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定（共7篇）
理论界定 篇1
观念是一种思想意识, 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观点,指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 观念是一系列观点的累积和整理, 它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留下的概括性的形象。 新闻观念,是人们关于新闻传播的看法、思想,是人们对新闻传播行为、现象、新闻传媒及新闻作品等进行思维活动的结果, 是物化的新闻活动及新闻产品在人脑中留下的形象。
观念是人的认识活动,观念来自客观世界,又指导人的社会实践,作用于客观世界,不同的客观环境和社会实践形成不同的观念, 而在不同的观念支配下又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行为,导致不同的社会实践。在不同的新闻传播环境和传播制度下, 有着不同的新闻传播实践,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机制和方法,因而生产不同的新闻传媒和新闻作品,由此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观念。 在这些新闻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又会有相应的新闻传播实践,生产相应的新闻产品和新闻传媒,维护和巩固相应的新闻传播机制、体制和方法。 在基本新闻传播环境不变和媒介生态照常的情况下,新闻观念和新闻实践这种相辅相成、生生不息的互动一直会继续下去。 一旦传播环境或媒介生态由于社会经济、 政治等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体制、机制和方法的改变。 面对变化了的新闻实践,人们的新闻传播观念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观念的更新,也就是原有观念同新的现实的冲突。
科学的新闻传播观念来自对新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 又经过长期的社会变革和新闻实践的反复检验。 因此,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时期和不同传播环境、媒介生态中人们的新闻观念,只要是来自新闻传播实践又经过新闻传播实践检验的, 都有可能获得一定的真理性。 同时,这些新闻传播观念又难以避免地受到该时代的政治文化、 价值取向的影响,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及传播环境中形成的新闻文化。 因此,我们在研究和界定当代新闻传播观念的时候, 有必要了解分析西方国家相关新闻传播观念的特点, 有必要对中西新闻传播观念进行观照比较,掌握它们之间的共性和歧义,这既有助于增进对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了解,又有助于扬长避短,推动我国新闻传播观念的调整和更新, 坚守我们的长处和优势。
一、关于“喉舌耳目”
关于党的媒体的性质, 最经典的表述是胡耀邦在《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中的讲话。 他说:“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 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 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 ”[1]
以胡耀邦这一论述为代表的关于新闻事业性质的界定,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报刊和党的报刊是“独立思考的人们的集合点”,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对工人进行政治训练的学校。 他们对报刊性质的经典表述是:“报刊按其使命来说, 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 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2]
列宁在苏共建党时期提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3]这宣传员和鼓动员的内涵,同喉舌也是直接相关的。
当代中国对新闻媒体性质的认识,首先是对中国新闻史上早期代表人物关于媒体性质论述的理解和继承。在维新变法中起擎旗鼓荡作用的梁启超最早把报纸的性质概括为耳目喉舌。 他指出“其(报刊)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4]他以西谚作比,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后来,孙中山对报刊也有类似的认知和表述。
毛泽东在大量总结党报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指出,报刊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是运用新闻手段反映社会经济的产物。 毛泽东概括地提出, 党的报刊具有“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有同样的思想。 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 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则经典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这些论述,对新时代的新闻媒体的性质作了新的诠释和新的界定。
二、传媒的功能
系统论认为, 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重复现象谓之功能。 新闻传媒的功能,则指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 新闻传媒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传媒所载的新闻实现的, 因而“新闻第一”成为美国早期新闻理论家约斯特的重要理念。 他指出,报纸是一种反映人类本性对于新闻的普遍需要的东西, 所以报纸最初的作用在于出版新闻,而新闻乃成为报纸的主要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完成的报告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指出,当今传媒应具有的主要功能是:获得消息情报、社会化、动力、辩论和讨论、教育、发展文化、娱乐、一体化。 互联网技术用于新闻传播之后, 新媒体的社会功能较传统媒体的功能有了新的发展。 互联网在新闻信息的采集发布、多渠道反馈、 把关权分散以及多种形式的新闻信息产品等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新功能。
近代中国报人认识报刊的功能是“开眼看世界”“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外情于内”。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政党报刊的功能主要是“发扬大义,鼓舞大众”。 而梁启超则强调报刊的主要功能是耳目喉舌,去塞求通。 他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受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活动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 对传媒的功能有自己的界定。 李大钊指出,中国报纸的使命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其作用一是对活的社会现实加以真实报道,二是对社会现实加以批评指导,三是传播知识,把死的材料变成活的知识。 陈独秀强调,党报第一要提倡和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二要引导青年走正路,三要鼓吹和主持公理。 毛泽东高度重视报刊在政策宣传方面的功能。
学者们对报刊的功能思考视野更宽,争论也多。王中认为报纸有两重性,一是宣传工具,二是商品,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对传媒功能认知的多元化成为中国传媒功能观的重要特点。
近几年,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传媒功能观朝着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两个方面深化, 同时又延伸着多主体的议程设置、 多渠道的知情权利获得等观点。 习近平在2016 年2 月19 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他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 ”这48 字方针,把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的功能观,概括得相当全面和到位。
三、新闻真实性
新闻传播中的“事实”,是传播的本源、传播的根据和传播的内容。 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中说:“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 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5]新闻真实性这一新闻学重要理念, 就是基于这种唯物论的观点而提出来的。
西方新闻学者对新闻真实性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他们在报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赋予新闻真实性丰富的理论内涵。 早期美国新闻学理论代表作之一《新闻学原理》对真实性是这样论述的:一切新闻的主要因素是真实。 如果一条新闻不真实的话,刊登这条新闻的报纸也就和这个荒谬的报道一样荒谬。新闻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报告,或者是对某种存在状态的一种报告,如果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者这种状态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这个报告就是伪造的;它既然是伪造的,就不能算是新闻。
在不少西方国家, 真实性的要求是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和有关法规的主要内容。 美国1923 年颁布的《新闻规约 》第4 条规定:真诚、真实、准确———对读者的忠实,是一切报纸名副其实的基础。 从各方面考虑,报纸一定要忠实。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果不能做到完整或正确, 或者不去力求得到这些必要的品质,都是不可原谅的。 法国1944 年5 月6 日公布的条例规定, 凡是发表出于恶意制造并有可能扰乱公众安宁的消息者都要受到惩处。 散布任何与事实不符的消息都将构成犯罪。
当然, 西方国家一些学者也有持相反立场的观点。 有人主张,“为了国家利益”,真实性也可以牺牲。日本的小野秀雄是一位比较严肃的新闻学者, 他在《新闻学原理 》里说,新闻是人们在创造未来生活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杠杆,它促使读者主动地判断问题。正因为它有这种职能, 所以绝对不能错误地引导读者,报道的内容一定要根据事实真相去编写。 当然,这里并不一定必须如实地把真相发表出来, 有的时候甚至还需要歪曲事实加以报道。 他认为这样操作,是为民众整体的利益考虑。
中国学者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 多数持同西方学者相似或相同的立场。 甘惜分教授在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说,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在根本观点上分歧很多, 唯独在新闻报道必须真实这一主张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当然,同西方一样,真实性在中国报业实践中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当代中国学者认识真实性, 受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真实性是新闻客观性的必然要求。 新闻客观性指的是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而新闻真实性则强调对事实的客观叙述。由于读者相信的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因此,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列宁对真实性的论述也为中国学者所理解和掌握。 列宁主张通过公开性的原则,向群众作广泛的公开报道,实行讲真话的方针。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使新闻报道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 他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完整和真实的情报,而真实性不应该以它该为谁服务而变化。 ”[6]
毛泽东关于真实报道的论述在中国深得人心。他声明:“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7]他要求:“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8]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对中国新闻学者影响深远。 他们的基本理念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不仅要求所写的事例、人名、地名、时间、数字、引语准确无误,而且要求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一界定指出了新闻真实性的三个层面的要求:细节真实、总体真实和揭示事物的本质。 对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 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新闻的真实性。
四、新闻价值观
随着信息传播的便捷和快速, 人们要求新闻传媒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新闻。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闻产业的发展, 新闻传媒有可能在新闻的数量和质量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 这样,新闻的价值含量问题就被提到了社会和新闻业面前。
