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通用3篇）
《红色中华》 篇1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些坚持理想和信念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 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同伴的尸体”, 又投入到了武装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自“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也相继爆发。起义成功之处, 迅速建立起了红色苏维埃政权。从1927年秋天到1928年,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起了大小根据地15个。为了更好地发动民众、凝聚人心、团结力量, 各个根据地都办起了自己的报刊。据统计大约有100多种, 其中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34种[1], 是红色报刊发展最为迅速而又集中的地区。
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为了更好地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 12月11日, 由红色中华通讯社创办了《红色中华》报。这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 实际上起着中央党政机关报的作用。第一任主笔周以栗, 继任负责人先后有王观澜、杨尚昆、谢然之、瞿秋白、任质斌等, 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该报为铅印四开报纸, 平时出4-6版, 有时增至8-10版。初为周刊, 49期起改为三日刊, 148期起改出双日刊。发行量初期仅数千份, 后最多时增至4万份, 超过了当时国统区有名的《大公报》发行数。《红色中华》先后辟有社论、要闻、专电, 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专栏[2]。发行对象主要是中央苏区军民, 发行方法主要靠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 也有零售发行。在国民党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艰难岁月里, 《红色中华》成为党进行战时舆论宣传, 动员人民投入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的重要武器, 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也走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坎坷之路。
二
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高度紧张和戒备。1933年2月, 蒋介石调集了40万兵力, 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并采取“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总体战”方针。蒋介石曾训示:“将匪区严密封锁, 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以后对匪区封锁的种种方法, 一定要密切实行, 这一点比和匪区作战还重要。”[3]在蒋介石的指令下, 国民党政府在与苏区相通之关津卡隘, 水陆要道, 均成立“封锁办事处”, 断绝一切物资流入苏区。与苏区相邻的群众, 则依靠保甲制度, 对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按人头计划供应。蒋介石企图用扼杀苏区经济, 配合军事围剿来消灭红军。年轻的红色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挽救危局, 《红色中华》报从多方面动员人民群众投入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 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熬盐方法、力行勤俭节约、整顿财政工作、开垦荒地荒田等宣传活动。还以“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红军等着粮食吃”等口号, 发起了一场“节省开支, 认购公债, 筹措战争经费, 支援红军”的运动。为了及时通报各地开展这项运动的成绩, 还特地开辟了《经济动员统计》一栏, 每三天公布一次节省和认购公债的统计数字, 以推动运动的发展。到1933年9月, 所提出的节省和认购计划全部实现。在动员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贡献力量的过程中, 《红色中华》报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搞好廉政建设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红色中华》直接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具在反腐败中的监督作用。《红色中华》于第13期始设“突击队”栏目, 后来更名为“铁棍”、“铁锤”、“铁帚”, 刊登了不少文字犀利的批评性稿件, 还有一个栏目干脆叫“可耻的黑板”, 专门揭露各种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如《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一文曝光了江西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分局铺张浪费现象:“做一面旗就花了9块多大洋, 两根手枪丝带用了1.24元, 买日历一买十本, 用去3块多大洋, 一个月点洋烛就点了30包。”1934年3月8日, 《红色中华》发表《检举于都县营私贪污官僚》一文, 指出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 以权谋私, 挪用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包庇熊仙壁, 拉股经商, 谋取私利;县苏维埃军事部长刘个祥等冒领、贪污公款410元, 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对于中央机关的贪污腐化现象, 《红色中华》的揭露也毫不留情。中央互济会财务部长谢开松的贪污案, 就是由该报揭露出来的。1934年3月27日, 《红色中华》于第167期发表了《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一文, 披露“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三部;被检举的分子, 会计科长与科员10个, 管理科长及科员8个, 总务处长3个, 司务长4个。