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规模（共6篇）
收入规模 篇1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 2009年底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6. 6% , 比1978年提高了27. 8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0. 93个百分点, 其中以1996年为界, 之前平均年增0. 72个百分点, 之后城市化速度加快, 平均年增1. 31个百分点。面对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不配套等, 众多学者倾向于通过加速推进城市化来解决。然而这个解决方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通用的万金油么?当城市的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农村人口继续流入城市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 以及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有什么样的影响?
1998年Edward Glaeser在经济视角杂志举办的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城市正在消亡么?”这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自从Marshall (1920) 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对城市研究产生了兴趣。
什么使城市越来越厚重?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基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得各种不同的现象集中发生在城市这个狭小的地理空间内?Glaeeser认为在19世纪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economic engines) , 早期的城市就是通过发挥这种作用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的增长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同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相关的变量来促进的, 城市的作用更倾向于消费城市 (consumer cities) 。城市动态模型的三个相关变量:生活福利设施、房屋价格和工资。总体来说, 人们倾向于聚集到生活设施便利的地区, 即使该区域的房价比较高, 工资比较低。更明确地说人们会对实际工资和便利设施进行权衡取舍。“假如一个城市的房价相对于人民收入来说过于昂贵, 这个城市肯定会有非常好的基础生活设施”。生活便利设施在人们选择定居地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拿纽约来说, 纽约是一个生活丰富多彩的城市, 近年来人口增长迅速, 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因为暴力和犯罪等因素发生滞涨。Glaeser指出“在2000年的时候, 尽管在纽约生活面临着较低的真实工资, 但人们还是愿意在其中定居”, 劳动力现在大量涌入这个城市“尽管高物价抵消了高工资”。
与此同时, Glaeser (1998) 认为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众多优势, 他认为首先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实体物品运输费用的降低为城市带来竞争上的优势。历史上来说, 城市都会经历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一阶段过程。因为当大规模经济活动聚集在一个狭小区域后, 能够使更多企业进入更大的市场, 增加的交易额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发展的管理进步, 从而使平均成本向下移动。与此同时, 货物运输距离的减少和交通情况的改善也降低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的成本反过来激励新的企业向城市区域集聚。这种自我增强的正反馈使得城市规模自发增大。
城市的另一个优势通常被认为是在就业成本和人力资本方面。劳动者从事的产业景气状况发生波动时, 厚重的劳动力市场 (thick labor market) 能够减少工人在寻找工作方面的风险。劳动需求随机波动时, 城市经济活动的集聚使得工人有更多的选择并且有机会在相近似的产业找到就业机会。更深更广的劳动市场池也有助于专业分工进一步深化, 提高劳动生产率。
新经济增长理论重点关注经济活动的规模效应, 认为经济活动通过集聚的形式减少资源约束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个模型非常具有解释力, 但是对于规模效应是否存在这个理论界存在争议, Helliwell and Chung (1992) 、Jones (1995a) 、Pack (1994)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等人认为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规模效应切实存在。为了摆脱新经济增长模型对于规模效应的依赖, Lucas (1988) 、Jones (1995b) 、Segerstrom (1998) 、Young (1998) 等人对新增长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改良。然而用传统方式对规模进行测算一般使用总人口规模GDP进行测量, 并没有把空间结构考虑进去。Sedgley and Elmslie (2004) 在这方面迈出了创造性的一步, 把基于人口密度的创新考虑到规模效应中去, 并在美国国家层面上进行验证。
国内对城市规模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实证领域, 王小鲁和夏小林 (1999) 使用规模收益递增的C-D生产函数表示城市经济集聚的收益, 用政府和居民所负担的外部成本来表示城市规模增加时的总外部成本, 认为我国的城市最佳城市规模区间为50万～200万人。马树才和宋丽敏 (2003) 用熵-DEA分析方法同样总结规模在50万～2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中国最具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金相郁 (2004) 使用经济聚集法和最小成本法分别估算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的最佳城市规模。安虎森和邹璇 (2008) 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的最佳规模, 分析得出: 城市的实际收入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为倒U型关系。
二、模型建立
1.模型的基本假设
(1) 假设只存在三类以收益最大化的为激励的主体:政府机构, 城镇职工和农民。政府部门的目标是追求总收入的最大化。农村传统部门劳动者通过选择留在农村还是迁移到城市来实现其收入最大化。
(2) 经济有两个部门:城市现代化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农村传统部门经济效率较低, 而城市现代化部门经济效率较高。其经济效率差异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部门因集聚效应的存在而产生的较高经济效率;二是早期城市部门拥有的较高技术水平产生的较高经济效率。
(3) 传统农村部门存在着隐性失业, 即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乡人口总数L为固定的外生变量。
(4) 假定农村部门的生产函数为C- D 型, 即
其中, Yr是农村部门的总产出, Ar是技术进步率, Kr代表资本存量, α1 ( 0< α1 < 1) 为资本——产出弹性指数, β1 ( 0< β1 < 1) 为劳动——产出弹性指数, LE代表有效劳动力数量, 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完成前, 假定其为一既定常数。在有效劳动产出弹性不变的情况下, 也可以将农村部门的生产函数写为Yr=ArKundefined。在该生产函数下农村部门的劳动者得到的平均收入为undefined, Lr= (1-k) L 为有效劳动力数量, k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L为总人口, Lr为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数量。
(5) 令城市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c=A (Lc) Kɑ2CLundefined (式2)
这里A (Lc) 是Rabenau城市经济效率指数, A (Lc) =a·Lc/ (b+Lc) 2, a是城市部门的集聚指数, 它由城市外部环境决定;Yc 是城市部门的产出, Kc 代表城市部门的资本存量, 为城市就业的劳动力数量, α2 (0< α2< 1) 是城市的资本——产出弹性指数, β2 ( 0<β2< 1) 是城市的劳动——弹性指数;b是最适人口规模, 它由人口承载力决定, 即b=b0+g (Ib) , b0是城市自然承载力, g (x) 是新增城市人口承载力, 是城市部门政府公共投资Ib的增函数, 即undefined (Ib) > 0。