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新闻价值有不同的理解。 从信息传播看, 新闻价值指新闻事实自身含有能够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要素。 从传播效果看,新闻价值则是新闻在社会传播之后产生的社会反响即社会效果。 从传播者看,新闻价值又是传播人和传媒调控机构衡量与取舍新闻的标准。 但中外新闻学者和新闻业者多数人主张从本源上认识新闻价值, 即认为新闻价值主要指新闻事实自身含有的能够满足社会和受众需要的特殊素质的总和。 应该指出,这种新闻价值观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原则精神。
在中国新闻学术界, 有人提出, 政治上有利无利、风尚上有益无益、编写上有趣无趣,三个因素的权衡是影响新闻价值的关键。 有人认为,舆论导向、政治民主、新闻功能的考量,是影响新闻价值的三个因素。 还有人表示,新闻敏感、政治敏感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新闻价值的实现。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影响新闻价值取向和实现的最大因素是新闻政策。 因此,新闻工作者不能以新闻价值作为唯一的取舍新闻的依据,但也不能以新闻政策取代新闻价值,把新闻政策作为取舍新闻的唯一标准。 笔者认为,所有这些不同主张与见解的讨论,对提升新闻传播的有效性,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导向, 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都是有益的。
五、新闻宣传观
宣传是个人或团体通过传媒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以影响受众态度与行为的一种社会活动。 新闻与宣传的相关性在于:二者共生于同一传媒,这一传媒既要传播新闻,又要作为宣传传播的园地;二者又共生于同一篇新闻作品, 这篇新闻作品既要传播新闻信息,行使新闻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又要传播宣传信息,行使宣传的功能。
令人费解的是,西方新闻学者鄙视宣传,西方传媒忌言宣传。 据查,1913 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还没有宣传一词的条目。 现代意义上使用宣传这个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对宣传的界定是:从最广泛的含义说,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 所谓表述,可以采用语言、文字、图片、音乐诸形式。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新闻文化传统,新闻学者对于宣传传播、 传媒的宣传功能向来都十分看重。 鉴于历史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讨论宣传主要围绕的议题是:宣传行为与新闻行为的共性与个性。讨论中多数学者认为,新闻与宣传都是传播行为,都是社会性活动,两者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新闻是传播关于新的变动的事实信息的手段, 宣传则是传播思想观念的手段。 新闻是客观事实的报道,宣传是主观意见的灌输。 新闻传播的主要要求是定量准确,宣传传播的主要要求是定性正确。 近年来关于“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有过热烈的争论。 提出这个方针,目的是为了正确地实行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 实行这个方针,并不是不要和减少、也不是排斥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 习近平最近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六、新闻舆论观
舆论即公众意见。 详言之,舆论是社会群体对新近发生的、 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有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
新闻传媒对舆论的发生和走势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和冲动。 新闻传媒对舆论有反映、影响、引导甚至组织的功能。 因此,人们又称新闻界为舆论界。
从汉字语源学考察,舆论乃舆人之论,即下等人的意见,意同西方的大众意见。 及至近代,中国报人才将舆论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 赋予舆论以新的含义。 被称为“舆论界骄子”的梁启超说:“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 ”孙中山则十分明确地说明舆论与报刊之关系,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 ”
中国共产党人也有自己的舆论观。 这种舆论观一则受之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 一则受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说,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这种舆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十分重视舆论工作的领导人。他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中国新闻学人就是在这样的关于舆论的总思路下理解舆论和从事舆论工作的。 在新闻理论的各种著作和教材中,大致研究了关于舆论的定义、特点、功能、 舆论的形成和引导、 舆论与新闻的关系等论题,其中,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近年讨论得最多的两个问题。 在“2·19”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对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不少深刻的、 富有针对性的观点。 他说,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 他特别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各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七、新闻自由观
新闻自由的最初表述是出版自由。 从语义上看,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相互覆盖、相互交叉的。 从政治文化上看,新闻自由日受重视,显示出新闻事业的飞速发展和新闻舆论的强大威力, 显示出新闻事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是英国政论家和新闻记者约翰·弥尔顿。 他以天赋权利说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主张实行出版自由制度。 此后,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权利法案》都对此项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庄严地规定了该项自由权利。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新闻自由, 它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 在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以后确立,正是从那时起,新闻自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志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与实践, 则属于另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和另一种实现机制。 新闻自由的理论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是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利。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新闻自由权利不受侵害,新闻工作者要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党的政策与纪律。 在这个前提下,新闻工作者才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 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新闻自由同西方社会不同,这种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
八、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是相对新闻传媒和从业人员的新闻权利而言的。 新闻舆论界的社会责任是指新闻传媒和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活动中对社会安定、 国家安全和公众身心健康所承担的法律、 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 从总体上看,西方新闻界是重视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的。 美国新闻学者约斯特说,自由而无法律,必然失足自毁。 所以,出版自由一定要有限制,既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也不能滥用出版自由。
中国新闻学者对社会责任总的看法是: 社会责任是新闻传媒和新闻从业人员对社会、 国家和民众所应负的责任和应承担的义务。 这种理解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文件, 新闻法规和新闻政策, 新闻道德规范, 以及西方新闻学者著作中的部分论述和西方优秀记者的部分言行。 中国新闻舆论工作主管部门对社会责任高度重视, 新闻工作者也经常自觉地对照上述各种规定和规范, 尽心尽责地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但近年来也出现部分媒体和从业人员无视社会责任, 败坏媒体声誉的恶劣行为。 有关方面从2014年起执行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这是一个有效的确保社会责任得到落实的举措。
九、新闻受众观
受众是新闻传媒信息接受者的总称, 又称受传者、阅听人。 新闻受众是新闻信息流程中的终端,是新闻传媒及其承载信息的消费者, 是使用现代传媒的用户,又是对新闻传媒、新闻信息产品和新闻舆论工作本身的检验人。
在政党报纸阶段,西方新闻界对受众并不重视。到了大众化报纸、商业报纸时代,报纸成了谋利赚钱的工具,这时,受众成了“上帝”。 大众化报纸的创办者声称,只有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报纸,为广大读者和公众服务的报纸,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众化报纸。
也有无视读者或轻视读者的人及观点,“魔弹论”和“浇铸铅版论”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一战和二战期间在欧美产生过大众传媒万能的迷信心理,认为传媒影响读者就像枪弹射向靶子一样。 实际上, 它是被德国纳粹主义的侵略宣传鼓动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潮。 到了20 世纪40 年代,这种思潮的影响已逐渐减弱。 “浇铸铅版论”也称“刻板印象论”,由美国学者李普曼首先提出, 指人们由于生活在狭小的一隅, 使该环境中生活的某些人或某些事形成固定而笼统的看法。 这种看法一旦形成, 轻易不会改变。 因此,他们常常按这种刻板成见去观察和思考来自外界的信息。
中国早就懂得要重视自己的传播对象。 中国近现代政党办报,也将读者视作自己的宣传对象。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人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 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 ”胡耀邦后来发展了这一思想, 他指出,“既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那么党的新闻事业要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达,又要使下情上达的作用, 包含着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作用,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 ”[9]
经过改革开放30 多年的探索,新闻学者对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习近平也要求新闻工作者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要求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通过这些,加强同受众的联系,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
上述九个观念,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不可或缺的核心观念。 除此之外,类似党性、人民性等观念,可列入耳目喉舌之中,本文不再展开论述。对这些核心观念的形成、发展、延伸、变革,本文所作的只是探索性研究,求教于各位学者与读者。
参考文献
[1]新闻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28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19.
[3]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
[4]时务报:第1册[N].1886-08-09.
[5]陆定一新闻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2.
[6]列宁文稿: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57-458.
[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5.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25.
[9]新闻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288.
