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共12篇)
突发公共事件 篇1
摘要:经济全球化使得社会交往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 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频发时期。进入21世纪, 应急管理有四个里程碑事件:2001年的911事件, 2003年的ASRS, 2005年的Catalina飓风以及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国同样也进入了危机管理的时代, 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缺陷和不足。
关键词:应急,政府,事件,预案,处置
一、突发公共事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危机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主要指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四大类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发展途径和演变规律不确知, 灾害程度难以预计, 常规防止手段失效, 对一个区域的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和“危机管理”时代。据统计, 我国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约占我国GDP的6%, 近7000亿元, 每年夺去20万人的宝贵生命, 并有上升的趋势, 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
第一, 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的矛盾。
我国已经分行业、分部门、分灾种建立了一系列专业性职能部门或救援机构, 如公安、消防、急救、防汛、防震与抗震、疾病防控等。在我国2005年发生的540万起突发性公共事件重, 绝大多数突发事件具有较为成熟的常规应对体系。这类突发事件的管理与处置相对易于程序化, 由专业性强、责任主体鼻尖单一的职能部门或机构进行常规性处理后, 对公共安全产生的影响有限。将常规性突发事件纳入成熟而程序化的常态管理, 不仅处置率高, 而且社会成本的占用率也较低。
第二, “重救援、轻预警”, 应急功能定位上的矛盾。
我国尚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应急管理绩效评估与激励制度, 预警预控等隐性的管理过程往往无法得到奖励, 而“救火式”的应急处置与救援行为由于容易观察, 反而可能得到嘉奖。突发事件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事前的风险监测以及预测预防具有较大的技术难度。双重因素的作用导致我国应急管理出现“重救援、轻预警”的失衡局面。
通过风险评估、监测监控、早期干预等预警预控活动将萌芽状态的公共安全事件限制在常规应对体系的处置能力之内, 化解公共安全危机, 应当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最重要的系统功能与核心的建设目标。
第三, 应急联动需求与信息“条块分割”之间的矛盾。
应急处置主体的联动机制不完善。我国部门之间、地方之间、条块之间以及预防与处置、先期处置与后期处置之间衔接不紧密, 应急联动的组织协同性较差。多方多主体协同处置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 人员、信息、资源等难以快速集成, 联动机制不完善;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与日常应急管理存在脱节现象;政府应急管理机构与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顺;应急管理机构级别较低, 事件应急的属地化管理的授权不足, 职能不完善, 难以充分发挥综合协调、运转枢纽作用。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信息的采集、传递与集成尚未形成系统。我国已建设较为完善的水利、地震、卫生、气象等专业监测网络。由于长期以来对各类事故和灾害采用分行业的事后统计标准, 没有建立依据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性质和变化的统计方法, 影响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预警信息的有效融合和评估, 缺乏各种监测网络之间的预警信息标准, 各类预警信息共享性较差且不能有效集成, 导致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难以有效应急决策。尽管我国正在完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信息的发布制度, 但因公众的公共安全知识、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知识普及不够, 难以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
第四, 应急资源需求大于资源总量缺乏之间的矛盾。
应急资金来源不畅, 国家财政支持的力度不够, 尚未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渠道应急资金筹措体系。一些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时征用社会资源后缺乏补偿, 已经开始影响后续应急处置中公众的积极性。应急物资储备规模小、布局不尽合理, 物质供应动态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健全。专业应急求援队伍的种类、数量均不足, 应急管理专业人才缺乏, 缺乏专业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及相应的基地建设。专业应急装备严重不足、专业应急演练不够。尤其是一些特殊种类灾害发生时, 出现延误处置时机、处置方法不当和造成人员伤亡, 甚至出现扩大灾害影响的情况。应急交通的综合运力协调机制亟待完善, 应急运输缺少特定用途的交通工具。
第五, 公共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与法规建设之间的矛盾。
目前已经出台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党中央、国务院及部门文件113件, 法律36件, 部门规章55件, 国家级应急预案106项, 各省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和地方应急预案, 全国应急预案体系框架已形成。
由于上述应急法规大部分是从各部门条例演变而来, 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匹配, 各应急主体在处置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之中难以有效协调, 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有待检验, 各类应急预案之间缺乏有效协同。
具体应急管理活动的法规缺失, 如调配救援物资的法律保障机制 (包括紧急状态中的物资征用、调度) , 政府应急体系中的资源组织法规、政府资源 (含资金) 的使用法规、应急专用资金制度, 重大应急活动中的全民动员制度及其社会资源调用的补偿政策等有关法规十分缺乏。此外, 对重大计算机系统事故、境外生物入侵等事件的应急制度仍没有相应法规。
三、结论
近年来的突发公共事件给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但更多的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危机管理中的缺陷。危机管理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涉及到方方面面, 需要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 从而达到将损失减到最小程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春梅.从四川地震看政府的危机管理[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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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彪.浅析我国振幅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以“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为例[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
[4]刘静.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5
突发公共事件 篇2
以建设平安校园为目标,牢固树立“教书育人、安全第一”的思想,充分发挥本校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正确、快速地处理本校突发公共事件,确保师生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学校稳定。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大坪中学校内发生的,依据有关规定需要镇、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协助进行处置的突发公共事件:
(1)人员伤亡事故;
(2)危及学校安全的刑事案件;
(3)因自然灾害而危及师生的紧急事件;
(4)校内发生重大火灾的;
(5)校内一次发生食物中毒和传染病人数在10人以上的;
(6)学生发生群体上访、闹事的;
(7)其它突发事件。
三、处置原则:
在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本着“先控制,后处置、救人第一,减少损失”的原则,迅速、高效、有序开展抢救工作。
四、指挥系统及工作职责:
学校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和组织相关人员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赵明博
副组长:
成员:值周教师、各班班主任
(一)学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职责
1、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2、启动事故应急救援方案,组织实施救援行动。
3、疏散现场无关人员到安全区域。
4、救护受伤人员和寻找失踪人员。
5、维护现场秩序,做好事故现场的警戒和保护。
6、做好事故善后工作。
7、信息报告。
(二)各处室及相关人员职责
1、带班领导:负责突发事件的信息收集和送达,协调联络校长和各处室开展工作;负责事故的查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等工作。
2、值周教师:负责突发事件的报告和查处等工作。
3、门卫人员:负责落实《门卫和门禁制度》和突发事件的报告。
4、教导处:负责组织师生实施防、抢、撤和恢复教学秩序等工作。
总务处:负责救援物资、器材、资金的调配。
政教处:负责事故的查处。
团委:负责事故处置前后的宣传报道。
5、班主任、各处室负责人、各项工作负责人,负责安全事故信息的登记、报告、处理、建档,按学校应急领导小组要求开展事故前期的应急救援指导工作;协助处理突发事件,死伤学生的善后事宜;负责执行预案期间有关信息的上传下达和值班;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救援程序
1、实行事故信息报告直接责任人负责制。事故发生后,直接责任人立即向校长报告,领导小组研究后,凡应上报的在2小时内向县局安全股报告,并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和类型,同时向公安、交警、安监、卫生、消防等相关部门报告,请示紧急救援。报告内容:事故发生的准确时间、地点、事故简要经过、原因、等级;事故先期救援情况;建议适应采取什么措施。
2、学校安全领导小组接到报告后,拿出先期处理意见,领导师生做好事故处置及救援工作。
六、事故应急响应
(一)校长是本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安全工作的是直接责任人,事故相关的人是具体责任人。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场,迅速启动本校事故应急预案先期处置,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师生生命和国家财产,控制事故的扩大。
(二)组织现场抢救
1、应急预案启动后,安全领导小组立即投入工作。各相关工作按领导小组的指令开展事故处置和救援工作。
2、事故发生后要与当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使救援各部门能顺利地进入现场;抢救人员和物资能及时到位;现场秩序能得到有效控制;师生能很快移到安全地带;受伤人员能及时得到救治,安抚工作能很快进行,促使现场抢救取得成效,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七、事故善后工作
1、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由领导小组对损失的财产进行造册登记、测量评估,形成材料,该上报的逐级上报。造成人员伤亡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协上级做好安抚工作。
2、凡事故影响正常教学的,各处室应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尽快恢复教学。
3、依照有关规定实行责任追究制。对瞒报、漏报、误报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因工作责任造成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做到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