2.经济主体的决策模型
(1) 农村部门劳动者的个体迁移决策模型。
农业部分劳动者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收入。可获得收入w为:
其中, y为虚拟变量, 它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迁移情况。y=0代表该劳动者不迁移至城市;y = 1表示劳动力选择迁移至城市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c为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成本。 它包括自然迁移成本和政府政策控制两部分, 即c=c0+c (g) 。 劳动者通过对城市和农村两部门工资差额减去迁移成本进行比较, 确定自己的选择D, 确定是否留在农村, 或者迁移到城市。
undefined
我们可以对农村劳动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进行描述:
这就意味着对于农村部门劳动者来说, 他们的迁移决策取决于迁移成本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农村部门劳动者个体来说, 如果他们能够支付迁移成本, 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他们的迁移动机就越强。这样, 在一定范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速度就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迁移成本。
(2) 政府的收入最大化决策模型。
政府的目标是促进城乡两部门收入之和最大化, max Y=Yc+Yr
其中:Yc=A (Lc) Kɑ2cLundefined, Yr=ArKɑ2rLundefined
所以, 政府的最优化选择模型为:
其中L是城市和农村总的劳动力。因为政府希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规模与城市部门的发展相协调, 所以农村部门的劳动力迁移不会影响其总产出。
(3) 城市部门收入最大化决策模型。
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他们的集体收入, 需要将其意愿传递给政府。当这一集体意愿足够强烈, 并且同政府收入最大化目标一致时, 才能够实现。这表明城市部门劳动者集体收入的最大化是政府的收入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3.城乡收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在没有政府干预条件下,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使得经济效率在城市部门远高于农村部门, 假设初期城市部门人口数为L0 ; 城市工资与农村的差距大于迁移成本c。城乡劳动力迁移过程中, 我们可以把封闭型经济的城市聚集过程分为以下三阶段:
(1) 快速集聚阶段。
这一时期Lc 位于区间[L0, Lg], 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高时城市的人口规模为Lg。当城乡收入差距最大时Lg
(2) 减速集聚阶段。
这一时期以城市部门人均收入为标准, 能够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减速集聚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 城市部门的人口规模Lc处于区间 (Lg, Lm], Lm为城市人均收入处于极值点时城市的人口规模。由于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足够大, 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进一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 尽管相对于第一阶段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速度相对减慢, 但仍保持增长态势, 城市的人均收入保持上升。不过在这一时期, 因为城市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如果迁移的人口令城市部门规模达到Lm时, 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达到最大,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达到这一时期最低值。在减速集聚的第二阶段, 城市人口规模Lc处于区间 (Lm, b]。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城市经济的效率仍在改善, 但增长速度再次放缓, 城市规模达到最适度规模b 时达到经济效率的最大值。农村富余劳动力迁移速度相对较快, 所以城市产业的人均收入开始下降, 随着农村部门的人均收入继续改善,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在此阶段,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 农村劳动力迁移速度的下降, 使城市部门的效率增加速度在达到最大值后减缓。
(3) 城市扩散阶段。
在这一时期, 城乡收入差仍然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动力, 城市人口开始超过最优状态, 城市的经济效率和人均收入开始以递减的速度下降。尽管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但其仍然能够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提供动力, 城市人口继续增加, 城市产业的经济效率降低。
三、实证研究
对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收入差额进行分析, 得到如图2所示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在城市化率处于 (20%, 40%) 区间内时, 农村居民消费稳步上升,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逐渐下降。这部分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呈下降趋势, 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效率增加, 这段区域属于城镇化过程。第二阶段 (40%～80%) ,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迅速上升。这部分地区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强大的市场需求极大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工业产值大幅上升, 由于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出, 农业经济基本维持原状, 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民不能分享工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在城镇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 农民收入并没有明显改善。这种二元经济体制的畸形安排的直接后果就是, 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被迅速拉大, 从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也迅速扩大, 从40%城市化率的6000元到80%时的12000元左右, 整整翻了一番。第三阶段 (80%～90%) ,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维持高位振荡, 收入差距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有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统计局网站、中经统计数据网
对人均GDP同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则如图3所示, 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GDP持续增加, 并且增速逐渐增快。城市化率发展到80%左右时发生转折, 北京、上海两地的人均GDP随着城镇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反而有放缓趋势。这个结果同威廉姆森假说互相验证, Williamson ( 1965) 认为在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相对缺乏的时候, 空间的集聚活动大幅度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当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时, 拥挤产生的外部性会使人们更倾向于与在分散的空间内安排经济活动。这一结果表明, 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持续深化, 集聚所产生的优势显得越来越不明显。