理论界定 篇2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纳德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 (成本) 理论, 突破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价值、价格理论, 使交易成本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点。他强调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该理论还从降低交易成本出发, 说明产权明晰对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从而强调了私有产权对于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 支持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的主张, 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1][2]。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科斯理论?是否定它、还是承认它, 把它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工具?这是我国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这里关键问题是:这个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应该说, 科斯理论之所以在世界流行起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中有它真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含混、谬误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科学成分, 发扬其科学的一面, 纠正其谬误的地方, 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也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用。
二、一个科学的命题:交易费用、交易成本
要说明科斯理论的意义, 首先要说明他所提出的交易费用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
交易需不需要费用, 这个命题并不稀奇。做买卖是需要费用的, 不仅需要资金购买商品、雇佣人员、交通运输、建立商店等等, 这些是进行交易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交易中还要搜集信息、寻找客户、确定价格、推销产品、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解决纠纷……等等, 这些也都需要费用。从这个角度提出交易费用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它应该包括在商业成本中, 似乎并无惊人之处。
但是, 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 其创新之处在于:⒈ 他所提出的这些费用没有包括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古典的供求理论仅仅说明了供给和需求、以及它们的均衡决定价格, 交易在价格均衡的条件下自然进行, 交易似乎并不需要费用。而科斯在实践中发现, 即使在正常的交易中、在均衡的价格下也是需要费用的, 从而提出了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问题。⒉ 他提出了这些费用对于交易的影响, 以及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这些费用可大可小, 其大可以妨碍交易、甚至阻止交易;其小可以利于交易、促进交易。⒊ 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呢?由此来到了问题的核心——产权清晰的重要性。产权清晰涉及到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问题。目前为止, 只有私有制产权才被认为是清晰的, 所以科斯理论就成了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究竟什么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否取决于产权这一个因素?交易为什么需要成本?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正在进行深入探讨。而且, 产权清晰仅仅是私有制的特征吗?公有制的产权是否也可以清晰起来呢?所以科斯理论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究竟对经济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什么样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研究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一个谬误:把企业看作是市场的替代
科斯在探讨交易成本的时候把企业 (生产) 也看作是一种交易 (内部交易) , 把企业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 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出现的[3]。这是科斯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4]。
企业首先是为生产出现的。生产是创造产品, 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 同时也满足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的需要, 使产品成为商品。所以生产是交易的基础, 交易由是生产派生出来的。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易, 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没有交易就没有生产, 因为最初的生产没有交易, 只是自给自足。以后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 交易才逐渐发展起来, 并出现了专门进行交易的市场和商业企业——它不是生产商品而是购买别人的产品、再出卖它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样, 人们就可以不通过生产而是通过交易获得产品。因此, 交易是生产的继续、是生产的替代。
但是, 科斯把生产也看作是一种交易, 恰恰是把它们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把企业 (生产) 也看作交易, 是“内部交易”。但是在生产内部是谁和谁的交易呢?是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易、资本和劳动的交易吗?不对!如果他们只是交易, 那就不可能产生剩余价值。因为交易是等价的, 总体上不可能有剩余。如果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看作是纯交易的话, 那么这种交易必须是不等价交易, 才会有剩余价值产生出来。在这里, 科斯把生产等同于交易, 就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是谬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要增殖价值必须进行生产而不能只靠交易[5], 生产的本质是增殖价值, 这是生产不能等同于交易的地方。但是交易——商业劳动是把商品中的价值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从商业劳动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加及时、更加方便、更加适宜的商品供应, 是“实现”价值的劳动。没有实现价值的劳动, 生产也就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所以应该把交易统一到生产中去, 它和生产既有具区别、也有联系,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重农、重商) 。生产需要成本, 交易也就需要成本了。
只有摆正了生产和交易的关系, 才能纠正科斯谬误, 正确理解和运用交易成本理论。
生产需要不断地提高生产率, 降低成本、加大产出;交易也就需要不断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的成本, 加大交易量。“交易量”就是商业劳动的“产品”。
生产需要明晰产权, 交易也需要明晰产权, 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资本主义社会明晰了资本家和有产阶级的产权, 但是却没有明晰劳动者的产权。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产权完全明晰的社会。在资本主义企业中, 由于劳动者没有自己的产权, 他们会有怠工、罢工、甚至破坏生产工具的行为, 这些显然加大了生产的成本。因为劳动者没有主人公的地位, 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 他们的积极性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所以要实现产权完全明晰的社会,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而应该是所有人都享有产权的现代公有制社会[6]。
产权不明晰会加大生产的成本, 也会加大交易的成本。商品是谁所有?卖给谁?要清楚。国营企业的商品、集体企业的商品, 由某个个人去买卖 (采购员、推销员) , 就容易出现以权谋私要回扣, 买卖通奸抬高价格等等, 这些必然加大交易的成本。由于商品的所有权不清楚, 所以没有人去真正地监督交易, 因为监督是要得罪人的。产权缺位, 监督必然缺位。如果买卖双方的产权都不清楚, 交易进行得就更糟糕。现在, 以劣胜优、以次充好、以贵胜贱, 这些不健康的交易都是交易费用在做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科斯理论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意义。
四、交易成本的界定:商业流动成本
根据以上的分析, 交易成本应该是包括在商业成本中。商业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 也包括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固定成本包括本金投入、商店建设、办公场所、交通工具的投入等等;商业的流动成本则包括雇员的劳动工资、信息费用、谈判费用、社会活动费用、管理费用、监督执行费用等等, 这些构成商业的总成本。而交易成本应该是商业成本中的流动成本, 主要耗费在交易过程中。固定成本一般是不容易变动的, 制度变迁对它的影响不大;但是, 流动成本是随着制度变迁、生产的发展、交易方式和交易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科斯理论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一部分的费用。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成本、社会管理成本都看作是交易成本, 在定义上则不够确切, 在数目上也就过于庞大、过于泛化。实际上, 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另有原因, 不是交易的范畴。现在, 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的界定不清, 概念含混, 所以对交易成本的研究也就难以规范起来。
五、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
1 制度因素。
这是前面已经说明的, 不同社会、不同制度、确实影响交易成本。承认产权清晰可以缩小交易成本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益无害。而且, 国家也可以通过制度和政策来扩大或缩小交易成本, 从而对生产发挥调节作用。现在, 我们不断实行减政放权的措施, 就是在缩小交易成本。
2 技术因素。
交易技术的发展也可以缩小交易成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宣传、扩大信息量, 使更多的人了解商品的质量、价格、产地等等商品信息, 从而促进交易的进行,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先进的市场营销方式如网上交易、邮购、期货交易等等, 也可以缩小交易成本。
3 生产因素。
生产的发展, 商品的增多, 也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如果需求大于供给, 商品稀缺, 得到这种商品很不容易, 那么交易成本也就会相应增加。例如稀缺商品的买卖、艺术品拍卖等等, 往往需要给商家、给拍卖行较多的酬金。相反, 如果生产量大, 供大于求, 那么买到它所需要的费用也就较少了。所以发展生产, 扩大供应, 是缩小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当然, 这是对于买方而言的;对于卖方而言, 供给量越大, 推销商品所需要的费用就会升高, 交易费用也就加大了。所以供求关系不仅影响价格, 也影响交易成本。理论上, 供求平衡应该使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在市场上买东西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因为供求平衡了吗?不是, 因为交易成本已经加入到价格中去了。
六、交易成本与价格、价值理论的关系
商家进行广告宣传、价格谈判、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出在那里呢?他不可能自己出, 而是要加入到价格中去, 从价格中扣除。所以交易成本和价格是密切相关的。交易成本提高, 价格也就提高。但是一般情况下商家是不会赔本的, 相反, 如果他的促销工作做的好, 他的利润还会增加。这就是说, 市场并不会完全按照“均衡价格”来出售。这样一来, 通过数学公式所严格推导出来的“均衡价格”, 一到市场就会发生扭曲。所以“科斯理论”在这里放出了自己的光彩——交易成本!价值不等于均衡价格, 还应该加上交易成本甚至交易利润。
怎样化解“交易成本”和“均衡价格”之间的矛盾呢?这就需要引入“需求度”[7]的概念。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是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需求关系也是一定的数量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常数1, 而是一系列的数量。理论上, 需求度
=社会商品需求量/社会商品总量, 是由社会生产的总体情况而决定的。但是, 具体到某一时间、地点, 某些具体的人群而言, 它又是随时随地而变化的。一切影响需求度的生产因素、稀缺因素、心理因素、时空因素、信息因素、商品之间的替代、竞争因素等等, 都是通过影响需求度而发挥作用的。为了影响需求度, 各种广告宣传、营销计谋、优惠让利等等措施也就出现了, 这些都提高人们对商品需求的愿望、加大需求度。在宣传和利益的引诱下, 供求的平衡被打破了, 交易也就发生了。某些稀缺商品例如金、金刚石等等, 其需求度很大, 价值很高。虽然生产的发展可以使它们的需求度有所缩小, 但是永远也不可能是1。“需求度”虽然也反映了供求关系, 但是, 它是一个比“供求平衡”灵活得多、实际得多的概念, 是真实的价格 (价值) 机制。需求度的空间很大, 在需求度中, 也就可以体现出交易的成本和交易的利润了。实际上, 产品的价值总是有一部分要转移到商业成本和商业利润中去。
这样, 需求度的引入, 就解决了科斯理论的“交易费用”和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之间的矛盾。需求度和需求平衡的区别看起来很平淡, 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需求和需求度是怎样发生的呢?它反映了商品的物质属性对于价值和价格的作用。但是, 商品除了它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劳动因素, 这种劳动因素在价值和价格中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时间 (马克思) , 二者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价值观念[6]。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斯理论, 对于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也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23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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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孟山.邓小平理论——现代公有制理论的雏形.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9, (3上) :134—136.
