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源头

中国的源头（通用12篇）

中国的源头 篇1

一、中国雕塑概况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 雕塑艺术拥有悠久的历史。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些雕塑艺术品经历了人为和自然的破坏, 不过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产生于各个时期的雕塑作品在历经风风雨雨之后被完整或部分的保存了下来。

中国的古典雕塑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受到同时期各种文化和其他艺术风格的影响, 逐渐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和独特传统风貌的体系。不同时期的雕塑作品又反应出不同时期的欣赏趣味和审美理想, 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简而言之,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历史风格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商至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辽金夏、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从广义上说, 中国古代雕塑作品还应包括商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墓俑、唐代的三彩陶俑、宋辽金时期的砖雕、明清时期的陶塑、瓷塑、木雕、玉石雕、骨雕和果壳雕等不同种类的小型雕塑形式。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建平和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北山。因其山下的牤牛河而得名, 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83年开始对牛河梁遗址发掘, 牛河梁遗址是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 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 体现了古代就已出现了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也比西方古希腊罗马雕塑文化早了近2000年。这一考古新成果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二、牛河梁遗址与女神头像

严格来说, 牛河梁文化遗址属于属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 大家都听过红山文化, 那红山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

红山文化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广阔地域内的先民们创造的一种农耕文化, 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区有一座山叫红山, 山体为暗红色花岗岩, 红山文化最早在红山山后发掘, 后来就称这种考古文化为红山文化。它的中心区域在朝阳市牛河梁。

因为牛河梁文化的发现和其中最为珍贵的女神头像, 让我们对中国的雕塑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们以前在教科书的讲解中, 给我们讲雕塑史总是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雕塑开始, 以前我们国家在雕塑方面没有同时期的类似的雕塑文化, 但是现在, 这种情况因为牛河梁遗址的出现改变了, 我们在教科书中也可以自豪的讲解我们自己的古代雕塑史的发展, 并且牛梁河遗址的时间是5000年以前, 古希腊罗马的存在时间是3000年以前, 比同时期的古希腊罗马的雕塑早了近2000年。

女神庙中最很贵的是一尊大小与真人相近的泥塑彩绘头像, 头顶与左耳已经残缺, 残稿22.5厘米, 宽16.5厘米, 系是一座彩塑全身像上残留下来的头部。考古学家根据这尊头像额头平直, 面颊丰满圆润, 眉弓较为平坦, 外侧眼角上翘, 耳朵较小而圆, 下颌稍尖的体貌特征, 判断为是一尊女性彩塑头像, 故称为《彩塑女神头像》。

这尊女神头像使用黄土泥塑而成, 在其内部有使用包扎禾草的木柱, 内胎使用粗泥, 外面使用细泥, 塑成后将表面磨光, 并在面部、嘴唇涂上红彩, 在出土时仍然很鲜艳。《彩塑女神头像》塑造的面部特征是典型的蒙古人种, 在其额头上又一圈明显的突起圈箍装饰物, 鼻梁较低, 浅浅的眼窝里镶嵌着淡青色的圆玉片作为眼睛, 玉片经过抛光处理, 晶莹的光泽使得女神的目光更为神采飞扬, 口唇稍稍外咧, 似要开口欲语留露出一股神秘莫测的神情。

整个塑像的五官位置和比例关系相当准确, 造型既注重于面部外型的优美, 又有追求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 在整个牛梁河遗址中, 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 带有一种超自然的魅力。

从《彩塑女神头像》出土于多室建筑的主室西侧来判断, 女神庙是原始先民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 从其中同时出土的一些泥塑残块来说, 以人物为主, 动物次之, 因此可以说《彩塑女神头像》是我国远古时代艺术家们根据宗教的需要, 以人类自身形象作为艺术表现对象而生产出的一件伟大的作品。这具脱离器具装饰范畴的具有独立性的彩色泥塑从历史的尘土中尘封千年, 突然重返人间, 向世人证明了在距今5000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 中国雕塑艺术早已经进入了相当发展时期, 同时也将中国雕塑艺术史提前了3000多年。在5000多年前已出现大型彩塑作品, 其制作手法与后世泥塑做法相似, 这是人们从来想象不到的。

一般认为, 牛河梁规模宏大的祭祀场所, 是原始社会晚期一个规模很大的社会共同体举行大型宗教祭祀活动的圣地;积石冢所反映的社会成员的等级分化, 显示出原始公社走向解体的迹象。

在以前, 我们在地理上普遍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 红山文化只是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混合文化”。随着红山文化的进一步考定, 红山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 特别是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 考古界对红山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进一步的认识, 把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 认为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牛梁河文化遗址它具有中华5000年文明发源的性质。

女娲补天真的存在?

在我国, 很多人都听说过“女蜗补天”的故事, 但是作为寓言故事的女娲是否真的存在, 是否真有“女娲”其人一直是个谜。其实辽河流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一些迹象表明, 这里许多重要的发现都与女娲有关。

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牛河梁遗址中女神庙出土的彩塑女神像, 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可与西方的维纳斯相媲美。其中我们较为关注的是, 在已出土的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 因遭火焚多成灰渣, 专家推测有可能是人骨。

我国古代社会历史上也曾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 牛河梁遗址中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基础塑造出来的。它使华夏人民第一次看到用黄土为材料模拟真人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古籍记载中, 女娲的最大的功劳就是“抟黄土做人”。与古书记载有很大的相似。

真的是炼石处?

神话中女娲炼石补天, 练的是五色石, 同时在女神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山, 经研究是人工筑起来的, 地上部分夯土堆直径大约40米, 高16米, 外部有巨石环绕;内石圈直径约为60米, 外

浅析非笔触肌理在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应用

颜冬丽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设计艺术系福建泉州362500)

摘要:在中国当代油画语境中, 非笔触肌理成为油画语言革新与突变的急先锋。它一方面开发了材料与形式的精神格调, 拓展了作品与创作的视觉语言, 促进了多元构想与跨越式交叉学科的综合运用, 另一方面也不乏臆断与混乱相互交织, 造成了形式的堆砌与意味的缺失。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油画中非笔触肌理语言应用的梳理与构想, 强调归还艺术自由自在的生命力, 探寻非笔触肌理应用较为明晰的未来之路。

