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责任（共5篇）
间接责任 篇1
间接责任与直接责任在概念上相互弥补。版权中的直接责任是指, 在版权法中规定, 版权人享有专有权利, 在未经过版权人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实施版权控制行为, 就是就属于直接责任。例如, 对于作品的改编、引用、复制等。而出于一种国家立法的判断, 与侵权者或者相关的行为有一定联系的人, 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该责任就是间接责任。
一、间接责任概念界定
间接责任对应的就是间接侵权, 间接亲权也就是所说的第三方责任, 该种责任在特定条件的法律下, 能够促使第三人行为为直接侵犯版权行为, 在这这样背景下, 该侵权人需要承当一定的法律责任。对于版权的间接亲权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 协助侵权, 协助侵权也被称为帮助侵权, 也就是说, 在帮助人的知情的情况下, 对侵权人以利益方面的诱导, 或者以客观因素方面的引诱, 或者以提供便利信息等方式向其提供亲权便利;第二, 替代侵权。替代侵权在社会中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事物代理以及主客雇佣关系之中。以上两种亲权形式都被视为间接侵权, 在漫长的法律实践中被社会所认可。但是在这两种侵权形式中, 后者主要面向的是直接经济利益, 在责任承担比较大[1]。
二、中国版权法中的间接责任完善对策
(一) 法律措施的完善
1. 合同措施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 版权人的作品发布到网络中, 为用户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版权危机。在作品版权问题上, 首先需要具有相应的合同作为版权进行制约。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中, 作品被粘贴复制的可能性提高, 对于用户的合理、合法范围界定不清晰, 导致一些版权亲权事件的发生。如果不能对这样的现象进行制止, 将会为作品的版权人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要想实现版权法需要完善合同约束。例如, 在实际的数字网络版权作品提供时, 版权人需要与用户签订相关的许可协议, 在该协议应该对作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使用时间等做出明确的限定, 同时协议人需要按时履行协议义务。合同条款的出现在一定请款下能够对相应的社会道德以及社会风气进行约束, 对侵权事件进行防范。
2. 网络司法解释
对于版权法中的网络司法解释, 其实际内容比较完备。在法律效力上与中国《民法通则》系统具有较好的法律衔接, 能够弥补法律漏洞。版权法与民法同时能够满足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的总体趋势, 是中国法律中一种比较基础的法律实践。但是对于版权法的司法解释还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从以下方面对其进行解释:
(1) 在网络中, 内容运营商需要与传统的内容运营商在侵权中所承担的间接责任一致。但是在实际的网络运营中, 网络内容运营商只对其“明知故犯”以及收到网络警告时的侵权事件承担责任, 对自身运营所不了解的部分不承担间接责任, 该项规则在法律形式上与传统作品间接责任相比, 所能够承担的间接责任比较少, 而这种观点却与当今法制社会发展需求相违背。因此, 在此基础上,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对该概念进行澄清。
(2) 在中国网络版权的司法解释中, 对于作品的版权人的利益高度关注, 与之相比, 合法权益被忽视的就是网络用户。也就是说, 网络版权中的司法解释对于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关注度与版权人切实利益相比较低。
(二) 技术措施
在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中, 网络盗版事件发展迅速, 在网络中我们随处可见盗版的软件、盗版的信息技术等。这些盗版事件的出现, 为作品版权人的切身利益带来严重的威胁。为了践行版权法中, 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版权人首先需要对盗版作品的技术提供者追究间接责任。盗版技术越来越猖獗, 因此, 需要从技术方面入手, 对原版技术进行加密保护, 实现盗版技术防范。近年来, 一种数字权利管理系统被开发应用。例如, 在进行网络视频观看时, 用户可以打开该视频的前几分钟观看, 但是, 不能全部获取该视频的观看权, 如果用户想要进行整个视频观看, 需要向版权人进行账号充值以及密码购买, 该种方式也是大众比较熟知的“会员制度”。该种方式在形式上能够遏制盗版行为, 有效缓解网络侵权行为。
对于反网络盗版方面, 一些音乐共享资源做得比较有效。他们采取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技术措施, 向盗版文件共享资源中投放质量差的文件, 从文件名以及文件大小方面完全模拟在网络中比较受欢迎的音乐文件资源, 例如在音乐视频文件中插播广告、投放留白、音频质量差等。这些形式具有较强的破坏性, 用户一旦在这些盗版资源中得不到相应的网络服务, 将会寻求质量高的正版资源。
三、结论
本文首先对间接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 提出中国版权法中的间接责任完善对策。随着科技不断发展, 中国立法机制不断完善。版权专有权利保护以及直接侵权责任, 在高科技背景下, 不能完全对版权人提供十足的保护。首先中国版权法的立法实施中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 并对中国国情进行充分把握之后, 制定与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版权间接责任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前.P2P技术下版权侵权问题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 2011.