我国现在农村剩余人口大约为5.5亿, 与此同时城市中聚集了大约2亿的外来务工人员, 这意味着如果城市化水平要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的话, 城市区域必须要创造大约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 城市的总人口翻一番, 城市扩张现象会随之而来, 这会阻碍城市部门经济效率的提高, 进而阻碍二元经济的转换, 降低经济的整体效率。这意味着, 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劳动力由农村迁向城市的原动力受到最适度人规模的限制。如果城市的人口小于最适规模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带来城乡两个部门经济效率同时提升, 但当城市人口超过最适规模时, 城市部门的经济效率会随着城市扩张迅速下降。目前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城市部门经济效率的提高是整个经济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因此, 城市经济效率的下降,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降低。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是导致城市扩散、经济效率提高受到阻碍的主要原因。为缓解城市扩散的负面影响, 政府可以加大城市人口承载力的建设, 提高城市部门的最适人口规模;也可以加大对农村部门的投资, 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
四、结论
在理解城市化、城市、城乡一体化的关系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测试了与城乡人口比例相关的人均GDP和收入差距。发现在城镇化初期, 经济增长同收入差距都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多向着良性发展, 城市发展至一定规模后效率与公平呈现一种权衡取舍的关系, 城市人口比率上升至80%以后城市拥挤带来的弊端将大于集聚所产生的优势。
终上所述, 中国的投资政策在城乡之间分配时必须考虑城乡的实际差距和城市化费用。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 应考虑到自身现有规模同最适人口规模的差异来决定。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人口已达到或超过最适规模, 进一步城市化的费用高昂, 这一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偏向农村地区, 发展小城镇, 走分散城市化道路。对于省会城市如济南、合肥、南宁等二线城市, 由于其人口接近最适规模, 且城市化费用相对较低, 应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逐步提高劳动力进入门坎, 促进劳动力向三线城市转移。对于三线城市来说, 各级政府要以优惠的政策, 鼓励产业向这些地区集聚, 加快富余劳动力向三线城市转移, 提高其经济效率。以上措施有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且有序的流动,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提高城市经济效率, 进而提高经济整体的效率。
摘要：近年来关于城市方面研究主要放在促进城市化进程,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对于城市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口方面的实证, 对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考虑城市化进程的研究相对处于空白。然而城市真的是越大越好么?本文从城乡一体化角度分析了随着城市相对于乡村发展过程中,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效率,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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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规模 篇2
积极开展全市小规模纳税人发票收入与申报缴税差异专项检查
杨春山
（2010年1月13日）
同志们：
这次普通发票专项检查工作会议，是经市局党组研究决定召开的，主要是为了落实全省普通发票管理专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小规模纳税人发票收入与申报缴税差异专项检查工作，总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改进工作、实现提高，切实保证此次专项检查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年头岁尾，各级工作十分繁忙，刚过了元旦就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便于大家及早统筹安排，力争检查工作的主动。下面我就专项检查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认清前期发票专项调查核实的紧迫性，积极整改，防微杜渐。
去年以来，市局践行“风险管理”的理念，积极探索建立税收管理预警监控体系。征管科在对个体、小规模纳税人发票验旧情况进行监控时，通过提取系统数据比对发现，发票验旧应纳税额远远大于同期入库税额，为了进一步验证此 类数据的疑点，他们从中调取了4户纳税人下发到某县区局对其申报缴税、发票验旧情况进行核实，核实结果是：某专卖店08年5至9月实际开票收入共计55662元，申报收入26125元，29537元销售收入未申报纳税，而且开具发票日期多张进行涂改，并存在作废票第一联和第二联日期不符，作废票缺联现象；某摩托车经销部08年4月、7月、8月、10月实际销售收入317150元，应缴税金12686元，实际缴纳6210.85元，共计6475.15元发票验旧税款未申报入库，且该户未按规定保管发票，丢失发票存根联51份；某物资经销部由于经营地址搬迁，导致08年12本发票全部丢失，无法实地核查，只就发票验旧单与征管信息系统验旧数据进行核对，发现大厅录入人员将09年1月5日的验旧金额4906.73元误录为64906.73元；某五金经销部09年1月、2月实际开票金额为1453元和4690元，大厅录入人员却错误地录为145.3元和54690元。
根据上述情况，9月初，市局从税源管理平台下发任务，要求税收管理员对08年1至12月个体定额户发票验旧金额大于核定销售额的部分纳税户，进行调查核实，并按税法规定进行补税或调整定额。从平台中抽查情况看，调查及处理结果与要求相差甚远。如某印刷厂税收管理员的调查核实结果与调查人员意见均为“经调查，该户开票金额大于核定定额的部分已补交税款”。该税收管理员未按月对纳税人补缴2 税款情况进行详细列明，也没有对纳税人的定额是否合理加以说明，其调查核实的真实性值得商榷。
某建材厂税收管理员调查核实结果为“未出现连续三个月超定额20%的情况。” 调查人员意见为“未发现发票开具金额高于定额应补税未补税、应调整未调整定额的情况。”实际情况是该纳税人核定定额为201元，09年1至6月仅半年时间开票超定额共补税4.7万元，实际销售收入是原定额销售收入的40多倍，该税收管理员在核定其定额时，究竟是否对该户纳税人的定额因素及经营状况进行过认真的调查核实令人怀疑。
某食品商店调查核实结果为08年2至12月共有10个月销售收入超定额，共计应补缴税款287.14元。调查人员意见为同意该户在09年9月15日之前缴纳。该税收管理员对发票验旧时为什么没有补缴税款，到该条任务办结时该纳税人是否已申报补税，连续3个月超定额，是否达到超定额的20%，是否应该调整定额均未说明。
某五金商店调查核实结果及调查人员意见均为“同意”，某保健品经销部调查核实结果及调查人员意见均为“属实”。究竟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如何进行调整、处理，无任何文字表述。
这些数据说明了我市前期的发票预警监控任务完成的情况很不乐观，效果很不理想。据统计，市局通过预警模块 下发09年1至8月“核查个体双定户开具发票金额合计连续三个月超定额20%”任务共计27户，办理结果统计调高定额6户，属其他情况未办理21户；下发09年8月“起征点以上个体双定户开具发票金额合计超定额20%未申报纳税检查”任务共18户，办理结果统计只有1户有问题，查补税款、罚款、滞纳金均为零。连续几次预警监控结果离预期均存在很大的差距，折射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在市局下发的任务名单中，有些纳税人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税收管理员却迟迟不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也没有及时进行补充申报、补缴税款，使得监控的效果大大打了折扣，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确实应该认真的反思一下。
二、认识开展发票专项检查工作的重要性，端正态度，强化职能。