八、注意事项及要求
1、事故处理坚持统一指挥、科学决断、有效处置、确保安全。
2、全校师生要严格落实学校制定的安全制度和安排,全校教师要以大局为重,不得相互推诿、贻误抢救时机。
3、各处室各相关安全工作的人员都要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事故处置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 篇3
《条例》的公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当前,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处在关键时期,《条例》的公布施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一起,成为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对于打赢非典型肺炎防治这场硬仗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原则和各项制度、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还明确了违反《条例》行为的法律责任。
《条例》共6章、54条,包括总则、预防与应急准备、报告与信息发布、应急处理、法律责任、附则。《条例》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家电等132种商品首批强制认证5月1日起必须贴3C
从今年5月1日开始,我国包括家电、汽车在内的19类132种商品一直以来使用的长城标志和CCIB标志(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标志)都将被一种新的质量标志所取代,即CCC标志,它的中文名称叫做“中国强制认证”,英文名称为“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英文缩写为“CCC”。
3C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和保护国家的利益,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贸易的发展,它是和国际接轨的一项规范和健全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项措施。5月1日起,这132种商品将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这也就意味着,到5月1日,这132种商品还没有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还没有加贴3C标志,就不能出厂、进口和销售。
经过指定的检测机构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获得统一的认证证书和代表中国强制认证的“CCC”标志。
这次的3C强制认证工作中,国家认监委一共指定了76家。据国家认监委最新统计,到目前为止,共有两万多家国内外企业拿到了“3C”的产品的认证证书,占需要通过产品认证企业的70%以上。
新政策:申请科技项目要定知识产权目标
今后凡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都应当在项目建议书中写明项目拟达到的知识产权目标。
虽然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意识有所提高,但科技计划实施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具体措施,责任落实也不到位;在科技计划实施中缺乏一支既懂科技又懂得知识产权的专门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与科技管理在制度和实践上没有实现有效结合。
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共有16条,其中指出:各类科技计划应当根据各自特点确定知识产权目标,把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的取得、保护和运用,作为科技计划管理的重要内容;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明确提出技术指标要求的重点领域,应委托有关机构对国内外(包括主要国家和地区、主要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调查,形成调查分析报告,作为制定发布指南的依据和确定项目研究开发路线的参考,避免研究开发的盲目性和重复;科技计划项目申请单位应当具备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知识产权事务,有用于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工作的专门经费,并为应用开发类申请项目指定专门的知识产权协调员。
我国失业新标准出台工资低于当地低保视同失业
“就业”与“失业”概念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重新界定。
“就业”与“失业”的一般概念。
1.就业人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男16-60岁,女16-55岁),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
其中,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为充分就业;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为不充分就业。
2.失业人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
其中,虽然从事一定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同失业。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界定。
领取《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凡以下列形式实现就业的,均统计为已实现再就业人数:
1.从事个体经营,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并享受了税费减免等再就业扶持政策的;
2.已被用人单位录用,签订劳动合同,并享受税收减免、社保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的;
3.在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中得到安置,并享受社保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的;
4.未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但已从事比较稳定的(如三个月以上,具体由各地定)有合法收入的劳动,并且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预防机制探究 篇4
一、预防机制的特点
a. 科学性: 这一特点要求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对危机管理理论辨析, 因为这一理论使我们知道了突发事件不一定一定会变成为危机事件。只要我们在平时中多加预防, 而且预防到位的话很多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预防机制中, 我们一定要遵守科学性。b. 系统性: 预防机制是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因为他吸收了危机管理思想理论, 是对现成的管理系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因此在制定预防机制的时候一定要将预防机制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整体研究。c. 操作性原则: 预防机制是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方案, 因为本身的目的就是预防阻止突发事件变成危机事件。所以预防机制并不简简单单是几个文件或者领导重视的口号式方案, 而是一个可供实际操作的机制。比如森林着火了, 我们首先要做什么? 所以一系列的细节问题都要写到预防机制当中。
二、我国公共危机预防机制研究选择
( 一) 完善预案建设, 加强预案演练评估机制
危机管理预案的制定就是通过调查与情况分析, 确定潜在的危机问题; 设计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方法和选择; 在制定战略决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与确定危机发生时的行动计划等。危机管理预案的制定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完整性; 预见性; 主动性; 可操作性; 时间性。然后还要进行预案的演练, 建立评估等级, 通过级别来判断危机的级别, 从而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对不同危机的处理采取措施。
( 二) 加强公共危机预防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公共危机预防意识机制
危机意识是危机预防的起点, 只有具备了危机意识, 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危机预防。培养强烈的危机意识能够实现预防信息来源的多元化, 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将危机发生造成的损失度降到最低, 从而使得社会处于稳定平衡的状态, 因此加强全民危机意识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话题。但是在危机预防中, 光靠政府一个力量是不够的, 毕竟政府力量有限, 要发动非政府组织, 民众等整个社会的力量一起参与。
( 三) 建立完善的公共危机预防信息处理系统机制
公共危机预防机制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危机预防信息系统, 因为危机事件的突发性意味着危机在发生前很大程度上并不可能是一个部门单独预测的, 需要不同机构, 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 共同努力, 才能使决策取得最大的精确度。因此在构建危机预防机制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完整, 完善以及多元的信息渠道, 将分散的信息集合在一起进行有效的分析, 从而判断是否是危机的萌发和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和趋势, 并形成风险防范报告。而且在信息收集的方式上我们应该设立公共的危机信息沟通网络保证各个部门之间的畅通联系, 保证各部门之间的共同协助, 构建纵向垂直管理和横向交流, 从而保证各种资源的充分共享,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 四) 建立完善的物资保障系统机制
建立完善的物资储备体系, 构建畅通的应急物资物流体系。
( 五) 加强卫生应急科研和人才培养机制
在前面的提到的要加强对潜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趋势预测, 对策设计和风险评估的研究要作为省软科学课题列入我们国家的长期规划中, 国家政府应鼓励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强卫生应急科学研究。加强在职人员的应急基本理论, 基本技能的培训, 定期开展卫生应急眼帘不断提高卫生应急专业队伍的水平, 而且必须要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卫生救援队伍, 不断提高我国的卫生应急能力水平, 人才才是兴国的保障。
( 六) 建立完善的专家咨询系统机制
在培养公民危机意识的过程中, 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 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公众发放图文并茂, 简单明了易懂的宣传手册, 同时在发送的过程中可以简单的对公众讲解一下从而才有那样的意识去看宣传手册。但是因为发放传单的并不是专业的人员对其解释的并不能完全深入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专家咨询系统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邀请专家, 学者经常开展一些喜讯活动, 向观众讲解应对如何预防的相关知识等, 更能使公众们能够对公共危机的预防有个深层面的了解并且会有一定的预防方法。
摘要:众所周知, 和平与发展一直是时代的主题,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 对各个国家的社会系统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对中国来说, 公共危机一直都是困扰的问题。目前, 虽然我国在公共危机预防机制的探索路上已经有了很多的重大发现, 并在实施的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还是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特别是在公共危机预防意识、组织机制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和物资保障系统建设方面比较滞后。因此我们必须还要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探索前进, 才能很有效的持续发展。下面会通过结合国内外的在公共危机预防机制建设中的经验探索来提出我国如何使用一些方法来预防公共危机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预防机制
参考文献
[1]薛澜.危机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25, 42.
