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色”（精选12篇）
新“红色” 篇1
前言
随着延安市的能源资源的耗尽, 延安市的第三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延安市寻找替代产业的一个很好选择, 延安是我们伟大开国领袖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座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 他是我党在最艰难的13年重新踏入正规的关键, 因此, 延安发展红色体育旅游有其特色的优势。延安人民的淳朴自古以来具有特色的旅游风景线, 在先秦时期安塞腰鼓就是这里的一项军事运动。这给这座红色资源丰富的城市有一项具有潜力的资源。红色体育旅游的开发, 是延安在旅游业独树一帜的重要筹码, 也是他改变这里的人们的重要手段和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红色体育旅游能够给我国的旅游业一个新视角看发展的先例。
1. 红色体育旅游的依托
延安是陕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重心, 他也是陕北特色旅游的重心, 陕北地区的比较有韵味的特色旅游包括陕北大秧歌、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龙猎鼓、志丹扇鼓、跑旱船、跑驴、高跷、矮跷、转九曲、拔桩等民俗体育活动。其中作为陕北最具特色的民俗运动——安塞腰鼓, 是陕北、陕西乃至整个西北最著名的民间艺术, 是陕北黄土高原一枝独特的民间艺术奇葩。是民间群众自娱自乐的舞蹈活动, 常由一群地地道道的农民表演, 让许多从事舞蹈艺术的艺人们叹为观止。同时陕北秧歌也是陕北的特色民俗运动能个, 是流传于陕北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舞蹈。它主要分布在陕西榆林、延安等地, 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2. 红色体育旅游的资源依托
延安地处三山两河之间, 其中有著名的革命圣地没命之称。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传统体育项目。已知的红色旅游资源有300多处, 仅仅延安城区一处就有168个景点。加上我国伟大的毛主席在延安有过13年的抗战经历, 这使得延安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红色政治色彩, 地理上的缺陷, 使得这里的勤劳人民对于自己的娱乐活动一点也不吝啬。他们的传统体育活动有很多事先秦时期的古老运动。
3. 红色体育旅游的潜在客户分析
调查对象主要以景区游客为主。以十月一和五月一为例, 来延安旅游的多是年龄在50虽以上的老年人, 这些人多是有红色情节, 再就是多以学生为主, 既包括学校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 又有党团活动教学等, 这些多是红色体育旅游的主要潜在客户。
4. 延安红色体育旅游的现状
通过对有关信息的整理, 我们发现在延安的红色体育旅游中, 游客对于红色体育旅游喜爱程度是很高的, 其中非常喜欢的占43%, 喜欢的占51%, 不喜欢的只有4%, 还有2%的不清楚。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知道, 在2008年之后, 安塞腰鼓已经成为了陕北的代表红色体育运动, 大多数的游客都希望能够看到安塞腰鼓的表演。可是由于延安红色体育发展的现状, 各类的红色体育运动不能很好的呈现在游客面前, 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红色体育旅游过程中, 有很多的旅游景点多是现修现卖, 基本没有红色体育旅游的发展去在里面, 即使是保卫战实景表演上也是以表演为主, 参与基本没有, 这对于红色体育旅游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 日常的陕北体育活动多已经失传, 再就是只在逢年过节期间才有表演, 这对于一些出来旅游的游客来说, 是很难见到的。陕北民俗体育在游客心中的调查得知, 96.84%的游客认为它是民间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 92.63%的游客认为它是陕北百姓日常生活的娱乐项目等。仅有44.47﹪的游客认为它是一种民间的体育活动。
5. 游客对延安红色体育旅游的建议
红色体育旅游是延安市的一个新兴的项目, 自然游客对于旅游项目的设置种类还有一定的疑问, 并且在红色旅游和体育运动的结合上, 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例如在保卫战的实景演示上, 很多的游客抱怨不能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虽然影像很逼真, 但是在体育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过多的游客还反映在红色体育旅游过程中, 对于游客的表演也没有专业的队伍, 多是在旅游过程中一些有绝活的老艺人的表演, 这些艺人多是为了挣钱糊口, 因此, 已经摒弃了很多传统的表演手法。他们觉得民俗体育活动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 这些活动展示的是我们本民族、本地区的生活文化习俗, 如果能多举行一些民俗或是民族体育运动会, 这样可以把民族的东西展现给世界, 也可以让自己的文化在年轻的一代中的到很好的传承。
6. 结论
6.1 延安红色旅游与民俗体育旅游融合开发可行。
6.2 政府对延安民俗体育旅游的的宣传力度不够。
6.3 旅游部门对延安红色旅游资源和民俗体育资源, 的开发程度还不够, 资源利用的相对较单一, 没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开发, 形成一种自己所特有的旅游产业。
6.4 民俗体育活动表演的人才相对匮乏, 缺乏专业的表演人群和组织者。
6.5 景区游客对民俗体育的参与活动少, 兴趣度不高。
摘要：“红色体育旅游”又可以分开称为“红色旅游”和“民俗体育旅游”。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对延安红色体育旅游进行研究, 结合延安旅游发展现状和传统体育运动现状, 了解其中面临发展, 所出现的问题以及在新视角对延安红色旅游进行重新定义, 从而对体育旅游的可行性发展进行评估, 最终为老区的红色体育旅游事业的建立提供理论的思想。
关键词：延安,红色体育旅游,新视角,可行性
参考文献
[1]程莉娜, 付东华, 丁雪峰, 彭琴.延安红色旅游及其创新开发的思考[J].小城镇旅游, 2005.12:85-87.
[2]牟善武等.揭示“大跃进”对我国体育的影响[J].当代体育科技, 2014 (22) .
[3]谭曙辉, 喻彩霞, 张河清.红色景区体育旅游开发构想[J].科技咨询导报, 2007:100-101.
[4]姚洁.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性开发的战略思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6.4:18-20.
新“红色” 篇2
“红色经典”具有巨大的震撼力，深刻的感染力、长久的美学价值，也不断得到出版界的关注与读者的欣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红色经典”的阅读还在延伸，“红色经典”的出版也还在延伸。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仍在重组与再版。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重点图书选题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套书被冠以“红色经典”出版：一是解放军出版社的“红色战争经典”长篇小说系列丛书；二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红色经典连环画库·革命英雄谱”，三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少年红色经典”（１０册）。曾经出版过不少“红色经典”作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也推出了著名作家王朝柱的新作《解放》和《新中国海战档案》、《红色记忆》等书，把红色作品的创作拓展到了大型电视剧文学剧本与纪实文学的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的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亮剑》也都是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新作。这些文学新作视野更为广阔，内容更为真实，人物的塑造更为丰满，富于人性、人情味。在歌颂英雄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的不足与弱点，既写他们的成功，也写他们的苦难，得到当代读者的广泛好评与追捧。这些新作是否会成为“红色经典”还需要读者的评判、研究者的认可，可以预期，不仅“红色经典”的创作还在延伸，对“红色经典”的评论与研究，也会更加深入。
○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讲起“红色经典”图书，不由得就想起长篇小说《红岩》，到２００７年已经出版４６年了，印刷了６８次，总印数超过了１０００万册，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长期热销不衰，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作品。
为什么《红岩》的影响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这么深远？为什么四十多年热销不衰？这正是“红色经典”图书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质决定的。
《红岩》是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出版的，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指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一问世，书中革命烈士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就深深地感染着、激动着青少年读者，引导着广大读者以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为榜样，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从饥饿的困境中，从低迷消沉的状态中走出来，勇敢地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１９６２年的中秋节，全国青联在北海公园举行联谊活动，当时《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正在北京，应邀参加联谊会。我作为中青社的代表陪同他前往。在白塔下优美秀丽的漪澜堂内，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紧紧握着罗广斌的手，动情地说：“你们写了一部《红
岩》，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己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在当前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你们出版的《红岩》，以出色的描写、感人的事迹，吸引了广大青年读者，以革命烈士的高尚品格和牺牲精神，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使人们从关心自身的热量，到树立乐观的信心，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战胜困难。《红岩》对社会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部好小说的作用。”耀邦在讲这段话时，是很动情的，他的估计是对的，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红岩》已经印了３００多万册。
