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医疗团队

应急医疗团队（精选6篇）

应急医疗团队 篇1

摘要：为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和加强医院管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通过设立应急医疗团队机制, 采取有效的应急对策, 实现了快速反应, 宏观调控, 统一管理。2007年-2012年, 抢救成功率自86%升至95%, 医疗纠纷数自2009年的80起降至50起左右。这种快速会诊、快速诊治、快速抢救的工作模式充分体现出医院应急处置能力及多科室协调合作能力, 在提高临床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真正实现了危重患者救治的“绿色通道”。

关键词：应急医疗团队,医疗质量,危重患者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和加强医院管理, 我院于2010年4月26日设立应急医疗团队机制 (Medical emergency team, MET) 。应急医疗团队在患者出现病情恶化的最初征象时及时予以干预, 并保障紧急状态下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畅通, 在危重患者的抢救过程中有效组织、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充分发挥多学科团队的综合处置优势, 提高救治成功率。

3年来, 我院应急医疗团队采取有效的应急对策, 实现了快速反应, 宏观调控, 统一管理, 医疗护理一盘棋的目标。在应对突发事件中, 利用最短时间对患者进行了有效救护, 确保了救护质量, 降低了死亡率, 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1 方法

1.1 人员组成

应急医疗团队由两名内科住院总医师、两名住院总护师、一名外科住院总医师、一名值班护士长、一名手术麻醉科值班医师、一名B超室值班医师、一名放射科值班医师以及两名总值班人员组成。内、外科住院总医师由医务部择优选择, 要求为工作5年以上的高年资住院医师, 通过了二阶段住院医师培训。住院总护师由护理部择优选拨, 要求在临床一线工作至少5年, 具有执业护士证书, 年龄在26岁以下, 大专以上学历。手术麻醉科、B超室和放射科的值班医师均要求在本科室独立工作满5年, 经验丰富。所有成员均要求爱岗敬业、以临床工作中的骨干为主, 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技能熟练、应急反应快、沟通能力强。

1.2 小组职责

承担应急、急救工作, 接到临床或患者呼叫在最短时间到达, 与医护共同评估患者, 并制定救治具体措施。对急救事件实时情况和事态发展作出快速、准确评价。指挥、调遣急救所需救援资源, 安排抢救仪器, 调整运输设备, 确保人力、物力及时按需到位, 保证抢救工作顺利进行。应急医疗团队配备有血红蛋白检测仪、除颤仪等必需的抢救物品, 对于突发事件可以在接到呼叫后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1.3 管理模式

应急医疗团队由主管院长、 医务部、 护理部统一管理, 住院总护师、住院总医师为应急医疗团队核心成员, 直接面向领导小组。作为医院处置危重患者的一种机制, 应急医疗团队的成员并非固定。启动这一机制后, 相关科室值班医护人员以及根据患者病情调动的任何科室工作人员均可成为团队的成员。

1.4 危急值报告制度

凡检验科、 放射科、 超声科、心功能科等科室检查出的结果为“危急值”, 立即核对化验检查结果, 确认仪器设备正常, 标本采集、运送无误, 如结果无误立即电话报告临床科室, 并登记记录, 必要时向本科室负责人汇报。以上流程在30分钟内完成, 病理科在24小时内完成并发送正式报告。临床科室接获电话报告人员需及时通知当班医师, 并进行登记。当班医师及时采取诊疗措施, 如情况危重、紧急, 需呼叫应急医疗团队协助紧急救治工作, 并在病历中记录处理过程。

2 成效

3年来, 住院总医师共接到呼叫1269次, 其中医护人员呼叫1266次, 家属呼叫3次, 呼叫有效率98.82%。其中危重患者会诊342人次, 协助抢救246人次, 抢救成功率91.46%。气管插管54人次, 中心深静脉留置102次, 三腔管留置24次, 协调病区床位36次, 医患矛盾沟通45次。2007年-2012年, 我院抢救成功率明显升高, 与2007年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数值见表1。

2009年我院处理医疗纠纷总共80起, 成立了应急医疗团队后, 2010年-2012年每年处理医疗纠纷数分别为43起、50起、52起, 有了明显降低。

3 讨论

应急医疗团队主要负责8小时外的病房医疗工作, 而这段时间病房医师力量相对薄弱, 因此应急医疗团队工作质量是病房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 其中住院总医师的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住院总医师职责要求其了解病房所有患者情况, 是一定时期内直接面对患者最多的医师, 其与患者沟通的好坏是病房医患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2]。而住院总医师本身也是在学习和积累, 如何加强日常管理, 提高住院总质量, 保障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 也是摆在医务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临床 “ 危急值” 是指当某种检验结果出现时, 表明患者可能正处于生命危险的边缘状态, 临床医师如果及时得到检验信息, 迅速给予患者有效的干预措施或治疗, 就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 失去最佳抢救机会[3]。危急值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缩短“危急值”从报告到处置的间隔时间, 明显提升临床的“危急值”处置能力和治疗质量, 提高病员在出现“危急值”、面临生命危险状态时的治疗有效率和抢救成功率, 是保障医疗安全、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必要措施。危急值制度的建立, 也加强了检验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责任心, 使临床医生大大减少了对检验工作的抱怨, 增加了理解和信任, 临床实验室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检验医学得到了发展。