众所周知，发票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据，是税款征收和税务检查的重要依据。而发票的管理则是税收征管的重中之重，在税收征收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这么说，“管票就是管税，管税就要管票。” 管好了票，就等于管好了税；抓好了发票管理工作，就等于抓住了促进国税增收的牛鼻子。所以我们在征管工作中一直强调：发票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弱化；发票的管理只能规范有序，不能杂乱无章。省局最近提取和分析了全省小规模纳税人2008、2009两个年度发票开票收入（包括发票验旧收入和代开发票收入）与申报收入数据，发现部分小规模纳税人存在开票收入不申报缴税情况。据统计，我市08年差异共9900户次，差异额5.13亿元，其中起征点以上个体户申报收入与开票收入差异8942户次，差异额4.5亿元，居全省第三位；09年差异8161户次，差异额9.9亿元，其中起征点以上个体户申报收入与开票收入差异7509户次，差异额8.6亿元，仍居全省第三位。无论从差异户次上，还是从差异额上，我市均属全省前列，开票收入与申报收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纳税人申报质量造成，同时肯定也有我们内部管理的因素。所以为了进一步加强普通发票管理，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整顿税收秩序，切实解决小规模纳税人普通发票的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非法代开、大头小尾、阴阳票、开票不申报等问题，堵塞税收漏洞，做到应收尽收，规避执法风险，保护我们的干部，开展这次小规模纳税人发票专项检查就显得尤为必要、尤为迫切。
开展发票专项检查，在内部，对于规范发票管理流程，健全发票管理机制，完善发票管理制度，用机制和制度管人理事，推进依法治税和廉政建设等举足轻重；在外部，则对于促进纳税人正确地进行会计核算，强化财务监督，严格财经纪律，加强税收征管，防止税款流失，保障国家税收收入 等意义重大，因此加强和规范发票检查工作的职责相当重要。从这种程度上说，各级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发票管理、规范发票秩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把发票专项检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要在工作上积极行动起来，把工作的思路、工作的进度统一到检查的质量和效果上来。
三、稳妥推进发票专项检查工作的实效性，把握政策，突出重点。
抓落实、出成效是开展这次小规模纳税人发票专项检查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识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个态度问题，主要是领导的态度问题，大家绝不要误以为这次专项检查仅仅是一项临时性的局部工作，总局、省局已经将普通发票管理信息化列为当前“信息管税”的重点，就我市国税工作而言，主要是为今后强化普通发票管理打基础，因而非得经过深入细致的检查工作，才能找到小规模纳税人开票收入存在的涉税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搞好管理工作。在这一点上市局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希望在座的同志尤其是县区局主管领导对此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一定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组织好、开展好这次检查工作，认真分析小规模纳税人开票特点，抓住其生产经营情况，准确把握检查重点，扎实有效的推进检查进度。最终的总结是要用数字说6 话的，要用结果汇报的，没有结果，或者收效甚微，是不能过关的。
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这次发票清理检查工作是在全国统一使用新版发票前的一次专项检查，是提高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次会议后，在座的主管领导同志一定要把市局的精神、态度向参与此次检查的相关人员讲清楚、讲明白，在思想上要取得一致。要成立由主要领导挂帅的专项检查领导小组，认真学习有关文件规定，掌握政策精神，安排布臵发票专项检查工作，把发票检查工作作为第一季度的中心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精力，认真完成好检查任务，要对前期的工作情况进行一次回头看，解决好存在问题，调整好工作思路，要选择好检查方法，采取得力的措施，为发票换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各级部门要对省局通过税源管理平台下发的纳税人名单全面开展检查的基础上，重点对差异月份开票收入与实际开票收入差异额较大，存在少申报少缴税，发票管理混乱、存在发票违章现象、问题漏洞多的行业进行认真的检查。对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谎称发票丢失的纳税户要检查其是否于丢失当日书面报告主管税务机关，是否在报刊和电视等传播媒介上公告声明作废；对省局下发纳税户中属于已检查过的，仍然要统一按照这次检查 方案进行检查、统一填制检查用表单，填写调查结果；对确属操作失误，录入验旧金额错误造成数据失真的，要按方案确定的流程及时修正系统数据；对纳税人少计收入、不如实申报、管理人员疏于管理的要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理，发现重大问题的要移交稽查部门。
从上次抽取情况看，存在差异的纳税人并不均衡，个别单位应检查的户数可能较多，希望大家在工作中要突出重点，有的放矢，进一步加大力度，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各单位要采取集中核查或交叉核查的方式对疑点数据实行派单式管理，要求逐条逐户进行排查落实，在排查落实的基础上，逐条逐户说明原因，增强专项检查的针对性。
四是要严肃纪律，确保效果。各单位要加大发票专项检查力度，发现有发票违法现象必须严厉处理。检查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强调查核实，做好调查记录，记录要做到全面、细致、真实，对于通过检查已补缴税款滞纳金的纳税人，要严格按照有关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该移交稽查部门的要坚决移交。对于通过检查还未补缴税款滞纳金的纳税人，要抓紧时间组织入库，确保取得的效果落到实处。检查过程中，县区局也要加大督查督导力度，对在检查过程中不负责任，弄虚作假，造成纳税人少缴税款的要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市局方案已经明确，此次专项检查主管局长为第一责任人，对组织不力、走过场的单位，市局将组织其8 他县区局人员集中力量，重新检查，费用由被查单位承担。
五是要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此次集中专项检查的经验，并要借此次专项检查开展的“东风”，举一反三，要从有利于加强日常管理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发票检查制度，杜绝或减少发票收入与申报缴税存在的差异现象，目前发票管理、定额管理工作的权力集中在税收管理员一人身上，加之发票检查任务往往由省市局通过税源管理平台直接下发到管理员手中，由管理员自行完成发票检查任务，改变了以往县区布臵、全面检查、结束汇报的旧的工作格局，面对这样的工作现状，我们的监督力度也必须跟上，县区局业务部门要经常登陆平台查看，承担起对平台中工作任务质量完成的监督职责，做好主管领导的参谋助手作用，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市局今后要将发票验旧日常管理业务分类梳理，按半年定期监控，对潜在的风险，做到早发现早预警，不断提高控制和化解管理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规范全市小规模纳税人发票管理水平的提高。
收入规模 篇3
收入规模达864亿
根据Enfodesk易观智库产业数据库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第4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经突破4亿，达4.3亿，第4季度市场规模达到253亿元，全年市场规模达到864亿元。
从用户及收入规模来看，用户规模的增速相对稳定，2011年第4季度相比上季度在整体手机销量下降的前提下，智能手机保持较快速的增长，增速达16.77%，外加临近年底，微博等移动应用的活跃度有所提高，整体用户规模增速并未呈现下滑。
从市场规模来看，2011年出现较大的拐点，流量费占比已经低于整体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占比的50%以下，整体市场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流量费及移动应用与服务，其中应用及服务占整体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的42.9%，而移动应用与服务中，无线音乐、手机游戏及手机阅读依然是主要推动力，尤其是手机游戏和手机阅读市场，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移动购物在2011年第4季度有了更加明显的增长，在第4季度移动购物规模已经达到54.5亿元，在全年市场规模中的占比达到12.5%。伴随手机购物市场规模的继续膨胀，2012移动支付及移动安全将得到政策、软件、硬件厂商重视，也预计这两个市场在2012年将会有比较重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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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规模 篇4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说，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论，尤其是老子、孔子、孟子、墨子以及荀子的财政思想对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录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笔者企望通过重温诸子百家的经典语录，寻求最优财政收入规模，以指导现代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