理论界定 篇3
1 文化产业概念及其发展环境解析
1.1 文化产业的概念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 其理论界定影响了人们对文化产业的规定性把握, 从不同角度考察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采取经济战略, 其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促进文化发展”。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中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国家统计局《文化产业分类》中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贾斯廷·奥康纳 (英) 对文化产业的给出的定义是“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那些活动, 这些商品的基本经济价值源于它们的文化价值”。大卫·索斯比 (澳) 的定义是“在生产中包含创造性, 凝结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并传递象征性意义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尼古拉斯·加纳姆 (英) 认为文化产业是“指那些使用同类生产和组织模式如工业化的大企业的社会机构, 这些机构生产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摩·坎泰尔 (美) 认为文化产业是“指那些使用同类生产和组织模式如工业化的大企业的社会机构, 这些机构生产和传播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安迪·普拉特 (英) 认为这一概念与以文化形式出现的材料生产中所牵涉到的各种活动有联系, 文化产业的巨大价值所在, 就是包括了文化产业的整个生产链。日下公人 (日) 认为文化产业的定义应该包括3个要素:创造某种文化;销售这种文化;文化符号。张晓明认为文化产业是以文化意义为基础的产业。在《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2003) 》中叶郎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文化产业是由市场化的行为主体实施的、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而提供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大规模商业活动的集合”。
1.2 文化产业的定义分析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各位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互补性。第一, 基本上一致认为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生产与服务的经济集合体;第二, 众多学者对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作了更深一步的探索, 普遍认为文化生产与文化服务是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生产与服务;第三, 文化产业的巨大价值在于包括文化产业的整个生产链。
将这3方面总结综合在一起可以得出, 文化产业是从事与文化符号的生产和服务有关的经济活动的产业链。
首先, 文化产业经营的是文化符号, 这就必然要提到文化。“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应该与文化自身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文明行为及其过程形态, 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非物质构建, 文化同时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 是物质和精神一体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构成了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
其次, 文化产业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链, 而文化生产的产业化转型是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广和技术改进, 促进了世界出版业和报业的繁荣。电子技术的出现, 是传播媒介的第二次革命。20世纪20年代, 无线电广播、电视技术相继出现, 广播、电视逐步取代传统报业成为传媒业的主体。随着这些现代技术的发明和运用, 产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的方式制适文化的行业, 如电影、广播、电视、唱片等, 文化产业悄然萌发。一定程度上讲,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产业, 正是科技创新的结果。
再次, 文化产业从事的是文化生产和服务活动, 而文化生产和服务活动是同社会的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分化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社会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当人们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求以后, 精神文化的需求便开始凸显出来, 这客观上为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市场需求。文化产品通过市场交换, 满足社会需求, 同时也使生产者获得了价值补偿和回报, 文化产业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获得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1.3 文化产业的立体椎体模型
从文化、科技、经济3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考察, 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含义, 包括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文化产业的立体锥体模型见图1:
文化产业形成于3种不同因素势力所组成的环境中。在这个立体锥体模型中, 文化产业处于锥体的顶端, 处于锥体底部起支撑作用的是经济、文化、科技。当一件产品通过技术生产出来, 在商业上有利可图, 并且具有文化属性, 那这一产品的生产、服务活动便可称为文化产业。当一件产品通过技术生产出来, 在商业上有利可图, 却不具有文化属性, 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这类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只能称为产业, 却不能称为文化产业。当一产品通过科技生产出来, 不能产生经济效益, 不能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 自然不是文化产业。当一产品的生产不具备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科技能力时, 只能做为稀缺的艺术品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时, 依然不能称为文化产业。
2 从文化产业的理论界定探析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面对世界都在关注文化产业发展趋势, 无论是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企业、或是一个部门或个人, 都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以考虑。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这是需要同时考虑的3个问题, 这就牵扯到许多战略上的问题和战略上的的选择。
2.1 文化产业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个顺序, 即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过渡, 从而出现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比重从高到低的顺序逐渐从“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 需要把握这一发展规律, 适应经济的发展, 逐渐调整产业结构比重, 适度发展第三产业。文化产业是第三产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世界经济发展证明, 科技型和文化型的产业已成为知识经济的两大支柱。日下公人曾在《新文化产业论》中断言:21世纪的经济学将由文化与产业两个部分构成, 文化必将构成经济进步的新形象。
2.2 文化产业的文化分析
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文化范畴从时间上可以分3个层次, 依次是“逝去文化、延续文化、创新文化”。逝去文化指停留在历史记忆中或被历史遗忘的文化;延续文化指在历史中存在, 并被剪裁、修补、发展, 延续下来产生影响的文化;创新文化指人们的存在方式和观念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和不断创新的文化。逝去文化虽已逝去, 但却拥有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痕迹, 如中国国内的逝去的地域文化就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闽南文化等, 各个地域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地域文化的比较优势, 注重逝去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延续文化是仍有生命力的文化,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重点在推广延续文化, 因此, 需要利用高新科技提升其文化的产业转化能力, 将延续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着力点在于发展创新文化, 发展创新文化需要以逝去文化和延续文化为根基, “我们怀着落后国家的自卑感拼命学习, 结果学到大量有用的西方文明、文化知识。但是作为一种副作用, 由于过分追求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文明, 花费重金购入大量无用的文化符号和技术。如果能正视这一事实, 日本也可以出售文化。”日下公人在《新文化产业论》中的这段话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2.3 文化产业的技术分析
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 现代文化产业是与高新技术结合比较紧密的产业, 必须发挥网络文化对产品内容的启示作用和科技创新对产品形式创新的带动作用,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发掘、整合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 造就更多、更完备的文化产业业态。我们需要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仿真技术、语言文字技术、声音技术、图形图像技术、动漫制作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剧场舞美技术等手段, 形成演艺业、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等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科技、信息等行业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2.4 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建议
现在, 回到“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这三个战略性问题上。根据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状况、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世界发展趋势, 200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国家“十五”规划的建设中, 首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而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中。结合以上的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进程中, 应重点把握4方面战略性问题。
2.4.1 继承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根基,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 要发挥自己的民族文化比较优势。
2.4.2 借鉴
要吸收世界和各国的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为自已所用, 尤其是先进的科技技术, 以提升我国文化的产业转化能力, 开拓文化产业化发展道路。
2.4.3 开发
开发应包括文化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 当采用西方技术和本土的技术铺就一个可以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网络之后, 我们将会提供我们自己需要的文化产品。
2.4.4 人才
理论界定 篇4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界定
一、居民收入的界定
“居民收入”是指居民个人通过劳动、拥有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拥有财产或通过其他行为获得的全部收入(总收入),不仅包括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收入,也包括财富收入、财产收入,是对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总称。而居民收入的水平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经济越好,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越倾向机会公平,居民收入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最终表现为劳动者获得的工资,货币资本获得的利润、利息,人力资本(表现为技术、管理、信息等)获得的报酬(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要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按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指该分配注重的是效率,是按贡献分配。该贡献是多种因素集合效益的体现,如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市场、营销等。谁能利用这些要素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能取得相应的报酬,在这种机制下(市场经济机制),效率便能够得以提高。
