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立法论文

2024-09-29

反补贴立法论文（精选3篇）

反补贴立法论文篇1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是WTO允许的维护公平贸易、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手段。一直以来,国外频频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而对中国实施的反补贴调查却寥寥无几。其原因,一是因为补贴是一种政府行为,在反补贴调查过程中要触及他国国内法和大量政府间交涉,同时还要考虑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二是因为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反补贴法仅适用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长期以来又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规定,中国在加入WTO后的15年内(即2016年12月前)可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反补贴问题并未受到国内太多的关注。然而,随着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市场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已进入了贸易摩擦多发期。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届时反补贴将成为继反倾销之后美国、欧盟等国家针对中国新一轮的贸易报复手段。因此,中国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国际反补贴形势。为了避免重蹈受到反倾销指控时中国企业应对不及和损失惨重的覆辙,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及早做好应对准备,不断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认真研究和制定应对国际反补贴策略。

一、中国反补贴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中国反补贴法律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晚,因此,现行制度在结构和内容上大部分借鉴了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的规定,但这同时也是中国的优势,即中国的反补贴法律制度的建设从起步开始就与WTO的相关规定保持较大的一致。

在中国目前的反补贴体系中,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处于核心地位,该条例已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反补贴条例》与WTO《SCM协定》基本衔接,在形式上将反倾销与反补贴分开,单独立法。在内容上《,反补贴条例》注重与《SCM协定》基本保持一致。2004年3月,国务院又对《反补贴条例》作了小幅修改。为了使《反补贴条例》更具操作性,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在《反补贴条例》施行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规章。可见,中国相关部门在反补贴立法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建立了基本的补贴和反补贴立法体系。但相对于中国今后市场经济开放和发展的需要来说,中国的反补贴立法还存在着种种不足。

1.《反补贴条例》虽为主体,但其本身立法层次较低。

一部法律、法规依其制定机关不同而有其位阶层次。调整某一社会关系的立法应有其相应的位阶才足以最大限度地完成法规本身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反补贴立法调整的是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关系,规范的是不同部门、不同地方的补贴与反补贴事宜,效力低下势必影响法规的适用效果。

《反补贴条例》作为行政法规,位阶不高,权威性不强,影响力也不足够大,并且在具体的适用中缺乏足够的信服力。反补贴措施作为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手段,对中国国内产业和对外贸易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强化目前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提高其位阶,使其升格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制定更多的配套法规及规章,建立更加完善的反补贴法律体系。

2. 中国《反补贴条例》中没有对不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绿色”或被保护补贴作出规定。

今后应作出相应的补充规定。

3. 中国的《反补贴条例》明确规定下列补贴具有专向性,应采取反补贴措施,具体如下:

由出口国政府明确确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由出口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指定特定领域内的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以出口实绩为条件获得的补贴;以使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而取得的补贴。此种规定虽然容易实施,只需对号入座即可,但过于具体,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4. 在反补贴程序方面,《条例》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调查程序透明度不高。对调查程序和调查方法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利害关系人明确其权利和义务,甚至可能影响其协助调查的程度。还有,在调查程序上缺乏一个严格、确切的时间规定。《条例》除了规定12个月的调查期限(特殊情况下可延至18个月),临时措施应从开始调查之日起60天后采取,4个月的临时反补贴措施期限,90天的追溯征税期限,5年的确定反补贴税征收和价格承诺期以及12个月的复审期限外,再无其他期限规定。在今后的立法完善上,应借鉴《SCM协定》第12条第l款的要求,即“收到反补贴调查表的出口商至少应有30天的答复时间”。另外,条例还缺少对发展中国家反补贴调查终止的特殊待遇:最小补贴标准和可忽略不计的标准。相对比《SCM协定》其第27条第10款规定,对原产于一个发展中成员方的任何反补贴调查应立即停止,如果有关当局确认:(1)所给予有关产品的补贴总水平对第三类发展中国家来说未超过产品单位价值的2%,对第一、二类发展中国家和那些在8年期满之前已取消出口补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未超过3%(发达国家为1%)。(2)或经补贴的进口产品数量占进口成员相同产品总进口量不到4%,除非所有不到4%的发展中成员方的相同产品在进口成员的总进口量中合计占9%以上。今后,应补充相关内容。