关键词:当代油画;非笔触肌理;语言;形式

肌理, 狭义来理解:“肌”, 皮肤、肌肤;“理”, 纹理、质感、质地。而“肌理”广义上则有物质材料之意, 泛指物质纹理结构所呈现的视觉形态与触觉质感。非笔触肌理, 则指不是以画笔描绘而出的, 而是由相关材料在创作动势中无意偶发和有意操控所沉积在画面的一种物质形态, 是材料经过画家的有意组合从而呈现的具有特定表征的纹路式样和意外之象。在当代艺术语境下, 作为全面挑战传统绘画观念与技法的非笔触肌理语言, 以材料为载体, 以“天成之美”的境界为精神, 越来越被艺术家所重视与强化, 成为画家表述独特理念和真切情感的重要手段。专门研究材料艺术的工作室在我国的高等艺术院校中相继设立, 国外名目多样的艺术研究机构和艺术家则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以期非笔触肌理的极致化运用。

二十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在推动革命的同时, 也因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涤荡了中国乐感文化与诗文化的特质。白话文的推行使我们的新生代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审美精神相隔离。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说:“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 而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 语言与民族精神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也进一步指出, “在一个社会中, 语言的

石圈直径约为100米。夯土层次分明, 估计总土方量在数十万立方米以上。在当时也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并且在这座小山的顶部有大约1500个炼红铜的坩埚, 每个坩埚约有1尺多高, 锅口约有30厘米, 像我们现在用的水桶一般大小。

这处小山顶的炼铜遗址, 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与神话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情节十分吻合。

在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中还有女娲斩断巨龟的四足来撑起倒塌的天, 那么在牛梁河遗址中出现的雕塑还有很多玉雕玉龟,

在牛梁河遗址中一个大墓中发现一具保存的较为完整的男性骨架, 在其头部戴有大玉环, 胸部有龙纹饰品, 头上部也有与女神头像一样的有玉箍饰物, 腕部戴有玉镯。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 死者双手中各握有一对玉龟, 一雌一雄, 相配成对。

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苏秉奇先生认为, 玉龟应该是当时的原始氏族部落集团的图腾崇拜物或保护神。所以, 部落氏族中身份最尊贵的人下葬的时候手中所抓的, 很大可能的是这个氏族的标志或者是图腾神祗, 以期望死后能够返回他们的始祖。

其中最大的疑虑是, 这两座积石冢中出土的玉龟均是没有头部, 没有尾部没有脚的玉龟, 同时还显得天然一体, 给人没有瑕疵的感觉。它到底暗示着什么?我们回头再看古籍记载中女娲补天记载的“断龟足以立四极”的故事片段, 这些个性的、与众不同的玉龟也与神话故事中的被女娲斩掉的巨龟相似, 这是偶然吗?

一些专家进行了简单的预测, 得出的结论最大的可能是牛河梁遗址是当时原始古国对女娲神话的一种追忆和膜拜。所以在泥塑中存在了人骨, 存在了红铜钳锅、女神像也是用黄土造人、那些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解释, 当然也不排结构决定习惯思维的结构”。一种语言文字的模式也往往代表了一种文化的模式, 进而对同一语言环境中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当代民族审美精神的缺失与长期“非苏即西”美育模式的作用下, 中国当代油画出现了民族精神的缺失与断层, 甚至是失语和迷乱。八五美术新潮引来了西方各个艺术流派, 西方油画五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一下子围堵到只有一百多年油画史的国人面前, 这使得中国油画界一时间出现了各种主义与思潮并生并行的紧张而热闹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 基于绘画的材料试验也相继掀起, 出现了一批在非笔触肌理语言应用中颇具意味的代表者, 如尚扬、许江、周长江、白明、叶键等;亦有相当多的盲从者, 要么成为唯“材”是举的哗众取宠者, 要么沦为意味空乏的造作者。一种崭新的概念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 必须遵循其特有的内在规律与特定的发生发展轨迹与过程, 特别是反映在对待舶来品方面, 其摄食、接纳、消化、吸收以至营养助长的有序进度则更是一个细致而循序渐进的过程, 否则便是彻头彻尾的痴狂与臆断, 进而走上盲从与紊乱的迷途。

英国艺术批评家、美学家贝尔在其《艺术》中明确指出, “艺术作品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性:离开它, 艺术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 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呢……看来, 可以解释的回答只有一个, 那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在此, 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 从字面上来看, 意味即指意义和情趣。意义, 就是一切事物基于人的作用与价值;情趣, 是介于生命活动的性情与志趣。可见, 意味是基于人的作用与价值所生发的介于生命活动的性情与志趣。人是一切作用与价值的起点与根基, 生命活动则是性情与志趣的收发器——只有人而没有生命活动, 则毫无情趣可感, 只有生命活动没有人则毫无价值可谈。而形式的意味则指艺术领域中某种特定

除其他的可能。

三、同时期的古希腊罗马雕塑

在看同时期的古希腊罗马雕塑, 希腊艺术是理想主义的、简朴的、强调共性的、典雅精致的, 用外在的形式表现内在希腊, 因此, 古希腊人参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并赋予其更为理想更为完美的力量, 西方美术崇尚的典范模式可以说都是从希腊开始的。古希腊罗马悠久的历史神话传说是雕塑艺术的源泉, 是古希腊人罗马人对自然和社会的美丽幻想, 他们相信人与神具有相同的形体与性。希腊雕塑家的审美理想是追求“真实的美”。雕塑家创造了越来越凭艺术家灵性和天赋使雕塑作品达到新颖活泼的形式, 并一点一点的从平面趋向立体, 尽善尽美。希腊雕塑创造了一种美的综合, 对于人体本身也充满了赞美, 这些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许多裸体雕塑上得以体会。反过来说崇尚裸体的风俗也给厂写实雕塑语言的发挥以淋漓尽致的机会。

这些也足以说明了中国的古代雕塑艺术大大地超出了世界的水平, 比同时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在时间上远远超出了将近2000余年。

雕塑艺术以其形体的表现迥异与其他艺术形式, 雕塑虽然无声, 却含有音乐的旋律与节奏。雕塑尽管静止, 却也会展现出舞蹈的旋转和运动, 凝聚着永恒的魅力与韵动, 令人神往。

摘要：提起牛河梁, 在雕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在5000年前中国文明除了长江黄河外另一个起源地的事实。其中最珍贵的女神头像更是证明了在当时中国古代的雕塑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键词：雕塑,牛河梁,女神头像,古文明,神话传说,世界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雕塑精品解读》、王其均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定价:48.

[2].《“上帝”的手艺——中外雕塑精品欣赏》、朱国荣编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5月2次印刷、定价:14元.