“间接路线” 篇2
“间接路线”理论是一位名叫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的著名英国军事理论家提出的。他在其名著《战略论》中写道：“间接路线”战略的要旨是，尽量减少战斗行动，避免正面强攻，要首先使用各种手段，出奇不意地震憾敌人，然后再行进攻。
径情直遂，率性行事，往往难以达到目的，而沿着“间接路线”出击，迂回曲折，出敌不意，则常能收到奇效。战略上最漫长迂回之路常是达到目的的最短之径。军事上如此，外交上亦然。外交上欲求胜绩，其“路线”必具某种程度的“间接性”。明乎此，则外交之真缔大体在握。
历史上的重大战役多数乃通过“间接路线”战略获胜的。有人统计：一次大战前的2500年中，重大战争有数十次，其中只有六次是借“直接路线战略”获胜的。且不论此据是否可靠，但它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间接路线战略”是取胜之途。
外交上的“间接路线”谋略源于军事，但又自有其独特之处。常见的有“心理谋略”、“迂回谋略”、“周旋谋略”、“韬晦谋略”等。
“心理谋略”是外交“间接路线”谋略中常用之术。古人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心”即是打击所谓“阿喀琉斯的脚踵”(出自希腊神话，意为致命弱点或薄弱环节)。注重攻击敌方的“精神目标”，这是外交“间接路线”谋略的一个要旨。列宁说得好，最合理的战略是待到敌人在精神上已涣散后再予以致命的一击。因此，战略家的高明即在于着眼于在精神上“瘫痪”对手，真正的战争应早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就已进行。“心理谋略”不求一时之功，而是志在长远之得。过去美国对苏联长期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以求从内部攻破堡垒，即是此种“心理谋略”的具体体现。
若说艺术之妙妙在不真，那么外交之妙就妙在迂回。“迂回谋略”即是“间接路线”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的《军争篇》有言：“以迂为直”。这揭示了“迂回谋略”的本质。外交之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迂回之道。国际斗争，波诡云谲，有识之士为实现战略目标，多数青睐迂回，鲜有直遂以求的。韩信的“暗渡陈仓”平定三秦，邓艾的阴平渡险偷袭蜀国，拿破仑的翻越阿尔卑斯山闪击意大利，美英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智胜德军，均采用“迂回谋略”，夺取胜利。大凡外交迂回之举，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从相反中求相成。声东往往是为了击西，今天的联合可能是旨在明日的对阵，空间上的让步意在时间上的争取，为了更好的一跃有时却需要后退。
外交的规则是：它总是“在力量的阴影下”进行的。在力量对比悬殊下的外交对阵，明智的弱方总是选择“间接路线”谋略，这就是“周旋”术。实施“周旋谋略”，外交家应：不卑不亢，但善用策略；绵里藏针，但以柔为主；不失原则，但重在灵活；虽有硬顶，但巧于软磨；不忘分歧，但强调共识；注意斗争，但斗而不破。在我国历史上，最擅“周旋谋略”的可能当数春秋战国时的郑国子产。郑国是处于晋、楚两大国之间的小国，为两国必争之地。为在夹缝中求生存，子产把以往的“朝晋暮楚”政策调整为“从晋和楚”路线，利用晋楚势均力敌而又各陷内争的有利形势，执礼相抗，巧于周旋，终为郑国赢得较长时期的和平。
“间接路线”谋略贵在深谋远虑，尤以“韬晦谋略”最为人所乐道。韬晦也者，无非是暂时隐匿声迹，不自炫露，借以麻痹对手，终求一逞。春秋时期的吴国谋臣伍子胥说，“虑卑其势，将有击也。”道出了“韬晦谋略”的根本。“韬晦谋略”，表现各异。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长达22年的越王勾践；也有学圃种菜，亲自浇灌，欲使曹操误以为其胸无大志的刘备；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念“和平经”，高唱“德国需要40年到50年彻底的和平”，把英国人欺骗到最后一分钟的希特勒。外交家的“韬晦谋略”是为麻痹对手，但也不怕天机泄露，他们懂得人们一个通病：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但不一定能见舆薪。
间接计算模型和间接形式化方法 篇3
本文旨在从人机交互界面与协同计算程序结合而构成协同智能计算系统的角度,论述了一种间接计算模型和间接形式化方法结合所支持的优化云计算技术原理。图灵可计算理论[1]、克莱尼字符串形式理论[2]、冯诺依曼数字计算机体系结构[3]和图灵人工智能判定假设[4]等前人理论研究成果,是本研究的基础。间接计算模型提供的一系列好算法+间接形式化方法提供的最优化数据结构=孪生图灵机虚拟的计算程序。首先,它是对图灵可计算数在计算目标域的收敛,进而,它是对计算复杂性之NP完全问题[5]在其如何实现由P到NP深化理解和怎样实现由NP到P简化表达的双重转化过程中所涉及转化限制条件的揭示,之后,采用大、小字符串兼容的间接形式化途径,不仅是对克莱尼小字符串形式理论的优化改进,而且,还可扩展到字符串以外的处理,涉及:字、式、图、表、音、像、立体、活体等多媒体形式,以中文信息数据处理为例来介绍协同智能计算系统基本设计构想[6]。其意义是该成果有利于从数据中心[7]到知识中心[8]优化现有的云计算[9]。
1 从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角度进行探索
