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原则（精选4篇）
界定原则 篇1
摘要：政府行政成本的主要特征是:耗费的非营利性、非补偿性和经济性, 影响因素的政治性, 披露的公开性和监督的社会性, 隐蔽性和转嫁性。界定政府行政成本内涵的原则是:有利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原则, 体现政府行政成本特征的原则, 有利于政府履行职能的原则和体现政府行政成本对象的原则。
关键词：政府,行政成本,特征,界定原则
一、政府行政成本的主要特征
(一) 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是经济资源
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 需要耗费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等资源。政府行政成本研究的是耗费的经济资源。政府行政成本所耗的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而耗费的经济资源的范围包括政府在生产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经济资源, 以及在上述活动过程中造成的经济资源的损失。政府行政成本所耗费经济资源的主体是国家权利机关, 国家的行政机关, 国家的司法机关以及政党组织等公共权力机构。
(二) 政府行政成本的耗费具有非营利性
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长远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而不是为了营利。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非营利性是政府行政成本与企业成本最本质的区别。
(三) 影响政府行政成本因素的政治性
影响政府行政成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有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 但从目前看关键是政治的因素。因一切影响政府行政成本的因素都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因此, 要控制政府行政成本, 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与效率状况, 以及政府行政成本披露的全面性、及时性和真实性程度, 反映着一个国家法治和民主程度的高低。一个廉洁的、阳光的、高效率的政府, 其运行成本必然是透明的、合理的。
(四) 政府行政成本披露的公开性和监督的社会性
政府行政成本最终要由纳税人埋单, 因此纳税人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开支具有知情权, 有了解其税款是怎么使用的权利, 有权对其进行控制和监督。因此各级政府行政成本的开支必须向社会公开披露, 纳税人有权查阅政府的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具有监督政府行政成本的权利。为了充分体现.政府行政成本的透明性、公开性特征, 使纳税人对政府行政成本的监督和控制落到实处, 各级政府的每一项开支, 除了涉及国家机秘的以外都必须上网。
(五) 政府行政成本耗费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转嫁性
在外部监督作用不强, 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 政府会计上的成本是不全面的, 不完全真实的, 其部分支出有可能转嫁到社会中去了, 还有的会进行一些所谓的“账目调整”, 有些“三公费用”会以其他名义出现, 这部分支出在政府的预算支出中是没有真实反映出来的。如有的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和外出旅游、开会时会带上企业家, 一切费用在自已管辖的企业报销。当然, 被管辖的企事业单位通过这些方式承担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部分行政成本以后, 政府的这些部门在拨款、收税等资源分配方面会给予更多的照顾, 从而使这些企事业单位获得更多的资源, 因而最终还是国家以更大的代价埋单, 只是这部分费用没有直接反映在政府的会计成本上。造成政府行政成本的隐蔽性和转嫁性的根本原因是, 由于民主程度不高, 政府的行政成本支出完全由政府自己公布, 自已审查, 自己监督,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外部主体对其进行审查和核实。
(六) 政府行政成本具有非补偿性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耗费的各种经济资源其价值会随着产品的出卖得到补偿, 而政府是非营利性组织, 一般是无偿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因此其成本不能从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得到价值补偿, 只能通过收税等方式向社会转嫁。
二、界定政府行政成本内涵的原则
我们认为, 界定政府行政成本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 有利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原则
研究政府行政成本的目的是为了节约资源, 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因此, 如果对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确定太窄, 把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排除在政府行政成本之外, 则不利于政府行政成本的监督和控制。反之, 如果把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定得太宽, 把不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包括在政府行政成本之中, 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 事实上也难以控制。
(二) 有利于政府履行职能的原则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 只要是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经济资源, 以及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造成的经济资源的损失都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 而超出这个范围所耗费的经济资源, 则不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
(三) 体现政府行政成本特征的原则
如前所述, 政府行政成本具有非营利性、非补偿性、披露的公开性和监督的社会性、隐蔽性和转嫁性等特征, 因此, 我们在确定政府行政成本的范围时应体现这些特征。例如,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某些预算外支出, 虽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在政府的预算报告中没有反映出来, 但也属于政府成本的范畴;政府工作人员在所管辖的企业报销差旅费、出国考察费、招待费, 政府的有关部门向所管辖的企业派车、派人所花费的费用, 虽然在政府行政成本支出中没有反映出来, 但也属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
(四) 体现政府行政成本对象的原则
政府行政成本的对象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主体来看, 政府行政成本中的政府是指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和部门, 包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家的司法机关、政党机构, 以及某些通过财政拨款而保证其运转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政府行政成本耗费的资源来看, 政府行政成本不是政府所耗费的一切公共资源, 而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经济资源。
三、结论
政府行政成本, 是指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经济资源, 以及由此造成的当前和未来一定的经济损失。政府行政成本经济资源耗费的主体包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国家权利机关, 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政党机构及其相关的部分事业单位。.政府行政成本的对象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行政成本所耗费的资源是指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耗费的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 以及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造成的国家经济资源的损失。在社会的民主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政府行政成本的披露是不全面、不及时、不完全真实的, 其隐蔽性、转嫁性和披露的随意时是较强的, 政府行政成本也是较高的, 而效率是较低的。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与效率状况, 以及政府行政成本披露的全面性、及时性和真实性程度, 反映着一个国家法治和民主程度的高低。一个廉洁的、阳光的、高效率的政府, 其运行成本必然是透明的, 合理的。从根本上来说, 要控制政府行政成本及其“三公经费”的增长, 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何翔舟.中国行政管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J].政治学研究, 2007, (2) .