住院总护师岗位是一新生事物, 没有经验可借鉴, 对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也有一定的要求。为此, 我院护理部及时召开护士长会议针对设置住院总护师岗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与大家沟通, 提出持续改进建议。使大家更加明确住院总护师上岗的目的和意义, 及时采纳合理化建议。我院设置住院总护师岗位, 充分发挥了高年资护师的职能作用, 提高了护理质量, 对一些隐患起到了早发现、早提醒、早解决的作用, 同时也有效地减轻了夜班值班护士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

院内应急医疗团队服务于临床一线, 其工作与临床科室的常规工作有机结合, 两者既不并行、更不冲突。应急医疗团队机制的实施, 打破了以往繁琐的会诊制度, 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快速反应, 协调各个职能科室, 加强各专业力量, 共同参与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实践证明, 这种快速会诊、 快速诊治、快速抢救的工作模式充分体现出我院应急处置能力及多科室协调合作能力, 在提高临床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真正实现了危重患者救治的“绿色通道”。

参考文献

[1]武秀昆.综合性医院要努力提高应急抢救能力[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2, 4 (18) :22-24.

[2]刘洲, 王晋川, 辜玉刚, 等.住院总医师管理模式是探讨——兼谈工作质量监控中医师编码制的应用[J].中国医院管理, 2010, 30 (8) :21-23.

[3]梁志敏, 吴剑坤, 黄之文, 等.检验结果危急值报告制度的临床应用[J].中国实用医药, 2011, 6 (14) :47-49.

应急医疗团队 篇2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员工多元化。

员工多元化是指组织成员区别于他人的外在和内隐的差异性属性[3]。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组织成员的多元化属性进行了划分,但总体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更广泛意义将其划分为异质性或同质性,从而使研究假设或命题的解释力更强[4];另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一种员工多元化属性都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细化区分[5]。Pelled[6]在综合考虑两种观点基础上,依据可见性和工作相关性对员工多元化属性进行了划分,他认为这样既能兼顾多元化属性间的区别和联系,又能与解释多元化属性作用机理的团队运行过程联系起来。Milliken 和 Martins[7]进一步认为,与教育背景等员工多元化属性比较起来,年龄、性别和种族作为明显的社会类化变量,组成成员经常据此来进行彼此类化,因而它们更多地体现在直接可见性上;而像教育背景和组织任期则是完成任务所需知识的关键变量,它们更多地表现出工作相关性。本文对拟考察的医疗团队成员的多元化属性作出类似的划分。

1.2 团队多元化与团队绩效。

不同种类的员工多元化属性会对组织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类化、同性相吸、信息—决策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这些理论都认为员工多元化属性会通过成员间的互动过程对团队绩效产生影响。

社会类化理论认为,组织中个体会依据成员的差异属性将组织成员划分为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并且这种“内群体”和“外群体”区分更容易发生在社会类别属性明显的群体中[8]。进一步,同性相吸理论认为组织成员对属于同一群体的“内群体”成员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倾向的行为,而对“外群体”成员则表现出排他性。社会类化和同性相吸会造成组织成员相对隔离、交流和沟通受阻,从而影响组织凝聚力和组织绩效。性别、年龄属于明显的社会类别变量,它们很容易激发成员间社会类化过程,造成成员间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从而对组织绩效有消极影响[9]。基于此,提出假设:

H1a:团队成员性别和年龄多元化与团队绩效负相关。

信息—决策理论认为与工作相关的员工多元化属性会在组织发展进程中带来更多的技能、信息与知识,因而对组织绩效提升有积极影响。与年龄、性别可见性高的多元化属性不同,教育背景、组织任期属于与工作直接相关的信息类属性,代表着组织潜在的“信息池”和“技能池”,在成员完成工作中有重要影响[10]。同时,教育背景和团队任期多元化的员工间的交流,会促成有效完成工作所需信息的传递,提升创造性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组织绩效[2]。因此,提出假设:

H1b:团队成员的教育背景和团队任期多元化与团队绩效正相关。

1.3 团队冲突与团队绩效。

Pelled[6]从关系维度和情感维度两方面将冲突划分为实质性冲突和情感性冲突。实质性冲突指就工作任务的性质、重要性以及完成工作程序的分歧,它们会引致就完成工作任务的不一致意见,这种不一致意见能激发成员对工作任务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11];情感性冲突与组织成员间的人际关系有关,是群体成员就成员关系的诸如愤怒、反感、恐惧等消极感知,它们对组织绩效有负面影响[12]。基于上述分析,有如下假设:

H2a:情感性冲突与团队绩效负相关,

H2b:实质性冲突与团队绩效正相关。

1.4 团队多元化与团队冲突。

个体会基于彼此的差异性属性对群体成员进行区别划分,从而在互动交往过程中寻求自己的“内群体”。性别和年龄是个体寻求“内群体”的重要依据,群体成员会依据相似年龄和性别组成“内群体”。“内群体”数量的增多加剧了群体成员间的隔离,使得不同“内群体”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变少、成员关系恶化,群体内情感冲突水平上升[13]。而教育背景、组织任期则不太可能会引发成员间情感性冲突[6]。一方面,这类多元化属性往往代表成员可利用资源的深度和广度,象征着成员的职能权力,而职能权力较低的群体更多地表现出遵从,因而成员间疏离感和分歧水平都较低[14];另一方面,在统一工作任务目标作用下,这类工作相关性较高的多元化属性往往会加强而不是削弱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因此情感性冲突也不太可能会产生。相反,教育背景和组织任期多元化可能代表着在理解或解决问题上的不同看法[15],这些不同看法会引发组织成员就任务相关信息的争论和辩解,从而形成了针对任务的冲突性意见。而为了提高决策质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和鼓励此种争论,这进一步提升了任务冲突水平出现的可能性。因此,提出假设:

H3a:团队年龄和性别多元化与情感性冲突正相关。

H3b:团队教育背景和团队任期多元化与实质性冲突正相关。

基于上述论述,情感性冲突和实质性冲突在不同的多元化属性和绩效间发生作用,具体来说:可见性高的多元化属性——性别和年龄容易引发情感性冲突,而情感性冲突会导致团队绩效的降低;相反,与工作相关的多元化属性——教育背景和团队任期可能激发实质性冲突,从而有可能提升工作完成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提出假设:

H4a:情感性冲突在年龄、性别多元化属性与团队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H4b:实质性冲突在教育背景、团队任期多元化属性与团队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 样本及抽样过程。

以团队或部门为单位,匿名对杭州市12家医院的127个医疗团队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团队113个。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调查的团队平均规模约为5.7人,最多为14人,最少为4人;在性别构成上,42%的团队成员为女性员工;团队成员的学历背景集中在硕士和博士学历,其中硕士学历占38%,博士学历占43%;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为36.4岁,平均团队任期为8.7年,从而医疗团队成员多元化态势较明显。

2.2 变量测量。

多元化变量的测量。研究中涉及到数值型(年龄和团队任期)和类别型(教育背景和性别)两种多元化变量。首先将教育背景划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类,以数字1、2、3表示;女性和男性分别以1、2来表示,然后分别采用变异系数CV(CV=标准差/均值)、熵基系数(H=—∑undefinedPi(lnPi))对多元化变量进行度量。在熵基系数中,l代表着组织中多元化属性类别变量的总数,Pi代表某一特定类别i在总体成员中的比例。

冲突的测量。采用Jehn[16]开发的冲突量表对情感性冲突(4个题项,a=0.83)和实质性冲突(4个题项,a=0.81)进行了测量。采用Likert 5点量表由团队成员作出评价。团队的冲突水平由个体数值加总平均求得。

团队绩效的测量。鉴于医疗团队的特殊性,对其绩效的评定结合了一般团队的绩效条目[17],还参考Eden等[1]的对医疗组织绩效衡量的条目,如“对患者的礼貌、文明行为”“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理”。最终量表包含了四个题项(a=0.87)。采用Likert 5点量表由团队成员作出评价,并对团队成员的绩效评价加总平均,得到团队绩效水平。

2.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8.0和Amos18.0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信度和因素分析考查了冲突变量和绩效变量的信度和效度,随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团队多元化属性(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团队任期)、团队冲突(实质性冲突、情感性冲突)和团队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

3分析结果

3.1 实质性冲突、情感性冲突和团队绩效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运用数据比较和验证了冲突的单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以及团队绩效的单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表1),冲突双因素模型比单因素模型要好,且其和团队绩效的单因素模型都得到了研究数据的支持。

注: 1.*表示在0.05程度的显著;**表示在0.01程度的显著(双尾)2.对角线为各变量的Alpha值

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2为所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信度值。各变量均具有较高的信度(Cronbach a>0.8)。同时,团队绩效与年龄多元化显著负相关,而与性别多元化显著正相关,假设1a得到部分支持;教育背景、团队任期多元化与团队绩效显著正相关,假设1b得到验证;情感性冲突与团队绩效负相关、实质性冲突与团队绩效正相关,假设2a、2b得到支持。情感性冲突与年龄多元化显著正相关,与情感性冲突相关性不显著,假设3a部分得到验证;而教育背景和团队任期多元化与实质性冲突显著正相关,假设3b得到验证。

3.3 冲突的中介作用分析。

运用AMOS18.0软件对假设关系进行检验,分析多元化属性、冲突类型和绩效间的关系。结构模型的运行结果表明,情感性冲突、实质性冲突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度较好(χ2=19.77,df=15,χ2/df<2,P>.05,RMSEA=.057,GFI=.913)。

该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3。结合标准化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教育背景和团队任期多元化对实质性冲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对情感性冲突有正面影响。性别对情感性冲突有负面影响,但这种关系不显著。与假设2a、2b相一致,情感性冲突和实质性冲突对团队绩效都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结合表3可知,实质性冲突是教育背景、团队任期多元化和团队绩效中的中介变量,从而支持了假设4b,而对年龄和性别而言,情感性冲突只在年龄多元化与团队绩效间有显著中介效应,因此假设4a部分成立。

4结论

医疗环境下的团队合作与患者安全 篇3

关键词：团队,团队合作,患者安全,培训

0 引言

1999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OM)从哈佛大学医学实践研究机构(HMPS)和犹他-科罗拉多医学实践研究机构(UCMPS)搜集得到的数据推断并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医疗差错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在44,000人和98,000人之间。报告还指出医疗差错带来了昂贵的财政代价。美国医学会发现,大多数的医疗差错都来自于体系错误,而不是来自于医疗服务提供者个体的差错[1]。

因此,IOM建议通过提供安全训练来实现组织化的安全体系,建议建立跨学科团队培训项目[2]。

美国医疗研究与质量机构(AHRQ)委托进行了一个针对各种患者安全范例的现有证据基础的审查。审查得出的一篇题为《使医疗更安全:对患者安全范例的紧急分析》的证据报告表明现有的有关范例的数据对提高病人安全是有潜在意义的。在这份报告中,基于机组资源管理(CRM)在航空领域取得的成功,Pizzi等人认定这个团队训练方法对增强患者安全有极大潜力的策略[3]。

