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理论文献综述

教育投资理论文献综述（共7篇）

教育投资理论文献综述 篇1

摘要：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财政投资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注定了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不可单一的财政化。文章从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必要、教育成本分担、多元化筹资渠道和财政拨款模式四个方面, 对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 并适当的提出一些研究的不足和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财政投资,教育成本,拨款模式

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政策是指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于高等教育的经费拨款及执行的政策和引导非财政资金投资于高等教育的间接调控政策的总称。本文所探讨的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是从高等教育投资必要性、教育成本分担主体和经费筹资渠道以及财政拨款模式这四个方面进行总结的。

1 财政投资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高等教育财政投资必要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他曾在《国富论》中提出了政府应尽的三个基本任务, 其中之一是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设施, “青年教育设施”便被列入上述公共设施。自此以后, 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必要性的探讨很多。我国的多数学者认为财政投资高等教育具有必要性, 细究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 公平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个重要缘由, 而财政投资高等教育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所以政府投资高等教育是应该的 (伍国燕2006, 罗晓华2007, 黄香香2006等) 。人力资本是创造产值的重要因素, 高等教育能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 提升受教育者的知识水平, 是穷人及其后代提高收入, 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伍国燕 (2006) 认为高等教育使工资和薪金结构发生变化, 使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减少, 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投资或者对个人提供相应的补助, 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目标。

第二, 高等教育是一个准公共产品, 高等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受益, 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增进人类的文明, 促进社会进步, 这些正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完全由市场提供必然造成高等教育的供给不足, 所以政府必须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 (伍国燕2006, 李成立2006, 黄香香2006) 。高等教育事业不是完全赢利性的。对于那些在市场条件下很难得到资金支持的但具有巨大潜在经济价值的项目, 如高等教育的基础科研、基础学科教学, 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资, 而对于应用性较强并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项目, 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罗晓华, 2007) 。

2 教育成本分担分析

如果政府要投资高等教育, 那么政府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成本不是完全由政府来负担, 那么其余的教育成本应该如何分担。因此, 将高等教育成本在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担, 为财政投入高等教育的“深度”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标准。

最先提出教育成本分担的是约翰·斯通 (1986) , 他把教育成本分为教学成本、学生生活成本和机会成本, 把政府、学生、家长、慈善家界定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 “成本分担”成为世界各国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个理念, 我国的学者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问题。

定性研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问题的学者, 主要从受益原则和分担方式这两个角度入手。高等教育的对象是学生, 学生是高等教育的第一受益者, 其次是家庭, 教育的外部性导致社会也成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据“谁受益, 谁负担”的原则, 学生、家长、政府和社会都是教育成本的分担主体 (李成立2006, 黄香香2006, 黄成亮2005, 尤莉2008) 。实行成本补偿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分配公平, 从而体现教育的公平。世界其他各国高等教育投资采用成本分担的方法,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应该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黄成亮2005, 尤莉2008) 。至于政府以何种形式分担成本, 李成立 (2006) 主张要维持合理的学费水平、实行收费标准的差异化和学费折扣制度、完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等。

从对财政投资高等教育定量研究方面来看, 有些学者通过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有关数据进行分析, 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 提出建议。马圆圆 (2007) 得出“高校收费过高影响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和“高校收费过高抑制居民消费”两个结论, 为此建议:将高校收费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拓宽高等教育经费筹集渠道。李成立 (2006) 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远远跟不上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 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 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一般水平, 建议要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许琳 (2007) 利用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公共高等教育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分别对WEI国家和OECD国家的高等教育投资规模进行比较并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投资规模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使得公共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比较低, 提出应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3 高等教育经费筹资方式研究

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曾实行过单一的财政模式, 国家承担着高等教育的全部经费, 也有的国家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补偿主要是依靠个人支付的高额学费。实践证明, 这种单一的模式是不可取的。

伴随着教育分担成本理论的深入人心, 国内对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体制改革的讨论不断深入, 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关于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理论。李成立 (2006) 主张高等教育财政多元化, 教育经费从政府拨款、学费、校办产业、社会捐赠和科研收入等方面进行筹措, 并提出创办教育银行, 呼吁尽早推出教育彩票。于蕴芳、张兆玮 (2007) 提出考虑发行中奖所得税率10%的“低税教育彩票”。张芳 (2004) 认为在坚持高等教育筹资渠道多元化的大方向下, 应该以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主, 适时扩大非财政性的教育性经费。姚建华 (2008) 深入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认为导致存在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投资责任划分不清以及多元化投入扶持力度不够, 提出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完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的对策。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 维持高等教育所需的资金采用多渠道化是必然的, 一方面受益者个人要为自己从教育中获得的好处支付学费, 另一方面政府或者社会其他组织为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买单。