中国的源头 篇2

精背版：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屈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开创者。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楚辞（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共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体”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了解版： 一：屈原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约公元前342-前278），名正则，字灵均，一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汉族，东周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人，继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

他创立了“楚辞”，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汨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

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等。他创造的“楚辞”，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二：《楚辞》

1、《楚辞》作为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开浪漫主义之先河。《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即诗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即书名）。

楚辞体特征：

A.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复。

B.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C.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楚辞（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2、《离骚》

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体”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楚辞》中屈原的《离骚》，是中国诗歌浪漫主义源头： 《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三：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四：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源头

屈原在继《诗经》以后，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我国文学开辟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而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屈原作品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开端，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中那些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古今罕有。

“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篇3

“中国”与最早的“中国”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别。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我们国家的简称,而我们所探讨的最早的“中国”则是指国家形成阶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称谓。显然,这个称谓不是名称,仅仅是一片区域的共同认知。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国”就是考古界多年来为之探求不息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出发点。探寻到了这个目标,进一步的考察和认知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那么,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国”到底在何处?翻开典籍,“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当中:“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意思是说,在帝尧去世之后,舜到中国这个地方继承了天子的位置,从此被称为帝舜。刘熙在集解中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就是说,在上古时期即有了中国之说。这是当时人们认知的“中国”,而且也证明当时即有了“中国”之说。不过,这个认知在当代人的眼中并不具有确定性和权威性,因为当代人是依据考古发现的成果来进行认知的。

自然,当代人也不完全否认史料的价值,正如杨雪梅女士在其文章里对国家的认定一样,还是钩沉出了史料并古为今用:“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由这种对“中国”的定位可以看出,其既有和“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的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统一性在于都是帝王所在地,差异性在于后者明显的胜于前者,“有执戈守城之意”,兵器的品位已经很高了。由此我们不妨将二者划分两个概念,即最早的“中国”和“中国”。 最早的“中国”即国家的初始阶段,“中国”是国家的完备时期。对于前者,著名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还仅是国家的雏形,也就是并没有后来完备的形态。无疑,这就将最早的“中国”和“中国”区别的更为明显了。由此来看,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二里头是完备的“中国”

《表达体系》作者在陈述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时,引用的是“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先生的观点。许宏先生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且不论本来是陈述国家的形成,却引用的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我们姑且认为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可以相提并论,并继续读完其考古发现的依据。文章进而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难免会产生这样困惑,前面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后头则说“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假设我们认同文章的观点,就等于认为“成熟的文明”和“华夏早期文明”是一回事。可是任何事物都有个萌芽、生长、成熟的过程,早期该是萌生期,而不是成熟期。所以,我们无法相信“成熟的文明”和“华夏早期文明”会在同一依据上体现。

由此再看关于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一立论,就觉得逻辑上未免失之偏颇了。文章从二里头这“成熟的文明”的立论指出,“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且不论这“五个‘之最’”准确与否,仅就其所要表明的,显然是“成熟的文明”。这自然与二里头是“最早”的国家之说发生了矛盾。化解这个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调节一下思维,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成熟的文明”的二里头视为“成熟”的“中国”或完备的“中国”即可,而不要委屈它,让明明成熟的它返回了一千岁而穿上幼时的紧身衣。

现在,可能有人要问,你否认二里头这“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最早的“中国”,难道还有比之更早的“都城遗址”、更早的“中国”?

是的,这正是我们要解开的“千古之谜”。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源头

前面我曾摘录过作者的文章:二里头有“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如此看来,在二里头时段之前中国应该“迄今”再没有发现 “大型宫殿群”。真是这样吗?不至于。

申维辰先生刊发于2004年3月25日《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陶寺城址考古》指出: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由此可以看出,陶寺既是“都城遗址”,也有“大型宫殿群”,只是没有成熟到二里头那样缜密的网格式王都布局模式和宫城模式。

其实,我们不必舍近求远,杨雪梅女士文章中提供的考古资料便可以说明陶寺考古发现。文章引用说:“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这里已经肯定了阶级分化,而阶级的出现就是形成国家的开端。作者还嫌这样的说法有些隐晦,干脆直接又说:“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可以看出,作者直接点出了“早期国家”,而且标明是“率先出现了”,遗憾的是却又说是“可能”。如果说,面对无法证实的史料认为是“可能”,那是应该的,可是为什么面对考古实证还要说“可能”呢?这个“可能”完全可以省略。问题就出在若是省略了这个“可能”,那就不存在“二里头:最早的‘中国’”的可能了。

据此,就让人觉得这“二里头:最早的‘中国’” 的立论就站不住脚了:一个完全成熟的“中国”,被冠之于早期的“中国”,这实在轻慢了二里头。客观公正的态度是还原二里头成熟“中国”的地位,让其前的陶寺遗址来担当这初期的“中国”,或者说是最早的“中国”。而且,这正是苏秉琦先生指出的“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的地方,这里才是“中国”的源头。

这样就会发现,原来“中国”的形成不是那么迟缓,不是在二里头标示的夏代晚期才姗姗来迟,而是在陶寺遗址标示的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看来客观公正的评价考古发现,乃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中国的源头 篇4

一、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的民族危亡之中, 中国人为改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现状, 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尝试了改良、革命或变革的方式, 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都未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的民族问题, 一方面固然是这些阶级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斗争无果或不够彻底, 但更关键的因素是由于当时缺乏先进的科学理论做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展示并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 使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的坚强思想武器。在五四运动中,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并充分显示了强大的革命力量,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发出新的活力。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 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1]

一是人民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十月革命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也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党未成立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关键症结就是:“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 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 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地群众运动”。[2]人民群众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 就需要基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能指导实践的开展, 共产党通过红色标语、红色歌谣、山歌、快板等形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族风格,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变成实际的形式并合于当今时代的需要。“注意同实际结合, 群众结合, 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3]红色文化成为人民群众永恒的旗帜和精神家园, 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文化源头。

二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列宁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 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 能判断一切, 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国家才有力量。”[4]十月革命的胜利, 使中国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 确凿了共产主义学说不是凭空捏造、脱离实际的空想, 而是经过无产阶级实实在在、真枪实弹的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历史证明, 红色根据地的开创、红色文化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质内容和基本前提。

三是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集体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是关于集体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中的价值取向, 其内涵是坚持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倡导个人服从和服务于集体, 以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同时, 集体为个人发展创造条件并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注重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红色文化的核心就是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涌现出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坚持和服从集体主义原则的集中表现, 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的运用。

二、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水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当中, “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 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 [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 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革命历史和实践的成果, 红色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文者, 纹也”, “化者, 变化之谓也”, 文化是处于一种传承、发展和创新的动态过程,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 红色文化如同活水, 进一步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创造。

一是红色文化与毛泽东思想。红色文化内蕴着丰富的红色革命精神,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集体主义原则的精神品质和思维方式, 孕育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红色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提供了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形成了中国革命群众所特有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 最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二是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关照人类历史发展的, 不是把它当作某一种具体的永恒不变的理论结论, 不是随手拈来直接套用的全科玉律, 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去发展、去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结合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活水就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是对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和理论品格的体现, 红色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自改革开放以来, 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 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在面临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 党不断汲取红色文化的精神养分获取强大精神动力和力量支撑, 以汩汩活水滋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孕育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进一步创造和升华。

