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法律

生活与法律（共12篇）

生活与法律 篇1

2000年6月,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 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 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 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 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治国方略。它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障,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实行“依法治国”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一项重要举措。

“以德治国”讲的是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机结合的产物。所以“以德治国”既有五千年优秀传统道德的土壤为积淀, 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征, 是时代发展与历史继承相统一的道德。“以德治国”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 而是在强调加强法治的前提下实行德治。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惩恶扬善, 道德的本质是劝善, 只有对违法犯罪严厉打击, 才能不断强化人们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 提高人们扬善的自觉性。历史证明, 离开法治的所谓德治或者离开德治的所谓法治, 结果都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失范, 甚至变成人治或专治。

一道德与法律的含义

1. 道德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 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道德有时候与“良心”一起相提并论, 但道德不是天生的, 人类的道德观是受到后天的学习、宣传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道德在阶级社会中是指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规范。它是统治阶级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创造的精神产物。其目的是使被统治者自愿地放弃自己的利益, 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阶级的观念。因此阶级社会的道德常常是一种双重标准, 对于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2.法

法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 它是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

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中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 它们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

1.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第一, 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 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 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 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 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 没有道德规范, 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第二, 道德与法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 并没有要求对等的权利, 强调对他人、对社会和对集体履行义务, 承担责任, 即应做什么或不应做什么, 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他人对其承担同等的义务;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 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 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要承担对等的义务,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第三, 道德与法实施的力度不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手段来实施;而法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

第四, 道德与法的形成条件和表现形式不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 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 内容较抽象、模糊。而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 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或是特殊判例, 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

第五, 道德与法的调整范围不同。道德不仅调整人们之间的外部行为, 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 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行事, 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 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 法律并不惩罚主观有过错的人或事, 即不存在“思想犯罪”。

第六, 道德与法的发展前途不同。法最终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 它最后将被道德所取代, 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2. 道德与法的联系

道德和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 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 都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 只不过有所偏重而已。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 道德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 (1) 道德对立法具有重要意义。道德的许多原则和要求, 反映和贯穿在法律意识之中, 从而指导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我国一系列立法渗透着道德的内容和精神。另一方面, 我国立法不能超越现阶段人们的道德水准, 否则就很难取得实效;立法也要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而向前发展, 否则就落后于社会实际。 (2) 道德对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由于法反映了道德的许多原则和要求, 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守法的观念和自觉性, 支持和拥护法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 道德作为启发人们内心觉悟的无形力量, 是国家强制力无法代替的。加强道德建设, 谴责和抑制违法犯罪行为, 鼓励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对法的实施可起到超出国家强制力范围的作用。 (3) 道德对法还有弥补不足的作用。需要由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往往并不是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即使立法相当完备了, 也难以详尽规定所有需要法来调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道德往往要担负起调整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某些社会关系的任务。此外, 执法和司法人员的道德品格如何, 直接对法的实施产生很大影响。

第二, 法是传播、推进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法把道德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确定下来以后, 使它们不仅成为道德规范, 也成为法的规范, 从而使这些道德规范的实现和传播有了双重保证。这些法的规范直接宣传着道德, 指引社会成员按道德来规范行为。 (2) 法的实施进一步宣传和推行道德。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和制裁, 以及对先进、模范行为的表彰和奖励, 可使人们受到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和熏陶, 在增强法制观念的同时也增强道德观念。在法的实施过程中, 凡是法所禁止的行为, 通常也是道德所谴责的行为;凡是法所鼓励的行为, 通常也都是社会主义道德所赞许的行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过程,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表现在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的不道德或是旧道德观念进行斗争的过程, 或是对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模范的表彰过程, 也就是传播、推行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的过程。

三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道德与法律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和之矛盾, 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1. 道德法律化可以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 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

第一, 通过立法确定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 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守信原则, 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 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 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第二, 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 即典型意义上的法, 指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 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 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 而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 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规范化, 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 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会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和力, 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第三, 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 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 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 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2.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

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 也指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 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 失去了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 最终也会被人类所唾弃。 (1) 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 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 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 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 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 (2) 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 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 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 成为人们的信念, 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 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 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总之, 道德与法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相互渗透, 并且相辅相成, 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但在现实中, 道德的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 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反之, 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有效传播道德。要实现社会的繁荣、进步, 必须做到运用法律传播道德, 同时还要做到利用道德促进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康。

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 不能简单地理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而应该具体化。一方面, 道德是法的传播标准和推动力量, 法律规范必须要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道德的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 而且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要从立法上、法律实施上来保障道德的传播。

关键词：道德,法律,嬗变

参考文献

①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 1998 (2)

②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 1997 (1)

生活与法律 篇2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30分)

1、先天下之忧而忧、匹夫有责

2、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

3、根本大法、根本制度、根本任务。

4、国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

5、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6、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

7、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8、公有制、按劳分配

9、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审议、法律案的表决、法律的公布。

10、法律制定（或立法）、法律遵守（或守法）、法律执行（或执法）、法律适用（或司法）等环节。

二、选择题(不定项选择，每题全部选对得4分，部分选对得2分，共40分)

11、ABC12、ABCD13、ABCD14、ACD15、BCD16ACD17、ABCD18、ABCD19、ABCD20、ABCD

三、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10分）

21、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22、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四、简答题(共20分)

23、(共10分)答：（1）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4）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浅谈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篇3

关键词：法律；道德；信仰

历史上哈特和富勒持续几十年的论战不仅开启了二战后所谓的自然法学的复兴，而且与此前的法律与道德的争论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在教科书的这种法律话语内部的自身建构中，我们看不到这场争论所要直接针对的现实问题，这场争论仿佛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理论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来关注，而仅仅是作为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绍。这种对理论和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关注理论自身而轻视理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割断了理论在历史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或者说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联系。由此，当我们今天来谈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当作一个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无关的历史问题或者西方思想史上的问题。我们谈论它是由于教科书中传授常规知识的需要，而不是由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迫切需要。悖缪的是，以“根本问题”为己任的法理学最终的结果恰恰是用特殊的国别的历史或者文化的历史，取代了普遍的“问题的历史”一个人类曾经面临并且现在也在经历或许未来依然要面对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法哲学领域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亘古至今，甚至到遥远的将来，都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看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我更坚定了这一观点。社会是一个法律与道德的道场，两者都不会轻易离场而去，因为这里就是它们的存在土壤。

何谓道德？道德有什么特性？道德对于社会有什么作用？许多的疑问萦绕在所有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的脑海中。拷问这些问题的本质只会是徒然，道德的终极内涵永远不会被人类所发现，因为人类就是人类，所谓道德只是一个关注人性的虚缈话题。但谈及至此，却不得不说说什么，因为这也是道德的要求。

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规范和标准的总和。①在任何的社会中，不同主体的道德彼此之间都既有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决定了每一社会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每一社会的法律与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之间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们在内容上互相渗透，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调整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必然得不到社会和公众的认同，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法律必须满足不同信仰的、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共同需求，它必然会压制某些有价值的道德追求，尤其是这种法律以主权者的面目出现的时候。而道德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也会反映在法律规则及其适用中。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規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笔者认为，反映在司法实践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就变得微妙了。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说过：“法官有义务在他的创新权的限度之内、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在法律的戒律与那些理性和良知之间保持一种关系。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确实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法官有这种义务。然而，有人有时感到分析法学的学者搅浑了这一点。这些学者过分强调定义在语词上的某些精微之处，而相应地牺牲了对一些更深刻也更精致的实体——目的、目标和功能——的强调。不断坚持说道德和正义不是法律，这趋于使人们滋生对法律的不信任和敌对的东西。”②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

