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故事

李杨故事（精选4篇）

李杨故事 篇1

宫廷乐工在李杨故事的生成、流传中具有源发地位, 但几乎未见专门研究。虽然李杨故事的民间性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民间缺乏具体所指, 过于宽泛、笼统的概念致使得出的结论大而无当, 有失真切, 这也是民间文化研究的通病痼疾。笔者从具体的宫廷乐工群体出发, 探究了乐工对李杨爱情的态度、成因和传播能力, 从中发现宫廷乐工、市民文化对李杨故事生成、流传的作用、意义。《长恨歌》等经典启发我们如何应对当下的文学经典建设。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既填补了李杨故事生成、流传史的空白, 又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一、乐工颂美、同情李杨爱情及原因探析

从传世的盛唐乐工资料看, 在李杨生前、杨妃死难后, 所有乐工都对李杨爱情表现出由衷的赞颂、真挚的同情。

第一, 李杨生前, 宫廷乐工在歌舞升平中或主动或被要求为李杨爱情唱赞歌。一方面, 一些才艺卓著的乐工主动作词谱曲盛赞杨妃心性玲珑、貌美若仙, 是侍奉玄宗的不二之选。如敦煌《云谣集杂曲子》中两首《内家娇》, 其一:

丝碧罗冠。搔头缀髻。宝妆玉凤金蝉。轻轻敷粉。深深长画眉绿。雪散胸前。嫩脸红脣。眼如刀割。口似朱丹。浑身挂异种罗裳。更熏龙脑香烟。屐子齿高。慵移步两足恐行难。天然有□□灵性。不娉凡间。教招事无不会。解烹水银。鍊玉烧金。别尽歌篇。除非却应奉君王。时人未可趋颜[1]P221。

其二内容相类, 两首词中所塑造的宫女色艺双绝, 风流多情, 是天赐皇帝的尤物。任半塘以为它们是“杨妃本事”, 作于“杨妃入道后、入宫前之天宝初年, 同是内廷乐工向李隆基邀宠之作, 既不出于文人之手, 仍算民间文艺”[1]P222。从词曲俗艳的风格看, 任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宫廷乐工把杨氏形象写得美艳、多情, 显然是为讨好玄宗。

另一方面, 宫廷乐工也被要求歌颂李杨爱情。李杨均擅长乐舞, 深知乐舞对男女之乐的点缀、熏染之功效, 所以常命令乐工为他们营造诗意的情爱氛围。《杨太真外传》载《清平调》本事:李杨夜赏牡丹花, 玄宗“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 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 手捧檀板, 押众乐前, 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 对妃子, 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 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篇……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 抚丝竹, 遂促龟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杯, 酌西凉州葡萄酒, 笑领歌, 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 则迟其声以媚之。妃饮罢, 敛绣巾再拜”[2]P200。李杨在乐工面前大秀恩爱, 乐工则以谱曲、吹奏、歌舞把李杨的两情相悦烘云托月般地传达出来, 投帝妃之所好。

第二, 杨妃死后, 乐工通过歌舞或者回赠宝物痛悼杨妃, 对李杨爱情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其一, 乐工与玄宗一起通过赏听、吹弹或是制作乐舞, 忆念贵妃。玄宗曾与梨园弟子月夜登楼“歌《凉州词》, 贵妃所制, 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 无不掩泣”[3]P46。玄宗幸蜀作《雨霖铃曲》以悼念贵妃, 当时梨园弟子张野狐“从至蜀, 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 车驾复幸华清宫……命野狐奏《雨霖铃曲》, 未半, 上四顾凄凉, 不觉流涕, 左右感动, 与之歔欷, 其曲今传于法部”[3]P47。乐工由盛世的欢笑一变为乱世的悲啼, 既哭李杨爱情之不幸, 又叹自我身世之剧变。

其二, 乐工深体独生的玄宗对杨氏思恋之苦, 把珍藏的与杨氏有关的宝贝物什奉献出来, 以解玄宗的相思之苦。《明皇杂录》载至德中玄宗召善舞的乐工阿蛮:“舞罢, 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 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凄怨出涕, 左右莫不呜咽。”[3]P46阿蛮为了安慰玄宗, 竟把杨妃所赏赐的无价之宝金粟装臂环又回赠了玄宗, 可见她对李杨同情之深。《酉阳杂俎》第十四载龙脑香故事:玄宗与亲王对弈, 杨妃、贺怀智预座, “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 良久, 回身方落。贺怀智归, 觉满身香气非常, 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二皇复宫阙, 追思贵妃不已, 怀智乃进所贮幞头, 具奏它日事”[4]P5。乐工贺怀智把宝藏已久的贵妃头巾献与玄宗, 这是何等的体谅。