4 财政拨款模式研究

我国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长期以来没能与教育成本等相关指标挂钩。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模式经历了以下两个历程:1949年至1985年, 高等教育投资拨款模式的依据是“基数加发展”, 1985年至今, 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虽然新的拨款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体制的各项改革, 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阎元 (2006) 认为当前的拨款模式不够科学规范, 影响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提高, 难以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财政目标, 主张在对高等教育拨款的体制中引入绩效考核机制, 并针对绩效考察这一拨款方式, 提出了建立绩效指标的立足点和基本原则。伍国燕 (2006) 主张财政拨款中不仅要注重绩效, 还要关注公平, 并根据拨款对象的不同分别设计了拨款模式:以完善和改进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为重点探讨学生资助的模式, 以此更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构建了以大学基金委员会为主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拨款运行机制。许琳 (2007) 提出构建“政府→中介→学校”三方协调运作机制模式, 增加拨款的透明度, 克服高校的成本最大化行为, 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改革拨款方法, 从单一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改为“公式加合同”复合模式, 规范拨款决策程序, 有效地减少学校与拨款机构的冲突, 为教育经费的公平分配提供了一个数量化的方法, 具有较高的透明度。罗晓华 (2007) 提出政府在对高校进行拨款时, 将拨款内容分三大部分:教学、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和贡献;教学拨款以公平为主, 基础设施主要是根据学科竞争性评价结果拨付, 兼顾学校公共基础建设的需要, 辅之以体现国家利益导向的特色与创新拨款。

5 研究评述

总的来看, 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如何解决高等教育投资总量的不足入手, 在研究中, 更多的是从多元化投资方面进行展开的。虽然对于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见解, 但笔者认为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第一, 同中求异。多渠道的高等教育筹资方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同意, 然而对于财政投资在整个高等教育经费的筹资总量中的地位, 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政府应该承担大量的教育成本, 保证高等教育的有效提供;有的学者则认为, 由于政府行政干预等有损高等教育提供的效率, 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应该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 加大其他市场方式的筹资力度, 保证市场提供的效率。

第二, 重视总量研究, 忽略了财政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结构分析。国内学者们大多从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入手, 注重总量分析, 呼吁政府在总的财政投入中有所改善。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出主要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主要内容, 由于这三大部分产品的性质有所差异, 应该理应分开探讨, 从而达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而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细化程度不是很深, 有待于进一步改善。此外, 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 (如研究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 的学校, 财政投资是否要区别对待, 这些问题没能得到积极的探讨。

第三, 中央和地方财政对高等学校的投资比例研究有待深入。我们国家的高校有的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国防部等各部门,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省属的。国家财政处于公平考虑要投资省属高校, 地方财政出于弥补高校的正外部性原因也要投资部属学校。对于国家部属的高校,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 由于它坐落在该省, 就会对该省产生很大的正外部性, 理应得到该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 而在当前我国省级财政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 财政厅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更多的是关注省属高校, 而给部属学校的支持实在有限。同样对于省属学校, 国家财政往往存在着省级财政类似的做法。中央和地方财政对部属和省属高校的投资, 从理论上说, 是要区别对待的, 但对于这个区别程度, 学者们考究的微乎其微。

笔者认为, 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还是要注重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作用。首先其他市场筹资渠道虽然多而广, 即使是有效率的, 但是往往存在不稳定性, 教育作为一种“生产周期”较长的产品, 必须要有长时间的稳定的资金支持;其次, 考虑到教育公平问题, 市场调节对公平因素缺乏重视,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 政府应该是高等教育投资的“第一主体”。但是我们不应将高等教育的成本全部强加在政府头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等教育的经费筹资渠道应该多元化, 但是一定要坚持以财政投资为主。目前, 我国的教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 市场经济追求最大利润, 教育行业的回报率仍然很低, 如果仅凭市场渠道, 很难得到足够的资金。社会捐赠的数额各年的起伏也很大。如果缺乏财政的核心作用, 那么就会导致高等教育投资资金不能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态势, 无法保证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最后,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的改革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细化教育拨款内容, 保证资金的使用能真正落到实处;其次要建立透明的拨款机制, 防止资金挪为他用;最后要建立绩效评价机制,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企业文化理论文献综述 篇2

(一) 企业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理性主义一直是作为西方企业管理的基本准则, 然而这种理性主义管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企业的理性化管理因为缺乏灵活性, 从而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 打击了人们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 从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心理因素与价值整合的文化, 才能真正对企业长期的经营业绩和企业今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 日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 从而促使美国大量的专家、企业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与美国的企业做了比较。经过认真的研究比较, 他们发现注重信念、目标、价值观等文化因素的企业管理模式是日本越来越发达的重要原因。从这些理论和研究中不难看出, 企业文化的形成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 是当代企业竞争中管理模式比较的产物, 是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反映。

(二) 企业文化的产生

从文献上来看, 企业文化理论应该是在美国形成的, 美国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受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影响, 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如《日本名列第一》。第二阶段学者对两国的管理模式的比对研究, 这也可以说是学习引进阶段, 如《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等书。第三阶段是在本国的改革研究, 主要是研究寻找与美国文化相匹配的企业文化, 来提升美国的经济活力和应对日本企业的竞争, 如《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尤其是后四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形成。

(三) 中国的企业文化理论

美国提出的企业文化理论传到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 传入后很快引起了中国企业家和学者的共鸣和响应, 掀起了一次次的企业文化热潮, 甚至把是否具有先进优良的企业文化理论作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到了90年代, 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要想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竞争实力, 企业开始寻找应对策略, 许多企业看到了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 纷纷开始模仿外资企业的文化形式。21世纪以来, 市场经济更加深入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企业的竞争格局, 使得企业文化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重视。大批大批的企业开始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和改革, 很多企业专门成立了企业文化部门, 高层领导开始致力完善企业文化体系。国内学者专家、高校开始深入的研究企业文化, 很多大学成立了以企业文化为中心的专业。随着改革开放, 外资引入, 大量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中国, 既有本土的企业也有外资企业, 这样使得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和中国的企业文化相结合, 带动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二、企业文化理论的本质