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谈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座望不到对岸的桥的两端，都不能离开对方，都不能割裂与对方的联系！

注释：

①《法理学》葛洪义主编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09页

道德与法律双重视域下的隐性采访 篇4

一、隐性采访的道德问题

隐性采访是记者隐瞒身份和采访目的的一种采访行为,无论记者的采访动机、真实目的、可能实现的报道效果如何,隐性采访在客观上就是一种“欺骗”。“用欺骗的手法采获新闻,在道德评价上是令人困惑的,因为采获新闻固然是新闻记者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普遍的社会道德评价,但‘用欺骗的手法’却只能获得非道德的社会评价。”[2]

(一)三种欺骗方式

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非常态的采访方式。新闻记者一般是在公开采访无法获得新闻真相时,运用隐性采访。在此过程中,记者往往采取欺骗的方法,来获取相应的新闻素材,主要分为采访主体的欺骗、采访工具的欺骗和采访方法的欺骗。第一,采访主体的欺骗指的是记者隐瞒身份或设定、编造身份进行采访;第二,隐性采访必须借助一定的采访设备,如微型采访机、摄像机、录音机等,而这些都是采访对象所不知晓的;第三,采访方法的欺骗主要是指记者在隐性采访过程中通过向采访对象进行一系列的发问来获取新闻事实,有的甚至设计圈套、诱导犯罪。

(二)介入式采访是一种主动的欺骗

隐性采访分为观察式采访和介入式采访两种方式。观察式隐性采访中记者不表明身份,让别人以为自己是公众中的一员,充当“看客”的角色,是客观事实的记录者。介入式隐性采访中记者捏造身份,成为事实的参与者,介入到新闻当中,影响和改变事物的发展过程。在这两种隐性采访方式中,后者受到的道德非议远远比前者大得多。前者中,记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需要策划和伤害其他人,是被动的欺骗,欺骗程度较低。而在后者中,记者背离了客观、公正的职业立场,直接参与到新闻事实当中,甚至充当“导演”,对人进行诱导或误导,最终可能导致犯罪,使新闻事件的走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是一种主动的欺骗,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三)欺骗所带来的危害

1. 对记者而言。

一方面,会造成记者职业形象的下降。隐性采访中的不诚实行为会使记者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一个出色、职业能力强的记者应该能够凭借公开采访获取相应的新闻素材,而非隐性采访。“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我国记者的职业形象面临着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会造成采访对象与记者之间的不信任。隐性采访过程中记者一次次地撒谎,是对采访对象的伤害,事后采访对象会对记者失去信任。

2. 对媒体而言。

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社会道德的教育者、社会道德的引导者”。[3]在道德规范中,诚信处在首要、基础的位置。诚信对普通人而言都如此重要,何况对身肩重责的媒体呢?欺骗行为往往与社会对传媒的道德期待背道而驰,会降低媒体的公信力。

3. 对社会而言。

其一,不利于诚信体系的构建。记者运用欺骗的手段来获得信息,会对社会起示范作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使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遭到破坏。其二,会破坏法律系统。记者在隐性采访中易介入到新闻事件中,甚至诱导犯罪,以“恶”治“恶”的行为会破坏我国苦心建立起的法律系统。

二、隐性采访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问题的表现

1. 隐性采访侵犯他人隐私权。

隐性采访和隐私天生就是一对矛盾。公民一方面要求保护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又希望知道别人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在隐性采访的争议中,焦点在于曝光导致个人隐私的公开。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不愿让他人知道的个人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因为隐私是个人的东西,不涉及公众,没有产生社会危害,就不适用隐性采访,否则就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隐性采访中,侵犯他人隐私权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并未告知当事人,采访对象容易在采访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透露自己和他人的隐私;其次,有些记者潜入他人的私人领地,进行暗访、偷拍属于侵害他人私生活安宁;最后,记者侵害公民通讯自由包括窃听电话、擅自录音、私拆信件、擅自披露他人信件内容以及电话通信内容。

2. 隐性采访破坏程序正义。

隐性采访一定程度上可以告知受众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且能发挥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再加上采访中记者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这就增加了隐性采访的正义性和悲壮性。可是,目的的“正当性”不能掩盖手段的“不正当性”,不能因为隐性采访的目的和效果的正当而否认隐性采访手段的不正当。在隐性采访过程中,记者往往只为目的而不顾手段的采访方式是对程序正义的破坏。特别是在介入式采访中,有的记者为了获取某一新闻真相,故意采用“钓鱼”的手法设置“圈套”“陷阱”,诱使对方上当甚至犯罪。记者这样做越过了法律的底线,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甚至在用违法行为来对抗违法行为。程序正义强调过程的正义,强调手段的正义。而记者这么做,是对程序正义的破坏,是对整个法律体系的破坏。

(二)法律问题出现的原因

1. 法律的缺席。

在我国,隐性采访没有法律地位,既不受法律保护,也不为法律所禁止。诸多媒体工作者以“法无禁即可为”为依据,认为隐性采访是他们的权利,是可行的。“隐性采访存在的法律溯源是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其发展动力是公民的知情权;其使命来自于舆论监督。”[4]因此,隐性采访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游走,增加了其“边界的模糊性”。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采访行为,理应受专门的《新闻法》的规范。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新闻法》尚未出台,现有法律中不仅没有对隐性采访作出规定,就连记者的采访权也未明确规定。记者的采访权、新闻报道权是从《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衍生推导得来。法律的缺席,是隐性采访屡遭法律困惑的关键所在。这样一来,记者在隐性采访的具体操作时无章可循,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凭借淡薄的法律知识和自我的道德约束,在“迷茫中探索”,很容易在隐性采访过程中引发法律问题。

2. 记者角色错位,特权思维。

在我国,公众对媒介监督抱有过高的期望,对媒介定位和功能的错误理解加之新闻工作者法律意识淡薄,使得新闻工作者的自我角色错位,产生“特权”思维。其往往以新闻仲裁者、审判者和正义的化身出现在新闻事件中,不适当地扩张新闻采访权,其行为的动机、手段和效果错离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范围。在隐性采访的实践中,诸多新闻记者干了“公务人员”“侦探”的活,甚至走向违法犯罪。其实,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见证人,而不是新闻事件的制造者。新闻记者也并非公务人员,只是一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名普通公民,并没有特权。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只要犯罪,任何人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法律并没有授予记者任何刑事豁免特权。事实上,记者不是侦察员,没有特权,同样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其违法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对隐性采访的约束

隐性采访是把“双刃剑”,它在舆论监督报道、揭露事实真相、抨击丑恶行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诸多道德和法律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靠媒体的职业伦理规范或行业规则对隐性采访进行调整,它们的基本态度是: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一定要避免滥用。这是有借鉴价值的。记者还是应该通过公开采访,凭借自己的职业技巧和技能从合法的渠道获取新闻信息。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委曾经说过:“记者靠勤劳的双脚和结实的皮鞋,也能揭示真相。”但目前阶段,隐性采访不可能完全避免,媒介和记者应该谨慎使用,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犯法律和违背公德。笔者的观点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的隐性采访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共同规范,使其在不断冲突和磨合中更好地为新闻报道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