可以看出, 宫廷乐工自始至终对李杨爱情是赞美、同情的。在杨氏生前, 乐工与李杨一起歌乐, 或主动或被动把李杨的大唐之恋渲染得亘古未有, 与这一封建时代的巅峰盛世正相匹配。在杨氏死后, 乐工又与玄宗一起用眼泪哀悼杨妃, 盛世欢笑陡然化为一曲爱情挽歌。讽喻李杨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态度, 为何宫廷乐工要一味地颂美、同情?其原因大略有三。

首先, 李杨爱情热烈、真挚、专一的真实存在。如上引的《清平调》、《内家娇》、《凉州》、《雨霖铃》等本事, 以及红粟玉臂支和龙脑香的故事, 乐工们亲眼见证了李杨刻骨铭心的真爱, 这与外界仅仅是道听途说或者完全出于臆想、比附是不同的。这是乐工讴歌李杨爱情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 现实利益。第一, 在激烈的皇权争夺中, 乐工帮助玄宗参与政变, 夺取政权, 他们有深层的政治联系。《教坊记》序云:“玄宗之在藩邸, 有散乐一部, 戢定妖氛, 颇藉其力;及膺大位, 且羁縻之。”[4]P4041玄宗登基后, 作为封赏, 把这部分有功的乐工心腹安置于教坊。第二, 玄宗时把教坊从太常中独立出来, 形成了太常、教坊、梨园三足鼎立的宫廷乐舞新体系, 宫廷乐工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盛唐时代音乐人才最盛, 仅教坊乐人在开元年间就超过了万人。天宝年间, 太常乐工曾高达2~3万余人或更多”[6]。宫廷乐工无疑会感激玄宗所提供的制度保障。第三, 李杨宠爱乐工, 赏赐丰厚。有的乐工因玄宗眷顾, 竟然富逾王侯。李龟年兄弟“特承顾遇, 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 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 中堂制度, 甲于都下”[3]P27。杨妃同样厚赏乐工。谢阿蛮开始穷困, 杨氏命以“红粟玉臂支赐阿蛮”[2]P200。红粟玉臂支是高宗时夺获的高丽国宝, 玄宗赐予杨氏, 而杨氏竟然转赐阿蛮, 赏赐之重世所罕有。

最后, 乐工与李杨的乐舞气质相类, 心灵相通。玄宗音乐造诣精湛, 酷爱乐舞, 是少有的帝王音乐家。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羯鼓录》等都言玄宗天性知音审律。玄宗特别擅长羯鼓、玉笛, 还创制了大量的乐曲。《旧唐书》载玄宗:“制新曲四十余, 又制新乐谱。”[7]P1052杨氏更是擅长歌舞。《旧唐书》载:“太真姿质丰艳, 善歌舞, 通音律, 智算过人。”[7]P2178李杨互为知音, 因而乐舞成为帝妃生活的常态。《杨太真外传》载李杨特意为乐工阿蛮伴奏:“宁王吹玉笛, 上羯鼓, 妃琵琶, 马仙期方响, 李龟年觱篥, 张野狐箜篌, 贺怀智拍板, 自旦至午, 欢洽异常。”[2]P200帝妃带领众人, 为乐工伴奏了整个上午, 在乐舞史上实属罕见。李杨的乐舞天分和生活的乐舞化, 使乐工与李杨互视为心灵知音。

宫廷乐工与李杨的身份虽然有天壤之别, 但是由于现实利益的复杂、交织和相类的乐舞气质, 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是相通的。加上他们与李杨朝夕相处, 目睹了帝妃生死不渝的绝世之恋的整个过程, 感同身受, 岂能不大加称赞、讴歌?