基因文本及其系统工程蓝图、理想分类集与信息基本定律,分别从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角度,对文本基因及其表现形式或可能的人机交互界面、数据结构及其表现形式或可能的分合机理、形式信息及其内在原理或可能的变换法则三个方面进行必要的理论探索,从而奠定本研究的认知前提或思考范式。
1.1 以汉字汉语为例描述基因文本及其系统工程蓝图
本文均限定在基因文本及其系统工程蓝图[10]这一既可间接计算又可间接形式化表达因而更加易于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的文本基因及其表现形式或可能的人机交互界面的范围来讨论。
由图1可见,汉字汉语有两类基因文本,即可视为子全域元素的汉字基本笔画和汉语单音节字,其特征是可且易枚举,这是简单的基础文本;可视为超子域元组的汉字及偏旁部首和汉语的言即字及语即各级字组(繁杂的衍生文本),其特征是经过理想分类之后放在孪生图灵机双列表中不仅可能而且容易进行有针对性地搜索。试问:笔者凭什么能够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图1所述的与优化数据结构和好算法配套而组成的文本基因系统工程蓝图告诉了我们这样几个道理:它揭示了“文本全域=子全域+超子域”涉及“目标域=已知域+未知域”这样的优化数据结构,并指明了“未知域=目标域-已知域”这样的可导向很好算法的收敛策略。前一个公式描述的是理想分类集,后两个公式描述的是广义和狭义的信息方程。
其中,根据{基本笔画}可构造{各类偏旁部首}进而可构造{单音节字},根据{单音节字}可构造{各级字组}。该两类汉语文本基因及其构造原理,结合下述理想分类集(图2)、信息基本定律(图3)和孪生图灵机(图4),便可以导出一套高效处理图1所述基因文本及衍生文本的协同智能计算系统方略。
下面介绍理想分类集[11]及其蕴含的信息基本定律以及如何通过细分最优化数据结构而可导出形式信息处理的最佳方略。
1.2 以二进制数为例描述理想分类集
由图2可见,笔者对Σ*={ε,0,1,00,01,10,11,000,001,010,011,…}所做的理想分类:单一集合、分层集合、标志集合以及原先不做这样细分的杂多集合(即Σ*)。笔者以二进制数为例这样来描述理想分类集,不仅可揭示其中蕴含的信息基本命题,而且,还可通过这种细分为进一步最优化各类数据结构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略,更重要的是:这样论述理想分类集可做到言简意赅,对识别、理解和表达均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原理1:最优化理想分类集是把通常的集合进一步区分为两大类型,即:杂多集合与理想集合,其中,前者,包含康托集合与广义集合(即群体,涵盖个体的自然分布或无组织群体、自组织群体和他组织群体);后者,包含单一集合、分层集合和标志集合。可最优化的理想集合是本文探讨的一个研究重点。
定义1:单一集合是只涵盖单一元素的集合。以二进制数为例的单一集合,即:{0,1}。以十进制数为例的单一集合,即:{0,1,2,3,4,5,6,7,8,9}。由其元素的复制和重组而派生的元素组合(简称:元组),因为不超出其单一元素基因文本符号可能的排列组合范围,而仅仅是其基本元素复制和重组所造成的结构变化,且仅仅是复用或重用的数量在总量上的增长或者在基本序位关系上的变换,因此,它被形象地命名为子全域,其特征在于单一集合或子全域的元素的数量确定而不重复,其辖域内元素的顺序和位置(简称:序位关系)均具有唯一守恒的特性。
1.3 以理想分类集为例描述信息基本命题
1.3.1 第一信息基本命题
定理1:子全域元素的“序位关系,唯一守恒”。子全域可作为测量和计算超子域的基准参照系,即:单一集合可规范分层集合的元组进化发展。
定义2:分层集合是基于上述单一集合而通过复制和重组而逐层进化派生的。它决定各个层次的元素构造元组的可能,其特征是进阶层式化。以二进制数为例的分层集合,即:{0,1}、{00,01,10,11}、{000,001,010,011,110,101,100,111}、…。其进化发展阶梯上各个层次形式(简称:进阶层式)包含由单一集合直接复制过来的第一进阶层式,通过其元素及元组的不断复制和重组进而派生出后续第二、第三、第N进阶层式及其元组的进化发展过程,其特征在于分层集合及其元组的序位关系均不重复,各进阶层式及元组不仅数量确定而且其相互之间的序位关系均具唯一性。因而,分层集合的各进阶层式可作为枚举或优化搜索其中蕴含各个成分——元素及元组的应对参照系。
定义3:标志集合,是自然人主体和计算机代理根据特定的目标从单一集合与分层集合中选择设订的范围或领域,又称:目标域。它是自然人主体及其计算机代理协同选订的特定目标范围某些具体的单一集合和相应的分层集合中某些具体的进阶层式所构成的集合。例如,本文介绍的协同智能计算系统选订的{二进制数}、{十进制数}、{英文字母}、{中文笔画}和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或与之配套或与之等价的各类标志集合,如特定年龄段学生必须熟悉的一定数量的{单音节字}以及记录{通用常识}和{专用知识}的进阶层式化{汉语字组}——等价于与之相应的{英语的词与词组},其特征在于标志集合或目标域所涉及的基准参照系是确定的而其应对参照系各个进阶层式是可确定的,尽管其中的未知域元组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已知域元组具有确定性,所以,容易选订最优化数据结构和最好算法,从而,可显著地加速目标域内各个进阶层式元组的枚举和搜索的进程。这有利于优化汉语及中文信息处理的双文双语化进程,优化基于统计的机译新策略。