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元6角6分……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29人, 开除工作的3人, 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 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 给严重警告的2人, 警告的4人。”这类公开报道对当时党和政府工作中的腐败、渎职的行为, 起到很好的遏制作用。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和野蛮暴行, 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殊死抗争。围绕反“围剿”和准备反“围剿”, 《红色中华》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报道。主要有: (1) 宣传抗敌壮举。其中《赤色战士通讯》和《革命的捷报》专栏刊登了许多红军重大战斗经过的通讯。很多通讯的作者, 既是前线的战士, 又是战地记者。他们一面持枪杀敌, 一面挥笔写稿, 写出来的稿件很真实, 所以很受红军指战员的欢迎。 (2) 揭露敌方暴行。如《惊人!广昌的白色恐怖》、《国民党军阀暴行的写真———烧杀政策》等报道真实地展示了国民党军占领下民众的悲惨境地。 (3) 宣传“扩红”运动。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 红军伤亡惨重。为配合临时中央开展的“扩红”运动, 《红色中华》报多次集中版面予以报导。如1934年5月, 临时中央决定在三个月内扩大红军五万名《红色中华》报派出记者, 从7月7日开始对这一活动做了追踪报道, 扩红突破六万余人。虽然不能说这样的结果完全是《红色中华》报舆论宣传的效果所带来的, 但它所营造的特有的气氛及所产生的激励作用, 是其他途径难以替代的。
当然, 由于《红色中华》报创办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月, 中间又经历了王明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 所以在它身上也就难免带上了一些不正确宣传的印记。如曾一度宣传过“武装保卫苏联”、“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一些“左”倾错误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 一味宣传“两个拳头打人”、“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等军事冒险主义政策;在报道战况时, 只讲胜利, 不讲敌情, 鼓动不断出击。据任质斌回忆, 由于当时“散布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主义‘左’的错误路线, 对革命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不好的影响。”[4]
三
1934年10月,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红军主力被迫撤出苏区, 开始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长征是秘密进行的军事行动, 《红色中华》上没有进行任何报道。长征前, 《红色中华》报社原有五个编委委员, 即瞿秋白、任质斌、徐明正、谢然之、韩进。长征时, 任质斌、徐明正跟随部队一起出发, 谢然之兼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 被安排在附近农村养病, 不久便投靠了国民党。《红色中华》报的编委实际上只剩下瞿秋白和韩进两人。他们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 带领着编印人员在敌后坚持出版数十期, 直到1935年1月瞿秋白不幸被俘后停刊。
1935年11月, 《红色中华》在陕北瓦窑堡复刊, 由于当时中央机关失去了与江西苏区的联系, 不知道瞿秋白等同志继续出版《红色中华》的情况, 因而复刊号为241期, 连接长征前的期码。此时, 蒋介石正调集中央军及陕、甘、宁、晋、绥五省的军阀部队, 分五路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而红军总人数不超过四万。虽然这时《红色中华》的物质条件、采编力量及版面印刷都不如中央苏区, 只是一份油印四开两版的小报, 但却在红色中华通讯社的配合下迅速开展了“扩红”宣传, 从1936年1月至7月, 相继发表有关组织和动员文章100多篇。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在宣传中既注意到动员群众积极参加红军, 同时又用较多的篇幅号召群众做好优红工作, 及时宣传苏区优红政策。如:1935年12月26日, 该报发表了《红色战士又多了一重保证, 抚恤委员会成立了》, 报道了政府对红军的抚恤办法, 同期还配发了《秀延第六区热烈慰劳红军》的消息。这类报道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激发了群众参军的积极性。经过《红色中华》的宣传动员, 以及陕甘苏区各级组织的努力,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 扩大红军7000多人, 并在地方上组建起赤卫队, 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
在突出“扩红”重点的同时, 《红色中华》还围绕着红军东征、西征、动员群众开展春耕生产以及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报道。当时报社的工作人员既要组织、编辑稿件, 又要外出采访。任质斌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油印科忙不过来时, 西北办事处的总务处长黄祖炎同志就亲自参加刻写钢板。”[5]其任务之繁重、工作之紧张, 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国内“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国民党内部也动荡不定。面对时局变化, 《红色中华》报把宣传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主张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而中央又没有对《红色中华》报给予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该报也能以机动灵活的方式对党的政策进行准确的宣传。1936年9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将以往“抗日反蒋”政策改为“逼蒋抗日”, 《红色中华》报在所有的文章和宣传报道中都取消了对蒋介石的斥骂, 不再称之为“卖国贼”;在报道有关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消息时, 也基本上不再采用以往那种“改编”国统区报纸上消息的做法。如在对日军侵略绥远、策动福建自治军事件进行报道时, 均直接采用国统区报纸的消息, 并标有“白区报载”的消息头。