三是红色文化与“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 指出:“现在,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梦”, 令我们无法忘怀中国近代以来经历的苦难和悲壮, 无法忘怀中国百年的艰辛探索和奋斗,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中国梦”, 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儿女为之牺牲, 为之探索、为之奋斗。梦想不灭, 希望永在。以习近平为新一届中央领导基于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难以忘记的历史记忆, 提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抗战时期形成的特有文化和精神力量, 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红色文化的思想和精神助推着“中国梦”,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民族的表现形式, 同中国优秀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 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6]“中国梦”的提出, 强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深化。

三、结束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域展望

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于西方的先进理论与文化观念而传入中国, 其本身就内含着文化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 必然会与中国文化相碰撞、相会通。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视域的问题为研究, 都需要关注和思考与中华民族的具体历史和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中阐述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同时, 从文化创新与变迁的角度来看,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推动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创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域在不断拓宽的情况下, 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设立为一门学科, 从学术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停留在政治层面的导向, 而且需要从文化层面、学术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分析研究, 只有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携同共进, 互相融合, 才有助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4]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2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5] (德)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长江的源头 篇5

长江有三个源头，南源为当曲，北源为楚玛尔河，西源为沱沱河。南源当曲，发源于唐古拉山东段霞舍日阿巴山东麓的高山沼泽，是真正的长江正源。河长360.34公里，流域面积30,219平方公里，根据遥感卫星探测计算以及多支探险队测量，水量为长江各源头之最，其长度居长江源诸河之冠。

二、沱沱河

中国的源头 篇6

关键词：现实主义 诗歌源头 上古歌谣

在文学史上，通常把产生于《诗经》之前的民歌和民谣统称为上古歌谣，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一些民间歌谣。上古歌谣是我们的祖先在进行生产劳动时歌唱的口头文学，这些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歌谣，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文学样式，在内容上，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各种劳动和生活；在形式上，具有了一定的韵律之美。它们既是我国诗歌文学的源头，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以无比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我国的文学史。

一、劳动歌谣

远古时期，人们最基本的活动是为求生存而进行的生产劳动。我国的上古歌谣，首先产生于先民的生产劳动之中。

农业生产是上古时期人们的主要劳动。《击壤歌》记述了人们日常的农业生产过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这首古歌谣以四言为主，简洁易懂，明白如话，体现了原始口头文学兴于自然不加修饰的特点。前四句描述了先民们的原始劳动和生活情状，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生活上完全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他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用聪明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美好的生活。这几句单一的句式和重复的节奏，反映了先民们简朴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尧帝是传说中的君主，是万民歌颂赞美的圣君和神君,普天之下的人都认为是他赐予万民吉祥和丰收，而这位击壤老人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帝力于我有何哉”，对我来说，如今我们过着这种顺乎于自然，取之于大地的生活，于尧帝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句大胆的疑问，否定了神的力量，歌唱劳动创造了生活。我们尚且可以把它看作是上古时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田猎也是上古时期人们的重要劳动之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里有一首《弹歌》，记载了先民们的田猎生活：“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断竹”，即砍断竹子，“续竹”，是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飞土”，是把泥弹装到弓上打出去，“逐肉”，是用弹弓打中猎物去追捕猎物。这八个字，两字一顿，节奏均匀而又紧凑，犹如一组快镜头，将先民们身穿兽皮，手持石刀、石斧，在茂密的竹林砍竹、削竹，用竹片制作弹弓，再用弹弓弹射猎物，击中后又飞速追逐猎物的一系列画面，迅速地闪现在读者的脑海中。这首歌谣相传为黄帝时代的作品，它再现了先民们整个田猎的劳动过程，应该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

上古时期，人们已开始从事简单的畜牧生活。西周前期的《周易》，就有一首反映畜牧劳动生活的《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这是一首关于剪羊毛劳动的歌谣，描写了男女青年二人在进行剪羊毛时的劳动场面。诗中说，那少女的手捧着筐，在下面接羊毛，羊毛蓬松，看起来虚而不实，轻得就好像没有装东西一样；那男青年用刀割取羊毛，像是在杀羊，却又不见血流出来。这首诗直陈其事，采用了赋的写作手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上古游牧生活的场景，就其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画面的轻松愉快而言，可以把这首歌谣看作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牧歌。

二、祭祀歌谣

祭祀是我国古代各部落最重要的活动，古人每年12月都要举行对百神的祭祀之礼，感谢众神灵一年来对农作物的福佑并为来年的丰收祁福，称为蜡礼，也叫蜡祭。《礼记·郊特牲》这首歌谣，就是一个叫做伊耆氏的部落首领蜡祭时的祝词，“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篇祝词分别从土、水、昆虫和草木四方面提出了祈求和祝愿，他们祈求神灵让水土不再流失、洪水不再泛滥、虫害不再兴起，杂草不再丛生。这四句诗，句句是虔诚的祈求，句句又是真诚的祝愿，表达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古人祭祀必须先占卜，断定吉凶，然后再举行祭祀典礼。在迄今发掘的甲骨卜辞中，有一首《今日雨》：“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这首卜辞却是经过了艺术的加工，尤其是这四个问句，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句式，每句只换一个方位词，句式匀称而又整齐，已初步具备了诗歌的特征。后世的民歌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句式整齐、写法铺排的作品。如汉乐府民歌中的《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因此，这首歌谣也可以看作是这类诗歌的滥觞。

三、婚姻歌谣

很多学者认为，《诗经·关雎》是我国的第一首爱情诗。其实，在我国的诗歌史上，上古时期的歌谣《候人歌》才是我国爱情诗的开山之祖。《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大禹娶了涂山氏的女娇为妻后，便远离家门治水去了，久久不归。女娇日日夜夜独守空房，她在家中苦苦地等待着丈夫归来，于是唱了这首歌。后人对《候人歌》评价很高，它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候人兮猗！”且内容上仅有“候人”二字，但由于使用了双重语气词“兮”和“猗”，拖长了尾音，取得了独特的抒情效果。经过女娇这深情的一唱，《候人歌》遂成了我国诗歌史上的著名篇章。这首最古老的情诗，才是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爱情诗。

抢婚，是旧时流行于我国部分地区和民族中的一种婚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产生的时间已经相当久远。《周易》中的《屯如》和《乘马》就真实地记述了当时抢婚的情景：“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加，泣血如连”。这两首歌谣，前一首《屯如》，写一群男子骑马来抢婚的经过，后一首《乘马》，把镜头从男子转向了被抢的女子。这两首古歌谣，在时间、情节和画面上都具有上下相承的关系，好似一部故事的上下两集。它们虽然篇幅简短，但却有景有情，既有画面，又有故事，让我们目睹了几千年前一场抢婚的过程。如此有关抢婚风俗真实而概括的记载，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