在庆祝建党的八十周年的前前后后，《红岩》又一次以它的重大题材，严肃主题，深刻内涵，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这部曾向几代人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长篇小说，在振奋民族精神，在激发爱国热情，在培育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和热爱上，在促进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上，仍然有巨大的潜能。于是《红岩》又一次摆在书店的专柜上，《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又一次在北京、重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红岩》又一次成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热销图书。
四十多年来，从《红岩》的存在和发展来看，《红岩》是和革命先烈的气节和情操、形象和事迹，和党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这是《红岩》一书的特性，也是“红色经典”图书的特性。正因此，无论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无论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还是当前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提倡国民素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之时。《红岩》一直在有效地发挥着扶正祛邪，发扬浩然正气，保持革命气节，爱党、爱国、爱我中华的先进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红岩》问世那天开始，四十多年来，《红岩》始终是坚立在社会主义文学阵地上的一块光彩四射的艺术丰碑。一代代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读者，始终在阅读《红岩》。《红岩》在市场上，在读者群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潘国彦（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审）
都梁写的小说《亮剑》，主人公李云龙是一生都在血与火中搏斗的名将。他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了“文革”的内斗中，令人掩卷长叹。电视连续剧《亮剑》，吸收了书中的精华，将全剧定格在蓄势待发的高级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李云龙对“亮剑”精神的报告使人热血沸腾。“亮剑”精神成了当代军魂的标志，令人崇敬，令人感佩！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一个在部队的朋友认识了某干休所一位和“李云龙”有着相似经历的老将军。
从都梁的书中算了一下李云龙的年龄，他１９２７年参加红军，就说当年他１４岁，到２００７年他也有９４岁了，还能健在吗？
小说中田雨的父亲田墨轩是爱国知识分子，因敢于直言中国需要法治而在１９５７年被错划成“极右分子”，最后惨死在东北劳改农场。田雨知书识礼的母亲被“划右”后在劳改农场得了精神病。电视剧改得好，被改编成老知识分子与军人李云龙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了冲突，最后田父还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依然敢于诤言，这样处理比较好。老将军认为，原书中对“老九”下场的描写有点过。原作写于１９９９年，而电视剧完成于２００６年，剧情改了，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重新解构，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采访即将结束，老将军激动地翻开小说《亮剑》说：“李云龙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就是亮剑精神！这不但是我们的军魂，也应该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有了这种精神，面对任何困难都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现在虽然是和平时期，但海外强敌亡我之心不死，‘台独’分子阴谋分裂中国之心不死，我们决不能丢掉亮剑精神！”
最近网上有文章指出：“目前国内之所以兴起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其主要因
素是着眼与挖掘其中的经济效益。就拿《红色娘子军》的改编来说，虽然有人为这部要打造成‘偶像剧’的作品辩解——吴琼花再革命也是女人，洪常青再神奇也是男人嘛，打土豪之余搂搂抱抱有什么不可？其实，谁都明白这样做的‘醉翁之意’。这些改编后的红色剧假如还能称为‘经典’的话，恐怕也不是‘红色经典’，而是‘粉色经典’或‘桃色经典’了。”
对这种说法，郭小东回应道：“改编了就不再是原来的。可以讨论，但不必扼杀。难道容许‘戏说’历史，却不允许改编‘经典’？‘经典’由谁界定？文学史？文艺史家？读者？还是政府？界限在哪里？且不必去窥探改编的‘醉翁之意’。人性、艺术深度、票房都同等重要。难道还要回到‘红色时代’的政府拨款、计划制作、单位购票、组织观看的状况？”
对于改编的尺度，郭小东也强调：“不能离原来的故事太远。你只能在原来的故事里寻找被封闭阻塞没有释放却一定可以也应该打通的东西。而且红色经典在这些方面往往都规定得比较完善，明确，纯粹。正因为原来的这种定位，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打开的可能性。”
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
我不赞成改编。一方面，说一句重一点的话：靠改编经典并不能够成为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之所以称为经典，因为它们已经很精致，又何必靠层出不穷的“改编”拾人牙慧，借势出名呢？须知世界上生动的人和事是永远也写不完的，总是在别人的创作上下功夫并不是严肃的艺术行为。另一方面，任何经典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特别是“红色经典”，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人公是具备当时的时代标签的，尽管主人公也有男情女爱，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如果改编者根据商业考虑加入主观臆想的现代社会的感情纠葛，就会抹煞经典的思想性，红色经典就丧失经典的意义和语境了。其实，你可以创作出你自己的“李子荣”、“张子荣”，没有必要非要给“杨子荣”安插一个第三者，在经典名著上去“节外生枝”不可。
广州军区作家赵江——
我不喜欢改编热
首先，我的立场是：对于红色经典改编热，我不喜欢。但对于任何问题我不主张“一刀切”。我们在深刻认识红色经典改编热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的积极意义。现代年轻人价值观是多元的，一些改编剧将历史英雄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加入现代多元人性成分，能够让这些红色经典不再被束之高阁，而重新获得现代年轻人的关注和共鸣，从这一点上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从艺术的角度讲，红色经典并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圣经》每个人的理解还有不同，何况是并不完美的红色经典？但要注意的是，改编者的出发点应该摆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角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引导人民群众爱国、爱党，尊重民族文化传统，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艺术效果。
“红色经典”，一般意义上是指产生于或者反映中国革命年代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广义上包括文学、影视、音乐及舞台剧，狭义上指文学作品，特别地，指代“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红色经典的另类新变 篇3
电影改编的方式分为六种：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复合。①《智取威虎山》按照粗略上的划分，应该属于移植，但是又略有不同。移植是将与电影容量相近的文学作品直接挪移过来，对原作中的人物和情节、主题较少做明显的改动，可是这部电影中除了基本的情节走向没有太大的变动，在人物的塑造，戏份安排，情感关系的设定上都更为迎合现代人的口味，淡化了政治因素，将整部影片变成了一个孤胆英雄智斗悍匪的传奇故事。
杨子荣的人物设定延续了徐克一贯的风格，亦正亦邪。定位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普通人物身上，勇敢智慧也带着一些瑕疵的抗日英雄，样板戏中模板式的人物鲜活起来，会唱二人转，说话带着土匪的流气。比如杨子荣和土匪老八并排蹲在雪地里拉屎的一场戏里，高大伟岸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都随着这个带点调侃幽默的场景远去了，相当接地气，完全摆脱了僵化的样板戏人物痕迹。除此之外，杨子荣的装扮设计，也加强了老一辈观众对影片的认同度。人物第一次亮相，一身皮袄，一脸络腮胡，浓厚的眼影，配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②等台词，都刻有鲜明浓厚的京剧戏曲美学印记，表现了导演对于中国京剧文化的尊重，和对原作的传承，让拥有红色记忆的观众倍感亲切。
而“青莲”这个人物，其原型是小说中“蝴蝶迷”一角，在徐克的改编里，她的身份设定发生转变，从一个老实善良的农村妇女变成了带着脂粉气的妖娆女人，可正是这种角色的颠覆，影片的感情戏份才充满张力，也满足了年轻一辈对于影片感情戏的需求。她为求报复，以色祸匪，制造内部矛盾，又在得知孩子消息后，重燃希望，计划逃走，都展现了人物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座山雕对她变态的控制欲，土匪老四对她表现出的性欲爱恋，也隐晦的表现了人最原始的需求和渴望。另一方面，青莲的加入，使这部男人戏十足的影片，平添了几分女人味，也为杨子荣这一人物形象增加了一丝市井烟火的柔情，更符合现代人的情感设定。杨子荣在深入匪窝传递情报时，找到马青莲这一情节设定，和最后为栓子救出母亲，杨子荣隐晦的打上了父亲和丈夫的角色标签，也为栓子和马青莲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结构。
可是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农村妇女在失去贞洁，绝望之际，怎会选择苟且偷生，想到以美色挑拨悍匪关系，还能识字，这些都是逻辑关系上的缺漏。
《智取威虎山》上映后虽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口碑却毁誉参半，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徐克在改编情节的逻辑性和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拿剿匪小分队来说，作为主要的群体表征，本应担负保护村庄的重任，与村庄建立有机的联系，却在与村民的关系设定上像是一个外来者。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守护关系是构建在小分队解救受难群众，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上的，可是影片拿掉了这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目的，小分队的保护职责也随之消解，自然不能与村民从内部情感上建立关系。《智取威虎山》和《一代宗师》同为香港导演拍摄的武侠片，可在角色塑造上功力大有不同。王家卫塑造的人物都有借鉴原型，武打动作也有根可溯，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进行人物的立体描绘和深度探究。比如宫二这个人物处处体现着内敛和暗喻的味道。将叶问推下又跳坐上楼梯微微一笑，是宫二常胜得意和对叶问发乎于情的爱恋开始；把父亲所赠象征幸福的戒指摘下，是宫二立誓入道，为父报仇的暗示。导演节制隐晦的讲述，让每一个镜头都包含人物内心情绪的变化，从不懂人情到埋爱于心，从初尝情爱到入道不嫁，从血刃仇人到吸毒而死，每一段人生经历的转换都有交待，丝丝入扣，完善人物的情感变化。而《智取威虎山》人物的性格塑造上，更多是流于表面，缺乏内心情感变化发展的表达。以座山雕为例，人物出场吊足观众胃口。第一次是只见雕不见脸，随后的几次出现也只有背影，和遮挡的半脸，直到影片进行50分钟，座山雕的真面貌才完整展现出来，极具神秘感。无论是土匪对他的崇拜还是借他人之口有关其事迹的描述，座山雕这个人几乎被神化，可是却出现蹲人墙角偷听谈话的场景，与人物性格自相矛盾，角色设定的完整度也被破坏，情节逻辑也行不通。土匪老大的人物设定，本身就自带凶残的特点，而对他这一特征的表现，仅仅只有用雕啄眼这一个场景，细节过于简单粗暴，导致人物扁平化而没有深度。《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和203的正义感表现得空洞而苍白，以座山雕为首的土匪的邪恶也没有具象化的展示，每个人物出现却缺乏存在的意义，削弱敌我双方对峙的紧张感，此消彼长的戏剧张力也随之消亡。