(一)道德层面

马克思曾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5]内在约束是传媒约束社会其他力量的前提。新闻媒体要恪守相应的职业伦理,记者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自律意识。只有具备较高的道德自律意识,记者才能在隐性采访的过程中,自觉秉持公平、公正的心态,避免一味追逐经济利益和发稿量。较高的道德自律意识还可以大大减少甚至杜绝隐性采访过程中记者不道德、不法的行为。记者在道德层面主要应秉持以下三个原则:

1. 公共利益至上原则。

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定位于维护公众的利益。隐性采访所针对的对象必须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其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新闻媒介报道此类行为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但是,公共利益并不等于公共兴趣,后者是一种公众心理需求,隐性采访只能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让公众对国家事务、社会变化和与其利益有关的信息进行了解,不可为迎合公众的好奇心而暴露无关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等内容。公共利益不能随意使用,在使用隐性采访之时,只有涉及严重的、重大的公共利益才有正当性,且必须是在公开采访无法获取新闻信息的情况下。

2. 客观纪录原则。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记者的基本职责就是报道公开发生的事实。在隐性采访过程中,记者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主要是客观的记录历史,而并非干涉历史。记者不能为了舆论监督,就冒充审计人员、嫖客、毒品贩子等,一味地介入新闻事件中,甚至导演新闻事件,进行“诱导犯罪”“钓鱼采访”,这不仅是道德上不允许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客观记录要求记者要公平、公正,不将主观情绪掺杂到新闻事件当中,否则会破坏新闻的真实性。

3. 动机良好原则。

隐性采访的直接结果往往是曝光社会的阴暗面,但这并不是隐性采访的最终目的。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应该是善意的,是为了支持正当的言行、合法的权益,纠正人们的某些错误意识和看法,既要告诉人们事实是怎样的,又要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要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动机良好的采访也许并不能保证新闻记者的隐性采访符合规范,但符合道德规范的隐性采访,其动机一定是良好的。目的良好要求隐性采访摆脱媒介猎奇的心理。

(二)法律层面

光靠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约束不足以解决隐性采访中的问题,还要靠国家制定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如果说,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是‘底线伦理’,那么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便是‘底线伦理的底线’”,[6]遵守法律法规,亦是传媒和新闻从业者“最低的底线”。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 加强隐性采访相关立法。

法律的缺席,是隐性采访法律问题的根源。缺乏隐性采访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记者只能凭借自己的理解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游走。我国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我国的法制建设离不开成文法的健全和完善。因此,我们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出台一部健全完善的《新闻法》,以加强对隐性采访的法律监管,明确隐性采访的界线;规定媒体和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以保障媒体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同时,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措施,处罚新闻从业人员隐性采访中的违法行为,对新闻媒介的职业行为具有预防教育、警示作用。

2. 记者增强自身法律意识。

新闻记者应该比普通公民具有更强烈的法律意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诸多新闻记者对于有关的法律法规不甚了解或知之不多,甚至出现新闻记者的角色错位和特权思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法律意识不足造成的。记者应该努力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在思想上、观念上加强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和对法律基本要求的认同;丰富自身的法律知识,熟悉与自己报道领域有关的法律法规;从法治的要求和法律的规定出发,开展新闻活动。知道在法律范围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某一行为作出合法判断,防止和避免在隐性采访过程中侵害他人权利。

3. 采访手段与过程要合法。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不能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钻法律的空子,也不可以隐性采访为由逾越法律。记者在隐性采访过程中要注意采访手段和过程的合法化,不妨碍其他的法定权利和权力的行使界线:第一,不妨碍他人的合法隐私权和商业秘密,如果这一隐私或秘密涉及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则它可能部分或全部不受法律保护;第二,不妨碍国家秘密和不公开审判;第三,不妨碍国家机关执行公务。记者在确定隐性采访的动机和选择采访手段的过程中,必须用法律和职业道德统领全部心理过程,不能使用间谍、制造假新闻等法律不允许的手段。

四、结语

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个特殊手段,在获得大量真实信息和舆论监督方面有突出贡献。但是,伴随隐性采访产生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就目前来说,在我国完全禁止隐性采访是不可能的。因此,新闻媒介与新闻记者要少用、慎用隐性采访,必须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对隐性采访作好约束。

摘要：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采访模式,一定程度上它能够揭露社会阴暗面,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弘扬社会正义。然而与之伴生的道德与法律问题也愈发突出。本文着重分析隐性采访的道德与法律问题,认为游走在这两者边缘的隐性采访亟须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规范:在道德层面需秉持公共利益至上、客观纪实、动机良好等原则;在法律层面上要加强隐性采访相关立法,督促记者增强自身法律意识,保证采访手段与过程的合法性。

关键词：隐性采访,道德,法律

参考文献

[1]陈力丹,周俊,陈俊妮,刘宁洁.中国新闻职业规范蓝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2.

[2]顾里平.隐性采访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09.

[3]张傅.传媒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3.

[4]李艺.论隐性采访的法治成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篇5

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法律的实施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立法者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道德与法律除了联系外也存在一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法律的产生以国家的形成为前提条件，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

第二，法律与道德调整的对象与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所调整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外在行为，它还规范人们的心理动机。第三，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的后果是行为人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

生活与法律 篇6

摘要：调律的精度是钢琴调律技术与艺术基本衡量标准。它决定了钢琴能否满足音乐艺术要求、准确音的过程。本文试从“精度”的概念入手，并以此作为基础，对如何提高调律的精度做探讨，以期梳理出调律规范，从而更好地为钢琴调律服务

关键词：钢琴调律；精度；粗调和精调

一、钢琴调律精度的概念

钢琴调律的精度是指调律音准与实际音准之间的接近程度的概念。绝对的音准，也就是钢琴调律的绝对精度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调律精度的追求，就是精确的调律音准与钢琴相对音高的理论数据最大接近的追求。调律精度决定了钢琴能否发出艺术要求的音，调律师对精度的把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调律水平的高低。

钢琴调律是按照规定的音高和律制，依照一定的操作程序，使用专门的操作工具，同时凭借人耳对声音的变化做出判断，来进行得到准确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声音的判断涉及到物理声学问题。从钢琴调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第一，根据标准音高，在钢琴适合的音域内调出准确的十二平均律音阶，再以此为基准完成其余各音域音高的校准调整。第二，使用工具操作来改变琴弦的张力，依靠听觉对“拍音”数量的变化做出判断，“拍音”是调律操作中非常重要而且特殊的“工具”，是区别于音高判断方式最显著的标志，也正是使调律的结果能够更加准确地有效手段。调律操作时首先运用同一性音准感的感知方式，确定整架钢琴调律所需要的标准音高。

二、钢琴调到什么程度才算准

不同的乐器有着各自不同的音律和调音方法，钢琴调律包括如下内容：

1.利用国际标准音叉“A ”（频率为440赫之）调准钢琴a音三根弦中的中弦；

2.调各音弦组中的各弦，使同一音的弦组的各弦音高一致；

3.利用音程关系，凭听觉调其他各音。

国际标准音高在钢琴调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合格的调律师应该按国际标准频率进行十二平均律分配的，才能正确认识拍频、记忆规律。如有时按国际标准调律，有时却按钢琴本身高低调律，不但拍频相应有变化，而且会感到两者之间在音色、效果、感觉、音量略有不同，尤其是高音区的音色变化较大。高精度要求调律要“准”，准包含以下几层意思：手法准、听觉准、十二平均律准。三者是统一的。音的调法不准，耳朵就听不准，手也就调不准。所以说，如果调律不是基于国际标准音高，那么各音程的拍频数与实际情况就会存在差异，即使听觉很好，手法也准，最后十二平均律还是不符合标准。所以说，钢琴调律只有严格按照规范来进行，才能调得准。