界定原则 篇2
根据《建筑法》的有关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对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取得的利益、出借法定资质的建设施工企业因出借行为取得的利益、没有资质的建设施工企业因借用资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取得的利益应予以收缴。本文就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如何界定及处理的原作一探讨，希望能有助于建设工程活动的规范和该类纠纷的处理。
一、转包、分包行为的认定及相互区别
根据《建筑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建设工程分包是指经发包人同意或者认可，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人将承包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可见，分包是在总承包合同之外，以总承包人（分包合同的发包方）与分包人（分包合同的承包方）为合同当事人的独立的工程承包合同。分包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须经发包人同意或者认可；（2）总承包人发包给分包人的是其总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3）分包人须具有要相应的资质条件。分包人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人负责，并与总承包人就分包工程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建设工程转包是指承包人在承包建设工程后，又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即转承包人）。转让后，转让人退出承包关系，受让人即转承包人成为承包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转让人对受让人的履行行为不承担责任。转包的外在形式与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非常相似，乃至有学者认为：“转包在理论上称为合同的转让，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①]从上述分包、转包的定义来看，两者的区分是比较容易的。但实践中，从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实际履行行为来看，两者的界限又较模糊。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两者进行区分：（1）承包合同的主体不同。分包合同的主体双方是总承包人与分包人，分包承包人在总承包合同关系中，仅处于第三人的位置。而转包是将原承包合同的主体双方变更为发包与受让方，原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则退出承包合同，使得受让人取代承包方成为原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2）权利、义务内容不同。分包合同是总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形成的独立承包合同，其权利、义务由双方当事人约定。转包在转让后原承包合同的内容保持不变，仅主体发生了变更，受让人直接享有原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3）法律后果不同。我国法律允许建设工程总承包方经发包方认可或者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人。依法成立的分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转包行为，法律明确规定予以禁止。《建筑法》第28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因此，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转包合同是无效的。
二、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的法律界定
国务院于2000年1月30日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8条第三款列举了违法分包行为的几种情形：（1）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2）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3）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4）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根据上述规定，对违法分包行为的鉴别相对要容易些，分包人如果在承包时并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而在履行分包合同过程中又取得了资质条件，此时能否认定为违法分包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的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要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也就是说《解释》认可了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但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这种行为的有效性。由此可以推断，总承包人将部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人，分包人在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的，也不以违法分包论。
实践中法转包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让给他人的；（2）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的；（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转包建设工程行为。承包单位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未派出项目管理班子或其技术管理人员数量明显低于正常水平的，以转包行为论处。可见，非法转包不管是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还是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都是无效的。实践中有人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本系承揽合同，对特定债务人的具体要求甚为强烈，因此原则上不具有可转让性，但此种不可让与性系为债权人利益所设，如果债权人同意，则仍可转让。[②]也有人认为：“从民法的角度讲，转包属于第三人代 代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并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③]对此，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79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建筑法》第28条的规定，转包属于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即使债权人（发包人）同意，也不得转让。虽然法律禁止转包规定的出发点是基于发包人利益考虑，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是出于对承包人专业资质、合同履行能力的特殊信任，由于发包人对转包受让人的履行能力无法了解和掌握，承包人任意将承包的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势必会造成发包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然法律对转包的禁止性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已由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思表示上升为法定意志，因此，即使发包人认可承包人的转包行为，此种转包由于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是无效的。”