老夫娶少妻和老妇嫁少夫是上古时期同时并存的两种婚姻制度。《周易·大过》中的两首爻辞就记载了这两种婚姻制度。“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士夫。”这两首歌谣都用了托物起兴的手法，第一首用枯杨树萌生嫩芽，兴起老夫娶了少女做妻；第二首用枯杨树开花，兴起老妇嫁了少年郎。“枯杨生秭”、“枯杨生华”，兴起之物生动贴切、鲜明，与后句“老夫得其女妻”和“老夫得其士夫”衔接自然，形象地渲染了老夫和老妇新婚时喜悦欢乐的心情。在中国诗歌史上，常常把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起源归结于《诗经》，但从《诗经》之前的这些远古歌谣来看，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已发其萌芽，初露端倪，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这些歌谣都可以称之为《诗经》和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四、战争歌谣

战争是上古时期极平常的现象，是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这一时期的部分歌谣就记录了当时战争的一些情况，如《周易·中孚》：“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首歌谣虽只有十字，却描写出了战争结束后，获胜一方士兵反应不一的各种情绪状态。他们有的精神仍处于胜利的亢奋之中，疯狂地擂鼓示勇；有的感到身心疲惫，躺在一旁安静地休息；有的受了伤或失去了亲人，悲伤哭泣；有的兴高采烈，为战争的胜利唱起了欢乐的歌。可以想象，为了赢得这场胜利，士兵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这首歌谣，既表达了士兵们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也流露了长期频繁征战所引起的厌战情绪。这首古歌谣是中国最早的厌战诗。寥寥十字，融几种感情于其中，能产生这样的表达效果，实在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奇迹。

上古歌谣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虽然它们还缺少丰富的文学性，但这种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的精神和表现手法，开启了《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为我国后代诗歌所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夏传才等.先秦诗鉴赏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2]韩传达，隋慧娟.中国古代文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的源头 篇7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进入一个清新质朴、单纯明净的世界, 他的小说带来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相拥的温情和欣慰, 他的小说里有详尽的风俗史, 有浓厚的人情味, 有中国小农百姓独特的生存方式, 有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的精神家园。汪曾祺是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当代作家, 其小说上的中国印是其独特美学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 是其拳拳赤子之心的诗意流露。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其文化意识构成中最为基本的元素, 既有济世之大爱又有通达之心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底蕴。而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 他的小说带着与生俱来的神圣生使命感实现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并赋予其现代性意义的融通与整合。如何使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现代性意义, 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中国的“失语症”将一直焦虑的延续, 我们需要的是将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现代文论融为一炉的属于中国人自己话语规则和思维方式的“中国文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即是这一历史框架中一个成功范例, 对中国文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仁爱

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思想便逐步成为中国思想的根基, 它不是一种宗教, 无需仪式和膜拜, 但却几乎成为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 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 它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中那种真挚和睦的情感意识。

仁爱的情感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 往往与义密切联系在一起, 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如《大淖记事》中人们的相处方式, 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 而且对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同时对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如《晚饭花》中的孙小姐、王玉英, 这些有悖人性存在形式的不幸女人, 显然与作者在平民身上发现的“仁爱”品德并由此所塑造的那些善良、温和的人物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于等级礼教规范的扬弃,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几乎读不到这方面的文字, 他是把“仁者爱人”的“爱”字从礼教体系中抽离出来, 在否定礼教规范的同时, 对“仁”作了现代意义的理解, 把“仁”融会于自由、平等、世俗的日常生活中, 赋予其合乎人性的、至善至真的伦理品格。从这个意义上, 汪曾祺既在精神上完成了向传统儒家朴素的人道观念的复归, 但对于“仁”的理解, 又已经渗透着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观念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启蒙精神。

释:禅机

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 便不断吸收儒家纲常, 甚至道家术语实现其自我重组更新以便在中国扎根并发展。经过魏晋玄学时期的第一步中国化, 发展至唐, 真正的中国化佛教确立了——即禅宗, 成为后世佛教的中坚力量和主流, 也成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

汪曾祺的写作是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仁慈之心, 持满腔悲悯情怀来观照大千世界的。《复仇》虽名为复仇, 却不见戾气反而充满温馨的感悟, 文中那位代父复仇的负剑者, 在被爱和美一点点的改变着, 复仇究竟意义何在, 死者已已, 仇人亦是他人的亲人, 冤冤相报何时了, 用大爱化解仇恨, 让心灵获得自由。

禅机不仅体现在涉及生死的大彻大悟中, 只要善于发现, 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充满禅机。只要自然而然的为人处事就是得道成佛, 平凡之中也就能成就真正的生命。汪曾祺小说主要对普通人和日常生活进行了描写, 充分展现了平凡生命所具有的人性闪光以及禅机理趣的生活状态。如《安乐居》中扛包的老王。只要以一颗纯净之心对待自己的劳动和生活, 心无俗念而自得其乐, 从劳动和生活中体验到了无穷的生命意趣。只要心无困扰地专注于眼前的生活, 放下内心的种种欲望渴求, 持着一颗“平常心”去为人行事, 用清心慧眼即可自污浊处见真淳, 于绝境处逢新生。

道:自然

道教源于先秦的道家, 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 是中国本土土生土长起来的民族宗教。道教主张道法自然, 崇尚清静无为, 与自然和谐相处, , 随心适性, 向往超凡脱俗、不为物累的神仙境界。道家思想是我国文学的根基, 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桃花源圣地。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从而在思想上、生活上追求一种淡泊和飘逸, 追求人与自然的融洽与结合。

汪曾祺汲取了道家法自然的精髓, 并将其融入到创作中。《受戒》中“和尚”们全没有清规戒律, 而是自然的生活着, 读者仿佛走进了这座充满人性, 自然适意的小庵, 脸上挂着会心的微笑, 并未为这些大不敬的行为拍案而起, 却有着一种如沐春风的释然, 生命自这里达成了一种理解和超越。《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 他那“不到山穷水尽, 不能舍此性命”的田黄石章, 在得知朋友之窘境时变为了两封救命的洋钱, 令人欣赏的不仅是他这种拯危救贫的侠士之风, 更令人击叹的是施者与受者的平静与洒脱, 没有感激涕零的叩拜之礼, 没有日后腾达的郑重之诺, 一切仿佛本该如此, 三个人只是想在雪中的如意楼静静地醉一次,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好一幅雪中美景, 好一个岁寒三友。