1.3.2 第二信息基本命题
定理2:超子域及其各个进阶层式的元组,含子全域元素,一旦具体的目标域元素及元组出现两个序列的对应数据,无论它们属于已知域,还是未知域,只要可做到“同义并列”(含:同意并列)且满足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那就可在不同类型的两个序列的对应数据形式之间做预约的相互转换或彼此替代。
由图3可见描述子全域元素与描述超子域元组虽然均满足特定的序位关系唯一守恒的第一信息基本命题且具有异义排列序趣简美的特征,但是,与第二信息基本命题相比较,则分属两个等级,前者是最基本的,后者在图3所示的一组基本法则中虽然位居第二但与其配套的另外三个法则相比较之所以具有更突出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关键作用。因为,第二信息基本命题是相互转换的基本法则,简称“同义并列、对应转化”法则。代数的恒等变形所依据的是这个法则。生成句法基本公式(即S=NP+VP)所依据的当然也是这个法则。像这类满足第二信息基本命题的例子还很多(1)。如果说单一集合和分层集合共同确定的主要是唯一守恒的序位关系,即:基因文本(2)所记录的可用真值方式来判定其子全域元素以及超子域各个进阶层式及其元组的序位关系,那么,把它称之为广义的基因文本(简称:广义文本(3))记录的本真信息就是表达恰当且可理解的。因为,无论是对未做进一步细分的杂多集合,还是对已做过精细划分的标志集合,在本质上都是基于上述的单一集合和分层集合才能做到更透彻的理解和更恰当的表达。
2 间接计算模型和间接形式化方法的结合
因间接计算模型具有计算机代理与自然人主体之间既可分又可合的分布计算与并行计算的基本特征,加上和与其配套的间接形式化方法一道共同构成的孪生图灵机恰似一个天平,即:左列表id(以自然数顺序代码构成)数据结构类型,就像订制的标准化计量砝码,而与之一一对应的右列表ge(以预留格的位置及其相应)数据结构类型,则像等待被称量的任意个性化物品,在此,所不同的就是天平及其砝码和被称量“物品”是虚拟的。因此,可用天平法则来称谓第二信息基本命题(4)。由此可见,第二信息基本命题是构建孪生图灵机的理论依据。
由图4可见,左边a是由并行的两图灵机组成的一个虚拟的孪生图灵机,中间b和右边c均可视为左边a的等价形式,且各具特征:其中,b描述基于“同义并列、对应转换”法则而建构的天平式计量转换装置,其构造原理由实施例c描述的基于可穷举汉语单音节字的文本符号有限集来说明。遵循定理2而构造的“双列表”经过广义双语文本的理想分类可实现:数与字之间或机与人之间的合理分工与高度协作,故具有可分可合的协同智能计算特征。其运行方式可达到标准化与个性化融为一体的使用效果。图4所示的a、b、c三种基本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各类数据的“双列表”)都是由左右对称的虚拟表(VT&L和VT&R)所组成的;而a、b、c三种基本形式又各有其自身独特性:并行计算模型a是纯二进制数设定的可计算数上限;分布计算模型b是左列表十进制数和右列表可计算格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体现,以虚拟ge格的形式来进行虚拟计算,进而,可为协同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结构提供一系列通用的转换平台;虚拟云计算模型c是左列表十进制数和右列表可间接计算的单音节字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体现,是以汉语为例所体现的间接计算模型与间接形式化方法的结合。这就是图4从a到c逐渐收敛的孪生图灵机原理。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为最优化数据结构和好算法的选用提供一个协同智能计算系统平台。因为由a到b再到c可计算数的上限是在依次逐步收敛的,最重要的是b和c两类虚拟的孪生图灵机的结合不仅可让间接计算的文本数据有很好的收敛性,而且,还可为算法的优选和数据结构的优化以及进一步为作广义文本的理想分类提供典型实施例。因此,可以说,由间接计算模型和间接形式化方法的结合而成的孪生图灵机是定理2的模型化,其中b模型是抽象的具有普适性的宏观模型,c模型是以汉语为例而展示的具有实用性的微观模型。
引理1(第二信息基本命题形式化:目标域的信息方程):当基准参照系和应对参照系都确定时,其中因为存在“目标域=已知域+未知域”,所以“未知域=目标域-已知域”至少存在分布解,其所指的元组在应对参照系中的序位关系通常是便于枚举或搜索的。实际结果是可由查全率、查准率和重用率及复现率来严格检验衡量。目标域的信息方程可被视为形式化的第二信息基本命题,因为它实质上是天平法则在有限目标域范围内的变换,即在可预知结果(恒等式)的情况下寻找方程式的求解途径。数学表达式Iu=Id-Ik即目标域的狭义信息方程。
3 以汉语处理为例描述协同智能计算系统
下面笔者以中文信息数据结构优化处理为例来介绍实用的虚拟孪生图灵机的一个典型实施例。它是一个典型的协同智能计算系统。其基础和核心是笔者结合中文信息处理的实际需求而构造的一个数据库,它就是基于间接计算模型和间接形式化方法相结合的协同智能计算系统。因良序化数据结构自然蕴含着很好的算法,故汉语的单音节字和由它组合衍生的各级字组,一方面,可发挥计算机处理标准化形式信息自动生成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可发挥自然人熟悉个性化形式信息处理的习惯,即可从自动采集的数据中进一步遴选出汉语使用者普遍认可的语辞作为解释汉语单音节字即言的各个具体义项的用例字组,作为进一步进行计算机辅助系统自动计算和统计的基础。