这种方法既扩大了信息来源, 又增强了客观真实性。另外, 在有关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报道中, 既有关于红军抗日先遣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消息, 也客观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内蒙、绥远等地抗击日寇进犯, 取得胜利的消息。上述做法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第二天, 《红色中华》报就用醒目的标题发表了《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的文章, 如实报道这一事变的经过, 分析其发生的原因, 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行动。同时, 为了避免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 该报还对张、杨的三点要求、八项主张作了详细报道。后经多方努力, 蒋介石勉强接受了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 遂调兵遣将, 以大兵威逼西安。面对这一严峻局势, 《红色中华》于1937年1月16日在头版显著位置, 连发两条消息:《内战形势甚严重南京准备向西安进攻》、《南京将以飞机二百架轰炸西安一带》, 详细描述了南京在西安附近的庞大军事力量和向西安进逼的军事布置, 同时还配发社论《为和平为停止内战而奋斗》, 要求蒋介石遵守离西安时“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的允诺。南京方面扣留张学良, 逼走杨虎城, 撤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主要将领的职务, 兵发西安等倒行逆施, 使西安方面义愤填膺, 同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呼声响彻军营。面对南京和西安如此尖锐的军事对峙, 《红色中华》在宣传报道中一再告诫南京政府应从大局着想, “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应采取爱护政策, 万不可以兵力相强迫, 否则人心不服军心亦不服”。同时, 反复分析时局, 向西安方面怒不可遏的将士们指出, 应相信中央军中大部分人是不愿打内战的, 要看到和平并非没有一线生机。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南京、西安军事对垒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由国内战争转变为全民的抗日战争阶段, 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业已成熟。1937年1月29日, 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共联合抗日的需要, 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停刊而改出《新中华报》。至此, 《红色中华》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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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 篇2
为了迎接党十八大的召开，重温党史，唤起青年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祖国未来的热情，11月7日下午1:30在讲堂群203，举办了由大学生科协主办，管理学院科协、电气学院科协、汽车学院科协承办的主题为“血色中华，红色记忆”的学术大讲堂活动。由马克思学院的堵晓东教授为我们倾情讲述了党的奋斗史及当今严峻的形势。
在一段激昂的音乐声中，大屏幕上展示了党史上重大的事件及表现当今青年的爱国热情的图片，“血色中华，红色记忆”讲座拉开了帷幕。主持人介绍后，堵晓东教授在热烈的鼓掌声中开始了演讲。堵晓东老师首先讲了党的发展历程，从1921党的成立，到抗日、解放战争、1949年建国，到发展阶段；接着提到了 党的一些会议：一大、八七会议等，着重说了两次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然后介绍了党的三个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开天辟地、周恩来--感天动地、邓小平：翻天覆地。讲到周总理时总理的感人事迹和老师激动的情绪深深感染了现场的同学。之后老师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我们要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如何看待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问题上，堵晓东教授指出一个是我们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另外也有个人问题，重要的是我党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补救错误，勇于开拓创新，走改革开放之路，才使我中华民族不断崛起。然后堵教授又分析了十八大召开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美国的压制、钓鱼岛问题、国内贫富差距、政治体制改革艰难等等，指出中国发展正值改革艰难阶段。最后堵教授表达了对青年好好努力为祖国强大做贡献的期望和希望拥有美好未来的美好祝愿。现场同学认真听讲，深受鼓舞。
经过精心策划，活动很成功。本次讲座让同学们对党史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堵晓东教授对党史的激情演讲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并学习到了做事要务实、勇于承担、勇于创新改革，还要有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心态。通过对现在内外形势的分析使同学们认识到我们发展的道路还很艰难要有忧患意识，也激起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然而活动也存在一些不足，因为到场人数多教授开讲后不好维持秩序，导致讲座的开始后有同学小声说话，以后应提前做好类似情况的应对工作。而活动过程中由于时间关系最后的互动环节取消，中间也缺少互动，不利于调动现场同学的积极性。本次活动总体来说举办的十分成功，因此可以适当多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红色中华》 篇3
《红色中华》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作为一份机关报,《红色中华》主要设有要闻、中央苏区文告、专载、苏区建设、突击队等栏目,其报道内容主要包括工农红军运动、苏区建设、苏区人民文化生活、国内国际新闻、时评及社会调查等。诞生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之后、第四次“围剿”之前,《红色中华》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苏区人民加入红军投入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党的重要宣传武器和工具。