二、完善相关立法,积极应对反补贴调查

反补贴诉讼调查将是今后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面临的一大新课题。各级政府应深入研究反补贴调查的国际规则,加快清理和制定相关规定和政策,使之与世贸组织规则相一致。企业应当积极探索、积累反补贴的应诉经验,提高应对反补贴调查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化解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补贴的产生和泛滥使外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产业受到不利影响,并且很容易导致不公平贸易的产生,从而损害贸易各国的利益,影响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所以,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各国纷纷制定反补贴措施对抗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中国也不例外,由于补贴实质上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或公共机构集合整体性的经济力量支持某一产品以获得极其低廉的价格竞争优势,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和竞争秩序,只有加强和完善反补贴立法,运用法律手段,实施反补贴措施,才能制止外国对进口到中国产品的补贴行为,进而制止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和损害,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最终保证国内相关产业免受实质损害,保障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免受不法侵害。

2.建立和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因为各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都制定了一些支持经济发展、鼓励或限制某些产品出口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有些是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所不允许的,因此需要作适当调整,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3.建立和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备。与反倾销法同样,反补贴法也是各国参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通行的法律规范。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世界经济接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要想在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的同时,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免受外国补贴等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就必须加强和完善包括反补贴立法在内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全和健康发展。

三、完善中国反补贴立法措施

中国是贸易大国,要充分发挥补贴与反补贴这把“双刃剑”的作用,并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运用有效的国际反补贴经验与策略,尽快完善中国反补贴立法,以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1. 一定要坚持发展中国家原则。

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内法律体系还在不断建设、完善中,在平衡国内法和国际规则方面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为了维护中国合法权益,在确定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上,我们要态度明确,据理力争。在立法上,一定要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内涵,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指标以及指标的统计计算方法等要作出明确规定,不能含糊其辞,缺乏操作性。

2. 要增加协议许可的绿色补贴。

协议特别规定了用于科研开发、落后地区扶贫以及企业适应环境新标准的补贴,这种补贴虽然具有专向性,但也是被允许的。绿色补贴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缩小地区间差异以及增强综合国力意义重大。比如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就可视为对落后地区的补贴。总之,就是要学会充分利用协议,在其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利益。

3. 要给予中国反补贴主管机关以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由于中国反补贴立法刚刚起步,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反补贴立法不可能十分成熟,从而对法律的适用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应赋予主管机关较多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更好地适用法律。虽然自由裁量权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但通过采取增加调查活动的透明度,进行司法复审等手段,副作用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应建立一个开放结构的反补贴法律制度,如引进国际反补贴法中补贴和损害的各项认定标准,赋予主管机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给主管当局留下一定的运用和解释的余地,从而更加符合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贸易政策。

4. 中国立法应借鉴美国经验,增加上游补贴的相关规定。

上游补贴是指对于受补贴调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物的补贴。根据美国反补贴法,不仅直接受到补贴的产品可能会遭遇反补贴调查,如果一个产品的原料或主要部件(inputs)受到补贴,该项产品也可能受到反补贴调查。此即为“上游补贴(upstream subsidies)。”但并非所有对投入物的补贴均可构成上游补贴。

美国商务部对受补贴调查产品的投入产品所获补贴采取反补贴措施时,采用的是三步分析法。首先,用专向性标准来避免不合理的扩大上游补贴范围。该标准既包括对投入产品生产商补贴的检验,也包括对该受补贴投入产品供给潜在的购买者或使用者的检验。其次,商务部审查给予投入产品生产商的补贴是否传递给了最终产品生产商。在双方无关联的情况下推定不存在此种传递,在双方有关联的情况下,仅在交易价格低于普遍市场价格或低于给予非关联购买者的价格时,才推定存在补贴的传递效果,即投入物补贴对最终产品提供竞争性利益。最后,商务部审查投入产品补贴是否对最终产品成本构成重大影响。中国目前在上游补贴方面尚无任何规定,应借鉴美国这一成熟的立法经验。

此外,完善反补贴立法,还要合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DSB)。认真研究分析其处理过的补贴与反补贴案件,为中国在DSB就该类案件的起诉、应诉工作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还要加大对补贴、反补贴知识与法律的宣传,引起企业和学者的重视;要加快培养一批精通反补贴法律的专业人才,如精通反补贴业务的产业专家、律师、会计师等。

参考文献

[1]蔡镇顺,范利平,帅海燕.反倾销与反补贴法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2]王琴华主编.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3]邹琪.反补贴与中国产业安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饶友玲.未雨绸缪—关注DSB补贴与反补贴应用技巧[J].WTO经济导刊,2004,(4).