企业文化体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展示出这个企业的文化, 企业的精神面貌、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企业的管理模式、员工的风貌、管理层的做事风格等等都可以看出来, 体现在每个细节, 每个角落。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生产观念。企业文化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显性文化, 包括厂房、硬件设备、原材料、和所生产出的产品等等。另一部分是隐性文化, 是以人的思想精神为基础的各种文化表现, 包括企业的管理制度、行为方式等等。企业文化可以概括为,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形成的反映本企业特点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企业精神和形象等的融合。

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狭义上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价值理念、经营宗旨和道德准则的综合。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各种活动及结果中, 所努力贯彻并实际体现出来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 并表现为企业总体的风采和独特的风格模式。

三、企业文化研究的方向

杨雨诚、唐欢庆2006年在《企业文化理论综述》中说过: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20多年的迅猛发展来看, 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定向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道路。文化研究一直没能明白其研究方向直到90年代, 企业文化被慢慢普及, 用企业文化来塑造企业形象的意义得到了重视。因而, 在80年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方向被细致化, 实践化。出现了大约四个方向: (1) 企业文化理论被深入研究; (2) 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和发展的关系研究; (3) 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 (4) 关于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

中国的企业文化必须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同时也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企业文化具有生命力、创造力。中国的企业要对员工提供好的工作和实现梦想的条件, 对客户要有周到的服务, 还要重视技术革新, 是全体员工在和睦的氛围内用先进易懂的技术创造价值。

四、结语

企业文化理论从产生到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在该领域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 已经在企业界和理论界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目标是解决如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如何更好地处理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如何对企业的文化进行正确的评估, 如何更好的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需要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并与实践充分结合。相信在不断的努力下, 我们的企业文化会越来越完美。

摘要：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 企业文化的发展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造创新为本,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可以为战略管理提供最有利、最长效的平台。因此, 企业文化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 文化管理日渐成为企业管理的潮流。文章将现有的企业文化理论和文献进行整理、归纳、总结。

关键词：企业文化,理论,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1]王吉鹏, 企业文化热点问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6.

渠道公平理论文献综述 篇3

市场渠道中供应商与经销商的关系往往是不对称的,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供应商大行其道, 自此之后的文献研究大都是权力倾向于供应方的情况。这种不对称的渠道关系会导致低度的合作、低度的信任、低稳定性和高度的冲突 (Anderson and Weitz 1989;Dwyer, Schurr, and Oh 1987;Frazier, Gill, and Kale1989;Stern and Reve 1980) 。处于劣势地位的经销商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规避不对称关系带来的损失和不公待遇, 会极力寻求具有公平观念的强势供应商 (Anderson and Weitz 1992;Heide and John 1988) , 因为关心公平的供应商愿意牺牲自己的利润来维护对方的利益, 并且他们会维持发展长期关系 (Kumar 1996, Scheer et al.2003) 。

一、理论起源与分类

Adams早在1965年就提出了公平理论, 该理论是研究个人将自身的产出、收益比与他人的产出、收益比作比较, 从而感知公平或不公平。Kahneman等 (1986) 提出企业像个人一样在商业关系 (包括渠道关系) 中也会关心公平, 拥有公平动机。他将个人间的公平引入到了组织间的公平。Nirmalya Kumar (1995) 最早正式研究渠道公平理论并将渠道公平分为两个维度, 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 同时也界定了这两种不同公平的概念。

Kumar (1995) 引用了Frazier (1983) 对分配公平的概念, 认为分配公平是企业将自己的实际产出与其感知应得的产出相比较而感知的公平。程序公平是经销商在供应商与经销商交往的过程和程序中所感知到的公平, 该公平是从总体上或是从一些因素考量中而感知的, Kumar只考虑后一种情况, 这些因素包括双边贸易、公正、经销商对供应商的反驳、供应商对经销商的解释度、供应商对经销商的了解程度。分配公平是从产出上进行的感知, 而程序公平是从供应商的行为上而感知的。

大多数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基础研究了这两种公平维度对关系质量、满意度、冲突的影响。例如, 如果渠道成员感知分配公平, 则该成员会获得更多的满意度和较少的冲突;如果渠道成员感知程序公平, 会降低冲突 (James R.Brown 2006) ;程序公平还会利于渠道关系中的承诺 (C.F.Gilliland and Chan.2001) 。

还有些学者研究感知不公平带来的后果。L.K.Scheer, kumar, J.E.M和Steenkamp (2003) 将不公平分为积极的不公平和消极的不公平, 由于文化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 可能是积极行为, 也可能是消极行为。我国学者翟森竞、黄沛、高维和 (2008) 研究证实心理契约与感知不公平存在相关性, 前者可对后者进行衡量;同时也讨论了不公平类型、角色定位对不公平容忍区域范围的影响。

二、渠道公平理论研究现状

渠道公平理论的发展只有十余年, 从所查到的文献来看, 国外的有17篇, 国内的只有1篇, 笔者只能从现有查到的资料综述该理论。

1、经销商公平感知后的影响。

多数学者对公平感知的影响较有兴趣, 他们多是在二元渠道中研究经销商感知供应商公平会产生的影响, 有双方关系质量、经销商的满意度、冲突、渠道协调和对其行为的影响, 等等。有的学者在不同的背景下研究公平感知的影响, 如Yadong Luo (2008) 在战略联盟的背景下研究了边界人员的感知公平对合作产出的正相关影响。 (图1)