一、我国古代对政府职能的界定
1. 老子的思想：
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主张体现在管理思想上即为实行放任自流。他要求以形式上的“无为”达到实质上的“治”，是一种否定形式上的“治”，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老子》第五十七章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若能做到“无为”、“好静”、“无事”、“不欲”，则老百姓自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老子的管理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是相一致的。《老子》第三十七章曰：“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地将自正。”“道”是一切事物的发展法则，而“道”的本质特征就是“无”。老子认为，万物的起源是“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世间万物由“无”统摄，只有通过“无”才能达到“有”的效果。这一哲学思想演化到管理思想上就是“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二章曰：“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老子告诫统治者，只有无争和不居才能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统治的稳定。
但是，“无为”并不是让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恣意妄为。《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也就是要尊重自然运行之道。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即是，能交给市场去做的政府就不要插手，市场失灵的领域再由政府介入。
“小国寡民”(《老子》第八十章)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又一精髓，它和追求不断发展、进步的现代管理思想不同，它主张通过“无为”而使经济回到最原始的经济状态，反对政府的随意强制与无谓干预，要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之道，实现一种“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政府的规模也是以“小”为特征，国家机构小，官员少，管理简单，少干预市场，这就是老子思想对现代政府规模的指导。《老子》第五十九章曰：“治人事天，莫若啬。”第六十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主张治国要谨慎小心，但不要复杂化，要尽量将其简单化，而且人(尤其是统治者)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不能为所欲为。他认为，生产资源有限，所以管理者要爱惜各种资源，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受约束的政府。这些思想和现代“小政府，大社会”以及“宪政”的理念是一致的。
2. 墨子的思想：
聚财于官。和儒家主张“藏富于民”、“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思想不同，墨子主张“藏富于官”，认为国富是民富的前提。孟子曰：“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他认为政府有各种客观职能和财政需要，所以“官府实”是政府职能实现的前提。同时，墨子还提出“尚贤使能”，这是对财权集中的要求，即要有贤明的管理者，不能无条件地集中财力。
在古代社会中，政府职能虽然比较简单，但也是必要的。墨子对政府职能的理解比较全面，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官府上层谈到下层，从政府内部谈到政府外部，从政治、社会职能谈到经济职能。他认为，要实现这些职能，离不开由税收构成的大量的财政收入，由此推导出在古代社会中“官府实”的必要性。老子则是从“道法自然”的角度，提出要“无为而治”，政府要适度控制逐渐繁多的政府职能，与市场合理分工，从而提高效率。不同历史时期，政府的职能不同，但是社会越发展，越需要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
二、我国古代对财政收入的阐述
1. 老子的思想：
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五章曰：“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可见，老子认为百姓的“饥”、“不治”、“轻死”是由统治者的厚敛重赋造成的。《老子》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夫孰能有余而奉天下，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老子这一思想是针对当时统治者厚敛重赋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现状而言的，“损不足而奉有余”则会导致“百姓之不治”。
《老子》第四十四章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九章又曰：“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因此，老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控制税赋。统治者如果占有过多的社会财富，会引起贫富矛盾的激化，从而影响社会秩序，导致社会混乱，因而统治者的收入必须有所控制。《老子》第六十六章曰：“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见，老子主张轻赋役，舒民力，才能确保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所以《老子》第八十一章曰：“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可谓一语道破财富分配问题的天机。
2. 孔子的思想：
苛政猛于虎、敛从其薄。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可见，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德政治，他对税赋的态度也由此决定。孔子曰：“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他强烈反对聚敛，提倡节用。孔子主张“政在节用”、“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税赋征收上，孔子强调惠民，坚决反对重税，主张“敛从其薄”(《左传》)。薄敛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反对鲁国按田征税，认为增加了百姓负担。孔子曾指责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的冉求，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以”。可见，孔子反对横征暴敛的鲜明态度。孔子的财政观点不多，看似简单，但对后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 墨子的思想：
劳而不伤、费而不病。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子的财政思想极具特色，强烈要求均衡政府与纳税人的利益关系，既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又兼顾纳税人的利益。墨子的“劳而不伤”、“费而不病”思想充分体现了他主张协调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态度。
对于财政收入，墨子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辞过》)。墨子认为，为了修筑城郭，征集民夫是必要的;正常的税收也不会引起人民的怨恨，但赋役过重，便会产生混乱。墨子指出：“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过分的税役则是“殚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辞过》)，造成“伤”民，于国、于民都不利，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个人需求而横征暴敛的危害。
4. 孟子的思想：
耕者助而不税、取于民有制。孟子在《公孙丑》篇中曰：“耕者助而不税”。对“助”有许多不同解释，有“借民力治公田”说，有劳役地租说，但孟子主张除了“助”以外，不征其他税。孟子主张单一农业税，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反对统治者对农民进行过重剥削的态度。《孟子·尽心下》篇中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认为课税太重会导致农民破产以致流亡。《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对滕文公说“取于民有制”，就是主张剥削人民应有限度。