“扩红”运动指的是扩大正规红军的运动。虽然红军在国民党的前三次“围剿”中都“突围”成功,可是胜利的同时,红军自身也伤亡惨重,军事力量在慢慢衰减,随着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马上到来,整个苏区所处的战争环境越来越险恶,不断增加红军力量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从1932年春开始,党和苏区政府在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先后三次在苏区开展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快速增长了中央苏区的军队数量。仅赣南地区就组织动员了33万余名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二、《红色中华》的宣传策略
(一)多用宣传标语、口号,重视发挥报纸的鼓动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期,列宁的报刊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其中一个对报纸的著名论断更是被广泛流传开来,即“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到了1933年,列宁的办报思想已经在赣南苏区十分普及,其对报纸的论断甚至成为苏区红军办好报纸的响亮口号。《红色中华》的办报实践就是在践行报纸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功能,在“扩红”运动中,报纸中刊登的动员百姓加入红军的标语、口号发挥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从1933年2月起,宣传标语和口号开始成为《红色中华》内容设置和版面安排的一部分。这些标语和口号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面非常广,但都是对报纸主要内容、思想以及中央苏区工作的配合。“扩红”运动时期,《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都是围绕着扩大红军数量这一主题来宣传的。例如:“扩大红军!突击突击再突击!”“努力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迅速全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扩大三万红军上前线去!迎接新的决战,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些标语口号大多都是简单明了,易于朗读识记,而且在语句的选择中也注重多使用简短的祈使句和感叹号,在感情上增加了苏区人民对标语口号的认同,加大了宣传。
(二)考虑受众,语言通俗易懂,常用客家话
1949年,美国学者贝雷尔森在其论文《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中总结了人们对报纸的六种主要利用形态——获得外界消息、日常生活的工具、休憩、获得社会威信、社交和读报本身的目的化。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还十分低,当时又是处于国民党的封锁中,对报纸最主要的利用形态就是获得外界信息。《红色中华》正好满足了苏区人民的这一需求,从苏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和风土人情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刊发符合苏区人民口味的新闻稿件,提高了苏区群众对红军的认同感。
在中央苏区,不识字、未开化的农民占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十分少,因此即使苏区有了报纸,人们能够接触到媒介,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人们并不能读懂报纸。《红色中华》针对这一问题,决定尽可能多地使用通俗化的、人们看得懂的语言来刊登新闻信息。在“扩红”运动中,口语化、通俗化、形象化的新闻稿件层出不穷,用群众的形式,让群众看了能懂、看了有味,拉近了红军和群众的距离。比如说“白军拖枪来加入红军”就十分生动形象。与此同时,新闻报道的标题也同样浅显醒目、好懂易记。如第195期的报道《勇敢坚决当红军:坚决上前线在,宁愿不要老婆!》,第236期的报道《儿子宣传父亲;父亲带领儿子;叔叔鼓励侄子》。
当时中央苏区所处区域大部分都位于赣南和闽西,这里的群众方言大部分都属于客家方言,为了使人们产生亲切感,《红色中华》的很多稿件都夹杂着当地人民所熟知的客家方言和习语,语言十分朴实、接地气。比如“莫什么”“地主婆”“格是涯妇女子”“人公子”“涯简多年纪”“自我个子”等客家方言都出现在了《红色中华》中。
(三)诉诸感情
根据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的观点,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群体成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文化背景,具有“我们”的意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庞勒曾经说过,群体中成员的感情和思想都会转向同一个方向,群体成员的感情和行动会传染,成员个性会被削弱,群体成员会形成一种群体心理,这种失去了个性的群体心理会造成群体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群体成员的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却很小。因此,在群体中,诉诸感情的动员比理性动员更佳。
中央苏区是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因此也会产生群体的无意识。对于《红色中华》关于“扩红”运动的宣传,相比理性动员,诉诸感情似乎来得更容易、更有效果。如第213期第2版的文章《可恨父母生我们太迟,列宁小学学生慰劳红军优待红属的热忱,请经军指战员不要顾念家庭》,是一封来自赣南苏区兴国县一所小学学生的来信,信中情真意切地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这种的战斗情况下,可恨我们的年纪太小,体力有限,不能立刻地与你们同在一起消灭共同的敌人,确实在可恨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太迟。啊,好啊!同志们,我们的年纪虽然小,却要切实将我们应有的职责负担起来……尽量节省粮食来供给你们,团结我们的广大的儿童团来帮助你们家属牧牛呀,看水呀,拔草砍柴呀,拾肥料呀,以小小的劳力来优待你们……同志们赶快啊!多捉几十个白军师长,解到后方来,给我们耍耍吧!我们在此立待你们的胜利捷音啊……”这封信情意浓浓,充分表达了苏区儿童对红军的热爱之情以及希望加入红军抗击敌人的迫切之情。通过情感的释放,感动了苏区无数的百姓,有效地动员了人们加入红军。