对照两部影片，人物刻画的深度与导演对所表现的时代的了解程度有一定关系，徐克生在于越南，长在香港，对中国那段历史有着不可跨越的疏离感，缺乏整体把握一个历史叙事的知识储备，又要实现影片内容时代的通变，将事件的政治意味淡化，让影片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很容易出现逻辑上的矛盾。
电影作为一门时空综合的艺术，与生俱来的商业性特征表明，电影创作必须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智取威虎山》虽然存在一些改编上的逻辑槽点，但却实现了红色经典的华丽变脸。它的成功说明，“变则通，通则久”③，只有在继承原著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与时代接轨，方得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汪流的《电影编剧学》
[2]《智取威虎山》台词
红色旅游营销与新媒体应用 篇4
(一)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杂志、电视、广播这传统的四大媒体而言,被称为“第五媒体”。新媒体通过一种动态体验的模式对旅游信息进行传播,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旅游信息的传播能力。
(二)在线旅游快速发展
中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2015世界互联网大会更是在中国乌镇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中提到,目前中国有6.7亿网民、413万多家网站,网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生活,这为在线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2014Q1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564.2亿,同比增长16.9%。2013年我国在线旅游渗透率仅为7.5%,低渗透率的背后是巨大的市场空间。
(三)在线红色旅游市场拓展
在线旅游市场的参与者日益增加,在线红色旅游的推广就成了不能忽视的问题。而现在我通过百度搜索关键词“红色旅游”,除了“中红网—红色旅游网”,“红色旅游台_央视网”这两个网站,第一页就只有“江西红色旅游网”是地区网站的链接,而且点进去也发现首页还停留在2011年的宣传活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线下平台转移到线上交易,使得越来越多的商家涌入在线旅游市场。湘潭在线红色旅游要想拓展市场,最快捷的方式便是与各在线旅游代理商合作,应用智慧旅游的手段提升旅游体验。
二、新媒体在红色旅游营销中的作用
新媒体的出现,促使营销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媒体营销以碎片化、精准性、互动性等特点和有事与消费者的沟通更加便捷并达到深入的传播效果。
(一)新媒体营销
基于新媒体的营销模式,是由宣传度向卷入度的一种改变。新媒体营销先通过分析特定产品的概念诉求与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消费者进行针对性心理引导的一种营销模式。这打破了传统的营销单纯追求 “覆盖量”的做法,精确的收集整理访问数据,更为精准、有效和节省时间。
(二)红色旅游营销应用新媒体的必要性
《2013 年全国红色旅游景区游客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出红色旅游以年轻游客为主体且成散客发展趋势。散客的话在选择旅游目的地和路线的时候大多都会先参考网上信息来辅助选择,所以在目的地选择这一方面更容易受新媒体的影响。
(三)红色旅游资源的新媒体应用
新媒体这个时代背景,营销传播和旅游品牌的塑造需要新的策略和方法。
1、在媒体平台加大信息的“分享”量,可以更好地给受众以直接感受和体验。湘潭红色旅游的发展可以通过游客游后在网络论坛中发布游记、照片而带动更多的旅游者前往。有旅游者对旅游产品或服务给出意见和建议时,建议设置专人给予积极的回复或解释。
2、新媒体发展下,红色旅游品牌形象传播可以采用隐性植入式传播策略。湘潭的红色旅游可以通过知名视频网站发布视频广告进行宣传推广。将一些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队活动情况摄录下来,经过编辑制作上传到知名视频网站开展营销活动。
三、红色旅游营销的区域合作与创新
(一)红色旅游区域合作
在区域合作方面,韶山加强了与中山、广安 “二十世纪三大伟人故里行”旅游产品线的建设与合作;通过整合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三大伟人故里红色旅游资源,推出湖南省韶山、花明楼、乌石伟人故里“红三角”经典旅游线路,这已经是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红色旅游区域合作品牌;湖南省旅游局推出了“毛泽东成长之路”旅游线路。
(二)红色旅游路线设计创新
在线旅游市场的核心是信息匹配效率的提升,我认为湘潭红色旅游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一点进行创新,在需求端,拓展红色旅游产品的受众面,打开下游市场空间。在供给端,大数据的利用将针对个性化需求进行私人定制。打破供需两端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后,根据消费者需求生产产品,根据消费者需求扩展渠道。
四、红色旅游创意营销方略
(一)旅游直销方略
国家近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及“中小学可按有关规定安排放春假;积极开展研学旅行,将研学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的重要载体;加大对红色旅游的建设力度”。这三点非常有利于湘潭的红色旅游。除此之外, 另一客源主体可锁定60岁以上老年人所代表的“银发”旅游消费群。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亿,相关资料显示,其中近70%的老人都有旅游的愿望和需求。这些老人身上大都带着鲜红的时代印记,重游伟人故里缅怀毛主席追忆峥嵘岁月,这一点是其他旅游不可比拟的。
(二)旅游产品动态创意营销方略
新“红色” 篇5
炽热的革命情怀和搞好苏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强烈信心、责任感鼓舞着我们，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激励着我们。
我和阿.朝都是鄂托克旗人，从小就听说过乌兰夫，高司令等革命前辈以及马良成，顾寿山等革命先烈的故事，这次有机会去实地考察学习，重温了革命历史，瞻仰了习仲勋、王震、乌兰夫等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
通过本次教育活动，学到了很多，收获也很多，充分领悟到“红色基因”的精神和真谛。下面我们就浅谈一下参加本次学习活动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一是要给后代传承学习革命先辈坚定理想、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就像马良成、顾寿山等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是来之不易的。当我们站在他们的纪念碑前怀念他们的英雄事迹时感到悲喜交集。悲的是他们没有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喜的是他们为党的事业，为鄂托克旗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受到了人民的尊重和爱戴。所以我们要传承他们的遗愿，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在实践中把这一理想和信念落实到我们关工工作上，努力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人，确保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二是要给后代传承学习革命先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中国革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团结一致，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学习革命先辈们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努力培养出时代新人。
刘丹丽 新“韩英”演绎红色经典 篇6
她以甜美圆润的声音、浓郁的荆风楚韵完成了大段的独唱和二重唱，赢得了观众的心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耳熟能详的经典歌剧选段唱响，荡气回肠，赢得一片喝彩。全场观众和演员一起齐唱，领唱的就是中共十八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的第三代扮演者刘丹丽。
红色经典的排练中由C晋A
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排于1958年，1959年作为湖北省向国庆10周年献礼剧目首次进京演出，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的动人旋律深深铭刻在几代中国人的心中。
1999年，湖北省歌舞剧院重排《洪湖赤卫队》，面向全国精挑细选主演。韩英的扮演者选了A、B、C、D四个演员，刘丹丽被定为C角。也就是说，如果A、B角发挥正常，C角可能永远是陪衬。
接下来的排练中，A、B角有琴师伴奏、专家导演、演员配戏，而刘丹丽被安排在台下看A、B角排练。当别人散场时，偌大的排练场只留下她孤单的身影，“有时候唱着唱着就想哭，心里说我这是干什么，自己找罪受？恼过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
《洪》剧进京前夕彩排时，剧院请来中国歌剧泰斗金铁霖等专家观看，当A、B角彩排完毕后，金铁霖询问：“不是还有C角吗？让她上台遛遛。”剧院领导为难地说：“C角没参加过集体排练，恐怕难以胜任。”但金铁霖坚持要看。
终于有了机会，刘丹丽憋着一股劲上了台，她在演唱《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和《看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这两段咏叹调时，情深意切，委婉曲折，唱到“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高坡上……”时，泪如泉涌，台下观众无不动容，演出结束后，观看彩排的700多观众情不自禁站起来鼓掌。第二天，刘丹丽接到通知，她成为韩英的主演。
而今，《洪湖赤卫队》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许多城市演出了300多场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看完刘丹丽的演出后欣然为其题词：“昔日楚剧皇后，今日歌剧英才。”她以甜美圆润的声音、浓郁的荆风楚韵完成了大段的独唱和二重唱，赢得了观众的心。
差点打碎明星梦的两次“事故”
刘丹丽从小天生丽质，一双大眼睛，人见人爱。受母亲艺术的熏陶，3岁时她就能歌善舞，大家给她取名“百灵鸟”，但一场车祸差点让她告别艺术。
1968年7月的一天中午，妈妈让5岁的小丹丽去马路对面买冰棒吃，就在她返回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惊恐万分的她避让不及，被撞倒在地，小丹丽顿时不省人事……
经检查，她头部受伤有轻微的脑震荡，肾脏受伤并出现尿血症状。医生得知她在学舞蹈时，表示这孩子日后不能做剧烈运动，不能跳舞了。此时，小丹丽刚刚醒来，听到后大哭了起来：“不行，我要跳舞！”一个月后，刘丹丽出院了，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跳舞。妈妈阻拦她，她就躲在邻居家跳。