5．荀子的思想：
聚敛亡国。荀子和儒家的轻徭薄赋思想一致，他主张轻税，反对聚敛。荀子曰：“取民者安，聚敛者亡”(《王制》)。他认为巧立税收名目搜刮民财会破坏税收的基础，是危害国家的大患。荀子指出“聚敛者，招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王制》)，他认为聚敛会导致“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强国》)。可见，荀子认为聚敛将最终导致亡国。荀子还告诫统治者“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他从君与民的相互关系阐述了聚敛的危害性，这一论断成为以后历代帝王处理君民关系的金科玉律。
三、如何理解最优财政收入规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社会人们对财政收入规模的认识是一种以最小为最优的财政思想。如老子的“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孟子的“取于民有制”、墨子的“劳而不伤、费而不病”、荀子的“聚敛亡国”等财政思想，都认为统治者应该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这种限制财政收入规模任意扩张的财政思想在我国流传久远，也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历史上的诸多盛世，例如：元嘉之治、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都是在轻税负指导思想下实现的;而很多历史朝代的更替都源于税负过重，是不断膨胀的政府职能和有限的社会资源相冲突的结果。然而，我们所说的“最优”财政收入规模其实就是“最适宜”的财政规模，即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相适宜，与人民的承受能力相适宜。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人们对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认识也不一样。
目前，对于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最优财政收入规模即为财政收入的最小化。“小政府、大社会”思想，实际上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这种观点和古代的轻徭薄赋观点是一致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最优财政收入规模是指在既定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下，最能体现财政收入分配制度要求的财政收入规模，即合乎制度约束规范的财政收入规模，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最优财政收入规模是指在财政分配实践中达到“以支定收”与“以收定支”相适应状态下的财政收入规模。这是一种在财政收支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财政收支相互决定论思想，在当今财政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
第一种观点是对过度膨胀的财政收入规模的一种思想反抗，但在实践中，财政收入规模过小，会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影响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和政府职能的实现，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样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损害。第二种观点混淆了财政收入规模与财政收入分配制度的关系，只有当财政制度的选择合乎最优财政收入规模要求时，这种财政制度才是合理的。第三种观点只是强调了财政收支在总量上的对称或相等，没有考虑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
通过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界定最优财政收入规模必须先明确财政的职能。无论在何种体制下，财政的首要职能都表现为保证政府职能的履行。既然财政收入是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那么最优的财政收入规模如何确定呢?当然社会环境不同，确定标准也不一样。但是，我国古代的圣人早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子的“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等思想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也因此逐渐增加。老子的“取之有度”、“用之节俭”等税收思想对于确定财政收入规模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孟子的“取于民有制”，主张统治者向生产者征收的税赋应合理、有限度，他认为统治者制定税收政策应以人民的承受能力为依据，这才有利于封建统治，否则会导致“身弑国亡”或者“身威国削”。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反映了孔子主张通过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从而培养税源。亦即税赋的征收不能损害经济的发展，加重人民的负担。荀子的“聚敛亡国”思想更是从亡国的角度阐述了税赋过重的后果。墨子的“劳而不伤”、“费而不病”客观上说明了税收负担的标准问题。“伤”和“病”是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规模的禁区，超越禁区，对政府及纳税人都是不利的，这与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的减税原理有相同的理念。
所以笔者认为，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界定必须以正常履行政府职能为前提，能够使资源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达到最优配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财政收入规模才是最优的财政收入规模。
参考文献
[1].姚绍学.最优财政收入规模问题研究评析.经济研究参考, 2003;64
[2].陈小平.对我国财政规模现状的多角度估计.发展研究, 2001;7
[3].陈界.论孟子的经济思想.北方论丛, 2004;4
收入规模 篇5
本文借鉴了国外Sarhti Acharya等学者关于粮食生产规模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浙江省[1]等一些经济发达市县土地适度经营规模方面有效使种粮农民增产增收的经验, 利用C-D生产函数和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构建不同粮食生产经营规模效益分析模型。
1 研究区耕地生产规模与农民经营效益发展状况
贺家川镇是神木县4乡15镇中, 以农作物种植作为主要经济发展方式的农业乡镇。与山西省兴县隔黄河流域中断相望, 含沙量较高的黄河一级支流窟野河从北向南纵贯全镇注入黄河, 享有相对优越的水资源优势。全镇地形为两川三沟七道梁, 是陕北著名的黄土石山区。由于沟道地形对农作物种植的限制, 现有90%的耕地是坡耕地, 缺乏集中连片、具有规模的耕地资源, 在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和收入创造能力一定的条件下, 通过沟道整治获得规模效益助力农业生产[2]。土地规模就成为了粮食生产农户收入的一个决定因索。
1.1 耕地规模发展状况
由数据表看出, 贺家川镇属于典型小规模经营。13年间耕地规模急剧下降, 到2012年贺家川镇劳均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2.04亩, 各项规模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59亩[3]。全镇4 798户常住人口户均耕地6.64亩,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了解自2000年以后, 当地常住人口 (大多为老人与妇女、小孩) 全部从事农业生产, 每个家庭实际劳动力仅为2-3人[4], 属于典型的农村家庭劳动结构。
贺家川镇的农业资源急需优化配置。由数据表看出, 到2012年贺家川镇的户均耕地和人均耕地水平高出神木县平均水平, 说明贺家川镇农业发展资源优势相对较大。劳均耕地面积低于神木县劳均耕地3.21亩的平均水平, 说明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现象。
1.2 不同耕地规模经营效益
贺家川镇不同耕地规模的粮农家庭粮食单产的年变化情况, 经营耕地规模在10~20亩和>20亩的粮农分别自2001年和2002年后出现[4], 但低于小规模农户的粮食单产水平, 当前的规模经营停留在粗放经营上。除2008年份单产较高超出耕地规模在3亩的单产水平外, 整体上都低于3亩规模耕地单产。而贺家川镇传统的小规模粮农占到70%以上, 是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粮食经营耕种多是满足自给需求, 而大规模粮农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成为粮食商品性生产。