由图5可见,左边呈现的是可并行计算的一系列虚拟孪生图灵机,中间呈现的是可且易计算的矩阵(m n)及线性方程组(∑amnxn=bm),而右边呈现的则是已经间接形式化的言(字)和语(字组)及其相互关系。语(字组)此处即辞语(即相当于英语的词和短语或词组)均由言即字逐级组合派生而来。分布函数公式A=(∑nixi)[15]涉及广义集合(A)以及标志集合(nixi)如{单音节字}通过查询以{基本笔画}为例的单一集合可构成以{偏旁部首}为例的分层集合,反之可通过计算机辅助系统获得并统计目标域标志集合的具体标志值和个体数。
以下结合图5对该言和语的关系数据库实例作具体说明:
首先,在图5所示的数据库中,目标域不仅实现了言(字)和语(字组)及其相互关系的间接形式化,而且,可随时进行间接计算,无论是枚举,还是搜索,都非常方便、准确而高效。也就是说,图5所表示的协同智能计算系统,不仅其“检全率”和“检准率”均有质量保证,而且其“重用率”的计算和统计也十分方便、准确和高效。这既是引理1的应用实例,也是可用于对引理1进行验证的实施例。具体操作可在目标域进行。
接着,必须指出该数据库,对于计算机而言,就是一系列标准化的孪生图灵机;对于自然人而言,则主要是数字计算机辅助工具平台。它之所以特殊而可称之为是一种协同智能计算系统的理由主要在于其核心涉及一系列具有协同智能计算本质的虚拟的孪生图灵机,因定理1与定义1以及定理2和定义2与定义3以及引理1的指引或揭示,隐藏在杂多集合中通常是视而不见的三类细分的优化数据结构,以及同时隐藏在一系列左列表之中可说是数学家们早已发现的各类好算法,均可通过一系列虚拟的孪生图灵机原理由“非显而易见”(NP问题只是其特例)转化为“显而易见”(P问题也只是其特例)。这样,笔者对汉语的言(字)和语(字组)的关系进行的间接形式化处理的意义,就能逐步地被习惯于直接借用基于小字符集或小字符串处理的已有各种程序语言表达方式来试图直接把汉语做分词处理的同行们所理解。最后值得提及的两点:I因为,根据以汉语为例的普通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断定:用基于“言本位”的语言科学原理来处理大、小字符集的方式,均可采用孪生图灵机的间接计算模型以及间接形式化方法,故中文数据处理不必再非借用处理小字符集的做法不可。II因为,现有的各种汉语分词方法均不可能做到十分彻底,即所谓分词充其量只可做到接近“标志集合”似的分类,不可能做到“分层集合”那样彻底。
由图6可知,“字、式、图、表、音、像、立体、活体”八类数据均可基于双列表而间接形式化。此类虚拟孪生图灵机具有的(双列)表格化、(左列)数字化、(右列)字组化,就是间接形式化方法及其处理装置所具有的“三化”功能。而在图6中所示的“文”即广义文本,“义”即:孪生图灵机、双列表、序位恒等式协同记录(理解或表达)的序位关系。
4 结论
本文所谓孪生特指间接计算和间接形式化结合具有的孪生特征或基本属性。它刻画“孪生图灵机虚拟计算程序=间接计算模型提供的一系列好算法+间接形式化方法提供的最优化数据结构”的本质属性。其关键步骤:由a到b利用间接计算模型对图灵可计算数在计算目标域内进一步形式化收敛以保证提供一系列好的算法,由b到c对计算复杂性之NP完全问题在其如何实现由P到NP深化理解和怎样实现由NP到P简化表达的双重转化过程中涉及的转化限制条件“N可有可无”的内涵加以揭示,即做间接计算和间接形式化表达。其中,采用大、小字符串兼容的间接形式化方法涉及数据结构的最优化处理,这不仅是对克莱尼字符串形式理论的优化改进,而且还可扩展到小字符串以外的字、式、图、表、音、像、立体、活体等多媒体形式以及广义文本即各类形式信息的计算机辅助处理。
综上所述,可见:间接计算模型可提供目标域内最佳路径或最好算法,间接形式化方法可提供目标域内最优化数据结构,两者结合构成计算机代理(系统)与自然人主体(用户)互动的协同智能计算程序(5),加上基于知识本体的高校学科建设在“教、学、研、用、管”各类活动的支持下而不断优化的人机交互界面,即可获得一个理想的协同智能计算系统。从而可为协同智能计算系统的特例——云计算乃至云端计算及其所涉及的分布计算、并行计算、网格计算,提供一种更高水平的协同智能计算,可实现从数据中心到知识中心的最优化的云计算。(6)
摘要：本文旨在从人机交互界面与协同计算程序结合而构成协同智能计算系统的角度,论述间接计算模型和间接形式化方法结合所支持的优化云计算技术原理。本文在系统回顾图灵可计算理论、克莱尼小字符串形式理论、冯诺依曼数字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图灵人工智能判定假设等前人理论研究成果对主流数字计算机通用范式影响的基础之上,着重介绍了笔者设计的间接计算模型和大、小字符串兼容的间接形式化理论,并以中文信息数据为例介绍了协同智能计算系统原型的设计构想。其意义是该成果有利于从数据中心到知识中心优化云计算。
浅析间接故意 篇4
关键词：间接故意 认识因素 意志因素
一、间接故意的定义和本质
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是坚持以主客观相统一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犯罪成立，必须要主观方面与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我国刑法既反对只注意行为客观危害性而忽略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客观归罪”，也反对只着眼于主观恶性而轻视客观危害性的“主观归罪”。[1]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客观方面包括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主观要件包括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本文要讨论的间接故意就是主观方面中犯罪故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故意