实践中，对于非法转包行为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认定：（1）核查承包的主体是否变更或实际上已变更，与申报质量监督、施工许可时的主体是否一致；（2）核实现场管理人员的实际到位情况以及与承包人是否真正存在隶属关系；（3）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执行的承包合同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工程承包合同是否一致。但上述几种情形均只反映了转包的特征与某一特定现象，欲准确认 定何为转包必须把握承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这一根本属性，即转包是指承包人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并与他人约定由他人履行不少于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的行为。[④]
三、专业分包与劳务作业分包的区别
根据《合同法》及《建筑法》的有关规定，建设工程的发包方可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方，也可以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方。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分包方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为法律所禁止。实践中，总承包人或者分包人往往将承包的工程劳务作业部分分包给其他单位来完成。此种情况下，如何认定分包方是违法的二次分包还是合法的劳务作业分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区别：
1、发包的主体不同。专业分包的发包方是建设工程发包人或者工程总承包人，分包人不能再次作为发包方进行二次分包。而劳务作业的发包方既可以是总承包人，也可以是分包人。
2、是否须经工程发包人认可不同。《建筑法》第29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也就是说分包必须经发包方认可，或者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对劳务作业分包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须经发包方认可。根据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5条第2款、第3款规定：“获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承担施工总承包的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非主体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或者劳务分包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获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劳务分包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可见，劳务作业分包并不以发包方的认可或合同的明确约定为条件。
四、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处理原则
《建筑法》、《合同法》都明确禁止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非法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这里的“非法所得”，笔者认为应作狭义的解释，即是指已经实际取得的财产，而不包括当事人进行违法活动时约定取得但实际没有取得的财产。理由是，《解释》第4条已经将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行为确认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6条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当法院在审理后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当事人之间不再依照原合同继续履行，那么原合同中约定取得的财产也不可能再实际取得。将这部分没有实际存在的所得也予以收缴显然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扩大了法律后果。所以将非法所得限定在已经实际取得的财产范围内比较符合行为与处罚相一致原则，也符合民事制裁的初衷。至于收缴非法所得的对象，笔者认为《解释》第4条中的“当事人”应作广义的理解，也即这里的当事人不仅包括非法转包，非法分包的承包人，发包人有非法所得的，也应当予以收缴。
值得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该《解释》第4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而《建筑法》第67条、第76条同时又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本法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当法院在采取没收违法所得的民事制裁措施发生竟和怎么办？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违法行为，并根据法律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民事制裁措施是在诉讼过程中进行的，属于法院的审判权的一部分。建设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机关，其依据《建筑法》等法律法规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措施是属于行政执法权。法院和行政机关各自采取制裁措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实际上两者制裁的目的是一样的，非法所得部分也是一样的，两者各自采取制裁措施无疑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导致制裁过重，影响制裁所要达到的法律效果。故而对于非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措施，法院与建设行政机关不应当重复适用，具体由谁来执行，笔者认为，哪个机关最先受理，就由受理的机关来执行。如果建设行政机关已经在法院审理前作出了行政处罚，法院就不应当再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民事制裁。
界定原则 篇3
关键词：实质重于形式 界定 会计应用
很多刚入门会计的同学都对实质重于形式这一广泛应用的会计原则的理解不够深入，对该原则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存在困惑：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如何被界定？什么是经济实质的内涵，在处理哪些特定交易事项时需要侧重考虑经济实质？为什么？笔者尝试对上述几个问题做一研究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西方各国中的界定对比
当今社会经济一体化，经济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世界上较多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对这一原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1 该项原则在美国相应准则中的描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可靠性、披露的真实性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FASB认为：“既然实质重于形式这一观点没有包括在概念框架里面，那是因为它可能是多出来的。实质重于形式在很多时候无法量化准确的去进行判断，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因此认为可靠性与真实公允性的相比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更加趋于准确。