(二)再分配形成的收入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现代社会,再分配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的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宏观上而言,我们把来自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称之为“初次收入”,把来自非市场因素引起的收入增减称之为“二次收入”,与之相关的分配叫“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再分配的主体可能是个人(如朋友间的赠与)、家庭(如亲戚间的接济)、民间组织(如慈善捐赠)或政府(如税收或补贴)。在传统社会中,再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前三类,而在现代社会,政府变成了再分配的最主要的主体。
依据商品化的程度,再分配可分为五类,(1)援助性(救济、济贫)再分配,主要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体,如老、弱、病、残。(2)补偿性再分配,如工伤补偿、农产品补贴。(3)保险型再分配,如国家立法规定的,旨在增加收入安全的保险(包括疾病、伤残、失业、养老)。(4)公正性再分配,是指从公平出发,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再分配,其目的是为所有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包括收入和服务(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5)革命性再分配,以产权分配方式彻底根除不平等,如中国20 世纪50 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
总之,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界定
(一)收入分配差距理论分析
按照经济学家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的理论,收入分配就是发生在国民收入领域中的分配主体分割、占有分配对象的过程,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讲是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和利的一种交易。国民收入分配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和过程。第一次分配是在广义的企业中进行的初次分配,也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市场是分配的主体,按照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即主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初次分配属于微观分配行为,注重效率,必将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二次分配即再分配,是对原始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充和校正,因而崇尚“公平至上”即收入公平的原则,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手段来完成的,旨在通过税收实现“抽肥”,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实现“补瘦”,用以暗补穷人,形成富人纳税养国家,国家财政支出暗补穷人的稳定三角结构,从而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分配上的相对公平。再分配属于宏观分配行为,注重公平,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或企业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慈善事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慈善事业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使得富人或企业的财富,被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社会,转移到穷人的身上实施共享,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而被学者称为第三次分配。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层次的表现,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社会和政治的多重效应,因而发挥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国际经验证明: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大;经济低迷,经济发展程度越低,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小。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的,是依据市场法则的原始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二次分配的补充,以民间捐赠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三次分配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形成社会分配最终格局。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出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尽管每一次分配政府都力争实现对公平与效率的最优选择,但还是没能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学术界也开始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差距是合理的,有些认为中国目前差距已经到了非常不合理的程度[1]。其实,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应区分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这两个概念,收入分配差距属于实证概念,它是一种结果———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包含价值的判断。换而言之,并不是所有的收入差距都意味着不公。由初始状态、个人努力程度、冒着风险找到新机遇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应该包容和鼓励的。那些个人无法掌控的因素,如环境因素(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工作技能等)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政府要缩小的目标。收入分配公平属于规范概念,是对分配结果的判断,包含着价值因素。总之,有一定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公平也一定对应着收入差距[2]。
(二)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度量指标
收入分配的度量指标能够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常用的指标有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收入均等指数、库兹涅茨比率(Kuzhnets Index),阿鲁瓦利亚指数(Ahluwalia Index)、收入不良指数、泰尔指数等。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常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或平均分配程度)的指标。它是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得出的,是用来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均程度的数量指标。基尼系数是指占人口总数一定百分比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额在全部居民收入额中的比重。基尼系数范围在0~1 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小;相反,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标准:“若基尼系数低于0.2,则表示该国居民收入绝对平均;在0.2~0.3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2 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0.4~0.5 之间表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0.6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 作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3]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收入分配差别的总体状况。基尼系数的上升表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程度加深。当政策作用使社会基尼系数下降到公平性标准时,则说明该项政策有效。但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基尼系数来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进行比较。
收入均等指数是指将社会中的一定数量的居民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排序,并将这些居民依次划分为不同的组,使每组居民数相同。要看一个居民的收入地位,就可以看该居民的收入份额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的差距,该差距越小,表明该居民收入越接近平均水平;该差距越大,则表明该居民收入越远离平均水平。通常使用居民收入分配均等指数(k)来表示该差距,该指数取值范围为0
库兹涅茨指数是以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该指数的最低值是0.2,指数越高,表示收入差别越大。
阿鲁瓦利亚指数以4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这一指数的最高值为0.4,指数越低,收入差别越大。
理论界定 篇5
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1]。去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并指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抓好“三去一降一补” (1) 。这为十三五时期国家主推的供给侧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为改革主要从资本、创新、政府和劳动力四个方面发力, 这意味着技术创新及财税金融改革需要持续深入推进。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息息相关, 同时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 而研发投入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产业及政府财税支持。因此, 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金融产业及政府支持紧密联系。科技金融, 通常被理解为科技和金融的融合。因此, 科技金融的发展, 取决于科技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发展, 进而直接影响技术进步、技术创新。
科技金融的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 (2) , 但在各国的相关实践早就开展, 并且日益受到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有关各方的重视。进入本世纪后, 科技金融成为重要的研究焦点, 有关文献层出不穷。不过, 由于科技金融是较新的概念, 各方对其内涵和外延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科技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例如政府过度的投资主导甚至对科技创新企业来说具有负面影响[2]。
因此, 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经验的总结试图厘清科技金融的内含机理, 进而从创新体系、服务体系两个方面界定科技金融的范围, 然后对科技金融的发展思路进行讨论。
1 文献综述
国内率先提出科技金融的概念, 并围绕科技金融进行了一定的相关研究。而国外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科技金融的概念, 围绕科技金融的针对性研究也不多见, 但是国外关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步很早, 有关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支持作用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可以说科技金融相关的研究起步很早, 研究文献很丰富。本文进行如下梳理:
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西方经济学界围绕着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讨论了很久。大致而言, 西方经济学界的讨论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熊彼特以前, 西方经济学理论通常将经济产出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简化为资本和劳动, 对技术因素予以省略。熊彼特首先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3], 他的做法也被其后诞生的宏观经济学所吸收。