在汪曾祺营造的“小民百姓”的世界里, 人们各自安然于自己的位置, 平静地生活, 友爱地相处。他们坦然地面对着生活中的磨难与困苦, 没有抱怨也没有虚幻的憧憬, 而是自在自足地享受着眼前的现实生活。这些人物形象从道家思想中获得了一种人生的随意, 用散淡的眼光看待尘世的纷争。但是这些人物却没有道家“出世”的冷漠, 他们对人世的情感有着真切的向往。在这里汪曾祺同样放弃了道家“虚静”中的孤寂, 而具有人道主义的温暖。

汪曾祺散文小说以儒、释、道三种思想为精神底蕴, 描绘出一片淳朴明净的乡土, 刻画出一群仁义洒脱的乡民, 体现出一个大气深沉的中国。汪曾祺不仅实现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 而且摒弃了传统中的糟粕并加以批判, 继承了传统中的精华并加以现代意义的融通和整合, 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文体意义上的创新, 其对中国文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 在西方文论的包围之下, 中国的理论该往何处去, 我们既不要扛着对抗的大旗, 把全球化当作是西方的文化侵袭, 把中国理论界的“失语”归于一种新殖民主义下的压迫, 这是一种近乎怨妇的做法, 始终的抱怨和抗拒是于事无补的, 中国文论的建构是不可能避开西方文论的,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的吸收和消化, 即是我们也不要扬着顺从的笑脸, 觉得西方文论便都是好的, 用西方的文论来套中国的古代文论和解释文艺现象, 好像和西方文论相符了便是有价值的, 正确的。“问君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小说既可“寻根”, 理论也断不可忘本。我们要由“西方化”变为“化西方”, 立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原籍, 挖掘其本身自有的属于中国思维方式和话语规则的文学理论, “化现代”, “化西方”于无形之中, 杂糅共论, 新意叠出, 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论。

摘要：本文由汪曾祺散文化小说所带来的独特美感着手, 挖掘其美感构成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从儒、释、道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其创作中根深蒂固的中国味, 体现其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精神内核并加以现代意义的融通和整合。这一范例对中国理论界的“失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视为中国文论建构的启明星。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化小说,中国传统文化,失语,中国文论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2]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 (第二卷) .齐鲁书社, 1989.

中国的源头 篇8

1959年到1963年, 王守觉成功研发了全部硅平面的工艺技术, 并研制成功五种硅平面型晶体管, 获得1964年国家发明奖与全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1974年他还成功地用自制国内第一台图形发生器与自动制版技术制成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掩模板。1976年起, 在对新电路的研究探讨中, 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值与连续逻辑高速电路——多元逻辑电路, 该项研究成果获得1980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一等奖, 多年后应用于国防工业所需高速模数转换器中, 使转换速率提高了20倍, 从80纳秒的转换时间降低到4纳秒, 达到并部分超越了当时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此后, 王守觉院士的科研工作相继获得中国科学院二等奖3项 (1983年, 1992年, 1996年) , 三等奖1项 (1986年) , 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 (1996年) , 及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1年) , 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2001年) 和台湾潘文渊文教基金杰出科研奖 (2002年) 。

王守觉院士与本刊编辑合影

1990年起, 王守觉致力于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等机器形象思维的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基础研究, 在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中, 承担了神经网络的实现和应用技术的攻关工作, 研制成我国唯一一个产品化的半导体神经网络硬件系列, 相继两次被评为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 开创了用神经网络对多变量控制生产系统进行总结经验全局优化的方法。王院士在神经网络模式识别新理论新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提出“仿生模式识别”新理论新方法。这种新理论新方法使平面上全方位实物模型的识别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以ORL人脸库做人脸识别效果比较, 识别效果远优于支撑向量机。“仿生模式识别”像人类一样对事物一件一件的认识, 在学习认识一件新事物时不会打乱原已学到的旧知识, 这是传统模式识别难以做到的, 它为模式识别开辟了理论上的新途径。这一基本原理被国际神经网络联合会创始人之一、美籍华裔教授斯华龄推荐到国际神经网络杂志上发表.

王守觉院士提出和发展的“高维仿生信息技术”新理论新方法, 可实现对高维空间点分布的分析和研究, 为解决维数高、自变量数多、计算复杂度大的计算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对于人类思维中难以用数学方程描述的形象思维问题提供了创建新算法、新模型的新思路。在数字化时代, 它不仅为信息与信号处理提供了新理论, 也为解决机器形象思维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相关论文获得2003年、2004年中国科协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唯一的一篇期刊优秀论文奖。为促使这种新理论新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在企业家的支持下, 发展了仅凭磁条上48个字节极少量存储量的身份确认安全卡系统, 正确确认率超过了95%。

王守觉院士自主创新发展的高维仿生信息技术理论著作已于2008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他亲自在多所大学为研究生开课。在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和苏州工业园区的大力支持下, 王守觉院士正带领团队把高维仿生信息学理论应用于动漫自动化的技术开发, 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守觉院士结合自己数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寄语广大青年学子要志存高远、放眼世界, 注重培养科学精神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养成主动学习、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 积极培养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会勇攀科学高峰, 争做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为发展科学技术、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强调当代大学生在成为创新型人才的道路上, 要克服“三座大山”, 一是要克服崇洋媚外、迷信外国的思想, 敢于超越外国人;二是要克服迷信权威的思想, 开启创新思维的链条;三是要克服迷信金钱的思想, 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

王守觉院士说, 回顾十多年前步入神经网络时的认识, 得到的深刻经验体会是高科技探索领域的创新要从源头上做起, 不要受传统的概念与基础的束缚, 随时注意基本概念上的创新, 才能使我国目前相对落后的高技术领域得到有更快、更大的发展。

“活”习作的源头——阅读 篇9

一、兴趣为先, 引导开路, 积累写作基础

“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 强而弗抑则易, 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 可谓善喻矣”。读书是一个内化的过程, 这一环节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较强的个性色彩, 教师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对学生诱导而不牵拉, 指导读书的门径, 引领阅读方向, 提供阅读建议, 激发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学生投入其中, 亲身体会到阅读的妙处, 把阅读当作朋友, 才会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感受。我国传统的教育学生读书学习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刻苦读书, 正所谓“头悬梁, 锥刺股”,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这个“苦”别说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吃, 就是一些成年人也望而却步, 因此, 教育、引导学生读书的首要问题是培养学生对读书的兴趣。