三、提高调律精度的标准规范

注意放扳子的角度，在调律时，任何小的调节只能依靠弦轴的转动，而不能去压或提弦轴，扳子的旋转最好控制在水平面上。注意先调过准位再回送扳子。俗话说“矫往必须过正”。调律者对旋轴的转动要有灵敏的感觉，在音由偏低调至准位时要再调高一点儿，然后回送扳子，使音达到准位若音已偏高，就要先将其调到低位，然后重复上述的步骤。拉或推扳子的动作一定要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这是为了使音准更加稳定持久。注意击键的力度。有些资料讲到“ 为了协助扳子的运动，防止由于弦轴变形而造成的跑音现象，同时使拉力达到平衡，所以在调律时一定要重击键，这种重击的程度是要超过钢琴弹奏的最强音。” 强力的击键方法，对于整台钢琴调音的音准稳定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却不利于调律过程中又训泊音的分辨。过强的击键会导致音的破裂，多余的杂音会把拍音掩盖。所以击键的力应适度，同时要找一个适于耳朵听辨的击键间隙，只是在最后确认日勃口重些击键的力度，也许只要重击一下就可以把音牢牢的稳定在准位置上

（一）操作——提高调律精度的核心

1.注意放扳子的角度，在调律时，任何小的调节只能依靠弦轴的转动，而不能去压或提弦轴，扳子的旋转最好控制在水平面上。

2.注意先调过准位再回送扳子。俗话说“矫往必须过正”。调律者对旋轴的转动要有灵敏的感觉，在音由偏低调至准位时要再调高一点儿，然后回送扳子，使音达到准位若音已偏高，就要先将其调到低位，然后重复上述的步骤。拉或推扳子的动作一定要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这是为了使音准更加稳定持久。

3.注意击键的力度。有些资料讲到“ 为了协助扳子的运动，防止由于弦轴变形而造成的跑音现象，同时使拉力达到平衡，所以在调律时一定要重击键，这种重击的程度是要超过钢琴弹奏的最强音。” 强力的击键方法，对于整台钢琴调音的音准稳定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却不利于调律过程中又训泊音的分辨。过强的击键会导致音的破裂，多余的杂音会把拍音掩盖。所以击键的力应适度，同时要找一个适于耳朵听辨的击键间隙，只是在最后确认日勃口重些击键的力度，也许只要重击一下就可以把音牢牢的稳定在准位置上。

（二）听音——提高调律精度的先导

所谓听音，即是对“音”的判断。“音”有三种特性，或称三要素：即音高、音量、音色。三个要素中，音高是首要的，因为在设计钢琴弦列时，是以音高为前提的。音高与琴弦的长短、粗细、张力有关。建立正确的音准概念，是调音的先决条件，如何将抽象的音程概念，变成人的易于理解的具体印象，是学会听音的难点。

（三）配合——提高调律精度的主题

1.粗调的操作方法，钢琴调律过程中，琴弦码施予音板的压力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压力长时间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不仅会导致较大程度的跑音，甚至会使音板发生变形。另外产生跑音的原因还有琴弦张力达到平衡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弦轴有种自然回归的物理性质。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除了提高整体调律的速度之外，再就是先快速粗调一遍，然后再进行精调。粗调是一种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方法。粗调的速度一定要快，同时把握好音的高低。

2.精调的操作方法，精调是建立在粗调的基础上或调律幅度较小的前提下进行精确调律的过程。在精调过程中，必须要对每一个音高进行校对和检查，尤其是基准音组十二平均律的调律，它的精度直接影响到整台钢琴的精度，所以每一个步骤都要进行校对和检查。在平均律音区进行四五度分律，三、六度检验后，以此为核心迅速推导调整整架钢琴的音律。注意：提升张力、粗调律、精调律时动作要迅速，这样能更好地促进琴弦张力提升时铁架、音板承受的张力变化均衡、调律后音准相对稳定。

生活与法律 篇7

一、道德与法律的共同基础与差异

(一) 共同基础

人是社会性动物, 基于其社会生活习性, 有追寻并维护适合自己生存的秩序的倾向。而从本质上看, 道德和法律都是作为维护与正义、公正等积极价值取向相联系的积极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道德是社会团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耳濡目染自发形成和后天有意识的教育形成的并通过个人内心自律和社会舆论来约束进而维护其自身团体秩序。而法律则是统治者通过立法方式运用国家强制力保障进而维护其所认可的社会秩序。因而道德与法律其目的都是维护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

(二) 差异

虽说道德与法律存在一定的共同基础, 但二者作为不同社会规范体系, 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追求不同。法律关注的对象是人的外部行为, 只追求其不违反社会基本秩序,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合法, 其思想和动机在所不问。而道德不只是关注人的行为而且关注人内在的思想, 注重对完美秩序的追求。道德要求人们在行为上符合社会一般性标准的同时, 更要求人在内心上要有高尚的追求。

标准不同。法律的标准是公开确定的, 法律本身的内在规范就要求法律必须公开确定, 这样才能期待人们去遵守。而道德则不同, 道德的规范往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中形成的, 其规范内容没有被公开确定的表述。特别是愿望的道德的理解标准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更是是因人而异的, 缺乏社会普遍认可的确定性。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道德的内容本身也在不断变化。

基于以上这些本质和规范上的共同基础和差异侧重点的不同, 为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在规范社会秩序上的衔接提供了统一的可能。

二、重新梳理

通过上文对道德与法律在社会规范视角下统一与差异的论证, 我们可以从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和强度对两者规范机制进行重新梳理, 从而形成一个二者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衔接体制:愿望的道德进行自律规范, 法律进行他律规范, 义务的道德进自律前提下的舆论他律规范。

(一) 规范机制

愿望的道德进行自律的规范, 其通过个人的内心自觉自发的维护自己追寻认可的社会秩序, 他人与社会舆论也是通过自身对自己愿望道德的追求过程来影响他人进而使其内化为内心自觉。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更强调来自个人内心的约束与评价。同时任何人不能因为他人与自身愿望追求的不同而进行否定性评价, 个人在愿望道德上有着个人价值取向上的自由。因为愿望的道德是对高尚品质下的完美秩序的追求, 这种追求没有对错只是存在差异, 而且即使没有做到高尚品质的追求也并不会侵害现有秩序。反之, 如果愿望的道德被用来进行社会的否定性评价, 则显然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即“我应该这样做”。

(二) 转换与限度

以上这三种规范方式并不是绝对的、不相融合的。共同的基础也让它们隔绝不了, 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愿望的道德侧重对内心品德追求的自我约束, 义务的道德侧重对社会现实优良秩序的个人与社会约束, 而法律则侧重对基本社会秩序的强制性约束。因此,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环境改变, 道德和法律内容发生变化, 三者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发生转换。其中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的转换在现实生活中最为活跃, 国家将一些义务道德规范通过立法将其转换为法律。例如醉驾入刑。

但三者的转换并不是随意的, 不然区分三者也就没有了意义。首先, 义务的道德和法律不能进入愿望道德的领域进行调整, 强求一个人内心的追求, 如前文所说, 这明显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同时也会导致道德价值的虚无, 因为所有的高尚的事都被要求去做, 道德的高层次追求就无从体现。其次, 义务道德向法律转换过程中要注重违反此项秩序是否严重侵害现实秩序, 如果没有就不应该立法保障, 否则不仅导致道德价值的虚无, 还会导致人们社会生活的恐惧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综上, 我们对法律与道德的规范体系和二者的转换进行了一番重新梳理, 使二者在规范方式和强度上达成统一。两者在各自的规范范围内维护社会秩序, 并且通过一定方式进行有限度的转换。当然这种统一也是不可能达到完善的, 这里的统一仅仅指正义的社会规范秩序基础上的二者矛盾的化解, 从而使其达到一种相对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王景霞.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 2014.