7岁那年，刘丹丽进了汉阳铁一小，老师发现这个大眼睛女孩是个艺术苗子，想把她选进舞蹈班，多次上门做工作，妈妈同意了。
1970年，湖北省歌舞团舞蹈班来学校招演员，招生老师一眼便相中她，经过面试、初试、复试，一路过关斩将，她被当场录取。可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却杳无音信，她因此常常眼望窗外发呆，妈妈怕女儿出现意外，终于道出了原委：“小丽，通知书早来了，是妈妈怕你将来做演员身体受不了。”听到这里，她气得一连几天不理妈妈。就这样，她错过了招录时间。
机会再一次来临是8年之后。1978年，部队胜利文工团和湖北省艺术学校都在汉阳招收演员。刘丹丽瞒着妈妈报了名，并同时被两个艺术团体录取，直到通知书拿在手中，才告诉妈妈。为了就近，她选择了进湖北省艺术学校楚剧科。练功是件吃苦的事，妈妈劝她放弃，但刘丹丽坚定地说：“绝不可能，我不会放弃的！”
从楚剧到歌剧的完美转型
刘丹丽第一次走进《洪湖赤卫队》复排的排练场时，许多人悄悄画了一个大问号：她以前是唱楚剧的，大段的歌剧咏叹调她能唱得下来吗？她能适应大型交响乐队的伴奏吗？
原来，刘丹丽起初是唱楚剧的。1985年1月，刘丹丽自湖北省艺术学校毕业一年后便被湖北省楚剧团优先录取。进入专业剧团后，她师从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雅樵、高少楼等。几年中，她与表演艺术家同台竞技，主演的《打金枝》、《赶会》、《一瓶茅台》等剧目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其中《赶会》被中央电视台收录到中国戏曲集锦中。1996年1月，刘丹丽带着楚剧《恩情记》《东方税官》参加全国现代戏汇演。在两出戏中，她将两个不同的女性塑造得活灵活现，令在场的专家和观众连连叫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看完两出戏后，感慨地对刘丹丽说：“看完你的戏，让人耳目一新，看来，京剧也要向地方戏学习。”第二天，杜近芳就来到刘丹丽的住处，破例收下刘丹丽为关门弟子。
1997年，刘丹丽一举摘下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和文化部最高奖“文华奖”。正在她的楚剧事业达到顶峰时，湖北歌剧舞剧院看中了她，希望她加入该团。面对突如其来的邀请，刘丹丽犹豫了，因为她深知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但性喜挑战的她又不甘心轻易放弃。于是她毅然来到湖北省歌舞剧院，选择从头开始。
“在楚剧界你是第一把交椅，但是在歌剧团，你连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都不是。怎么办？只有平衡心态，老老实实从头做。”进入歌舞剧院，刘丹丽像当初学楚剧那样，拿着笔记本、录音机进课堂、进琴房、进排练厅。她时刻告诫自己：别人学了十几年，我却是一个新手，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渐渐地，她开始在歌剧界崭露头角。
刘丹丽说：“我觉得打动观众首先要打动自己，要与观众一起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流泪。”2005年，刘丹丽凭借民族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再次荣获“梅花奖”。
8年间两次问鼎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在这近3000个日日夜夜，刘丹丽完成了从楚剧到歌剧的完美转型。但是，她心中还有一个梦想。“舞台表演毕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把《洪湖赤卫队》拍成一部歌剧电视剧，则能让经典剧目真正地走进千家万户。”眼下，她正为此事四处奔波。
从楚剧到歌剧，从表演艺术家到文化事业推广人，刘丹丽执着而坚定地追求着。楚文化源远流长，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一方人杰，“唯楚有才”已成为人们形容湖北人的一句口头禅。
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对于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刘丹丽来说，既是荣誉，又是责任。已拥有无数的荣誉、掌声、鲜花的刘丹丽，仍然保持着一种谦和与平静，无论她作为中共十八大代表或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作为演员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演出现场，还是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她永远是一张亲和的笑脸，一双激动而充满激情的大眼睛……像洪湖的莲花清新自然，散发出淡淡的幽香。
红色微博高校基层党建新助手 篇7
一、微博的特点与应用优势
(一) 传播信息自由化、零时间化
3G网络和手机的无缝结合, 是微博最具革命性的意义。这让“博主”摆脱了电脑硬件的束缚。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电脑上、在手机上创建并发布信息内容。只需要140个字以内, 就创建了一条内容。用户发布一条消息, 它的所有“粉丝”能同时接受, 其“粉丝”再一键转发给自己的粉丝, 其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远远高于之前任何一种媒介产品。
(二) 多客户终端普及化、便捷化
微博打通了固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之间的限制, 实现了电脑与手机的终端融合, 实现了在手机客户端、iPad客户端等端口进行登录, 与传统上网方式相比更加方便快捷, 使用范围更加广泛, 使用形式更符合无线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三) 高社会化、低成本化
微博注册只需一个邮箱, 几乎没有成本。与传统媒体相比, 微博内容生产成本极大降低:生产工具简化, 发表模式140字, 随时随地发表, 移动+实时, 人人创造和传播, 方便对话。
(四) 宣传弹性效率化
微博宣传效果与内容质量高度相关, 其影响力基于用户现有的被“关注”的数量。博主发布信息的吸引力、新闻性越强, 对该博主感兴趣、关注该博主的人数也越多, 博主影响力越大。此外, 微博平台本身的认证及推荐亦助于增加被“关注”的数量。
(五) 交流社区化、浏览直观化
相对于以往的QQ、MSN、Skype等聊天工具, 微博更为开放, 不需要任何验证, 便可以参与感兴趣的话题。微博的标题即是内容, 相对于传统论坛, 无需点开标题, 浏览更加直观便捷。每条微博都可以有丰富的延伸, 给予使用者简便的阅读体验和自由度的同时, 也提供了多元、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扩展性能。
二、党建微博在高校中的应用现状及影响
(一) 高校党建微博的现状
以新浪微博为依据, 搜索“大学党支部”微博, 目前排名第一的“五邑大学信院学生党支部”粉丝量达到289。党支部微博粉丝量前十名高校名单 (详见表1) , 粉丝量均达到百人以上。加v认证的有关党建、高校党支部的微博比率高达22.5%, 这说明党建微博已在党员建设指导中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随着微博的广泛推广与使用, 它将成为各大高校加强党建指导宣传教育的新渠道。
(二) 高校党建微博主要用途
通过调研, 我们发现高校党建指导部门开通党建微博的用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布党支部和党员的新闻信息。用最简短的内容传递最有效的信息, 使内容更加直观, 易于传播和随时观看, 有效地避免因时空影响而导致的信息遗忘或传递丢失。二是加强党建指导。用生动、有效的标题式微博信息吸引学生到网站、论坛等已经具有丰富内容和强大感召力的网络氛围中, 形成网上强有力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而达到净化党员头脑, 提高党员觉悟的目的。三是实现互动。学生党员不仅可以通过微博进行相关咨询, 共同探讨关于当前某一理论热点的学习心得、关于支部建设或党员发展工作的意见等, 实现党支部和党员的即时沟通, 还可以提出关于微博建设的意见, 加速高校党建微博的发展。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党支部微博建设得越好, 吸引的粉丝越多, 如目前党建微博粉丝量排名前几位的党建微博即是如此。可见, 高校党建微博开拓了党建新途径, 有助于高校党务工作者运用新理念, 与时俱进, 提升党建工作的时效性。
(三) 高校党建微博存在的不足
在已开通基层党建微博的高校中,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很不平衡。由于专职党务工作者与学生党员数量相差悬殊。许多高校党建微博虽已开通, 但后期的维护存在较大问题。高校党建微博发展不平衡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有些高校党建微博更新很慢, 内容狭窄。有的微博内容几个月甚至半年才更新一次, 这样一来, 也就失去了微博以最快速度、最精练语言传递信息的优势, 导致关注度不高, 长期“休眠”的党建微博形同虚设。有的基层党支部, 只是追风开通了党建微博, 偶尔更新一下, 却忽视了对微博的相应建设,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宣传交流作用。
其次, 党建微博成为单向的“信息发布器”。一方面, 有些高校将党建微博当成官方网站的延伸发布平台, 直接将党务建设内容拷贝到微博上, 运作模式也完全按照网站子栏目的模式来管理, 导致内容太过严肃, 吸引力不强。另一方面, 即使有学生党员提出问题, 学校也缺乏专门人员回帖, 或置之不理, 互动性不够, 久而久之党建微博就变成了鸡肋。
三、高校党建微博发展的前景及建议
高校党建微博建设要多从“粉丝”方面考虑办出特色, 适当借鉴高校官方微博和企业微博的做法, 微博建设需多管齐下。
(一) 加强培养高校党务工作者的媒介素养
提升高校党务工作者在微博平台上的工作水平, 包括对微博传播特性和传播规律的认识, 熟练掌握微博的使用方法, 不断提高自身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水平, 及时了解最新的党务信息, 甄别合理信息, 防止腐败信息、反动信息对大学生带来的误导或欺骗。只有党务工作者具备了以上素养, 才能真正地把微博建设好, 不断提升自己适应新形势下开展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从而有效地开展党建工作。
(二) 高校要努力打造党建微博管理维护团队
目前, 高校专职党务工作者的人数与学生党员的数量不相匹配, 部分高校的党务工作者由身兼数职的辅导员担任。要使高校党建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可以将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具有敬业奉献精神的学生党员干部吸纳到党务工作者队伍中作为微博信息员, 协助党务工作着随时更新党建信息, 解答学生党员的困惑和难题, 引导良好的思想动态, 指导学生学习党内最新政策。密切关注学生党员的微博动态, 因为“微博”是学生晒心情、发牢骚、发感慨的场所。因此, 通过微博能准确观察出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随时发现个别党员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而及时对其进行心理指导, 化解矛盾和冲突。此外, 利用微博的“评论”功能, 来深化与学生党员的互动交流, 一是经常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讨论活动;二是要增强互动性, 不能将微博变成单向的“信息发布器”, 对于回帖要有选择地回复, 让微博“活”起来、“动”起来。现在, 部分高校党建微博经常发布励志物语、名人名言, 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兴趣, 评论量直线上升, 增强了党支部与党员的互动, 这是值得借鉴的方式之一。
(三) 建立长效微博建设机制, 注重微博的内容和质量
通过调查粉丝量突破100粉丝的高校党建微博, 我们发现, 仅仅简单发布党建信息还难以取得有效成果。粉丝量排名前十的高校党建微博均注重微博管理的深加工, 在调查中, 我们总结出微博设置的微博栏目有重要通知、学院动态、党建要闻、党建信息、党建指导、党务政策、励志物语、名人故事等, 微博管理和维护成员严格遵循相关微博管理办法。一方面通过自创或从网络上挑选、转发高质量有内涵的、能引起大学生党员兴趣并产生共鸣的关于党建指导、党内趣闻、励志物语方面的知识资料传递给微博粉丝, 另一方面从学校党建信息网编发党建及党务信息送递到广大思想要求上进的大学生手中。