[2]肖鹏军.公共危机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3.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 篇5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如何预防,如何快速应对,如何减少和避免损失,如何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我岳阳街道分析区域特点,依托“岳阳街道社区管理共同体建设”平台良好运行,尤其是“十大机制”,来建设岳阳街道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
一、建立突发事件预防和管理机制
1、为使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切实能够落实到位,成立了以我街道党工委书记为组长、办事处主任为副组长的十二人的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并依托街道公共体建设的“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讨论解决街道难以解决的突发事件。
2、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社会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根据预案需求,着眼长远,充分挖掘应急资源,组建了区供电公司、区电信公司、区路桥公司、茸平排水公司、预备役、民兵、网格办、社区医院、社区干部等专兼职应急队伍,并坚持情况变化随机调整,人员变动及时调整,定期有计划开展演练,定期有职业道德和技能培训,定期有随机抽查点验,不断提升我街道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而且,与卜蜂莲花、大润发、沃尔玛超市和区供销社建立“直购通道”,确保应急物质储备。
二、建立突发事件预警和沟通机制。
1、依托街道公共体建设的“信息传递机制”、“叠加巡查机制”,第一广泛发动机关工作人员、社区干部、楼组长、“红袖章”志愿者、社区党员等,每天巡查在我街道每个角落,机关科室、居委会作为信息枢纽,迅速准确地将突发事件向领导小组汇报;第二完善“民间组织预警网络”平台,建立一支全覆盖的信息员队伍,居委会专门配备一名预警人员,对各类民间组织进行监控,及时捕捉各类动态信息上报;第三针对网络媒体,特别要求街道信息科定时巡查重点网站和微博,将有可能影响到本街道的突发事件上报领导小组。
2、依托街道公共体建设的“公开通报机制”,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与民沟通,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向社会发布信息,澄清事件真相,宣传政府应对措施,提高公众防范能力,维护我街道和谐稳定。
三、建立突发事件的决策和处置机制。依托街道共同体建设的“归口派单机制”、“联合整治机制”和“管理征询机制”,来应付突发事件,强调“快、准、合”原则。“快“,即要求相关人员半小时内达到现场处置,1小时内形成初步方案付诸行动。“准”,即要求决策、处置要追本溯源,抓住本质,采取切实有力的行动。“合”,即整合全街道力量,协调区职能部门,争取社会广泛支持帮助,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我街道身处松江老城,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众多,建立“归口派单机制”以后,一旦这些人员引发突发事件,就向专门的科室如综治办、司法所、禁毒办等派单,由他们服务到底,体现责任到位,人员到位,专业到位,也盘活整个机制,突发事件决定队伍,队伍随机组建,分工比较明确,应变比较积极。
四、建立突发事件的监督和奖惩机制。
依托街道公共体建设的“追踪监督机制”、“反馈评价机制”、“检查评比机制”,对突发事件所有环节进行监督检查,保证各项机制顺利运转,并对已发生的突发事件全程追踪,最终形成书面报告,送达领导小组。
突发公共事件 篇6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之所以会发展为危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不畅;二是民众知情权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公众总是处于信息的不对称地位。这就要求在网络舆情危机治理中,必须以相关法律为依据,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进行及时应对。
首先,要在第一时间发布关于公共事件的权威信息。根据2008年公布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即是要求各级政府要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发挥政府信息的服务作用。在危机管理中,时间因素非常关键。“危机发生的第一个小时尤为重要。”
只有将准确信息通过权威渠道及时传递给公众,才能避免谣言的产生。因此,在危机处置的“黄金4小时”内,政府必须向公众及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其后用滚动方式逐步增加。公布真相,可以稍慢,但一定要准确。如,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各大门户网站发挥新媒体迅捷方便、图文多样、融合新闻的优势,发出了来自震区的网民关于地震的信息。据统计,截止5月21日晚上10点,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八家网站新闻点击量达到116亿次,跟帖量达1063万条。
可以说,新媒体的集中快速报道使广大网民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了事件发生的真相,在信息源上遏制了谣言的产生,使网络舆情在一开始就朝着有利于救灾的方向发展。
其次,要对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行动作出及时的解释和说明。获取事件真相的知情权,是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指出,“公众必须被告知”。所谓“不了解情况”、“无可奉告”一类的托词,都是公众不能接受的。公共事件突发后,政府的行动是否及时有效,成为舆情关注的焦点。稍有不慎,就会遭受尖锐批评,甚至谩骂,导致舆情的风向转变,从而给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带来不利影响。如在汶川地震中,有一些网民对军队在救援初期为什么不及时出动直升机前往灾区勘察灾情提出疑问。如果对这一问题不进行解释,那么,不仅影响到军队的形象,也会使政府救灾陷入被动。针对一些网友提出的这一问题,军方及时给出回应和解释,使广大网友了解到当时当地的气象条件等综合因素导致飞机不能进入灾区;军方同时保证,只要有一线希望,军队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其后,经过艰苦努力,飞机终于进入灾区,发回了灾区的第一手信息。可以说,对公众和广大网民要求的正视与及时解释,正是这种开放自信的心态,对待网络舆情中批评言论的理性包容,并通过实际行动的改善,保证了救灾行动的顺利进行。才能顺畅民心民情民气,防范虚假信息流传,引导网络舆情的正向发展。
再次,要加强政府与媒介之间的联动与协调。如何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协调各种媒体,特别是政府与新媒体的关系,以保证舆情的有利发展,是当前政府治理公共危机引发的网络舆情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公众的信息获取能力与传播能力。在拓展公众意见表达渠道的同时,新媒体也显现出了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舆情控制理念与方法。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所言:“拉萨“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标志着中国网络媒体已经成熟,标志着我们的网络媒体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在这一新形势下,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必须尽快适应新情况,掌握新规律,运用新思维,探索新方法,使用新手段,加强与新媒体的合作与引导,根据网络舆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通过各大门户网站及时对网络舆情进行正确引导,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最后,要及时澄清网络谣言。谣言总是与突发公共事件相伴而生。澄清谣言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要求。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谣言总是干扰人们的正常判断,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恐慌,甚至生活秩序的紊乱。就云南“躲猫猫”事件来说,面对网络舆情危机,地方党委政府格外重视,以开放的胸怀、开明的态度和公开的做法来处理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其中,组织网民调查团参与事件调查的行动,虽然没能获得太多实质成果,但这种扩大公众对公共事务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参与和监督,以扩大透明度来提升公信力的做法值得肯定。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科学治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危机,深刻把握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内在规律,对于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有效管理互联网”,做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着重要的价值。
其一,符合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价值。作为公共危机管理活动的指挥中枢,政府作为的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危机管理成效的好坏。而作为的有效与否关键在于必须准确把握政府形象与公众利益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这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原则和核心价值。在抗震救灾期间,各级政府始终把“救人是第一位”放在救援行动的首位,体现了高度的人道关怀。据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汶川地震救灾报道满意度调研报告》结果显示,98.4%的受访者之所以对相关报道表示满意,其原因就在于“党和政府高层领导重视”。可以说,正是对危机管理中以人为本原则的深刻把握,才使政府在危机管理伊始就牢牢把握住了道义的制高点,才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引导包括网络舆情在内的社会舆论走向,从而保证危机管理的有序进行。
其二,符合网络舆情危机的内在特点。一般来说,网络舆情能够演变成为一种危机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网络本身就具有无限放大的功能;二是由于舆情关注的核心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汶川地震时期的网络舆情危机之所以能够显而不隐、露而不扬,没有进一步演变恶化,其原因就在于政府通过与新媒体的协调联动,针对网络舆情关注的焦点问题,及时给予回应、解释与澄清,理顺了民意表达渠道,从而在根本上杜绝了不良信息的滋生与传播。
其三,符合政府执政转型的时代要求。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突发事件频发,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认真总结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提高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汶川地震作为一起由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公共事件,各级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从网络舆情治理的角度而言,在抗震救灾期间,政府对待网络舆情危机的态度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平和,在处置的方法上采取了沟通对话的治理方式而不是关堵封闭的控制方式。这应该是这次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治理的最大经验。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体应对 篇7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遇到重大灾害性事件时,个体通常会出现混乱、不安、恐惧、惊慌等负性情绪反应,产生退缩和逃避行为,这些反应是生物有机体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生存预警和保护机制,目的在于促使个体采取适当的行为措施来避免并抗击外界对生命健康的威胁。但如果负性情绪反应过于强烈,会损害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使之出现一系列“非理性行为”,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大众传媒作为公众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解调器”,负有满足受众新闻信息需要、调适民众心理的重要角色功能。就大众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著名传播学家H·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将之概括为“三功能说”: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2)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年)中提出了“四功能说”: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3)两者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不仅适用于常态社会,更是对非常态社会即危机情况下传媒角色的很好描述。它表明,大众传媒——危机事件中的传者,针对公众——危机事件中的受众——的心理状态如焦虑、抑郁、恐慌、冲动、无助、沮丧等不良情绪反应,依据其新闻动机,通过及时、有效、真实的危机信息传播,营造客观的媒介真实,使之接近现实真实,进而影响受众由媒介真实而形成的外部世界的景象、概念即心理真实,帮助危机中的公众树立良好心态,减缓并摆脱焦虑与不安的折磨,唤起他们战胜危机的自信,为有效处理危机发挥应有的巨大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以及时的新闻报道影响受众的认知