生活与法律 篇8

1 教材特点分析

1.1 遵循规律, 切合实际, 体现本教材的针对性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其任务是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自身道德建设, 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2]。本教材充分体现了中职德育教学“三贴近”原则, 能够结合当前培养高素质劳动者这一核心要求和宗旨, 结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迫切需要, 深入开展法律教育, 为保证学生健康成长、开启职业生涯和创造美好人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1.2 线索明确, 层次分明, 体现本教材的实效性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内容围绕两方面进行, 在内容上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教材先从礼仪入手, 这个切入点准确且意义重大。随后, 教材围绕个人道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4个方面强调公民道德建设, 树立道德规范, 对厘清学生头脑中的是非观念、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背景下, 再谈职业道德建设水到渠成, 令人信服。在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 教材注重学生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培养, 双管齐下, 从道德和法律双重层面上对学生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和规范, 对学生进行了法律教育, 使他们树立了宪法意识、刑法意识、民法意识、程序意识和环保意识, 接受了公民教育, 形成了公民意识。所以, 整部教材突出了道德和法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关系, 采取了“点、线、面”相结合的教材设计, 呈现出内容相扣、线索清晰、层次分明、张弛有度的特点, 更有利于教学, 具有很强的实效性。

1.3 案例丰富, 主次得当, 体现本教材的新颖性

一般来说, 中职一年级新生年龄大多在15~17岁, 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们的优点是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在生活中通过现代信息手段了解社会比较多, 对外界新鲜事物感兴趣;缺点在于年龄较小, 分析理解能力较差, 对道德及法律理论知识了解较少, 学习兴趣不太浓厚, 对社会现象的辨析能力不足。因此, 如何通过一些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显得非常重要。而从教材层面上讲, 本教材立足于中职学生的实际情况, 案例丰富、语言通俗、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理论观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便于学生学习, 具有很强的新颖性。

1.4 教法灵活, 学法自如, 体现本教材的互动性

本教材在编排上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教学模式及方法上的灵活性、多样性与实用性。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实际, 大胆采取案例分析法、情境法、讨论法及任务驱动教学法等开展教学, 也可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式学习, 并积极举办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促进学生知行统一, 树立道德法治观念, 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守法品质。因此, 本教材在教学上具有很强的互动性。

2 教学方法探讨

在教学实践中, 对待《职业道德与法律》这样的新教材, 还存在教师观念落后、课堂满堂灌、考试方式单一、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忽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等诸多问题[3]。如何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真正地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发挥主体作用, 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 需要教师在观念及方法上大胆突破、不断革新。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本教材的宗旨, 达到教学相长、提升素质、培养能力的教学目标。

2.1 创设情境, 激发兴趣, 增强学习动力

情境教学法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课内游戏、角色扮演、诗歌朗诵、绘画体操、音乐欣赏等方式创设情境,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 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实现教学目标。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上,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定情景, 让学生模拟表演, 或模仿展示, 使学生能够在情境中不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并探究为什么这样做, 从而激发起他们学习、探究理论知识的兴趣, 这比直接灌输的效果要好得多。

2.2 引入案例, 深入分析, 培养学习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 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提出多种思路, 进行深入分析, 以便学生从案例中得到启示或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中, 我们会经常选取一些典型案例, 尤其是一些真实的、贴近生活的案例, 这更能激发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如“礼多人不怪”、“青少年误入歧途”、“见义勇为, 更要见义智为”等案例都具有真实性。在课堂上, 通过对本校发生的打架事件的剖析使学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如何预防和杜绝自己的不良行为进行讨论, 加深了他们对道德法律的认识和理解。还比如, 对青少年如何加强自身防范内容, 引入了本地发生的少女割喉案, 使学生清楚了当不法侵害发生时, 我们如何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因此, 案例教学具有的真实性不仅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学生在运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分析案例时能够学会解决实际问题[4]。

2.3 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 转变教学模式

探究式教学让学生自觉地、主动地探索, 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发现事物发展的起因和事物内部的联系, 从中找出规律, 形成自己的概念。因此, 它更加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在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中, 要通过问题来引导学生探究和合作。比如, 个人品德对人生发展有什么影响;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有哪些, 如何预防;环境保护意义深远, 我们能做什么等。这些问题都带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广泛性, 值得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究。在这个过程中, 引导学生以论文、感想或实践活动的形式呈现探究结果, 并做出客观有效的评价, 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与法律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2.4 开展活动, 鼓励实践, 注重学习效果

活动教学法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程度和特点设置, 让学生凭自己的能力参与阅读、讨论、游戏等去学习知识的课堂教学方法。它能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活动, 使整个教学围绕活动而进行。在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中, 这一方法也被经常采用, 如模拟法庭、模拟招聘现场、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在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养成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时, 要求学生从班级、宿舍开始, 将自己的缺点记录下来, 交给同桌或者好朋友, 相互监督, 不断改进。活动法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有助于学生实现知行统一, 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从而将德育教学落到实处, 真正体现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职业道德与法律,教材特点,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朱力宇, 张伟.职业道德与法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陈燚.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分析[J].科技视界, 2013 (3) :128.

[3]杨敏.中职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刍议[J].价值工程, 2011, 30 (18) :175.

生活与法律 篇9

关键词：《军爵律》和《爵律》,军功爵,以爵减免罪

沈家本呕心沥血, 作《汉律摭遗》22 卷, 力图勾勒汉代律令的大致面貌, 然而沈家本却没有能够看到出土秦汉律从而看到秦汉律的原貌。竹简秦汉律出土以后, 我们看到许多《汉律摭遗》中所未载的律篇名。其中《军爵律》和《爵律》就属首次发现, 因而对其进行系统的考论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爵的发展变化与《军爵律》、《爵律》的产生

“爵”本来就是酒器, 朱骏声《说文通讯定声》“爵”:“旧说, 古人行爵, 有尊卑贵贱, 故引申为爵禄。”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从实质上说, 则是把来自齿位的序列, 通过赐爵而使之变为显在的秩序, 给潜在于民间的秩序形成之可能性, 依靠赐爵而使之明朗化了。”[1]421爵来源于乡饮酒礼, 通过齿位确定饮酒的序列, 从而使爵具有了划分尊卑贵贱等级的职能。先秦是世卿世禄的贵族制社会, 爵是高级贵族的专有物, 他们凭借爵位可以享受种种特权。