Heide, John 1988 (1992) 和Kaufmann, Stern (1988) 通过他们的研究已经发现公平在保持和发展关系中起到重要作用。Kumar (1995) 在对美国和荷兰的汽车渠道的研究证实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关系质量具有正相关关系, 分配公平相对程序公平对关系质量的影响更大。之后, Omar和Blankson (2000) 通过美国的新汽车零售业实证研究证实了两种不同的公平维度与关系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只是此时是程序公平相对分配公平对关系质量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J.R.Brown, A.T.Cobb和R.F.Lusch (2006) 通过大样本的调查研究得出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和冲突产生负相关关系, 分配公平与经销商的满意度成正相关关系。Tony Haitao Cui, J.S.Raju和Z.J.Zhang (2007) 探讨了公平如何影响渠道协调。他们的分析表明, 当渠道成员关心的是公平, 制造商可以用高于边际成本的不变的批发价格来协调这一渠道以达到最大的利润和效用。J.B.Gassenheimer, F.s.Houston和J.C.Davis (1998) 从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评估关系强度, 渠道成员在此基础上感知公平或是不公平, 本文重点研究当渠道成员感知不公平时会导致关系的恶化或是退出关系。

2、渠道公平的前因变量。

对该部分的研究只有4篇文献, 而且公平感知是作为中介变量出现的。Gassenheimer等 (1998) 也是在二元模型中研究渠道成员双方从经济价值 (用容忍度衡量) 和社会价值 (用满意度衡量) 两个方面评估各自的关系距离, 这两者的关系距离又确定了相对的关系距离, 渠道成员在此基础上感知公平或是不公平, 之后渠道成员便可确定了自己的关系执行决策。M.H.Espallardo和N.A.Lario (2003) 的研究表明, 渠道中拥有资源的一方通过单边控制 (输入控制、行为控制和输出控制) 使对方 (目标对象) 行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分配公平增加了输入控制对目标对象行为的影响, 而程序公平在行为控制和输出控制对目标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Scheer等 (2003) 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由于美国和荷兰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公平感知对其行为的不同影响。C.Yilmaz, B.Sezen and E.T.Kabaday (2004) 的研究是经销商在供应商提供于经销商的行为功能之上感知公平, 从而影响经销商的满意度。供应商提供于经销商的行为功能包括货物配送功能、操作支持、边界人员的行为功能、财务与销售业绩。

三、局限与研究方向

1、局限性。

首先, 该理论的研究起点晚, 关注的学者也很少, 因此搜集的资料也不是很充分, 这使得有些研究领域可能未被梳理到;其次, 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在此对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 由于本人的能力有限对原著的理解可能有些偏差。

2、研究方向。

新新贸易理论文献综述 篇4

关键词：新新贸易,异质企业,内生边界

1 新新贸易理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

新新贸易理论突破以往贸易理论的局限, 开始以异质企业为重点发展新的贸易理论, 为贸易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Melitz (2003) 提出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 随后Bernard、Yeaple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

1.1 生产率与出口

Melitz (2003) 提出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Melitz建立的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以Hopenhayn's (1992) 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 并扩展了Krugman (1980) 的贸易模型, 同时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Melitz (2003) 的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国际贸易进一步使得资源重新配置, 并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 这种类型的福利是以前的贸易理论没有解释过的贸易利得。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将能够承担海外营销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 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当削减关税、降低运输成本、或增加出口市场规模时, 整个产业的生产率也会得到相应提高, 这些贸易措施都将提高本土和出口市场销售的平均生产率。

Bernard与Eaton, Jensen和Kortum (2003) 也建立了一个异质企业贸易模型, 与Melitz (2003) 模型所不同的是, BEJK模型采用的是Bertrand竞争而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主要关注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关系。Bernard等模拟了全球范围内贸易壁垒削减5%的情形, 研究结果是贸易额上涨了39%, 总生产率也由于低生产率企业倒闭和高生产率企业扩张出口而上升。

Melitz和Ottaviano (2005) 研究了市场规模、生产率和贸易的关系, 并指出不同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是由该市场中企业的数量和平均生产率水平内生决定的, 市场规模和贸易会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异质企业的市场决策。总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市场规模和贸易带来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双重作用, 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 生产率水平越高, 而利润越低。该模型对于研究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有一定价值。

Yeaple (2005) 的研究试图解释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系统性差异, Yeaple将贸易成本与企业的进入、技术选择、是否出口以及雇佣工人的类型等四方面决策联系起来, 有效地解释了不断增加的技术溢价的原因。Yeaple (2005) 模型与其他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企业异质性是贸易成本、技术特征、工人技术异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也对于国际贸易对技术溢价和能观测到的产业层面上的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邓翔、路征认为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成功的引入到国际贸易模型中, 从微观层面解释了贸易的发生及影响, 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研究的新领域。该论文解释了为什么好的企业做国际贸易, 而较次的企业做国内贸易这一现象, 该理论认为, 自由贸易可以提高产业生产率水平和社会福利, 所以在政策上应该促进自由贸易而不是贸易保护。

2009年4月李春顶、王领以经典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框架为基础, 抛弃了其中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不可知且服从随机分布的假设, 将企业技术选择文献中关于技术和产品边际生产成本可预知的假定引入, 对现有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和补充, 指出不应给予企业出口优惠和补贴, 而应创立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 让企业自主选择。