(四) 增加亲和力和个性化
直接将党建信息的内容拷贝到微博上, 运作模式也完全按照网站子栏目的模式来管理, 导致内容太过严肃, 吸引力不强, 高校微博的话语方式还需要改进。比如, 增加亲和力和个性化, 贴近校园生活, 语言更接近当代大学生语言特点。一个真正好的微博, 会让人感觉到其独特的个性, 以适合网络与移动终端的浏览习惯。
(五) 实现党建微博的丰富延伸
与很多新生事物一样, 微博在广泛的应用中, 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及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 是确保微博在党建工作中有效利用的有力保证。针对“无围墙”的开放式信息管理模式, 可以通过超链接和设置权限有效结合的方式, 使党建微博得到最大扩展。
大学生党建工作任重而道远, 需要高校用更多样的“针法”, 加强与学生党员互动, 进而提高学校的党建工作效率, 促进党建工作水平的整体提升。
教育名言
◎教员的巨大技巧在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并且保持他的注意力。
◎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新“红色” 篇8
关键词：红色文化,新农村,思想建设
1 湖北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延续与思想的结晶。湖北, 犹如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其红色革命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通过调研, 笔者认为湖北文化的内涵分为三大方面。
1.1 红色文化中的地域典范———红军文化
1927年11月, 黄麻起义湖北省建立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工农革命鄂东军 (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师) , 后改编红一军, 兵力6000余人与红十五军在湖北黄安县 (今红安) 组成红四方面军, 总兵力达4.5万余人, 多次参加反围剿战争;1927年8月, 鄂南崇阳、通城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建立农民自卫军, 后转至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2年11月, 在黄安县重建红二十五军, 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清剿”;1930年7月红六军与从湘鄂边东下的红四军 (后改称红二军) 在湖北公安县会师, 组成红二军团, 先后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1929年6月, 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刘仁八暴动, 将所辖各县地方武装统编为红十二军, 1930年6月, 红五纵队发展到8000余人, 扩编为红八军, 后编入红一方面军。革命期间, 湖北省各地区红军部队已发展到近10万人, 地方武装约40万人, 成为全国革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2 红色文化中的隐形力量———中共党的地下文化
1940年8月, 正式成立省一级领导机构———中共鄂西特委。地下组织的发展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机构地下党干部秘密深入政府机关、学校、各界群众团体和工农群众中, 以社会身份为掩饰, 在各阶层领导抗日活动, 积极宣扬革命斗争精神, 通过多种团队形式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 增强民族团结、抗日救亡意识, 如办书店、社教工作团、抗战剧社、教育研究会、民教馆、学生宣传队等, 以办墙报、读书会、夜校、文艺演出等形式, 赤裸的揭露日寇的侵略与野心, 凸显举国共同抗日的紧迫形式, 积极宣扬我党的革命宗旨和思想, 表明反日的决心与行径;建始县三里坝区地下党在联中组建了特别支部, 组织高校爱国师生建立联系, 合办公开壁报《谷音》、《墙壁文学》;组织去各地演讲, 宣传抗日思想, 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深入周围农村和学校, 使群众孤立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共势力;掌握两大报的副刊《新湖北日报》、《武汉日报》 (恩施版) 等, 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
1.3 红色文化中的显性标志———根据地文化
湖北省是革命队伍的重要活动地区, 1927年八七会议后, 党在湖北地区先后领导秋收起义、黄麻起义、荆江两岸年关暴动、鄂北农民起义等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义, 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相继创建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二十五军、红八军等红军部队和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鄂豫边、鄂豫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并且在根据地交接地带发生了革命道路中的几大重要战役,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暴动掀开了辛亥革命的始端, 1926年8月26日、27日国民革命军咸宁展开激烈的汀泗桥战役, 1927年11月, 湖北红安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等等, 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激励了中华人民的抗战激情。
2 湖北红色文化对新农村思想建设的深层影响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任务, 其重点是建设和谐农村环境, 因地制宜发展新农村产业,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在, 要一手抓经济发展, 一手抓思想建设。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对新农村思想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2.1 以智治愚, 提高文化水平, 拓宽村民知识领域
农村大部分地区地处偏远, 信息闭塞, 不能及时了解外界事物, 这是造成农民思想落后的主要原因。红色文化承载了丰富的革命经验, 是各种智慧的融合体, 在农民群众中大力弘扬红色文化, 不断丰富农民文化知识, 通过红色文化知识的传播, 能够在升华农民思想的同时, 让农民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 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学习文化知识, 做思想有高度、思考有深度、内心有信仰、精神有依托的新时代农民。
2.2 以强扶弱, 带动弱势发展, 增添强劲动力
党在革命道路上团结各阶层, 争取进步势力形成统一战线, 通过宣传教育、开办书社、创编杂志书籍等方式来传播红色精神, 引导弱势群众积极加入到学习的行列中, 通过学习改变知识的匮乏, 改变落后的思想。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加强红色文化教育, 能够改变农民思想上“弱”的缺陷、经济上“弱”的模式, 融入红色文化中的“强”劲, 以红色之动力带动新农村的弱势力量, 促进新农村文化思想、物质经济的快速发展。
2.3 以公代私, 宣扬奉献精神
由于农民主要靠农业为生, 农作物产量受限因素多, 农民收入少且不稳定, 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下, 农民群众易产生自顾自、有私心、先小家后大家的心理, 这种私心取代了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在革命道路上“为国为民, 无私奉献,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是红色革命思想的核心,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红色革命的信条,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将红色文化精神渗透于新农村思想建设中, 能够将群众以我为主的私心意识逐步转变为顾全大局, 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的公心意识。
3 弘扬红色文化, 引领新农村健康快速发展
3.1 优化红色文化学习氛围, 增强新农村理论意识
革命遗留下的红色文化不仅是血与泪的凝聚, 更是革命经验的高度总结,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传统的红色文化需加以改变来适应新农村建设, 将红色精髓与农村建设真正的有机融合。因此, 我们要加强红色理论的学习, 提炼经典内容, 通过政治课堂、研讨会议、村民大会、广播、宣传报纸等途径来增强村民“红色文化”的理论认识, 营造“红色文化”的良好氛围;加大红色理论的宣传教育力度, 保证村民的红色意识有序发展, 提高村民的理论素质, 将红色理论深入新农村的每个角落, 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建设。
3.2 深化红色文化教育内容, 增加新农村实践活动
红色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和制度文化几个方面, 物质文化是建设基础, 精神文化是建设灵魂, 政治和制度文化是建设保障, 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注意深化三者的教育内动的时效性。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积极组织红色“物质文化”的学习, 例如参观革命古迹、瞻仰革命先烈、调研红色革命史等;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促进红色“精神文化”的学习, 例如下乡宣传、派发报纸等;积极完善法律法规, 保护红色“政治和制度文化”。通过这些实践使革命精神贯彻到新农村实际建设中, 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真正结合。
3.3 延承红色文化的民生精神, 促使老区尽早走上富强道路
“智勇坚定, 排难创新, 团结奋斗, 不胜不休”的红色精神激励着老区人民奋勇向前, 在老区改造中逐渐转化成吃苦耐劳, 甘于奉献, 激情做事, 实干兴县的新农村精神。针对农村贫、愚、弱、私、散的现象, 将“富—教—治”一体化, 发扬求真务实, 团结创新精神, 以农村致富为前提, 开发农村特色资源, 寻找商机, 团结民众共同发展农村经济;发扬智勇坚定, 教育兴国思想, 兴办学校, 开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合的教育体系;发扬遵纪守法的精神, 创新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保证治安稳定,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总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个精神核心, 那就是民族文化, 红色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精髓, 更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团结自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红色精神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以红色文化为纽带, 通过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调动群众奋发向上, 积极进取的内在动力, 促进新农村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汤红兵, 论红色文化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功能[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5, (9) .