首先应选择符合学生年龄特征的读物, 选择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最熟悉、最感兴趣的读物, 或是当前社会流行的热点读物。等他们对阅读感兴趣以后, 再及时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 引导学生读一些精致美文。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 能获得欣赏和思考的愉悦感。然后就是要引导学生阅读经典。阅读经典既是文化传统的启蒙, 也是文化精神的熏陶。经典作品都是有思想深度的, 在写作上有自己明显的特色, 我们应当正确引导学生阅读这些先辈创造的财富, 吸收经典中的精华。巧妙指点, 从现实出发, 寻找经典和现实的连接点。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和借鉴, 写作是阅读的升华和创造。不仅要引导学生爱读, 还要指导学生会读, 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之后, 同时扩展阅读的质量。对于那些十分精致的小说, 特别感人的故事, 非常优美的散文, 做相应的摘抄, 或写读后感。达到领会内涵、印象深刻、存储大脑的目的, 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 在感悟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感悟, 为以后提高写作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二、激励为鞭, 模仿引路, 掌握写作技巧

古人云: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阅读也是同样的道理, 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为了让指导学生阅读内化为学生自主阅读, 我们可以在班上设立图书角, 鼓励学生借阅。墙壁、黑板设立读书专栏, 对读书积极的学生及时表扬、鼓励, 定期评选“读书之星”“小书虫”等称号。每周选出一定的时间, 交流读书感受, 并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既帮助学生记忆, 锻炼了其思考认识能力。也让学生感受到自己阅读的成功, 激励学生阅读的热情。

阅读是一个心动、情动的过程。优秀的篇目必然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 我们要引导学生认真揣摩其中的思想内涵、构思方法, 理解作者表达情感的总体思路及具体技巧, 并进行模仿写作。小学生习作大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模仿是创新的基础和桥梁。学生的模仿能力很强, 他首先会在自己写作的过程中, 借助日常的积累去模仿, 慢慢地就会逐渐变为自己的东西。有了这种转变, 到写作文时, 他的思维、文句, 都会有大的提高。

指导学生进行“仿写”的训练中, 坚持从仿句作起, 由单项到综合, 由局部到整体地进行, 做到每次练笔都目的明确, 方法得当, 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

当然, 模仿别人只不过是一个手段, 真正的目的在于学生自己走路。“照葫芦画瓢”的作品如果当作艺术作品来看是不足为训的。但作为一种训练方法都能够使深奥变得浅显、抽象变得具体, 能够使初学作文者少走弯路。如果我们善于运用这种训练方法, 就能使学生更快地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 大大提高作文教学的效率。

三、发展为本, 个性驰骋, 完成写作创意

促进学生的发展, 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这是一切教学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学生就是要借阅读的“帆”和“风”来学会写作, 发展能力。而课外阅读是学生发展自身综合能力的一种途径。

阅读活动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心智活动, 学生都是极富个性的生命体, 他们对阅读的理解和诠释也极富独特性。真正的理解不是对作者原意的复制与再现。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种开放的“召唤式”结构, 其蕴含的空白本身就具有多解性。每一个学生的生活经历、认知结构、阅读经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是各不相同的, 并且阅读时读者都是站在自己特定的立场上, 以特定的视角去理解和阐释文本, 对文本理解的多样性是必然的。因此, 阅读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形成个性化见解, 进行创造性解读, 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广泛而长期的阅读夯筑学生写作基础, 不知不觉中内化为独特的气质和鲜明的个性, 成就了每个学生不同的表达语言。

挖掘作文的源头活水 篇10

一.关注身边的生活

提及写作, 很多同学就愁眉苦脸地说:“我每天在家庭—学校—家庭这三点一线中奔忙, 难得有时间出去体验生活, 实在没有材料可写呀!”听听, 生活在哪儿?外面。怎样获得?出去体验。多么让人深思的一句话呀!而这恰恰是现在很大一部分学生的共性认识, 殊不知, 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活”中, 日日被无数的精彩故事所包围:母亲的声声叮咛, 老师的句句教诲, 同学的个个玩笑, 路人的种种言行, 有趣的课间游戏, 恼人的一次误解;草木荣枯, 花开花落……生活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 诗里聚散离合, 嬉笑怒骂, 应有尽有;生活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歌声起伏跌宕, 高低转承, 一应俱全, 而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不在别处, 就在我们身边。

认识到这一点后, 很多学生作文时顿感轻松, 为了加强训练, 结合教材编排和学生生活实际, 我特意在初一时设计了几个作文专题, 一月一个专题, 一个专题进行四次作文训练, 每周一次, 一个学期后就取得了明显成效, 学生作文不再千篇一律, 瞎编乱造, 而是关注自己的生活, 状写真实的经历。每次批阅作文, 好像在重温近期的旧事, 轻松愉快。例如人教版七年级语文第一单元的综合性学习是根据新生入学的情境, 以“自我介绍”为主题而设计了多种活动方式, 进行口语和写作训练, 我依据这一情况设计了第一个主题“个性人物”, 并确定了四次作文训练的主题分别是“这就是我”、“我的新同桌 (朋友) ”、“我的良师”、“我家有个”, 每周一就把作文任务布置下去, 让学生用一周时间观察思考, 去抓人物最富个性的语言或动作, 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性格特征, 到周末动笔写作时, 学生已观察积累了一周的素材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让人过目不忘, 一句句经典的口头禅让人捧腹狂笑, 一个个招牌式的动作让人如见其人, 一段段惟妙惟肖的场面再现让人身临其境。不要叹息现实中难觅顶天立地的英雄, 就写自己熟悉的普通人吧;不要埋怨生活里缺少惊天动地的事迹, 就写自己熟悉的事情吧, 校园家庭不就是最好的写作素材库?亲朋好友不就是最渴望的“源头活水”吗?

二.有意识创造生活

家庭学校是学生生活的两个重要场所, 虽然斗转星移物象自会更新, 但毕竟常态居多, 插曲寥寥,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抽取”后, “水”似乎不那么“活”了, 淙淙的流水似已变为微波荡漾的湖面, 如何“开源”成为以后作文训练中的一个新议题, 我的做法是有意识地创造生活, 引导学生在继续关注身边生活的同时, 把眼光更多地投向家庭以外、课堂以外, 给学生创造更多融入社会生活的机会, 走进社会, 挖掘更多的“源头活水”。

学校每年都有一些例行的集体活动, 如运动会、春 (秋) 游、演讲比赛、朗读比赛等, 有些是全员参与的, 有些是个别参与的, 但不管哪样, 都是学校的大事, 学生的大事, 几乎每个学生都会以欢呼来迎接活动的到来, 但真正到了活动中, 积极参与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同学在活动之后兴奋劲儿还写在脸上, 烦恼已从心底悄悄升起, 有活动必有作文, 可活动没好好参加, 写什么?怎么写?为了改变为这种活动前热情高涨, 活动后笔下无“花”的状况, 我根据每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给学生布置任务, 让每位同学都能积极参与活动, 丰富“生活”内容, 如运动会前我把全班同学分成参赛组、报道组、啦啦队、后勤组和联络组等不同组别, 要求每位同学都参与进去,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仔细观察, 积累素材, 运动会结束后, 从不同角度写真事, 抒真情, 因为有了先前的生活经历和真情投入, 收获的自然是一份欣喜。一位同学以《千年之跑》来表现自己那艰难的长跑经历, 另一位同学在看完跳高比赛后有了独特的感悟:跳得最高的不一定是个子最高的, 跑得最快的不一定是腿长得最长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法, 方法正确才能事半功倍。这些真实再现、真心感悟, 让我对作文训练活动越来越有信心了。

