及新出血情况, 而且对于铁沉积物显示的信号也较差, 而SWI则可以显示出瘤体内引流静脉的血液供应, 进而可对肿瘤生长情况加以分析, 便于医生分析患者病情。而在使用SWI检查后, 可以明显看出实验组患者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复发率仅为6.4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对照组患者则出现很大程度的出血、脑梗塞情况。
因此, 相比常规的MRI检查可知, SWI检查有以下优点: (1) 早期可判断脑深部胶质瘤的放化疗效果。 (2) 可较好的区分手术后残留肿瘤病理性增强和瘤体本身反应性增强[4]。 (3) 可鉴别新生瘤体或残留瘤体。脑深部肿瘤赖以新生血管的生成, 因此对血管的检测尤为重要。SWI技术对于静脉血管以及铁的沉积物质较为敏感, 提高了瘤体内血液代谢产物及新生血管的检出率, 尤其增强后的SWI序列可鉴别瘤体内的出血情况, 降低患者术后脑深部肿瘤的复发率和出血率, 提高了患者得生存质量[5]。
摘要：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 (SWI) 在脑深部肿瘤复发中的应用前景。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2010年9月至2012年12月脑深部肿瘤患者 (所有患者均经手术或病理证实并确诊) 的临床资料, 将采用常规MRI检查的患者分为对照组, 采用SWI检查的患者分为实验组, 术后分别进行两种检查的随访, 观察并记录二者的测量参数以及术后恢复效果。结果 SWI检测较MRI检查可以有效地检测出血以及肿瘤残存情况。结论 SWI检查技术可以检测出MRI检测不出的出血情况及新生血管情况, 对于脑深部肿瘤的复发均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磁敏感加权成像,脑深部肿瘤,复发,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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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复发 篇8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9月—2014年8月我院化疗中心,根据《临床诊疗指南—肿瘤分册》[2]诊断为恶性肿瘤复发、转移需再次接受化疗治疗的患者7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将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5例。干预组男16例,女19例,年龄32~75岁;肿瘤局部复发15例,癌细胞转移20例;肿瘤分类:非小细胞肺癌7例,小细胞肺癌3例,食管癌3例,胃癌3例,贲门癌3例,结肠癌1例,直肠癌3例, 乳腺癌4例,卵巢癌4例,宫颈癌3例,淋巴瘤1例。对照组男20例,女15例,年龄30~74岁;肿瘤局部复发13例,癌细胞转移22例;肿瘤分类:非小细胞肺癌8例、小细胞肺癌3例,食管癌4例,胃癌3例,贲门癌3例,结肠癌2例,直肠癌3例,乳腺癌3例,卵巢癌3例,宫颈癌2例,淋巴瘤1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和病种无明显差别, 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护理策略:对照组患者入院检查确定诊断后,进行说明流程、注意事项等常规化疗宣传教育,然后接受化疗治疗。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侧重心理护理对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干预:(1)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取得家属充分信任。在患者入院检查确诊后马上进行交谈,场所选择单独谈话间进行一对一交流,运用心理学谈话技巧,态度谦和,举止文雅[8]。先深入了解患者病情、个人信息、家庭背景等资料,取得患者信任,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消除患者紧张情绪。同时与患者家属做好沟通,取得家属信任和支持,共同帮助患者保持乐观态度和积极配合治疗。(2)树立治疗信心,保证治疗顺利进行。患者一旦得知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的消息,往往会自我感觉疾病治愈几率小,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慌、绝望情绪,而排斥继续治疗[9]。作为护理人员,应当不断激励患者,用成功治愈的实例劝教患者,树立患者战胜病魔的信心。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采取病情适度保密措施,交流时言谈举止要谨慎细心,随时微笑面对患者,维持患者良好心态,保证治疗有序进行。 (3)保持院外密切联系,及时应对突发情况。患者在化疗期间,容易产生较多的如腹泻、呕吐、幽门出血、感染等副作用[10],利用电话家访的形式保持医院外护患联系,及时帮助患者有效处理以上突发情况。患者还会出现毛发脱落等不良反应,利用电话咨询方式随时解答患者疑问,消除患者紧张、抵抗情绪,对患者进行安慰、鼓励,保证化疗过程的顺利实施。