从这个初始报告里,与国防部(Do D)合作的AHRQ已经走在了改进医疗团队的前面[4]。Do D与AHRQ投资开发了一个为医学专家打造的叫做“增强团队表现和患者安全的团队策略和工具”的团队培训(Team STEPPS)项目,并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对该工具的应用[5]。这些工作产生了逐渐增多的关于医疗治疗过程中团队改进的众多成果。

1 团队合作

1.1 团队

Katzenbach和Smith把团队定义为一群具有互补技巧的致力于互相负责的共同目的、工作目标和方法的人[6]。毋庸置疑,团队合作对有效的医疗是关键的。例如,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小团体在重症监护病房、手术室、产科病房、急诊科一起工作时,医生、护士、药剂师、技师和其他医学专家必须协调他们的行为来优先确保患者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

团队一般被认为包含以下5个特征:(1)至少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组成;(2)团队成员各自扮演特定的角色和执行专门的任务,并为达成共同的目标彼此联系和合作[7,8];(3)执行决策[9];(4)有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并且通常在高工作负荷下一起工作[10];(5)团队成员间产生相互关系有别于群体——团队能体现工作任务互相依赖的合作方式,换句话说,团队合作特别需要团队成员彼此之间互相适应,而不是按照顺序或者同时达到团队的目标[11]。团队的构成一般包括团队投入、团队过程和团队产出。团队投入包括任务的特征、工作环境的组成要素和团队成员在团队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团队过程指团队成员在达到它们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必不可少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团队产出主要指团队工作产生的成果和产品[12]。

1.2 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是指一个团体式团队中的成员,通过彼此间的合作达成共同的目标。传统意义上的团队合作一般是以经典系统理论来描述的,即团队投入、团队过程和团队产出是随时间排列的。因此,团队合作发生在团队成员相互作用共同为团队成果而工作的过程中。团队合作不是要求团队成员一起长久地工作,它的维持靠的是团队工作技能的分享,而不是靠持续的一天接一天延续的工作任务。但是,有团队结构的组织不一定会形成有效的团队合作[13,14]。

团队合作有别于派定工作[15]。Morgan等人将派定工作描述为团队成员个人的职责,包括理解任务的性质、怎样与设备交互及如何遵循正确的政策和程序。派定工作行为也被称为操作或技术技能,它代表了团队具体在做什么[16]。例如,在医疗中,派定工作包括获取病人病史、拍X光片或插入一个中央静脉导管等。派定工作表示与一个特定任务的要求相关的具体步骤和策略,而团队合作与团队成员用来协调他们行动和任务的行为活动相关[17,18]。

医疗团队合作行为一般包括:维持团队结构和文化、运用针对问题解决策略、与团队交流、实施计划和管理工作量和提升团队技能。

1.3 团队合作能力

历史上的研究者定义了由知识、技巧和态度组成的团队合作能力要素,并认为它们是团队合作成功必需的。这就是传统的团队合作能力理论——KSA模型。CannonBowers等认为团队能力的需求会因执行的任务的职能和团队的性质而不同[19]。在医疗保健领域,医疗团队通常执行任务范围较广泛,队员较多变,因此,必须要定义更为通用的具有高度可移植性的团队合作能力要素。Salas等在KSA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Big Five”模型,指出团队领导力、交互性能监测、备份行为、适应性和团队导向这五种能力要素更适用于所有的团队[20]。基于Salas等总结的模型,Alonso等认为对医疗团队来说,团队领导力、交互支持、环境监测和交流沟通这四个技能是最重要并且易于培训的[21]。

在医疗卫生领域,一个经过验证的有关团队合作的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定义了团队做什么、怎样做和与病人安全相关的团队表现因素。

Amodeo等开展了有关团队合作能力理论的实证测试[22],利用确定因子分析方法检验了Salas模型、Alonso模型和一个由Smith-Jentsch等[23]提出的包括四个核心技能的团队合作模型的准确性,利用Team STEPPS[24]团队精神感知问卷,采集了来自152个医疗工作者的数据(其中医生占15.2%,注册护士占21.9%,技师占26.5%)。结果表明,所有模型中,Alonso模型的参数是最适当的。

2 团队合作培训

2.1 培训方法

团队培训是针对特殊团队技能的借助良好工具、运用特定教学方法策略的培训[25,26,27]。

团队培训一般分为基于模拟器和基于课堂。前者是创造一个与实际工作环境相似的训练场景,使医疗团队通过反复练习达到熟悉工作所需的团队技能或任务相关技能。包括ACRM(Anesthesia Crisis Resource Management)和TOMS(Team Oriented Medical Simulation);后者是以团队协调训练为模式的培训,包括Med Teams、MTM(Medical Team Management)、DOM(Dynamic Outcomes Management)和Team STEPPS(Team Strategies and Tool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and Patient Safety)等。

麻醉关键资源管理(ACRM)是较为早期的医疗团队培训项目[28],它的影响力较大,但是AHRQ2001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其缺乏有效性方面的证据支持。AHRQ和Do D经过3年的合作于2006年发布了Team STEPPS,现在已发展成为医疗团队合作培训的国家级标准。

Team STEPPS是仿效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民航界的机组资源管理(CRM,也叫座舱资源原理)开发的,但是医疗背景下的Team STEPPS比CRM要复杂得多。Team STEPPS实际上包括团队合作与患者安全文化的四个方面与模式,即团队构成与领导统权、警觉应变、互助合作和有效沟通。这个四个方面又建立在团队成员的知识、态度、执行力三大支柱之上,Team STEPPS针对这四个方面可以扩展出不同的工具和技巧来帮助提升团队运作效能。以“团队构成与领导统权”为例,Team STEPPS借助事先说明、过程讨论、事后检视等技巧来完成团队任务分配、简报及任务后检视使团队的运作达到最高效能。