改变危机情境的第一步是尽快充分了解问题所在,这是危机发生后公众最想了解的事实。然而世界之大、地域之广,由于自身认知能力及范围局限,仅靠自我信息触角,公众对具体事实及整体事实很难有及时全面的了解,需要通过新闻媒介来满足信息需求和寻求安全的心理需求。
对于危机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些人认为应讲求“适宜性”。危机发生后,新闻传播要快,要讲究时间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脱离不开“适宜性”的限制。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抢”与“压”。当“快”与“后果”尤其是政治上的“后果”产生矛盾时,传播者势必把“后果”置于“快”之上,毅然把新闻压住,迟发或不发。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如此,资产阶级新闻传播机构同样也是如此。(4)这是因为危机新闻报道反映的总是坏的或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如报道出来,会在人们心里产生不安心理反应,尤其是那些人为的、造成巨大损失的灾难,报道稍有不当便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政府及其控制的新闻传媒往往采取“先做不说”或“做了也不说”的方式,体现在新闻时效上,就存在“缓报”或“不报”现象。王中先生把当时的报道观念总结为“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5)
“缓报或不报”的现实背景是当时国内外矛盾相对比较尖锐,再加上当时传播工具有限,沟通渠道有限,这种对受众“知情权”暂时“控制”的传播政策可以理解。然而,和平与稳定是当今世界之主题,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强,传播渠道多样复杂,“缓报或不报”的传播策略就显得得不偿失。一方面,通过及时的危机信息传播,可让公众迅速进入危机应对状态,从而促使并引导他们及时准确地调整自我心态及行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现代传播渠道多样化,新闻传媒在危机面前如果“失语”或“避而不谈”,其他的非权威渠道还会继续发布“小道消息”,甚至出现蛊惑人心的流言、谣言,混淆公众的认知。如今年3月上旬安徽阜阳出现手足口病疫情,当地媒体只是简单地充当政府辟谣的工具,没有主动出击,当地政府也没有出面澄清关于此种病情的发展状况,从而造成流言滋生、人心惶惶。因此,要把事实及时告知公众,做到信息透明,在危机事件处理中极其重要。具体而言,报道内容包括危机灾害的发生时间、范围、破坏度,公众如何做来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政府的应对举措及应对效果,危机的发展预测,专家的权威意见等。
(二)在新闻内容的选择上,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正确处理“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关系
新闻理念中,以正面报道为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报道正面的事实为主、以说正面的话为主,掌握适当的报道时间。(6)负面报道即消极的报道。具体到危机事件,危机信息主要有两类:灾难信息和控制灾难的信息,灾难信息指灾难本身的信息,控制灾难的信息指人们尤其是灾难处置责任人面对灾难如何行动的信息。正面报道主要是人们控制灾难的信息,负面报道一般指灾难信息。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首创者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虽然主要影响人们对事件重要性程度的认知,但认知是人们采取行动的动机基础之一。反映到危机事件的处理中,即大众传媒以重要版面、大量篇幅、花大精力进行控制灾难的信息的报道,把“抗灾救灾”作为报道的重要议题,同时也兼辅以灾难事件的报道,不让公众放松危机应对的警惕心理。
“以正面报道为主、适当的负面报道为补充”的报道模式符合人们的灾时心理。一方面,面对危机,人们的心理、精神世界受到巨大伤痛,并出现种种反常的心理表现,但人类文明进步的长期影响仍使人们表现出以积极为主的心理倾向,这是人们抗灾救灾的强大精神动力。另一方面,灾难也容易使人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并诱发许多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如对此听之任之就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新闻媒介通过必要的新闻内容选择,强调积极抗灾救灾、集体互助的主题,就能产生“化消极为积极”的认识,这也是“正面报道为主”模式的重要意义之一。其三,不能忽视“负面信息”即灾难信息的报道。因为通过灾难恶化或缓解变好的信息传达,可以让公众了解危机发展的情况,若恶化则需加强警惕和努力;如缓解、变好也是对公众自信心与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提升,有助于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沟通和理解信任。
(三)传媒发挥危机预警功能,培养公众的紧急自我防护能力
有些危机事件是无法预测或无法避免的。但调查显示,在这些危机事件中,很多公众或受害者并不是直接由于危机本身而受害的。2003年开县发生井喷事故前,有些群众不是紧急向外跑,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感觉不舒服时已经失去了逃生的时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被自己的无知害死的。他们不知道石油钻井发生事故前的征兆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危险。
由此可见,公众缺少基本的危机应对自我保护知识。在美国、日本一些国家,居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有关突发事件中自我防护的知识和技能训练,一旦真正遇到灾难事件,他们就能采用有效的办法去减少伤害。
如今,我国大众传媒对公众知识获得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担负起传播危机应对自我防护相关知识的任务应义不容辞。具体而言,传媒在灾难到来之前应及时发出预警信息警示公众;另一方面,在日常的新闻报道议题设置中应发布各种危机介绍、应对措施、面临危机公众应如何自救自保等知识,而不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才“临时抱佛脚”。就公众而言,一定要对相关的危机应对知识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增加自己应对危机的成功砝码,为自己也为他人、国家尽个人的微薄之力。
注释
1[1]高钰琳、解亚宁主编:《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心理自我防护》,[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P.41~42
2[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P.113
3[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114页
4[4]黄旦:《新闻传播学》,[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52页
5[5]王益民主编:《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51页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现状 篇8
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影响并不仅止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造成的间接损失同样不可忽视。比如,事故灾害发生之后,公众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公众心理也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为了降低突发公共事件对社会及个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应急管理应运而生。应急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国内有代表性的计雷等人[1]将应急管理定义为: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为了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达到优化决策的目的,基于对突发事件的原因、过程及后果进行分析,有效集成各方面的相关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预警、控制和处理的过程。应急管理的对象是突发公共事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了界定及分类。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类。
2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现状
2.1 现代应急管理起源
现代应急管理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是1979年美国联邦应急计划署(FEMA)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应急管理从传统应急管理中分离出来。它将所有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的职能集于一个部门,有效集成了各个方面的相关资源,提高了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处理效率[2]。由于决策者视野的局限性,成立初期的FEMA只是负责一般性自然灾难事件,而忽视了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如恐怖袭击,并且对于突发性的重大自然灾害防范不足。但不可否认FEMA的成立开了现代应急管理之先河,为现代应急管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应急管理在我国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古代的先人们在与自然灾害的不断斗争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大量应对灾害的经验,形成了原始的应急管理概念。但在中国将应急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研究还是要追溯到2003年在中国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的SARS疫情。在SARS之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只有政府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处理一些本地的突发事件。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公共事件。基于抗击SARS这起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并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应急管理体制的总体原则以及指导性框架。除此之外国家也加大了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的建立。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并组织编写了一系列专项应急预案,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省级应急管理领导结构,并建立了一整套事故应急预案体系。至此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经受住了随后发生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H1N1甲型流感疫情等重大事件的考验,初步显示出了成效。
3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不足
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领域的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虽然我国初步建立了应急管理体系,但面对危机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我国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难以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
3.1 突发事件响应速度和快速决策能力不足
第一响应是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3]。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快速决策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突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大小和应急管理体系的成效,同时,如果突发事件在敏感期处理不够及时,可能使事件性质会发生扩大和激变。然而这对我们的一些政府管理人员和部门都是很大的挑战。2009年8月,成都双流机场因变电站着火致使机场关闭3个小时,延误航班148架次、滞留旅客近万人。事故发生后,该站没有能够及时向四川省电力公司调度部门汇报事故情况。并且由于机场管理人员未对滞留乘客进行有效疏导和说明事故情况,造成部分旅客情绪激动打砸航空公司柜台,哄抢机场餐饮场所的恶性事件。2009年6月发生的湖北石首事件,因县领导处置不当,最后引发了大规模群众骚乱。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和快速决策能力将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该认识到快速应急响应以及正确决策的重要性。
3.2 缺乏忧患意识,存在侥幸心理
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经过多年的建设和运转,体系不断完善,但是让这么多官员树立现代应急管理理念并非易事。除此之外,公众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意识比较淡薄。由于缺乏突发事件意识,当突发事件来临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极差,立即陷入恐慌之中,给处理突发事件带来极大困难。我国的政府管理理念还只是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视为常态管理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而特殊的管理方式。在政策制定系统中,对应急决策的重视程度不够,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紧急程度和威胁性认识不够,对事件的发生机率与影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突发事件的出现是偶然的,并且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忽视非常态性的管理,所采取的措施仅仅是被动应付性的,没有从理念上创制出“非常态性管理”的概念,低估突发公共事件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4]。