[2]江峰, 鄂东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开发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7.
[3]程东旺, 红色文化与心灵洗礼——论“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与实现机制[J].继续教育研究, 2006, (3) .
[4]程东旺, 黄伟良, “红色文化”的价值形态与德育功能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 2006, (3) .
[5]陈敬魏, 本权, 红色文化的发生和发展[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10, (1) .
新“红色” 篇9
1 河南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视察河南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同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常态”就是要反映当前“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就是要展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就是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在社会建设和人文教育方面“新常态”要求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倡导社会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和幸福社会的建设。钟利民教授在《论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问题》[1]一文中将红色文化定义为中国大地上培育出来的独特的革命文化。李水弟等在《历史与现实: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析》[2]一文中指出红色文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优良的革命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大的传承价值。
红色文化既蕴含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心为公的光荣传统,记载红军成长奋斗的革命文献,还包含了革命老区以及革命旧址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底蕴深厚。故而在“新常态”下,研究河南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把本土红色文化传播出去,如此不仅有利于提高河南的影响力,有利于本土素养的提高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原经济区和粮食发展核心区的建设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2 河南省红色文化特点
2.1 资源丰富、形式多样
河南省红色文化遍布全省,不仅丰富而且形式多样。1927年8月初,中共中央起草了《湖南运动大纲》,开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1929年5月,徐子清等领导河南商城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豫南根据地。1931年红军攻占光山县新集(今新县县城)后,将鄂东根据地、豫南根据地、皖西根据地三个根据地连接成鄂豫皖苏区,以新县为鄂豫皖苏区首府。另外,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是中原革命的摇篮,被誉为“小延安”。刘少奇、李先念、张劲夫、张爱萍、彭雪枫、张震、朱理治、少敏、方毅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中原局、河南省委还在竹沟举办教导队和党训班等,培育党政军干部1 400余人。同时竹沟还是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五师的发祥地和三师、七师部分骨干力量的出发地。
此外还有郑州二七纪念塔,洛阳洛八办,新乡刘庄,南阳彭雪峰纪念馆、编外雷峰团、桐柏革命纪念馆,信阳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商丘淮海战役陈官庄等多个红色文化遗址。
2.2 底蕴深厚、保护得当
河南省红色文化不仅底蕴深厚,而且得到了妥当的保护。在竹沟创刊的中国共产党著名报刊《拂晓报》、《小消息报》,宣传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辗转中原,抵达竹沟后修订的,这部书从党性的高度,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目的、方法和基本要求。这部书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
2016年9月12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色文献展”在河南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楼展厅开幕。此次红色文献展共设36个展柜、343件展品,展出时间为期一个月,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伟大成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了正能量,对进一步教育和引导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2.3 理论研究深入、对外传播滞后
近年来,随着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大力实施文化强省战略,一系列有利于文化产业研究、发展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河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对于红色文化方面,相较其理论研究,对外传播方面滞后凸显。
关于河南省红色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检索到万余篇,例如杨春风在《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及开发研究浅论》[3]中提到河南省红色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传统历史红色文化,红色革命战争文化,当代革命遗迹、遗物及革命精神三种类型。谭备战在《论河南省红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4]一文中提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陈莉莉、王晓帅在《红色文化品牌打造的价值与路径——以河南新县为例》[5]一文中提到红色文化品牌主要涵盖了会展收藏、红色旅游、红色文化艺术、休闲娱乐、影视广播等领域以及其他衍生领域。这些文献从各个角度深入地剖析了河南省红色文化,为红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专门研究河南省红色文化如何对外传播的却寥寥无几。
3 河南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
3.1 借船出海
近年来,入境游已经成为国内热点话题之一。中国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享誉世界,吸引着各国游客。2016年9月30日,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和Visa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6》发布会”在京举行。《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13 382.04万人次,同比增长4.14%。2015年入境旅游外汇收入1 136.5亿美元,旅游服务贸易顺差91.5亿美元。2015年中国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 688.57亿人次,同比增长2.30%市场规模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法国、美国和西班牙[6]。
红色文化旅游既是一项具有教化育人功能的文化活动又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红色旅游就是以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与战争时期为了解放人民大众所建树的红色纪念地、标志性的建筑物为载体,以革命英雄事迹、革命光辉历史、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和光荣传统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缅怀先烈、学习英雄事迹、领会革命精神和关荣传统、参观游览红色故地的主题的旅游活动。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把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英雄事迹作为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的珍贵教材,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于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大多分布在民风淳朴,地域特色浓厚,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深厚,有些地方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古迹有机融合,例如中牟县双塔岗寿圣寺,不仅是历史文物古迹,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游击与地方农民武装一起守土保民的前沿阵地,对于海外游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不妨将入境游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入境红色旅游业”,通过“入境红色旅游”,将红色历史,红色精神,红色遗址等借助入境游的大船,送出海外,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同时也将会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3.2 巧用“融媒体”技术
“融媒体(Convergence Media)”是个理念。这个理念以各种媒体形式的发展为前提,以发扬各种媒体的优点为手段,力求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将单一媒体的竞争力变为多媒体共同的竞争力,从而达到优势互补。2016年10月17日,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十一号发射升空,并于19日与天宫二号成功实施自动交会对接,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与电视观众进行了“筑梦天宫有奖问答”互动。在此次大型直播中,央视采用了8块数据大屏,并首次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统计答题互动活动的参与人数、参与热度、答题准确度等数据,由节目主持人进行口播,通过语言、图表和文字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在节目中解读网民参与热情。受到了良好的评价。所以,“融媒体”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媒体,而是一个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优势互为整合,互为利用,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的一种全新的模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具有时代触感的科学方法,是在传播实践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为
在对外传播河南省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融媒体”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谋求更大空间范围和更广阔领域的互动,实现河南省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最初,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大多比较粗糙、简略,多为文字及图片的介绍,虽然直观、形象和真实,但枯燥乏味,体现不出创新与发展,不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和游览者的消费取向,很难对参观者产生穿透力、震撼力和感染力。应把传统的单一媒体传播转变为现代的“融媒体”传播,利用“融媒体”把那些原来单一的红色文化资源逐渐转变为富有时代触感的红色文化资源,由传统的陈列式的“静态”资源逐渐转变为融合后的“艺术品”,以增加红色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3 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教育
文化形态是本质的、内涵的、深层次的,文化氛围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是自觉的,也是最深刻的。所以每个人都应是自己文化的传承者。在21世纪的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员交流、往来已经日趋频繁,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河南省红色文化,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尤其是在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河南省红色文化的传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坚持教材开发、教学研究、教师队伍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原则。教材开发要紧紧围绕河南省红色文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背景、时代价值等内容进行,尤其要重视研究在“新常态”下如何践行红色文化教育。教学研究就是研究组织教学的方式方法,要切实贯彻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文化构建紧密结合的原则。教师队伍建设非常重要,没有一支知识结构齐备、教育理念先进、教学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即便教育资源如何丰富,教育设计如何理想,教育效果都是空中楼阁。学生们应该明白,学习河南省红色文化,不只是为了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河南省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形成背景等知识,而是要得到河南红色精神的熏陶,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钟利民.论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问题[J].求实,2010(3):84-87.
[2]李水第,傅小青,杨艳春.历史与现实: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索[J].江西社会科学,2008(6):159-162.
[3]杨春风.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及开发研究浅论[J].现代企业教育,2011(6):151-152.
[4]谭备战.论河南省红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1):108-111.
[5]陈莉莉,王晓帅.红色文化品牌打造的价值与路径—以河南新县为例[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5(10):51-56.