[5]申长友.WTO规则与中国的对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我国反补贴制度的立法不足和建议篇2

(一) 我国现行有效的反补贴法律法规

我国在法律层面上, 主要为1994年5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4月6日进行修订。该法在第43条对反补贴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行政法规层面上, 主要为2001年11月26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 明确了反补贴案件提起和立案的程序, 丰富了补贴的性质与内容。2004年3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决定》, 修改后的条例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二) 我国反补贴制度立法的不足

1. 我国对反补贴的立法时间短、立法层次相对低。

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在效力位阶上已然低于法律, 且概括性还相当高, 因此势必需要配套具体的实施细则来补充反补贴措施的可操作性,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部门规章以暂行规则的形式出现。然而, 部门规章由于临时性和部门性的局限, 难以有效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统帅协调各方采取或应对反补贴调查, 尤其在涉及农产品补贴等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合作的问题上。笔者认为, 国务院如能总结近年的立法经验整理部门规章, 或修订反补贴条例或另行颁布统一的反补贴实施规则或办法, 或许更有助于我国补贴与反补贴的实践。

2.《反补贴条例》需要拓宽关于补贴的界定。

与美国的反补贴立法相比, 我国《反补贴条例》对补贴的界定较为狭窄, 只规定了出口补贴一种情况, 而对进口替代补贴等其他专向性补贴未予提及在将来的反补贴法的修改完善中, 至少应考虑将进口替代补贴和上游补贴纳入我国反补贴法的规制中。在明确“专向性”又仅单纯的正向列举五种可能情形, 并把SCM协议中的“禁止性补贴”归入其中, 却忽略了反向排除专向性的规定。这样, 我国的《反补贴条例》只站在了纯进口国的立法角度, 仅仅具有防范攻击功能, 没有从出口国的立场发挥反补贴法应有的促进调控功能。

3. 损害的存在与确定需要明确。

我国的《条例》遵循SCM协议, 对征收反补贴措施明确必须同时满足存在补贴和损害两个条件, 但在确定损害时却跳出协定的立法模式, 不区分损害的种类而只笼统的罗列应当审查的事项。在这类关键问题上的语言不详, 使得《条例》本身缺乏可操作性。

二、完善我国反补贴制度的建议

1.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反补贴立法体系, 增强法律的透明度。由于世贸组织协定在我国不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不能直接适用, 因此我国必须通过制订和完善国内法规, 使反补贴国内立法与世贸组织协定和中国政府的承诺相衔接,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反补贴立法体系。同时, 我国的反补贴立法还必须遵循透明度原则。按照WTO规则的要求, 我国加入WTO后, 凡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措施, 都要在官方刊物上公开刊登。

2.建立和加强我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保护我国产业安全。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之所以能够及时发起并迅速立案, 在于其预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当其国内产业遭受外国产品进口冲击时, 预警机制能够依据一系列的指标快速反映遭受倾销、补贴和损害的程度, 产业界就可以及时抓住有利时机提起调查申请, 政府机关也可以迅速立案并及时展开调查工作。

3.加强反补贴协作体系,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加强国务院有关部门、各行业协会的联系和沟通工作, 把各行业协会作为我国反补贴工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入世之后, 国内企业将真正面对全球化竞争格局, 那些长期受到国家特殊保护和扶持的产业、垄断性行业或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会受到冲击。作为企业的服务者和行业的管理者, 我国的行业协会应当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做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

4.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 符合WTO《SCM协议》和我国入世承诺的要求。《SCM协议》反对和限制禁止性补贴和部分可诉补贴, 中国在加入WTO时也承诺将取消所有的禁止性补贴。我国要依据WTO《SCM协议》和我国的入世承诺要求, 调整我国国内对有关行业、地区或部门的补贴, 使补贴有依据、有客观标准、公平合理, 又不会被其他国家指控为违反WTO规则, 甚至提起反补贴诉讼。要取消那些会被认为属于禁止性的补贴, 尤其是出口补贴, 而通过其他非补贴的形式来实现出口和进口替代政策。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 (下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徐锋.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补贴与反补贴.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02, 11 (6) :27—28.