就贺家川镇不同耕地规模的粮农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看, 随着经营的农地规模的扩大, 粮农的粮食商品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带动了种植业收入, 说明粮农收入与其经营的耕地规模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2 不同粮食生产经营规模效益分析
2.1 模型与数据
本文在传统C-D生产函数只考虑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两个自变量基础上[4], 加入土地投入这个自变量, 引进表示土地经营规模的虚变量D (dimensions) , 分析三大生产投入要素 (资本、劳动力、土地等投入) 既定的情况下不同生产经营规模对收入产生的影响, 构造出新生产函数模型:
式中:Q为粮食产出;A为常数;L、C、S分别为劳动力、农业资本和土地的投入 (粮食生产的三大投入要素) ;α、β、γ分别为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固定性生产支出、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程度, 等式两边取后表达式式如下:
式中采用:Incom为农户的种植收入;Labor为农户劳动力人数;Cost为农业固定性生产支出;Land为粮食播种面积;D为不同规模组的虚变量。根据已有耕种规模的调查数据情况, 将贺家川镇2000年到2012年的年户均播种面积分为5组[5]:≤3亩、3~5亩、5~10亩、10~20亩、≥20亩。将<3亩作为对照组, D值取值:
为体现贺家川镇粮农收入随粮食经营规模的发展趋势, 摒弃采用全镇某一年的农户的投入产出的调查数据, 采用全镇以年为时间单位的不同粮食生产经营规模的投入与产出绩效基本情况。模型选取2000-2012年贺家川镇各年粮食耕种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及不同耕地规模下户均农民收入年末数据, 各项数据处理后的参数如表3所示, 代入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2 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借助Eviews、Execl工具将参数代入模型计算后,
从回归模型结果看出, 拟合优度R2达到0.998779, 模型整体显著性f-统计量达到了350.4907。从结果中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 贺家川镇的土地产出弹性最大, 即贺家川镇土地的优势就是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优势。模型中土地产出弹性系数最大为3.54, 说明粮食生产三大投入要素中土地是影响收入水平的最关键要素。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 农民种植收入可增加3.54%。固定性支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58, 说明粮食播种固定性支出每增加1%, 农民种植收入可增加0.58%。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为-3.23, 也就是说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 农民种植收入反而减少3.23%。
(2) 其中t检验值较小, 并不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变量选择的问题。调查数据以年为时间单位选取了2000年到2012年土地三大投入要素各年年底的统计数据, 各年数据间具有跨越性, 数据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劳动力的t检验值最小, 调查户数据中劳动用工数据采用农业劳动力人数代替, 虽存在一定误差, 但也充分说明了三大要素中劳动力人数与农户收入间的直接相关关系不明显, 即增加劳动力投入不一定能使收入增加。土地t检验值最大, 说明土地是使收入增加的关键要素, 即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优势。
(3) 从规模报酬系数RTS可以看出, 在目前的耕种技术情况下, 耕地规模小于3亩组的农户规模报酬系数很小为0.39 (<1) , 说明今后农业发展继续采用3亩经营的农户边际收入小于边际投入, 即增加投入比收入增加的比例大, 报酬递减。5~10亩规模组的规模报酬系数为1.08 (>1) , 说明今后农业发展采用5到10亩经营的农户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投入, 报酬增加。3~5亩、10~20亩、≥20亩规模组的规模报酬系数分别为0.86、0.45、0.54, 虽然均小于1, 但都比规模小于3亩组的报酬系数大。因此基于贺家川镇实地条件, 扩大经营规模均可以提高收入水平, 投入要素最优配置在5~10亩, 可以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
(4) 从虚拟变量系数之间比较得出, 相对于<3亩规模组, 在既定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条件下, 拥有3亩以上农户的土地对收入贡献都要比<3亩的大。按贡献大小排序为:5~10亩、3~5亩、≥20亩、10~20亩。10~20亩规模组的虚拟变量系数为0.45, 规模组中贡献最小。这主要是由于按照目前贺家川镇耕作情况, 拥有10~20亩的农户并不是规模组中最细致的精耕细作组, 反而土地的生产率不高, 这与其他学者 (张忠根等, 2001) 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且考虑到农民没有非农收入, 仅靠10~20亩耕地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 虽然3~5亩规模的耕地对于一个农户家庭来说是很小的, 其他规模组要不然是进行精耕细作提高土地生产效率, 要不然可以由扩大播种量增加土地出产量。
(5) 模型主要是通过计量方法分析农户粮食经营规模对农户收入影响的, 从模型的表达式可以看出, 土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 实质上是通过农业生产要素投入配置结构和成本效应上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排除其他粮食生产因素影响, 农户收入随粮食经营规模扩大总体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并且贺家川镇的各年发展变化对粮农利益具有正效应。劳动力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为负, 说明贺家川镇的粮食经营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随着土地规模的适度扩大, 劳动力投入应该减少, 相应增加机械投入获得经营效应, 要不然增加劳动力投入只会对生产绩效带来负的影响。不打算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户, 可以向非农业转移潜在剩余劳动力, 农民减轻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也可以一定程度减少土地的抛荒。
3 结论
从贺家川镇历年调查数据结果看, 目前贺家川农户家庭经营的农地规模明显偏小, 70%多的农户经营规模不足5亩。贺家川镇是神木县粮食生产的重要优势区域, 农户的收入中耕地面积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物质投入, 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跟收入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贺家川镇当前生产力水平下, 扩大经营规模可以提高收入水平, 且投入要素最优配置在5~10亩规模可以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因此, 如何将农地经营由分散转向集中, 实现规模经营已成为研究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粮农增收的关键问题。
摘要：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阵痛的关键时期, 对于农业经济发展问题来讲, 如何解决好粮食生产安全与粮农增收是关键点, 如何提高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发力点。本文选择神木县贺家川镇作为研究区域, 以近12年调查数据为基础, 构建不同耕地规模效益的测算模型, 对贺家川镇不同粮食生产经营规模的粮农收入作出分析。通过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发挥区域内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 取得规模经营效益, 可以为区域内部乃至社会短期供求平衡和可持续发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意义重大。
关键词：经营规模,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卫新, 毛小报, 王美清.浙江省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3 (10) .
[2]张维宸.土地整治助力粮食增产[J].中国土地, 2011 (12) .
[3]中国统计年鉴[M].2000-2012.
[4]神木县统计年鉴[M].2000-2012.