中国的源头 篇11

在日本，它是职场上最基本、最绝对的伦理观，即严格遵守公私界限，不可越界。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常常见到一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却实际上逾越了公私界限的行为。比如，从进货商户那里收受礼品或招待，将购买办公用品时得到的优惠券据为私有，买公用物品的发票用到其他物品的报销中，在工作时间用公司的电脑上网购物，等等。

我从事咨询业，曾在上海为日本公司创立分公司，由于公司有一些客户是在金融业界，所以我们规定，员工买股票需要向公司报告。在公司规定的说明会上，不少中国员工听到这一规定都显得很吃惊：“我们买股票还要向公司报告吗？买股票不就是通过那些知道内部消息的朋友来赚钱的吗？”当时的我，闻之不禁瞠目结舌。

很多中国人或许不能够理解---上述行为并不是占用公司财产啊，也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为什么也要作出要求呢？

这是为了从观念和制度的源头保证“公”和“私”的井水不犯河水，从而杜绝公器私用的可能性，使廉洁成为一种自觉。

我还曾与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商谈一个合作项目，正当我要说明委托研究费用的瞬间，这位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了几份正在和其他日本企业进行的共同研究的协议书给我看：“你看，某公司在某领域以某主题，以1200万日元作为委托费用请我们做研究。K公司在某某方面的研究开发……”

我郑重向他表示谢意后，站起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在想的是，如果和这位教授再谈下去的话，我们的相关信息同样也会被别的公司知道。

在中国，大学与企业的共同研究即所谓的“产学研合作”中，成果所有权归双方共有，在这位教授看来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使用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公私不分、超越职业道德规范的例子。

寻求习作的“源头活水” 篇12

一、课外阅读为学生习作做铺垫

阅读课外读物是学生探索世界、掌握知识、品味文章的思想情感、运用文章中的表达方法的重要渠道。作为语文教师应该重视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 让学生从课外读本中汲取精华, 积累丰富的语言, 为习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每个学期学生在课堂上要学的课文有二十多篇, 教师要求学生读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学生在其中所得却是非常局限的, 因此, 自觉地读课外书、读报纸的好习惯对于写作是很有必要的。很多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看合适的课外书。以三、四年级为例, 学生可以读的课外读物有很多, 如《三毛流浪记》、《格林童话》、《成语故事》、《木偶奇遇记》等, 这些书目中包含了情感教育、自然科学、生活常识等, 让学生从阅读中增长见识的同时受到思想教育。倡导师生共读、亲子阅读, 让家长陪孩子在阅读中提升。还可以进行读书论坛, 让学生谈谈自己的读书心得, 让学生爱上读书, 这样就可以给习作积累大量的材料, 提高习作的表达能力。

二、感受生活为学生习作添砖加瓦

朱熹的《观书有感》中的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带给我们的启发是:生活是学生习作素材取之不尽的源泉, 只要学生深入生活, 教师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观察周围的事物, 捕捉写作的素材, 学生写作就不再是无米之炊了。在学校举行的“五一”活动前, 与学生的交谈中, 我发现学生对于学校的安排颇有微词, 我灵机一动, 趁这次活动的机会进行一次习作练习, 习作的结果出乎我的所料, 就连那些平时很怕写作的学生, 居然能够洋洋洒洒写上两三页, 而且能够生动地表达自己的心中感悟, 言辞恳切, 真正体现了“言为心声”。从这次的习作看来,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不能忽视学生的情感生活, 因为那些是习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再来反思一下我们平时的作文教学, 每次写作教学时, 老师都会搜集各种写作材料希望能给学生写作时运用, 还会教学生如何开头结尾, 教师讲得很细致, 很明晰, 学生却常常是一头雾水, 不知如何起笔, 学生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束缚, 他们的情感不能被激发, 那么学生写出来的习作就缺乏感情, 写作只有学生的情感积极参与了, 那么作品才会有血有肉, 才会变得生动, 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其实类似的生活题材还有很多, 比如和家长一起准备过节。元宵节布置学生搓汤圆、煮汤圆吃;端午节包粽子, 等等。老师可以让学生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用笔记录下来, 和同学交流一下, 这样就可以成为以后习作的素材。由此可见, 在学生动笔习作之前, 老师要让学生去观察生活, 从生活中挖掘提炼写作的素材, 这样学生对写作就产生了兴趣, 学生也就有话可说了。

三、读写结合为学生习作积蓄段落素材

小学语文书上选取了大量文质兼美的名家名篇, 在表达方法、语言的运用方面都是很好的范文, 学生可以学习它的写作方法, 可以学习它的句式, 可以续写, 可以仿写。

1.句式训练为写作初学者铺路搭桥。记得苏教版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有这样一篇课文——《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 课文中有这样的句式:我想变我想变透明的雨滴, 睡在一片绿叶上。我让学生仿造这句话, 让学生想象美好的夏天有哪些动植物为它增添了无限生机。于是学生们展开想象, 各抒己见, 表达自己想变的事物, 再将他们说的按照课文的形式变成一篇诗歌, 让学生体会到言之有物, 避免了学生初学写作时不知如何起笔。仿写既可以减轻学生对写作的畏惧心理, 又能加强写作的单项训练。

2.续写, 填补文章空白, 激发学生想象。语文书中某些课文后面常常会留下一些空白之处, 留给学生一个想象的空间。如学习了《狼和鹿》一文, 当人们认识到狼其实是森林和鹿群的“功臣”时, 人们又会怎么做呢?让学生根据课文进行续写, 学生的头脑中仿佛在过电影一般将文中的内容再现于眼前, 当人们意识到狼是森林和鹿的功臣时, 他们内心会怎么想?他们又会怎么做?结果森林又会是怎么样的景象?学生充分展开想象, 此时文中的空白之处就得到了拓展, 我们可以利用好这样的资源, 为学生提供练笔的好机会,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作为一个语文老师, 我们要对教材进行细致地研究, 把握好每篇文章中的语言特点, 真正做到读写结合, 真正做到一课一练, 这样的话学生也就不会再谈习作色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