(四)做好把关,有选择地发布新闻报道
“把关人”理论告诉我们,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而是一个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只有那些符合传媒组织立场、方针和利益的新闻或信息才能通过这道关口,和受众“见面”。
《红色中华》在围绕“扩红”这一主题的报道中,对新闻素材的内容、发布时机、排版区域也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相应的标准来选择的。那些符合中央苏区利益的稿件能够被报道出来,而有损红军形象的稿件要么被过滤掉,要么就被区别对待,从发布时机和编排区域上下功夫,尽量使稿件对红军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比如,在处理一些对苏区战局或政局不利的新闻素材中,《红色中华》常用的方式就是“抵消”,即将一条对苏区不利的消息隐瞒一段时间,待有好消息的时候将其一并发出去,抵消其给群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时也会通过报道敌方的坏消息来增加己方信心,缓解人们的压力,如《日益动摇的白军士兵》《广昌白军又有一批携械投诚》《福建十九路军散兵纷纷投入红军》等报道。
(五)警钟效果
警钟效果就是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使人们的态度和行动发生变化。“敲警钟”具有双重功效:一是它通过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以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对传播内容特别关注;二是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以促使人们迅速采取应对行动。《红色中华》通过摆事实的方式揭露了国民党军阀的暴行,让人们知道国民党军阀的残暴,使人们形成一种恐惧心理——害怕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使苏区民不聊生。基于这种心理,很多苏区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纷纷参加红军。
比如,在第67期第4版的通讯《国民党军阀暴行的写真——烧杀政策》中写道:“上次白军进到苏区的时间不过一晚,虽然来不及进行很多的欺骗,以及烧尽房屋,杀尽壮丁,但他的残酷面具,在‘同志!不要紧,不要走’的呼声之后,立即就暴露无遗。如长阪区的社坑、黄沙、开元和潘家渡等地的粮食,被其完全奴掠。社坑的房屋以及洽村,潘家渡、罗防、四金、辽破一带数十里的山林都被烧尽。社坑等地,特别是潘家渡附近,耕牛牲畜都被其掳掠一空。甘竹、罗防、白舍等地被捉去数十百逃不及的群众,惨遭毒打,生死不明。许多逃不及的老年妇女,被其奸淫,这一切完全证明了国民党的残暴,撕破了国民党欺骗民众的假面具。群众说要不是红军来得快,我们的身家性命不知如何结果呢?”——残忍的现实,揭露了国民党军阀的丑恶,给苏区人民敲响警钟——选择了国民党就等于是选择了黑暗,再不反抗我们就要被国民党军阀消灭了,使群众更加死心塌地地跟着红军干革命。
(六)典型报道,发挥榜样的力量
在新闻宣传中,报道中的典型,经过深入的挖掘,既有鲜明个性,又不背离事实,它可以引导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极具宣传效应。
在《红色中华》中,关于“扩红”的典型报道并不少见。如人物典型报道《扩大红军的模范领导者吴昌海同志》和典型县的报道《扩大红军的模范县》,还有《热情充溢的兴国慰劳队》《扩大红军的模范》《闽省木船工会扩大红军》等各种各样的典型,这种极具宣传力度的典型报道,在《红色中华》中基本上都是在头版头条刊发,而且篇幅大、字号大,用典型动员苏区群众、用典型倡导“扩红”在苏区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七)意见领袖、权威人物引导舆论
意见领袖指的是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和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传播学认为,信源的性质能够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意见领袖和权威人物作为公众的信源之一,在引导舆论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红色中华》经常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除了报道领导人的讲话,《红色中华》还经常刊登政治领袖和中央各部负责人撰写的社论,其中为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张闻天的社论最多。除了张闻天,还有陈潭秋、博古、王观澜、李维汉等人都曾为《红色中华》撰写过社论。适时地刊登政治领袖的讲话和社论,可以有效地引导舆论,让苏区群众了解当前形势,了解共产党的“扩红”运动。
三、结语
作为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报的先行者,《红色中华》在宣传策略上的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报纸中醒目的标语口号践行了列宁对报纸功能的阐释;通过了解受众的情况灵活运用各类新闻素材,满足了受众的需求;把握受众情感和心理,以情动人和“敲警钟”并举,增加了报纸动员力;灵活组织新闻信息,做好把关,多用典型报道,保证了报纸的舆论导向;通过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掌握了苏区的舆论风向。但是,其报道过于宣传化,有时候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只能是在当时苏区所处的特殊环境的一种特殊做法,在当代我们则需引以为戒。
摘要：《红色中华》作为在我国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诞生在中央苏区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对蒋介石马上到来的第四次“围剿”,在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物质匮乏的环境下,《红色中华》在“扩红”运动中充分发挥了组织、宣传、鼓动的作用,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了苏区红军的数量,为苏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色中华》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业绩?这和它合理的宣传策略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红色中华》,宣传策略,“扩红”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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