2.2 培训的效力

近来,Salas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来确定团队培训的真实效力。在一个最广泛的分析研究中,Salas等审查了48个研究的发现,总结了84个效能测量的大小。通过这些调查研究,Salas等发现团队培训使团队进程和团队结果分别提升在20%和14.4%以上[29]。按照IOM统计的数据计算,即便是有5%的提升,就能挽救近5000人和节约8亿的资金。因此,在给予患者安全有效治疗的过程中,团队培训对提高医疗团队效能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针对Team STEPPS,Mann等测试了许多Team STEPPS课程包含的工具。从2000年至2004年间,研究者们每年分析了超过80,000位志愿者的数据。提升患者安全文化的团队合作工具在2012年被用来独立测量一项产科平均治疗结果指数(AOI)。结果显示,高风险早产的分值提高了47%,足月分娩的AOI分值提高了14%,2001至2004年间来总体AOI分值提高16%,与此同时,医疗失职索赔、诉讼和赔偿储备金从2002至2005年间下降了超过50%[30]。

3 结论

传统的医学教育缺乏团队合作能力方面的教育,使得目前医疗团队合作能力有诸多缺陷,对患者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增强医疗团队合作与改善患者安全的核心在于推广和发展医疗团队培训,关键点包括:(1)发展符合医疗团队需求与内涵的完整培训模式;(2)培训模式应植根于所有已证实有效的策略;(3)培训模式应更贴近实际医疗服务所需;(4)团队培训必须结构化,要涵盖所有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目前有许多团队培训模式都在发展,但是缺乏对其有效的评估。Team STEPPS是目前比较成功的一种医疗团队合作与患者安全文化培训项目,但也存在缺乏临床效果方面评估的局限性。

医疗设备的应急管理 篇4

1 机制管理

结合医院实际情况设立应急指挥机构, 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加强管理, 医院应急医疗保障中心发挥核心机构的职能, 负责医院应急保障工作的开展, 统一部署快速反应协同应对。设备主管部门规范管理组织协调, 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指导和协同保障中心完成突发事件中应急保障措施的执行。

(1) 鉴于突发事件都具有不确定的复杂性和危害性, 因此要有快速有效的应对处理预案, 通过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建立有效的防范保障体系, 依靠科学技术整合现有突发公共事件的监测、预测、预警等信息资源, 完善医疗设备的应急管理系统, 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职能机制的作用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正常进行的保障。

(2) 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落实, 各科室使用的设备产权归属要明确, 管理责任要具体落实到保管人使用人, 使用者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安全防护制度, 并要求在使用中对设备运行状况及调配情况有相关的详细记录。维修技术人员需每周到使用科室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每台机器应备有操作规程、维修和维护保养记录。

2 过程管理

全面实时最佳的设备维护, 确保最优的设备性能。建立一支专业技术全面的团队, 平时对重要医疗设备做好预防性检修和保养工作, 使之处于良好的状态防患于未然。对于有计量要求的医疗设备要定期检测和校正, 并接受计量检测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强检, 确保设备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 专业工程师定期对大型医疗设备进行保养和技术性能测试, 做到医疗设备维护与保养计划的落实, 将医疗器械设备防尘、防潮、防蚀工作落到实处, 建立三级维修日常维护体系, 日常维护到位、季度维护及时、年度维护与技术性能测试达标, 使各种器械设备处于运行良好备用状态, 作为能在突发事件中随时启用的应急设备。

(2)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 建立突发设备事件的信息通报协调渠道, 一旦出现突发大型设备事件, 通过组织调度各方面资源和力量, 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突发设备事件进行先期处置, 并及时联络协调通报现场动态信息, 向使用科室及应急保障中心通报处置进度,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解决。

3 保障管理

为提高医护人员应对救援医疗设备的使用能力, 定期开展应急设备工作流程的培训, 组织和帮助医务人员熟练掌握使用应急设备的方法和要领, 提高医务人员相关医学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

(1) 专业技术人员切实做好应对突发设备事件的保障工作, 常规工作中对重要医疗设备上使用的易损易耗零配件要建立备件库, 定期查看和更新物资储备情况, 满足维修时及时更换配件的需求。对配有充电电源的设备要经常检查充电情况, 及时充电保证停电时能立即启用备用电源, 另外配有UPS电源的设备也要经常检查UPS工作情况, 在发生断电故障时设备运行不间断, 确保设备在应急处置工作中发挥效力工作正常。

(2) 科学规划合作协调机制, 由设备科协调提供备用或调用相关设备, 平时分开管理用时统一调度的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体系, 根据资源共享特殊急救设备共用的原则按需进行调配。科室之间要相互配合, 被调用急救类设备所在科室需提供操作技术支持, 并按照正确的操作规程指导、协助调用科室正确操作使用, 同时设备科工作人员要重点做好调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以保障应急工作的顺利进行。

(3) 加强应急抢修队伍的业务培训和演练, 用于突发设备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机制日常运作和保障。当设备出现故障时, 专业工程师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参与应急抢修, 同时向负责人报告设备状况, 设备主管部门根据故障性质程度, 及时制定并组织实施抢修和替代方案, 决定是否由其他相关科室调拨或院外借用装备保证医疗救治, 避免因设备故障对救治过程造成影响。