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 认为只有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实现优化组合, 经济才能不断增长。后来的学者将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门施的周期理论、弗里曼的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和卡曼的市场理论[4]。这些观点都基本认同技术创新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 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
1.2 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
20世纪以来, 西方经济学界就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很多研究。这些研究认为:货币、信贷与利率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并证明经济发展阶段越高, 金融的作用就越强[5];另外, 针对发展中国家全面论证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摒弃金融抑制而采取金融深化, 使金融资产以快于非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增长, 例如允许按照金融方式动员与分配储蓄, 促使产出与就业稳定增长等[6]。
1.3 金融支持与技术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关于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的文献开始涌现。这些文献认为:在每次技术革命及其扩散过程中, 金融和信用制度起到了关键作用;金融体系通过增加投入、提供风险分散工具和披露信息能够选择支持有前景的企业或项目以促进技术创新;强调金融资本对于重大科技创新的发生与扩散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有利于使用风险较大但生产率较高的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的流动性变化对技术创新具有影响;金融产品的创新, 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加速推进;并通过实证证明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资本存量[7,8,9,10,11,12,13,14]。
1.4 科技与金融的融合
国内率先提出科技金融的概念, 并围绕科技与金融的融合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关科技金融概念的讨论。有人认为, 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15];还有人从科技资本化、金融资本构成提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16]。
二是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和运作模式的研究, 这方面文献多针对特定地区或区域进行考察, 例如有人讨论了武汉科技金融体系发展现状[17,18]。
三是基于特定行业视角的分析。有的提出以科技银行为核心发展科技金融体系[19];还有学者讨论了科技金融的制度保障[20]。
四是考察科技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有文献分别从影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的角度及科技与金融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21,22,23];还有一些则偏重于实证分析, 如考察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的协同等[24,25]。
上述文献围绕科技金融相关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层面的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意识到科技金融对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只是国外学者没有提出“科技金融”这一概念, 更多的是从金融的角度来考察金融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学者虽然围绕科技金融做了一些相关研究, 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对科技金融的普遍共识。例如有人先提出科技金融创新体系, 后又提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但是两者的范围相差不多[18,26];同时, 就科技与金融相互融合的讨论并不多见。
显然, 在讨论科技金融内含机理时, 科技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是金融与科技的存在和发展, 并且科技金融的意义在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 接下去在对国内外相关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将围绕上述前提和意义对科技金融的内含机理进行分析, 接着讨论科技金融的范围。
2 相关经验总结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超长期来看, 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 而科技金融在引导资金支持并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技术进步同时也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即技术进步不但会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也会驱动金融产业的发展。
2.1 科技与金融的互动融合
从国内外科技的发展历史来看, 至今人类社会在近现代文明时代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或者说工业革命。其中, 第一次是以煤炭为能源引发的蒸汽动力技术革命, 第二次是以石油、电力为能源引发的内燃机动力技术及电气化革命, 第三次是正在发生的以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从经济角度看, 每一次科技革命诞生时都具有巨大的收益前景, 但同时伴随的又是巨大的风险, 包括庞大的研发资金需求和可能的高额亏损 (3) 。可以说, 科技革命都对资金的供给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从近代金融产业的发展历史来看, 第一次科技革命后, 银行信用与证券融资发展迅速, 相比之前的高利贷信用, 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为巨额资本积累及低成本投融资提供了可能, 解决了科技创新对资金的巨大需求, 同时以银行信用与证券融资为代表的现代金融体系得以初步建立。
第二次科技革命后, 为了满足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庞大资金需求, 金融制度发生了革命性创新, 即货币制度从实物货币时代迈入了信用货币时代。随后, 在低成本信用扩张的推动下, 新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 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日益多元化并向全能型混业方向发展,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第三次科技革命后, 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以移动支付、比特币等为代表的新支付手段对传统信用货币制度提出了挑战, 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客户提供网络金融、移动金融等低成本服务和相关增值金融服务, 这些都促使金融体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得以进一步发展。
纵观国内外科技和金融的发展历史, 容易发现科技与金融是处于互动融合过程的。一方面金融为科技提供资金供给, 科技发展向金融提出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金融发展也要求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所以, 科技金融作为科技和金融两者的融合, 不是简单的混合, 而是双向互动的融合。上面提到的主要是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与金融的互动, 但容易理解的是, 科技革命不常发生, 但是渐进式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的常态, 同样也对金融产业提出资金需求。因此, 科技金融的发展或者说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是持续进行的。
2.2 科技金融内含机理
科技金融存在的前提条件是金融与科技的产生, 科技金融的意义在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支持和促进, 而技术创新的功效最终也通过经济增长体现出来, 因此讨论科技金融的内涵机理需要从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因着手。
经济增长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也即经济学理论中所谓的长期问题 (4) 。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学说常被称为经济增长理论, 该理论主流的派别从发展时间看先后有两个, 分别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这两个流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认为技术因素是经济增长体系中给定的变量, 显然这与现实是有悖的;而后发展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因素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影响变量, 不过对技术与金融之间的互动未予详细说明。但是这两者都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供给, 其中劳动供给包括人力资本的投入。
因此, 经济增长问题相应的数学模型均可以表示为:Y=f (A, K, L) 。其中Y为经济总量, 可以理解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产出;K为资本投入, 可以理解为金融资本;L为劳动供给, 包括人力资本的供给;A为技术因素, 也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金融是由科技和金融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构成的一个旨在支持科技创新功能的有机整体, 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的耦合。科技金融的重点功能在于支持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尤其是孵化期、种子期等初期阶段的企业或科技项目以催生技术创新成果。因此, 科技金融的核心在于解释科技与金融是通过何种方式予以结合的。
由于科技金融发挥核心作用的过程就是技术创新成果产生的过程, 考虑到内生增长理论, 并结合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认为科技金融的内含机理在于: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即首先是通过金融创新提供科技金融产品, 接着企业或科技项目通过科技金融产品获得所需的科技金融资本K', 然后通过科技金融资本K'和研发性劳动L'的投入催生出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A, 接着A一方面会反作用于K', 另一方面A与L结合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最后通过科技金融资本等形成的资本存量K和包含研发性劳动的劳动供给L增加企业产出, 进而增加经济的总产出。
因此, 科技金融产品运作的全过程主要涵盖从金融创新提供科技金融产品到供求双方等相关主体参与产品的交易。
2.3 科技金融体系界定
沿着上面的思路, 科技金融主要包括科技金融创新体系和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主要负责科技金融产品的供给,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则为科技金融产品的市场交易提供相关服务。
由于科技创业企业多具有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等特征, 特别是处于生命周期初期阶段的, 对资金的需求往往是很迫切的。但是, 从通常的金融监管要求和资本逐利的角度看, 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引导和政策支持, 金融机构提供科技金融产品的动力未必很强, 因而科技金融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有政府财政性机构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包括间接金融机构和直接金融机构, 前者主要提供信贷及担保等金融产品, 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 后者主要提供相关投资服务及进行直接投资, 如证券期货公司、风险投资基金等。从已有的实践来看, 政府财政引导与金融机构的配套投入及投贷联动等科技金融产品是比较常见的类型, 也得到了市场比较广泛的认可。
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或科技项目对科技金融产品的需求较迫切, 如果有相应的供应, 科技金融产品的市场化运作貌似较容易开展。但是从已有的科技金融实践来看, 其实不然, 主要原因在于实践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首先, 企业等需求方的技术创新进展直至资金需求并不易被金融机构等供应方所知晓;其次, 需求方的资产构成中, 技术创新形成的无形资产往往占据较大比重, 其价值多少需要专业的服务机构提供鉴证意见;最后, 由于需求方多为中小型科技企业, 具有中小企业高成长、高风险的共性, 资金供应方及政府相关机构对相关科技金融活动需要强化风险管理。因此在科技金融实践中, 需要着力推进相关的信息披露, 提供专业的中介服务, 提供涵盖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警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管理措施。这就有赖于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一体系主要由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监管机构等参与, 能够提供平台让企业和政府财政性机构、金融机构等供求双方进行信息交流, 提供相应的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 并对科技金融活动进行监管。