二、乐工的强大传播能力

宫廷乐工并非想象中的封闭, 与外界无法交流。盛唐宫廷乐工既可以与全国的地方乐工交流, 又与社会直接沟通, 更由于安史之乱, 他们与社会完全融合, 能够把李杨爱情故事广泛地传布于社会。而且由于李杨故事的乐舞化和中晚唐社会的盛唐情结, 宫廷乐工也一定会传播李杨故事。

首先, 宫廷乐工与地方乐工之间的交流有制度保障。轮训轮值是汉唐以来国家乐舞机构的主要制度, 它使乐舞自中央传向地方。“宫中的太常与教坊可比作军营, 各地经过遴选的乐人们到这里进行轮训之后, 其中的一些人便被留在宫中轮值, 而有些人则回到地方官府, 并对另一层面的乐籍进行培训”[8]。轮训轮值使宫廷与地方的乐舞机构、乐人之间保持着交流沟通。玄宗时宫廷乐工加上地方府县、军营的乐工, 私营的歌妓, 私人家妓和寺庙音声人, 数量惊人, 武舟推算“全国乐工、乐妓的总数至少有十万之巨”[9]P118。宫廷乐工通过轮训轮值, 在数量巨大的地方乐工之间传播李杨故事是方便的。

其次, 宫廷乐工与社会的交流是畅通的。在唐代宫廷乐舞机构也面向社会服务。如内教坊为宫廷演出, 但是外教坊可以为社会演出, “唐代教坊司妓女除了在宫内服务外, 也可以外雇到京兆府为公宴表演歌舞, 有时还可以应邀前往京中贵族之家为私宴表演歌舞”[9]P133。宫廷乐工个人也可外出表演。《教坊记》载张四娘善歌舞, 常被邀表演, 其夫苏五奴总要求多付钱, 以致时人称鬻妻者为“五奴”。杜甫赠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的诗句证明宫廷乐工到贵族之家演出是常态。旗亭画壁的故事也是宫廷乐工可以外出皇宫, 与社会相接触的明证。另外, 皇帝赏赐歌舞、宫妓于大臣, 以及一些有过失或者年老的乐工被驱逐出宫, 这都增加了宫廷乐工与外界的联系。

最后, 安史之乱使宫廷乐工与社会融合无间。乱前, 宫廷乐工聚居于长安, 乱后向南逃避, 以卖艺为生, 由宫廷乐工一变而为江湖艺人, 完全社会化。两京收复后, 朝廷曾极意访搜散失的数万名宫廷乐工, 但是十不存一, 则至少有几千上万人流散民间。如严维《相里使君宅听澄上人吹小管》:“秦僧吹竹闭秋城, 早在梨园称主情。今夕襄阳山太守, 座中流泪听商声”的澄上人[10]P2920, 本是梨园弟子, 安史之乱后出家为僧, 在襄阳太守的宴席上演奏。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 每遇良辰胜赏, 为人歌数阕, 座中闻之, 莫不掩泣罢酒”的李龟年[3]P27, 白居易有《江南遇天宝乐叟》与《梨园弟子》两诗, 均写所遇的天宝乐工。又如《开元天宝遗事》、《乐府杂录》所记的许永新曾极受玄宗宠爱, 乱后流落广陵, 嫁给当地士人, 后来又回到长安卖唱, 死于风尘困顿之中。安史之乱虽然使宫廷乐工陷入悲惨的生活境地, 但在客观上完全拆除了宫廷与民间社会存在的可能壁垒, 消灭了交流障碍。

可以肯定盛唐宫廷乐工有着强大的传播能力, 能够传布李杨故事。那么紧接着的问题是他们会传播李杨故事吗?回答也是肯定的。一者, 李杨爱情故事本身具有非常浓厚的乐舞属性, 如盛唐经典乐舞《清平调》、《雨霖铃》、《凉州词》、《内家娇》、《霓裳羽衣曲》、《荔枝香》等自身包含李杨爱情故事, 那么李杨故事当随着这些乐舞的传播而传播。再者, 开天盛世时社会有窥探皇家隐私的普遍心理, 中晚唐时社会弥漫着浓烈的怀旧、感伤心理, 形成了挥之不去的盛唐情结, 李杨故事正是这种社会心理、情结的一个适宜载体, 因此李杨故事成为社会关注、谈论的焦点, 这是李杨故事被传播的社会土壤。加上宫廷乐工与李杨近距离接触的优势, 李杨故事自然成为他们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流的一个重点。李杨故事必定是宫廷乐工传播的重要内容。