在患者入院检查确诊后即进行交谈,场所选择单独谈话间进行一对一交流,了解患者病情、个人信息、家庭背景等资料,取得患者信任,建立良好的谈话氛围,消除患者紧张情绪[3]。在院治疗期间均微笑服务,运用合理语言措辞与患者沟通,剖析患者情绪变化,根据不同的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提供恶性肿瘤治愈实例,增加患者及家属对疾病预后和化疗效果的信心[4]。一旦患者接受化疗,保持与患者家属密切联系,及时沟通院内院外患者病程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2.2观察指标: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护理策略后,通过观察患者精神状态、言谈举止,对患者直接访问,与患者家属沟通了解患者心态等方法,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负面情绪状态评价[5],包括3个等级:(1)正常:患者情绪稳定,对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等病情变化产生较少的负面情绪,对再次接受化疗表示接受,或只表现为心理轻度紧张、情绪略低落等正常心理变化。(2)焦虑或恐惧:患者情绪有明显变化,对待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等病情变化产生一定负面情绪,对再次接受化疗表示紧张、焦虑甚至恐惧。(3)绝望:患者情绪极不稳定,对待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等病情变化产生较多负面情绪,对病情预后失去信心,对再次接受化疗表现排斥和强力拒绝,对生存机会表示绝望。
此外,还要观察记录患者接受再次化疗及疗程完成情况,接受化疗并能够顺利完成预定治疗计划的判定为“完成”,拒绝接受化疗或者中途终止预定治疗计划的判定为 “未完成”。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方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负面情绪评价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评价,干预组患者焦虑、恐惧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侧重心理干预对调控恶性肿瘤复发、转移患者的负面情绪有积极意义,见表1。
例
2.2两组患者接受化疗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接受化疗情况对比,干预组34例患者能够顺利完成预定治疗计划,1例拒绝;对照组26例能够顺利完成预定治疗计划,7例拒绝再次化疗,2例化疗过程中途终止。干预组化疗完成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侧重心理干预对调控恶性肿瘤复发、转移患者顺利完成化疗计划具有积极意义,见表2。
3讨论
癌症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谓的癌症即恶性肿瘤。最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再加上环境日益恶化,肿瘤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据相关研究表明,恶性肿瘤是患者死亡的三大疾病之一。恶性肿瘤患者由于接受过相关治疗,通常会表现为心理应激反应或者是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严重影响治疗。当患者发生病情复发或病灶转移需要再次接受化疗时,排斥感更加强烈,表现出烦躁、恐惧甚至绝望等负面情绪,甚至拒绝治疗[6]。对化疗计划的开展和患者预后均有不利影响。心理护理干预对肿瘤复发、 转移再次化疗患者改善负面情绪、增加治疗依从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心理干预是将心理学有关知识和技巧应用于临床护理中,对患者进行全面了解、照顾和关怀,消除或降低负面情绪,保证相关治疗顺利实施的有效方法。心理因素可通过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而限制恶性肿瘤发展,减少心理困扰,让患者有意识行动,理智看待自己。让患者了解更多的自我病情相关消息,帮助患者认清自己,减轻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使得患者认真对待自己的病情,调整患者的心理状态,满足患者的信息需求,实现患者的期望值, 避免患者因不了解信息而感到不安,为癌症治疗奠定基础。国内研究[7]表明,老年肝癌患者采用心理干预前后SAS(焦虑自评量表)和SDS(抑郁自评量表)的评分均显著降低, 表明心理干预具有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作用。有关报道还指出,化疗初期患者自身抑郁情绪反应检出率为75.7%,患者焦虑情绪反应检出率为71.4%,抑郁混合和焦虑情绪反应检出率为47.1%。本次研究将心理干预应用于恶性肿瘤复发、转移患者的临床护理过程中,在负面情绪调控中研究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化疗中研究组顺利完成化疗预定治疗计划的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心理干预对调控恶性肿瘤复发、转移患者的负面情绪及顺利完成化疗具有良好的护理效果。
总而言之,对恶性肿瘤复发、转移再次化疗患者,应重视心理干预护理,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促使患者顺利完成化疗,对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的 探究恶性肿瘤复发、转移患者再次化疗中侧重心理干预的护理方法和体会。方法 选取化疗中因恶性肿瘤复发、转移需再次接受化疗治疗的患者70例,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5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及化疗劝教,干预组在此基础上侧重心理护理对患者进行干预,观察患者负面情绪的调控及再次化疗顺利完成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状态评价,干预组患者焦虑、恐惧情绪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接受化疗情况对比,干预组化疗完成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侧重心理干预对控制恶性肿瘤复发、转移患者的负面情绪及顺利完成化疗治计划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