1.2 该项原则在英国相应准则中的描述。英国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认为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该项原则的评价非常高，并且对其重要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第5号公告规定 “财务报表要反映交易的实质而非仅仅是他们的法律形式。报告主体的财务报表要报告其所记录的交易的实质，会计师须考虑交易各方在正常情况下的逻辑动机和期望值。”第5号公告明确了交易实质的几个问题：①应记录交易的实质，给予经济效果方面更多的考虑；②应分析复杂的交易，看是否影响了该实体的资产和负债；③如果确认了资产和负债，那么就要用一般测试证明它们是否应该被确认。
1.3 该项原则在法国相应准则中的描述。在法国，真实公允观在概念的内涵上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比较接近。真实公允观认为当发生的会计业务在经济形式和法律形式上出现不一致时，更应该强调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以此来真实反应业务的真实本质。法国是比较典型的成文法系国家，对于合法性的解释尤为清楚，他们认为会计核算过程中更应该较多的遵循各种法律法规来实现管理，于是，当会计业务的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相一致的时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也就变得不那么相关。但是在法国的会计准则中，“合法性”的地位始终比“真实公允观”重要。
综上来看，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一旦出现二者之间的不同，会计核算上应遵循经济业务的经济实质来进行核算。
2 业务活动的经济实质及其法律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现实核算中，特别是很多会计人员会认为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惯性。笔者也试图对经济实质的含义及其与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
2.1 界定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毋庸置疑，会计业务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根本的经济联系，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看待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形成不同的内涵。从法律概念上去理解一项经济业务，是以法律概念来解释会计业务，是一种纯粹的制度行为。但是从会计形式上去理解，则会在会计假设前提条件下形成相应的会计信息。没有任何科学证明显示同一项业务的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上存在必然的统一性。
2.2 二者差异。法律形式与会计核算形式对于经济活动的反映不一定是一致的。①目标任务差异。会计核算的任务和目标是为企业管理层决策提供依据，而制定法律，形成法律关系，主要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体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二者在目标上的差异体现在经济活动当中必然会致使二者作出不同的反映。②主体假设差异。会计核算强调以一定的会计主体针对经济业务进行会计处理，要求必须考虑到自身的会计主体区别于其他主体的空间概念，根据受托责任关系界定了各个主体的经济活动。在法律上更加强调的是经济活动当事人各方的权力与义务的划分。③表达方式差异。会计核算中以借贷记账符号来完成对会计业务发生情况的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等程序。而从法律关系上来理解的话，企业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到财产的变动，法律上更关注的是财产是否具有未来取得收益的权力，不强调是否对该项资产拥有或者控制，因此会计核算上将财产解释为经济资源。另外会计上资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法律中对于资产不确定性的内涵并不关注。综上几点，要想准确的核算经济业务的内涵，不能仅仅依据法律形式来进行直观判断，还要就其经济实质获得可靠信息。
3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核算环节的应用
3.1 资产的确认。会计上的资产定义是指企业控制或拥有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如果一些项目已经不符合资产定义中关于预期经济利益的表述，比如严重毁坏，即将报废的物资和超过规定年限的应收账款款项等，都已经不能确认为企业的资产。
3.2 融资租赁资产的确认。融资租赁的实质是一种融资行为。出租人出租资产其目的已经不是获取短期利益，而是实现资产长期获利的需要，承租人租入资产多数是因为出现了融资的需要，在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承租人实质上已经获得了该项资产的全部风险和报酬，因此，即使在租期结束时，承租人选择放弃租赁资产的所有权，也并不影响承租人在租期内对该项资产的实质性控制，所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承租人在会计核算上作为“自有资产”进行核算和反映。
3.3 关于存货入账时间的确认。企业购买存货出现单、货同到的情况，则其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保持一致，如果由于未达账项的原因，存货已经入库，但是相应票据未到达企业，从法律形式上看企业在缺少单据的状态下无法实现付款行为，但是事实要求核算存货已到尚未付款的情况，于是月末以暂估价入账。endprint
3.4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的确认。分期收款销售从法律形式上看已经将全部商品转移给买方，但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不能全部确认收入的实现，所以企业对于尚未确认销售收入的那部分已发出商品拥有所有权，实质上仍然构成了企业的存货项目。其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出现了不一致。
3.5 减值准备的计提。会计中运用谨慎性原则，当资产出现一定情况时计提减值准备，用以反映资产的真正的价值。但是如果有关人员只是机械的执行某些规定，比如应收款达到规定的年限就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债务人可能会通过某些恶意的行为或者采取虚假的手段以达到掩盖真相的目的。所以计提减值时也不能只按照形式，而应该判断是否真的出现实质性的减值。
3.6 售后回购确认。售后回购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销售行为，双方签订的是购销交易合同，从法律上实现了销售，但是由于有回购行为的出现，不满足收入确认的各项条件，即使将货物交付给了买方，其实质仍是销售方的一种融资行为，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会计上不确认销售收入。
3.7 收入的确认。会计上收入确认主要看和商品有关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发生实质性转移。若我们给与了买方获取商品后仍然保留无条件退货的选择权力，销售方就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
另外，合并报表的编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对于商业实质的分析；判断是否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交易；长期股权投资的判断，企业合并的判断，附有退货条件的销售、委托代销等特殊销售方式收入的确认等情况都会涉及到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应用，在此不一一赘述。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经济业务只会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基于此，会计准则和制度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日益复杂的经济业务，在这种背景下，要想真实记录企业的各个会计要素，特别是当企业的经济业务与其法律形式不一致时，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就显得更加有必要。
参考文献：
[1]谷颖捷.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思考[J].会计之友，2007（2）.