三、意义与启示

宫闱之事的私密性, 使宫廷乐工在帝妃故事的社会流传中, 当具源发的地位, 扮演着重要角色, 意义重大。唐宋时随着商业的兴盛, 市民阶层开始崛起, 市民文化迅速发展。市民文化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是消遣性、娱乐性, 宫廷乐工的职业属性决定了他们是市民阶层, 所创造的文化属于市民文化。在李杨故事流传中, 我们看到市民文化不但打破了士大夫文化对历史事件、人物阐释的霸权地位, 维护了历史真实, 而且丰富了士大夫文化, 促进了经典的创造。

第一, 宫廷乐工打破了士大夫视李杨为红颜祸水的传统观念, 保存了李杨爱情的真貌。在士大夫文化中, 唐前的帝妃故事有三种主题明晰、单一的类型:兴国的后妃之德, 如周文王与太姒。祸国的红颜祸水, 如夏桀与妹喜、纣王与妲己、幽王与褒姒。还有无关国体的缠绵情爱, 如周穆王与盛姬、汉武帝与李夫人。士人对于前两类的褒贬态度甚明, 对于盛姬、李夫人, 由于她们与国家大局无关, 因此得到了称扬。若以此衡量李杨关系, 玄宗善始, 却不能善终, 大唐之衰难辞其咎, 所以杨妃是红颜祸水的典型, 这也是唐人的普遍认知。如杜甫“不闻夏殷衰, 中自诛褒妲” (《北征》) [10]P2276, 白居易“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舞” (《长恨歌》) , 杜牧“霓裳一曲千峰上, 舞破中原始下来”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二) [10]P5954均是如此。而红颜祸水没有真爱, 如褒姒、妲己是为了报仇。如果依传统的士大夫立场, 那么流传下来的李杨故事将只有祸国, 而无爱情。

但是乐工坚信李杨之间有真爱, 这种立场对立在荔枝事件中反映强烈。《甘泽谣》云安史之乱后梨园弟子许云封回忆:“天宝十四载六月, 日侍骊山驻跸, 是贵妃诞辰, 上命小部音声集长生殿, 仍奏新曲, 未有名, 会岭南进茘枝, 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 声动山谷。”[11]梨园弟子为荔枝、《荔枝香》欢呼雀跃, 尤要注意这是许云封“漂流南海近四十载”, 艰辛饱尝后的叙说。但荔枝事件在文士眼中是讽喻的绝妙题材, 杜牧的名篇《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其一) 由荔枝生发, 暗用周幽王博褒姒一笑之典, 讽喻得体。启发苏轼作《荔枝叹》, 细数了荔枝从汉至唐的罪恶, 使荔枝成为统治者暴虐的典型意象。同是荔枝, 因不同的文化立场, 乐工重在娱乐, 看到了盛世、情爱;文士重在批判、思考, 发掘了乱国之源。然如上文所析, 李杨之间的真爱无可否认, 但这只有以娱乐为本位、肯定男欢女爱的乐工才能认可, 因此乐工超越士大夫以家国利益为标准批判李杨的话语霸权, 保存了李杨爱情的真貌。

第二, 影响了文士创作的主题, 丰富了士大夫文化, 促成了经典的诞生。若依唐前传统的士大夫立场, 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创作的主题将是单一的讽喻, 但从现存的诗文来看, 爱情与讽喻主题兼有是主流, 这显然与乐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具体表现有二。一方面, 同一个诗人用不同的诗文分别表达两种主题, 凡是涉足李杨故事的中晚唐诗人如杜甫、白居易、李益、张祜、王建、温庭筠等无不如此。如张祜在《华清宫四首》中批判李杨声色误国, 但同时又作《雨霖铃》:“雨霖铃夜却归秦, 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垂泪教, 月明南内更无人。”[10]P394完全接受了《雨霖铃》本事, 形象地写出了玄宗对杨妃入骨的相思。