论红色文化在新时期的弘扬与传播 篇10
一、弘扬红色文化的时代紧迫性
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实质内容、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传承红色文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重大而深远, 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入人心, 激励全国人民不断开拓与创新, 具有时代紧迫性,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多元文化冲突下红色文化面临挑战
文化人类学认为, 文化不是人们先天固有的, 而是通过后天习得的。“人们通过接触大量的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逐渐建立起符号和价值之间的对等关系, 才能在心中形成一个意识和观念的体系, 并用它去进行社会价值的再生产, 即是文化。”红色文化就像一条长河在近几十年的发展演变中, 既有基本的积淀, 又有不断的变易。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文化交融现象出现, 不同价值观、社会思维和行业取向也随之产生, 形成了不少亚文化。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拒斥主流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群体, 能够激发替代主流文化的观念, 包括在任何文化模式上不同于社会其他部分人群分支。美国社会学家T罗扎克曾提出“反文化”的社会学术语, 指的是西方青年所奉行的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 这种反文化会对社会产生负作用。
比如大众文化在赢得中国青年一代认可的同时, 也使一些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 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新权威主义等附加在大众文化里扰乱着青年人的价值判断。它使一部分青年学生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宣泄感情, 调侃传统价值、漠视信仰、抵制主流文化, 导致了他们人性结构中的享乐欲望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和对认, 从而使其陷入了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泥潭。“在深层意义上, 这是大众文化对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解构, 造成了青年学生的道德失范, 使他们形成了非理性的信仰。”作为高校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 发挥信仰教育的渗透、批判、引导和整合功能, 帮助青年学生提高价值鉴别的能力, 树立科学的信仰。
红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天然构成, 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在多元价值观的竞争背景下中, 在不断强调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今天, 我们要运用文化批判、引领、整合的功能,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去, 传承红色文化, 充分发扬“红色文化”的德育功能, 为培育人才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2、红色文化是道德教育的理念信仰
德育信仰是一种理想、信念和信仰的道德教育, 它能够促使学生领悟道德的终极价值, 实现从“知”到“信”、从他律向自律的提升与转化。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红色文化是革命前辈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大量丰富的精神财富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红色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理想目标, 可以激发人们坚持真理的勇气、追求真理的意志和献身真理的精神, 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
就德育内容而言, 红色文化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要加强与改进德育工作, 实现德育工作目标, 使青年一代爱党爱国、思想活跃、充满热情、渴望成才、团结协作、品德高尚, 政治上积极上进, 学习上勤奋刻苦, 情趣上健康向上, 生活上丰富多彩,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德育载体, 德育载体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变更。文化是德育内容的有效载体, 借助本国的文化育人, 实现德育的现代化。情感是人们行为启动和保持的内在强大动力, 是关系人格和个性养成的关键因素。红色文化能够使人们的情感得到陶冶, 心灵得到升华, 精神得到激励。运用红色文化进行道德教育, 使他们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 指引他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可以通过制作更多更好的红色文化影视产品, 创作编辑出版更多更好的红色文化图书和电子出版物, 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旅游, 构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独具地方特点的红色文化德育体系。运用红色文化蕴含的革命情谊、革命意志和英雄气概陶冶人们的情感, 形成一种健康情感与红色文化的耦合状态, 使人们在广袤的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孕育健康情感,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红色文化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已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现在的华人世界中, 一些实业家的祖辈或父辈曾参加过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有的甚至曾指挥过千军万马, 高级将领回想当年事, 确是情牵几代人。虽然生活在全国各地, 有的甚至散居海外, 但发自内心的对红色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愫使革命者的后代对红色故土魂牵梦萦。许多经济尚不发达的革命老区已经以此为纽带,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以红色文化搭台, 经济贸易唱戏, 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文化和旅游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以文化促进旅游发展, 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播成为新的发展趋势。红色文化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老区保留下来的革命遗址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发展相应的红色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革命老区大多位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区, 风景优美、生态宜人。把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结合起来, 寓思想道德教育于文化娱乐、观光游览之中, 两者相映生辉、相得益彰, 既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 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 又有利于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 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
二、弘扬红色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
“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具有特定媒介所承载的内涵。……失去了媒介的承载, 文化就失去了其得以延续和散布的载体。……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媒介散布延续, 同时也要依靠岁月沉淀, 社会成员不断互动所累积的精神产品。”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的今天, 主要应通过以下几种传播途径来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
1、传唱红色歌谣
在语言的各种形态中, 口语是最生动形象、最简洁传神、最活泼明快的。在口头语言的面面相传中, 人们可以获得相互之间的交往反应, 在既定的交往时空中没有隐私可言, 彼此有着巨大的生命空间和行为预期。不仅如此, 口头语言还因为其不断地容纳和更新的功能, 使其始终跟随社会生活的发展步伐在丰富其容量。可以说, “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多丰富, 口语表达的形式就会有多丰富, 这种与时俱进的特点, 成为了以口头语言为载体的歌谣所独具的长处。”社会发展到今天, 物质生活日益富裕, 人们更渴望精神文化产品的享受, 红歌恰好满足了广大观众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需求。红色经典革命歌曲承载着光辉的历史, 朔造着民族精神, 激励着一代代人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英勇奋斗, 许多歌曲都被公认为是不朽的经典, 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红色歌谣, 不仅具有个性解放的能力, 使民众个体能够通过感觉和情感等感性的审美冲动, 而成为红色文化艺术传播的主体, 并以审美的方式展现和提升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唱红歌、听红歌, 追忆过去那些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岁月, 给人鼓舞、催人奋进。唱红歌引导大众关注、了解和传播红色文化, 推广革命精神、弘扬主旋律, 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凝聚了全民族的团结力量, 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国红歌会”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启示, 看红歌、谈红歌、唱红歌, 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把红色做成特色, 以主流引领多元”是红歌会的突出特点, 健康、积极、向上是红歌会的显著基调, 始终坚持弘扬主流价值观, 坚持媒体应有的文化自觉。许多观众评论红歌会所表达的对革命英雄的崇拜, 对红色历史的缅怀, 对幸福生话的赞美, 代表了一种主流价值观。红歌会丰厚的底蕴、怀旧的色彩使许多中年人参与进来, 成为忠实观众。很多观众都反映, 全家人一起观看红歌会, 既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沟通, 又促进了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红歌会像一个巨大的心灵磁场, 使各阶层的人汇聚在红歌舞台, 一起激动, 一起欢呼, 起到了给人鼓舞、催人奋进的作用。
2、加强红色影视经典的社会学传播
个体社会化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 “个体社会化是指个体适应社会的要求, 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学习与内化社会文化而胜任社会所期待、承担的角色, 并相应地发展自己个性的过程。”要充分发挥红色经典的社会教育作用, 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 必须加强文艺的社会传播与对文艺的社会控制。红色经典向社会传播, 当前主要是靠影视剧展播。红色影视艺术作为影视艺术的一种, 对促进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红色影视剧的直观性、形象性以及强大的视听觉效果, 我们可以强烈地、震撼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政治信仰, 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 民族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妻离子散的舍小家顾大家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
在红色影视艺术教育中, 实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一部部红色影视剧在诠释革命历史事件和彰显革命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的同时, 也向人们传递着理想信仰。《狼牙山五壮士》的五壮士、《长征》中的毛泽东, 《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孔繁森》中的孔繁森、《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等革命英雄人物, 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种精神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冲击着他们的思想, 影响着他们的理想信仰。红色影视艺术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文化, 蕴涵着激昂的精神力量, 它包括了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取得祖国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富强而浴血奋斗、视死如归的经典爱国事例, 涌现出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流芳千古的壮烈场面和爱国英雄人物。如电影《步入辉煌》中的抗日英雄杨靖宇、电影《赵一曼》中的赵一曼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之中, 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3、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产品是一种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性是产品生命力的精髓, 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人文价值。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是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决定旅游产品的品位、等级及其生命力的首要因素, 红色旅游资源蕴涵着灿烂的红色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传承红色文化, 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 加强公民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思想觉悟与境界。一方面, 国内旅游者慕“革命圣地”之名而来, 通过参观游览革命历史遗迹、遗物, 聆听导游讲述英雄事迹、革命故事, 既净化了灵魂, 又颐养了身心。这种熏陶必然激发游客对革命历史的思考, 从中获取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不可复制的文化。当红色旅游推向国际时, 中国的红色精神也随之传到了海外。外国人对创造了奇迹的中国革命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 想通过红色旅游了解中国发生的故事, 以慰其猎奇之心、饱其向往之福、探其不解的谜。此举不仅有利于光大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传统, 而且有利于宣传社会主义中国, 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使他们对有着如此璀璨文化的国家充满羡慕之情, 仰慕之心。因此,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游客来到革命老区瞻仰、寻访, 抛却的是疑问, 心怀的是景仰, 衍生的是学习, 无疑有利于传承与光大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传统。
红色旅游还是一项重大的教育工程。充分挖掘红色旅游对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使红色旅游不仅成为旅游者放松心情、陶冶性格的一种精神享受, 而且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红色旅游也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红色旅游, 实质上就是实施保护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伟大工程, 它突出彰显了具有震撼力的伟大民族精神, 凝聚了一个震动世界的伟大的党、伟大的民族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的伟大历程。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是民族发展的根基, 也是民族相互区别的重要特质。红色旅游还是一种良好的美感教育, 是一种集自然美、艺术美和生活美为一体的审美实践活动。人们热爱美好的事物, 追求美好的生活, 渴望从那个物质极度贫乏, 但精神却十分富足的年代里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 获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超越。祖国壮丽山河是美, 热土承载的红色精神也是美。通过红色旅游, 使人们在感受美、欣赏美的同时, 不知不觉丰富他们的审美体验, 提高审美情趣, 受到美德教育, 得到美的享受。
总之, 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讴歌革命英雄、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工程。弘扬红色文化可以增进人们的爱国情怀, 可以培育人们的坚强信念, 可以铸就人们的创新精神。在多元文化背景下, 我们要运用文化批判、引领、整合的功能,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去, 通过红色歌谣、红色影视剧展播、红色旅游等多种传播范式来传承红色文化, 充分发扬“红色文化”的德育功能, 为培育人才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 它蕴涵着丰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内涵。时代的发展使得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更具紧迫性, 因为这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再审视, 更是挖掘“红色文化”价值的内在要求。当前我们应通过传唱红色歌谣、红色影视剧展播和红色旅游等各种传播范式来弘扬红色文化, 充分发扬其德育功能, 为培育高素质社会主义人才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关键词：弘扬,红色文化,传播途径
参考文献
[1]吴晓川.川陕苏区红色文化的歌谣建构与传播[J].文艺争鸣, 2010 (10) .