1.2 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

Helpman , Meiltz和Yeaple (2004) 拓展了Melitz模型, 考虑了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 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Helpman, Melitz和Yeaple的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是由企业根据其生产率预先决定的。从实证检验看, 采用离差的方法提高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以及出口成本的变化、或FDI成本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各国各个产业内生产模式的。Helpman, Melitz and Yeaple (2004) 对出口和FDI关系研究的贡献与Melitz (2003) 对异质企业贸易的贡献一样杰出。引入企业异质性特征后, 可以将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区分开来, 确定哪些企业从事出口而哪些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企业生产率差异使得企业可以进行自我选择。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成为跨国公司, 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出口, 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

2009年李春顶以国际贸易前沿的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为基础, 扩展了理论模型, 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应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应该选择出口贸易的结论。同时, 选取我国36 个行业的1997—2006年的数据, 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估算和矫正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并将理论应用到实际, 解析和得出了我国不同行业应有的国际化路径选择。

2009年5月孙艳琳通过对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比较, 从贸易分工基础和国际贸易所得两个方面剖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探讨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竞争的实践意义, 并对新新贸易理论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指出在企业异质性客观存在的条件下, 国家要提高开放经济的贸易所得, 必须切实扶持好本国大企业, 并提供具体扶持的作用变量。

2 新新贸易理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

2.1 产权与不完全契约

Antras (2003) 另辟蹊径, 将Grossman-Hart-Moore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m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 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产权模型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Antras (2003) 在文中揭示了两种公司内贸易的类型, 在产业面板数据分析中, 公司内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非常高, 而出口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更高;在国家截面数据分析中, 公司内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非常高, 出口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例更高。Antras模型界定了跨国公司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定位, 并能够预测企业内贸易的类型。计量检验表明该模型与数据的质和量的特征相一致。

Antras和Helpman (2004) 建立的理论框架中, 将Melitz (2003) 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 Antras (2003) 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 在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Antras和Helpman的研究表明异质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 选择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地点。生产率差异较大的产业中主要依赖进口投入品, 在总部密集度高的产业中一体化现象更为普遍;一个产业部门的总部密集度越高, 就越不会依赖进口获得中间投入品。

Antras (2005) 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李嘉图南北贸易模型解释国际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产品周期的出现。产品周期是由于南方国际契约的不完全特性和高技术投入品重要性随着产品的年龄和成熟度下降 (产出弹性减小) 而产生的。不完全契约减少了产品开发, 低技术投入品会转移到南方以便利用南方的低工资优势。这种转移首先会通过FDI的形式在企业的边界内发生, 其后一段时间, 会通过外包形式在企业边界外发生。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高于南方。无论企业采用哪种组织形式, 专用性投资都会扭曲, 如果中间投入品供货企业比最终产品供货企业更能创造剩余, 那么外包的激励就会增大。

2.2 契约体制与比较优势

Grossman & Helpman (2005) 分析了契约环境对外包的影响。他们用特定关系投资所占的比重来界定一国的法律环境。给定每一个国家零部件生产商的数量和相对工资水平, 一国契约环境的改善提高了在该国外包的相对利润。全球契约投资比重的上升对北方的外包有利, 南方法律环境的改善可能提高或降低当地的外包数量, 但是提高了来自北方的外包数量。

Nunn (2005) 分析了契约不完全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把法律规则作为契约不完全性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 实证分析表明, 有更好法律体系的国家, 其契约密集型投入 (intensive in contract-dependent input) 高的产业出口更多。即契约体制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2.3 契约与外包

Antras和Helpman (2006) 将Antras和Helpman (2004) 的异质企业国际生产组织模型普遍化, 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 (contractual frictions) , 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拥有异质性生产率的企业决定是否实行一体化或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进行外包, 并决定在哪个国家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和中间投入品供货企业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 只能进行部分契约化, 或者以一体化企业形式, 或者以市场交易形式。在均衡点, 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同, 选择的所有权结构和供货商地点也不尽相同, 契约制度的质量变化对企业组织形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 评述

Melitz (2003) 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已成为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一块基石, Melitz模型将贸易理论的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相结合, 将企业的生产率差别和出口的固定成本有机地结合起来, 解释了出口企业和跨国公司生产率差异的原因, 丰富了贸易和FDI的研究类型。Antras (2003) 将契约模型融入标准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 不仅用贸易模型解释了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各国出口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差异, 也解释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 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创新。

新新贸易理论从异质性企业这个角度说明了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的重要影响, 一方面, 一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积极参与贸易分工, 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 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实现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新新贸易理论我们明白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另一条途径就是积极进行对外贸易。同时, 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一方面, 完全对外开放, 可能致使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产业被他国效率水平高的企业所控制, 这样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另一方面, 自由贸易导致了资源的重新配置, 使利润和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 并且自由贸易会发生在一部分区域, 这样容易形成地区差距, 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参考文献

[1]樊瑛.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理论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 2008, (3) :124-128.

[2]赵伟, 李淑贞.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由实证而理论的最新拓展[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7) :24-30.

[3]邓翔, 路征.新新贸易理论的贡献与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9, 30 (12) :4-8.

[4]李春顶, 王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贸易行为选择与经济效应[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9, 214 (8) :43-52.