另一方面, 在同一篇诗文中爱情与讽喻主题并存, 此类作品数量虽少, 但是影响深远, 《长恨歌》可谓经典。《长恨歌》是明显受乐工影响的创作。其后半所笼罩的凄苦氛围和玄宗的痴情相思形象在《雨霖铃》、《凉州》、红粟玉臂支及龙脑香的本事中已经具备。其前半“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是对《清平调》本事中李杨夜赏牡丹, 大肆作乐的合理想象。另外, 白居易曾两见天宝乐工, 《长恨歌》前半直接获益于乐工的叙说。乐工言及李杨的生活:“金钿照耀石瓮寺, 兰麝薰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 体弱不胜珠翠繁。” (《江南遇天宝乐叟》) [10]P4811这与“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恩泽时”所塑造的娇弱可人的贵妃形象一致。又云:“冬雪飘摇锦袍暖, 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 弓劲马肥胡语喧。” (《江南遇天宝乐叟》) [10]P4811恰与“骊宫高处入青云, 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 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舞”相通。经典《长恨歌》虽是文士的个体创作, 但宫廷乐工的促成之功不容置疑。

乐工所保存的李杨爱情的真貌催生了文士创作兼有爱情与讽喻 (祸国) 的双重主题, 从而完善、丰富了唐前主题单一的帝妃故事模式, 反映了中晚唐士大夫对市民文化的学习、包容心态。

其实文化的包容心态正是创造文学经典的主要原则之一。所谓文学经典, 除了文学性外, 思想上的包容性是其重要质素。例如《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往往被冠以百科全书或者类似的字眼, 就是指称经典应该具有广泛性、包容性。如果统观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创作, 那么《长恨歌》、《梧桐雨》和《长生殿》当是公认的经典, 细究这三部经典竟然有一个共同的特性:爱情与讽喻主题并存, 即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统一于三部作品。在李杨故事的诗文创作中, 单一主题的作品数量最大, 二者兼有的数量最小, 但是经典恰在其中, 这再次证明了包容性是经典的必备要素。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新形势下, 要解决经典严重缺失的时代课题, 作家、读者和社会包容的文化心态的养成刻不容缓。

摘要：唐代宫廷乐工对李杨爱情故事的生成、流传意义重大。乐工自始至终颂扬、同情李杨爱情。这由李杨爱情的真挚、感人, 乐工与李杨现实利益的交织和相类的乐舞气质所决定。宫廷乐工传播能力强大, 能够且一定会把李杨故事广泛传向社会。乐工是市民阶层, 市民文化的娱乐本位保证了李杨故事的真貌, 促使了士人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创作的双重主题, 丰富了士大夫文化看待唐前帝妃关系的单一模式, 也促成了文学经典的诞生。启发包容的文化心态的养成是当下经典创造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宫廷乐工,李杨故事,爱情主题,市民文化,包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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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郊.甘泽谣[M].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 1985.

李杨故事 篇2

姓名：李杨性别：男出生年月：1987年6月民族： 汉

籍贯： 河北衡水健康状况：良好理想工作地：石家庄就读院校：海南大学

学历：本科外语等级：国家六级专业： 环境科学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hsszliyang@163.com期待待遇：6000元

受教育经历

2006.9——2010.6 海南大学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 环境科学专业 理学学士

专业技能

培训，九型人格，销售。

朋友印象

艺术家、哲学家、好师兄、快乐幽默

工作经验

2009/3--2009/10组建海南大学静音团队，成功销售防噪音耳塞和竹炭遮光眼罩

2009/10--2010/11中美合资惠州市中迅集团营销部，渠道/分销专员,化工、化工产品2010/11--2012/02李时珍医药集团业务部，内训师，会议营销培训师，主持，医药产品

2012/02--至今参加大学生职前培训教师课程；腾海大学生职前培训兼职培训师

个人鉴定

研究型（观察者——陈景润、孔乙己、居里夫人）、社会型（给与者——雷锋）、艺术型（悲情浪漫者——徐志摩、三毛）。研究型特点，树立目标，持之以恒的深钻，注重理论书本，学习意愿强；社会型特点，注重人际交往；艺术型特点，富有创造力，广告创意，营销方案设计。

在校曾与同学创建——海南大学音团队，通过网络，购进学校周边没有的防噪音耳塞Max和卖炭翁竹炭遮光眼罩，从最初的产品定位选择，到中期的广告策划设计、张贴、推广，到后期的执行过程，且建立售后服务交流QQ群。应用九型人格为高中、大学同学、石家庄求职者的就业咨询，包括职业规划，择业；在做内训师及会销过程中讲授销售技巧——问题就是答案，学做教流程，心态培训，九型人格定位消费者性格、需求。