3 结论与展望
从科技金融发展来看, 通过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机理可以明确科技金融在整个金融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科技金融体系来看, 科技金融的发展需要从创新体系和服务体系两方面着手。基于科技与金融的互动, 未来着重要从新的信息技术环境的视角探讨科技金融的发展方向和相关机理。
3.1 科技金融的发展定位
我国“十三五”处于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任务期,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尤其是制造业的技术升级 (5) 。这些都对金融支持提出了迫切需求, 也为科技金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
不论从科技和金融的发展经验来看, 还是从内含机理和体系界定来看, 科技金融的发展都能为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成本较低的资金支持, 满足技术升级和经济改革的要求, 同时又可以为资金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 促进金融产业的深化发展。因此, 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下, 未来金融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应当是科技金融。
3.2 强化科技金融创新
从国内相关金融数据特别是M2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态势, 以及国内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居高而下来看, 资金供应是充足的, 但是相关科技金融机构和产品的供给并不充足。就现有科技金融创新体系整体而言, 供给方面仍然呈现政府财政支持和间接金融机构主导的局面, 相关科技金融产品和人才还不够丰富。
具体而言, 首先需要进一步推进直接金融机构的发展, 尤其是专业从事孵化期、种子期企业或科技项目投资的风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展, 以加强对科技金融的供给支持。其次, 强化科技金融产品的创新。从目前实践来看, 较为常见的是财政支持、投贷联动等科技金融产品。产品的形式和风险管理功能还不够完善, 金融机构可以用于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手段较少, 尤其是相关科技金融衍生产品的供给不足。最后, 科技金融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
3.3 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
政府相关部门除了成为科技金融产品的供给者外, 还要成为科技金融体系的服务者和监管者, 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科技金融体系的引导和支持。具体而言, 应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 协调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等出资主体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和相关服务平台机制。在平台支持下, 可以共享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各方相关信息, 从而改善相关信息不透明的状况。同时, 在信息透明度提高的情况下, 还可以降低科技金融相关风险, 提高对风险的预防和管理能力。就这一点而言, 目前在科技金融投入方面, 政府的投入和服务力度相对金融机构的投入而言仍显不足。
3.4 云环境下科技金融的发展
云计算的技术环境使得信息技术从组织的内部职能演变为可以购买的外化服务, 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成本, 同时也带来了保障信息安全的风险管理问题。这既为科技金融体系的云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也给相关风险管理和监管提出了挑战。因此, 在云计算为代表的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 科技金融体系的发展路径、投融资模式和风险管理等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予以明确。
3.5 加快科技资产评估发展
理论界定 篇6
垄断是市场经营主体在自由竞争中, 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例如我国《反垄断法》中所进行规制的行为就包括:第一:市场经营主体达成垄断协议;第二, 市场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三:市场经营者的集中, 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可以看出, 我国《反垄断法》的宗旨就在于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和我国市场经济健康与平稳的发展。
在垄断行为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所有垄断行为中理论上危害最大的行为类型, 因此, 在法律上对它的处罚也应当最为严厉。 (1) 而现阶段, 通过知识产权来实施垄断行为的现象极为常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专利权权利人凭借专利权的垄断性, 而在相关技术市场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与支配力, 进而实施垄断市场交易活动的行为。同时, 对市场经营主体是否实施垄断行为的判断关键, 就在于分析该主体在一个具体的市场中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有碍于市场正常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或者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因而, 在反垄断法的规范体系中, 对市场经营主体所可能实施的行为进行垄断性分析的起点, 就是对所谓“相关市场”这一概念的界定。与此同时, 对于“相关市场”的界定与判断, 也是行政机关在反垄断执法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基础。
所以, 有关对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行为进行规制核心前提, 就是其在某一特定的市场中, 具有能够支配市场交易活动的实际地位。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 对专利权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 必须基于专利权相关市场界定。换言之, 专利权相关市场的大小, 是对所谓支配地位加以认定的基础。因此, 在法律实践中, 对相关市场大小加以界定, 是反垄断法在规制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得以适用的逻辑起点。
二、“相关市场”的理论界定
基于经济学的分析, 市场经营者之间竞争的目标是为了保障自身能够在市场交易获得中实现的利润最大化。其中所谓“地域市场”是指相关地域市场, 是指需求者获取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商品的地理区域。 (2) 作为“相关市场”这一概念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理论上, 由于受法律空间效力的制约, 所以专利权是也有地域性限制的。特定国家只保护在该国申请并获得专利授权的发明创造。那么, 在专利权存在地域性的前提条件下, 专利权相关地域市场是否也理应限定在以国境为标准所划分的地域范围之内?
从近期公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来看,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5年8月1日施行的《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中对相关市场的定义如下“本规定所称相关市场, 包括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依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进行界定, 并考虑知识产权、创新等因素的影响。在涉及知识产权许可执法工作中, 相关商品市场可以是技术市场, 也可以是含有特定知识产权所涉及的技术和可以相互替代的同类技术之间相互竞争所构成的市场。” (3) 依照这一规定, 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共同构成了“相关市场”。
此外, 2015年12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 也明确指出“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技术市场均需界定相关地域市场。界定相关技术市场的地域市场, 需考虑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当相关交易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时, 还需考虑相关交易条件对相关地域市场界定的影响。” (4)
三、“地域市场”理论界定的完善
显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 国际市场逐步成熟且竞争激烈。例如, TRIPS协议明确规定:“期望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充分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各国对知识产权的行使程序进行适度修改, 以确保消除国际间的合法贸易的障碍。”
因此, 相关地域市场可能是国内某个或某些地区, 也可能是一个国家或若干国家组成的经济区域甚至全球。 (5) 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与技术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下, 以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界限来对货物或者技术贸易的相关地域市场进行划分。既不能正确地对地域市场进行划分, 也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情况。概言之, 传统理论中将所谓“地域市场”局限于一国国境之内, 或一国法律空间效力范围之内的做法, 也因为与客观现实的激烈碰撞而逐渐受到了质疑与挑战。
现实中, 企业凭借专利的优势, 也早已将对市场交易活动的支配能力, 延伸到了地理上意义的国境之外。那么专利权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也应当突破国界的限制, 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这意味着, 对于专利领域相关市场中的地域市场而言, 事实上也不宜局限在某一国国内。同时, 对以欧美和美国为代表的域外经验加以考察之后也会发现, 在涉及专利权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中, 反垄断执法机构关注点也开始向国际方面转移。换言之, 在当前市场发展的客观条件下, 界定地域市场的过程中应该给予国际因素以适当关注。
于是, 对于专利权地域市场而言, 其在反垄断视野下的界定应突破一国国境之限制, 并尝试建立通过以全球市场为着眼点的原则。
具体而言:在考虑国际因素的前提下, 专利权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 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虑:
其一, 专利权授予国。作为最一般的情形, 专利权授予国无疑仍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专利权仅在其授予国之内有效, 所以专利权地域市场首先应当界定在授予国境内。
第二, 专利权许可国。作为对现实市场交易状况的回应, 同时依据TRIPS协议和最惠国待遇, 专利权在被许可国虽并不必然有效, 不可否认的是, 所对应的专利权地域市场早已突破了国家边境的地域限制, 而扩展到全球范围内的被许可国领域。
四、结论
总的来说, 现实中, 对于市场界定的标准, 各国必然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加以考虑, 并基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倾向于实施不同的判断标准。于是, 对于“相关市场”的界定, 尤其是“地域市场”的理解, 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但是, 专利权领域相关市场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前文所述的两项认定标准, 旨在对于地域市场的界定过程中适当参考国际因素。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反垄断法中的专利权相关地域市场界定应考虑世界市场, 这应当是学术界与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基本共识。同时, 在当市场经营主体在特定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一定标准时, 就有理由推定其所具有的市场地位及其影响, 这一理论的指引下, 在《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中也可以明确指出:专利权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不以国家界限或专利权的空间效力为限。
注释
1李小明.论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J].求索, 2007, 10:95-98.
2<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三条.
3<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第三条.
4<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第一章第二节之内容.