间接故意是犯罪故意的一种，所以在讨论间接故意之前，就有必要先认识故意的概念。根据刑法第十四条关于故意犯罪的概念规定和刑法理论，可以得出：所谓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就是说，犯罪故意是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2]是罪过形式之一。
（二）有关故意本质的学说
故意的本质，最早由德国学者弗兰克提出。之后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
一是认识主义。又称预见主义、表征主义。此说认为认识因素是确定故意的标准，行为人已经认识到犯罪构成的事实并坚持实行表明了其主观的反社会性，即犯罪故意；二是希望主义。又称意欲主义，这种学说认为故意的成立不仅要认识构成要件的事实，而且必须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三是容认主义。又称容认说、折中主义，此说认为，犯罪故意在认识犯罪构成事实的基础上，并不一定以希望结果发生为条件，只要行为人容认危害结果的发生，也构成故意。[3]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是容认主义，认识说界定犯罪故意的范围失之过宽，把有认识的过失也包含到故意中来了，这是不合理的；希望说所界定的犯罪故意的范围又失之过窄，把间接故意排除在故意之外，这也是不能接受的；容认说克服了二者的不足，它排除了有认识的过失，包容了间接故意，从而确定了一个宽窄适度的犯罪故意的范围。[4]
（三）间接故意的认识
从犯罪故意的认识可以得出间接故意的定义：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危害結果发生的心理态度。[5]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总结，间接故意多出现在以下三种情况：第一、行为人追求一个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如经典案例，甲欲毒杀妻子乙，在乙的碗内投放剧毒，甲同时还预见到其妻子可能会喂饭给其子而祸及孩子，但因为甲杀妻心切，就抱着听任孩子也被毒死的心理态度实施了犯罪行为，结果是母子均中毒身亡；第二，行为人追求一个非犯罪目的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甲在林中打猎，发现一个猎物，同时又发现猎物附近有一个孩子在睡觉，甲根据自己的枪法和猎物的距离，明知如果开枪有可能会打中旁边的孩子，但是因为当时不想放过机会，从而放任了可能打中孩子的危害结果而开枪，结果打中了孩子；第三、在突发性犯罪中，行为人不计后果实施了危害行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如行为人临时起意，捅人一刀即扬长而去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例。
二、间接故意的构造
理论认为，间接故意在构造上是由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的。所谓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对其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的了解及其程度；所谓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在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认识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态度。这两点是整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在内的一般内容。[6]
（一）认识因素
在间接故意中，认识因素中的内容有：第一，认识内容，行为人是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并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而且，间接故意所认识的行为结果，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本身导致出的直接结果，这个结果本身可以是合法的或是不法的，但这是行为人所希望和追求的；二是认识到行为可能还会连带出具有危害性的附属结果，这却是行为人非积极追求的结果，也就是区别于直接故意中的希望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例如，在杀妻毒子案中，某甲在向其妻子的碗中投放剧毒前，是预见到了可能导致儿子中毒死亡，但是因为杀妻心切，就抱着听任孩子也被毒死的心理态度，实施了犯罪行为，在其主观上就认识到了其妻子必然死亡和其子有可能死亡的结果的发生。