求职意向个人目标

培训师，管理咨询，策划推广。

个人目标

2012年成为石家庄市最受欢迎的九型人格培训师。

擅长课程

李杨爱情创作之中日比较 篇3

一取材不同

李杨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 当时已有许多文人以此为题材创作诗歌。因此, 在中国, 关于李杨爱情创作的直接取材是文人在他们所处时代的所见所闻。如《长恨歌》中“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这便是诗人在唐代所感知到的帝王钟爱美色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严重影响。中唐时期的文人, 他们感受着一代帝王沉迷美色而对于朝政不闻不问的无奈;他们经历着一个大帝国由盛转衰的悲凉坎坷;他们体味着当朝皇帝痛失爱妃的孤寂苦楚, 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是不可取代的丰富素材, 这便是中国文人对李杨爱情创作的独特之处。

唐代以后的文人对此的取材则多以正史《旧唐书》为主。《旧唐书》中关于杨玉环的记载颇多, 如“玄琰女姿色冠代, 既进见, 玄宗大悦”, 侧面描绘了杨玉环的绝世美貌;“禄山母事贵妃, 每宴赐, 锡贲稠沓”, 暗示着其与政治的勾连;“及潼关失守, 从幸至马嵬, 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 诛国忠父子。四军不散, 遂缢死于佛室”, 将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也与其联系起来。因此, 在中国文人的眼中, 杨贵妃有着闭月羞花的美貌, 她使得唐玄宗不理政事, 让兄长杨国忠当上了祸国宰相, 她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安史之乱”, 她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令人同情, 同时她又是红颜祸水。丰富的取材赋予了中国文人多维的思维和广阔的发挥空间。因此, 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 李杨爱情故事有着多重主题。

“安史之乱”和李杨爱情故事也在同一时期传入日本, 而使李杨爱情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直接原因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长恨歌》东传日本是在公元837年, 正值“安史之乱”结束后半个多世纪、《长恨歌》在中国流行的时期。也就是说, 日本文人对于李杨爱情的创作, 是基于《长恨歌》, 同时又可以或多或少地体味到当时的时代气息。因此, 就取材而言, 日本文人对李杨爱情的创作, 缺少了大的时代背景, 缺少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对它的直接感知和体会, 多少会近似于空中楼阁。

二主题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创作多以伦理善恶为评判标准, 且多与政治联系密切。因此, 在中国文人对李杨爱情的创作中, 有着“如何四纪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的感慨, 感叹杨贵妃虽身为贵妃却不得不做政治牺牲品的悲剧命运;有着“迟迟钟鼓初长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的低诉, 诉说着盛世帝王对已故爱妃深切的思念;有着“明月自来还自去, 更无人倚玉阑杆”的惆怅, 叹息盛世不再, 悲戚空藏;有着“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讽刺, 讽刺国君因美色而误国。而更多的还是对杨贵妃的谴责和批判,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霓裳一曲千峰上, 舞破中原始下来”, 杨贵妃便成了盛世王朝红颜祸水的代名词。

与中国主题多变不同的是, 在日本, 爱情是李杨故事永恒的主题。由于日本文人对李杨故事的感知主要来自于《长恨歌》, 因此其对政治、历史的关注则会大打折扣, 加之李杨爱情的浪漫凄美对日本文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因此, 在日本文人对李杨爱情的创作中, 很少不去写李杨的爱情。而在对其爱情的文学创作中, 日本与中国亦有所不同。首先, 日本的创作仅关注李杨爱情本身。在中国的创作中, 不论是人们借李杨爱情的悲剧表现对盛世不再的感慨、讽刺帝王的荒淫误国, 抑或宣泄对红颜祸水的愤恨, 其文学创作始终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而在日本, 文人描绘的是“相看不厌看, 叹息无尽时。相会何其稀, 七月七日时”, 是“情愫千千结, 心空如苍天。孤身相吊影, 遥遥望晓月”, 他们描绘的是纯粹的爱情, 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他人亦无关。这与中国传统的女人祸国的思想是脱离的。其次, 日本的部分创作从佛教的思想出发否定了李杨的爱情。谣曲《杨贵妃》否定了李杨爱情本身, 认为他们追求的爱情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之物。这与中国从儒家的道德伦理出发的评价体系有所不同。