3.3 与公共舆论和媒体沟通不足
突发事件发生后,由于信息沟通不够,造成了不真实的信息在社会上流传,加剧了社会的恐慌。2008年发生的阜阳手足口病只是一起普通的传染病事件,最终酿成波及十多个省区的疫情。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害怕公布消息而引起社会“过度恐慌”,失去了控制疾病传播的良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杭州市政府处理杭州地铁塌方事件。塌方事故发生后,市政府在组织救援的同时不断地向外界发布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情况,让社会民众及时了解到了事态进展,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平息了社会上的一些无端猜测。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工作,坚持及时准确。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
3.4 公共安全投入严重不足
应急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金投入的保证程度。仅从城市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看,集中应对少数突发事件的力量是具备的。但从全方位防范和常规性防范的要求看,资金的投入远远不足。从一定程度上说,资金制约是当前完善我国应急管理机制最大的瓶颈之一[5]。2008年4月发生的胶济线重特大安全事故,固然是由于铁路安全管理存在缺陷导致的,但深层次的原因是1904年建成通车的胶济铁路为客运临时线,安全级别不达标。安全级别不达标则是由该线路铁路投资额度大造成的。由此可见,国家对于公共安全资金投入的多少,将严重制约我国应急保障能力。
3.5 应急管理培训工作开展不够充分
应急管理工作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就是应急管理培训工作的开展。目前,国务院各涉灾部门的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灾害多发市县都制定了预案[6]。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是否有效运行就成了应急管理成败的重点。执行应急预案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主力军是普通职工,职工安全意识、安全操作水平成了应急管理的基石。而现在职工培训针对性不强,培训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应急管理培训多以课堂教学、理论灌输为主,缺少必要的案例剖析和互动。一些地方和单位培训走过场,为了培训而培训,对开展培训缺乏充分的前期调研,没有真正按照企业需求、学员需要和特点优化培训方案,培训缺乏针对性。辽河油田在对应急管理培训的不断探索中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企业自身的培训体系。油田公司每年均有应急培训计划,从应急管理人员、预案编制人员到应急救援队伍分层次、按类别组织培训。受训学员上至油田公司总经理,下到基层一般管理人员;培训教师有来自全国知名的应急管理专家,也有油田内部的应急工程师;培训形式既有封闭教学,又有现场互动,内容丰富,载体多样。到位的应急培训工作也使得公司应对突发事件更加从容、有效,并使公司在历次突发事件中累计减免了10.84亿元[7]。所以,企业决策者要真正从思想高度上认识到企业应急管理培训工作对于正确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有效减少企业经济损失的重要意义。
4 结束语
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增多,既反映和暴露了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和安全管理上的缺陷,又是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挑战。我们要不断吸取和积累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应急管理。加大应对重大危机的培训实践,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加公众的危机意识。我国安全生产问责制的逐步建立也将大大推进我国应急管理工作的发展,让应急管理这把“保护伞”切实保障起民众的根本利益。
摘要:介绍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类和突发公共事件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叙述了应急管理的概念,阐述了应急管理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所起的作用。通过以往发生的典型突发公共事件案例,深入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应急管理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的不足。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现状,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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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力 篇9
一、遵循新闻规律, 提高报道的时效性和内容的透明度, 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
在信息化加快、传媒多元化的时代, 遇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以公开为原则, 以不公开为例外”。主流媒体要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冲破封闭的新闻理念的束缚, 把握政策空间, 争取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高度, 抢占第一落点, 掌握舆论主动权。
灾情不会因传播而变得更严重, 却能因信息的公开透明而赢得更多补救的机会。面对突发公共事件, 广电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要对政策环境有充分、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据此判断自身的行动范围和行动底限。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 (1) 第一时间决断, 尽可能地在第一时间发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 满足公众知情权, 坚持健康向上的基调, 坚持正面报道为主; (2) 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和进入第一现场; (3) 实现最感人、最动人的“第一高度”, 在思想深度、题材广度上提炼和深挖最感人的细节和典型故事。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江苏广电总台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 迅速及时, 全方位高密度地进行报道, 两个多月内, 派出记者69人, 播出新闻12800条, 总时长42000分钟, 其中新闻中心制作播出电视新闻1600多条, 总时长3000多分钟, 中央台采用500多条次, 名列全国省级台前茅。一线记者冒着生命危险, 记录抗震斗争中的英勇事迹, 记录江苏救援队的感人故事, 记录江苏人民支援灾区的深情厚意和无私奉献。江苏卫视《人间》栏目推出大型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众志成城爱在人间》, 通过《记者亲历》、《亲爱的小孩》、《生死不离》、《加油, 北川中学》、《英雄》等14档特别节目, 记录和传播了灾难发生后的政府关怀和人间大爱。这些报道和专题第一时间发布了信息, 稳定了舆论, 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 也牢牢掌握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二、贴近舆情和民情, 增强热点引导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关注度高, 传播速度快, 如果不及时发布正确的消息加以引导, 就会扰乱人心和社会, 干扰整个工作部署。美国社会学家G·阿尔波特说:“流言传播的速度=问题的重要性×公众不了解的程度。”因此,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 作为主流媒体, 一是不失语, 二是不失衡。首先, 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 不迟报, 不瞒报, 不夸大, 不漏报。其次, 把握好度, 要适度适量, 不炒作。在报道中体现以人为本, 最大限度地尊重民众的知情权, 尽可能地把新闻传递给大众, 尽可能地把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 做到见人、见情, 善于挖掘和发现正面因素, 传播感人的事迹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新闻报道一定要贴近舆情、贴近民情, 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主流媒体应根据群众的信息需求, 利用媒体自身的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有意识地主动设置议程和话题, 形成第一落点的引导, 引领人们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 引导社会舆论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
2007年5月底, 江苏省太湖流域蓝藻集中爆发导致无锡部分地区自来水发臭, 无法饮用, 给无锡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江苏广电总台第一时间派出报道组赶赴现场, 严格按照江苏省领导和宣传部指示开展采访工作。面对无锡市民人心惶惶、疯狂抢购纯净水, 我们一方面在新闻节目中对蓝藻的危害进行如实反映, 另一方面, 着重推出多个专题进行正面引导, 通过《江苏:企业恶意向太湖排污将受到重罚》、《江苏多策并举“清”太湖》、《无锡:举全市之力共保太湖》等报道传递江苏省委、省政府政令, 反映省委、省政府对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治理污染的措施以及切实加强水源地保护、确保城乡饮用水安全的各项努力等, 迅速平息公众情绪, 推动事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在做好节目的同时, 我们还积极向中央台发片, 并主动向汇聚无锡的境内外媒体提供画面资料, 披露江苏处理危机的决心和举措等权威信息, 有效地引导了舆论, 维护了江苏的形象, 也为江苏省委、省政府处理好这一公共突发事件赢得了时间和舆论上的支持。
三、发挥电视传媒优势, 创新报道形式, 提升影响力
在对政策环境有了充分、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 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如何创新报道形式, 充分发挥直播优势, 在提高采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上下功夫, 是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有效手段。
1. 发挥现场直播的作用
面对突发事件, 直播是传播信息的最有利工具, 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优势的报道形式。电视直播把现场情景的图像、声音及记录、报道、采访等即时传递给观众, 突破了传统电视节目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记者的报道、现场的进程、电视台的播出和观众的接受在同一时间进行, 将事件在第一时间相对完整而真实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体现了新闻报道所要求的及时与真实, 最大程度地还原或重构事件。目前, 电视直播手段在我国电视报道中广泛运用。
2. 多使用连线报道
由于条件的种种限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画面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传输, 此时可以更多地采取连线的方式进行报道, 以赢得时效。在江苏广电总台抗震救灾直播节目中, 大量前方记者的最新报道, 都是通过电话连线手段进行。在随后的新闻时段中再播出前方记者传回的图像新闻。连线报道中有两种能力需要加强:一是加强演播室的采访能力, 要掌握引导被连线人的最佳状态, 并能根据发回的现场最新信息, 做出即兴采访;二是加强对现场信息和记者现场动态的敏锐把握, 准确甄别并采取恰当方式给予不同处理和补救。
3. 丰富电视直播的表现元素
字幕具有简约、精练、鲜活、朴实的特点, 制作起来省时、省力, 不受时空限制, 能够迅速播出和及时更新;同时, 字幕新闻的播出不会影响其他节目的正常播出。对于现场镜头无法表达或难以清晰展现的细节, 要善于使用图示、三维图像等电视元素来弥补现场画面表现力的不足, 增强信息解释功能。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 新闻媒体可以利用这一手段来提高报道的时效性, 扩大报道的信息量。
4. 加强直播系统总统筹的全程指导和协调
直播的各工种、各人员、各岗位, 把关注力放在自己岗位上, 往往缺少对全局、对事件发展趋势的理解和认识, 特别是记者, 在某些现场采访中, 由于通讯的困难, 很难获取其他现场和全局发展信息, 对事件发展的整体进程缺少把握, 从而影响他们对所在现场和报道重点的转换的理解。
直播系统的统筹策划应该为直播各岗位、各工种, 特别是前方记者, 提供全面的、前瞻性的指导和协调, 帮助他们从全局去认识和理解各自所处的现场和过程, 明确报道重点及其变化, 对变化中的、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保持高度新闻敏感。