[2]谈谷铮.当代西方青年文化价值趋向[J].青年研究, 1986 (4) .
[3]李志军, 邓鹏.从文化冲突对青年学生信仰的影响看信仰教育[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9) .
[4]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5]周志强.大众文化理论与批判[M].北京:高教出版社, 2009.
浅析新时期红色影视的发展方向 篇11
1、选材的故事性
2006年4月17日,电影大师斯皮尔伯格同导演张艺谋在央视电影频道展开了一场“东西方电影大师的首次巅峰对话”,在对话中,斯皮尔伯格多次强调故事的重要性,他认为“故事永远是最重要的”,是决定电影的关键因素,虽然张艺谋并没有当场反驳这个观点,但从两人的作品风格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其实是存在分歧的。斯皮尔伯格的代表作《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等影片便是以丰腴的故事情节取胜,相较之下,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两部大片的剧情则简单多了,完全依赖精良的构图骗取票房,引起观众的强烈不满。红色影视作为影视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娱乐的需求,更承载了宣扬革命优良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战斗力、增进人民爱国热情的重大历史使命,由于其选材的局限性,为了更广泛地吸引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故事的要求往往更高,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空洞的政治说教、三两句政治口号。像笔者之前提到的《亮剑》、《潜伏》、《风声》等,其共同特点便是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扣人心弦。《潜伏》甚至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男主角宣读入党誓词的镜头都不再枯燥乏味,成了剧情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片段。
2、视角的新颖性
同一个故事,用不同的视角叙述所产生的效果可能很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笔者以为,红色影视要体现新颖性和时代性,那么,首先,要突出传奇。以往的红色经典总喜欢从大处入手,反映的都是大人物创造历史,或者刻画的人物形象总是高大全,高不可攀,无形之中疏远了普通大众的政治情感。而当下流行的红色影视,如《历史的天空》、《亮剑》等,描画的都是平凡人物的成长历程,反映了凡人的历史,影视主角也不再完美无缺,甚至是坏坏的,邪气逼人,更像我们的邻家兄弟,他们的成功能让观众有一种切身的喜悦,无形中实现了近距离的教育引导。
其次,要强调个性。突出集体、抹煞个性是以往红色影视剧的共同特点,这样做有它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义,但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强调个人的情感体验显然更能打动人心,像《集结号》那样,把每一位士兵在战场上的恐惧、焦躁、英勇都刻画得淋漓尽致,个人不再是集体的一个符号、一枚棋子,而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站在观众面前,强化了影片的震撼效果,发人深省。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强调个人的同时我们又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把红色影视完全美式化,把历史描绘成天才人物的任意挥洒,那样就彻底背离了我们的传统价值。
再次,要反映真相。以往的很多影视作品每每描述到国共合作抗日时,为了突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总喜欢人为地过滤历史真相,给国民党贴上消极、软弱、妥协、投降等标签。在信息渠道极大拓展的今天,观众政治心理日趋理性化、成熟化,对待历史也更加较真,红色影视如不能客观地还原历史,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很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宣传效果。值得欣慰的是,当下的红色影视剧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区分大是大非的前提下,也开始从正面刻画国民党人形象(如集信仰、人格和美德于一身的楚云飞),表现国民党将领的崇高爱国情怀。
最后,要结合现实。红色影视大部分讲述的都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与社会现状距离较远,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虚幻感,而恰恰又是那些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给人以心灵启迪的影视作品最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红色影视如果能做到既教育引导,又启人心智,则无疑是成功的,《士兵突击》创造的收视狂潮便是很好的例证,它在叙述一名木木的战士成长进步的同时,又启发了人们关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切合公众的政治心理现状,其广受欢迎也在情理之中。
3、重视发挥明星效应
新“红色” 篇12
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九十年来,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 中共领导下的财政和会计事业也逐步蓬勃发展起来。
依靠共产国际:
囊中羞涩, 举步维艰
革命离不开钱, 没有钱, 革命寸步难行。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 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 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 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 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因此, 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 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 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陈独秀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 不能受制于人, 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 以致“一大”以后, 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 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出狱后, 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 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 陈独秀也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 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但是,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 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 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30年, 共产国际甚至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济基础
1 9 2 7年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同年召开的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只有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 才能从根本上奠定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1928年, 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后来, 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进才获得了成功。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规定, 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贫农、中农。当年12月1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 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红色根据地实行“打土豪, 分田地”的政策, 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 农业生产蓬勃发展, 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政权的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天:1932年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战火硝烟中诞生了, 它既是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 也是我国人民金融事业发展的开端。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统一的货币, 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 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 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 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活跃苏区经济, 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 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五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 四年私塾。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 小学文化。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红军战士, 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 12岁辍学做童工。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 上海平民女校学习。
摆在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正是以毛泽民为首的“五虎上将”, 在瑞金城外六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 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 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 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 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 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比如, 1932年漳州战役大捷后, 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 还筹得105万大洋, 国家银行的资金有了着落。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诞生:牢牢地抓住“钱袋子”
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洋溪村建立中央造币厂, 铸造银币和铜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 是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 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 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 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国家银行成立后, 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 纸币为银币券, 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 银币券为国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 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 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 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 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 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三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 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 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 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 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 或贵重金属, 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 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 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 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就这样, 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 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 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陕甘宁边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937年9月6日, 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合作的协议, 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 并成立了边区政府, 首府延安。远在土地革命时期, 在1934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就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 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942年12月, 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 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抗战”以后, 边区的经济建设经过了三个阶段: (1) 1937年至1939年, 为休养民力, 恢复经济阶段; (2) 1940年至1942年, 是边区战胜严重困难阶段,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军事封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 (3) 1943年1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提出“丰衣足食”的号召, 在整风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财政
抗战初期, 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另一财政收入来源是税收和行政性收费 (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 。
1938年, 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 (50%-85%)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特别是从1940年起, 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 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
为了缓解财政的严重危机, 1941年,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 大力发展边区经济, 增加税收, 发行公债等。“皖南事变”后, 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 制定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
经营的财政原则。
银行
1937年10月1日, 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前身是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8年6月, 边区银行发行了与法币等值的贰分、伍分、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共六种“光华商店代价卷”。1941年初, 又增发了面值为柒角伍分的光华券。到1941年2月18日止, 光华券共计发行4387215元。
1941年, 中共就辖区的财政困难调整政策, 全面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 自行发行货币——边币。此后, 又发行“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
南泥湾大生产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 5公里处。1941年春,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持并实行经济封锁, 边区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粮食资源短缺问题, 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 实行屯垦, 生产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内, 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获得了粮食大丰收, 缓解了边区的粮食短缺问题。
红色货币保卫战:新中国统一财经
经过七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 进入1949年, 建立全国性政权、统一全国财经的历史性课题也摆在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
“部队向前进, 票子向后退”
1949年8月3日, 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6架国民党B24轰炸机机群飞抵上海上空, 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又扫射了黄浦江上的船只, 以封锁这个全国最重要的港口。随后, 在城市上空示威般地巡航一圈, 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 上海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1949年6月, 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 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 竟然毫无起色。最后, 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 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 赢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 这被后人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三大战役”的第一战。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 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从1月起, 物价连续上涨, 投机资本乘机作祟。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 票子向后退”。
5 月10日, 陈云到达北平, 负责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他的经济才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4年,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 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 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9年初, 毛泽东专门要求陈云到西柏坡, 彻夜长谈, 汇报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 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一统天下钱物。
米粮之战
如人们所知, “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如期到来,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 导致1949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 并波及北平、天津, 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 月27日, 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陈云提出, 上海的骨干工厂不能外迁, 上海是个好地方, 但暂时是个包袱, 运进来的东西多, 出去的东西少 (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 即大米、棉花和煤炭) 。上海财经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 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 即从全局、全国看问题。
上海财经会议还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在闭幕报告中提出, 第一, 统一税目、税率, 加强统一征管;第二, 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 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 建立粮食公司、纱布公司等, 统一购销。
上海财经会议落幕后, 物价一度平稳。陈云却预计物价有“剧烈跳跃之可能”, 并督促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各项措施。10月, 上海果然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 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 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 并波及华中、西北。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 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 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 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 这就是著名的“米粮之战”。
独立的人民币
1948年底, 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 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 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 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 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 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 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独立的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 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