[5]李春顶.出口贸易、FDI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J].南开经济研究, 2009, (2) :15-28.

财务本质理论文献综述 篇5

关键词：财务本质,财务活动,财务关系

一、关于财务本质的几种观点

1、资金运动论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 “资金关系论”一直是我国财务学术界对财务本质认识的主流观点。较早出自1964年邢宗江等人:“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运动, 构成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 体现企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财务。”夏乐书等人在1964年也提出“财务是企业和行政、事业等单位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企业等单位的资金运动称为财务活动, 资金运动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称为财务关系”的观点。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资金运动或财务活动是财务的现象, 资金运动或财务活动中体现的经济关系是财务的本质。企业资金运动过程自然蕴含着经济关系, 因此用不着从理论上把“经济关系”单独提出来, 企业财务的本质表述为企业资金运动就行了。该观点的缺陷在于阐明财务的本质时主要强调资金运动中体现的经济关系, 而把资金运动 (财务活动) 视为财务现象, 显得偏颇。

2、价值分配论或分配论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财务本质新观点, 由王广明、刘贵生在1989年提出, 他们认为, 企业财务的本质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价值分配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其论据是从企业经济角度考察, 企业财务正处于企业再生产过程的分配环节。

3、本金投入及收益论

郭复初教授在1996年提出了这种观点, 资金按经济性质与用途可分为本金与基金, 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资金, 具有周转性与增值性等特征;而基金是国家行政组织和各类事业单位为实现其职能而筹集与运用的专项资金, 具有一次收支性与无偿性等特征。财务是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经济关系。这样, 可以把基金与本金加以区分, 并划清财务与财政、信用的界线, 突出财务的经济属性。

这个观点很有创新, 但它是在“国家财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 因而似乎偏重于站在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角度来考虑财务的本质, 基本应归属于“所有者财务”的范畴。

4、财权流论

伍中信教授提出的财权流论是最近比较新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 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 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 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不管是资金运动还是本金运动都只是一种价值的运动, 某种支配这一价值的“权力”则是隐藏在“价值”背后的更为抽象、更为实在的带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 即财权流。这种观点强调产权管理, 强调产权必然涉及财务主体, 要维护主体的产权权利, 有一定的新意。

“财权流”是在吸取了“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的优点并考虑到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下得出来的。但是笔者认为, 该理论并没有完全概括企业在现实环境中的财务关系。

二、对财务本质理论发展历程的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1) 对财务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 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不同人对“什么是财务”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 财务的不同定义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财务现象的认识水平, 反映了财务实践的不断发展; (2) 历史观点没有考虑现代新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对财务本质的影响; (3) 多数人认为财务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财务活动又包括财务现象, 多数人也赞成企业财务是典型的财务, 应以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企业财务、细化企业财务。

综上所述, 财务本质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代, 学者对于财务本质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货币”展开。例如, 货币收支活动论和货币关系论都是把财务理解为“货币”, 这种理解不完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经历了上述阶段之后, 对财务本质的理解又发展到“资金”层面, 即“资金运动论”。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对财务本质的认识继续发展, 在经历了将财务的本质理解为“货币”、“资金”和“价值”的阶段之后, 对财务本质的理解开始丰富起来, 出现了对财务本质不同角度的界定。例如:从职能角度理解财务的本质, 即财务职能论;从本金和收益角度理解财务的本质, 即本金投入与收益论;从两权分离的角度理解财务的本质, 即所有者—经营者财务论。

最后,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 出现了比较完善的财务本质理论, 如“财权流”观点、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论。以前的几种观点, 都是把财务的本质理解为与“财”有关, 后来不断发展的财务本质理论也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理解财务的本质, 没有把“财”和“务”结合起来。但是, 现代财务本质理论重视对“财”与“务”的结合。

三、财务本质理论研究价值及继续研究方向探讨

财务的本质 (性质) 是回答财务“是什么”的问题, 即财务管理的对象 (内容) “是什么”的问题。我国财务理论界一向主要以财务的本质作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的起点, 因此, 财务的本质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石。正确认识财务这一客观范畴的质的规定性, 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认识财务的内涵和外延, 认识财务管理的地位和作用, 推动财务管理学科的向前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财务的本质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至今众说纷纭, 尚未得到明确和定位。

随着技术进步与各国开放政策的推动下, 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 同时引进西方先进财务理论成效显著, 系统的财务理论论著相继问世, 我国财务本质理论的研究方向应该是重视人的因素, 更加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这可能是一种思路, 更能体现以人为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也可能随着财务理论的细化, 各种不同性质的财务主体有各自的财务本质理论。笔者相信, 用发展的理论还指导实务, 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财务管理作为社会经济核心的功能, 为企业更好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梦:《对企业财务的本质的思考》, 《财会通讯》, 2008;3。