应急医疗团队 篇5

关键词：医疗翻译,译者,角色,素质

一、引言

随着“世界村”概念的提出, 各国在不同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英语作为一种大众共识的国际语言, 已然成为国际交流顺利开展的促进剂。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主导下, 正努力从各方面融入这种国际合作的鸿流, 其间, 很重要且必须处理好的是跨越语言障碍。同时, 在此次研究调查中68.3%的受访者 (包括高等院校、医院、医药企业、医疗卫生相关事业单位等) 表示其所在的单位急需医疗翻译人才。由此可见, 医疗翻译人员或团队求大于供, 如何组建医疗翻译团队以应对这一系列的需求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医疗翻译团队中译者应具备何种素质更是关注的焦点。目前有关医疗翻译中译者素质的研究却尚不够深入, 而且现今在具有医学专业教育背景人群与具有语言相关专业教育背景人群之间已展开了孰为合格的医学文本译者之博弈, 即便是行走中间路线者对此亦是概念模糊。因此本团队通过问卷调查、文献查阅、翻译实践、分析总结等方法展开研究, 了解译者从事医疗翻译工作时所担任的角色和必备的素质, 希望为医疗翻译团队的组建提供可参考标准, 帮助译者提升自身的素质以成为优秀的医疗翻译人才。

二、医疗翻译团队组建的核心要素——译者

“团队”指为实现某一目标而由相互协作的个体组成的正式组织。组建医疗翻译团队需考虑多种要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挑选翻译实践活动中的关键人物—高素质译者, 因此我们需要对译者素质进行深入研究。只有当医疗翻译团队拥有高素质的医疗翻译人才时, 才能保证整个团队的高效运作与高质产出。

医疗翻译作为科技翻译的一个分支, 其强调的是规范的语言、清晰的表达和准确的术语, 这些因素均意味着医学文本译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近几十年来, 许多人就我国医学成果英译质量低劣问题的根由达成共识, 即:我国一直缺乏高素质的医学英语翻译人才, 从而导致国内医学翻译译文质量参差不齐等诸多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培养优秀的医学翻译人才的迫切性, 对有关译者的素质进行必要的探讨可加深对译者角色的理解, 有助于提高翻译实践水平。

三、译者在医疗翻译中的角色

针对此项目的研究目的, 项目组成员设计问卷、发放调查、实践翻译、收集资料, 发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并非仅仅是译者, 译者在医疗翻译的过程中同时扮演着“读者”与“作者”的双重角色。

(1) 译者是“读者”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首先是源语文本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译者是属于两种语言文化的中间人, 需时刻面对两种语言文化的引力, 因此译者需以目的语读者的角度去阅读原文, 才能避免受源语影响译出目的语读者不能理解的语句。译者作为读者的角色也是在委托人的推动下而延伸出来的, “委托人是指要求翻译人员根据某一特定目的或人群对源语文本进行翻译的人” (Nord, 1997) , 所以译者只有在理解原文, 明确委托人的翻译目的的基础上, 才能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翻译出在交际环境中有意义的译作。

(2) 译者是“作者”

费米尔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 “任何行为都具有目的”, “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 而它的目的就在于让双方能够感性地认识到彼此的优秀文化、科技、人文产物, 让双方能够融会贯通。此外, 本研究团队在自身的翻译实践过程中也深刻地体会到, 翻译人员不但需要掌握过硬的源语与目的语语言基础, 还需要了解两种语言所属国家的用语习惯, 以一种适切于目的语环境的逻辑加以表述, 运用各种写作技巧, 编写出新的“译文”, 让委托人与目的语读者都能读懂。

四、译者应具备的素质

素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此对译者素质的定义也具多样性。从心理学的角度, 素质是个体在先天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而形成的顺利从事某种活动的基本品质或基础条件 (张海燕, 2008) 。在《辞海》中, 对素质一词的定义有三: (1) 人的生理上的原来的特点; (2) 事物本来的性质; (3) 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 在翻译领域中, 译者素质应归属第三个定义, 即翻译人员从事翻译实践活动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在明晰译者素质定义的基础上, 本团队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综合自身翻译经验, 并从中国知网上已发表的论文及中华高血压杂志里尚未排版的稿件中寻找影响译文质量的案例, 总结出译者应具备的三种素质:

(1) 善于科学定位医疗文本翻译目的

医学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科技文体, 注重思维逻辑性, 措辞需精确严谨, 术语需地道规范 (刘小云, 2009) , 其译本的目标读者也相对固定, 如医院的医生、护士、医药公司和病患等。但是不同的目标读者群具有相异的阅读目的, 即影响了翻译行为, 译本所含内容也因此有不同的侧重, 即结果决定方法。例如, 在翻译药品说明书时, 若目标读者的主体为患者, 译者就需特别针对药品服用方法、服用的注意事项等信息;若目标读者的主体为医药公司, 译者即需将药品的通用名与商品名、药物成分、药物研发者与研发时间等详细信息逐一译出。

(2) 保持译文的连贯性与忠实性的能力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医学文本强调用词的严谨性, 也应更强调对文中每个词语的转译, 如此才能确保原文信息一丝不漏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但在此次的问卷调查中, 90.5%的受访者希望医疗译本通俗易懂, 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与忠实性, 而成分残缺、语法错误、搭配不当、逻辑颠倒都会影响译文的连贯性、忠实性, 使目的语读者无法接收到原文要传递的信息。

本团队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也遇到影响译文连贯性与忠实性的多个案例:

(1) 成分残缺:

例1.利用家庭血压评价代用盐对高血压患者的长期降压效果。

原译: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antihypertensive effects of saltsubstitution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原文翻译中漏译了利用家庭血压的方式, 使得句子在目的语语境中无法显现对于实验设计来说极为关键的研究手段。

改译: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antihypertensive effects of salt substitution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by home blood pressuremeasurement.