理论界定 篇7
(一) 权力制约理论——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权力与监督, 是近现代政治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我国政治学者林喆认为:“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 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监督是指为保证公共权力在其所担负职权的正当范围内和轨道上运行, 对其进行监察、督促、检查、调节、控制、纠正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现象。存在权力的地方就应当有对权力的监督, 任何权力的运行都不能离开监督和制约。
我国的政党制度,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拥有重要公共权力——重大经济社会事项决策权。中国的政党权力监督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监督思想,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强调权力监督要走法制化的道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强调健全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确立, 丰富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 有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此, 本文认为, 权力制约理论是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二) 宪政理论——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所谓宪政, 就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是依据宪法进行政治的原理, 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现代政体。具体而言, 宪政就是权力分立、权力制衡、人民决定等制度的综合。对政府加以限制, 是宪政思想区别于其他统治思想的核心 (刘颖斐等, 2007) 。宪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它以宪法为依据, 通过对权力规范的良性构建, 促进民主、法治和秩序, 实现国家良好治理。在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中, 如何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 大多数宪政国家都通过宪法确立国家审计监督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宪政的核心价值 (谢志华, 2008) 。国家审计作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政治工具, 它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中, 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可以有效地矫正“政府失灵”行为 (冯均科, 2003) 。正如德国政治学家汉斯所说, 国家审计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显然在制衡与牵制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硕, 1990)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是一种对政府财政权力进行制衡的有效手段, 它能限制并监督政府实施财政权力的范围。
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宪法地位,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监督制度的具体形式之一, 因此也得到了宪法的支撑, 其宪法理论基础得到了很好体现。2006年修订的审计法对经济责任审计作出了明确规定, 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直接的法理依据, 增强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权威性, 是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宪法权威的具体化。因此, 本文认为, 对政府公共权力限制监督的宪政思想是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三)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同步审计的经济学基础
受托责任理论也叫委托代理理论, 最早由罗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为理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是分析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 (彭韶兵等, 2009) 。根据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或人员, 由于其资源或资金主要由国家或地方提供, 由此便产生了与这些提供资源或资金有关方面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就产生了现代国家审计。因此, 有学者认为, 受托经济责任乃现代会计、审计之魂 (蔡春, 2000) , 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乃审计产生、发展的首要前提 (蔡春, 1999) 。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的经济控制, 审计功能存在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和保证被审计对象受托经济责任得以全面有效履行的需要。
可见, 政府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是紧密相联的。现代政府审计不仅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 而且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 (蔡春等, 2007) 。在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当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到指向受托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 要求其对任职期内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承担经济责任时, 便自然产生了经济责任审计。因此, 经济责任审计本身就是基于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关系, 针对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具体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审计类型或形式 (蔡春, 2007) 。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不断拓展, 进一步拓宽了审计的领域, 使审计的内容被进一步充实。近年来有些地方审计机关开展的同步审计, 便是很好的例证。由此, 本文认为, 公共受托责任不仅是政府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也是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更是同步审计的理论基础。
二、同步审计的重点内容
(一)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依据新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省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侧重点是任期内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情况和本区域经济监督管理情况, 应主要关注决策、执行、绩效、廉政四个环节。 (1) 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执行情况。主要包括:第一、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制度建立情况。主要关注任职期间是否建立健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第二、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执行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是否遵循了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并分析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2) 重大经济事项推进督察和执行财经法规情况。主要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的推进督察情况, 是否制定重大经济事项推进及考核办法、是否明确重大经济事项推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否落实领导分工责任、党委是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重大经济事项推进通报协调会,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是否积极落实督办机制、是否对推进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认真追究责任。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财经法规及有关政策情况。主要关注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 制定的地方有关经济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土地征用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有无与国家政策相抵触或者相矛盾的情况。 (3)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重点关注事项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一是对照项目可行性报告, 项目执行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取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项目运行是否正常, 与社会环境是否和谐, 投入产出是否符合预期;三是项目的再融资运作, 能否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并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利益;四是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变更、调整是否有法可依, 是否影响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既得利益。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影响。如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财政总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财政总支出、实际利用外资、社会保险覆盖率、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新增就业岗位等工作目标。 (4) 任期内遵守廉政规定的情况。重点关注重大经济事项集体决策制、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公示制等制度的制定执行情况, 任期内个人是否有违反规定领取兼职报酬的问题、有无用公款、公物为本人、亲友谋利及在单位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有无利用职权干预、主导工程项目建设招投标、土地招拍挂, 逃避监督或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策, 为他人或亲属牟利提供便利, 甚至搞钱权交易等问题。
(二)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是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第一责任人, 对其经济责任审计, 应以全部政府性资金为主线, 围绕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经济政策执行和监督权, 沿着财政性资金的走向,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 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等。 (1) 重大经济决策及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主要审查地方的重大经济决策是否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2) 执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情况。主要以政府性资金, 特别是财政性资金活动有关内控制度的健全、合法、有效及实施来确定审计重点。 (3) 地方财政收支及管理情况。以财政决算为基础, 以财政性资金收支管理情况为主线开展审计, 审查地方财政预算编制、批复、执行和决算的程序性、合法性、真实性;审查各项收入入库的及时性、足额性;审查有无自行出台政策, 擅自设立政府性基金或收费项目;审查国有资产转让、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有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审查各项财政资金支出的合理、合规和有效性, 重点审计有无预算的支出或退库、虚列支出、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及挤占挪用、搞“形象工程”等问题。 (4) 政府性债权债务管理情况。通过对政府性债权债务的管理情况调查, 分析债务规模、结构、负担率及偿债能力。重点摸清各种政府性投资效益情况、债务资金的结构和使用效果情况、还债资金的筹集情况, 分析负债资金的投向是否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是否有明显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5)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选择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可持续发展潜力、财政性资金收支结构等指标开展审计, 重点审核本级财政收入总量、构成、增长情况,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及任期内年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和人均可用财力, 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审核对农业、水利、交通、城市等基础设施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社会事业投入情况, 分析财政投入的增加数、增长率, 反映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益事业的重视程度;审查有无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现象。
三、同步审计的责任界定与评价
(一) 经济责任的界定
经济责任应包含法律的、管理的、绩效的等方面责任, 它是一种复合责任 (彭韶兵等, 2009) 。依据《规定》,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承担的经济责任, 包括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应根据审计查证或者认定的事实, 依法依规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1) 合理区分地方党委书记、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 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共性是两者作为党政“一把手”, 承担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共同的, 上级考核的指标是相同的, 区别在于两者的职责是有分工的, 党委书记侧重于宏观决策、兼顾管理执行, 政府行政首长侧重于组织执行实施、兼顾决策。在实际操作中, 要根据两者在决策、管理、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和个人遵守财经纪律情况, 采用“谁决策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权责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界定、区分各自责任。对党委书记的审计评价侧重于宏观经济战略与决策责任, 如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地区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地区节能减排部署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等;对政府行政首长的审计评价则侧重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执行与管理责任, 如党委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任期内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地方财政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情况等方面。此外, 查出的问题若属于两者共同决策的, 则党委书记、政府行政首长共同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应履行的职责而未认真履行的, 则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监督管理不力的, 则党委书记负主管责任;属于政府行政首长执行不力的, 则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2) 准确划分不同责任的界限, 合理界定不同经济责任的性质和归属。在审计实践中, 应结合《规定》并把握有关原则, 划分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直接责任与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的关系。第一, 界定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必须在时间范围上划分清楚任期界限, 从而保证准确划分领导干部任期内和非任期内经济责任, 亦即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第二, 界定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对于重大经济事项, 地方党委、政府都要求实行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在认定决策责任时, 必须分清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责任, 而不能仅仅看其表面现象。对于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 如果是党委会决策的, 虽然是经过集体决策的, 但仍应由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 如果是政府行政首长办公会议决策的, 虽然经过集体决策, 仍应由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对于违反决策程序, 独断专行造成决策失误的, 则应由个人负责。第三, 界定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依据《规定》, 正确划分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直接责任, 是指对于其直接经手和分工负责的那部分工作, 其应承担的责任。主管责任是指基于内部管理的分工而由自己直接管理的有关部门, 进而对其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领导责任是指基于内部分工, 自己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有关部门, 但由于该部门在财政财务收支及其它经济活动方面存在问题, 进而应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第四, 划分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如国家政策的调整、体制变动、经费指标削减、拨款不到位等被审计人左右不了的客观因素造成的问题, 评价时要做出相应的剔除;如果由于被审计人主观原因造成的, 则应由被审计人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 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审计评价, 不仅关系到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 而且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的个人声誉, 如何科学、规范地做好审计评价甚为重要。按照《规定》, 审计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依法依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责任制考核目标、行业标准以及其他有效的依据等进行审计评价。 (2)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依照审计查证或认定的事实, 既肯定主要工作业绩, 也要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3) 审计评价与审计内容相统一的原则。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按照规定应该审计什么就评价什么, 审计到什么程度就评价到什么程度。特别强调的是, 不能对没有审计的或者没有审计清楚的事情作出评价。评价结论应当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
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对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除了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评价外, 更应注重评价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对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的评价, 可以客观反映被审计人的管理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审计实践中应主要评价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情况。在具体评价时, 通过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指标的分析, 评价其任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基础设施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并评估其对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 (第1版)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