认识因素的第二个方面是认识程度的问题。如果说认识内容表明了行为人对于犯罪的视野范围，那么认识的程度问题则显示了行为人对其行为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确信程度的判断。通说认为，间接故意中的认识程度是认识到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认识到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是相对于行为人对结果进行的预测和推断，进而得出的可能会发生的结论。另外一点，就是“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中的“明知”一词，指的是行为人确信知道有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对于结果有可能发生这一情况，是明确知道的。
（二）意志因素
关于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意志因素是指犯罪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决定实施这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希望和放任。而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就是在认识到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的基础上而持有的一种放任的态度。
关于“放任”的含义。从字面上看，“放任”就是指听其自然、不加干涉的意思，在刑法理论中，还将其称为“容认”、“纵容”等。这里仍以杀妻毒子一案为例，行为人对可能毒死儿子这一结果，在主观上可能会有几种态度：第一，内心真不想儿子死，但是心存侥幸，认为妻子可能不会给孩子喂饭；第二，儿子死不死无所谓，反正妻子死了之后儿子活着也可怜；第三，不计后果了，就是要杀死妻子，其他不管了；第四，说不定儿子命大，或者被救了能活过来。对于行为人这几种心理态度，都可以解释为“放任”。
三、间接故意中几个问题
为更好地认识间接故意，还需要注意间接故意中的以下几个问题：
（一）间接故意在实践中是否独立存在
有人认为，没有直接故意就没有间接故意，以杀妻毒子的案件为例来说明，在甲行为时，对妻子的死亡是抱着直接故意态度，但对其儿子的死亡是抱着放任态度，则是间接故意，没有对妻子死亡的直接故意态度，就没有对儿子死亡的间接故意。因此有些人认为间接故意是依附于直接故意的。在司法实践中间接故意是存在于多种情形的，杀妻毒子的案例只是典型的一种表现，但是在其他情形中，情况就不是如此了，甚至在有时候还存在行为人追求正当目的，如正当防卫中放任手段行为的危害结果。在这些情况中，不存在间接故意可以依附的直接故意。
（二）间接故意中有无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
第一、有无犯罪目的。所谓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也就是危害结果在犯罪人主观上的表现。在间接故意中，应当是不存在以希望、追求一定的危害结果发生为特征的犯罪目的。在间接故意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形中，第一，追求某个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针对“另一个危害结果”而言的，那么所谓的“另一个危害结果”并不是犯罪人所希望与追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只存在直接故意的态度所追求的犯罪目的的；第二，追求某个非犯罪目的，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所谓的犯罪目的的；第三，行为人不计后果实施行为，放任结果的发生，也不可能存在追求结果出现的犯罪目的，如果有这种目的，那就是直接故意了。
第二，关于犯罪动机。所谓的犯罪动机，是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由于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是密切联系而存在的，行为人基于某种需要而形成犯罪动机，在犯罪动机的指引和推动下又确定犯罪目的。如果说间接故意犯罪具有犯罪动机，而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没有犯罪目的，这就违背了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事实上的辩证关系了，所以说间接故意犯罪本身是不存在犯罪动机的。
综上所述，间接故意在刑法理论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极为复杂，对间接故意的认定也是关系到行为人具体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关键性问题，所以在理论上必须加深对其认识，以期对实践起到帮助。
参考文献：
[1]齐文远.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2]张明楷.刑法学-3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
[3]张明楷.刑法学-3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
[4]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6.