新新贸易理论文献综述 篇6

国际贸易理论用于解释和分析国际贸易的基础、贸易的模式和贸易的经济效应, 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中。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国家角度讨论比较优势, 认为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于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异, 因此, 各国应该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都能获得利益。这种国际贸易的模式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 而要素禀赋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不同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来源。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 新的贸易形式发展起来, 如一国在进口汽车产品的同时, 也出口汽车产品, 这是传统的产业间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 于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出现了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为基本假设的新贸易理论 (New trade theory) 。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载体, 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开始更多地聚焦于企业。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 研究者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 (Homogeneous) 。这一简化的假设虽然有利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开展, 但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的挑战:与出口企业相比, 非出口企业在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等重要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 企业是异质的 (Heterogeneous) 而不是同质的, 而企业异质性 (Firm heterogeneity) 对于理解企业为什么会出口、如何出口灯国际贸易的动因至关重要。Bernard&Jensen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这一开创性研究探讨了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 在此之后, 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当探讨企业为什么出口这一基本问题时, 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存在较大的局限, 从而引入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并成功构建了企业异质性模型, 同时基本证明了引入企业异质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Bernard&Jensen, 1995;Eaton, Kortum和Bernard, 2003;Helpman, Melitz和Yeaple, 2004) 。这些学者认为, 出口企业是异质的 (Heterogeneous) , 企业间的差异 (即企业异质性) 对于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活动至关重要, 从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 (New-New Trade Theory) 。

2 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企业异质性被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 Bernard&Jensen的研究开创了这一先河。正是循着Bernard&Jensen的这一思路, 后续研究者尝试从实证研究入手寻找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行为、出口利益以及其他国际贸易问题的关系。由于经典文献证明生产率差异是决定跨国企业是否从本土企业加入到出口企业行列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 经济学对生产率研究颇多, 对于企业而言, 这也是一个相对较好测算的指标, 因此, 将企业生产率作为企业异质性的代表是一个自然选择。Melitz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先本土市场后国际市场的发达国家典型出口企业, 并发展了经典模型。

Melitz 2003年发表在《Econometrica》上的论文, 提出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 被业界推崇为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生产率异质性等新新贸易理论常常以该理论框架为切入点进一步展开研究分析, 且“出口中学习”、“学习中出口”等理论都是在该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的推论。因此, Melitz (2003) 模型也是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

Melitz (2003) 的理论推导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假设企业在了解生产率状况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出口 (假设Ⅰ) , 假设出口存在一个大于0的固定成本 (假设Ⅱ) , 假设市场竞争条件为D-S垄断竞争条件 (假设Ⅲ) 。

基于以上前提假设, 设定所有企业的固定成本用f表示, 0<f<1, fx表示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 φ>0表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σ=1/ (1-ρ) >1表示不同商品间的替代弹性。

企业不出口, 其收益为:r (φ) =rd (φ)

如果企业出口, 其收益为:r (φ) =rd (φ) +n rx (φ) = (1+nτ1-б) rd (φ)

其中, rd (φ) 表示来自国内市场的收益, rx (φ) 表示来自国际市场的收益。同时考虑国际运输成本的存在, 为了有一单位产品到达目的地, 企业必须出口τ>1单位的产品。n表示一个国家的贸易伙伴数目, 意味着该国企业能将产品出口到n个国家, n>=1。

因此, 企业总利润函数为π (φ) =πd (φ) +max{0, πx (φ) }

由此可知, 存在一个企业进入市场的生产率临界水平φ*和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水平φx*。

由于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大于0, 所以可以推出φx*>φ*。 (推论ⅰ)

推论i意味着, 拥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

3 新新贸易理论的中国经验与挑战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2008年以后展开的, 最早的研究主要是国外研究进展的介绍, 很快有学者进行了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总的来讲, 中国研究一方面再次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基于发达国家出口企业背景建立的生产率异质性模型与中国情境存在一定的不适应。

樊瑛、陈丽丽、洪联英和罗能生等针对信息贸易理论的模型、脉络以及最新进展进行了分层分析, 并且目前已有很多专家和学者运用各种方法来验证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学者认为, 我国的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有自己的特点, 不可以完全照抄照搬欧美的发展模式。譬如, 刘志彪和张杰通过发现本土制造企业的出口情况除了与企业规模有关, 还取决于企业的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以及技术创新程度,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本土制造企业的出口模式与发达国家有本质区别。西方文献普遍认为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 这一理论被国内学者李春顶、尹翔硕和李春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彻底推翻, 认为西方学说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因此,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讲, 中国经验本身提出了新新贸易理论的中国挑战。

4 新新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多重异质性模型的提出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情境下面临的生产率悖论, 以及其它种种理论与情境不适宜的问题, 李军和刘海云提出,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最经典的理论分析框架Melitz模型揭示了生产率异质性的重要性, 但其模型结论和推论依赖于前文所述的三个前提假设。当研究对象转变为中国企业, 可以发现, 这三个前提假设与中国情境分别存在一定的偏离。

根据Melitz模型的假设Ⅰ, 企业会基于所掌握的生产率状况进行出口决策, 但是中国企业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入国企业, 很多出口企业都是从国际市场进入本土市场的跨国公司 (FDI) 或者生而国际化 (global born) 的出口企业, 并不是从本土市场到国际市场的发展模式, 因此, Melitz模型的假设Ⅰ与中国情境存在偏离。

根据Melitz模型的假设Ⅱ, 出口存在一个大于0的固定成本, 但是在中国情境下, 这一假设需要作出修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出口补贴水平较高以及出口企业资质的限制, 国际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较高, 因此, 假设Ⅱ与现实背离程度很高;近年来,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自从成为WTO成员国以来, 国内各个行业的关税都大幅度下调, 政府也提供出口补贴来鼓励出口, 国际国内市场逐步趋于统一, 若路径依赖的影响忽略不及, 则可假设Ⅱ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存在路径依赖的情况, 假设Ⅱ就会背离现实。