四、在运行中创新机制提升, 提高团队作战能力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考验媒体的紧急应对能力和战斗作风, 这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积累。无论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 还是应急指挥保障、专家队伍、报道保障、报道队伍、技术保障、后勤保障、支撑体系, 以及报道预案、动员能力, 都必须认真面对, 这样才能保证媒体面临严重情况时, 能够迅速组织有序报道, 保证报道方向不出偏差, 信息传递充分透明, 领域覆盖全面而不偏见。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打破媒体报道的常规, 是对媒体反应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随机策划能力和各项保障的考验。“胜负靠指挥, 输赢靠技术, 成败靠队伍”。近几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频频发生, 使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机制。一套成熟、规范、高效、操作性强的报道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媒体的反应速度, 统筹协调报道内容, 形成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全方位展示。在汶川地震报道中, 媒体反应迅速、信息渠道多样、信息内容丰富, 为建立完善突发事件报道机制积累了重要经验。
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机制一方面表现为媒体人力、物力的组织协调机制,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报道内容的统筹策划。
1. 建立组织指挥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需要领导靠前高效指挥。在电视媒体中, 无论是采编部门, 还是技术保障部门或是行政服务部门, 都要积极参与并发挥出各自的有效作用。这就需要成立突发公共事件领导小组, 统一组织协调, 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效率, 做到管理的有序、有力、高效。比如,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 可设专职联络员与宣传主管部门保持通畅、密切的沟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 领导小组每天都要力争召开由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 传达指示和精神, 合理调配人力物力, 协调解决问题, 找出缺陷和不足等。中央台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做到了“四个统一”, 即宣传统一指挥、人员统一调度、设备统一保障、后勤统一协调, 确保了反应及时、导向正确、资源合理调配、协调顺畅与高效。
2. 建立和培养应急机动和直播采访队伍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间紧, 机动要求高, 尤其是现场直播对记者、主持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适应快速反应的要求, 有必要建立一支快速反应的小型化直播队伍。这支队伍具备采、编、播一体机动作战能力, 既善于发掘事件, 抓住现场细节, 又能驾驭宏观情况。因此, 记者不仅要有文字功力, 还要有镜头前的表现能力。
3. 建立项目性的编辑、编播运作体制
所谓项目性的“大编辑部体制”, 就是针对具体事件, 建立一个大编辑部, 作为整个报道和制作的大脑、中枢神经, 对各方资源进行统一协调配置, 统一策划选题、使用设备、调度编辑、记者、主持人等。记者采集回来的素材由大编辑部统一调配, 各栏目能够各取所需。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大编辑部能及时打通各个栏目, 统一价值判断标准, 统一安排栏目的播出时间, 使各个栏目都围绕一个主题来安排节目内容。这样既可以避免题材之争, 又可以同一时间进行立体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动态报道, 从而产生报道的规模效应。
4. 建立先进的技术保障机制
常态新闻比思想,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比时效, 比传输。得传输者得新闻。这一点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尤为深刻。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 情况十分复杂, 要求我们用最先进的传输技术装备新闻队伍, 尤其是前端技术, 在技术配备上要增强便携式、机动性强的传输设备, 使技术保障满足事件报道要求。技术先进, 数量足够, 迅速到位, 上传得快。江苏广电总台一向重视现场直播的传播效应, 早在2002年, 就在全国省级卫视中率先购买了两辆卫星车, 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播。《江苏新时空》、《南京零距离》等品牌栏目自成立之初就把“直播”的理念放在重要位置, 实现了直播常态化。
5. 建立快捷的信息网络体制
突发公共事件概念辨析与应对举措 篇10
(一) 突发事件与危机crisis
1. 联系。
都是负面事件, 都给社会、组织或个人带来损失或负面影响;都需紧急处理, 否则损失更大, 影响更恶劣;都具有不确定性, 即造成的损失、持续的时间、发展态势不确定。
2. 区别。
前者时间外延较窄, 危机的形成往往会有一个过程;前者负面影响是显性的;危机影响既可是显性, 也可是隐性, 人们可能一时还没感觉到;前者往往是危机的先兆, 逻辑上危机必是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未必形成危机。当突发事件处理不当失去控制, 便形成危机并开始扩大。这时突发事件等同危机。处理得得当, 就不会变为危机。
(二) 突发事件与风险事件risk
1. 联系。
风险包含许多可能的结果, 风险事件只指包含有消极结果部分的事件, 即风险事件一定是会带来损失的事件。如买股票, 肯定存在风险;亏了就是风险事件。从遭受损失来看, 风险事件和突发事件有些相似, 都具有不确定性。
2. 区别。
两者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当风险变为现实造成事实上的损害时, 风险事件便在向突发事件靠拢。风险事件可通过一定方式进行分解甚至化解为零。如果风险事件量的积累达不到突发事件发生所需的质的转化时, 相对于突发事件而言, 风险事件为零。人们的反应不同。听到突发事件会做出强烈的反应;风险事件人们不以为然。风险事件更多的是与人或社会的因素相关联;突发事件包括社会性事件, 也包括由纯自然原因引起的事件。
(三) 突发事件与事故accident
1. 联系。都是负面事件, 人们都不希望发生。从表面上看具有偶然性, 但在背后都具有必然性, 都难以避免。
2. 区别。
常见事故有交通、医疗、工伤、生产事故等, 可见事故一般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有联系;突发事件除了发生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 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事故一般是由确定的现象转化而来的, 如由于管理不善、工作粗心等人为因素而诱发的原来不该发生的事情;突发事件更多的是源于某些在世界范围内还未曾发生或甚少发生的不确定现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没遵守有关规范、规章, 有预见、预防性。比如交通事故的发生大都是因交通违章造成的。突发事件的原因较复杂, 有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自然和人为交互性因素, 决定了预见、预防的难度。
(四) 突发事件与冲突conflict
1. 联系。
两者都具有两面性。冲突的破坏性显而易见, 同时冲突也起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推动社会制度的不断演变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 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冲突还有利于促进联合、增强群体内部的内聚力。突发事件也有积极作用, 如非典曾经提高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两者都不可避免。
2. 区别。
冲突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的行为。突发事件除了人为因素还有非人为因素。冲突不一定是事件。有些冲突是彼此之间关系出现的紧张状态, 比如文化冲突表现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想的对抗, 不是事件 (事件是动态的) , 可以被化解, 会消失。如不好好处理, 可酿成突发事件, 冲突可能成为突发事件的导火索。
(五) 突发事件与紧急事件emergency
紧急事件是需立即行动、不容拖延的事件;所有突发事件都是紧急事件, 因为所有的突发事件都需要立即处理, 但并非所有紧急事件都是突发事件。紧急事件只是在处理的时间上紧急, 但不一定是负面事件。紧急事件发生, 不一定已造成损失;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好, 会造成损失;处理及时、到位, 不会酿成突发事件。
二、特征类型
(一) 特征
按照2006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特征如下: (1) 突发性。突发事件是否发生, 什么时间、地点、以何种方式爆发及爆发程度等情况, 具有突发性, 人们难以准确把握。 (2) 公共性。首先体现在涉及公共利益, 突发公共事件对公共财产、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影响范围体现公共性;其次体现在调动和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信息等公共资源, 应对主体、力量具有公共性;最后体现在公共权力介入。比如社会中最大的组织政府、各级党委, 他们负责处置突发事件, 这些都是公共权力, 对事件处置负责。 (3) 危害性。直接损害体现在人员的伤亡、组织、财产的损失和环境的破坏上, 显性, 一目了然;间接损害体现在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 进而渗透社会生活各层面, 损害具有长期性和不稳定性。 (4) 变化不确定性。突发事件发生后, 事态的变化、发展趋势及事件影响深度、广度不能事先描述和确定, 难以预测。 (5) 处置紧迫性。突发事件关系到社会、组织或个人安危, 需紧急采取措施有效处理。否则延误时机, 会造成更大伤害, 影响也更恶劣。 (6) 广泛影响性。突发事件发生后, 人们除了关注伤亡人数, 还密切关注事故发生原因、发生时间、地点等情况,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使社会避免重蹈覆辙。
(二) 类型
(1) 自然灾害。水灾如洪水;旱灾如2010年春节前的云南省旱灾;地震如汶川地震;风灾如沿海台风, 新疆列车倾覆事件;雪灾;森林火灾等。 (2) 事故灾难。矿山事故如煤矿坍塌、瓦斯爆炸;危险化学品如开县井喷事故案;建筑施工、人防工程、交通、桥梁塌陷、船舶翻沉事故等。 (3) 公共卫生。非典, 手足口病, 甲型流感。 (4) 安全事件。“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 新疆“7·5”事件。
三、危害、管理价值与应对举措
(一) 危害
无论是自然性突发事件还是社会性突发事件都会伤害人员和财产;都能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引起政治动荡;引起心理恐慌、改变社会文化等。
(二) 管理价值
1. 经济价值:
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了, 就要启动应急预案, 紧急疏散人群, 抢救财物, 可使人财物停止损失;同时社会组织隐性成本、信息失真与权威失灵成本都将大大降低。
2. 政治价值:
有效的突发事件应对, 除了上述经济价值得以体现, 还能铸就无形资产, 如锤炼民族精神;推进政治发展;增强民主、公共意识;促进宪政制度的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如“5·12”大地震发生时, 离我们百年圆梦的体育盛事奥运会的开幕不远, 但事实证明地震没有震垮英雄的中国人民, 反而更让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锤炼了民族精神。而非典前后期中国政府截然不同的处置方式就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3. 文化价值:
缓解公众紧张抵触情绪;增强防灾的民族意识;唤起人文关怀、感受人性之美。
(三) 应对举措
1. 建立预警机制。
预警的功能在于通过信息情报监控系统及时发现端倪, 发布预警信号, 为及早化解各类突发事件奠定基础, 避免仓促应战、盲目应战等不良现象发生。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 “我们必须从反应的文化转化为预防的文化……预防不但比救助更人道, 而且成本也小得多。”
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指出, 突发事件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
2. 紧急处理机制。
紧急处理是管理、应对突发事件的核心环节, 直接关系着管理的质量与效率。要树立危机意识, 高度重视事前预防、预警的作用;同时突发事件一旦发生, 就要启动快速反应机制, “灾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 可见事件发生中分秒的价值所在。
3. 反馈机制和善后协调机制。
反馈机制的主要功能是对突发事件处置主体、过程及结果进行反馈, 扬长避短, 把从本次事件中总结的有效做法发扬广大, 失误从反面加以反思, “前车之鉴, 后世之师。”本次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成功经验可再加以研究, 加以反思, 因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在中国还是较新的实践, 还有许多空白、盲点需要我们填补、破解, 我们更应从反思实践、回味过程中完善我们的各种机制, 或补充、或变通、或假设、或演练。使好的“好上加好”, 差的、次的、坏的从反面成为我们的宝贵经验。
善后协调机制是指突发事件高潮期过后, 为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弥补耽误的日常工作, 适时运用的机制。适时、恰当、灵活地运用善后协调机制, 使各方面工作尽快恢复到事发前状态。主体构成: (1) 信息系统:继续追踪和掌握事态发展的信息, 注意观察有无反复迹象。 (2) 指挥系统:统率相关系统开展扫尾工作。 (3) 执行系统:负责善后具体落实与执行。 (4) 监控系统:有关领导、新闻舆论、相关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密切关注并监督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情况。客体构成: (1) 协调善后协调人员:大部分临时调集人员撤出后, 确定少数负责善后的人员。 (2) 调配相关资源:为彻底解决问题而调用的有关资源。 (3) 协议执行:按处置中已达成的有关协议, 进行落实。 (4) 责任追究:追究有关组织和人员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秦启文.突发事件的管理与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9.