三差异原因

1. 中日创作的来源不同

中国的创作来源于文人们在当时特定时代的所见、所感以及中国史书的记载。这些材料为中国文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多维度的感知, 同时作为本国的历史故事, 中国文人有着特定的情结在其中, 因此在创作中尽情发挥。而对于日本来说, 李杨爱情的主要来源仅限于《长恨歌》, 是在现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其可以吸纳、借鉴的东西极为有限。另外, 李杨爱情对于日本来说属于“异域文化”, 其在进行再创作时已进行了主观取舍, 仅吸收了其民族可感知、所喜爱的内容, 因此其创作的范围便十分狭窄。

2. 时代背景不同

中国关于李杨故事的创作以唐朝为多, 这一时期的人们多是经历过“安史之乱”、体会过政治大动乱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感受过身边舆论对杨贵妃的批判, 因此他们会关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心理状态, 会讽刺唐玄宗好色误国, 会批判杨贵妃迷惑圣主。他们需要借助文学作品来警醒当朝的君主, 抑或抒发内心的愤恨及无奈。而在日本, 对于李杨爱情这样的“异域文化”, 他们不需要过多地与当下或历史联系起来, 仅需要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加以赏析, 作为一个文学素材加以创作, 他们需要的仅是一种欣赏和审美。在这种需求下, 李杨爱情便被提炼成纯粹、唯美的爱情, 而与政治历史毫无关系。

3. 文化传统不同

早在汉代, 中国便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 这影响了其后整个封建社会文人的思想观念。孔子认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于是女性便成了男性不成大事的祸根, 于是史书中有了妲己、褒姒。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 文人们便不考虑唐玄宗的执政能力, 不考证杨贵妃实际的影响力, 不考证那个时代的党争、藩镇割据, 直接把责任推给了杨贵妃。孔子认为, 记录历史时应当“为亲者讳, 为尊者讳, 为贤者讳”, 因此, 在中国的史书中, 君主几乎是没有什么错误, 而有错误的均是君王身边的人。因此, 在对李杨爱情的创作中, 杨贵妃承担“安史之乱”的责任“责无旁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文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会努力学习仕途经济从而为官做宰, 他们会创作文学作品以刺世事, 他们认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他们会把历史事件与过往及当朝的政治联系起来。因此, 李杨爱情便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中被赋予了多重意义。而在日本, 其文化传统集中体现在“物哀”二字。他们欣赏的是一种凄绝艳丽的美, 是沉静而伤感的。因此, 中国文人政治色彩很强的创作便很难为日本人所接受, 而《长恨歌》所表现的李杨爱情悲剧却刚好符合日本人的审美。假若李杨爱情是以一段政治悲剧的故事而非文学作品的形式传入日本, 笔者认为那将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李杨的爱情历经上千年而依然纯净清晰, 并在东亚多国广泛传播。相比而言, 中国的李杨爱情沉厚大气, 日本的则哀婉纯净, 这体现着不同文化对它的不同态度和取舍, 同时也体现着文化的交融和碰撞。随着时代的发展, 李杨爱情的创作观念定会沉淀得愈加清澈、明晰。

[责任编辑:庞远燕]

摘要：李杨的爱情故事在中日两国广为流传, 而两国对李杨爱情的创作各有取舍。笔者认为, 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取材不同、主题不同, 而这又有着特定的原因。

我尊敬的老师 李杨浩 篇4

三（3）班

李杨浩

指导老师：王国美

我尊敬的老师有数学老师，英语老师和音乐老师，但我最尊敬的老师是班主任王老师。

王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还是我们年级的年级组长。她常常穿着整洁而大方的衣服，端庄慈祥，天天带着微笑来上班。

王老师是一位富有爱心的老师。

有一次，王映翔同学得了阑尾炎，做了手术，好多天没有来上课，功课落下了许多。等他回到学校，学习已跟不上了。王老师便抽时间给他补课，帮王映翔把落下的功课赶上来。

还有一次，我去办公室交作业，看见两个同学把题做错，被王老师叫去了。我想：这两位同学一定要受批评了。但是王老师没有批评他们，而是耐心的给他们讲解，直到他们听懂为止。

王老师还是一位工作认真和有责任心的老师。

有一次，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我也关好教室门窗准备回家。经过办公室时发现王老师还在工作。我说：“王老师，这么迟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王老师说：“我正在算全年级的成绩，明天要给你们公布。”我说：“老师明天再算吧，今天太迟了，赶快回家吧！”王老师说：“如果明天算，万一有点差错，我要负责任的。李杨浩，你赶快回家吧，你妈妈会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