[2]钱丹第.对新会计准则中实质重于形式的理解[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9（10）.
[3]马琳.试论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9）.
界定原则 篇4
一、案情简介
A企业于2007年5月1日向某保险公司对固定资产 (厂房、设备) 、存货 (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 投保了财产综合险, 受益人为A企业, 期限为2007年4月29日零时起至2008年4月30日24时止。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
2008年3月21日下午, 一场大雨倾盆而降, 并刮起7级大风。大风吹坏A企业多个仓库屋顶, 雨水进入仓库, 造成仓库内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被水损。
出险后, 由于在保险期限内, A企业认为仓库及存货发生保险事故, 尤其是仓库存货损失60余万元, 因此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事故发生后, 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及时进行了现场查勘, 并核实有关损失, 最后确定本次事故造成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其中房屋维修费用2万元, 存货损失10万元。
二、本案的异议
保险公司在处理本案过程中, 经查阅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当时的风力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17米, 风力7级;气象部门的雨量传感器显示数据为8毫米。在理赔过程中就如何赔偿发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 本案保险公司应该给予赔偿。赔偿的理由是:事发当日风力7级, 已达到暴风标准。本案中, A企业仓库屋顶受损是暴风造成的, 仓库内的存货受损是暴风和雨水共同作用造成的, 根据保险近因原则, 保险人负责赔偿承保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本案中暴风是保险承保的风险, 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 本案保险公司应该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给予赔偿, 而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理由是:暴风已达到自然灾害等级;雨量并未达到, 属正常自然现象。保险单只保自然灾害, 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应予赔偿。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 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 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 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 “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 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 再造成货物损失, 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 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
三、本案剖析
本案案情极其简单, 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点也十分浅显明了, 但是本案道出了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即近因原则。要想正确分析本案, 需要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所谓近因, 并非指在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 而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 即在效果上有支配力或有效的原因。在实务中, 近因原则在保险实践活动中运用得相当广泛, 但对近因的判断有比较大的难度。因为, 导致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 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风险, 也可能是除外风险, 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产生损失的原因是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 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 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风险, 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 如果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 则无须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 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 具体而言:
1. 几种原因同时作用, 即并列发生。两个以上风险原因连
续发生造成损害, 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 以前因为近因。在此, 前因与后因之间, 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 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或者说, 后因不决定损失的发生, 只决定程度轻重、损失大小, 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风险, 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风险, 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 如果前因不是承保风险, 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 如果后因也是承保风险, 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 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
2. 几种原因间断发生。
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 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 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在此之前的原因就被新介入的原因所取代, 变成远因而不被考虑, 远因是否为承保风险并不重要, 同时如果没有远因是否会发生损失也不重要。损失的近因归就于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有效性的新介入的原因。此时, 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 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 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 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 或者说, 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 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 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 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 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 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 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 也有可能是, 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 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 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前因仍为近因。
3. 几种原因并存发生。
所谓并存, 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 多个原因同时存在, 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 “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 在时间上, 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 但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 在此情形下, 近因是效果上最接近于损失, 而不是时间上最接近于损失的原因。关键是要考查, 后因与前因之间, 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 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 如果不是, 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 也仍成立并存关系, 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 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 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 独立开来, 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 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分析近因及其保险责任的方法, 即:如果同时发生的诸多原因有的对损失的发生具有现实性、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 则属于保险责任, 有的原因仅仅是增加了损失的程度或者扩大了损失的范围, 则此种原因不能构成近因, 不属于保险责任。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 保险公司只承担赔偿近因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或延伸所导致的损失。如果不好将原因加以区分, 则要考察多个原因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 以其有无中间环节和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远近为判断标准。
四、本案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多个原因致损的保险责任分析, 笔者认为, 本案属于上述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 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本案仓库屋顶损坏的近因是暴风, 而货物损失发生的近因是雨水进入仓库。仓库屋顶损坏是暴风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 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 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 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 “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 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 再造成货物损失, 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也就是说, “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使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 但这一原因并不现实性地、决定性地和有效性地使货物损坏, 而雨水进入仓库是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的必然结果, 是支配性的有效原因, 保险公司不应当对货物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这个结论在情理上也许被保险人难以接受。但是从保险近因原则的分析上, 不能认定暴风为货物损失的近因。笔者建议, 对本案的处理, 既要考虑到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 也要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情况, 最好还是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与被保险人协商解决, 对损失按比例分摊为宜。
五、结语
对近因原则分析, 可能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 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 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 我们应该基于公正公平的原则, 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求事物之间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周勇.新编保险学基础——案例分析[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3.
[2]许崇苗, 李利.中国保险法原理与适用:第1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