[2]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Z], 2006.
[3]IDNDR, Early Warning Programme Action P lan for the Future (1998—1999) .Geneva,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Secretariat, 1999.
[4][美]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M].周敦仁,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205.
[5]胡锦涛总书记在汶川地震时的讲话[Z].
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问责制研究 篇11
变“结果问责观”为“过程问责观” 将问责理解为“责任追究”,属于“结果问责观”;将问责理解为“对责任的监督过问”,属于“过程问责观”。前者强调对履职结果给予“事后追究”,后者强调对履职过程进行“监督过问”。问责的全面理解应该是两者的结合,但目前普遍流行的观念和流行做法都倾向于前者,对于特别强调“预防”重要性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而言,坚持“过程问责”显然更有价值。而且,这也使问责成为应急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建立“问 — 回应”的问责管理机制对于问责主体而言,尤其应当强调对责任的“监督过问”;而对于问责对象,则应强调对“监督过问”予以“回应”,这样形成的“问—回应”机制具有以下优点:
1. 问责是双向行为,允许(或需要)责任主体主动汇报或解释自己的行为,问责是一种常态机制,一种适应管理需要的例行公事,而不是“运动式”的静态追究责任的手段;当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处于互动状态时,问责就伴随管理过程始终,成为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2. 当问责成为动态管理过程的一部分时,容易形成”责任对接“,即当问责对象的责任与问责主体的责任在同一件事情上会有合理分担,尤其当问责主体同样对这件事享有一定控制权时,通过“问—回答”的机制,无论是被动地回应“问”,还是主动地以“回应”来推动“问”,都会导致“各尽其责”、“责任层层落实”的良好局面。当然这也符合行政伦理。因为,一个不考虑责任分担却需要责任承担的问责机制毕竟有碍于公平。
3. 当责任主体时刻需要为“过问”寻找“回应”的合理理由时,这种状况有利于责任主体提高“部门诚信和工作绩效”,因为他不能等到批评时才来解释,不能让工作的每一步成为下一步的绊脚石。
4.问责成为一种侧重“预防”的管理机制。
应对问责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和原则 构建应对问责制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应急管理和有效落实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责任。因此,应对问责制的构建应遵循三项原则,即问责与改进工作和落实责任相结合,过程责任监督与结果追责并重,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五大问责关系的制度构想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应关注四种类型责任:政治责任,职务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类责任即为应对问责的客体,而对这四类责任的承担就构成应对问责法律关系的客体;“承担”行为的主体即为应对问责对象,而有权对这种“承担”进行监督过问者即为应对问责主体,应对问责主体和对象共同构成应对问责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据四类责任可构建以下五大问责法律关系:(1)基于政治责任的政治问责关系。即执政党, 民主党派,选民等政治权力主体问责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所形成的一种问责关系; (2)基于职务责任的行政问责关系。即行政主体问责行政机关即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责任所形成的一种问责关系;(3)基于职务责任的社会问责关系。即全民、政党、媒体、宗教团体等社会权力主体问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形成的一种问责关系;(4)基于行政责任的法律问责关系。这是在行政问责关系的基础上,针对《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有关职责设定未给予落实措施这一现状,通过拟定具体“制裁”条款来保证这些责任的落实而形成的一种问责关系;(5) 基于道德责任的伦理问责关系。即社会权力主体通过谴责的形式问责相关义务主体而形成的一种问责关系。
应对问责程序制度设计 以“责任的实现”为中心来设计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程序,
问责程序可从问责主体“要求落实责任”和“要求改进工作”开始。程序设计应遵循两项原则:一是闭合原则,即问责主体的“要求”必须得到问责对象的“回应”,从而形成闭合回路,以保证问责实效;二是效率原则,即为了尽快落实责任,改进应对工作,问责程序应保证效率优先,即以非正式的简易程序为原则,以正式的普通程序为例外,以此节省问责与“责任实现”过程中的时间。“简易程序”即问责主体的过问得到问责对象及时合理回应时;或问责主体的监督事项得到问责对象有效落实时,即可完成问责;“普通程序”即在简易程序不能达到问责目的的情形下,通过设计检控,调查,听证等手段来保证问责目的的实现。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
突发公共事件 篇12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似乎进入了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期, 突发公共事件连年不断, 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有常德特大杀人劫钞案 (2000年) 、广西南丹特大矿难 (2001年) 、全国非典事件 (2003年) 、阜阳毒奶粉事件 (2004年) 、哈尔滨水污染事件 (2005年) 、禽流感疫情扩散 (2005年) 、四川汶川大地震 (2008年) 、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 (2008年) 、新疆袭警事件 (2008年) 、湖北石首事件 (2009年) 、甲流疫情 (2009年) 、云南躲猫猫事件 (2009年) 、湖北邓玉娇事件 (2009年) 、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 (2009年) 、上海闵行倒楼事件 (2009年) 、呼和浩特越狱事件 (2009年)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2009年) 、河南伊川“3·31”特别重大煤矿事故 (2010年) 、福建南平凶杀案 (2010年) 、王家岭煤矿透水事件 (2010年) 、西南五省大旱 (2010年) 、青海玉树大地震 (2010年) 、陕西幼儿园凶杀案 (2010年) 、“我爸是李刚”事件 (2010年) 、上海火灾事件 (2010年) , 等等。尤其是从2008年以来, 全国性突发公共事件似乎呈井喷之势。
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 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微弱的, 需要动用社会力量、国家机器甚至是国际组织来解决相关问题。其中, 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 不可缺失。判断一个政府的执政倾向、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 通过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可以管窥。实际上, 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是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最基本职能之所在。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说过:“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并服从政府的统治, 最重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1) 法国政治学家卢梭也说过:“政治联合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对它的成员的保护和使之繁荣。” (2)
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更是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基本利益作为执政兴国的基础。《党章》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同群众同甘共苦, 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 政府需要面对和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对公共事件的确认、启动应急预案、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应急响应、信息沟通和发布、危机监控、善后处置、恢复和重建、调查与评估等。其中, 信息沟通和发布, 就是政府面对媒体、面向公众披露与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重要环节。是媒体和公众了解事件信息的最权威和最可靠的渠道。由于突发公共事件事关大众切身利益, 容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甚至关涉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问题, 党和政府必须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应向媒体和公众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与事件相关的信息, 及时报告事件处理的进展情况, 这是人民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政府官员如何对待信息公开
近几年,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面对突发公共事件, 表现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信息的发布和公开方面, 失分颇多, 广受世人诟病。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陷入了自欺欺人、前后矛盾、非常尴尬和被动的地步。究其原因, 主要是在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方面, 一些政府官员或者害怕承担责任, 或者怕引火烧身, 造成官位不保, 容易陷入认识上的误区, 存在着对于信息公开的错误认识。在面对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于信息公开的吁求时, 一些政府官员采取了以下不当对策:
1.“鸵鸟”策略:对于突发公共事件, 有的政府官员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装聋作哑, 拒不承认。犹如鸵鸟一样, 看见危险临近, 把脑袋深深地埋入沙土, 不愿意相信事实, 不敢面对事实, 不承认当地发生了公共突发事件。
2.“泥鳅”策略:有的地方发生了公共事件以后, 一些政府官员怕得要死, 吓得要命, 不知如何向社会和媒体交代。看见媒体记者, 犹如遇猫之鼠、入泥之鳅, 立即绝尘而逃, 奔走四散, 唯恐避之不及。
3.“袋鼠”策略: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 有的地方官员生怕为外人所知, 极力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就像大袋鼠一样, 把小袋鼠装起来、藏起来, 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有的政府官员为了保官保位, 甚至对于自己的上级也不说实话, 对于媒体和公众更是坚不吐实。面对记者的提问, 要么轻描淡写, 藏头露尾;要么“坚壁清野”, “无可奉告”。
4.“壁虎”策略: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 有的地方政府力图“丢车保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只承认存在一些小问题、小事情、小事故。公布的事实和数据大为缩水。就像壁虎断尾一样, 为了“大局”和“整体”, 舍小存大, 舍末留本。近年, 内地一些煤矿发生事故后, 煤矿和地方政府在上报伤亡人员数字时, 经常少报瞒报, 就属于这种情况。
5.“麻雀”策略:有的地方对于突发性公众事件, 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官员之间互相推诿指责, 各说各的理, 各唱各的调。向媒体和公众发布信息时, 也不统一口径, 互不通气, 各自为战, 叽叽喳喳, 信口开河, 让人真假难辨。有的事实还没有调查清楚, 就妄下结论, 煞有介事地发布所谓权威消息, 结果事情越弄越糟, 越发不可收拾, 最后给自己乃至给政府造成极大被动, 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6.“鹦鹉”策略:有的政府官员在处理和对待突发公共事件时, 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一切唯领导和上级马首是瞻。在对外发布信息时, 一切看上级的脸色行事, 完全照搬照抄照读上级的文件和指示, 就像鹦鹉学舌一样, 生怕漏掉一个字, 也生怕多出一个词, 老是重复设计好的那几句话, 简直成了会走路的留声机。