(2) 语法错误:

例2.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于汉族。

原译: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among Mongolians was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hich among Han people in Inner Mongolia.

其中which在陈述句中一般作为引导词用于引导从句, 但是该句中which后缺失句子结构, 且than用于比较, 其后应用that of, 以that指代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改译: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among Mongolians was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an people in Inner Mongolia.

(3) 搭配不当

例3.胎儿安全监测在产程进展中的应用价值

原译:The value of application for fetus safety monitoring in thebirth process.

根据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的释义, application的惯用搭配介词应为of。

改译:The Application of Fetal Monitoring in Labor.

(4) 逻辑颠倒

例4.高血压的分布有明显的民族及地区特异性, 目前针对蒙汉民族之间高血压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分布的比较研究还较少。

原译:There were marked ethical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hypertensive prevalence in China.There is less study on comparison of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hypertension between Mongolians and Han Chinese People.

在处理译本时, 需注意英语是形合性语言, 而汉语则是意合形语言。英语的句子结构一般是按照固定的结构和方式组织表达的, 该源语句 (中文句) 为一个完整的句子, 而英译中变成两个独立句, 未能将源语中隐含的逻辑逻辑性予以充分表现, 只有加上but方能更好地突显研究的意义所在。

改译:There were marked ethic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ypertensive prevalence in China, but there is little study on comparison of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hypertension between Mongolians and Han Chinese People.

(3) 熟识大量医学专业词汇

在医学翻译活动中, 译者不仅需要掌握词汇作为通用语的基本意思, 更需熟练地掌握词汇在医学语境中的意义, 这样才能以行业话语打造与行业同仁进行界内沟通的平台。本团队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92.1%的受调查对象认为, 译者需充分了解译文与原文所属国家的医学历史、医学科学的近期或早期的研究成果, 只有这样,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才具备必需的参照物, 译文才会更为准确。同时, 笔者在翻译实践中也遇到了大量的此类案例, 深切感受到其对译文准确性与翻译效率的影响力。

例1.However, another stud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cancer receiving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no association with XRCC1Arg399Gln was seen.

“advanced”作为通用词汇意为“高级的’, 但在该语境中, 在其后接cancer的情况下, 应译为“晚期”。

译文:但是, 在另一个针对接受铂化疗的晚期胃癌患者的研究中未见与XRCC1Arg399Gln的相关性。

五、结论

综上所述, 译者在医疗翻译过程中担任“读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译者作为医疗翻译团队的关键人物, 在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科学定位翻译目的, 保持译本语言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更要注重医学专业词汇的积累。组建医疗翻译团队以应对医疗翻译服务巨大需求势在必行, 明晰医疗翻译团队中的核心人物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应具备的素质, 对于提升译者素质与团队服务质量均大有裨益。医疗翻译人员可参照本研究结果,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成为优质的翻译人才, 提供优质医疗译本, 保证医疗翻译团队的服务质量, 为世界医学的交流献上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

[1]Bell, R.T. (200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Reiss, K&Vermeer. (1984)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Tubingen:Niemeyer.

[3]冯志杰.英汉科技翻译指要[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37-146

[4]刘小云.应用翻译研究[M].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5-23.

应急医疗团队 篇6

1 材料与方法

选择2007—2008年上海市卢湾区打浦桥街道居民健康调查和2008年上海市卢湾区打浦桥街道生命统计资料,根据全科医疗质量与资源管理特征[1],并参照上海市各区县城市社区全科医疗服务评估操作方法,采用德尔菲(Delphi)法[2]进行指标筛选。第1轮专家征询表中设置36个备选指标,第2轮专家征询表的备选指标由第1轮筛选出的31个指标加上专家补充提出的13个指标组成,专家征询表中所有数据进行核对后,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选中指标的权重分配,建立综合评估模型。

2 结果

2.1 评估指标为两级指标系统

一级指标是全科医疗特征性指标,二级指标是具体工作指标,见表1。

2.2 德尔菲法评价结果

本研究邀请了本领域各层面的15位专家,采用匿名通讯的方法,通过两轮的评判,对课题组预先设计的6大类(卫生服务可及性、持续性、综合性、协调性、支持性和服务质量)一级指标中的每一个具体指标的必要性、稳定性、有效性、敏感性及操作的难易程度5个方面分别按5个等级评分。结果在36个指标中选中了31个指标(表1)。第二轮分别发出专家征询表15份,分别回收15份,咨询表有效率为100%,专家积极系数为100%。专家意见集中程度(用算术平均值表示)(表1)。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变异系数表示)见表1,36项指标权重分配见表2。综合评估模型(公式)为:

*本研究专家征询筛选后被选中的指标。

M为综合评价指数;Si是每个指标的实际分值;T是每个指标的应得分值;Wi是每个指标的权重;I=1,2,3,……,n(n≤36)对各个筛选出的指标进行量化,权重分配,建立综合评估模型(公式)后,把对社区全科医疗的实际评分代入公式,即可得到城市社区全科医疗服务综合评价指数,从而可以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

3 讨论

3.1 新型全科团队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3.1.1 组织架构:

本中心组建了新型全科服务团队,成立全科团队管理科,由中心副主任直接管理,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全科团队服务新模式整体转型的“外推型”模式转变为“内生型”模式(见图1)。各职能科室围绕全科团队开展工作,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系统主要负责监督、考核全科团队工作,并调动社区资源为其工作的展开提供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支持系统主要为全科团队提供辅助支持;社区卫生服务系统主要为全科团队提供人员技术支持,并协助做好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病床与中心老年病房的衔接工作;健康促进服务站为全科团队全科医学照顾工作的开展提供协助支持。

3.1.2 岗位职责:

全科团队设队长1名,竟聘上岗,负责团队日常工作,协调健康促进站各成员工作,调动社区资源;全科医师3人,主要承担全科门诊、家庭病床、咨询、健康教育及慢病康复指导等职责;社区护士2人,主要协助全科医师的工作,并承担社区护理、上门服务、参与健康教育活动及病人临终关怀等职责;公共卫生人员1人,主要承担传染病管理、计划免疫、妇女保健、精神卫生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等职责;辅助人员2人,由中医康复科和中医全科人员组成,主要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适宜中医技术;社区医务社工2~3人,主要由居委会相关人员和楼组长组成,承担联络员和助医员的角色,并在全科团队的支持下开展慢性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见图2。

3.1.3 工作模式:

(1)全科团队根据社区情况(一般5~6个居委会),每位全科医师(包括团队长)明确负责1~2个居委,在社区护士和社工的协助和支持下,以“块”为抓手,将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责任到人。(2)公卫人员采用“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抓条管块”的工作模式,每名公卫人员对应1~2名全科医生,指导、协助全科团队的工作。

3.2 全科医疗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全科医疗是一种由全科医生发起的“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主动服务,其最大特点是强调对当事人的“长期负责式照顾”[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速,居民疾病谱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4]。这就决定了社区全科医疗服务的重点对象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慢性病防治、肿瘤防治是社区预防保健工作的重心,对居民不良生活习惯进行社区干预是应该着手开展的重要工作;同时,在生活节奏加快、经济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精神病的患病率逐年增长[5],精神卫生工作也摆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日程上;另外,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认识也在改变,对社区内开展医疗、保健咨询、健康体检和健康宣教等持积极支持态度者逐渐增加,这些都是设置全科医疗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依据。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Delphi)法进行指标筛选。所选择的评估体系六大类一级指标是在借鉴国内外全科医疗的经验和本市市、区试点的基础上提出的。第一轮专家征询评估系统中主要用服务半径、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置覆盖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百分数、当日上门服务及时率以及开设应急呼叫系统等4个指标来评价城市社区全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专家认为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半经、所覆盖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百分数这2个指标应予剔除,这得益于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使社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得到显著提高。

全科医疗是一种持续性、综合性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现了全科医学的“全方位”、“立体化”,这不仅表现在服务对象、内容和范围的广泛,还表现在服务层面和手段的多样化。因此,评估体系中包括孕产妇系统管理率、1岁以内婴儿计免率、疫苗接种及时率、0~6岁儿童系统管理率、60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三级监护率、孤寡独居老人健康照顾率、高血压分级管理率、糖尿病病人管理率和恶性肿瘤访视率等指标。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显著提高[6],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影响了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造成大部分有限的卫生资源不得不用在维持患者晚期的、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因此,在专家征询中增加了已管理的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达标率、已管理的高血压病病人血压控制达标率等量化评价指标。同样,要实现全科医疗的持续性服务,还需要通过其他一些特定途径,如建立完整的健康档案和家庭保健合同等来充实。但是,结合我国国情,此类签约大多流于形式,因受卫生信息化建设滞后等因素制约,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条件,故专家征询建议剔除。

一个完善的全科医疗服务体系要求全科医生利用社区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卫生服务[7]。筛选出“医、护、防合作团队”、“全科医疗岗位责任制”、“会诊、双向转诊制”、“社区卫生服务志愿者队伍”等4个指标来对城市社区开展的全科医疗服务协调性进行评估。在建立一个城市社区全科医疗服务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它将来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支持网络和全科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如服务工作网络是否完善,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发展,社会满意度如何等。本研究筛选出“建立全科医疗服务工作网络”、“全科医护人员与社区居民数之比”和“全科医务人员岗位培训率”3个支持性指标,及“全科甲级病历符合率”、“家床甲级病历符合率”、“社区常见病防治知识掌握率”、“全科医疗服务的社会满意度”、“全科医疗工作登记齐全率”和“电化资料项目完整率”6个指标来评价全科医疗服务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

全科医疗评估指标的标准化,对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意义重大[8]。但是,本研究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以上海城市社区为背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予以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全科团队的工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平稳、有序过渡到“家庭医生责任制”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秉辉,主编.全科医学概论[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51-166.

[2]曾光.现代流行病学方法与应用德尔菲评价法[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4:250-270.

[3]杨秉辉.全科医学概论[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9.

[4]陈涛,宋佩秋,徐静罡,等.城市社区全科医疗过渡模式的探索[J].上海预防医学,2000,12(9):439-440.

[5]Michael Phillips,Jingxuan Zhang,Qichang Shi,et al.2001—2005年中国4省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治疗情况和相关残疾:一项流行病学调查[J].世界临床医学:柳叶刀中文版,2009,3(11):914-926.

[6]张军,马金妹,孙延斌,等.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现状和特点[J].现代预防医学,2003,30(6):832-833.

[7]叶旭晨,孙希昌.培养中国特色全科医生发展社区全科医疗服务模式[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7,2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