[5]齐文远.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间接代理制度之构建 篇5
所谓间接代理指以代理人自己之名义，为本人之计算，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而以其效果转移于本人之代理也{1}。在間接代理制度中，当代理人因种种原因不能够对第三人或被代理人履行所负义务时，间接代理制度则赋予被代理人介入权或第三人选择权，使幕后的被代理人和第三人能够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以使得交易秩序不被中断，交易安全得到维护，亦能快捷便利地解决纠纷。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因为理论基础不同，关于代理的规定也就不一样。以区分论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将委任与授权严格区分开来，并以代理人是否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进行商事活动为准将代理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而以等同论为基础的英美法系因为将代理人的行为等同于被代理人的行为，所以并没有间接代理和直接代理的划分，而是以代理人责任承担方式为分类标准将代理分为三种类型：即本人身份全部公开的代理（显名代理）、本人身份部分公开的代理（隐名代理）和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从每一种代理制度的实质和功能来看英美法系中的显明代理与大陆法系中的直接代理是完全相同的，而英美法系中的本人身份部分公开的代理与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与大陆法系中的间接代理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
二、 我国间接代理制度的立法现状
1.《民法通则》关于间接代理的规定
《民法通则》在第四章第二节“代理”第63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从此条的规定来看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直接代理，其采用典型的“名义标准”将代理限定在显名代理的特定范围内，排除了隐名代理的存在。
2.《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的规定
《合同法》在第3章“合同的效力”中对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法律问题做了规定，在分则部分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又涉及代理的某些制度。同时又在“委托合同”后独设“行纪合同”作为委托合同的一类特殊合同加以规定 。《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纳入了源自于英美法系的不披露本人的代理,我国通说认为《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即为间接代理。{2}
3.单行法律及其行政规章中有关间接代理的规定
原经贸部1991年8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第15条规定：“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达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进出口合同时不得违背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依此我国外贸代理制度确立代理人在其权限内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间接代理形式。我国间接代理制度在其他行政规章中也有体现。如中国人民银行号（1992）13号文件《关于对〈关于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认为，“委托贷款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代理制度不同，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贷款协议所确定的权限内，按照委托人确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利率等，以金融机构自己的名义，同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3}可见，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也是一种间接代理。
三﹑完善我国间接代理制度的具体构想
实践表明间接代理制度的纳入并非两个条文本身的移植如此简单。《合同法》引入该制度时未充分考虑与《民法通则》直接代理制度的衔接,从而给代理制度本身带来有目共睹之不和谐。我国民法深受大陆法系法典化传统的影响，当前正在积极酝酿起草《民法典》，在吸取大陆法系民法传统的同时,应否导入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代理和本人身份不公开代理制度,已成为民事立法和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间接代理制度立法体例的设计
放弃现行《民法通则》中关于代理概念的严格限定，不再坚持代理的显名主义，转而建立广义的代理法调整范围。在总则部分有关代理制度的章节中可以如英美法系般承认本人身份部分公开及不公开的代理类别。在债编分则部分仍可以规定委托合同，但鉴于行纪合同事实上已经被间接代理所代替，因此可以取消“行纪”一章的独立地位及称谓，以免在理论及实务上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不过，可单就其尚可保留的特殊制度独设一节，并将其并入“委托合同”一章之中。
（二）间接代理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1.隐名代理的完善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首次规定了隐名代理。该条款直接来自《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而最终源于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与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相比,该条规定亦有不足之处。如《合同法》第402条，“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该条忽略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有鉴于此，建议改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2.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的完善
（1）代理人的通知义务
由于在间接代理中与第三人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是代理人,而非被代理人。因此从保护第三人或被代理人的利益出发,有必要规定代理人的披露义务。关于间接代理中代理人的披露义务,建议做如下规定:“如果代理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代理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代理人将会违约,被代理人有权要求代理人披露第三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如果代理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代理人将会违约,第三人有权要求代理人披露被代理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
（2）被代理人的介入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行使受托人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这一条件显然过于苛刻,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受托人因其他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委托人就不能行使介入权了。而在英美代理法的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中，被代理人行使介入权没有实质条件的限制，只须遵守一个前提条件即有证据证明合同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开身份的被代理人。为充分保护被代理人的介入权,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修改为“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3）第三人的选择权
根据《合同法》403条的规定第三人的选择权只能在“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才可行使，一方面必须是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发生了违约情形并且该违约已经是客观事实，排除预期违约的可能性，同时因受托人自己原因发生违约的情形不得计算在内；另一方面还要求受托人在因委托人的原因而不能对第三人履行义务，也就是说即使是发生了委托人的违约，如受托人仍能通过其他途径对第三人履行义务的，不得计算在内。笔者认为此条对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根据英美代理法,只要代理人没有对第三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请求被代理人履行义务。
（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