普遍说来,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 一些政府官员出于“害怕”和“自保”的心态, 本能地抗拒媒体, 疏远记者, 不能够科学、理智地对待信息公开问题, 总以为突发公众事件是“坏事”、“丑事”。对于这样的事件, 他们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 生怕一句话说不好, 弄得上怒下怨, 引火烧身, 轻则内辱外羞, 重则丢官失位, 身败名裂。说到底, 还是党性和执政观念问题。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得失和公众利益的关系, 做不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如何对待突发公共事件, 是否敢于承担责任, 能否坦然面对媒体和公众, 是考验各级政府和相关官员的一块“试金石”。
政府部门如何发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发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是一种政府行为。目的是为了及早让社会公众了解与突发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最大限度地增加事件的透明度, 减少民众的恐慌和疑虑, 增进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从而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和不必要的损失, 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在进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建立发言人制度。针对某一特定的突发公共事件, 有关政府部门应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确定专人作为该事件的新闻发言人。各级政府应把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常态工作抓起来。早在2003年1月9日, 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要建立健全对外新闻发布机制。新闻发布要做到经常化、规范化, 要建立国务院新闻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机制和工作程序。涉及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重大经济活动等内容的新闻, 要由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向国外记者介绍情况”。 (3)
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 平时就应该有预案、有储备、有准备、有培训、有演练。一旦发生突发公众事件, 立即启动预案, 进入发言人状态。在对外发布新闻信息时, 一定要统一口径, 不要话出多门、语出多人。涉事信息应全部由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因为新闻发言人掌握的信息最全面、详尽, 最为了解事件的情况, 他受到过专门训练, 能够应对复杂局面。作为新闻发言人, 其发布的信息也具有可信性、权威性。
组织好新闻发布会。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议, 由新闻发言人向媒体记者公布出去的。如何召开新闻发布会, 是一门学问。其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做好准备:
确定新闻发布的主题。这次新闻发布会, 主要内容讲什么, 讲到什么程度, 拟发布的信息有没有新闻价值, 这些都要考虑。
组织好新闻发布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应事先仔细研究和推敲, 经领导审定。该书面材料应向记者散发。不要为新闻发言人和新闻记者各准备一套材料。记者们如果发现他们拿到的材料和发言人的材料不一样, 会立刻产生种种联想, 挖掘各种“隐情”, 并会想方设法搞到发言人手中的材料。
确定新闻发布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新闻发言人可能不止一个。要确定某一个新闻发言人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发布人, 其他发言人可进行补充。主要发布人应坐在发布台上最显著、突出的位置。主要发布人不仅对于该事件的情况非常熟悉, 还要熟悉政策, 大局观念很强, 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新闻发布会不是一般的工作会议, 与新闻发布内容无关的领导不要在发布台上就座。
设计好应答提纲。对于记者可能提问到的相关问题, 应做好功课, 有备而来, 设计好应答的提纲。有关的数字、时间、概念、名词和基本事实, 与会发言人应烂熟于心。重要问题的答问, 应设计好应答顺序和深入应对策略。对于邀请的记者拟提出什么问题, 可以事先有所了解。
确定与会媒体范围。拟邀请什么范围和性质的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 以及与会记者的数量、层次, 组织发布会的政府部门可以控制。是否邀请境外媒体、网络媒体, 要特别慎重。
做好会务保障工作。新闻发布会的后勤和技术保障工作也很重要。要根据事件的性质、发布会的规模、拟邀请记者的层次, 安排好发布场地。要准备好发布台、席卡、座位、话筒、灯光、电源、音响、空调、主题板等会务器材和用品。如有境外记者参与的新闻发布会, 还需要准备好翻译人员。
把握信息发布的基本策略。政府部门在向媒体和社会公开涉事信息时, 应把握这样的基本策略:早说事实、慎说原因、细说道理。
早说事实就是面对突发公共事件, 政府部门在明确了事件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情况后, 应尽可能早地把基本事实向社会和媒体公布。这种事情越早说越有利于安定人心、稳定秩序。2005年11月发生的“哈尔滨水污染”事件, 就是因为政府晚说了事实、瞒报了事实, 才造成了民众的极度恐慌。11月21日中午, 哈尔滨市政府得知松花江上游污水团将于30小时内到达冰城后, 通过电视向社会发布政府公告, 宣布因“市政供水管网检修”全市停水4天, 引起了市民的纷乱猜疑, 继而引发了市民的疯狂大抢购。迫于情势, 11月22日凌晨, 哈尔滨市政府发布了第二份政府公告, 向公众承认了由于上游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江水污染的消息。并告知市民政府正在设法采取措施, 保障居民生活用水。真实消息一出, 各种谣言顿时云消雾散, 市民的恐慌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2011年3月11日, 日本本州岛东北部发生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故后, 我国部分省市一度谣言四起, 有网民传言日本核辐射将造成海水污染, 从而很快引发了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碘盐、碘片抢购风潮。先前在超市一元多一袋的碘盐, 一夜之间涨到了十多块, 而且还断货, 一度造成了广大群众的心理恐慌。为了稳定民心, 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解释我国人民群众食用的碘盐主要来自内陆的矿盐和湖盐, 海盐非常少。上海的碘盐储备充足, 市民完全可以放心, 不必抢购。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同时表示, 对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不法行为, 要严厉打击, 绝不手软。3月17日, 韩正市长专门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 要求“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 确保市场供应充足, 确保食品安全。与此同时, 各部门要做到第一时间信息公开, 让群众知情, 让群众放心” (4) 。正是由于措施得力、反应及时, 这起碘盐抢购风潮几乎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平息。碘盐抢购风潮的化解, 成为上海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典范之作。
慎说原因, 就是在信息公开过程中,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所产生的原因、过程等深层次问题, 不要妄下结论和判断。有些事实, 要等专家、技术人员算出分析数据和做出监测报告之后, 才能做出判断。在引发新闻事实的原因上, 如果政府部门前后发布的消息不一致, 甚至完全相反, 会造成恶劣影响和不可挽回的损失。2008年6月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和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之所以愈演愈烈, 弄到群情激奋, 出现严重打砸和焚烧事件, 局面几乎失控, 就是因为民众不明事情真相, 政府有关部门妄下断言, 引起民众极度不满所致。
细说道理, 就是政府在与媒体和社会公众沟通的过程中, 针对突发公众事件和民众关心的问题, 从维护民众的利益出发, 详细解释有关政策、法律和制度,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原因, 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 尽可能地做好安抚和善后工作。2009年6月,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小区的13层在建商品房出现整体倒塌事故, 造成一名工人死亡。事件发生后, 该楼业主纷纷要求补偿, 周边几幢楼房业主也纷纷要求换房、退房。上海市委、市政府对于“倒楼事件”非常重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迅速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市建交委、市安监局、闵行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和专家立即组成联合调查小组, 彻底查清事故原因。从规划、施工许可、招投标、资质管理、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理等各个环节逐一审查, 并依法公开严肃处理”, 并要求“严肃追究事故责任,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及时向社会公布查处情况的相关信息”。 (5)
“倒楼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和闵行区政府做了许多化解工作, 耐心向涉事业主解释倒楼的原因, 会同开发商提出了具体的赔偿方案和换房措施。到2009年11月, 赔偿工作基本结束。直接与“倒楼”案相关的41户居民有18户退房, 另外23户在小区内换房, 事情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总之, 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问题, 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门艺术, 事关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 也事关政府的形象和执政基础, 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信息公开问题如果处理得及时、巧妙, 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可在一定程度上变坏事为好事;信息公开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 可能使事件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小被动发展成为大被动, 小损失演变成为大损失。但是, 只要把握好信息发布的口径, 做到“早说事实、慎说原因、细说道理”, 就能够得到民众的理解和信任, 从而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也有利于矛盾的缓和与解决。
摘要:突发公共事件是危及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可谓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社会关切。近年来,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频发, 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 政府如何向社会发布信息是一门艺术和学问。这方面应避免陷入认识和方法上的误区。政府发布与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时, 应“早说事实、慎说原因、细说道理”。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政府,信息
参考文献
[1]约翰·洛克[英]著:《政府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22页。
[2]让·雅克·卢梭[法]著:《社会契约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34页。
[3]汪兴明、李希光主编:《政府发言人15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46页。
[4]刘昕璐:《食用盐上海绝对管够!》, 《青年报》, 201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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