然而从春秋、战国时产生和发展出来, 在秦汉时期产生重要作用的爵制是一种不同于西周五等爵的新爵制。《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建立的爵制是“:有军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朱绍侯先生称之为“军爵制”, 并认为:“军爵制是它的正名, 军功爵制是比较通俗而贴切的称呼。”[2]前言第ⅱ页刘向《战国策序》中记载当时的形势是“力功争强, 胜者为右”。各国统治者要是不想身死国灭, 就必须富国强兵以期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开始把爵赐予有才能、有功劳的人, 以使他们为自己效力, 而商鞅集其大成在秦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军功爵制。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明尊卑爵秩等级, 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 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鞅变法就是要通过爵秩来明确人们之间的尊卑等级, 并按照这种尊卑等级享有差次的待遇, 杜正胜先生认为法家通过军功爵“塑造新社会”[3]358。《管子·明法》“:以法治国, 则举措而已。”《商君书·定分》:“法令者, 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法家一直主张“以法治国”, 最终达到“一切皆有法式”[4]243的境界。既然军功爵在法家构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自然需要详细完备的法律去规范, 以达到定分止争、缘法而治的效果, 那么《军爵律》和《爵律》的产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军爵律》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晋书·刑法志》载李悝“:撰次诸国法, 著《法经》。”《法经》早已佚失, 但通过残存的文献记载来看, 《法经》中应当是没有专门规范军爵的法律, 主要原因有二: (1) 从形式上看, 《法经》只有六篇, 即《盗》、《贼》、《网》、《捕》、《杂》、《具》, 都是刑事及其程序法, 没有哪一篇可以容纳关于军爵的法律; (2) 《法经》中的《杂法》有“逾制”之条, 明代董说《七国考》引桓谭《新论》对“逾制”解释道:“大夫之家有侯物, 有一以上者族。”“《法经》中的‘侯’‘、大夫’的称谓依然是奴隶社会性质的。”[5]56因而从内容上看, 《法经》中看不到军爵制的影子。李悝是在“撰次诸国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法经》, 也可以反证之前也应当不会有专门规范军爵的法律。《北堂书钞·封爵部下》“商君为法”条引徐野民注曰:“《秦本纪》云:商君为法于秦, 战斩一首者, 赐爵一级, 其欲为官者五十石。”也就是说商鞅在秦国制定了规范爵的法令。《商君书》的《境内》、《错法》、《赏刑》、《靳令》等篇详细记载了爵的授予、有爵者的特权等内容。《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有军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 因而商鞅为法于秦, 制定系统规范军爵的法律应当是可信的。

二、《军爵律》、《爵律》的内容

1.授爵的条件。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军爵律》载:“从军当以劳论及赐, 未拜而死……”整理小组注释曰“:劳, 劳绩”“、论, 论功授爵。”[6]92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劳律》载:“敢深益其劳岁数者, 赀一甲, 弃劳。”整理小组注释曰“:中劳律, 应为关于从军劳绩的法律。”[6]135以往都熟知秦是尚首功之国, 根据斩首之功授予爵位, 而《军爵律》记载根据劳绩也可以赐爵。《战国策·秦策三》“:劳大者其禄厚, 功多者其爵尊。”功和劳都是可以享受赐爵的条件。李均明先生认为“:《爵律》是界定授爵位条件的法律。”[7]可是把界定授爵位条件的法律都归结为《爵律》又是极不合适的。《二年律令·盗律》载“:徼外人来入为盗者, 要 (腰) 斩。吏所興能捕若斩一人, 拜爵一级。”[8]17《二年律令·捕律》载“: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 拜爵一人, 有 (又) 购二万钱。”[8]29《二年律令·钱律》载“: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 予爵一级。”[8]36可见《盗律》、《捕律》、《钱律》等篇中都有界定授爵条件的法律。《史记·商君列传》载“:令民为什伍, 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斩敌首可授爵, 告奸者自然也可授爵。从上述律文来看, 告奸授爵应存在于《告律》之中。

2.对授爵对象的限制。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军爵律》载“:从军当以劳论及赐, 未拜而死, 有罪法耐迁其后;及法耐迁者, 皆不得受其爵及赐。其已拜, 赐未受而死及法耐迁者, 鼠 (予) 赐。”整理小组翻译为“:从军有功应授爵和赏赐的, 如还没有拜爵本人已死, 而其后嗣有罪以法应耐迁的;以及本人依法应耐迁的, 都不能得到爵和赏赐。如已经拜爵, 但还没有得到赏赐, 本人已死及依法应耐迁的, 仍给予赏赐。”[6]92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爵律》“:当拜爵及赐, 未拜而有罪耐者, 勿拜赐。”[8]62在拜爵之前犯罪而应处耐刑的, 不能授予爵位。已经拜爵但没有得到赏赐就依法应处以耐迁刑罚的仍然给予赏赐。为何依法应受耐刑就要丧失授爵机会?《说文》:“耐, 罪不至髡也。”段玉裁注“:不剔其发, 仅去须鬓曰耐。”耐刑就是把犯人的胡须剔掉。《孝经·开宗明义》载“: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在古人看来, 毛发同身体皮肤一样, 被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栗劲先生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 髡刑和耐刑同宫刑、刖刑、劓刑、黥刑一样, 均属于损坏机体的肉刑。”[9]250徐世虹先生也认为“:本着这个意义, 毛发当然属于肉刑的一部分了。”[10]156耐刑属于肉刑的一种, 上面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滋贺秀三先生认为“:肉刑的主要意义, 在于它加之于肉体的毁伤, 是社会废人、市民权被终身剥夺的象征。”[11]17既然耐刑是肉刑, 有罪应受耐刑的人自然成为刑余之人, 成为社会排除的对象, 从而丧失授爵的机会。那么可以推论授爵前有罪应受髡、黥、劓等肉刑的, 自然也就丧失授爵的机会。

3.以爵减免罪的法律特权。《睡虎地秦墓竹简·军爵律》载:“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 及隶臣斩首为公士, 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 许之, 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 皆令为工。其不完者, 以为隐官工。”《张家山汉墓竹简·爵律》载“:诸诈伪自爵、爵免、免人者, 皆黥为城旦舂。吏智 (知) 而行者, 与同罪。”《商君书·境内篇》“:爵自二级以上, 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 有刑罪则已。”高敏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解释:认为前者属于“降爵赎罪”, 后者属于“以爵抵罪”[12]163。可见在商鞅变法时就已经确立了有爵者享有特权, 当然包括法律上的特权。竹简秦汉律中有爵者根据爵位等级享有法律特权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高敏先生认为“:在关于赐爵制度的法律规定方面, 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 (出土秦汉律中的爵制) 这一切, 都同商鞅时的赐爵制基本一致, 表明出土秦律确系商鞅秦律的直接延续。”[12]49《军爵律》和《爵律》中都称“以爵免罪”, 可是秦汉时期以爵赎免罪刑贯彻的是“刑尽而爵有余, 则保留余爵;爵尽而刑有余, 则服余刑”[13]43原则, 当爵位无法免除全部刑罚时, 还要服剩下的刑罚。很多时候以爵位是无法免除全部罪的, 只能减轻刑罚, 因而称之为以爵减免罪更合理一些。