收入规模 篇6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劳动力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要素。但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科学技术影响不断加大, 这种理论的弊端也随之浮现:在该理论解释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会有一部分“剩余增长”得不到适当的解释。针对这个理论缺陷, 索洛 (Solow) 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基础上, 分离出技术进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 揭示了经济增长过程背后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在索洛的相关研究中, 一直是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来考虑。[1,2]
国外的研究表明, 科技投入转化的科技进步所引起的企业绩效非常明显。Chmookler (1966) 把专利作为企业的产出指标, 研究企业的投资与专利产出的关系, 发现两者呈现高度同步效应, 投资序列往往趋向领先于专利序列。[3]William N·Leonard (1971) 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研究发现, R&D (研发) 投资会在第二年对企业的销售和利润增长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会在以后的九年中持续稳定上升。[4]Gary H·Jefferson, Bai Huamao等 (2006) 通过对中国大中型制造企业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R&D投入主要集中在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企业, 并且R&D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5]A.G.Hu (2001) 对通过中国工业企业的研究也发现, 科技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6]
国内研究企业科技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不多, 而且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何玮 (2003) 通过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在三年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投入对其产出存在显著影响。[7]粱莱歆、张焕凤 (2005) 对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R&D投入绩效进行分析后认为, 这些公司的产出效应有明显的滞后性, 并且对企业提高盈利能力的作用明显。[8]周亚虹、许玲丽 (2007) 对浙江省桐乡市民营企业R&D投入对企业业绩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9]朱卫平、伦蕊 (2004) 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科技资金与企业绩效之间基本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0]李涛、黄晓蓓、王超 (2008) 对信息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认为企业科研投入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但是对企业成长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1]邱冬阳 (2002) 对上市公司科技、R&D投入与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R&D投入的实际效果与科技投入的效果和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12]
这些研究结论仍有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样本大多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可能会因信息遗漏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二是科技投入对企业产出绩效的影响在当期可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存在滞后效应。因此笔者根据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2000～2010年的数据, 采取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构建协整检验模型, 准确分析企业的R&D投入对绩效的影响。
研发经费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关系
1. 基本数据
笔者把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经费作为R&D投入变量, 选取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企业创新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分别记为LNX (对R&D经费取对数) 、LNY (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取对数) (见表1) :
(资料来源:浙江科技统计年鉴〈2010年〉)
由于实际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不平稳, 如果直接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 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笔者采取协整分析方法, 首先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 如果不平稳再进行一阶差分、二阶差分检验直至平稳;其次, 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建立协整变量之间修正均衡方程;最后, 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2.单位根检验
笔者采用ADF检验法, 检验变量及变量的一介差分、二阶差分是否平稳, 结果为 (见表2) :
(注:表中Δ表示一阶差分, Δ2表示二阶差分;检验形式 (C, T, K) 中的C, T,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0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
由表2可知, Y、X的数值和它们的一阶差分△LNY和△LNX是非平稳的, 但是它们的二阶差分△2LNX和△2LNY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所以LNY和LNX均为二阶单整, 即LNY～I (2) 、LNX～I (2) 。LNY和LNX二阶差分是平稳序列, 这两个序列可能是协整的, 即虽然LNY和LNX是非平稳的, 但两者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的。因此, 需要对LNY和LNX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1) 协整检验。由以上单位根检验得知LNY和LNX两变量序列均遵从随机游走, 用OLS法对协整回归方程LNYt=α+ΒLnx1t+Ut进行估计, 得:
回归结果:可决系数R较大、截距项和RD变量的标准差较小, 可知模型拟合很好。为了识别是否有长期影响, 要进行协整检验。记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为Ut, 由①得:Ut=LNYt-α-ΒLNXt, 即:Ut=LNYt- (5.177+0.856×LNXt) 。对残差序列Ut作单位根检验, 结果为 (见表3) :
由表3可知, 残差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 这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即为白噪声序列, Ut～ (0) , 所以上述方程表明, 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 误差修正模型。通过LNY和LNX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 令误差修正项ECMt=Ut,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LNYt=α0+α1△LNXt+α2ECMt-1+ξt
估计得到:
△LNYt=0.148+0.260△LNX-1.271ECMt-1
其中D.W.=2.067, F=23.446, R2=0.870, ECM=LNYt- (5.177+0.856*LNXt) 。
这个误差修正模型描述的是:均衡误差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短期动态的影响, 误差修正系数为误差修正模型描述了均衡误差对经济增长短期的动态影响。误差修正系数为-1.271, 符合相反修正机制;系数的绝对值大于1, 说明短期内某一变量偏离均衡位置时, 均衡校正机制反应速度很快, 迅速把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从误差修正模型看, 两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企业R&D经费投入水平短期内每变动1个单位, 经济增长将正方向变动0.260个单位。但是这个数值比长期协整回归的系数小, 说明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对新产品的销售收入的影响作用是长期的更为显著。
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研究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需进一步检验。根据规模以上企业的R&D经费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 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为 (见表4) :
由表4可知, 滞后长度为1时, 企业的R&D经费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互为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笔者选取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企业创新的产出指标本身有一年左右的时滞, 从而与企业R&D经费投入产生时滞重合。滞后长度为2时, 企业的R&D经费投入是引起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原因, 而新产品销售收入不是引起R&D经费投入增长的原因。滞后长度为3时, 两者因果关系不明显。本文数据有限, 不能进行超过滞后长度4。但是从分析的结果看, 随着滞后期的增长, 企业R&D经费投入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因果关系越来越不明显。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浙江省企业R&D经费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成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R&D经费投入不仅对当期的新产品销售收入有影响, 而且还存在滞后效应。R&D经费投入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滞后时长为2年, 到第3年效果不太明显。这说明企业R&D经费投入的资源能迅速转化为知识的存量和科技进步, R&D经费投入对促进企业产出效率比较高。笔者根据协整分析, 虽然R&D经费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是非均衡的, 但是长期R&D经费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方程较好的解释了企业R&D经费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弹性关系, 即当R&D经费投入增加1%时, 新产品销售收入就增加0.85%。短期内, 企业R&D经费投入水平每变动1个单位, 经济增长将正方向变动0.260个单位。而且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能够迅速恢复均衡状态。
2.建议
企业在加大R&D经费投入的同时, 应注重其效率, 把以往的粗放型科技发展转变为集约型科技发展, 改善R&D经费投入的转化效率, 加大其对产出的促进作用。
第一, 由于R&D经费投入对产出中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影响显著, 因此企业应强化创新意识, 加大R&D经费的投入;同时改善R&D经费投入的结构, 提高R&D经费投入促进新产品销售收入增加的效率。政府也应在政策上对企业给予鼓励、支持、引导, 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 企业应积极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R&D经费投入体系, 在增加R&D经费投入的同时, 加大社会资金在R&D投入方面的比重, 优化R&D资金的使用效率, 使研发出的新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
第三, 鉴于R&D经费投入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有滞后效应, 企业应将R&D经费投入的资源与企业的长期和短期发展目标相协调, 以使R&D经费投入稳定持续地增加, 减少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波动。企业还应把R&D经费投入项目的各种机制进行紧密结合, 降低R&D经费投入时间滞后长度, 提高R&D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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