根据Melitz模型的假设Ⅲ, 市场竞争条件为D-S垄断竞争条件, 我国需要适当调整这一理论才可以将其应用在国际贸易行业中。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并不了解国际市场中关于出口贸易的资质要求和相关操作流程, 大多数中国企业很难公平且充分的参与国际市场的贸易活动。有的企业即便有机会从事出口贸易, 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及西方发达国家, 企业产能有限, 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 因此国际市场竞争基本符合D-S垄断竞争条件 (假设Ⅲ)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实行, 出口产业潮涌现象汹涌, 致使“中国买什么, 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 国际市场就跌什么”, 此时假设Ⅲ就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背离。

进一步, 李军和刘海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的多重异质性模型, 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其主要企业异质性因素涵盖了多重异质性因素, 譬如企业品牌、企业区位、企业级别、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现有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外资占总资本比例等等。实证研究证明, 单一生产率异质性模型在多个行业不成立, 而多重异质性模型在所有行业比单一生产率异质性更具有解释力。

教育投资理论文献综述 篇7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状况

(一)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Desai (2004) 研究发现, 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非洲的投资, 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护, 在非洲市场上除了要实现企业自身战略目标外, 还要实现政治目标。

Henning Melber (2005) 指出, 中国投资非洲是为了寻求石油、矿产等资源, 以满足自身快速发展需要, 这种投资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 会加剧非洲市场的竞争和利益冲突。

Buckley (2007) 发现, 中国对非洲投资中政府的参与程度以及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而且在倾向于投资与中国在制度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国家。

Morck (2008) 指出,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推动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Desta (2009) 研究发现,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额和数量相对较低, 投资主要为获取廉价原材料, 开拓市场。中国向非洲社会工程项目提供无偿援建, 促进非洲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为中小企业进入非洲市场发展奠定基础。

Cheung (2009) 实证分析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资源。中国对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呈现分散化态势, 而且投资额与各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二)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

Morris (2007) 研究发现,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 促进了当地商品出口。非洲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既满足了自身经济利益诉求, 又逃避了西方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透明化”要求。

Wang (2007) 认为, 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主要表现为援助者, 直接投资者, 以及基建项目的融资者, 多重角色共同对非洲产生影响。作为直接投资者带动了中非经济贸易的发展, 作为援助者和融资者促进了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并且拉动了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的发展。

Shinn (2010) 认为, 中国投资非洲的不懈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可获得的利益主要有:获得资源优势, 市场优势以及政治支持。

Whalley (2011) 定量分析, 发现中国资本的进入对非洲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正反两方面都有, 但是更多的是肯定中非投资的发展, 认为中国投资非洲是中非双边发展的需要, 受资源、市场、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能为双边带来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一)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韩灵梅 (2006) 发现, 在影响中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可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类, 其中以非洲的市场、政治及投资最为重要。

李智彪 (2010) 通过案例研究指出, 政治稳定度、市场潜力、宏观经济环境和双边关系是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主要考量因素。

董艳 (2011) 实证分析发现, 非洲国家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 市场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量是影响中国投资非洲的决定因素。

陈岩 (2012) 认为, 东道国的资源状况不再是影响中国投资非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东道国的制度以及母国的制度因素, 如信贷政策、双边投资协定、贸易政策、财政政策, 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着显著影响, 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中国对非洲投资是对资源进行殖民掠夺的攻击性言论。

张娟 (2013) 指出, 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倾向于投资中国已经密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 主要受市场寻求动机以及文化临近性的影响, 多从事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而且是风险偏好者。

(二)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

李俊 (2002) 认为, 中国到非洲投资既符合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规律, 又利于推动双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韩灵梅 (2005) 指出,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表现为开拓市场, 推动边际产业转移, 促进中国“走出去”政策的实施。

莫莎 (2008) 分析发现,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和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例如, 中国对非洲资源行业的投资促进了母国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以及资本品的出口;中国利用替换的设备和生产线对非洲的投资促进了出口。

姚桂梅 (2009) 发现, 中国企业在非洲既能解决国内资源短缺问题, 转移国内过剩生产能力, 又能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带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

李智彪 (2010) 认为,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尤其是在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状况、发展多元经济、提高经济建设自主能力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黄梅波 (2012) 指出,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带来了资金、技术, 为非洲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不可否认, 中国的投资在纺织和服装等行业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冲击。

任培强 (2013) 分析了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就业效应, 认为在就业创造上, 中资企业为非洲创造了较多的普通就业岗位, 缓解了非洲国家大量低技能和无技能劳工的就业压力;在就业质量上, 中资企业的劳工标准大都符合或超过了非洲国家的法定最低标准。

国内学者对中非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研究结果也已经比较系统和完善。在影响因素方面, 运用数据和模型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得出影响中非投资的主要因素涉及政治、资源、市场、制度、金融及劳动力等多个方面;在经济效应方面, 可观的总结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给双边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效应, 有利的反击了西方某些关于“中国殖民”的不实言论。

三、结语

中国投资非洲是现阶段双方发展的共同需要, 是一种双赢的行为。经过多年的磨合与发展, 现已经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然而, 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入, 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和挑战。因此, 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中非的经济合作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董艳.走进非洲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 2011, (2) .

[2]韩灵梅.中国企业投资选择非洲的区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 2006, (9) .

[3]黄梅波, 卢冬艳.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及评价[J].国际经济合作, 2012, (12) .

[4]莫莎, 刘芳.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 200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