三、《军爵律》、《爵律》的消亡

1.军功获爵途径的减少。如上文所述, 秦汉时期的捕亡、告奸等行为皆可得爵, 而捕亡、告奸得爵属于《捕律》、《亡律》和《告律》等篇, 只有因军功授爵和从军以劳绩授爵才是《军爵律》和《爵律》中规定的授爵条件。随着大规模兼并战争的结束, 因军功授爵和从军以劳绩授爵的途径和机会减少, 《军爵律》和《爵律》中规定的因军功和从军以劳绩授爵也失去了适用空间而趋于沦为设而无用的虚文。

生活与法律 篇10

关键词：《开皇律》,《北齐律》,《周大律》,继承

魏晋南北朝时代, 社会秩序长期混乱, 大一统成为大势所趋。顺应这一要求, 杨坚在公元581年夺袭帝位, 建立隋朝。公元589年, 随军克建康, 南北实现统一。隋朝通过“和平政变”建立, 忠于前朝的旧臣未能充分消灭, “周室旧臣, 咸怀愤惋”。另外, 促使政变得逞的阴谋家、野心家在隋朝建立后身居高位, 他们中间不乏有“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危险分子。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为了医治近四百年战乱带来的创伤, 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大一统的局面, 制定一部法律, 在法制和制度上保证这一切得以实现就显得尤其必要和紧迫。

“为了使某种规则获得法权规范的意义, 就必须有一种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特殊的专有形式”。隋朝建立后, 以杨坚为首的统治集团就按自己的意志为天下制定了规则。这种规则集中体现为一种专有的形式──《开皇律》。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 它本是不会独立发展。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规则, 一经产生, 便对尔后的法律内容和形式都将产生影响。杨坚集团作为南北对峙的终结者, 其制定的《开皇律》继承了北朝的立法传统。《周大律》、《北齐律》则是《开皇律》的最直接历史渊源。正如《旧唐书·刑法志》所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 以定律令, 除苛惨之法, 务在宽平。

隋律多采“后齐之制”, 《开皇律》对《北齐律》模仿度最高的莫过于“十恶”。《隋书·刑法志》载:又置十恶之条, 多采后齐之制, 而颇有损益。所以先从“十恶之条”上看《开皇律》对《周大律》和《北齐律》的继承。

《北齐律》有重罪十条:反逆, 大逆, 叛, 降, 恶逆, 不道, 不敬, 不孝, 不义, 内乱。《周大律》亦做出了类似规定, 正如《隋书·刑法志》关于《周大律》的记载:不立十恶之目, 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开皇律》的十恶之制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开皇律》与《北齐律》的不同仅在于《开皇律》有“不睦”而无“降罪”, 《北齐律》有“降罪”而无“不睦”之罪。同时亦可看出, 《开皇律》与《周大律》也有密切的联系。

其次, 从刑名的角度亦可窥见《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关系。《北齐律》刑名有五等──死、流、耐、鞭、杖。《开皇律》刑名也有五等──死、流、徒、杖、笞。两者的惩罚力度皆由重到轻, 唯独《北齐律》有鞭无笞, 《开皇律》有笞无鞭。死、流、杖三刑同名, 耐与徒名异而实同。《北齐律》规定的死刑有四等──轘、枭、斩、绞。《开皇律》只取绞、斩两种。关于流刑, 《北齐律》的规定“未有道里之差”。《开皇律》规定如下:流刑三, 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较之《北齐律》关于流刑的规定, 《开皇律》规定的则较为细致。关于徒刑, 《北齐律》叫刑或耐, 分为一到五年, 共五等。《开皇律》对徒刑的规定也分为五等, 只不过是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两者皆由轻到重, 只是后者减轻了刑量。此外, 《开皇律》以杖代鞭, 以笞代杖, 亦减轻了刑罚。

《周大律》的刑名也有五等──杖、鞭、徒、流、死。其刑罚轻重与《北齐律》相当, 比《开皇律》重。如《周大律》规定死刑就有磬, 绞, 斩, 枭, 裂五种。再来比较《周大律》和《开皇律》关于流刑的规定。《周大律》规定五等流刑, “流卫服, 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 “流要服, 去皇畿三千里者”, “流荒服, 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 “流镇服, 去皇畿四千里者”, “流蕃服, 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开皇律》则规定“流刑三, 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两律都对流刑做出了“有道里之差”的细致规定, 可见《周大律》关于流刑的立法风格则被《开皇律》直接继承和发展。

第三, 从邢典的编撰体例分析, 也能说明《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关系。

《北齐律》十二篇:一曰名例, 二曰禁卫, 三曰婚户, 四曰擅兴, 五曰违制, 六曰诈伪, 七曰斗讼, 八曰贼盗, 九曰捕断, 十曰毁损, 十一曰厩牧, 十二曰杂。《周大律》有二十五篇:一曰刑名, 二曰法例, 三曰祀享, 四曰朝会, 五曰婚姻, 六曰户禁, 七曰水火, 八曰兴缮, 九曰卫宫, 十曰市廛, 十一曰斗竞, 十二曰劫盗, 十三曰贼叛, 十四曰毁亡, 十五曰违制, 十六曰关津, 十七曰诸侯, 十八曰厩牧, 十九曰杂犯, 二十曰诈伪, 二十一曰请求, 二十二曰告言, 二十三曰逃亡, 二十四曰系讯, 二十五曰断狱。《开皇律》也有十二篇:一曰名例, 二曰卫禁, 三曰职制, 四曰户婚, 五曰厩库, 六曰擅兴, 七曰盗贼, 八曰斗讼, 九曰, 十曰杂律, 十一曰捕亡, 十二曰断狱。比较《北齐律》和《开皇律》可看出, 两律皆有名例, 擅兴, 斗讼, 诈伪, 杂律。《开皇律》中的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盗贼等篇与《北齐律》有关篇名相似。不同的是, 《开皇律》有“捕亡”“断狱”篇, 而无“损毁”篇。《北齐律》有“损毁”篇, 并且合“捕亡”“断狱”为“捕断”。《开皇律》与《周大律》的篇目相比较, 两律皆有诈伪, 断狱, 杂律篇。《开皇律》合刑名、法例为名例, 合婚姻、户禁为户婚, 合劫盗、贼叛为盗贼, 合关津、卫宫、市廛为卫禁, 合斗竞、告言为斗讼, 合逃亡、系讯为捕亡。《周大律》的篇目是一分为几, 《开皇律》则是合几为一。

第四, 从其他方面也可说明《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关系。

《开皇律》制定时“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然而《北齐律》死刑有轘无裂, 《周大律》有裂无轘。所以隋朝立法立足于北周北齐立法成果之上, 斟酌采用。从撰修《开皇律》的人员上看, 他们也多是北周旧臣, 他们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技巧也肯定会受到《周大律》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开皇律》的制定直接立足于隋初的政治局势, 承袭北周和北齐的立法传统, 在《周大律》和《北齐律》的基础上, 斟酌损益而成。

参考文献

[1]魏征.隋书·高祖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2]苏联科学院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5.