[4]曹建明, 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5]贺连博.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内容浅析.商务部“反补贴法律和实务研讨会”论文集, 2003.

[6]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索必成译.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法律出版社, 2000.

新西兰反虐待动物立法简介篇3

新西兰以其动物产品输出、动物专家以及研究、试验、教学类动物利用而闻名, 有关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的争论在其国内也一直存在。但“动物权利”这个词在新西兰并未得到认同, 因为新西兰法律体系中占主导的价值观和我国类似, 强调的是“义务”和“责任”, 无论人还是动物。正如新西兰也提倡并保护人权, 但在法律条文中并无“人权”字眼出现。但新西兰由于动物产品贸易的需要, 以及动物科学、动物伦理等科学的发展, 动物福利立法一直谨慎而有效地进行着。

新西兰现行的动物福利立法包括:1977年《野生动物管理法案》、1999年《动物福利法案》、1991年《动物管理产品限制法案》、1999年《动物产品法案》及附属法案、1993年《动物识别法案》, 以及相关的动物福利、动物产品和生物安全法规。有关动物福利的行政事务由农业和林业部负责。1999年《动物福利法案》中有专章详细规定虐待动物的犯罪及处罚, 是现行新西兰反虐待动物立法的集中体现。

二、1999年《动物福利法案》概览

(一) 对“动物”的定义。

现行的1999年《动物福利法案》脱胎于早期的1960年《动物保护法案》。1960年法案中规定的受其保护的“动物”是“马、牛、羊、狗、猫……或任何被驯养的种类”。1999年法案对“动物”的定义远比1960年法案广, 几乎囊括了所有对疼痛有感知的动物种类, 而不论是驯养还是野生。而诸如贝壳、昆虫, 尽管对其感知疼痛能力的证据尚不充分, 法案也将纳入其保护范围。

(二) 对“虐待”的定义。

1999年法案第二章几乎全部修正了1960年法案关于残酷犯罪的规定, 对“虐待”采取不作具体定义的方式, 不仅包括了1960年法案遏止严重虐待动物的故意犯罪, 更将较为轻微的责任人疏忽致动物受损纳入其中, 将给予动物应有的照料作为公民“责任”, 将立法的基本意图从“悬崖底部的急救”转移到预防虐待和不充分的看护上。有关各类动物照料责任细化的标准, 则被设定在第五章“福利法典”中。这些标准将会依动物的种类、环境、详细情况而进行详细而符合实际的设定。

(三) 动物福利法典。

法案专设第五章“福利法典”, 对某类动物的具体福利标准的起草、制定、修改进行规定, 并授权有关组织机构进行, 而官方网站上也有方便的链接供公众提出自己的建议, 任何人均可参与起草与建议。总的来说, 福利法典的起草、制定、修改、通过都远比《动物福利法案》来的容易, 这种立法技术近乎完美地满足了法律时效性和稳定性的双重要求。

(四) 法案结构。

1999年法案的结构反映了公众比1960年对动物福利更宽和更强的关注。一些政策领域, 如研究、试验和教学用动物, 动物专家, 政府和福利组织间的关系, 都是新加入的或有显著的修改。

法案采用了一种三向式的结构:人类的核心责任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设定, 其他章的设定都有其特殊目的, 如第六章设立了研究、试验、教学用动物规程;福利法典则是用于促进适当行为 (第一章的细化) , 建立细节规范, 以及促进实践;守则这一章则是规定行政细节的, 比如设定费用、规定格式和指定实验动物的统计数据。

可以说, 1999年《动物福利法案》为新西兰建立了一个新的动物福利体系, 向世界表明了新西兰的清晰立场:新西兰的动物有权期待适当和充分的照料。

三、1999年《动物福利法案》中有关虐待动物的具体规定

(一) 罪名和刑罚。

1999年《动物福利法案》针对虐待动物所可能造成的伤害设置了不同的条款 (第28~37条) , 主要在第二章“动物的管理”中。第一章“照顾动物”则是针对对动物负有责任的人的规定, 以进一步确保动物不会因为责任人疏忽而受到变相虐待, 以确保动物福利。

1、虐待动物的严重故意犯罪。

第二章的立法目的:一是禁止某些对动物的行为———虐待动物;二是对某些利用陷阱、捕捞、捕捉、圈禁等对待动物的行为进行管理。

其中, 第28条:故意虐待动物罪:

(1) 行为人有如下故意虐待动物行为之一则被认为是犯罪: (a) 致被虐待动物永久性残疾;或 (b) 致被虐待动物死亡;或 (c) 致被虐待动物疼痛或痛苦以致必须将其人道死亡以结束其痛苦。

(2) 犯上款罪者应被起诉并定罪判罚: (a) 个人犯此罪者, 应判处三年以下监禁或5万新西兰元以下罚金, 也可并处监禁和罚金;或 (b) 单位犯此罪者, 处25万新西兰元以下罚金。

这是针对虐待动物最严重的情况, 且适用于所有动物 (包括野生动物、鱼、甲壳类动物) 。

接下来的几条, 属于虐待动物罪的较轻的规定和一些特殊规定。

2、未尽责任的轻微过失犯罪。

第一章主要是针对负有责任的人的疏忽行为进行规定, 且只适用于人类看护下的动物:第12条对动物的主人或对动物负有看管责任的人未完成其应尽义务 (包括保持动物的温饱、健康和不遭受不合理不必要的疼痛或痛苦) , 以及因此而致动物伤病, 或者是以不合理不必要的手段杀死动物做出了规定;第14条针对存放、销售过程中使动物遭受不合理不必要的痛苦做出规定;第22条则针对交通运输中提供必要合理的环境以及食物和水做出了规定。违反上述规定的, 个人处以6个月以下监禁, 或2.5万新西兰元的罚金, 也可并处监禁和罚金;单位处12.5万新西兰元的罚金 (罚则见第25条) 。

对触犯以上两章规定的行为, 其抗辩理由有且仅有:行为人已穷尽所有合理的措施来避免伤害;或该行为发生在意外情况下, 为挽救人员生命之必须 (类似紧急避险) ;或该行为符合现行之另外福利法规的最低标准。

(二) 执行

1、诉前执行权。

法案将起诉前的执行权给了动物福利监察员、辅助人员和兽医。兽医主要是对伤亡动物进行救治和进行鉴定。

(1) 动物福利监察员

(1) 人员来源。动物福利监察员除警察、依《国家部门法案》所雇佣 (基本上是MAF的人员) 并由总干事所指任的监察员外, 也可由经部长许可的组织推荐的人员担任。

(2) 监察员的权利

A、没有搜查证时, 可以进入土地、经营场址、专用场地 (不包括私人住宅) , 静止的机动车、飞机、轮船监察动物。在上述进入之后, 当有合理理由相信动物正在被故意虐待 (可能导致第二章所述伤亡) , 或是动物的生理、心理健康需要迁移 (可能不能满足第一章所规定责任) , 监察员可以捕捉任何动物 (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 。

B、在有搜查证的情况下, 搜查土地、经营场址、专用场地、机动车、飞机或轮船并没收违法证据。

C、在以上两种任何情况的进入之后, 或在任何其他时间, 监察员 (没有捕捉任何动物) 也可以采取措施来阻止或减轻动物的痛苦 (第130、133 (4) 条) 。

第130 (1) 条还专门规定了下列情形下监察员行动的合法:车主未能及时找到的一辆密锁的汽车, 监察员可以打破窗户进入以营救明显处于危机中的动物。

(2) 辅助人员

(1) 人员来源。辅助人员由总干事指任, 由经许可的组织推荐 (第125条) , 其权利受到的限制比监察员多。一般是动物避难所的工作人员, 以及需要授权来销毁动物或将动物进行新安置的人。

(2) 监察员和辅助人员都享有的权利

A、销毁严重受伤或虚弱的动物的权利 (第138条) ;

B、证明圈养动物伤病严重, 一直处于忍受中, 如果找不到主人, 当地部门必须销毁动物;

C、负有向海军脊椎动物官员报告找到的任何严重受伤或虚弱的海洋动物的责任。

2、没收物的处理。

针对被没收的“东西”和动物, 法庭可以命令归还某人, 也可命令售卖 (第136条) 。如果需要出售, 所得价款在支付出售费用之后, 应首先用于支付出售前该动物的管理费用, 然后用于支付同属一人的在同一时间被没收的其他动物的管理费用。

此条款亮点在于, 将售卖费用用于支付同属一人的在同一时间被没收的其他动物的管理费用。这不仅是对司法负责, 也是更长远地对动物福利的考虑, 毕竟经济支持是除了善心之外对动物福利最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