朋友淘汰律 篇11

苏东坡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地位变了，眼界、口味和娱乐方式自然也与以前不同。主要的是官员重名，怕旧友放肆，搅扰声望，要慢慢与他们疏离。

以钱淘汰律：钱多出一二百元或一二千元，并不能淘汰朋友，，反要向他们显摆，或被他们吃掉。而钱多出几十万之后，，会醒悟自己处在危险境地，担忧朋友们向自己借钱。

有钱的人像官员一样多半怕从前的朋友。感到自己像羊，他们是狼。或自己像插着蜡烛的蛋糕，他们是饥肠辘辘的饥民。在他们下手之前，不如早点甩掉。钱使人觉得，周围都是炯炯的眼睛，不得不防。

以年龄淘汰律：一个人不大容易和童年的朋友保持交往，他反感那个年代的幼稚和这些伙伴们叠印在一块儿，继续来往，仿佛是一种倒退。人们常常认为，时代之手在划分朋友的行列。

那么，友誼到底藏在哪里呢？能够叫做“友谊”的这种交往，必然时间很久了。它像亚麻布衬衣一样，越洗越旧，穿在身上越舒服。友谊多半建立于心灵的某种相通之处，如同你以某种频率发出声波，惟有对方能够接收，海内知音，悠然心会。钱、官或年龄，都不能妨碍友谊的壮大。

在下列情形中被想念的人，注定是真正的朋友。

欢乐的时刻想与之分享，沮丧的时刻想与之倾诉，艰难的时刻想与之磋商，绝望的时刻想与之托孤，而平静的时刻又常常想起他们的音容举止，把他们当作一池湖水，跳入浸泡，当作一处花园，漫步徜徉。

这样的朋友很少，但有一两个已经足够。

真正的朋友，在朋友“淘汰律”之外。

各国律法规制 篇12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是美国最权威和最核心的广告监管部门。它规定, 凡是“广告的表述或由于未能透露有关信息而给理智的消费者造成错误印象的, 这种错误印象又关系到所宣传的产品、服务实质性特点的, 均属欺骗性广告。”无论是直接表述的还是暗示信息, 广告发布者都要负责。

1971年, 联邦贸易委员会管理广告业的一项重要法案出台, 法案的核心是:所有广告发布者做广告前, 必须有实验室或其他科学研究、调查的合理凭据, 不能空口无凭。一旦联邦贸易委员会判定某一广告为欺骗性广告, 可以要求广告发布者马上停播, 并责其发布更正广告。如果广告发布者继续播出广告, 将被处以高额罚款。同时, 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有权冻结广告发布者的全部资产, 以备将来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如果罪名成立, 广告发布者将面临经济赔偿、甚至牢狱之灾。

1997年12月, 联邦贸易委员会向提供手术治疗近视眼的所有医疗机构发布通告。此前, 联邦贸易委员会曾收到多起消费者质疑, 某些医疗机构对该类手术进行了潜在的误导宣传和广告。这则禁令一出, 各医疗机构赶紧自我检查, 不敢越雷池一步。

严控媒体虚假广告

法国刑法中规定, 对虚假广告罪的处罚适用1905年8月1日《关于诈骗及假冒产品或服务》的法律, 处以三个月至两年的监禁及罚金一千法郎至二十五万法郎, 或择其一而处之。

法国视听委员会广告监督处负责人亚历山德拉·米耶勒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法国政府多年来采取了多项措施对各媒体、特别是影视媒体实施监督, 以避免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

米耶勒指出, 法国政府1992年颁布的第92—280号政令规定, 播发虚假广告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音频或视频方式对某种商品的功效、服务、品牌、生产商等要素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根据该政令, 法国视听委员会在认定某媒体播发虚假广告的事实后, 可根据情况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向该媒介发出警告, 使其今后不再播发虚假广告;通过法律手段强行终止某则虚假广告的播出;如果情节严重, 对传播媒体实施经济处罚。米耶勒强调, 电视台等媒体对虚假广告的播出负主要责任, 但如果遭到处罚的媒体认为播出虚假广告的责任不在自己一方, 它可向司法机构起诉广告代言人或厂商。

为避免虚假广告, 法国视听委员会建议各媒体在播放广告前, 必须将该广告内容提交行业组织——广告审查局进行审查。这一措施已成为法国广告界的“行规”。

设立虚假广告投诉热线

德国于1994年修订颁布的《医疗广告法》, 对医院、药品及医药设备等的广告做出严格规定。有关医院的广告规定是:第一, 医院只能做“形象广告”, 只能在报纸、杂志、路牌、橱窗、网络等上出现;第二, 广告内容必须与营业许可证中核定的内容相符, 不能介绍未经临床验证的诊疗方法等;第三, 广告语上不能出现“特色”、“领先”等“表扬词语”。此外, 不能出现“专家”等非医学专业技术职称用语, 做广告的名人必须是此产品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 如有虚假成分, 消费者可据此索赔。

德国公立医院除了做公益性广告外, 原则上不做广告, 私立医院则比较积极。格林森私立医院负责形象宣传的是市场部。该院每年拿出2%左右的收入做广告, 还采取其他形式推广形象, 如慈善义诊等。

德国医疗广告监管委员会是管理医疗广告的机构。任何医院广告在投放前都必须获得该机构颁发的许可证, 范围涉及新闻媒体、电影、录像带、小册子、医学或科学出版物, 以及邮件的广告, 每5年审核更新一次。该机构还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热线, 接受消费者对虚假广告等的投诉。在网站上, 公众可查看媒体发布的医院广告内容与审查批准的广告内容是否相符。违反者将按情节轻重, 处以500欧元以上的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

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

在欧洲, 英国是广告管理极为成功的国家。英国的广告管理, 由政府管理和行业自律两部分组成。

政府对广告的管理主要是制订法律。其法律规范包括判例法和成文法这两种形式。判例法是英国广告管理法规的主要形式。有关广告方面的限制, 体现在反对不正当竞争判例法中。以成文法形式出现的广告法规大多散见于有关的法律、法规中, 如《消费者保护法》、《公平贸易法》、《食品和药物法》等。

除上述管理机构外, 英国的广告自律团体也构成自我管理系统。英国公众对广告的自我管理还是很信任的。自律团体如广告人协会 (代表广告客户) 、广告商协会 (代表广告代理公司) 、独立电视公司协会 (代表媒体) 、报纸出版者协会、期刊出版者协会等分别对本行业的广告进行管理。

广告行业组织团体多

在广告法的原则指导下, 日本广告业自律、发达而且严密。其特点是广告行业组织团体多, 自律规则条文严整。

日本政府管理广告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广告行为、调节广告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日本广告立法完善, 各种广告立法密切配合国家的产业发展。广告法律一般由国会制定, 政府也制定大量法规。日本民法中的有关条款规定了广告主、广告代理公司及广告媒体三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为调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基本法律规范。《药品法》、《食品卫生法》、《家庭用品质量表示法》等, 分别对药品、食品、家庭用品等具体的商品或事项的广告传播做出了明确规定:全日本广告联盟是日本全国性的自律机构。该联盟制定的《广告伦理纲领》是广告界制作广告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

严禁使用绝对化广告语

目前, 中国的市场环境和传播环境呈现出全新特色, 中国的广告管理在适应这种变化, 不断调整和完善。1997年9月16日, 国家工商总局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发布含有“第一品牌”等内容广告的通知》, 指出:“近来, 广告中使用第一品牌等内容的现象较多, 甚至出现同一行业、同一类商品有两个以上第一品牌的现象。此类广告宣传影响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第一品牌等广告用语, 是与最佳含义相同的绝对化用语。无论其称号以何种形式、程序产生, 均不得在广告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